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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机制范文1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 社会治理 激励机制
一、引言
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领域。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参与情况将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研究就从居民参与行为背后的激励因素着手，探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从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实现善治中国的最终目标。
二、理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在国内外计划行为理论广受社会行为研究者们的青睐，它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并且绝大多数研究证实它能显著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向由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主观规范（Subject Norm，SN）、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三个变量影响，而行为意向最终导向人的行为。
三、研究假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本研究提出如下5条假设：假设H1：参与态度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2：参与主观规范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3：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4：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互相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5：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四、数据收集与检验
（一）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的样本空间为济南市天桥区田庄东路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三个社区，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进行抽样。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5份，有效问卷
170份，问卷回收率92.5%，问卷有效率85%。
（二）数据检验
以170份有效问卷为基础，采用SPSS19.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可见整个量表的信效度较好，可以进行分析。
五、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19.0软件对每一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提取出主成分。参与态度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1.352%。参与意向变量提取出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91.026%。主观规范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0.086%。参与行为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9.195%。参与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提取出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46.270%。
（二）相关分析与假设检验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对五个核心变量按照研究假设的模型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发现，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以及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核心变量互相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以及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的六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通过。
六、结语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和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可见，我们应该从态度改善、能力提升和渠道拓宽三个角度出发来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智力。首先，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营造参与性公民文化，塑造公民社会，营造一种开放和谐的参与性公民文化。其次，社区需要加强参与方式的宣传与教育，促进居民在公共事务解决中提升自身的能力，让居民“参与得道”。最后，我们需要从法律、制度两个方面来拓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构建高效良性的公共事务自主解决路径，从而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便利度，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感，最终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金红昊（1995―），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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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机制范文2
大居大都位于镇境内，镇一级政府在协调解决问题上，因权限问题，很多事情需多部门请示，反复协商，牵扯大量精力。大型居住社区也是一个小社会，涉及的事务基本涵盖了政府的所有职能。从宝山区顾村镇大型居住区的管理来看，大型居住区建设与管理涉及交通、房管、商业、市政、卫生、教育、环保、文化、社保、民政、财政、公安等几十个部门。2012年在宝山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大居建设和后期管理的议案，在办理过程中，就涉及到25个区政府部门负责办理。镇一级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而大型居住区是上海市级工程，既关系到全市的操作政策，又涉及到导入区、导出区政府及部门，镇政府遇到要解决的问题时，往往是多部门跑，多部门请示，有些事情还需反复协商，消耗了大量的精力，行政效率不高。
大居导入人口较多，在人员和经费上，导入区承担了较大压力。顾村大型居住区规划人口约30万，由于新建的大型居住区条件普遍先天不足，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管理上存在“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在入住的人口中，老年人、困难人、失业人口等弱势群体较多。目前，虽然各大型居住社区内的警力、城管等执法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已陆续配备到位，但如果大居人口全部入住，人员相对不足。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导入区也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从长远看，仅靠导入区的财政和镇一级财政，难以承担人口大量增加后大型社区的运行和管理费用。
对此，笔者建议：建立健全大型居住社区基层管理的体制机制。大型居住社区从成立到成熟，从陌生人的社区逐渐变为熟人社区，需要一定的周期，大居的管理同样需要一定的周期。针对大居基层管理这一特殊性，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一是全市层面建立大型居住社区基层管理的综合协调机制，具体承担大型居住社区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问题研究、政策制定、工作协调、工作推进、督促检查等。二是明确导出区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导入区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各区政府工作部门要承担哪些职责，大型居住区所在的镇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同时，导入区要指导好区、镇有关部门做好设施接管、运行、维护等工作。三是大居所在的镇要勇挑重担，将大居基层管理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从居民需求出发，从细节小处着手，形成大居基层管理的工作制度，任务分解到位、责任明确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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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在向城市社区化管理方向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在范围、内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 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机制范文5
一、工商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有效实践
近年来。为适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山东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全省各级工商机关以服务发展为第一要务,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与党委、政府同向思考、同步决策,广泛实施“红盾帮扶”工作,通过多种措施,有力支持了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两大经济区发展壮大。
(一)政策推动。自2003年以来,省局适时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发展、加快发展旅游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振兴服务业,以及降低门槛、简政放权、提速提效等几十项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工商部门的职能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更加积极主动谋划服务发展措施,在对近几年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关于保增长、扩内需、促发展的36条意见,对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全程服务、支持企业二三产业分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助企解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政策出台之密集,支持力度之大,是近几年少有的。同时,在认真贯彻省局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市、县级工商机关也因地制宜,制定了多项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广泛宣传,认真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期,滨州市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全市各部门中率先制定出台了促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的30条意见,重点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促进全市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等方面加大了政策帮扶力度,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日照市局根据市委、市政府确立的打造“日照电子商务示范城”的目标。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全市电子商务企业迅速发展。
(二)探索创新。深入实施“商标战略”,引导企业注册商标,扶持企业争创著名和驰名商标。两大经济区的工商局都积极主动地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商标工作的支持,成立了由工商局等部门组成的商标战略实施领导小组,将商标发展工作纳入政府考核范围,加大对驰(著)名商标的政策扶持和奖励力度。整合工商部门的融资手段和职能,运用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商标权质押和向金融机构推荐诚信企业等多种手段,积极破解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青岛市局提请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商标权质押贷款规定,在全省率先研发动产抵押网上登记系统。省局开发并推广了产业集群查询系统,各地积极开展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加强与市场主体的联系沟通,根据省局统一部署,2009年2-3月、2010年1―2月,各地工商机关开展了面向市场主体、政府有关部门的“大走访”和“大回访”活动。起到了服务发展、锤炼队伍的良好作用,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坚持开展企业登记窗口规范化建设,围绕规范服务、提高效率、优化环境的目标,推行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办责任制、AB角制、企业登记疑难问题请示制、注册局(科、处)长带班制等制度,推行服务质量电子评价系统,目前全省工商系统201个县级以上工商局已全部建立了规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登记大厅,有135个进驻当地政府审批大厅;13个市在登记窗口建立了窗口服务电子评价系统。简化登记和年检程序,全面实行“一审一核”制登记程序,推行“一网、一表、一次”式年检,在全国工商系统率先全面推行网上年检,目前网检率达100%。威海市局不断扩大“一审核准”范围,试行了“企业注册官制度”,将登记权限大幅下放分局和工商所。青岛市和潍坊市局共同签署了青潍工商一体化合作备忘录等合作协议,为两市企业联动发展搭建了平台。东营市局发挥信息化优势,建立“移动工商所”,延伸了服务领域。
(三)健全机制。建立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认真总结推广基层单位实行网格监管和区域监管责任制的做法,以“经济户口”信息为基础,建立了以县级局、企业注册局、工商所及网格责任为层级的网格监管制度,做到“网中有格、格内有责,责任到人、监管到位”。推行了食品安全监管“四项制度”,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的可追溯;烟台市局实施了“一票通行”制度,将监管重心由以往的食品零售商前移到食品批发商。在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无传销社区(村)”创建活动,有效减少了传销活动的生存空间。针对治理商业贿赂、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无照经营等重点、热点问题,探索完善监管机制,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不断改革、完善监管执法体制机制,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相统一,法律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相统一,行政执法、普法宣传、指导帮扶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推进行政执法工作改革,组织实行“小局大所”改革、集中执法改革、协作执法改革,创新推行行政指导制、统一掌控制、案件主办制、合理裁量制、案后回访制等五项重要制度。
(四)协会服务。注重发挥所属各级协会的作用,积极帮助会员企业借贷、担保,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开展“消费者满意单位”“百强私营企业”评选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发挥熟悉企业、贴近企业的优势,开展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积极搭建高层管理者交流平台,为会员输送管理知识和社会资本。协助企业开展人才招聘活动,积极开展以会员创业促社会就业活动,解决企业缺乏人才支持的问题。积极探索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建设,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教育、“山东最佳企业公民”评选等活动,培育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典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制约工商部门提升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主要因素
尽管工商部门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做了大量工作,但也有些因素制约着工商部门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部门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效能和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干部队伍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服务发展能力有待提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两大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部署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掌握不准,对相关专业知识特别是企业管理知识、新领域知识学习不够,服务发展与市场主体需求脱节等问题。
(二)市、县两级工商机关简政放权的空间已很小。多年来各级工商机关坚持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而目前当地党委、政府和企业对工商
部门的意见、建议仍然多集中在放宽市场主体准人等方面,但各级工商机关在权限划分、职责履行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市、县级工商机关出台类似降低门槛、提高效率等方面帮扶措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
(三)现代技术装备的支撑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一方面,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市场业态多样化、营销方式现代化、市场违法行为日趋高科技化,对监管执法特别是广告监测、网络交易监管、食品安全抽检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多年来工商机关的服务举措停留在“降低门槛、简政放权、上门服务”等层面上,依托网络提供较高层面的服务能力较低,而这些又对T商机关的硬件装备、信息化支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现行经费保障体制和机构编制建设对工商部门履职到位有一定影响。“两费”停征后,省局积极争取支持,不断强化经费保障。但目前实行的经费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工商部门仍将执收执罚、收取会员费作为工作重点,制约了履职的进一步到位。同时。近年来沿海部分市对辖区开发区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使得区域面积、人口及市场主体数量较过去有了成倍增长,但工商部门系统内的机构、编制调整没有相应跟上,现有人员编制数量已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五)外部环境对工商工作的干扰。一些地方认为,工商部门做好服务就是少处罚、不处罚,有的地方甚至规定无故不得到企业检查,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职责履行受到了制约。部门间监管体制不畅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比如威海市局反映,由于相关部门对法律法规把握尺度不一,导致全市50%以上的海带生产加工业户不能取得质监部门的许可,因而无法办理营业执照。
三、进一步做好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政策制度框架内,争取国家工商总局在企业登记注册、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争创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对市、县两级工商局的赋权、授权力度,特别是对涉及全局性、突破性政策措施的出台,及时提请以省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执行:对需要省相关职能部门支持、配合的关键措施出台,要商请审批部门共同制定下发。同时,密切关注政策措施执行效果,国家及本地的行业、企业变化情况,不断完善、创新现有的政策措施,确保政策措施真正有效、管用。
(二)拓展职能空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两大经济区建设的科学规划,本着既要抓量的扩张、又要抓质的提升的原则,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推进重点、优势、龙头企业组建集团,兼并重组落后困难企业,鼓励城市企业进入乡村发展: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扶持新兴产业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引导外资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研发环节,推动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企业改组和兼并重组;完善帮农助农手段,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等。尽快出台全省商标战略中长期规划。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重视商标注册和使用工作;支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两大经济区内的重点产业争创驰(著)名商标,积极引导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商标国际注册,推动全省自主品牌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继续帮助企业拓展投融资渠道,重点完善“三押一推”融资手段,探讨债权、市场场地使用权、集合债权融资等新的投、融资方式,并积极参与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等的研究、支持和规范。
(三)完善服务机制。认真总结“大走访”“大回访”活动,将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做法提炼上升为长期制度并针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建立健全工商部门联系市场主体制度,以达到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问题,引导发展等目的。进一步深化、细化行政指导内容和方式,制定和完善行政指导的内容、措施和制度。完善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全程服务制度,实行全程服务、跟踪服务、延伸服务,使重大重点项目早登记、早发照。完善信息数据分析制度,尤其要建立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制度,提升数据分析质量。建立工商数据向本级党委、政府报送制度,注重选择有代表性、针对性的数据指标定期报送党委、政府,积极为决策服务。认真总结青潍工商一体化合作经验,借鉴长三角工商一体化建设的做法。探索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两大经济区工商机关的交流合作,实现两大经济区内工商机关市场主体基础信息互联互通、企业登记注册要件互认、市场监管信息和商品检测信息共认共享、行政执法协作与支援、违法案件协查通报,逐步实现两大经济区工商一体化。
(四)推进监管改革创新。强化信用分类监管,重点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合理划分监管网格,加强基础数据、监管数据的归集。以农资监管、取缔无照经营、食品安全监管、查处虚假违法广告、保护商标专用权等为重点,加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建设。继续推进以“五制一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工作改革,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社区治理机制范文6
关键词 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利益 经济人 市民社会
一、利益的相关概念
居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统一命名群体，实质上还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而作为个体，必然会基于所采取行动带给自身的利弊决定此项行为的实施与否。即就是说，当居民个体发现参与社区治理这个行为能带给自己更多的益处，其参与积极性和效能大幅度提升，反之，则大幅度下降。在这项行动中“利益”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之一。本文以“利益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居民驱动力”这一观点为前提，展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中居民参与的动力问题的研究。
（一）利益的界定
推动个人或组织做出某种行为最基本的动力或者动机就是利益。这里指的“利益”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并不简单地指个人的经济利益。本文倾向于以下对利益的界定：即利益是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具体来说：（1）利益同时具有客观性和主观需求性。当主体的需求相契合于满足需求的客体时，利益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行为动机也由此产生，相应的行动也会随之开展；（2）利益的表现形式不仅有我们所熟知的物质利益，也有不以实体状态存在的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参与者的行为需求；（3）利益具有交换性。利益的本质，即资源和条件本身都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用于交换，而条件和资源相比，其作为利益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4）利益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社会中，一切活动的开展或多或少都掺杂着利益因素，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都有利益要求。同样，利益的合理性表现在利益能够满足人和组织生存发展的需要。以上对利益的概念界定，必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和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
（二）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利益
具体到城市社区治理来看的话，利益也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我们要承认社区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在公共管理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众多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显示出复杂化趋势，社区治理也不例外。如何化解各个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实现作为社会利益核心的公共利益与具有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间和谐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社区来说，其本质上就是某种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这里的利益主要指的是社区利益。社区利益在主体上包括社区成员（居民）的个人利益，社区组织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个人是利益主体的基本单元，也是社区利益的基本构成要素，居民作为参与主体，更多的关注的是参与的实效性，即居民在参与目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居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对参与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估量，取决于对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和可能性评估，而“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因此，如何提升整个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应当着眼于微观角度上居民个人利益的有效维护。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的微观探讨
本文把利益作为居民参与最重要的驱动力的出发点是人性。所谓“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它包含人具有动物本能的自然属性和人受社会影响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决定着人的行为动机。而人的行为动机是建立在人的认知基础上的，人通过认知建立一个标准，以此标准做出行为动机的选择和判断，即判断标准是动机的核心，行为选择是动机的结果表现，整个过程就是动机产生的过程。不同学科中对人的行为分析总是要对人性的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因此，人性假设是学科中人的行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同样，如果不从人性入手，就很难明确社区中居民的心态和动机所在。本文试图将“经济人”假设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以期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一）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作为一个公认的科学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假设。指不抱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动机，只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行为主体。具体来说，“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人的行为目的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
在现实的社区生活中，对多数居民而言，是否参与取决于参与的实际功效，而非参与的民主理念。在涉及到居民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的项目时，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实效行动则会大幅度提升。如，社区的整个绿化和卫生状况，社区健身器材的购买，停车位的安排等，相关涉益居民都会有倾向性的投入与其关联性最大的项目，而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主体有意识的进行强行推动的。因此，具体到居民参与中来，在居民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在社区中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其能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部分特例之外，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但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居民较低层次的物质利益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还有被尊重，归属，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利益得以被需求，不可否认，精神利益带来的行为效力的持久性是远高于物质利益的，这就需要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予以分析。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初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1954年又在《激励与个性》一书中，对该理论做出进一步阐述，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1）需要的多层次。马斯洛于1943年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2）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行为的主导动机。这种某一时期最迫切需要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其相对重要性。（3）激励是动态的。当低层次的需要逐渐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则会慢慢影响行为判断的标准。（4）各基本需要的心理强度是按由高到低逐级上升的，但这种秩序不是完全固定的。（5）人都潜藏有各种需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所展现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如图1所示，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图1
居民本质上是“经济人”，兼有实现尊重，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首先，低层次的社区需求，指低层次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在城市社区内，生存需求指居民对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和生活便利等需求；安全需要，即指居民可以保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其次，中间层次的社区需求。即交往需求，也就是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的建立，与其他居民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信任的需求。最后，高层次的社区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在社区内，尊重需要指的是相互关心和尊重对方权利，社区责任感和自我约束。自我实现需要指的是能够体现人格魅力，展现组织能力，获取社区声望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低层次的社区需求基本上关联密切物质利益，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参与中，中高层次的社区需求则是与精神利益关联密切，集中体现在政治参与中。
（三）边际效用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为微观经济学得一种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数量所带来效用增减变化的影响。也即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每一个消费单位中获得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图2）。
图2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其自身利益需求是多样的，现今有较多的社区指采取较为单一的需求点所延伸出的政策方法一成不变的实施，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则可分析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积极性会由刚开始的效用最大化到逐渐失效，也即政策的实效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持久的发生效应。居民个体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持续不断增加时，这种需要对象带给居民的满足感在一开始时是逐渐上升的，但单一的一昧只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居民的需求点在达到饱和后便会下跌甚至会产生负效用，就像一个人口渴时，喝水能带给他满足感，但一昧的喝水，喝水的人反会呕吐，这也就能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有些社区治理政策在刚开始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失效甚至带来负面效果。此规律要求社区治理宏观政策的制定一定要遵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阶段性调整，且要着眼于居民需求多样性的点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实施方法，关注居民的多元性需求利益。
总之，促使居民做出行为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居民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使个人决定是否参与社区治理的最直接动力，也是最基本动力，当个人物质利益在社区或其他领域中得到基本满足，失去最强动力以后，其他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浮出水面，特别是精神利益，如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就会取而代之，由间接动力转变为促使居民参与的直接动力。
三、微观层面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般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参与是居民个人的事情，因而要从居民参与行为本身来寻找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居民利益由个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
基于个体利益追求基础之上的公民参与行为在多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达成对公共利益的认同，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居民本质是“经济人”，因此利益是其从参与的最重要驱动力。当居民感到社区治理与其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出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与期望。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者假性参等现象。因此，如何将居民与社区利益更加有效的关联，使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1、社区政治功能的强化
（1）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具体体现在社区选举和民主瓶以上，通过社区内的政治活动，满足居民在单位外政治参与的需要。各地一重要的实践就是开展社区直选活动，让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真正落在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2）强化社区党建工作。现金社会，城市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愈渐密切，其“单位人”属性逐渐弱化，“社区人”属性逐渐增强，因此更需要提升社区党建工作的地位，现阶段，社区党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原有的体制已经无法进行有效教育和管理，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党建工作势在必行。
2、社区福利保障功能的强化
就我国目前市场，社区发育不足的现状来说，我国只能实行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保障模式，即一方面强调居民的自我投资，使社区服务商业化，同时实现社区服务价格的社区补偿；另一方面强调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的无偿服务和安置。降低职工与单位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中得到体现和保障。
（二）“市民社区”的建构
1、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社会资本形式可分为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和民间创造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包括共同价值观、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及社团型成员资格等方面。这个分类方法告诉我们，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从公民个人、公民社团、国家三个层面努力。具体到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上，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来实现居民高层次需求的社区化。而个人层面涉及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正好和我们所探讨的居民参与是重合的。因为，扩展居民参与是社区社会资本投资的最直接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居民的彼此需要为联系纽带，以信息沟通为切入口，以双方的满足为社区认同的感情基础，能有效突破居民间存在的陌生感和生疏感，缩短心理距离，增进相互了解，催生彼此感情，最终形成社区联系。
从外部效应来看，其将居民各自分散的力量得以整合，与其他较为强势的如政府等主体进行有效的博弈，方便了居民利益表达和利益集合，提升了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效促使居民参与。
从内部效应上来说，当个人从属于有多元目标和多样化的“横向”组织时，他们的态度将因为组织内的互动和互交压力而变得温和，也更容易培养居民的集体参与感和意识，进而形成有社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反作用力推动于居民参与。
2、社区认同感的构建
物质利益的满足其助推力的时效性是有限的。精神利益的驱动相对是长久性的。那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区认同感则是我们的研究所在。
一方面，社区参与的重要动力源于持久有效的社区动员和民众教育，使居民转变观念，产生内在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理解支持社区建设的现代化行为。另一方面，社区掌握了居民的能力和潜力，做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时就能有的放矢，社区活动对居民有吸引力，居民自然就会产生同类认同，愿意参与。
具体来说，社区认同力的构建需要以下五个方面社区文化的构建：（1）充分发挥民间团体文化、文化精英等在文化建构中的有效作用，关注弱势群体文化需求，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的“内生力”；（2）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打造沉淀性强且独特的社区文化，彰显社区的独特魅力；（3）充分发挥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评价机制；（4）切实举办各种吸引力、实效性强的文化体育活动，让每个居民都能切实参与并从参与中获取一定参与实效，达到双赢；（5）协调好社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质之间的关系，既尊重亚文化，有切实抑制并改造其负面成分。
总之，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其使社区具有内在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凝聚成行为规范的同时，构建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并结合社区政治功能加以改造，同时增强社区福利功能。其次，有效发展非政府组织，构建“居民、社区组织、政府”三点一面的结合性攻略，形成“自信、互惠、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社会”，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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