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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1
关键词：巴塞尔III；金融监管改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对巴塞尔II的主要修订
巴塞尔II的三大支柱分别为：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巴塞尔协议第三版（巴塞尔 III）根据金融危机中的反思与批评，分别对三大支柱进行了修订， 意在创新与稳健之间创建一个更加平衡的金融体系。
（一）完善第一支柱的内容。第一支柱的修订是巴塞尔III的重点所在，巴塞尔委员会主要从资本质量和规模、监管指标、流动性监管和风险计量模型这四个方面对监管标准和方法进行改革。1.提高了资本质量和规模的要求。巴塞尔协议第三版规定，截止到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线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建立起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可能牵涉到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对于银行而言，巴塞尔III进一步要求其增加资本、缩小资产负债表，放弃过高风险的业务。表1具体展示了从巴塞尔II到巴塞尔III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变化。2.增加杠杆率作为监管指标之一。巴塞尔委员会针对资本监管体系，首次引入最大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最低保障，尽管具体的数值标准还有待协商。随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过度开发，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不断飙升，杠杆率的增加使得以股本形式存在的资本相对减少，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在危机发生时巨大的去杠杆效应加速了灾难性的发展。3.增强流动性监管。首次引入了流动覆盖率（LCR）和净未定资产比率（NSFR）两个流动性测评指标。前者要求在压力情景下，银行的流动性要能够坚持至少30天，目标在于提高机构抵御短期流动风险的能力，确保有充足的高质量流动资产以渡过持续一个月的高压情景。后者反应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匹配程度，要求一年以内可用的稳定资金大于需要的稳定资金，提高机构在更长期内防范流动风险的能力。
（二）完善第二支柱的内容。对第二支柱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增大金融监管框架的覆盖范围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强调监管水平和标准的提高。覆盖范围中，将对“国际活跃银行”的关注扩展到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关注，要求所有金融机构都要达到巴塞尔协议中的相关指标要求，尤其增加了对投资银行及对冲基金的审查，避免其在金融监管之外滥用资金权利，实行过高风险的投融资计划。激励机制上，要求金融机构建立与长期经营目标相一致的薪酬机制。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协议覆盖了更为全面的监管范畴，从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扩展到了流动性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和声誉风险。
（三）完善第三支柱的内容。对信息披露提出更高要求，具体表现在：要求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同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对于流动性风险，要求定期公开披露其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
二、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一）加强风险管理和制度建设。全面风险管理（ERM）文化、制度和技术的构建是国内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最大挑战。《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1》表明，我国的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提升和经营模式的转型中，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例如，数据的积累，风险量化方法的引入，风险模型的建立，信息系统硬件的开发等，这些基础构架的搭建需要人才的培养和时间的累积。除此之外，更大的困难则来自于银行机构内部风险文化的普及、制度政策的建立和内控系统的完善。它们是金融机构安全运营的基础，是组织的“软件”，是一系列将风险管理融合到商业战略计划并渗透到日常经营之中的过程，具有动态和持续的特征。这些软性的方面对银行的要求更高，需要金融机构自身的主动培养和长期的积累。因此，在落实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银行业必须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扎扎实实地落实识别、评估、应对、控制风险的流程。使得金融机构在自身的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系统流程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提高，加快缩小与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管理质量方面的差距。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2
一、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产生至今已经有过3个版本。新版本与最初版本相比，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
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草案较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更为复杂、全面，这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William J MaDonough指出，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够更为准确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足框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金融体系的变化，以便更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风险水平及其所需要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显然，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迅速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和框架的整合与统一，并且促使这些原则和框架要及时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进行调整。如何使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的敏感，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重大。
地看，本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成为全球银行监管的普遍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动日渐活跃。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活跃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竞争日趋激烈，银行经营风险明显加大，促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探索建立新的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方式，以维护金融市场中银行体系的稳定。同时，伴随着跨国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大，银行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大，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也增大了监管跨国银行的难度，于是，建立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原则和风险管理框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金融发展历史看，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促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认识上升到了实践层面。1975年2月，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端土；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聚会瑞士巴塞尔，商讨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是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内在需要，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提供一个讨论场所和合作的舞台。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其文件从不具备、亦从未试图具备任何效力；其虽鼓励采用共同的方法和标准，但却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中始终遵循着两项基本原则：
(1)没有任何境外银行机构可以逃避监管；
(2)监管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许多监管原则和建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也使得这两个基本原则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认同。
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众多监管原则中，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影响最大、也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最有代表性的监管准则之一，期间的许多监管原则大多是对这个监管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1月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主要是试图在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的成果的基础上，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协议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
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行方面，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可以说具有划的意义。
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角度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具有明显的特点，主要包括：
(1)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和意义，
(2)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
(3)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影响。
但是。这一协议也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它风险，这样，即使银行符合资本充足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从具体的风险资产的看，巴塞尔协议也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从而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另外，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比较简单化。
二、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形成及其特点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继续延续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风险监管思路，并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个支柱的原则，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以使资本充足比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坚持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业风险状况，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与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普遍对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得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披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歧议，评级机构本身也不愿意将判断银行风险大小的责任全部担在自己身上，于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基础的IRB方案和高级的IRB方案体系，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一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还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例如，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对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比率作出要求，使得许多银行为了逃避资本约束纷纷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导的控股公司应当受到资本充足比率的约束。
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对于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需要从资本中扣除。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严峻的冲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西班牙和德国的银行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这也是由银行体制所决定的。
（一）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新资本协议框架更为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在新的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状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新资本协议框架延续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其1999年提出的监管框架的主要思路。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状况、所在的市场性质以及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监管当局有权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银行要建立严格的内部评估体系，使其资本水平与风险度相匹配；监管当局要及时检查和评价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在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预；如果对银行风险水平说来是必要的话，监管者应当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比率的资本。
新资本协议框架同时强调，为了顺利实现向IRB资本充足衡量体系的转换，商业银行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资产分类制度安排等。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结构重大进展的体现。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惩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潜在参照标准是美国的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如大型银行要求按季披露范围相当广泛的风险信息。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强调，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市场约束这三个支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很好地落实，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三、从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看当前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征求意见完毕并定稿后，将全面取代1．988年的资本协议，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新版“神圣公约”，逐步在全球推广。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人民银行也必然需要签署相关协议，这就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将用这一标准监管国内的各类商业银行。因此，及早针对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采取措施，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业风险管理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为参照，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资本不足的将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在提高资产质量的同时拓展资本补充渠道。
根据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测算，可以大致看出，全球银行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所需的资本金总体水平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个别银行来说，因为资产质量等的差异，所需的资本金水平会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同一家银行根据IRB测算的风险资产规模要较之原来减少2%到3%左右；对于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大银行，风险资产规模的下降会更为明显。一方面，经营效益良好的银行可以用这一部分资本金支持更大规模的风险资产、或者将其返回给原来的股东；另一方面，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以及OECD国家的资产评级较低的银行将被迫提高风险权重、从而要求配备更高水平的资本。
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标准的问题，这是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及转轨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分不开的。总体上看，我国银行业的资产业务量增长很快，市场化改革也导致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使得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名义增长速度，商业银行在转轨期间也出现了不少经营失误!：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但是，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却十分缺乏。如果要实施新的资本协议，预计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国际性的要求，将必然到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
当前的工作主要应当包括：一是积极拓展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包括上市筹资；二是大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二)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的改变总体上有利于我国银行业。
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中，国家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一风险采取了相当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例如，银行对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给予相同的零主权风险权重。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主权风险的确定则是主要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或者是根据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而给予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风险权重。
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下，亚洲地区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家风险权重上一直享受零风险权重；根据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韩国的主权风险权重迅速上升50%。而从中国香港来说，由于香港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因而在原来的巴塞尔协议下的主权风险权重一直是100%，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香港的主权风险权重将会下降到20%。根据测算，中国的国家风险权重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降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需求是有利的。
（三）着手建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
国际金融学院将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的核心之一归结为内部风险评级体系，从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来说，这一界定是合理的。从国际性大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帐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的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一个有效的内部评级系统主要包括评级对象的确定、信用级别及评级符号、评级方法、评级考虑的因素、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的统计、跟踪复评和对专业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利用等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工作的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简单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创造条件来适应新的资本协议框架。
(四)从信用风险管理转向逐步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在现实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而在制定内部风险管理原则和外部监管指标时，应当将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包括在风险管理的范围之内，推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如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就包含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
当前，我国对于银行风险资产以及资本充足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多，对于电脑等的依赖加大，同时也相应增大了操作风险。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也显示，如果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很好的管理，就会加大银行风险程度，势必需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五)提高监管权关的监管能力，明确监管的重点。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在给予各国监管当局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时，也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来说，如果及时开辟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如何合理确定适应中国国情的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如何评估和衡量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状况、如何运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监管外资银行等，都是新的挑战。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3
一、互联网金融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互联网金融并没有详细的定义，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金融行业向互联网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行业;第二种，互联网扩展至金融行业。
所谓互联网金融，从广义上而言是在计算机、网络媒体、云计算等网络模式下，完成经济流通、交易等形式的金融发展。换句话说，互联网金融并非单纯指互联网和金融的组合，更多的是一种互联网、金融条件下，以网络为媒介，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
如今，互联网发展速度惊人、网络技术更新速度快，信息搜集完善，使得金融行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互联网经济可以分为几种模式：第一种，数字货币;第二种，P2P信贷模式;第三种，众筹模式;第四种，第三方交易。数字货币实质上是比特币的发展形势;P2P模式指的是信贷交易形式，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信贷交易，主要是由资金借贷者和拥有充足资金者完成线上线下借贷交易;众筹模式主要是一种群体性的投资，企业利用预定、团购等形式将筹集的资金用在项目发展中，在筹集过程中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要求相关人员通过自己的项目设计方案，然后进行审核，用户通过了解项目筹集资金;第三方交易指的是借助网络平台与相关金融单位合作，更多的是一种交易媒介，如今，第三方支付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涉及领域更为广泛。
互联网金融具有成本低、规模大、效率高等特点，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风险性高等。其中常见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网络安全等。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无外乎对于金融企业是一种冲击，金融行业竞争尤为激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金融行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领域。传统的金融交易成本较高，而互联网金融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提升了金融业务效率。从发展特点而言，该金融交易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推动经济的增长
传统借贷交易，具有成本高、环节繁杂、时间长等特点。在交易时，借贷人员与资金拥有人员不能实现直接借贷关系，而想要建立借贷关系，则需要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建立间接的借贷关系。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传统的交易问题不复存在，交易更为方便、简洁，并且没有高额的成本，这对中小型金融企业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能够令其实现长远发展。
（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模式更具有较大的优势，金融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这种P2P模式，通过线上交易模式弥补了线下交易的弊端，同时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筹集到理想的资金，相对于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筹集的资金更多，能够满足客户要求，推动金融企业发展，建立了一种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
（三）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如今，金融行业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活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此，国家对金融行业进行了相应的监管，保障人民的利益、控制企业投资风险。但是在这样的监管模式下，对金融企业发展也造成了一种制约，导致经济流通不畅，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这一问题不复存在，金融企业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同时提升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三、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互联网金融在金融行业发展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推动效果，但同时也产生了制约，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没有相应的控制，进而造成互联网金融得不到有效的风险制约，这对互联网金融而言，具有负面影响。
（一）增加影子银行风险
所谓的影子银行，实质上是一种游离于银行监管之外的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自身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对于影子银行而言也是一种风险的增加。受监管制度影响，导致影子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受益而出现的信用风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推动了商业银行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也使发展较弱的银行不得不通过影子银行信贷业务提高经济实力，这样一来，则会造成借贷形式缺少完善的管理，导致影子银行风险性增加，进而出现违约等问题。
（二）风险业务数量提升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理财业务成为发展主流，对互联网金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作用越大，风险指数也随之提高。互联网作为金融交易的纽带，帮助金融企业筹集资金，这样一来，则出现投资人过于追求产生的利益，而投入到高风险业务中，将全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增加了资金压力，使得银行不得不通过互联网途径增加资金，增加成本支出。那么银行一方面需要增加成本，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收支稳定，开展一些高风险活动，造成银行风险业务数量提升。
结语：
互联网金融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负面制约。在这种条件下，还需企业权衡利弊，综合分析，合理运用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企业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6（08）.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英美；金融监管改革；次贷危机；分业经营；混合业经营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111
1金融监管的含义与发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广义的金融监管，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金融交易的主体，市场，工具，行为及相关的各种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狭义的金融监管侧重金融业的监管，本篇文章侧重分析其广义的金融监管。
金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最严格监管的部门。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其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是无须质疑的，就金融监管的存在价值而言，金融业的风险性和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矛盾的必然性。在金融发展史上可以表明，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和金融监管密不可分，正是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困扰才一步步推动着法律的完善。
金融监管最早起源于《英格兰银行法》。在1863年《美国国民货币法》有了明确的定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占主导地位，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在金融监管的制定方针往往代表了世界的金融监管方向。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不同，在全球经济快速一体化的世界背景下，西方国家的监管制度往往极具代表性。
2英美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改革
21英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放松的金融管制并没有遵守审慎监管原则，使得金融投机行为十分猖獗，资产在全球流动过快，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蔓延。在1986年，英国的金融大爆炸彻底拉开了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序幕。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所引发全球经济倒退和政治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1997年10月28日，英国合并其他金融监管权力机构，并成立了金融服务局，开始实行一体化的金融监管。2001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开始生效，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财政部，负责制定金融监管的结构框架和金融立法。二是英格兰银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同时有效保证支付清算系统能够高效运转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系统风险并适时提供金融援助。三是金融服务局，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伴有处罚，英国成为世界上实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典型的国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暴露了英国现有制度的缺陷，对于2008年的债务危机，英国重新制定了金融监管体系，在2008年2月和2009年的2月先后出台2008年《银行法》和2009年《银行法》，这两个法案给政府提供了处理倒闭银行的权力，避免金融危机的蔓延和经济的萧条。2012年12月重新修订《金融服务法》并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新《金融服务法》提出，金融服务局不再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金融服务局被撤销，金融服务局的职能由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相互监督以保证金融监管的安全性。这种牵头负责维护安全更具有可靠性。财政部对公众和国会负责同时也是使用公共资金唯一的决策机构。英国还强调多层次地金融监管以避免重复监管和漏洞监管。对于危机管理的监督，《金融服务法》实施了隔离零售银行业务的结构性改革。
22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银行控股公司法》《社区再投资法》，这些组成了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分业经营体制。金融监管主要强调机构监管，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参与者进行专业化的分工管制。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全球化，金融证券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些世界经济趋势都使得市场参与者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进行专业化的分业管制。美联储金融管制的漏洞也越发显著。在2008年9月15日美国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开启金融监管改革最主要的动因，虽然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房地产泡沫和美国过于宽松的利率政策，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金融管制的宽松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过度。金融危机给美国敲响了改革的警钟，针对美国金融监管的不足，2009年6月17日公布了美国金融改革的方案，方案包括了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处置与国际保护五个方面。在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关于该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点措施：第一，美国金融改革加强了对金融监管概念的理解，不以市场参与者主体进行分业管制，对于同种功能的同类业务制定同标准的监管新规，那么之前按市场参与者主体的划分便成为了按其功能划分。第二，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主要监视系统性风险，加速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合作。监管对象也随之变化，之前只是由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组成，改革以后扩大到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系统性风险机构。可以看出，美联储改革后金融监管十分强调系统风险机构。第三，一是对场外衍生品更加严格地把控，对场外衍生品参与主体实施分层监督。加强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由于市场标准化程度或其流动性各有不同，新的金融监管明确规定了场外衍生品交易种类，交易地点也需要在美国认可的清算所进行清算，如欧洲清算所（ICE Clear Europe）等；二是对衍生品的保证金制度严格监控；三是对自营交易，商品衍生品交易的投机行为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并规定相应的控制限额。第四，首次创立消费者保护机构。对消费信息完全化，公开化，透明化，美国要想重建强大的金额市场，必须确保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和有力的市场信誉。
英美金融监管这些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代表了英、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做出的反应和完善。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事实上英、美两国虽然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完善和修补，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陷。我国与西方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积极研究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弥补我国现有的监管缺陷。
3英美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主要启示
第一，加强银行内部监管，英国的巴林银行倒闭证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的松懈或失灵是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我国自从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对外开放与外资流入的局面，我国银行监督机构对各个银行的内部监管便显得尤为重要，内部经营的关键在于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权责明晰、相互制约制度、有效沟通调节的机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思想原则》指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一种自律行为”，而且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中央银行的外部监管，比如像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就需要进行调整与加强，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关键在于内部经营，比如加强商业银行的自动调节机制等。加强内部监管会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效率，更保证了银行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可见，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对风险把控最核心的措施。
第二，多元化的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至今方兴未艾，国际间金融资本的流动，金融危机的蔓延等都说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西方金融监管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监督。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和《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也表明了对其他国家的监督与管理。在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法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和国际接轨，一是在全球金融国际一体化的背景下完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金融防范，立法标准等。二是保证透明化和公开化的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原则是国际金融交易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原则，同时也是金融业有效监管的基础。
第三，由分业监督管理向混合经营发展，在统一监管逐渐替代分业监管的趋势下，英国作为统一监管模式的代表对我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英美的金融管制均是从分业监管过渡到混合经营管制，而我国目前还处于分业监管的现状，虽然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混合经营是世界金融监管的主流趋势，我国应逐步开放分业经营，形成合作化格局，国家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得银行，保险，证券等合作趋于一致化，混合经营逐步受到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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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玉华，叶绮娜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面临的挑战[J].世界经济研究，2010（3）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5
内容提要: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降低和转移银行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其他风险，因此，应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加以控制，并需要将其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
金融衍生交易是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不可替代的金融手段，也是现代银行业的重要利润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投资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推动，金融衍生交易市场日新月异，也对银行业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份正式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一、金融衍生交易的特点及其监管难题
金融衍生产品是原生性金融工具的衍生物。金融衍生交易就是通过预测货币、债券、股票等原生性金融工具的利率、汇率、股价、指数等的未来市场行情，在支付少量保证金的前提下，借助于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合约形式，进行套期保值或投机获利的行为。金融衍生交易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的价值或相关指数，除了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等基本合约形式之外，具有以上任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也称为衍生工具。金融衍生交易主要有交易所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OTC）两种形式，由于金融衍生交易与银行的传统业务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银行衍生交易业务的监管也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金融衍生交易是一种具有高杠杆作用的保证金交易，风险的突发性强，监管难度大。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一旦预测有误，杠杆的回调作用则可能使投资者遭受巨额亏损，一夜之间足可以使其倒闭。
其次，金融衍生合约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确定资本监管的量化指标极为困难。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尚未履行的交易契约，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其风险敞口和合约的价值随时都处在变动之中。为了控制风险，往往需要借助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相关交易的历史统计数据。但是这些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通常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衍生产品价格变动的历史分布能够很好地说明金融衍生工具未来的价格走势。而且衍生产品的定价是以连续、平滑的价格变动为预设的。一旦产生大范围的、快速的价格变动，衍生工具敞口头寸价值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参与者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也使得监管当局很难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
第三，金融衍生交易作为或有事项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信息披露不充分，监管的会计信息基础薄弱。现行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之上的，要求财务报表所确认的事项必须是已实现的事项，而对于可能发生于未来的交易和事项则不予确认，也无须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披露。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对金融机构财务变动的影响发生在未来，无法在当前的资产负债表上得到反映，因此，无法通过资产负债表来了解衍生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是近年来衍生交易风波频频发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金融衍生交易创新速度快，法律关系复杂，缺乏有效的监管技术和规制手段。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和创新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既可以通过对原生性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组合进行创新，也可以对各种衍生工具进行再组合，还可以根据各种参与者所要求的时间、杠杆比率、风险等级、价格等参数进行量身定做，法律关系极其复杂。此外，由于衍生产品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之中，法规制定者对衍生工具的了解与熟悉程度可能不及市场参与者，因此各国的法律条文难以及时跟上。值得注意的是，规避法律和监管往往是部分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动因，因此这些衍生产品可能会故意地游离于法规和监管之外。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导致某些金融衍生交易无法可依，从而极大地增加了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和监管难度。
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金融衍生交易的主要规定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金融衍生交易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金融衍生交易可以降低和转移信用风险，但它同时也可以给银行带来其他风险，比如说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银行应采取严格的程序和步骤控制这些风险，并需要把金融衍生交易纳入资本监管的框架。新资本协议突出强调了监管资本对衍生交易的风险敏感性，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考虑到金融衍生交易特有的风险对冲功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来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允许其获得资本减让。
其次，新资本协议规定，金融衍生交易作为表外业务，在按照标准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应当通过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将其转换成等额的表内信用风险敞口，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并按照信用风险的监管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还在附录中明确规定，与金融衍生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工具在一级资本中的上限为15％，而且，在计算衍生交易敞口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对衍生产品场外交易（OTC）的交易对手风险权重不设定最高限额，以便降低银行面临的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可能带来的突发性风险。
第三，考虑到金融衍生交易等信用风险缓释技术虽然可以在总体上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度，但它们同时也可以带来其他风险，因此，新资本协议规定，通过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缓释后的银行资产，在转换成信用风险敞口时如果需要获得资本减让的话，还必须符合第二支柱有关加强监管者监管的相关规定和第三支柱对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比如说，在监管方面，监管当局应当评估银行的内部控制目标和程序是否涵盖了银行所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风险，包括评估银行机构所制定的衍生交易限额、业绩考核和奖励方式等与风险控制相关的制度；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银行披露其所采用的缓释风险政策、衍生交易风险敞口以及监测缓释工具持续有效性的策略和过程。如果监管当局对银行所制定的金融衍生交易政策的作用、适用性及其实施不满意时，可要求银行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要求银行针对剩余风险增持额外的资本，直到银行所制定的衍生交易规程及其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得到纠正，并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时为止。
第四，如果银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缓释，在套期保值时产生币种错配或者期限错配[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则对相关的资本减让采取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说，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对套期保值中未予覆盖的风险敞口而言，其风险权重采用的是其交易对手的风险权重，而不是采用衍生工具的风险权重，这会导致风险加权资产的提高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另外，在计算场外衍生交易的风险加权资产时，也需要用场外衍生交易的风险敞口乘以交易对象的风险权重来进行计算。
第五，为了确保银行进行风险管理时采用的金融衍生交易与信用风险的降低具有正相关性，并增强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度，在采用信用风险的IRB法（内部评级法）计算特定风险敞口的资本要求时，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对金融衍生产品合约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估价值，来反映金融衍生交易对降低单笔债务或银行资产风险敞口的作用，但是这种对估价值的调整，必须考虑衍生交易风险缓释工具的付款结构、清偿水平和清偿时间等重要因素。
第六，为了防止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按照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对1988年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修订案的有关规定，对银行的普通贷款账户和交易账户实行不同的监管原则。新资本协议在处理交易账户对手的信用风险时，规定监管当局应当在要求银行按照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风险计算资本要求以外，还要对交易账上反映的场外衍生交易工具计算风险资本，在计算时采用的风险权重应与计算普通银行账户资本要求时采用的风险权重保持一致，并且明确取消了原来规定的交易对手风险权重50％的上限。
第七，新资本协议还对银行采用衍生工具做套期保值时的交易头寸提出了专项资本要求。如果套期保值时，两笔交易（多头和空头）的价值变化方向完全相反，而变化程度基本相等，银行可以不必提取专项资本；如果两笔交易的价值变化方向完全相反，但程度基本不一致，银行可以只提取20％的专项资本。但对投机交易，则不适用这一规定。
第八，为了降低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新资本协议还对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即相关的法律文件用语必须规范，含义明确，而且必须对参与衍生交易的所有交易当事人具有有效的约束力，以确保这些文件的效力能够得到相关国家国内法的认可。
新资本协议虽然不是国际法规范，也不属于国际公约，对各国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及商业银行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但该协议凝聚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与监管的最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得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可，因此，关注新资本协议的变化，包括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我国银行业同国际接轨，发展金融衍生交易的必由之路。
四、发展我国金融衍生交易市场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外资银行在开拓市场、争夺客户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运用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和增加收入。但由于我国调整衍生产品交易的规范政出多门，监管的理念、手段和技术都相当落后，因此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监管与法律方面的问题。
首先，衍生交易市场的统一性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监管机构的协调问题。衍生交易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市场，资金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之间有着很强的流动性。但是，由于我国对金融市场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金融机构必须分业经营，割裂了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统一性，并导致了监管方面的困难。比如说，批准和监管与汇率有关的衍生产品（包括远期结售汇），历来是由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的；而国务院曾明确规定，所有期货业务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审批并监管。至今我国与衍生产品交易密切相关的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仍然是由证监会负责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海外利用衍生产品从事套期保值业务也必须获得证监会的批准；另外，银监会2004年年初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则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交易应当获得它的许可；以此类推，按照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保监会也应当有权颁布保险机构参与衍生交易市场的相关规定。
其次，相关法律滞后的问题。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高杠杆率和巨大的利益驱动，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容易引发各种违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因此需要详备的法律来保障金融衍生交易的正常秩序。但是我国规制衍生交易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极不完善，对市场失范行为的处理往往缺乏法律依据。现在，我国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欺诈和犯罪问题一般有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如何规制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违规行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跨国性，会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问题。实践中，由于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一般为国际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ISDA）的成员，为减少因法律冲突可能导致的纠纷，交易双方多采用ISDA的一些标准文件。最常用的法律文件是ISDA制作的主协议、补充安排和交易确认书，这些文件对可能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考虑到ISDA文件的法律背景与我国的法律体系有所不同，因此还需要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国际金融衍生交易市场习惯性做法的效力予以特别承认。
金融衍生交易不仅技术性非常强，而且涉及到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我国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期待着法学界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范文6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国际化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是金融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频频爆发，而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洗钱、腐败、逃税等跨国经济犯罪的猖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也逐渐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世界金融监管合作潮流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已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或成果。比如，布莱恩特（Bryant，1987）较早关注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关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直接。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未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Eatwell，J.和Taylor，L.（1999）以制度比较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对比现有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而且他们认为，国际角度的金融监管已经从监管合作发展为监管协调。然而，即便是国际协调，也不能充分解决存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即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它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权。这样的一个超级机构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Hans 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Giorgio Di Giorgio和Carmine Di Noia（1999）建议欧元区内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金融市场规管架构的基础是，在国家层次和欧盟层次上，将不同的目标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微观稳定，投资者保护，效率与竞争――应该分配给相互分离的三个欧盟机构负责，每个机构都处在欧盟监管者体系的中心。这三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以类似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进行组建，并与负责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机构紧密合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欧元区的四权监管体系。
Giovanni Dell' Ariccia和Robert Marquez（2001）构建了“监管中的外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机制问题，揭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因，说明了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监管合作的难度。
Cornelia Holthausen和Thomas Rønde（2004）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假定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他们把监管者之间的交流视作廉价谈话（cheap talk）博弈模型，他们研究发现：除非各个国家的利益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最佳的披露规管就无法实施；各国间的利益联系得越好，得到的整体福利就越高；银行为了逃避关闭可以选择跨国投资的战略，也就是说，银行倾向于选择最不容易被责令关闭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就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的紧密合作。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李哲（1999）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当前国际合作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了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在最后贷款人不能明确之时的预防性做法，并对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孟龙（1999）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认为金融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银行监管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他还探讨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原则和标准。潘金生（1999）认为金融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职责，并对金融监管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基本方法和目的以及国际金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做法。
汤正旗、邓保同（2000）指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并探讨了中国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问题。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汪倩（2001）从反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国际合作的一般做法，提出了我国应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
朱孟楠（2003）教授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入手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协作的动因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般理论。他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得出了协调情况下的两个国家能够比不协调的情况下达到更大的福利水平的结论。他还研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其清除的途径。关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他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与效应、主体与客体；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从其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注意力在货币体系的协调与合作上。
郭春松、朱孟楠（2004）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孙焕民（2004）也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他将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互动交往分为三个层次：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式的国际监管和协议式的国际监管。在国际协作中，国际规则也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从上到下的形式和是从下到上的形式。
张伟（2005）回顾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效应，并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进行了展望。梅睿哲（2005）从我国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途径。
邓大鸣（2006）从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出发，比较了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模式，运用动态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金融监管区域合作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金融监管的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但却是一个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林俊国（2007）在阐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供给和均衡问题，论述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成、姚洁强（2008）运用供求理论和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非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据此，他们提出应基于国家利益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统一会计准则，加强信息披露合作，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步。
三、简要评述
总的看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各个侧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从成因、影响和目标进行研究，有人利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也有人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人对合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一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利益是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相关度影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决策；监管机构的国际竞争影响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三个层次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相对于集中监管来说，竞争性的监管机构会出现低标准监管或监管不足等等。
然而，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这一课题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定量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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