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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监管政策范文1
关键词：金融监管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26-06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市场风险很快从美国蔓延到欧洲，由于金融机构之间信心缺失导致的信贷紧缩，使以银行间同业拆借为主要流动性来源的英国北岩银行出现了融资困难，在2007年9月14日、15日和17日发生了挤兑风波，迫使英格兰银行对其提供了高达250亿英镑的紧急贷款，最后于2010年2月被暂时国有化。其后，英国一批商业银行遭受了巨额资产损失，最后靠英国政府的巨额注资才免于破产，仅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莱斯银行3家金融机构，政府就注资了370亿英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0年，英国政府为拯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业，总计提供了超过1.2万亿英镑的援助，金额高于欧洲任何国家。这种大规模的金融救援，不仅引起了纳税人的不满，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英国金融体系在全球危机中的脆弱表现表明，金融监管机构在危机之前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危机过程中也未能有效发挥危机阻断功能，暴露出英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第一，1997年成立的金融服务局（FSA）承担了金融监管的全部职责，但FSA的金融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微观审慎监管层面，没有从宏观层面对金融体系进行总体监测，未能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第二，英格兰银行名义上有监管职责，但失去了对金融机构的具体监管权力，政府也没有赋予其履行监管职责的相应工具，使其对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的感受力和控制力下降，导致英格兰银行的法定权力、履职工具和其承担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不相匹配。第三，英国财政部在“三方共治”的监管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但它离金融市场较远，不直接接触金融机构，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感受较为迟钝。在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向问题金融机构的注资救援方案又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格兰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责。第四，在履行金融监管职责过程中，英格兰银行和FSA均各自向财政部汇报工作，FSA发现个体风险后并不向维护金融稳定的英格兰银行报告，导致FSA与英格兰银行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沟通。上述缺陷的后果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体系累积的风险不能及时、准确识别和判断，降低了监管部门携手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改革
英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极其严重，因而成了金融监管改革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2009年7月，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由此拉开了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序幕。而且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更是连续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见表1），英国也成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从2007年到2012年，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修补，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为弥补监管漏洞，自2007年开始，英国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案和条例，力求对存有缺陷的监管体系进行修补。2007 年10月，英国成立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宣布加强对冲基金的监管，并于2008 年1月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在加强信息披露、强化资产估值管理、构建风险管理架构、健全基金治理机制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规定。为解决北岩银行挤兑事件引发的存款保护问题，财政部了《金融稳定和存款者保护：强化现有框架》，旨在建立存款者保护的特殊解决机制，维护金融稳定。
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案》，主要内容有：规定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授权英格兰银行在危机时可以做出必要的反应；赋予英格兰银行保障金融稳定的新的政策工具，如，授权英格兰银行对银行支付体系进行监控、对问题银行的流动性采取支持措施、在流动性政策操作中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如采取非公开的方式秘密进行）。为了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限，《法案》授权在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面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C），与英格兰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平级。该委员会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两位副行长及4位英格兰银行非执行理事组成。FSC的主要职责是识别和判断金融风险的性质，关注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金融稳定战略。《2009年银行法案》为此后的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确立了指导原则，但该法案力求在“三方共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因而对原有的监管体制未能产生实质性触动。
2009年7月，英国财政部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其目的是将《2009年银行法案》中规定的原则具体化。白皮书提出，为了加强金融监管应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 for Financial Stability，CFS），取代之前的用于协调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FSA金融政策的“三方常务委员会”。CFS的工作重点是协调三大监管部门的关系，分析和调查英国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并采取行动。CFS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并考虑需要采取的行动，CFS定期系统性风险分析报告。
白皮书强调，通过加强FSA的监管执法来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危害，包括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通过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和采取其他激励措施来强化市场纪律约束。白皮书提出，在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FSA应与英格兰银行共同工作，把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白皮书出台后，有分析认为其内容过于保守，未触及到金融监管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实际上，因为“三方共治”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工党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方案就是前首相戈登·布朗在担任财政大臣时制定的。工党政府虽有改革的愿望，但并不想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监管体制推倒重来，甚至在改革方案中，还有强化FSA监管权力的味道。2010年，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失利，保守党上台执政，白皮书随即被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所取代。
（二）对金融监管体制彻底改革，构建保障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机制
2010年5月，英国政权更迭。卡梅伦政府反对“三方共治”的金融监管体制，大力推行更加彻底、系统的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7月，英国财政部公布了《金融监管新方案：认识、焦点和稳定》白皮书，提出对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以中央集权取代“三方共治”，其中包括撤销FSA，金融监管职能由英格兰银行统一行使。白皮书提出，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在FPC下面设立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PRA）和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管理局（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PMA），PRA主要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CPMA主要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维持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2011年6月，英国财政部了《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在坚持《金融监管新方案：认识、焦点和稳定》所确定的改革原则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白皮书认为，英国在“三方共治”的监管体制下，3个部门共同对金融稳定负责，但这种制度安排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因此提出了以保障“金融体系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改革计划。
2012年12月，英国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该法案于2013年4月1日正式生效。《法案》对英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新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3个独立机构。同时撤销英格兰银行已设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设立的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管理局被FCA所取代。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如图1所示。
在英国金融监管新框架涉及的6个部门中，英国议会负责制定金融监管立法框架，并授权和责成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设定金融监管框架并履行监管职责。财政部负责设定金融监管框架，领导英格兰银行，对动用公共资金进行金融救援的计划作出最终决定。英格兰银行直接领导内设的金融监管机构，防范金融风险，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维护和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FPC负责识别和监控系统性风险，向PRA和FCA发出指示和建议，指导它们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金融风险。PRA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FCA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增强公众对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
三、英国新金融监管框架中的职能安排
（一）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组成、地位与职责
由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暴露出英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的诸多缺陷，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严重缺失。宏观审慎管理应致力于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防范和控制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超越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安全和稳健的微观审慎监管理念。FPC的设立正是为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弥补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存在的漏洞。
FPC以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设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直接领导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FPC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金融行为局总裁、2名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财政大臣任命的4名外部成员，以及1名不享有表决权的财政部代表。
FPC的主要职责是分析、监测、识别和判断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对系统性风险加以防范和消除，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抵御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FPC将主要履行以下方面的职能：一是全面监控英国金融体系，发现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因素，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二是向PRA和FCA发出具体的监管指示，指导它们有效开展监管工作。三是向英格兰银行、财政部、PRA、FCA就各自行使监管职能的有关事项提出政策建议。四是编制并英国的《金融稳定报告》，全面分析英国金融业存在的潜在风险以及应采取的防范和化解措施。FPC职能的履行及工作成果将主要以建议、指示和报告的形式出现（见表2）。英格兰银行可以在征得财政部同意后安排FPC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总体来看，FPC是英国金融监管框架中的一个强大机构，有权在金融体系内监测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积累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有专家认为，创设FPC是英国政府保障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
（二）审慎监管局（PRA）与金融行为局（FCA）的组成、地位与职责
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局（FCA）是将FSA拆分后设立的。PRA设在英格兰银行内部，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但业务独立操作，主要负责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FCA设在英格兰银行外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对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同时接受FPC的指令和建议。
1. PRA的组成、职责和监管目标。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以英格兰银行子公司的形式存在。其主要职责是对存款机构、投资机构、保险机构、房屋信贷互助会、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2000多家）进行审慎监管，从而消除监管职责不清和监管漏洞问题。在人员构成上，PRA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兼任，总裁由英格兰银行主管审慎监管的副行长担任。PRA设立管治机构（governing body），成员包括主席、总裁、主管金融稳定的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金融行为局总裁和其他成员。
PRA既作为微观审慎监管者，又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者。PRA的主要职责是：（1）对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2）制定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有关行为的绩效规则。（3）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授权的方式对各类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活动进行监管。（4）批准相关人员在金融机构内部履行特定职责。（5）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为PRA的监管活动融资。
PRA的监管目标包括一般监管目标和保险监管目标。一般监管目标是促进所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保险监管目标则是确保投保人享有适当程度的保护。PRA作为审慎监管机构，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来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把由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所引起的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这一目标将支持PRA采取可信及适当的方式开展金融监管活动。PRA有责任为FPC的宏观审慎评估提供被监管机构的相关信息。《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规定，为适应未来业务的发展，财政部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命令的形式为PRA设立新的目标。
PRA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将采取“判断导向”式监管方法，即在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时既坚持基本规则，又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判断导向”式监管方法将集中体现在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分析、准确的定性判断和及时有效的处置，在必要时PRA可以通过主动干预措施来化解金融风险。
2. FCA的组成、职责和监管目标。金融危机后，英国议会、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达成的共识是，将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行为监管由一个机构来完成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类监管需要不同的规则和方法。因此，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单独设立了FCA，由其负责市场行为监管，以此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FCA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运作，设在英格兰银行外部，董事会主席和总裁由财政部任命，金融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行政长官进入FCA董事会，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由财政部任命，营运资金则由金融服务行业提供。FCA设立管治机构，其成员包括FCA主席和总裁、英格兰银行负责审慎监管的副行长、国务大臣和财政部共同任命的两名成员以及财政部任命的其他成员。
FCA的战略目标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提升公众对金融服务业的信心。除了战略目标，FCA还有3项操作目标，即消费者保护目标、增强金融体系的健全性目标和促进市场效率和选择目标。在与其战略目标和操作目标相容的条件下，FCA在履行职能时还应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赋予FCA以下权力：（1）如果FCA认为某个金融产品可能对消费者利益造成重大损害，那么FCA有权迅速采取行动。（2）FCA可以要求有问题的金融产品更改其属性，或者阻止该产品进入市场。（3）当FCA认为某个金融产品有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时，有权采取行动阻止该产品的发行。（4）FCA有权对违规披露信息的机构和个人发出警告。（5）FCA有权对批发交易行为和批发交易市场进行监管。（6）FCA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部分权力，这种监管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保荐人的监管；二是要求证券发行人向FCA提交相关报告，并且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金融监管新方案：改革蓝图》白皮书对FCA与PRA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作出了相应规定：FCA在出台具体的商业行为监管规则前，应向PRA进行咨询，以便考虑该法规出台后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PRA和FCA都有权制定相应规则，适用于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被监管机构。当涉及双重监管机构时，针对同一机构中的相同功能，双方都会制定规则。为了确保监管的一致和协调，《白皮书》规定，PRA和FCA在制定各项规则之前应相互协商，若协商不能取得一致，可以向FPC提出咨询，由FPC做出最后决定。
四、启示与借鉴
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启动了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搭建起了新的金融监管框架。虽然这一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中央银行监管权限和地位、强化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理念，值得我国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关注与借鉴。
（一）在金融监管中必须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
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架构。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不仅为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信息来源及决策支持，同时也是宏观审慎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针对系统性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宏观审慎管理，强调的是监管部门要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从整体上分析、监测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英国政府认为，原有的“三方共治”的协调机制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所以果断地将FSA的监管职能全部交回给英格兰银行，统一由一个部门来行使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职能。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行三会”分业金融监管模式，积极进行了金融监管协调方面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来看这种监管体制是基本适应我国情况的，短期内不需做大的调整。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应增强宏观审慎意识，建立本行业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对本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防范和控制应贯穿于日常监管工作之中，并为金融体系层面的风险评估提供支持。当然，宏观审慎管理水平的提高单靠任何一家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跨部门机构。建议由国务院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监测和评估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对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决策，并促进中央银行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有效合作。
（二）加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
英国经过此轮金融监管改革，英格兰银行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履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职能集于一身，金融监管地位明显提高，监管权限显著扩大。从历史上看，各国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价格稳定方面，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逐渐淡化。在英国，英格兰银行自1997年后就失去了审慎监管的权力，金融稳定职责的履行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工具做保证。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即系统性风险管理的严重缺失，而传统的金融监管只注重机构层面的微观审慎监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就宏观审慎管理取得了两点共识：一是必须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二是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有整体的把握和认识。由于其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深刻了解和全面掌控的专长，以及货币政策与系统风险防范的紧密联系，中央银行最适合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英国的此轮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均设置在英格兰银行内部，此举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管理权力集中由英格兰银行统一行使，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
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法律法规支撑，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往往只限于银行业。既使如此，也由于受法律授权的限制，缺乏有效的监管工具而难以得到落实。如果从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考虑，应当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权威，在立法层面，提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地位，扩大其宏观审慎管理权限，允许中国人民银行使用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监测、识别与防范政策工具。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则应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三会” 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并参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构架。
（三）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识到，在金融发展中如果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忽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势必会破坏金融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将影响到金融业的稳定。因此，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各类金融交易活动中，与金融机构相比，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减少并防止消费者在交易中利益受到侵害，监管部门应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增强公众对金融业信心、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石。英国在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专门设立了金融行为局，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平开展金融交易活动职能，确保金融机构在交易活动中不能轻易侵害客户利益，从而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这是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创新点之一。
目前，我国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条款分散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物权法》、《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但上述法律和法规都是在部分条款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作出一般性规定，并没有一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应在相关法律修订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专章规定，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含义，增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维权机构的职责、纠纷解决途径等内容。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具有保护职责的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金融监管部门。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步伐，2012年，继保监会设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证监会设立投资者保护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相继成立了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专职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应赋予这些机构取证、调查、调节和处罚等方面的权力。接受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投诉建议，及时处理违规机构，并对投诉案件总结分析，查找制度缺陷，逐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推进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HM Treasury.2009.Reforming Financial Markets [R].Consultation Paper.
[2]HM Treasury.2010.A New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udgement，Focus and Stability [R].Consultation Paper.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范文2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50-03
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际层面出发，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金融稳定的基础保障之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金融监管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维系金融市场公平与透明、监控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以及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等四个目标。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没有有效发挥风险防范职能，尤其是抵御系统性风险。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后，亡羊补牢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共识，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随之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一、美国金融危机凸显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双层多头监管模式。“伞形”是指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为旁支；“双层”分为联邦层和州政府层；“多头”是指美国联邦政府针对金融分业经营的需要设立了多个监管主体。从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伞形双层多头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揭示和防范并非完全有效。美联储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中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总体而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现行监管体系无法跟上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美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基于70多年前的监管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业务模式的监管要求。对存款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绝大部分与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的监管模式也是在70多年前就已基本确立。
二是缺乏统一监管者，无法防范系统性危机。在已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下，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因此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或危机。
三是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例如，金融创新中被广泛运用的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所以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中的债务担保权证(CDO)和信用违约掉期(CDS)就是由于缺乏到位的监管而成为此次危机的重要推手。
四是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差，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在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建立功能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以改变其金融监管架构。特别是，分散的监管主体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低效的。
五是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与其混业经营的市场模式严重背离。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混业经营的实际风险被大大低估了。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布什政府于2008年下半年出台了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蓝图”，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公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并将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作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的重要举措。
大致看来，布什政府的改革蓝图主要是提出了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在短期内，美国政府主要注重提高政策协调效率和恢复市场功能等；在中长期，则致力于加强对州注册银行、支付结算体系、保险业、期货与证券业等的联邦监管，以弥补监管漏洞。2009年6月中旬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将在金融机构稳健监管、金融市场全面监管、消费者投资者保护、金融危机应对以及全球监管标准及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可以看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呈现新的格局与态势。
第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将建立较为有效的协调机制。金融控股集团广泛出现及其所带来风险的多层次转移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础设施不足使得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差距和漏洞，而各个监管机构的协调是部分弥合这一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二，美联储将成为超级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集中监管的特征将更加凸显。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将得到强化，甚至可能成为“全能型超级监管人”。
第三，监管范围将扩大，监管力度将加强，监管标准将提高。具体表现在：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将分别被纳入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框架中：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国家保险办公室对保险业进行联邦层面的监管：诸如房利美等国家支持企业、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等将被纳入到新的监管体系中；金融体系中的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也将受到统一监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流动性、风险敞口等风险管理标准将更加严格而保守。
第四，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点。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违约概率和偿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一旦这些机构出现问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填补信息缺口，那些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和表外交易也将受到监管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信息。
第五，全球监管和国际合作将成为有效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金融风险在全球传播，金融危机也具有更大的全球传染性。然而，金融监管者对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杠杆率、风险敞口和风险管理安排等的全面信息是不充足、不准确和不及时的。因此。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将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三、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与美国的分业监管体系相类似，主要由“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构成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监管职能，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说，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是基本合理的，监管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和资本项目管制、大规模经济刺激和强大的政府支持等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些条件弱化，金融监管体
系的潜在问题就可能显现化。因此，我们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我国金融监管。
其一，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动态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发展的需要。从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金融监管方式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实行分业监管，英国实行统一监管，但是两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美国实行分业监管，我国也实行分业监管，但我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明显小得多。这也说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适合目前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但是，随着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监管制度必然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动态监测现有监管框架的有效性，特别是要对监管框架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调整和改革。
其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门的有效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更为超脱的、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其三，努力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创新都会伴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较为迅猛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当局需要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特点，不断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表内表外业务以及金融体系清算支付系统的监管，达到既促进金融创新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其四，重点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实力的增强以及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成，我国已经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基本格局，这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制度性矛盾。所以，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一方面。要强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严防其杠杆率过度上升，确保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控，督促金融机构协调好其安全性与收益性的关系，防止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敞口过大；再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
其五，建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包括注入流动性、处置有毒资产、金融机构重组与破产等要素的金融危机应对机制。从金融危机的救援来看，金融当局的及时、有力救援是金融风险扩散的有效防火墙，同时，流动性注入和问题资产处置也是恢复金融机构和市场功能的重要措施。因此，从应对危机的角度。一个强有力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一套运行有序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消费金融监管政策范文3
在讲话中奥巴马直言金融监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预防下一次的金融危机，监管俨然成为拯救美国金融的利器。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金融监管够了吗?金融监管真的就能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吗?
从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金融监管缺位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今天的金融监管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职责交叉，在联邦和州层面上，美国有数以百计的金融监管机构。人人负责往往导致谁都不负责，导致竟相放松的金融监管。宽松的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可以不断从事金融创新，导致金融机构可以无所顾忌扩大杠杆。金融市场上的很多风险没有覆盖，评级机构可以随意派发评级，酿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亟待改革，金融监管可以防范某些金融风险。但是，仅仅靠金融监管来预防下一次金融危机显然是不够的。
看住了机构。看不住市场
风险往往是管不住的。风险是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风险在金融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金融市场参与者正是因为承担了相应的风险才获得了相应的收益。金融监管可能能看住机构的风险，但是它往往看不住市场的风险。如果把市场的风险都看住了。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也就失去生命力了。
治理金融市场的风险就像大禹治水，易疏不易堵。如果到处堆砌金融监管之墙，短期内可能把风险堵住了，但是风险会像水一样不断积累，不断冲击监管之墙，最终把监管之墙冲垮而风险泛滥，造成危机。
大萧条之后，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系统性变革，其变革力度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这样的监管改革虽然防止了某些风险。比如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银行倒闭储户血本无归的现象，但是它并没能阻止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此后的美国也依然是层出不穷。
严厉的监管往往带来创新
以监管来管金融创新是不可能的。金融创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矛头也直指过度的、复杂的金融创新。但研究表明，严格的金融监管可能压抑了某些金融创新，但它往往又成为其他金融创新的动力。
金融发展史上许多金融创新就是为了回避金融管制而进行的。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利率管制就导致了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大额转让定期存单、自动储蓄账户、欧洲美元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创新。这次金融危机中，银行之所以把大量贷款证券化，银行之所以设计出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为了规避资本充足率监管等政策。所以，严厉的监管往往会带来金融创新的新浪潮，金融创新的成功同时意味着原有金融管制失效，至少是效力减弱。
监管本身也会失灵
经济学家承认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导致政府干预，但经济学理论中同样有政府失灵。监管作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同样存在监管失灵的问题。
尽管监管者主观上想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等监管目标，但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例如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信息不完全、政策时滞等问题，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而且，监管者本身作为一个经济人，其个人和集体私利也可能违背监管的最初动因。
失灵的“药方”?
作为医生来讲只有找到病根，针对病根用药，才可能药到病除。金融监管不足、监管不到位虽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微观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储备政策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是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国发行美元基本上不受限制。这样，对外，美国可以不用先出口换汇来支持进口，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发行美元来无限制支持其对外购买；对内，美国可以不用先储蓄来支持其消费，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凭证的发行回收各个国家手中的外汇，从而来支持政府和个人的消费。为了支持其对外购买，为了支持消费，美国发行出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全世界都处于流动性过剩的境地，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冲击到哪里，哪里就可能出现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破灭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过度发行。 因此，要想真正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必须主动调整国际货币体系。而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政策。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调整，那么流动性过剩的源头不会消除，泡沫经济的根源也不会消除，下一次金融危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美国所谓的金融监管改革下，下一次金融危机不会重复今天的金融危机，它可能以一种创新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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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业经营 金融监管 功能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58-01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迁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都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得到纵深发展，金融风险不断凸显，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从集中监管到分业监管的变迁。
1.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为唯一监管者的金融监管体制
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人行对专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建立起以人行为唯一监管者的金融监管体制。
2.“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建立
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转变职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规定人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管理体制。
3.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协调
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商业银行被允许设立基金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保险业和证券业也开始涉足银行股权投资，银行控股集团、金融控股集团出现，初步形成了综合经营的格局。为适应这一趋势，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随后，2004年银监会牵头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2013年人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经验借鉴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充分考虑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对既有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改革，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央行监管职能得到强化。
1.美国
美国在危机后建立了“中央银行为核心、中央银行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行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相协调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使得美联储原有的监管权力得以大幅加强和扩展。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权在不断强化。
2.英国
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建立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以提升公众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信心。在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下，监管机构除央行外，还包括金融政策委员会、金融行为局和审慎监管局，其中央行掌握更全面的监管信息，能够及时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干预和应对，提高了决策有效性。
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双峰”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互独立，从而有助于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双峰监管”使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得到充分体现，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相关建议
1.构建由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挥微观审慎监管功能
央行宏观审慎监管立足于稳定金融系统，以限制系统性危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微观审慎监管则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旨在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风险来保护储户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
2.推动金融监管模式向功能监管转变
短期，统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行椋加强投资者保护；中期，建立集中备案、集中监测的统一平台，实现对各类金融产品发展规模和运行风险的统一监控；长期，实现彻底的功能监管，由单一机构对金融系统进行统一监管。
3.处理好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将行政审批、发展规划制定的职能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分开。行政审批、发展规划部门应专司制定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路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金融监管部门则专职从事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对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防范的职能。
4.建立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处置体制
构造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信息共享、风险处置、业务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义务，强化制度约束。建立人行分支机构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双牵头的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中央没有对口联系部门的问题。
5.加强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标准化、流程化建设
加强监管的流程化、规范化，明确现场检查的工作流程和各项规范，优化监管程序。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提高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力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就金融创新适用会计准则、法律规范等问题的定期交流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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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背景 提高 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行业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新时期背景下要求金融行业人士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金融行业需要不断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才能够有效的避免金融风险，使金融行业能够有序的进行，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新时期提高金融监管改革力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发展的趋势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要求不断的完善金融监管改革，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求，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也紧密，其他国家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影响，部门国际企业与银行开展了合作，金融机构的范围也随之变大，给金融监管改革带来一定的难度，新时期背景下要求应完善金融监管改革力度，提高金融机构监管的效率[1]。
（二）互联网信息化的发展
互联网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已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金融业也不例外，通过互联网的融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但互联网本身的缺陷也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金融机构之间的服务逐渐趋同化，金融机构现都是运用互联网开展服务，实现了网络在线交易，但是资金的流动性比较强，不易监管。
（三）金融机构混业现象
金融机构存在混业的现象，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混业自身也有一定的优势，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节约了资金成本，但混业经营也会存在不同的问题，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才可能够有效的避免问题的发生[2]。
（四）完善金融市场
金融监管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以及人民银行等部门来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引导，实施金融监管可以及时发现金融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的解决。金融监管对于完善金融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大，协调好它们之间的联系任务艰巨，还有金融机构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才可以创造出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二、新时期金融监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
金融行业中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内部控制力度较弱，不能够通过内部控制加强监管，由于机制不完善，无法将制度落实到位，部分制度的制定也只是空谈，在建立部分机制时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另外审计部门以及会计部门职责分布不明确，无法对金融机构进行内部监管，使金融监管工作无法得到开展。缺乏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员，工作人员的职责意识不强。另外，金融监管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在金融监管中还没有完整的金融法律法规，不能够为金融监管提供法律性依据，限制了金融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3]。
（二）金融监管无法有效协调
金融机构部门没有适应时代的发展，无法运用互联网进行监管，使监管部门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金融行业的信息数据库至关重要，关系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来说，要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具有一定的难度，信息数据库主要还是以银行信贷业务为核心，实现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统一难度较大。在金融机构中各个部门的信息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信息的传播较慢，信息较为分散，不能达到资源共享，即使各个部门颁发了相关的政策，因无法有效的协调，不能将政策落实到位。部门监管的标准不一致，比如银行存款比率指标取消后，到了季节末尾银行的冲时点将会逐步消减，而人民y行将非机构类金融资金存款归类到了一般性质的资金存款中，银行监管部门没有对资金存款进行监管，无法有效的掌握银行存款的动态变化。
（三）金融监管形式较为单一
部分金融机构在开展监管工作只注重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金融的风险，给金融行业带来了不必要的影响，金融监管形式比较单一，监管手段不足，在财务资金方面不能有效的进行管理，无法对工作每个环节进行监控，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风险，也无法运用措施进行处理，无法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没有对监管形式进行改革，监管形式单一无法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的问题，给金融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4]。
（四）监管系统有待改善
现今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的模式，缺乏完整的监管系统，没有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创建监管系统，监管系统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也无法有效的识别金融风险，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使金融行业大都缺乏监管系统，另外当前的监管模式没有考虑到金融消费者以及投资者的权益，缺乏维护权益者监管机构，也没有为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监管系统的不足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给金融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五）监管标准没有符合新时期的标准
金融监管机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很多金融机构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监管，无法做好金融监管工作，不能够对金融监管进行科学合理地管理，金融机构如果不按照监管标准实行金融监管，将会不利于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增加了金融的风险，无法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
三、提高金融监管改革力度的有效策略
（一）完善监管机制
金融机构应转变监管理念，不断的完善监管改革机制，才可以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给金融行业减小不必要的损失，确保金融行业能够有序进行。在建立监管机制时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方案，监管加强内部控制，将制度落实到位，明确部门之间的岗位职责，提高人员的职责意识，对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相关金融监管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够接受到培训，金融行业也应引进高素质人才，能够组建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才，为使金融监管改革工作能够有效的开展。传统的监管模式已不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不能够满足金融的需求，需要完善监管机制，不断的创新监管机制，为金融监管提供良好的氛围，还应为金融监管工作增加法律法规，为金融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性依据，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5]。
（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金融机构应当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不断的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使监管部门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为金融行业建立信息数据库，以便于更好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加强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协调工作，使他们之间能够达到信息整合，实现统一发展。应协调好金融机构部门之间的工作，使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统一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够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规范部门监管的标准，不能将非机构类金融资金存款归类到一般性质的资金存款中，成立监管小组，对资金存款的转移情况及其变化要实时监管，掌握银行存款的数据动态变化，提高金融监管改革的力度[6]。
（三）完善监管形式
完善监管形式，使单一的监管形式向多元化方式转变，金融行业正在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监管模式，能够促进金融机构协调发展。通过完善监管形式，能够实时掌握金融机构工作运转的动态变化，进而可以了解整个金融行业的信息，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预防风险。成立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对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统一实行监控，加强监管的力度，得到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应加强网络监测的能力，运用网络监测系统来进行管理，运用网络监测中的数据库，为金融监管工作提供准确有效的数据，能够提前做好金融风险的预防工作，避免了金融风险给金融行业造成损失，为监管工作有效的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
加强宏观调控能够有效的规避金融风险，中央银行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机构，在分析金融风险的过程中能够通过经济货币来判断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较为明显，能够更好的对风险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对于促进金融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可以稳定市场的变化，另外中央银行具有宏观管理的作用，能够全方位的保障金融机构的稳定。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才能够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7]。
四、结语
金融机构应当明确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提高金融改革的力度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能够最大化的满足金融行业的需求，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困境，针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应当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措施，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监管形式，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只有不断的改善金融监管机制，才可提高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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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协调监管；金融危机
一、引言
放眼国内，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业综合经营已初具规模，综合经营与我国机构监管模式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监管的真空和重复。在当下，采取彻底的改革实行统一监管所带来的转换成本是巨大的，且各监管模式本身并没孰优孰劣的比较，采取哪一种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取决于某国的偏好[1]。因此，在当前我国监管框架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解决综合经营趋势与监管模式间的矛盾的现实选择。
目前发达国家大都从三个层面上构建监管协调机制[2]，第一层面是从法律层面，直接规定监管协调合作的内容或原则性要求，诸如美国、英国、德国；第二层面是制度层面，对法律所规定监管协调合作框架和内容等难以细化的事项明确化和制度化。如具体信息沟通机制、争议解决机制等；第三层面是操作层面，即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际运作作出一系列安排。本文在这三个层次基础上，分析危机后不同监管模式下典型国家监管协调机制的改革，通过这种横向比较，试图总结出危机后各国监管协调机制的发展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剖析我国监管协调机制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危机后典型国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改革分析
根据G30的报告，国际上现行的金融监管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模式[3]，第一种模式是通过法定单位对机构进行监管，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采用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对个体机构的功能进行监管。很多国家都或多或少采用这种模式，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后，美国的监管模式就具有较鲜明的功能监管特点，德国金融监管局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功能设立下属机构，也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监管[4]。第三种模式是由超级监管者执行，像日本和英国就采取此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者区分开来，即“双峰监管”模式，而前者主要依靠信息披露和市场行为，其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亚和荷兰。无论采取哪种监管架构，不同监管领域之间的协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5]。
危机后，各国纷纷出台了监管改革方案完善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如美国在2010年7月正式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金融服务法案》，德国政府于2008 年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法》等。 本文选取美、英、德、澳四国作为不同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分析危机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发展动向，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1]、[12]、[13]与[14]整理而成
通过深入的比较发现，这些改善措施在很多层面都体现着某些共性。具体表现在：首先，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高度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美英德在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方案中都将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交付给央行，针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问题，美英两国在各自的监管协调机制中分别建立了特殊清算机制和特别处理机制。澳大利亚则是由审慎监管局将被监管机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实施不同的监管标准；其次，从立法上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危机后，四国分别颁布了相关法律，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机制的职责分工；再者，成立新的监管协调委员会并赋予其新的职能。危机后，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协调，并承担部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英国则是建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CFS），替代了原有的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联合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澳大利亚则是扩大了审慎监管局的监管范围。最后，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保护消费者一直是监管机构的职能目标之一。危机后，各国在完善监管协调的政策规定中都将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突出位置，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目前分散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的监管权集中起来，改善了之前多个机构共同承担却无人承担的局面。德国的第二跨业部、澳大利亚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都承担了与之类似的职责。
三、各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设计的共同经验
（一）明确监管协调机制中央行牵头人地位的法律依据。
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或职责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此次危机后，各国根据监管领域的实际变化对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央行在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人地位。2010年7月美国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将美联储打造成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超级监督者”，进一步扩大其监管权限，赋予其系统性风险监管职能。而在此之前，出于监管协调成本的考虑，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在直接行动、间接行动和授权行动等方面都受到各功能监管者（functional regulator）或多或少的限制。类似的是，英国在《2009年银行法》中进一步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监管协调机制的定位与职责。
（二）畅通的信息共享是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基础
信息的收集与共享不仅能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而且能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冲突。危机前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委托监督局、证券投资委员会相互收集与其职能有关的信息，建立信息共享安排。而危机后，澳大利亚监管机构下定决心开放信息交流、加强协调沟通，澳洲金融监管委员会一份联合谅解备忘录（简称“MOU”），形成了充分的信息交流机制。美国由联邦金融检查委员会制定统一的报表格式的标准。英国在FSA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途径，双方可以完全、自由共享另一方收集的与其职责有关的信息。德国信息共享机制则明确规定央行是唯一负有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监管当局不再单独向其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必要的信息由央行提供。
（三）构建有效的事前协商和紧急、冲突协调机制
有效的协调机制应包括事前协商和紧急、冲突协调机制，确保监管各方在监管过程中一旦出现冲突或者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如2008年英国抵押贷款机构诺森罗克银行挤兑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缺乏必要的沟通。德国政府在2008年底创建的特殊金融市场稳定基金（Soffin），能够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面临威胁时采取行动，而不是仅当银行的存续面临风险时才出手干预。美国则在危机后设立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解决不同监管成员之间的争议。
（四）成立单一机构专司监管协调职能
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协调职能是保持协调机制高效运转的重要前提。针对危机所暴露出的监管协调不畅，各国进一步强化了监管协调机构的职权。以美国为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要求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以强化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从而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为避免美联储权利过于膨胀，法案还赋予委员会监督、指导美联储进行监管的权利。
四、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对策
对照危机后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设计的经验，从我国监管协调机制的具体实践来看，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监管协调机制。
1.健全相关监管法律。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监管协调机制运行的基础。我国只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规定了一些条款，并没有专门法律明确监管协调内容或作原则性规定，对监管主体的约束力不够。如果没有立法层面的强制约束，目前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席机制的约束力就无从谈起。实际上监管联席会议至今只在2004年召开过两次，虽在此期间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主监管人原则，但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2.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完全共享是提高协调监管有效性的必然选择。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致使各监管主体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中职责不明确，各监管部门利己心态导致各方对监管信息存在认识偏差。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监管数据重复收集，增大了被监管者的负担与协调成本，导致我国监管协调效率均衡点难以达到[6]（李成等，2009）。
3.建立监管协调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席机制本质是现有法律体系下的一种信息沟通交流机制，联席会议机制无权解决监管部门之间发生的争议和冲突。因而，急需专业监管协调部门开展监管协调机制中其他功能。对比发现，国外监管协调机制中都设有专门负责监管协调的部门，且危机后其职能有扩大的趋势。如美国的监管稳定委员会和英国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不仅承担着监管协调的职责，还担负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部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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