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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分析范文1
关键词：传媒经济增长极；效应；经济结构
一、社会对传媒经济增长极的认知
客观地讲，目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传媒经济增长极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经济学家对于传媒经济增长极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认可，同时认为其发展空间和潜力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值得高度关注。而大多数社会学家则对传媒经济往往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种与传统经济模式和架构相悖的经济方式，根本不会有较强的发展空间。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笔者表示都认同，因为经济学家之所以高度评价传媒经济的作用，是因为传媒经济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价格格局的存在方式；而社会学家之所以对传媒经济有负面的评价，是因为传媒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特别是一些看似较新的经济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昙花一现就迅速衰败，没有体现出传统的传媒平台在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应中所体现出来的担当。在笔者看来，其实无论是哪种观点，对于传媒经济的增长来说都是有益的，毕竟传媒经济的增长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模式，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才能梳理出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经济模式。
二、传媒经济增长极的影响
传媒作为一个特殊的平台，最初的发展中并没有表现出经济效益，只是依托全新的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应用，不仅让传媒发展从单一的静态平台向立体平台发展，而且还使信息资讯的传递从单向有效传输向双向信息互动发展。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学上的特殊价值体系，如果将这种价值体系有效利用，就能够体现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传媒从业人员正是抓住了传媒发展的这种特点，将传媒从简单的线性信息中提炼出来，形成一种具有较强扩散性的传媒经济发展方式。不过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笔者也发现传媒经济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自身发展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一，传媒经济的社会责任价值没有有效凸显。与其它传统的经济发展不同的是，传媒经济的发展基础中，最能够体现经济特点的基础是传媒平台，而传媒平台的存在价值中，社会责任是远高于经济效益地位的。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笔者发现，个别人对于传媒经济的存在抱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导致传媒经济的社会责任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其二，传媒经济增长的方向过于单一。商人的行为是基于趋利的角度体现出来的，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传媒经济的增长来说，所有的行为如果仅限于体现趋利，那么势必会让整个经济增长定位在商业信息扩散的基础上，完全违背了传媒经济是基于信息资讯传输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初衷。社会信息的不能用经济利益来衡量，更不能利用经济价值多少予以肯定，否则便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对传媒经济存在的解读。
三、新形势下传媒经济增长极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传媒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利好，在传媒经济发展的定位与研判上，传媒经济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就目前的技术条件来看，传媒经济的发展应该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让文化产业链带动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作为文化信息的一种存在形式，其实已经对文化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认可。不过文化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所形成的产业链发展，对于传媒经济作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或者存在形式，文化能够将很多的地缘信息和旅游信息同毫无关联的制造业信息融合在一个平台上。而这种融合恰恰会是传媒经济体现经济价值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二者的有效融合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途牛网、携程网等互联网媒体在这个方面为文化产业链带动传媒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宝贵经验，让社会信息自带文化价值的同时还能提炼出经济利益，无论从人文还是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值得全面肯定的。二是让文化消费引领传媒经济的发展。在传媒经济的作用中，刺激消费是一种理念，绝对不能使其成为全部，否则就会造成传媒经济平台的迅速兴起和迅速没落。微商平台的过度膨胀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电商平台的发展则恰恰证明了让文化消费引领传媒经济的发展能够起到1+1>2的效果，再加上本身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具有海量的有效信息，只要是稍加梳理完成整合之后，文化消费对于经济的作用要远大于单一产品的影响。这对于刚刚形成的传媒经济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与提升。短期行为，根本不能代表一种经济价值，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营销手段，以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形成的文化消费才是传媒经济发展的营销重点。三是让文化市场拉动传媒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文化方式的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具体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文化市场反哺给传媒经济的不仅是利益，更多的还有资源，这种资源是任何一种市场竞争都不能取代的，因为这种资源是固态资源，没有任何的变量因素能够影响文化市场的畸变。这对于有效巩固传媒经济的市场作用绝对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动漫集团、腾讯公司和开展的一系列合作项目充分地体现了这个特点。精准的传媒经济受众定位，让传媒经济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不用考虑有可能出现或者形成的资源匮乏，最大化地发挥了经济效应。四是让文化创意改变传媒经济的存在方式。传媒经济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的确是激烈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产业是信息全球化的最前沿阵地和最根本的基础，而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将尾随于互联网产业的力量之后。传媒集成经济利用互联网技术蕴含的进步精神与拓展能力积极进取，探索出符合时代需求与网络经济特质的经营路径，在创新中摧毁，在摧毁中创新，科学面对市场风云变动，从而取得经营方面的突破性发展。而创意的存在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文化创意的形成与出现，能够让传媒经济的发展长期保持着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影响力，特别是在传媒经济形成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创意的存在不仅能够在格局上实现突破，而且还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地体现出经济的价值。农夫山泉公司和《新京报》若干年前的那场轰动京门的口舌之争就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当所有人都认为农夫山泉公司必败无疑的时候，农夫山泉公司通过互联网媒体迅速地完成了自证，不仅完全扭转了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还借助传媒平台形成了另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没能在一城一池上完全挽回影响，但是在后续的事态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增速背后，完全是传媒经济的影响与作用，而这一作用主要的表现与发挥形式就是文化创意的集中展现。
四、传媒经济增长极的展望
传媒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动力作为支撑，未来，传媒经济增长要想保持常态化，一方面应该加强新技术的成果转化，新型的传媒经济要想发展，必须依赖全新的传媒方式，新兴媒体是完全依靠互联网高新科技形成的，新技术的成果能否最大化地实现经济效益，取决于技术的应用与整合，突破技术壁垒的前提是加强对基础研发的投入，只有将基础稳固之后才能尽快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应加强传媒的基础影响力，传媒经济的发展增速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这种过快的增速背后所涉及的是有可能存在的增速锐减，未来，在社会资源进一步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对基础影响力的扩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投入，传媒经济中更多地体现出文化的作用，从而借助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来提升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五、结语
传媒经济是基于文化底蕴和现代文化传播平台而兴起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强有力的市场推动下，整个增长势必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加速提供有效助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是市场经济常态化的一种必然，只要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让传媒经济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贾超然.探讨互联网新媒体促进传媒经济的发展趋向[J].新闻研究导刊,2017(11):37.
2.许鑫.试论传媒市场化改革对国家—传媒关系的影响[J].惠州学院学报,2016(01):30-34.
经济增长分析范文2
关键词：国民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力就业；国家信息化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共同协调促进作用导致的结果，那么，究竟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才会有显著增长。而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最主要方面的体现，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是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就表示着经济的产出能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也随之逐步改进，可见，技术水平也逐渐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要素稀缺及不能完全替代现实情况下, 经济增长是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协调关系制约的，显然各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不可避免地研究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种背景，许多学者分别从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献。
张军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 发现：在过去的10 年, 增长率似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且要继续维持第一个转轨10 年的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困难[1]。周海春在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 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2]。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归根结蒂决定于三类因素：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 二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三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资本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梁昭在研究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时认为: 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 即制度、结构和供给因素[3]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都是将研究集中在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一致认为，经济要素的投入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试图通过计量方法给中国经济增长以解释, 并对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大小进行分析。但我们注意到, 在分析结果中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明显。因此，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 经济研究, 2002, ( 6) : 3- 13
[2] 周海春.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J] . 管理世界, 1999, ( 3) : 24- 28.
[3] 梁昭.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J] . 世界经济, 2000, ( 1) : 50- 56.
[4] 邢志强, 赵秀恒.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 J]. 运筹与管理, 2002, ( 10): 95- 99.
经济增长分析范文3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经济增长分析范文4
关键词：网络经济；经济增长；信息；知识
网络经济指的是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之上，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不仅是包括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也包括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所引起的传统产业、传统经济部门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和飞跃性发展。传统经济下起主要作用的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和资本投资的增加，以资源耗费为代价。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科技知识和网络信息的创新与积累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它与传统的以投入资本和劳动带动增长的经济不同，信息和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网络经济以传统经济为依托，依靠现代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通过知识和信息的投入，实现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加快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
1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
1.1 生产要素的差别
网络经济是知识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知识、信息是网络经济的主要资源。传统经济下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土地、劳动、资本。这些都是有限的资源，所以实现这些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传统经济学中研究的主要问题。而在网络经济中，信息和知识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人们可以不断的创造知识和获得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经济的增长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目标。
1.2 边际收益递增
在传统经济学中，我们认为随着每一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其单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是逐渐减少的。例如：假设当资本的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投入比例的增加，每单位劳动所带来的产出是不断减少的，劳动的生产函数曲线随着劳动的增加呈水平状。经济学家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投入比例。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与资本间逐渐偏离最优比例，所以呈现出边际要素递减的生产函数。
在网络经济下，这种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却不再成立了，反而呈现出相反的边际收益递增的规律。这是因为在网络经济中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由于信息资源可再生和可重复利用的特性，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
1.3 产品的差别
与传统经济中的产品不同，信息产品由于其获得的途径相对容易，所以产品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产品，就以网络经济最典型的经济行为“开发软件”而言，新软件推出后，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在网上下载到它的破解版本，特别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还不是很健全，盗版现象更是非常常见。信息产品非常类似于传统经济中的公共物品。它们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其产品使用者存在“搭便车”的可能，对于软件等网络经济产品，传统的销售渠道很难成功。另外，软件、设计芯片、铺设光缆等信息产品需要高额固定成本，但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旦产品研发出来后，多一个消费者还是少一个消费者，几乎不会产生成本上的变化，也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网络经济中，生产第一份信息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此后产品的边际成本甚至可以接近于零。这些特点也与“公路”、“路灯”之类的“公共物品”相似。信息产品可以说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公共物品”的许多特点，这种产品出现的“盗版”、“盗用”现象非常严重，而“盗版”的横行泛滥毫无疑问会影响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造成明显危害。
2 网络经济中的经济增长
信息技术是网络经济下经济的增长的动力，在20世纪后半叶中，世界产业结构经过了三次重组。自此信息产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产业；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部门，改造着传统产品；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产业群体的形成和转化。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面貌，促进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以及优化生产的流程，从而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智力工具，如计算机、网络和各种软件，特别是因特网，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
在网络经济下，生产函数中知识和信息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由此可以发现网络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型非常相似。
2.1 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模型把知识看做一种资本，知识是经济生产中的一种重要投入――无论是它生产的产品与服务还是它产生的新知识。在索洛模型中，储蓄引起暂时增长，但资本收益递减最终迫使经济达到稳定状态，在这一稳定状态增长只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相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储蓄和投资可以导致持续增长。
2.2 网络经济中的经济增长模型
网络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网络经济下呈现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根据内生增长模型，在网络经济下，信息和知识是其主要生产要素，由于信息和知识可以由人们无穷尽的创造，所以不存在资源的有限性问题，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并且规模收益出现递增的情况。
假设如下生产函数，Y=Ia（a>1）其中I表示信息和知识，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a表示信息和知识这种生产要素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的比例，由于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a大于1。新的知识和信息的出现一般会使得a增大，a越大表示知识越先进和信息越有效，所能带来的产出越多。在这个生产函数中，I=sY-δI，Y/Y=I/I=sIa-δ。只要sIa大于δ，经济就会呈现出持续增长。由于知识的创造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可以保证sIa永远大于δ，这个模型中关键的决定因素就是保证知识的不断创造和积累。知识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网络经济下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个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在网络经济下，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通信和数据发掘技术等，都可以保证不断的提供有效的信息。大学等研发机构则可以不断的创造知识，所以在网络经济下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卢卡斯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重点地投射到人力资本上。舒尔茨将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态。卢卡斯则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他认为，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者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所以教育成为网络经济中的最重要环节，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以及整个经济体中高学历人才，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人才的多少成为网络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网络经济真正实现了经济由粗犷型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化的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从依靠劳动和资本不断投入的传统方式转变成依靠知识和技术的投入的新型方式。分别表现在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与第三次产业的发展之中。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第一次产业步入集约化轨道的鲜明标志是科技对农业的改造，使农业的增长不单纯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增长率，而且还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贡献率。第二次产业也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得到了改造，逐步地脱离了以自然资源消耗为主的高投入、大批量的生产特征，并使之步入了集约化的轨道。这具体表现在:（1）计算机和网络在生产中的运用使生产模式发生了变革，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整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要素生产率。（2）科学技术和知识与生产的融合，提高了资本、土地和资源等使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降低了它们的投入量。此外，第三次产业方面，网络经济扩大了其领域，又给予了它强劲的推动力。网上销售、虚拟商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营销方式。
3 结论
网络经济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解释，表现在生产要素方面，知识成为了第一生产要素，从而人力资源成为非常重要的劳动力，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信息技术和教育被人们最为关注。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在网络经济下也不再成立。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经济出现全球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依存，技术相互运通，逐步形成全球规模的有机整合，进而实现经济技术一体化。网络时代的全球分工、产业分工将会发生变化，谁掌握了信息，谁就将掌握世界经济的命脉。
总之网络经济下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计算机技术和其他相关的软件成为了主要的生产工具，网络经济下经济增长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经济增长的弊端，因为传统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有限的制约，使得经济的增长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如环境的破坏等，同时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还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威胁，而在网络经济下，由于知识的创造是无穷尽的。教育可以不断的培养出人力资源，从而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以保证知识的不断积累，所以网络经济可以实现我们一直以来想要实现的持续经济增长的梦想。
参考文献
［1］黄宗捷.关于网络经济的经济增长特征问题的讨论［J］.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8.
［2］T.G.勒维斯［美］.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李玉芳.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经济评论，2010.
经济增长分析范文5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目前，在动荡不稳的国际经济形势中，中国能率先突出重围，能够很快从经济危机中复出，并且让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保持着高速增长，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化正在接替中国的工业化。同时，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同时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财政收支水平也在不断上涨，这同时也带来了房价过高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化定义评判标准
城市化，有不少专家学者称其为都市化和城镇化，其主要是指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转向以服务业和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期间逐步转变的历史进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改变、土地及其使用性质的转变、产业结构的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其理论也在不断的丰富完善，许多专家也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城市化定义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通过归纳总结比较我们发现，所谓城市化，具体来说，就是农村变城市，农村人口的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组织和文化也发生变迁的过程。
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方法也是众多学者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大致包含两类方法：复合指标法和单一指标法。其中，单一的衡量法是指通过度量城市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这是城市化水平高低最核心本质的切入点。复合指标法，则不仅包括前文介绍过的人口或土地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组织、基础建设等方面的转变，因此，在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时候，单一指标法并不全面，有效性不足，那么这时用复合性指标法则更加科学。
二、财政政策的定义及形式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在财政分配时为了刺激社会需求而采用的一种膨胀性财政行为，其基本通过减税，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支出的财政分配方式。与之相反的则是财政紧缩。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减税，第二种则是扩大预算增加财政支出。这两种都可以直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支出扩大和收入增加不相称的情况下，便会出现财政赤字，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叫做赤字财政政策。
三、财政扩张及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使经济增长得以稳定保持，也可以明显拉动出口、消费、投资的增长。第二，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让基础设施得以完善，硬件环境也得到改善，促使经济结构做出调整。第三，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我国的创新企业、重点行业得到有效的扶持，能够引导社会大的投资方向，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有效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四，能够促进我国中西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许多大型的工程包括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都改善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第五，深入的对外开放，促使了全方位的贸易布局基本形成，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各行业也与国际接轨。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
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制造业的聚集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能有效的促进城市化进程。第一，产业结构的改变。经济的发展会引起社会需求的改变和技术的升级，社会需求的改变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第三产业会占据更多的比重，更能够在城市集中，到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城市人口会更集中，城市化进程才会更好更快更合理。
城市化又能从以下一些方面推动经济更好的增长：第一，城市化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城市化到来的技术升级创新能够很好的扩散到农业，提高生产力。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刺激工业产品的需求。第三，城市化促使服务业的规模不断壮大，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准。第四，城市化也能很好的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四、土地财政政策引发的问题及建议
（一）土地财政的发展
土地财政指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维持当地的财政开支，又叫第二财政。这包括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费，对土地相关部门进行收费，耕地开垦费、房屋拆迁费、管理费；二是土地转让金；三是息，即政府以土地入股的收入；四是利，即土地资本化的溢价。在土地财政执行初期，确实为政府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宏观功能，例如在资源分配等方面。但是，随着土地财政政策的长期执行，很有可能导致土地价格的不合理，市场失衡。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思考
在政府的推动下，房价不断上涨，城化的发展逐步背离了原来的轨道，导致了全社会的物价及生产成本都在不断上涨，这些成本间接的或者直接的都转化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早期以低价获得土地的债权人，在低价上升之后，坐享资本利得，不符合资本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更为严重的事，土地的价格上涨，容易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创新活动无法正常发挥机制作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邓凌云，洪亮平.中国"硬发展"背景下的城市扩张[J].现代城市研究，2009，（11）：62-69
[2]黄明辉.谈城市化、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11）：14-15
经济增长分析范文6
关键词 ELGGLEOLS
一、理论说明
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对其关系的观点,大致有三:一是认为出口导致了经济增长(ELG),二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出口增长(GLE),三是两者互为促进。出口导致经济增长(ELG)假说,认为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扩张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毫无疑问,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出口能直接带来需求增加,而且与有限的国内需求相比,国际市场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出口扩张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除此之外,出口还通过多种间接方式促进经济增长:(1)出口为资本品的进口提供外汇,进口资本品可以加快本国的资本形成,而且附加的知识与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出口扩张能够创造更大的产能,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3)出口扩张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 并吸引生产要素从非效率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 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关于此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是非常丰富,观点各不相同。许多实证研究运用回归分析法,采用截面数据进行跨国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国家样本的不同历史阶段,出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无可争辩的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被视为支持ELG假说。
二、本文关于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实证检验
1. 跨国数据说明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2003至2007历年的统计年鉴,分别计算40个国家的五年的GDP的增长率和出口额的增长率,再取其平均值,由此得到一个关于40个国家的横截面的数据。
2.散点图分析
Y=GDP增长率 X=出口增长率
图1 40国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的散点图
由散点图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回归分析
将Y对X回归,结果为:
Y= 2.013866 +17.65748X
s= (0.899242) (4.363379)
t= (2.239515) (4.046745)
R2=0.301164F=16.37615DW=2.101543
可以看出,t值4.046745说明X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R2=0.301164不高,但横截面数据的拟合值一般都不高,17.65748的系数说明X对Y的影响非常显著。由以上的分析按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的观点出口增长对GDP增长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也即以上数据的实证支持了ELG的观点。
三、结论
1.采用从1999至2007年的包括40个国家的各自平均出口额增长率与GDP平均增长率的跨国横截面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从散点图和OLS回归的结果都表明40国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短期的跨国数据显示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反映这几年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大,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口都作为其对外贸易的重要方面,对其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我们重视出口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非常正确的。
3.本文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通过简单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与国内外部分学者的结论相一致。
参考文献:
[1]赵陵,宋少华,宋泌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1.8.
[2]沈程翔.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97年-1988年.世界经济.19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