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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1
第一,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来看都需要运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加以解决,金融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来看,丰富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保障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取消分业经营限制尚需时日,在既定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约束下,提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只有也只能依赖金融创新。从我国金融业的稳定来看,金融体系中大量不良资产的形成,既有政策性、经营性方面的原因,也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各方利益博奕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形成机制、存续时间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很难采用国外那种集中化、一次性的方式加以解决。同样,由于经营者(人)政治激励与约束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然会大于市场激励与约束,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建设、风险管理约束、市场退出等方面,简单引入国外的做法很难起到实际效果。只有在客观分析认识我国金融问题形成的基础和深层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依靠金融创新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以我国金融创新的持续性、连续性和特色性,要求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金融创新,放松而不是加强管制。应当尽快放弃以片面加强监管为主旨的监管体制改革思路,明确金融监管的目的和范围,充分发挥通过金融创新和风险配置所形成的风险市场化管理手段的作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片面地强调加强监管,依然坚持严格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简单地扩充行政监管力量,可能并不会真正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风险管理水平,反而可能会由于部门利益的影响,在监管权力细分并强化后,导致监管协调成本快速上升,社会的综合监管效率与效益下降。同时,在任何社会,金融监管的权力都与金融寻租行为和金融管理的随意性正相关,无论是政治寻租行为或是经济寻租行为,一旦受到偶发因素的激励,就会形成金融管理体系“重局部、轻全局”,“重短期影响、轻基础体系建设”,“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成为现实,金融体系仍然会保持发展,但这种发展会成为一种“累退式”改进,最终可能导致中国金融业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甚至衰败。
相反,按照现代金融创新理论以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重新界定,通过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等创新,积极培育国内风险配置市场,一是有利于行政化的监管方式转变为外部监管与市场约束相结合,利用市场的力量补充和完善现有监管体系的不足,逐步构造可长期依赖的监管体制基础;二是有利于商业银行改善其产品结构,丰富社会金融投资工具,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贷款业务畸形扩张的局面。
第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互为补充,规范的监管是创新的制度保障,富有生机的创新是节约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要利用市场化的手段管理风险和配置风险,提高监管水平,在监管制度与政策方面,需要解决好交易工具、交易市场和交易主体的规范问题。一是要严格规范金融创新的程序和制度管理,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设计、性质与法律关系的界定、营销、投资管理、统计报告等,都应遵循科学规范的管理规定;应放宽对金融创新业务品种的直接限制,尽可能丰富金融创新产品;二是尽快建立可供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和发展的国内市场,解决诸如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支持债券、次级债券、结构性存款等金融工具的交易规模和流动性;三是逐步放松参与金融创新产品交易的主体限制,提高风险配置的效率。
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2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创新加速化和金融机构集聚化为序曲的金融全球化乐章快速奏响。这一时期的理论则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中，事后研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更侧重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的未来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超越。此外，相比以前的理论，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点，进而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完善金融体系监管，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公共利益理论
1.负外部性规制理论
负外部性规制理论源于金融监管的负外部效应而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当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时，依赖自律管理的金融机构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存在负外部效应，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克服外部效应相对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恰当金融监管控制负外部效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控制其波动。中央银行应使用信贷管理，控制信贷动荡促进经济稳定，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手段，如央行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循环变化导致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危机，加息可能只是诱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才是主因。危机不仅仅是过度投资以及投资环境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其失灵带来的不足，这种政府干预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金融活动的规制。同时，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调节和规制。
2.公共产品规制理论
公共产品拥有的两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金融体系提供的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搭便车”是公共产品面对的主要问题。个体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会导致“挤提”的传染性，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背审慎经营原则，会导致金融系统蕴藏过高风险。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需要一个拥有超然利益、独立和权威的宏观管理者对各个金融机构及其关联系统实行规制，保持稳定的金融产品供应。公共产品规制理论强调，对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系统，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运用各种规制手段进行约束，规避金融系统的集体非理性，以确保相关金融产品的稳健，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金融规制实现金融产品良性供给和金融系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不稳定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本身特征，导致金融体系产生了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Minskey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自身内在特征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密切相关，从而金融自身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Minskey承认银行危机和经济运行周期变化的内生性，并且该周期变化受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约束，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和危机发生。
2.银行挤提理论
挤提也被称为银行挤兑，储户集中大量提取存款，并随之产生一种突然、集中和灾难性的危机。消费者对银行的支付能力失去信心，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往往以银行不能取款等谣言为诱因，使银行储户产生恐慌，并恐慌性取款蔓延成“银行挤提”。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不会保持所有的现金在手，只保留一定比例现金，所以出现银行挤提，银行会有相继倒闭的危险。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和挤提具有高度传染性，一旦发生“银行挤提”，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挤提，甚至可能导致金融风暴。戴蒙德等在分析了商业存在的内在不稳定后，提出了银行的D-D模型，用以研究金融市场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D-D模型得出了信息不对称是银行遭遇挤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进而认为商业银行遭遇挤提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们据此认为，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非常主要。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以使全社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具信心。
四、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1.管制供求理论
管制供求理论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继承了集团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赞同政府金融监管以自己以及利益集团利益为重心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观点，然后利用供求关系理论来研究了金融监管效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各种监管资源调整各方利益从而可以实现对一个行业调控，主要监管手段包括：新竞争者进入的控制、配套产品生产干预(比如替代品和补充品)、价格管制与货币补贴等。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对于业务活动的限制、利率的上限规定以及市场准入管制等因素。首先，供给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通常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利益，而是使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产品供给，因此，就会使得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另外，波斯纳曾指出，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监管时，他们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会遭受损害。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监管不仅可以为被监管者带来利益，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监管成本。随着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管方式界定以及评判标准，管制供求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管制寻租理论
管制寻租理论是对金融监管范围内寻租行为的一种解释。寻租理论是由克鲁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利用政治工具，利用政治特权，获得了资源的拥有权，在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收益大于租金。寻租行为对于社会是一种有害行为，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使社会资源减少，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不论在其他行业还是金融监管行业，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都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寻租行为也必然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管制寻租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对于金融监管的管制，不但没能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全，有失公正。所以，在寻租行为盛行的环境下，企图利用政府来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是不现实的，反而会使得金融行业市场秩序混乱，导致更多的不公正现象发生。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政府部门应该对金融行业放松监管，从而避免大量的寻租现象。
以上理论说明监管存在与市场调节同样的失灵性，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与公众利益的维护相比，金融监管更在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功能监管理论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它要求对从事同种金融活动的中介使用同种法规。莫顿(Merton)、鲍迪(Bodie)等指出，相对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与功能变化相适应，金融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将最终会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基于对金融中介功能概念的深入理解，他们认为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体系要比基于机构监管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政府监管。功能监管强调以功能来架设组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相似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在本质上其基本功能具备同一性，从而政府在应对机构变化设计政策和监管制度时，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应对国内与国际金融变化。相对于金融服务可随竞争形式而发生相应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根据功能而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法规更稳定与高效，并且可以降低机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
五、总结
金融监管的效用存在阶段性特征，对应着特定时期的金融发展需求。金融监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力度。比如，在经济过热时，强化型监管比较有效;在经济低迷时，效用较低，甚至是负效用。行为金融学、信息经济学和复杂学科的金融监管理论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信息充分和理性经济人等假设前提，从而更加符合当前实际运行中的宏观经济，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和流程再造来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符合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方向。
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3
摘要：金融危机的现实破坏力及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迫使人们对监管有效性问题进行思考。本文通过对现代银行监管理论的一个概括性评述，得出了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并归纳总结了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为探索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提供逻辑及理论上的铺垫，进而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金融创新条件下有效监管边界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监管敏感区”，探析了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的路径。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监管成本；监管收益；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2-0004-05
一、监管有效性问题的提出
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在《银行监管》中认为，“银行监管就是力争在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与维持该行业的清偿力与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的权衡。”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制度及技术)，使金融体系显得更加脆弱，特别是20世纪90以来的金融危机，其巨大现实破坏力和多发性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然而，当进一步考察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时，笔者发现，银行监管有成本，也会发生监管失灵。一方面，有效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监管缺位、错位或越位，可能导致如下几种情况的发生：(1)由于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及扩散的乘数效应，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局部金融风险演变为全局金融动荡(J．Stiglitz,1993)。(2)增加银行运营成本，即被监管者由于对监管者的行为不甚了解，不得不为了应付监管而作出许多不关乎“效益性”的工作，增加额外成本。(3)抑制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政策是为防范风险而制定的，具有稳定性，也因此具有被动性，这就使得监管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4)监管部门作为监管制度的供给者，缺乏市场约束和竞争，可能导致监管的低效或过度。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监管边界被模糊，监管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帕累托优化、是否促进(而不是抑制)了金融创新，变成了解决监管必要性之后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而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监管当局需要走出监管悖论的两难困境，在维护公平、安全和提高监管成效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从而达到银行监管的帕累托最优。
二、现代监管理论的概括性评述及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一)现代监管理论概述
金融脆弱说是基于“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提出的，认为银行由于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内在的非流动性，在资产负债中，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负债主要表现为金融负债而不是负债净值，使银行间依赖性强，导致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加脆弱，更易被传染。一旦金融恐慌(哪怕是由假信息引发的恐慌)引发挤兑，很容易引发连锁的“技术性破产”(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公共利益说则认为，金融市场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93；Spiering，1990)。因此，需要政府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这一公共利益而实施监管。这两大理论具有较大影响力，都是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从实践上看，其缺陷在于，由于监管过程存在直接及间接的监管成本，以监管代替市场其效率并不见得高，监管常会扰乱金融机构正常的效率函数，扭曲正常的市场信号，从而增加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经济理论认为，行业的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上。监管产生了被监管行业的租金，这些租金由消费者支付，政治家可以从中获利。由于给监管成本给予了充分的补偿，政府乐于提供监管。监管辩证论则以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府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是由利益集团自己要求的，需求的存在产生了政府对监管的供给(Kane，1983)。上述两个现论中，前者的主要缺陷表现为缺乏对一个行业的监管方式及其预测能力的评判标准，而后者则没能全面解释和预测监管效应，且“被监管者要求监管”的假设也值得怀疑。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88；Thosmson，1990)，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5年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创新之一就是确认了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最低资本充足率(MininumCapital Requirement)、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ory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这一理念正在被各国实践。但该理论也存在不足：当一个银行的经营风险反应到资本的时候，整个监管的信息传导和监管行为(校正过程)已经滞后了，在一定程度上有秋后算账之感。
(二)现代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纵观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及其优缺点，为我国银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由于受自身假设前提的限制，都只是部分地解释了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及方法，金融创新不断地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冲击、新挑战。就我国实际而言，金融业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旧体制下的问题进一步显现，金融创新的影响日益明显，监管政策的最优导向应是借鉴最新监管理论及统一规则(如巴塞尔新协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来制定。
第二，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从为什么监管(传统监管理论)向如何监管、监管什么(新资本协议)的方向发展，为现代监管实践提供了指导。我国银行业应采用明确的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来更准确地度量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
第三，监管政策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效率与公平三者的平衡，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侧重，但对三者轻重权衡的标准应该是如何更有利于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四，在“严格的金融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再放松管制”的监管发展历程中，试图通过政府监管完全替代市场纪律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并不能保证金
融的稳定；同样，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由的约束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现实。我国监管应该是两者的有效配合，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双赢”：通过市场力量，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力量，引导经营行为，提高监管成效。
第五，要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并不会自然融合，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以合理的制定安排，规范市场参与主体、市场秩序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逐步培育起市场约束力，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必要的前提。
第六，监管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要以监管的有效性为基础前提，其中，监管理念、政策、方式、手段、工具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第七，要不断提高对我国转型时期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水平，加大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三、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
如前面理论论述，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动态平衡，相对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监管具有被动性。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对现存的金融秩序尤其是监管制度造成冲击，为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甚至破坏金融安全。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目前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还不和谐，两者之间还未形成正和博弈的良性互动，创新活动给我国监管工作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了外部性效应，强化了风险的传染性
金融创新大多是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并迅速扩展的。各种衍生工具，如可转让存款单(CPS)、自动转账系统(ATS)、可转让支付命令(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以及外汇保单贷款、承诺、银证通等，具有自由度大、透明度差、技术性强、渗透性强的特点，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能打破行业界限，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转移信用风险，规避政府监管。但在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一把“双刃剑”，一旦某一银行的衍生交易发生巨额亏损，导致支付困难或破产，就会可能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迅速传到世界其它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负外部性以强烈的传染性破坏区域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金融创新强化了信息不对称，使监管部门处于信息的劣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并未随金融创新而扩大，信息量来源单一，明显不足，纵向信息沟通不畅，横向与商业银行协调不力，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有时会有意强化“单向信息”，监管者占有的信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二是由于现代金融创新衍生品技术性强、杠杆效应大、风险(或赢利)变化频率快，使监管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完全、不充分，增加了识别、度量及化解风险的难度，一旦某一交易主体资金链条断裂，将可能导致银行亏损乃至引发支付风险，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
(三)金融创新使一国金融体系暴露在全球金融风险之下，增加了监管难度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经营超越国界的限制，经营全球化趋势明显，使国内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强行置于同一时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难以监控，一个环节的问题很容易传导到其他环节上，一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波及他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破坏亚洲后又蔓延到俄罗斯，并波及拉美、美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显一例。
(四)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准确监测风险的难度
金融创新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同衍生工具的使用(或组合使用)，将全部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在追求盈利性的驱使下，金融机构会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风险，可怕的是这种风险是隐蔽的、潜在的风险，是通过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其他衍生工具反复变化而来的，而且一些新产品的场外交易趋势在加强，风险更易被隐蔽，风险的技术性、复杂性不断增加，风险更不易被监测。
(五)金融创新会导致监管主体缺位，造成监管的“真空带”
金融创新打破了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分离的状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每个机构都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类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在向多样化、综合化、趋近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我国分业经营已破土、分业监管依旧的情况下，一些处于不同金融机构边界的业务带有明显的边缘性、交叉性，很可能造成监管的盲区，形成“真空带”，为风险的形成、扩大及扩散提供了滋生地。
(六)金融创新使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对监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现实挑战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产品(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或再组合)的产物，这种再组合包装后的产物本身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由于大多数监管人员并没有商业银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尚可，但对一些复杂性、交叉性较高的衍生工具不能透彻掌握或掌握的人并不多，加之受技术条件限制，电子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监管人员本身的技能不能满足于金融创新工具快速发展的需要。
四、金融创新条件下的有效监管：以成本收益分析为视角
监管实践表明，实施银行监管需要耗费资源，也就是要付出监管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果银行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收益，银行监管就不合算，这就要对监管有效性进行经济学分析，寻求监管边界，找到监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边际点。
监管成本是由监管行为的实施造成的，是可度量的。从产生的方式看，监管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与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直接成本是监管当局制定并执行监管工作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组织运行、人才培训，以及被监管对象因遵守监管法规而需建立新的制度、提供信息等配合监管当局活动所花费的资源。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监管机构的运行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1971―1979年，美国57个监管机构的行政费用由12亿美元上升到30亿美元，人员增加到87500人，增加了三倍。同期，英国的监管运行费用也在9亿英傍以上。间接成本表现为整个社会福利由监管失效而引起的下降，即由于监管行为干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限制了充分竞争，抑制了金融创新，从而造成的间接效率损失。
监管收益是指当局因实施一系列监管措施是而带来的利益，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利益。可以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由于监管及时干预金融垄断的形成，防止了金融效率损失行为的发生，维护了公众利益。其二，通过银行监管，解决金融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减少“搭便车”行为，鼓励了金融创新。其三，监管当局通过科学的评级方法，对银行进行风险评级，并向全社会公布，让处于信息劣势的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经营状
况有所认识，从市场纪律方向督促银行安全稳健运行。
由此可以看出，监管有效性受到社会环境、政治稳定、经济体制及监管理念、方法、方式、技术水平等的影响。它作为一个监管效率问题，就是要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有效性的高低取决于影响成本及收益各种因素，是对多因素组成复合函数的综合求解。
设定F(X)代表监管净收益，R(x)代表监管收益，C(x)代表监管成本，即有F(x)=R(x)－C(x)。要使监管有效性最大，F(x)取极值，即要F’(x)=R’(x)－C’(x)=0，得到极值的这一点为x=t。此时银行监管的净收益达到最大，达到了最优监管边际，监管效率最大，有效性最高。如图1所示：
A、B两点都是极值。A点表示在自由放任的、无监管的市场中(自由主义)，监管收益为零。因为这样的市场无秩序，不管从银行自身，还是宏观经济角度，都谈不上监管收益(假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B点，虽取得了监管收益，但由于监管过细、过严，监管过度，付出的监管成本也很高，从而导致R(x)=C(x)，使f(x)=0。因此，有效的监管行为应处于A、B之间，t为监管最佳点。
当x处于t的右边时，即0A阶段(C区域)时，说明监管还有潜力可控，应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在t的右边(D区域)，表明监管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监管能力提高带来的监管收益，使监管净收益下降，也未达到监管效益的最佳。提高监管有效性就是不管出于C区域还是D区域，都努力向x=t的方向靠近，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寻求帕累托优化。
笔者在此引出x=t，是为了讨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如何确定t值(或t值的区域)。金融创新使银行本身的经营范围、规模、能力、品种、方式、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监管的t值。如图2：
t值可能处于t1位置(t的左边)，也可能处于t2位置(t的右边)。出于t1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使某些监管思路、手段、方式已过时，如果按传统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时，就会造成监管过度(监管过度区)，造成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发展。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1线逼迫。当处于t2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导致了监管不到位，需要监管手段、工具、方法进一步改进，如果只按传统监管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就会造成监管空白(监管盲区)。此时，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2线逼迫。t1到t2的监管过渡区与监管盲区可称为金融创新导致的“监管敏感性”。这一敏感区实际是一个动态区，它会随金融创新工具的种类、数量、性质以及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监管作为一种政府力量，会产生监管成本、监管失灵，金融创新在增强金融活力的同时，产生了监管敏感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就是要科学把握监管的度，监管政策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采取有弹性的监管策略，按照金融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在动态变化中既要防止放松监管带来的可能风险，又要避免在“监管敏感区”超越帕累托最优点的监管过度，以持续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五、有效监管路径选择：基于金融创新条件下的分析
根据以上有效性理论分析，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就是要实施有弹性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在“监管敏感区”，既要克服“市场失效”，又要防止“监管失灵”，在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中相机决策，恰当地以某种方式共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力量，达到“协同”效果，使监管发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以风险评估与度量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更难测算，而且这些风险还常常交织在一起。监管当局应借助于现代金融计量分析方法及工具，对每一个、每一类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评估与度量，正确评估和度量风险，建立对风险的测评、预警机制，并以此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体现前瞻性、动态性，在“监管敏感区”内有较大弹性，以适应创新，使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守航”。
(二)加快金融创新监管的法制建设，在风险可控下力促创新
要根据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性质、功能、范围和风险防范措施，加快针对衍生品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对创新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增强法规的执行力，对创新中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加处罚。同时，要科学认识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既不能无视创新风险的存在，也不能将创新视为洪水猛兽、采取高压措施。正确的导向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活动的进行。
(三)健全银行监管体系，重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反映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重要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指出，“有效的市场秩序取决于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及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准确、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信息。”就目前我国现实，要注重建立并规范银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法规，对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作出规定，强制银行及时、准确、公开向公众披露信息。通过市场的作用，使市场机制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监管活动，使之形成千千万万个编外监管者，为银行业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四)适应于经营多样化，逐渐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
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不同监管部门的机构监管方法，适应于各类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业务不存在交叉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无权管制其他部门的活动。功能监管是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个活动的主体是谁，目的是提高监管的秩序和效率。目前，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下，我国虽实行“分业经营”，但不同金融机构经营的交叉业务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向功能监管过渡具有必然性，可以避免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或盲区。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过渡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它目前在分业监管中“拾遗补缺”的作用。
(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方法，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创新条件下的监管已积累、总结了许多好的方法、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应充分学习、吸收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后，为我所用。同时，要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合作，确立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会计标准，促进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六)建立监管人员绩效评价机制，努力提高监管人员的工作技能
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4
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对基础性假设的冲击和可持续发展假设的冲击。一方面，基础性假设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主要是通过个体的投资行为对集团乃至整个经济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个体投资人会因个人的情感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理性行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这种不理性行为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将颠覆财务管理理论中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假设以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可持续发展假设理论则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理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有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财务要素顺序理论、融资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逐步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充分挖掘市场的发展潜力，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以经济人为基础，但是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将人的非经济性也纳入其中，这将影响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的科学性。市场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和运作之中，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的有机转变，以此为前提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推动新古典财务管理的稳步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制定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设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的未来发展计划，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经济稳定下的财务管目标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前提，具体可细化到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实现自身经济理论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绝大多数企业濒临倒闭破产，此时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以规避企业风险，缩减企业负债成本为基础，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及时调整企业的投资计划，并对自身的发展资产进行重新的评估，实现企业负债最小化。
(三)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重组财务要素的顺序理论，为企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情况下，财务管理理论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经济为主要前提，因而其财务决策依据则是投资、融资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决策方式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加大企业的负债压力。因此，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顺序，以提高偿债能力为中心进行相关活动的有效扩展，实现企业的经济复苏。
(四)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进行综合性考虑，考虑到多种投资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顾及其投资成本，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较为强烈，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实现先股后债。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不同股利结构的企业其支付方式也不尽相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股利结构管理理论，并完善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五)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进一步完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发展思路。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投资者的目标则是实现了由经济利益的提高到规避风险最大化的有效转变，因此，在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当中，要以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为基础，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的方向，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更好的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服务。
三、结束语
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分业监管；合理性；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
1979年以前，我国采取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金融监管发展很不健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策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金融监管业也伴随着金融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我国进入了“集中统一”的监管阶段；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1992年以后，我国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简称“三会”)，并于200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金融业界与金融监管实务，完成了央行监管权力的分转，实现了由“集中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
二、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纵观历史，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与一国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就目前而言，分业监管体制在我国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分业监管体制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相一致。“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到“分业监管”体制的转变，正是我国经济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对世界开放，逐步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二)分业监管体制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在仍旧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下，实行分业监管不仅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各行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效指引，还能形成促进各行业专业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其发展速度。而且由于我国三大行业的发展不均衡、目标不一致，各行业的监管标准也难以协调，因此，分业监管就成了不二选择。
(三)分业监管体制符合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方式。监管体制是为了更好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使其得到稳定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我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但数目不足100家，我国三大金融行业的业务分界线依旧存在，这也是目前分业监管持续至今的客观因素之一。
(四)分业监管体制是实践的选择。在分业监管体制运行的过程中，我国承受住了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连目前仍肆虐世界的次贷危机也没有动摇我国金融业运行的根本，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监管体制对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整个金融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 我国监管模式遇到的挑战
日益凸显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国内分业监管体制的失灵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向国际敞开，平等、互惠的原则在为我国带来贸易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行业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首先，混业经营的融资渠道更为广泛，相对于分业经营具有更好的竞争力。因此，拥有熟练技巧和丰富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将对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构成了巨大威胁。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促使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然而分业经营相在融资方面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融业国际化的步伐。
第二，来自国内市场的挑战。为了应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从2006年开始，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大型银行都纷纷涉足保险、证券等行业或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的态势开始在我国显现。然而，这种混业经营的模式与我国分业监管的模式并不匹配，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当局更加关注与控股公司下各个子公司业务的运行情况，“三会”的监管重点和目标不一致，使得每个部门都只侧重于各自的监管目标，从而不能准确全面的评估该金融机构的风险，造成了监管的失灵。
第三，融创新模糊了业务范畴，交叉业务的诞生造成“监管真空”。各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力加强对金融工具的创新，也直接导致了三大传统业务范畴的交叉，降低了监管效率。
第四，消费者利益保护的缺失将影响市场信心，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截至目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关于“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明确法律文件。即使是在近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仍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如长期放任，必会动摇存款人对于金融机构的信心，从而降低资金运行的效率，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
四、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监管体制的合理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混业经营将成为我国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趋势，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必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作者建议：首先，在目前“一行三会”的体制下，增加对于交叉业务的监管组织，并依据市场业务情况及时更新其监管范围，缩小目前的“监管真空”范围。其次，设立“三会”之间定期的信息交流机制，并颁布相关的法律确定其地位和权利。这样不仅保证决策者可以更好地掌握市场运行的情况，并作出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政策决定，还能加强“三会”进行沟通和协调，在保证金融业稳定有效的运行的同时为分业向混业体制过渡做好准备性工作。再次，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小组”，专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并颁布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行过程中所应遵守的具体准则(包括对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细则等)。这样的模式，不仅能促进监管的有效性，避免重复监管，还能发现和解决混业经营和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举两得。第四，设立“混业经营及监管研究小组”，集合专家力量对各大金融机构业务进行合规、合理的引导，保证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高质量过渡。最后，无论是在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亦或是两者的过渡时期，明确细致的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都应迅速被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明确并牢记，只有消费者的信心得以稳定，才能有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谢平,等.金融经营模式及监管体制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金融监管的理论范文6
[关键词] 金融监管 有效性
金融监管作为对金融运行过程进行控制管理的一种行政行为，在金融业发展各阶段发挥了强有力的监督保证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为此，党的十七大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关键在于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本文拟结合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监管工作实践，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西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理论评析
1.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角度论述监管的有效性，关注的焦点在于金融监管能否有效化解银行破产倒闭引致的外部性。代表性的学说包括金融脆弱说、公众利益说。金融脆弱说认为由于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难以匹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公众利益说认为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明显地高于银行自身的成本,可能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需要政府监管来防止这种负外部性进一步向社会溢出。
2.金融监管无效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代表性的观点有监管俘获说、监管寻租说、监管供求说、监管成本说、监管辩证法等。监管辩证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揭示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关系。Kane的监管辩证法告诉我们，金融监管不是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监管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3.从制度安排论及监管看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施手段与评价体系。理论分析方面，代表性的方法包括：引入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运用委托理论分析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途径，以及建立各项银行监管政策工具有效性模型。也就是说，有效的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金融监管中各利益主体的风险控制的目标和努力方向达成一致，实现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激励相容，即社会公众、国家、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的目标及其努力方向都是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以此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及制约我国监管有效性的机理分析
1.西方经典理论的评述。上述研究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并没有清晰的界定监管的有效性，监管有效性所包含的要素及评价标准。监管俘获理论、监管寻租理论、监管供求理论等否认金融监管的理论，对金融监管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金融监管的确存在缺陷，但由于根本上否定金融监管制度，已被金融监管的实践所否定。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是受政府监管最严的经济部门之一。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从反面论证了实行金融监管的目的，不实行金融监管有可能导致一国经济金融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不论其成本多高都必须实施金融监管。但是金融脆弱说和公共利益说并没有证明，实行金融监管就一定能达成监管的目的，一定能避免灾难性后果，不实行监管就一定导致灾难后果。
2.制约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原因探讨。首先，从外部环境方面来看，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信用环境需要改善；市场约束机制不强；金融监管体制及监管机制不协调等。其次，从内部原因来看，我国金融监管法规的科学性和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手段之间结合不够；以产权制度、财政救济及最后贷款人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安全网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金融机构并不完全承担因投机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却可以独享投机成功带来的丰厚回报，造成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担者的不对应，这种不对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产生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转嫁激励和不稳定。
三、提升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策略分析
1.建立监管有效性的评价标准。监管有效性是监管当局通过监管措施实现监管目标的效果，只有建立监管有效性评价标准，才能科学考量监管效果，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措施才有针对性和可比性。在设计监管有效性标准时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科学评价监管效果；二是紧紧围绕法律授权监管机构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三是尽量从定量的角度确立检验监管有效性的要素。
2.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能。如何科学合理界定监管机构的职能是研究提高监管有效性中的重大问题，“越位”、“缺位”和“错位”会严重影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主要是行使市场监管职能，因此应将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上，以此作为检验监管效果的主要标准。
3.进一步树立法治监管理念。法治监管是提高监管效果的根本举措，这与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法的功能分不开的。法治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良好的立法有指引、规范、强制作用，能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减少监管的随机性和行政指令，确保市场各方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
4、进一步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决定了监管人员的专业性，这是确保监管当局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关键。建立监管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明确监管人员任职条件，确保从源头上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只有具备一定的资格才能从事金融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强汪东山: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