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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1
【关键词】 价值创造； 公司治理； 社会责任； 嵌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原理看，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及运转是否高效，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一、价值创造与公司治理
财务目标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于财务目标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股东投入的资本，离不开经理人的管理能力，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劳动，离不开消费者的需求，离不开政策支持等。企业作为多种契约关系的集合体，在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在目标中得以体现，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目标得到了广泛认可。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而不是只依赖股东。因此，企业应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以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的目标，可以全面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可以与企业的目标保持内在逻辑一致性，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广泛的涵盖性。
以价值创造这一目标为起点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针对企业内部责、权、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公司治理通过合理地设计责、权、利方面的制度来协调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激励和促进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价值创造这一终极目标服务。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划分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环节，具体而言，价值创造活动必须先由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然后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产品（价值生产），并最终在市场上出售，实现价值创造目标。
在价值创造这一活动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护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励他们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其最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价值创造模式协调一致，即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来协调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激励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各种活动，同时限制和约束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价值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种有利于价值创造的要素都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是对委托理论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二、价值创造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理论界、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等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企业应当合理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念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所以实践过程中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动回应”的状态，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是否应该在公司治理中主动嵌入社会责任，要取决于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价值”两种观点，即二者正相关、负相关。持负相关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价值。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正相关论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当然，仅靠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社会责任有利于价值创造，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具体行为方式，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保护环境等，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体现了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特性，这也是社会责任的本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社会责任，在价值生产过程，这种行为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价值生产，在价值环节则主要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于企业价值的实现。
首先，在企业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中，除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非常重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互利、合作以及为各方负责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信任的形成与扩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员工对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诚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健康、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有效结合，提升价值生产效率。
其次，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网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习俗以及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是否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健康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为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诚信、互利、共赢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促进利益相关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网络，如企业与经销商、供应商、投资人、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企业负责任的行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的一系列社会责任行为，如公益捐赠、提高职工福利及保护环境等，都体现了负责、互利合作、共赢的特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作用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影响价值实现环节。因此，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把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来看待，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价值创造过程中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来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统一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委托理论导向下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创造要素的位置，导致实践中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因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被动回应，被动承担社会责任，这种机制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履行其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服从、服务于价值创造目标，所有制度的设计应定位于激励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和有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价值创造的行为。社会责任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价值创造导向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间就具有了严密的内生逻辑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价值创造活动中，像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起到重要作用的价值创造要素，公司治理应当主动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此时，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形成一种内生嵌入的关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了内在动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舆论压力而被迫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强加于公司治理机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对履行社会责任“被动回应”。
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主动嵌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价值创造。首先，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促进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传统的建立在委托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侧重股东和管理者两个要素，忽视其他的价值创造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责任引发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委托导向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就难以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组织安排以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而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动嵌入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负责、诚信的信号，促进各个利益相关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扩散，促成各价值创造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互信、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实现经销商、供应商、股东、债权人、内部管理者、雇员、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各种价值创造要素的有效结合，改善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会责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业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不容乐观，造成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短视行为。从短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成本，很多时候，相应的社会责任收益却难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潜在性和长效性，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的短期行为，出于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而被动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促使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应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形成，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企业从治理制度设计、组织机构安排层面上，搭建起一个和谐、诚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激励各种具体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
具体而言，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企业建立专职组织机构负责社会责任工作，包括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履行、检查及评估的管理制度，构建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会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和长期化，也就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了。
在价值创造导向下，内生嵌入式的社会责任，是在价值创造目标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不但统一于企业价值创造实践，而且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内在逻辑统一。嵌入社会责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一个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它涵盖了各种价值创造要素，并促进这些要素的有效结合，同时也为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找到了合适切入点，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目标，是企业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仕华，李维安.公司治理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框架及嵌入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1（6）.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2
关键词：公司治理；自组织；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把公司治理系统看做一个和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自组织系统，该系统能够自我创生、自我生长、自我适应和自我复制。公司要素主体的动态发展和能动性与企业的多样性和动态发展，使公司治理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公司治理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则明显带有自组织的特征。
一、 公司治理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1. 公司治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性是自组织系统的基础条件，只有开放系统才能不断的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获得外界的“负熵”克服系统内部随时间不断增大的“熵”，才能使系统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公司治理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该系统由公司的所有者、经营者、员工、顾客、供货商、社区、国家等要素构成，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影响，构成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内又包括内部治理子系统和外部治理子系统，内部治理子系统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系统交叉的部分，外部治理子系统是企业系统外部的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包括一部分企业内部环境和整个的企业外部环境（见图1）。
公司治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该系统不断从外界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等）中吸取“负熵”（有利于公司治理的理论、信息、资源、技术、人员等）、克服“熵”（公司治理系统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结构、机制、惯例等），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组织的无序到有序的特征。无论是内部治理子系统还是外部治理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外部经济环境中获得理论、信息、技术等，并将这些理论、信息和技术应用在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上，从而使公司治理达到有序高效的阶段。
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外部环境获得的“负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企业生产要素包括的种类众多，这决定了公司治理涉及众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不断地从公司治理系统中流出流入，构成公司治理自组织过程中的“负熵”。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各种要素的更迭成为公司治理系统中的“负熵”，不断克服公司治理系统内部随时间而增加的“熵”（企业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问题），使公司治理从无序达到有序。
（2）外部信息。公司治理系统不断地从外部获得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国家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外公司治理等。为了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系统，需要国家立法界定公司治理主体的经济利益，保护信息劣势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技术信息对企业的运作模式产生影响，而运作模式的改变会改变各要素在企业运作中的地位，这些不断变化的地位使公司治理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也是公司治理从原平衡态向新平衡态发展的动力，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呈显出螺旋上升的特征。
2. 公司治理的非均衡性。自组织理论认为“远离平衡态”为有序提供了动力，也是有序的根源。公司治理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差异、非均匀、非平衡是长期存在的，均衡是短暂的。不同企业的公司治理系统中董事会、股东会以及监事会中的人员、结构、权力等都存在差异、权利和人员的配置也是非均匀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个体使权力的配置往往是不均衡的。不同的要素通过契约组织在一起构成了公司制企业，这些要素的主体无论是能力还是偏好都存在差异性，这就导致不同的要素主体的经济目标不一致，竞争的利益关系使公司内部矛盾普遍存在，要素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就构成了公司治理不断发展的动力。
在公司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对企业效率或者竞争优势的贡献程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变化的要素贡献程度是公司治理利益和权力协调非平衡的来源。为了提高公司运作的效率，就需要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体现稀缺资源的价值和贡献，使稀缺资源获得较多的权利和利益。企业动态发展的过程使资源稀缺性和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度也是动态变化的。解决旧利益矛盾的制度安排或系统，在不断获取的“负熵”时则会产生新的矛盾，因此，原有的平衡态被打破，公司治理系统长期处在非平衡的状态。动态变化的资源贡献使公司治理中权利和利益的冲突长期存在，而冲突和矛盾成为公司治理系统发展的动力。
3. 公司治理的非线性关系。企业作为多种要素的结合体，其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企业构成的复杂性、内部主体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原因。构成企业的要素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差异的和复杂的要素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这就使公司治理中某一要素与公司治理绩效很难存在线性的决定关系。个人股通过“用脚投票”影响控股的法人股或者国有股的行为，法人股通过“用手投票”影响个人股“用脚投票”的方向。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和行政关系交叉。相互影响的要素使公司治理主体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企业构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作用，使企业内部的某一变量与另一变量之间不可能存在线性联系。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通常由许多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子系统组成，因此，公司治理不能只考虑单一主体和单一指标。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表现为企业能力不具有加和性，部门能力之和并不等于企业整体能力；部门目标的实现，也并不意味着整体目标的实现；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范围较难完全划分清楚；企业整体创造的价值不能由单个要素创造的价值简单相加。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由于个体行为的不可预测，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对个体进行同样的激励产生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初始条件、参数和环境的微小扰动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同样的治理方法也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开放系统要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并使系统重新稳定到新的平衡状态，还必须通过系统内部要素非线性相互作用来完成。自组织理论认为非线性互动能使系统各要素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从而使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公司治理系统内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是同时进行收集信息、处理信息、指令输出等活动，因此，公司的权利、业绩和利润分配是非线性决定的。在复杂经济系统中，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源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系统中的非线性联系。公司治理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着控制与反馈，这种控制与反馈不仅涉及两个主体甚至涉及多个主体，多个主体的复杂联系构成复杂的公司治理系统。
4. 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涨落。公司治理系统中，无论是内外部治理子系统，还是其中的董事会、监事会、产品市场等构成要素，一方面独立发挥着治理作用，另一方也协同发挥治理作用，如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常设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独立地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力利益，另一方面董事会利用产品市场获得的信息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即董事会和产品市场协同发挥治理作用。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部分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如英美公司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外部治理系统，而日德公司治理系统中则是内部治理发挥主要作用。不同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构成不同，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不同，往往也会导致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发挥的作用不同。公司治理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差异性使公司治理存在“涨落”。当然，公司的动态发展，必定使公司各要素在运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即存在“涨落”。这些“涨落”形成了公司治理中永恒的矛盾，成为公司治理逐渐向有序或者从一个有序向另一个有序发展的动力。
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和非线性涨落是经济系统远离平衡态并产生耗散结构的两个重要的条件，沈华嵩（1991）论证了经济系统的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等特征，阐述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为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循着该研究方法，本文重新对公司治理机制和手段产生的原因或过程进行了阐述。
二、 公司治理的自组织发展
自组织系统从一个无序、 混乱的状态转变为一个有序、复杂、非平衡的稳定状态。按照自组织过程实现的不同系统功能或方式，自组织过程中包括：自创生、自生长、自适应、自复制等方式。在实际系统中，同一自组织过程常常同时包含几种方式。
公司治理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与外界不断的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可以自发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公司治理自发地向有序发展过程中存在下列几种规律：
1. 公司治理中的自创生。公司治理过程往往会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治理机制逐渐完善，这就是公司治理的自创生。公司治理在早期主要是要解决经营者利用法人财产的实际控制权侵害所有者利益的问题。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构成公司的要素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还包括供货商、顾客、社区等，这就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公司治理的复杂程度，公司协调各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的难度也就增大了。
早期公司治理主要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防止经营者侵害所有者利益，而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涉及的主体增多，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增强，这就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在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为了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不断创生，公司治理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协调各要素主体利益的能力会不断的增强，如我国公司治理上个世纪主要以监事会为主，在本世纪公司治理系统中不仅引进了独立董事，还加强了舆论监督、立法等外部治理手段。
2. 公司治理中的自复制。公司治理中的自复制是指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公司之间，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被复制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公司制企业产生，随之问题成为了公司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的国家引入公司制企业的时间不同，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是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扩大，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开始相互复制，甚至出现了公司治理趋同化。公司治理系统的自复制是企业在认识到公司治理问题时首要的一个解决方法，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外部环境不同，还需要根据其外部环境的特点设计适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
3. 公司治理中的自适应。公司治理的自适应是指公司治理内部主体能够与外界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状态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主体的变更。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主义，个体行动受到环境的约束和塑造，又能通过互动来调整预期并改变环境（黄凯南，2010）。协同论认为，在系统开放条件下，系统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产生了协调、同步、默契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企业长期运作的过程中新奇不断产生，即环境不断的发生变化，企业对新奇的适应性就是自适应，例如，为了产生正的利润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企业家往往会利用新知识、新技术，即企业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适应。公司治理系统同样具有自适应性。
公司治理系统中，各要素主体会根据其他主体的行为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行为，并且能够通过激励和约束对其他要素主体调整行为和状态施加压力或提供动力，以形成新的行为和状态，使自身发生适应性变化，并使公司治理系统整体做出适应性的变化。
公司治理系统中各要素主体会不断地与外界和其他主体进行交互，并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外部环境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见，不断调整其在公司运作过程中的行为和状态，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治理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做出主动的适应环境的调整，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发生实际变化时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即被动适应。
4. 公司治理中的自生长。复杂系统中的自生长是系统由小生大、由简入繁、由低到高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自生长不仅仅是系统由小到大的简单叠加，而是系统在由小到大的同时由简单到复杂的有机结合或者是低级到高级的跃升。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更大的整体并不是更大的总和，他们形成了有机结构而非简单叠加。这种交互叠加使企业出现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要素之间的组合变得重要。公司治理系统各个组成部分按照它们的关联性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促使公司治理系统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公司治理系统的自我完善是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主动合规”的自主性治理。
公司治理的自生长是公司治理主动适应自身和环境变化的结果。甘德安（2010）论述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涌现性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权分化、所有权市场化影响着公司治理系统的形成，公司治理系统经历了交互监督、简单治理、复杂治理和现代治理四个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部公司治理运行机制。
三、 自组织理论下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
1. 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自组织理论认为有限开放的系统能够自动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或者是从一个稳态向另一个稳态自动的发展。如果将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自组织系统，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对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可以不做任何的干涉，只需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是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公司治理系统要根据该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因此，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统的发展中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模式、企业组织结构不同，公司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全球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表现在企业中就是各要素主体在企业中的相对地位不同。相对地位不同是由要素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或者是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不同造成的，为了激励各要素主体参与公司共同生产，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就应与此相适应，即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就不相同。国家在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立法，使公司治理朝着适合该家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影响者公司治理系统的外部环境。
2. 要素主体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各要素主体的经济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公司治理系统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动力。不同的企业每种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即要素在企业中的作用并不等于平均值，因此，偏离平均值的要素成为了公司治理系统的“涨落”，而“涨落”则形成了公司治理系统发展的动力。
要发挥要素所有者在公司治理系统发展中的作用，就要建立完善的谈判机制和退出机制。退出的威胁构成谈判中的筹码能为要素争取到合理的权利和收益，使各要素有动机增加投资或者投入。合理的全面的退出机制使各要素主体能够在谈判中获得合理的权利，各要素主体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谈判机制，表现在企业实际运作中，不仅需要积极利用“用脚投票”的权利，还要注重发挥“用手投票”的权利，更要建立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机制，以更好的使各要素主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激励。
参考文献：
1. 杨纯玲.公司治理复杂系统研究.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04.
2. 韩国文.演化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创新.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04.
3. 甘德安.复杂性的家族企业演化理论系列研究之二――从复杂性自组织理论看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理论月刊，2010.2.
4. 黄凯南.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
5.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自然杂志,1990,（1）.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3
【关键词】 公司治理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披露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为对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公司不仅仅为其股东或债权人服务，而是要承担在其影响范围内的相关责任。而公司治理是公司责任的得到设计和执行的载体，是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中枢。信息披露是检验现代公司治理结果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全球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要求强制性披露公司治理过程和结果的报告，以向其受影响的群体说明公司在某运营期间的所有重大问题。信息披露的质量及其本身所含的质量越高，可以说明公司在上一报告期间的治理过程效果已达到原来的预期，或已达到了相关规定水平。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公司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全要素生产里能够反映公司治理效度和经营管理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在某个生产经营期间公司治理发挥的最大效度，能够更好地代替公司分财务指标反映公司治理的水平。一种可能的猜想是，公司治理的结果体现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司治理效度高，表示其能够调动企业的每一单位资源投入运转当中，实现公司价值的升值；而公司治理引起的价值升值，应该能够得到股票交易所的认可。公司在其下一时期的经营过程中会对交易所对其评价的结果进行实践性的反馈，不断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这样的过程经过不断的循环最后实现“三赢”局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结论是公司股权集中度有两个不同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控股股东控制的股权比例越大，越有可能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La Porta（1999）等人认为这是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或抽租行为”，控股股东的这种行为后果是其按照自身利益控制财务报表的编制环境，影响财务表表的真实性。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就会越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去监督管理层，结果是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的“搭便车”行为，这种观点支持股权集中度越大越好，如Shleifer、Vishny、Fan和T.J.Wong（2002）。在国内研究中，黄渝祥等（2003）的研究表明股权制衡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与此相反，朱和汪辉（2004）等研究结论则表明股权制衡不会增加公司的绩效。我国于1999年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问题，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年在其公开发表的实证检验证明了管理层持股计划能够增加公司业绩。一般认为，董事会外部成员比例增加能显著减少财务报告欺诈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并且随着企业外部董事任期的延长以及外部董事所任职公司数目的减少，财务欺诈可能性趋于下降。Charles Chen和Bikki Jaggi（2000）以香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为样本，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但他们同时发现，如果公司存在着家族控制（以个人控股超过10%来衡量），则独立董事的这种作用就受到限制。
2、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回顾和探讨，本文得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假设一：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公司治理体制越完善，治理结构越合理，全要素生产率越大。1a：股东制衡度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d：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与全要素生产率成反比，即两职合一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二：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2a：股东制衡度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d：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与信息披露质量成反比，即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假设三：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成正比。
三、研究设计
1、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择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90家）作为研究样本。机械设备制造业中，固定资产在所有资产中占有比重是最大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固定资产的先进水平，所以固定资产规模可以用来代替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本要素，再加上公司的职工人数，能更真实地预测出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以选择2005年以前深交所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公司作为观察的样本。变量的选择如表1所示。
2、模型设计
模型1――对假设一的验证：
tfp=?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B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着i
模型二――对假设二的验证：
Q=?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SIZE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着i
模型三――对假设三的验证：
Q=?茁0+?茁1tfp+?茁2VTR+?茁3PATE+?茁4PA+?茁5SIZED+?茁6SIZE+
?茁7LEV+?茁8Pa+?茁9AR+?茁10GZ/Z+?着i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显示样本公司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最小2.0×10-6，最大值为1.08%，均值为2.4×10-4。深交所对其年报进行评价最低等级为不合格，年报审计意见最低为否定审计意见。公司治理要素中，董事会规模最小为5人，最大为18人，独立董事规模最低为2人，最多为6人，管理层持股比例最大值为思源电气的35.39%，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公司总资产的10倍。
（1）年报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深交所在对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评价结果显示，97.7%的司年报评价结果为合格，仅2家公司年报被评为不合格。在合格的上市公司中，有12.8%（11家）的公司被评为优秀，大部分公司年报（53.5%）被评被良好。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质量较高。
（2）审计意见统计结果。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审计意见统计结果（见表4）显示，93%的样本上市公司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有5.8%（5家）被出具了保留意见，另外1家被出具标准保留审计意见。表明绝大多数的样本上市公司年报已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
（3）治理结构因素统计结果。董事会规模统计结果（见表5）显示，样本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7―13人，半数以上（52.3%）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9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统计结果（见表6）显示，有76.7%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CEO不属于两职合一情况，另外23.3%则两职合一。
2、非参数假设检验结果
（1）以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作为分类变量，对以其为标准的两个独立总体作非参数检验，序号统计结果（见表7）显示，样本公司中有66家董事长与CEO非两职合一，剩下的22家董事长于CEO两职合一。利用Wilcoxon W统计量和Mann-Whitney U 统计量结果（见表8）显示，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评价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显著，即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对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质量评价没有显著的影响。
（2）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分别为分类变量作多个独立总体的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表10）显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和审计结果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3）非参数检验小结。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通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和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并不能有效区分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或其年报披露质量的高低。由于董事长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公司规模越大，董事会的规模越大。而独立董事的设置数量是公司为了符合《证券法》规定。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的大小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治理的全部情况，也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的效度，它们同公司治理的好坏、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和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检测出的结果是其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报表披露情况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上市公司为了迎合外界的需要将董事长与CEO两职分开，实质上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3、控制公司规模下的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与因变量的关系分析
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质量评价和年报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将公司资产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做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成正比、与年报质量评价成反比但不显著，说明董事会（独立董事）规模越大，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年报评价结果却也低。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年报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与假设相反。以上的正比、反比均为不显著。
4、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年报审计意见均没有显著性的相关关系。与假设一相反的是，所选取的公司治理要素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反向关系。一般的理论是，公司治理对企业经营绩效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公司治理越有效，企业经营绩效越高。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本文所选取的公司治理变量不能真正反映样本公司的治理状况从而出现研究的偏差。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造业企业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反比的关系。西方的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持股计划并不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管理的实践。
年报评价结果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成不显著的反向关系，否定了假设二中年报评价结果与其正相关的关系。而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计划与年报评价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支持了假设二中的相关假设。
全要素生产率与年报评价结果呈反向关系不显著，否定了原假设三。一定程度上说明深交所对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显著正相关而是负相关。年报质量的评价结果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业绩状况，二者没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与年报审计意见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年报披露质量与审计意见具有内在一致性，年报审计意见越好，深交所对其披露的质量评价越高。
所设的控制变量中，公司总资产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但与年报评价结果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样本数据中公司规模越大，其全要素生产率越低。但其对外报告的质量越高。公司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反相关系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公司固定资产过大，计算时降低了其最后的结果，其实这些公司的业绩是很好的，可以看出公司资产规模的对数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净资产收益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五、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非参数检验，前述的三个假设并不能够被证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能进一步利用回归的分析方法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前述的研究只是一次尝试，但尝试的结果是失败的。其中原因在分析过程中也已有述及，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不具备代表性、或样本不足以支撑想要得到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The audit trinity:the key to securing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BrendaA[J]. Porter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2009（24）.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4
（一）政治系统中的政府职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
政府职能即是国家行政职能，是指导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准则。政府的职能设定以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政府的宗旨是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为履行这一社会职能，政府需要不断改革，通过改变管理方式、组织结构等内部因素健全政府组织形式，通过创新自身管理体制而建立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政府，以便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始终如一的保障公共利益。由此，知识型政府应运而生。
（二）经济因素上组织竞争力以知识运用为关键
在科技为主导生产力的时代，公共组织为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在经济上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这种科技竞争力主要源自先进的科技知识。通过先进科技知识的不断汇集使得公共组织自身的管理方式倾向于知识管理，通过知识资源的不断聚集而完善知识管理系统。根据周民良的观点，知识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要通过知识管理来提升政府组织的效能及竞争力。政府效能的提高程度主要取决于知识管理水平的高低，知识管理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依赖于知识管理系统的完善程度。归根结底，知识的运用成为增强政府组织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因此，政府组织运用知识增强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构成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产生。
二、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分析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主要构成
（一）以社会环境对公共行政影响角度
1．知识经济是重要基础
当前各国政府的生存发展时期，知识经济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充斥在国际环境中。它主要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科学技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产物。在知识型政府的各组成要素中，知识经济是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着知识型政府的主要结构。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对知识资源的利用，这也将导致政府与社会对有效知识资源的追求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知识经济是知识型政府要素中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
2．电子网络是主要构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文庭孝博士认为，知识型政府在目前其实是一个概念合集，与其相关的概念很多，其中就包含电子政府。在如今电子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运行机制更多的依赖于电子网络的高效便捷，在今后将形成的知识型政府中将尤其重视电子网络系统的建立健全。电子网络是知识型政府接收与传播信息的重要桥梁，是支持知识型政府良好运作的必要环境，是知识型政府集中掌控重要知识的保障。由此可见，电子网络构建了知识型政府要素的主要发展环境。
（二）以公共行政对社会环境的作用角度
1．以知识创新为主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英国BP石油公司创立了T型管理模式，它主要指组织中知识的自由分享与组织各层级部门业绩之间的交集。由于T型管理模式中知识的自由分享导致组织中各层级部门能获得足够的知识资源，促进组织成员知识创新思想的产生，从而提升组织业绩。由此可知，T型管理模式能够刺激知识创新能力的产生。知识型政府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以知识创新是知识型政府的指导核心，若借用T管理模式来激励知识创新能力将有助于知识型政府建立更加人性的知识创新机制。作为知识管理的关键因素，知识创新必将成为知识型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
2．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支撑
知识型政府的构建需要相应的支撑环境为基础，在稳定的支撑环境内由技术支撑系统及非技术支撑系统共同构成知识型政府的运行主体。技术支撑系统主要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知识管理系统，而技术创新是指突破创新信息技术来实现更加全面高效的知识管理。技术创新是技术支撑系统的生机与活力，是政府组织创造力的源泉，是知识型政府的构成要素的中流砥柱。
三、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归纳知识型政府要素构建治理模式的途径
（一）在统一社会制度下，以政府推介为主要方式
各国社会制度不大相同，政府为便于管理实行统一社会制度，知识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其健全的知识管理体制，治理模式理应配合其知识管理体制来执行，政府通过知识资源的收集、分发及调配来实现社会公众的知识交流及沟通，借此获得较大的知识效能。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知识的吸纳、管理和分配中枢，以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通道，履行政府的多重职能。知识型政府职能有三点：第一，作为监管者，从政府组织内部及外部获取足够的知识来源。第二，作为发言者，政府要运用知识资源公共政策及相关信息。第三，作为指导者，政府施行有效的知识资源分配来引导高校治理模式的建设。
（二）在异质化社会制度下，建立不同制度评价体系
异质化的社会制度即是在同一政府治理下存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针对此情况，通过建立不同评价体系来治理才能适应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知识型政府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关键在于评价的标准及主体的差异，通过知识资源的不断搜集分析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分析归纳不同社会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以各种社会制度的共性建立评价标准的对比表，便于查看各种社会制度在各方面指标的差异，为治理模式的调整提供依据。评价主体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不同评价主体对评价标准的看法各不相同。具体可以分为：第一，政府自身评价，指政府以公共监督管理者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知识型政府对于自身的评价关注于知识效能最大化的标准，这也是履行知识型政府自我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社会舆论评价，指社会公众及媒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以社会道德规范为衡量标准，对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进行评价。在知识型政府的治理下，社会公众及媒体的公共利益及道德衡量标准将更多的依赖于政府对知识资源的合理分配。
四、从行政生态学角度预测知识型政府要素及其治理模式的社会意义
（一）开辟知识管理链的构建
美国学者C•W•Holsapple和Mr•singh于1998年从组织内部的知识和核心竞争力出发提出了知识链的概念。它是指组织在一个链条网络中不断收集、分析、整合知识资源，最终实现知识创新以增加资源价值的一种网络架构。在知识型政府中，对于知识资源的管理正是建立在知识链的基础上，政府治理对知识的依赖迫使其开辟一种全新的知识管理链模式，寻找信息来源汲取知识资源，将知识输入政府组织内部，再将其转化成有效资源传播给社会公众，使社会公众企业团体最大效率的发挥知识效用。如此反复，构建知识资源吸取及分发的循环系统使政府与社会公众处于持续互助的过程。知识型政府借用知识管理链网络构成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公共信息传送渠道，完善了知识管理体系，为实现知识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完善电子政务建设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5
信息系统学派是当今西方会计界的主流学派，美国会计学会AAA于1966年的《会计基本理论报告书》正式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很快影响全世界。我国会计信息系统的倡导者葛家澍（1986）明确提出“会计是旨在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4].会计作为经济信息系统把企业的经济业务数据加工成对决策有用和评价受托经济责任的经济信息，以便他们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会计控制理论是继前两学派争执不下后，于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杨时展和郭道扬两位教授。杨时展教授（1992）提出的会计控制理论侧重于会计微观领域，基于受托责任，他认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以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5].郭道扬教授（1997）则从宏观会计领域，从会计史学角度出发提出现代会计的全面控制观点。郭道扬认为：“现代会计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当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现代会计不仅构成企业内部全作业过程控制，也是实现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控制及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方面，是地区及企业对经济进行中观、微观控制的主要力量”[6].
三种会计本质的观点都是非常深刻的。会计管理活动论侧重于会计的过程，而信息系统论则侧重于会计的结果即会计信息，会计控制论较好的融合了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会计控制论能够从微观（企业管理）、中观（企业治理）和宏观（市场）角度，把会计过程（会计控制）和会计结果（会计信息）结合起来，这是对会计本质最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
会计职能就是会计所固有的功能，是会计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如葛家澍教授所指出的：“任何事物的职能都是各该事物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对会计职能的经典描述是“观念的总结和过程的控制”。会计职能体现会计能够为人们做什么，能体现会计供给的范围。根据会计控制论，控制系统由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会计基本职能可概括为控制 和反映。从会计本质导出的会计基本职能是全面和科学的，控制职能主要体现会计过程，反映职能主要体现会计结果。
四、会计相关者会计需求构成会计目标理论需求
会计是解决企业相关者利益的权衡器，会计需求群体也就围绕企业利益的相关利益群体，我们称之为会计相关者。会计相关者以企业核心展开，可以划分为企业内部管理层、治理层和要素市场层三个群体，会计相关者需要会计解决的问题包括：（1）企业内部管理问题；（2）企业治理问题；（3）要素市场上的要素选择配置问题。下面从管理层、治理层和市场层等三个层面分析会计需求。
（一）企业管理层对会计需求
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产品的成本耗费，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首先，会计被用于满足企业内部人（如管理者）内部管理的需求。会计控制生产过程，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权衡利弊，比较得失，以求经济效果。法国的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把会计活动列为了企业管理的六项职能之一，会计管理包括成本会计管理、质量会计管理和企业财务管理等企业经营管理的多方面。其次，管理活动离不开信息， 管理的过程又是一个利用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会计信息。会计在企业管理内部提供企业内部管理控制信息，构成企业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的主要信息渠道，包括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
（二）企业治理层对会计需求
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第一大假设———经济理性的精彩描述。经济理性是基于自利原则的行为取向。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经济理性决定了人们需要一种技术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确认和计量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计算经济利润，评价经济效用，报告相关的会计信息，考评多大程度上履行相关的社会经济责任，并决定经济利润的分配。通过“会计”可以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手段（各种成本费用支出）和目的（利润或者财富的最大化）充分联系起来，使得从数字上考量经济理性目标的实现程度成为可能。[7]会计，自诞生以来，也就一直充当裁判者的角色，权衡利益主体经济利益，协调人们经济利益关系。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集合，是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就其各自的责、权、利的安排所达成的一组长期契约。一方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经济资源所有者和社会经济资源管理者之间也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委托关系，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由此产生。委托关系协调构成企业治理主要内容。企业契约、委托的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分配，企业治理就是协调各利益主体利益冲突和契约履行的制度或合约安排。会计权衡和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中立地为界定产权关系服务，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控制系统。
企业治理要求受托者履行受托责任。一方面，受托者接受委托者的财产委托，获得财产自主经营权和处置权，并同时负有向委托者交代其履行受托责任的活动和结果的义务；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产权主体必需依赖于受托经营者报告的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情况进行利益分割。在委托关系中，人掌握企业内部的完全信息，而委托人处于信息的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人的行为具有不可观察性，这将导致道德风险 .委托人要求获得中立地报告受托责任相关的财务信息，会计则作为信息系统为委托人提供关于反映委托关系的受托责任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称之为说明责任履行。
（三）要素市场层对会计需求
现代要素市场已日渐成为要素流通与配置的主要场所，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等。伴随着要素市场的发展，企业要素取得主要来自于要素市场配置。在要素市场上，要素有效配置是以充分相关的风险和报酬信息为基础，信息（主要是财务信息）构成要素市场的生命线。然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灵。例如，投资者可能不了解股票的风险和报酬相关的信息；股东不了解经理人的能力；管理者不了解雇员的能力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可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取自身信息优势利益，产生道德风险。在投资交易过程中，信息劣势交易者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将做出非最优而是次优的决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将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内部人通过内部信息获取超额利润；二是投资者的次优决策导致价格的低估，这将给内部人带来损失。财务报告是一种可以减少逆向选择的工具，通过它可以促进证券市场运转并减少其不完全性。[8]经济社会期望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转，正确反映市场的价格，从而引导要素的优化配置，减少逆向选择和市场失灵。因此，他们需要充分、及时披露的有用会计信息以供理性投资决策，会计成为要素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重要信息系统。
会计不仅仅以会计信息的角色参与要素市场的资本投资决策，还参与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评价企业的风险和报酬的决策过程。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投资者需要会计提供企业绩效评估的模型以进行企业的整体绩效评估，从而判断企业的整体投资价值；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中，投资者需要会计对项目投资的风险和未来现金流量进行估计，同时计算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帮助投资决策；现代会计实现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控制及国民经济宏观控制，是地区及企业经济中观、微观控制的重要方面，也是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控制的重要力量。总之，会计控制在要素市场要素配置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控制作用。
五、会计目标理论框架是会计供给和需求的辨证统一
社会治理的要素范文6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 产权基础
一、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决策的联系，并依、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