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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1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事项，组织全局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立足生活区域、立足社会活动，深入基层察实情、问民需、广纳谏，收集形成为民办实事任务清单，全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目标导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紧扣民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维护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2.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改革所急、稳定所忧、群众所盼等问题，立足解决实际问题与完善体制机制相结合，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规律，着力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矛盾和问题。
3.坚持效果导向。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财力支撑能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民。
三、调研内容
全局上下要立足本职岗位，立足生活区域，立足社会活动，采取座谈交流、走访群众、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设立意见箱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及服务对象沟通交流、了解问题、反映民意。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大调研、广纳谏”活动。
1.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把打造成为中部脊梁的重要支点、对接大南昌都市圈的重要节点，争当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排头兵，重点针对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高、内需作用发挥不充分、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2.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等方面短板弱项。
3.围绕保障基本民生。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文化、养老、托幼、社保、住房等领域，关注困难群众帮扶和英烈后代优抚力度等方面问题。
4.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办事难”“办证难”、涉企执法不规范、“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提出有效举措，简政便民、优化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爽心。
5.围绕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基层组织负担过重、社会治理信息化程度不高，群众、司法诉讼、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存在的问题。
四、实施步骤
1.动员部署阶段（4月13日）。局党组将召开动员大会，对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局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广泛宣传发动，统一思想认识，迅速掀起活动热潮。
2.调研实施阶段（4月13日至4月25日）。局直各单位，局机关各股室要围绕调研内容，精心组织实施，广泛收集问题及意见建议。原则上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少于2条，其他党员干部不少于1条，并形成《“大调研、广纳谏”活动问题收集表》（附件1）报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3.收集梳理阶段（4月26日至4月30日）。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对收集的问题及意见建议进行分类整理，梳理后交各职能股室或单位。相关股室和单位按分类深入分析研究，找准问题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形成《“大调研、广纳谏”活动问题汇总表》。同时，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找准民生基础工程短板，形成“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表，进一步梳理形成为民办实事任务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实施方案，为下阶段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局直各单位、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要坚持亲自抓、负总责，带头深入基层，带头倾听民意，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参与，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2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国家治理 政府 民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下一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为我国社会主义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总体路径。这一提法中强调改革要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重点改革方向，集中体现了我国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刻变革。相对于以往的社会管理，治理现代化更强调治理过程的沟通性、协调性、亲民性，治理方式的人文化、民主化、协作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平等化。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态势。而非营利组织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便起到了催化作用。
1. 非营利组织在沟通政府与民众中的角色分析
1.1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就要协同处理好其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处理的症结在于如何找到二者合作的共通点或最佳切入点。爱特（Hechter）指出“合作机构的出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个人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制造某些物品或达到某种目的，必须要通过集体的力量;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控制机制使‘搭便车’的现象不容易产生。”[1]当前无论是政府还是非营利组织都掌握有一定的资源，而资源的所有权成为双方能够合作谈判的基点。即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在与对方合作的过程中，能够达成满足使自身功能完善发展的利益诉求，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由其单独处理某些项目时所反映出来的弱点或缺陷。
现阶段已有不少学者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具体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汪锦军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存在三种合作关系模式，即协同增效，服务替代，和拾遗补阙。协同增效即是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均无法单独完成的事务领域，两者进行合作，以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效益的目的;服务替代即由非营利组织替代执行原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拾遗补阙即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资源共享、互为补充。[2]
本文认为，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两者关系的协调，从属于社会权利及资源的整合配置领域。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合作关系模式。黑格尔在论述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本质时指出“普遍的交换关系造成了普遍的依赖关系，各个主体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势，并且在满足他人的同时，满足自己。”[3]社会是追逐利益的场所，在相互交换、依赖中达到自身目的。虽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其本身更加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但仍然存在一个达成自身目标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我们也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一方谋求执政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另一方追求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机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体的互动与博弈模式。本文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协调中应当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即：协同治理关系、托管治理关系和补充治理关系。
1.1.1 协同治理关系
协同治理关系又因双方合作治理时间的长短分为应急性协同治理和常规性协同治理。应急临时性协同治理模式存在双向的互通关联。此模式中不存在政府单方面的权力授予及政策指示而是双方就某一事件，以实现共同目的为基础来达成相互合作的状态。其中应急性协同模式中，就某一突发性、临时性的事件，双方利用临时签订协议的办法，在某一时间段内，互通资源、共享信息，以达成维护其所代表群体权益与利益的目标。例如，在南方冰雪灾害中，红十字会、壹基金等非营利组织在灾区与政府达成临时性的救灾协议。双方发挥其优势，共享人财物及信息资源，以解决突发性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治理关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是在共同尊重对方主体地位的条件下达成一致。常规性协同治理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日常事务及行为活动上有持久的常规合作。其往往以制度或契约的方式，定义双方在日常协同配合上的办法及行动方式。甚至在愿景及战略上均有较为长远的合作机制和规范。在此种治理模式中，双方联系具有常规性，关系密切。非营利组织作用的发挥也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行动方案也不得不顾及政府的意志。
1.1.2 托管治理关系
在托管治理关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互通关系更多的体现了政府活动在职能上的强势地位，政府在相关权利的配置上的主动性、监管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此关系中，政府将某些由其自身提供效益较低的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权转让给非营利组织，政府选定承揽托管业务的非营利组织。具有提供该方面能力的非营利组织展开项目竞标，政府在多个组织中选出最符合其所设指标者。非营利组织在承揽托管项目中存在竞争，即将其称为竞争性托管。而授权型托管即是针对某种不具有竞争性的公共服务项目，由政府指定某一特定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提供。补贴性托管即是政府将不具有竞争性且即使由某一非营利组织提供也要承担较大的亏损风险的公共项目，由政府通过预算配给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补贴，同样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该服务的治理办法。
1.1.3 补充治理关系
“在现代社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顺从与服从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由于它们都掌握着某些重要的资源”[4]补充治理关系即通过整合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力量，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方面或政府部门并没有重点关注的领域，非营利组织利用其在某一方面的特殊优势，以发挥补足作用。非营利组织对某一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领域或政府职能缺失的领域进行公共物品供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方的另一主体政府也可通过调研与反思，做出相应的决策调整，以完善其职能及治理体系。
1.2 非营利组织与民众的关系分析
1.2.1 非营利组织代表和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
民众的利益诉求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利益诉求等多个方面。非营利组织本身代表着一定阶层、群体的利益，与民众的联系更加直接而密切。因此，能够较深入的地了解和感知其所代表民众的利益需求。而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较为容易的通过与其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沟通表达。因此，双方的联系也具有了沟通性、时效性、便易性。非营利组织因其公益特性及组织目标特殊的功能特性也有较强的意愿利用自己的集体优势和集中民意的特殊手段向政府反映民意，而其所产生的效果往往较之于民众个人向政府反映更易行且更有成效。由此，国家施政的效果更易于体现政府与民众双向沟通的现代新型治理方式。
1.2.2 非营利组织进行政策传达
正如以上分析非营利组织较之民众在向政府反映意见过程中更富有成效。反过来，非营利组织虽然在政策分析中也会由于掌握信息的完整性问题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但因其具有的专业优势、集体优势，相对于个人而言更容易捕捉和把握国家政策的变动趋向。甚至部分非营利组织本身就参与了政府决策过程的某些环节。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缩减了民众与政府的距离。同时非营利组织的这一政策传达作用易使政府的政策更具亲民性，在其治理方式上与民众的协同性和沟通性也进一步加强。
1.2.3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相互沟通
部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一切特定的公共物品有其特定受众群体，非营利组织为特定群体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与民众沟通的过程。民众对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评价。因此，非营利组织在部分领域具有更好的亲民性，民众更容易感受到国家治理理念的变革。
1.2.4 民间力量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及发展的基本
非营利组织就其本身的特点来看，具有民间性、独立性，其组成成员主要来源于民间。因此，优秀的民间组织能够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获得来源于民间的资金、人力、资本等，同时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并发展壮大。
2. 非营利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社会的力量在于社会组织的力量，而社会管理的力量在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与整合，即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能力。”[5]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考虑政府结构及治理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和作用，通过以上分析非营利组织在沟通政府和民众中可以有效地发挥其链接作用。而正是非营利组织这一角色所具有的良好的沟通性、协调性、亲和性、民间性使得非营利组织在改善治理环境，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中的柔化、缓冲、弥合作用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如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合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有其特殊优势。
2.1 非营利组织发展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治理现代化
非营利组织由于是民间公益性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政治诉求。“在一定意义上，非营利组织优势体现着自利与他利相统一的社会自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工具’”[6]非营利组织在反映民意，体察民情，表达民众诉求，协调利益关系，监督政府等方面有其优势之处。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好的调动民众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的热情及积极性。同时非营利组织利用其群体性优势，为民众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政府也可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民意收集，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治理方略。
2.2 推进供给和服务领域治理现代化
公共物品本身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此特殊性也决定了市场无法在纯粹的公共物品供给领域进行有效的配给。因此，一般认为政府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事实上，政府在配给公众具有普遍偏好和倾向性的物品时具有效力，而针对不同群体有多种不同的偏好和倾向性的情况，政府则往往显示出来效力不足的现象，不能使得效用的最大化。而非营利组织则可根据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及偏好来权衡公共物品的类型、数量及质量。同时，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规避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垄断。这有利于双方利用在竞争中产生的差异，形成榜样效应，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从以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分析中可知非营利组织可通过与政府的协同，托管政府委托项目及补足政府缺失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手段进行补充。
非营利组织所涉范围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众多的相似或重叠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必将提升我国的综合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
2.3 推进社会公平领域治理现代化
藏富于民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得到人民支持的必由之路，而公平的分配制度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民众对国家治理理念的响应程度。我国在进行分配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也应当意识到非营利组织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中所做的贡献。非营利组织大多集中在慈善救助、扶贫帮困、教育环保以及抗震减灾等领域。其扶助的主要的目标即是弱势群体，其对政府的保障政策形成了补充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自身较为灵敏的嗅觉感知政府不易发现的或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领域，参与二次分配。非营利组织通过吸纳社会捐赠等方式筹集资金，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事业的发展。
2.4 推进社会治安治理领域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即要求治理活动更多地体现人文关怀，体现科学治理，人文治理的理念与构想。因此，社会治安管理领域向社会治安人民共治的方向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相较政府而言有更多的治理灵活性和环境适应性，更易于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寻求解决办法，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与策略。非营利组织正是在其中发挥了缓冲、减压、过度矛盾的作用，才能够在社会治安中更多地体现柔化、亲和、沟通的特性。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以以其所扮演的桥梁纽带角色，通过对民众的教育和培训等灵活多样的手段及方法使民众了解政府制定的治安条例，促使民众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的权威及公信力，便于国家科学治理体系的构建。
2.5 推进文化领域治理现代化
促进社会文化事业治理领域的现代化。社会文化治理体系应包含精神文化层面及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传播及供给方面。非营利组织依其公益性、服务性的特点，在社会上协同配合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性文化产品，对发扬社会道德、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非营利组织通过开展公益性的宣传、慈善活动、供给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对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形成一种正面的引导，对社会风气的改良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非营利组织可利用其具有的亲民性和志愿组织性实现道德及正确价值观的传承。为文化治理领域的现代化奠定民众及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Hecther， michacl， 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Englan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分析》[J].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10.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重庆出版社，1989：184.
[4] Judith R Saidel，Resource Interdependence：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1.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3
关键词：演替式边缘社区；身份转换；政治参与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2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意义之外的第三类社区（边缘社区）正在持续出现并不断扩大。在城市化拓展的期间每年有大约1300万农民转为市民，这一过程伴随着重大的身份转换过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显然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演替式边缘社区这个特殊的存在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居住其中的居民群体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的身份转换和政治参与意识问题将直接决定该类社区的有效治理和民主政治的良好发展。所以本研究注重将该群体的身份转换与权力意识的转变联系起来，力图通过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实现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其政治参与意识所发生的改变，进而发现所产生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争取为将长期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该类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理论借鉴
本文数据来自于“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的身份转化与政治参与意识调查访谈”的调查结果。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调查的便利，我们选取了天津的四个城郊为调查对象，分别是：中北镇、张家窝镇、杨柳青镇和候台镇。在与各镇的组织部门协调商量后，我们分别在四个城郊选取了四个社区，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各个社区抽取了30名居民进行实地访谈。本次调查共调研120份，收回120份，回收率100%。其中，收回有效调研访谈为113份，有效收回率94.17%。男性调研访谈为53份，女性调研访谈为60份，男女比例接近1：1。
根据上述抽样方法，我们主要对样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与统计。对于回收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量化结果，并运用公民文化理论、社会身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和进一步阐述。
本研究主要借鉴的理论有公民文化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政治心理学理论以及社会身份理论。
三、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本研究的对象天津四郊是演替式边缘社区中的典型代表，其居民经历了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向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同时伴随着由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就是完成了身份转换后的天津城郊居民现有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以及其参与意识的实践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真正进行政治行为来行使和维护自身权利。所以本研究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通过走访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搜集了一定量的数据，在运用spss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分析结果。
（一）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首先，我们对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情况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居民们对“是否愿意参与居委会选举？”等5个问题的回答，按参与意愿强弱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发现，政治参与意识强的居民占总人数的60%，说明大多数的村民在完成了向社区居民的转变后持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愿意”或“无所谓”，政治参与意识较弱，表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二）政治参与行为现状
在掌握了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政治参与的行为状况，来分析其是否将参与意识转化为参与行动，是否切实在行使自身的权利。而这种政治参与行为还要从传统性和非传统性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针对居民们对选举、决策、监督、反映问题等有关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18个问题的回答，按照参与的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个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结果显示，仅有极少数的4人得分在60分以上，表示行为积极，绝大部分居民得分均在60分以下，表示较少参加政治活动。此结果与有关参与意识的测量结果有很大反差，也就是说，居民们虽然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是却仅有少数人对传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对于签名静坐、抗议行动、暴力行动、上访等非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仅有4人有过参与的行为，将这一结果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仍是该地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三）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在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居民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情况有了了解之后，有必要对二者的相关性做一个检验。如表2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567，证明呈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参与意识越高越可能进行传统政治参与。但同时这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略小，属于弱相关。也就是说，即使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必然会参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
四、影响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
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已经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了整体的把握，下面就针对此现状具体分析影响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种种因素。主要将从作为主体的天津城郊居民和作为客体的天津城郊社区居委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究作为主体的居民在经历了从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转换后心理、认知等方面所具体的特征，以及由村委会转变而来的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对其居民所产生的影响。
（一）主体心理层次的改变
在从传统村社向现代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广大村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融入到城市之中。而帕克曾经说过“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①所以，广大村民在尝试融于城市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融入城市的文化，所以自然会发生心理层面的转变。
通过对与当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和问卷设计中对其行为和意识的测量，我们总结出了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所发生的几个方面的改变。首先，他们在心理层面变化的特征是由封闭保守转变为更加开放。其次，在心理需求方面由单一转变为多元。最后，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于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到占用土地、后期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使得他们更愿意主动的参与到政治事务等公共事务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
个人行动的欲望往往来自于其对自身行动价值的判断，联系本研究，个人只有对其政治参与行动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评价，才会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去参与政治生活，行使自身权利。同时，个人对其自身行动价值的评价也是自我认知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天津城郊居民进行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的测量有利于对其自我认知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进而探索其认知是否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搜集居民们对“居民投票能决定选举结果？”等有关投票行为的6个问题的回答，按是否有价值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得出，对政治参与持肯定评价的占74.3%，表明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是有价值的，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这一因素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对这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7，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越高，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就越高。这一结果也就证明了居民对其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是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主要因素之一。
（三）对社区居委会的了解度与信任度
信任往往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首先对居民们对于社区的了解度做测量。通过居民们对“认识居委会主任或书记么？”等4个问题的回答，按熟悉程度、来往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后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对居委会的熟悉程度较高。
在了解了居民们对于居委会的熟悉程度之后，进一步考察其对于居委会的信任度。通过将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他各级部门进行对比，我们得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最高，对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度也较高。
那么，对居委会信任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295，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对居委会的信任度越高，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所以，对居委会的了解程度以及信任度也是影响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治理模式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
从村民委员会到居民委员会，绝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变化，从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针对村民与居民的不同特性，治理模式也有相应差别。在乡村社会，村民之间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相互联系，表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特点是经济结构单一、个体差异不大、流动性小、价值和利益趋同。在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虽然基本上由原有村民转换而来，但经济结构、价值、利益等都随着城市化不断丰富，人口流动性加大，居民间的异质性增强，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如果说“乡土化”治理是对或大或小的共同体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城市化”治理就更多地与个人进行对话。在乡村社会，村民的特性决定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诉求是相似的，既然相似，那由各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政治参与就足够了。而在城市社区，“城市化”治理针对异质化社会，这就要求居民个人投入到政治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权利诉求，居委会的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和改善。
五、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天津城郊居民在完成了由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后，其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是更倾向于参加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针对这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对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做了深入分析。从主观层面上看，首先，居民们在完成身份转换后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变得更加开放、主动，并且心理需求更多样化。其次，居民们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也会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居民们对于所在居委会的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天津城郊居民政治参与意识较高也是由于其对所在居委会的信任程度较高。此外，从客观层面看，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对居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变化的特征主要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相应的居民的政治参与也由集体性向个体化转变。对影响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因素的分析意义很大，可以使我们有针对地提出提高该类社区居民政治意识的建议，例如，加强心理引导，加强社区居委会与其居民的联系，增加居民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等等。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无疑对于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有利。
注释：
①[美]R.E.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4
一、我市当前突出的三类农业环境问题
1、现代化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类污染
我市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据2007年统计，全市化肥施用量为519946吨，农药有效含量使用量1532.23吨，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为2977.07万亩次，远远超过安全上限。此外，化肥、农药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由于我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推进村种植业生产水平相对较高，此类污染十分严重。
设施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农膜年使用量4733吨，其中地膜3096吨，使用面积47329公顷。农膜回收率仅为35％。此类污染在发达地区尤其严重。
2、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人居环境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
3、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场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直接污染的危害。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载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我市污灌面积已达20余万亩，约占总灌溉面积的10％。
二、我市农业环境污染的本质和成因
1、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我市环境管理体系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4、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农业环保政策、机构、人员以及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
三、我市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1、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因此，应从环境立法的角度入手，制订农业生产、污染物排放与控制等方面的环境标准，规定各级政府和环保、农业等相关部门的环境法律责任；其次，要对农村环境建设和污染治理提供政策扶持，在征地、用地、税收等各方面给予优惠，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投入与收费机制；第三，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环境法律制度应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以加强预防性环境管理，强化管理环境的经济手段。
2、突出农村环境保护规划的先导作用
将农村环境保护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计划和规划中。在地方规划中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县域环境保护规划的重点内容应是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保护控制性规划，有条件的应编制县域环境容量规划。通过编制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工业园和畜牧园区规划，逐步实现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的分离。按照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原则，注重区域环境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协调。
3、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和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解决农村面源污染的根本途径是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首先，要大力倡导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农业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发展各种合理、高效、协同、循环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发展生态农业调整优化农业增长方式，避免农药、化肥带来的面源污染，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其次，要加强绿色农业栽培等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农村推广体系的重建，在农药、化肥禁止使用方面加强国家的强制性。
4、加强农村污染治理的集中化和市场化导向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要满足最小经济规模条件，一般聚居点的人数要达到500人以上，因此，一方面要在规划引导人口适当集中的基础上，相应引导乡镇工业、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的园区集中，使人居生活环境污染和工业、畜禽养殖业污染的集中治理变为可行。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5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取得经济回报，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1]社会办养老机构作为非营利组织在微利情况下如何实现机构内部管理、维持机构内部运营成为一大难题。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中小型养老机构偏向于“家长式”管理模式。“家长式”管理模式在公司治理方面多表现为主要股权始终集中在少数创始人（实质控制人）手中，出于决策效率的考虑，公司经营决策一直多由实质控制人亲历亲为，董事会的决策参与多为法规要求的“摆设”[2]。有学者在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管理制度、建立智囊监察团制度和总干事制度[3]，从制度层面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进行改进。经考察发现，中州市佳和养老集团①作为目前拥有12家直营养老机构、3家加盟养老机构、35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多个互动养老联盟基地的全国连锁经营的养老企业，其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与大多数社会办养老机构存在本质区别。本研究在对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办养老机构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与佳和养老集团的管理模式、发展状况对比，从机构角度探讨“家长式”与现代化管理模式对社会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影响。
一、“一家之长”做主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家长式”管理模式下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其院长不仅作为机构的所有者，亦是机构内部管理的决策者，内部管理层级少，缺乏明确的组织结构，作为一家之主的院长拥有绝对权威，机构内部员工大多身兼护理员、保洁员等基础性职位，极少参与机构内部管理活动。
个人兴办的家庭式养老院，其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呈“院长―护理员”线型结构，除院长以及少数几个护理员外，并无详细的职能部门与制度安排，机构内部所有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均由院长负责。温馨老年公寓院长表示：“俺们院子小，工作人员加上俺也就四个人，都是自家亲戚，大部分事儿都俺一人干，他们也就打打下手。”
中型社会办养老机构对家庭式养老机构做出了一定的改进，在机构内部形成了初步的部门层级划分。如家美养老院设有颐养中心、老年公寓两家，颐养中心专门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老年公寓更多则是服务于自理老人。作为一家小有成就的养老院，家美养老院进行了院长、副院长、维修处、膳食处、护理处的简单划分，其内部组织结构呈“职能型”初步形态。尽管如此，作为机构所有人的院长依旧拥有绝对的领导决策权。安乐养老院尽管建立时间短，但自成立之初便有了明确的部门职能划分，并设立有董事会。
二、分工合作运营
相比起上文提到的几家社会办养老机构，佳和养老集团自1999年的两层养老公寓发展至如今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的大型集团，离不开其“内脏”――内部管理模式的功能发挥。佳和养老集团建立了清晰明确的组织架构，改“家长式”集权制度为现代化授权管理，集中决策，分散经营。
类似于多数集团化企业，佳和集团总部设立董事会、顾问委员会、监事会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运营管理中心、项目管理中心、服务推广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六大部门以维持其日常运营。董事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监管集团的日常运营，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进行讨论与制定，充分发挥其在机构日常管理中的作用。
为监督集团的日常运营，佳和养老集团建立了监事委员会，负责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建议等。①董事会、监事委员会以及由养老行业多位知名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存在，有效避免了佳和内部的“家长式”管理，使集团管理向科学化靠拢。此外，佳和养老集团的六大职能部门分工明确。行政管理中心主管对下属公寓的检查，以及评估标准的修订、员工的薪酬标准等。财务部门负责集团资金的筹措和运营资金的管理；运营管理中心负责集团内部的日常运营，以及对外的机构拓展；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制定公司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管理流程，在集团范围内推进项目的规范化运作，检验集团项目管理机制的缺陷，提出项目管理过程的改进建议；服务推广中心负责将集团三大业务：机构老人入住业务、互动养生推广业务以及社区老人服务业务；文化教育中心负责老年人文化娱乐生活、集团对外新闻宣传、集团内部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理念的更新等。
三、分权直属管理
为方便对老年公寓的管理，佳和养老集团给下属老年公寓以一定的自主权。佳和老年公寓为“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弥补了直线型结构权力集中、职能型多头领导等的弊端，更有利于协调统一管理。公寓由公寓部主任与各部门行政主任、护理主任共同管理公寓的日常运营，并定期向集团总部报备。集团只负责下属公寓的总体运作，具体日常经营则由各公寓自行负责。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亦具有明确的职能划分。服务部主任直属上级为董事长，负责服务中心的部门的整体管理、与政府部门关系的协调、员工职业培训、社工招商加盟等工作。服务部区域经理由服务部主任负责，对社区日常活动进行监督指导，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业务联系，制订每月、每年的活动计划等，同时，每日下班前需向总部提交反映个人情况的工作日报，方便总部了解其工作情况。②
除了为老人服务的服务部，信息部也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一大重点部门。由信息部主任对服务加盟商家、社区居家呼叫中心进行管理，并进行居家养老网络宣传，直接对董事长负责，并定期向集团总部汇报工作。③信息部下设市场部、网络部与呼叫中心。市场部负责市场分析、企业信息采集与分类、社区经营等，以确保服务中心的工作正常运转。网络部对服务中心的网站进行日常管理，并将信息中心的订单、客户信息每周进行汇总上报。呼叫中心负责12349呼叫平台的管理、客户信息管理等工作。
四、佳和经验及启示
为实现《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提出的“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的目标，各地政府争相出台相关政策性文件，助力养老产业迅速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佳和养老集团依旧在众多产业中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企业化的组织结构。
相比于传统的中小型养老机构“家长式”的组织结构，佳和养老集团现代化的组织结构对于其内部治理与服务推广显然更有裨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机构整体目标的把握上，传统的“家长式”管理缺乏长远规划，机构的决策权由院长掌握，易导致机构内部的经验化治理，脱离众人智慧，往往使决策目标局限于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机构自身的战略性发展。佳和养老集团自建立以来便注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采用现代化的组织架构，重大决策不再由机构所有者一人做主，而是由董事会商议后决定。同时，佳和养老集团注重对集团发展目标的制定，董事会定期为集团的发展制定战略性发展方向，集团下属各部门会参照战略性目标制定各部门的年度、月度、周度运营目标，进而实现集团内部科学化治理与战略化发展。
第二，在市场推广方面，大部分中小型社会办养老机构并不具备向市场进行服务宣传与推广的专业素养，各养老机构的服务推广往往依靠老人之间的口口相传。佳和养老集团虽不参与老年公寓与社区居家服务日常运营的过程，但却在集团内部设立运营管理中心管理其大体运营方向，设立服务推广中心与企业文化中心，在做好养老服务的同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转变为生产力，通过DV拍摄、文字记录等方式日常生活、文艺汇演、出游娱乐等，并通过网络媒体进一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佳和的养老服务得以更好地推向市场。
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范文6
一、市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加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高等级化、人民生活幸福化的建设，市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成就。
1、工业化建设取得历史新突破
市抢抓扩大内需机遇，争项目、上技改，生态型、循环型工业实现历史性重大突破。一是转变生产方式。顺利关停红磷分公司3号硫酸系统等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项目，建设一批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项目，使辖区内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进一步向综合利用、循环利用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二是实现产业转型。以推进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和云南省工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县（市）建设为契机，积极鼓励、支持各大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国电小龙潭发电厂、大唐国际红河发电有限公司循环流化床机组的运用，云南国资水泥红河有限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的引进，解化集团、云天化国际红磷分公司一大批新技术的推广，实现了企业发展的重大变革，促进了产业转型，为企业生存、发展赢得了战略主动。通过上述两项措施，200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9.1亿元，增长9.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8.3亿元，增长0.9%；主营业务收入64.1亿元，增长1.4%；利税总额3.9亿元。
2、城市化建设提升新形象
市实施“东扩、西盘、南延”战略，打造“绿城水洲”，建设山水田园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不断完善，品位进一步提升。公园二期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等一批重点工程顺利完工，有效开展五星级酒店、文化艺术中心等项目前期工作。使城市建成区面积达1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62.5%，绿化覆盖率42.4%，人均绿化面积38.5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36平方米。空气质量保持国家二级标准，饮用水达到国家水质标准，有效提升了城市形象。
3、农业产业化进入新时期
市通过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关爱“三农”、支持“三农”，农村经济蓬勃发展。“55110”工程稳步推进，初步形成9大特色农业产业，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蚕桑产业综合技术示范区，云南省商品禽蛋及禽种苗基地、绿化苗木基地。发展龙头企业30户，其中省级1户、州级8户。2个农产品成为云南省著名商标。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4665元，初步实现小康。
4、基础设施高等级化初步实现
市全面实施城市主干道和景观景点“三化”建设，对城市3个入口进行绿化升级和亮化打造，各景点、景区和公共绿地的树木、花草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实施城市夜景梦幻工程，完成124幢建筑和临街树木亮化，优美的城市夜景更加彰显出“不夜之城”的魅力。通过“三化”建设，初步实现基础设施高等级化，切实提升了城市品位。
5、人民生活幸福化阔步前进
市始终把民生保障工作贯穿到统筹城乡发展之中，使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卫生事业巩固提升、社会保障更加完善、文体活动精彩纷呈。2009年建设廉租房1.4万平方米，发放住房租赁补贴553万元。提高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发放城乡居民困难补助3522万元、社会保险补贴628.1万元。开发就业岗位6580个，安置城镇失业人员5500人。下调参保企事业单位保险缴费率1.5个百分点，20户困难企业享受到社会保险和岗位工资补贴。阳光济困协会工作有效开展，共发放救助金181.2万元，救助城乡困难居民4867人。通过贯彻落实各项社会关爱政策，百姓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市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二、市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经验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适合市情的发展路子
市城市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是坚持把中央和省、州委的精神与的市情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探索符合的发展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结果。
2、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立足实际，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不断增强了全市综合实力。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跨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使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3、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市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高度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坚持不懈地实施“民生工程”，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使全市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4、始终坚持依法治市方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市始终坚持依法治市方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决策的科学化，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进改革，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加强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因素仍然较多，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主要问题是：
1、城乡统筹发展任务还十分繁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农业基础设施仍十分薄弱，60年一遇的干旱，充分暴露出我市农村基础设施不牢；农业产业不强，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创业就业能力不足，农民增收困难。
2、加快发展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固定资产投资回落、消费空间有限、对外贸易发展不足、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实现经济较快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3、经济调控面临巨大压力。煤电供应紧张，给我市以资源消耗为主的经济运行方式带来巨大挑战；财政增收因素较少，收入短期内难以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刚性支出增加，收支难以平衡。经济调控矛盾交织、压力巨大。
4、体制机制急需破解完善。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仍不同程度存在，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州会议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美丽市、做幸福人的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战略思路、发展战略重点，坚持产业为首、建设为重、民生为本、稳定为基、改革为先，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统筹城乡发展水平，保持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大力发展产业，增强经济实力
一是做大做强工业。要立足能源促发展，发挥市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新型煤化工，提升煤炭综合利用率，延伸产业链，提高综合效益。要依托科技促发展，提升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和云南省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县（市）建设水平。要营造环境促发展，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要提升服务促发展，强化协调服务，及时、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各种的困难和问题。二是优化提升农业。立足农业优势，走特色化和优质化发展道路，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要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基础设施，聚集农村发展力量，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
三是重点突破三产。要着力扩大城乡消费，着力搞活商贸流通，着力提升服务业，着力发展现代服务，切实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打造新型服务产业，提升聚集能力。
2、加快建设，提高发展速度
一是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充分利用国家投资政策，抢抓机遇，加大争取计划、项目和资金力度，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二是精心谋划城镇建设，坚持把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把城镇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中，科学规划、建管并重、开发与经营并举，形成科学、有序的开发建设秩序，提升城镇化水平。
3、注重民生，建设幸福
一是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继续实施各项教育激励资助机制，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二是完善提升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公立医院主导能力，完善升级服务水平，提升滇南医疗服务中心地位。三是积极鼓励就业和创业，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全局，着力培训和就业两个重点，大力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就业和创业。四是稳步推进民生福利。优化支出结构，不断增加民生福利，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五是加强民生政策管理。开展动态管理，探索民生福利政策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民生福利政策，确保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六是改善提升环境质量。加大水源保护力度，积极争取石漠化治理项目。开展“生态乡镇”、“生态村”和“绿色社区”创建，倡导低碳生活理念，引导全社会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4、创新改革，增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