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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生态清洁型小流域；重要生态功能；生态敏感性；时空优化；渔洞水库
1 概述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江河湖泊水体污染、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理念充分体现了流域系统性治理特点，其提倡以水源保护为核心，以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坚持“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治污与生态修复相结合，通过调整人类活动和布局，建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流域生态系统，使流域内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基于这一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全新的治理理念，进一步开展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及脆弱区的评价识别，并结合污染源构成及分布特征调查，提出“分区、分期、分级”的时空优化对策，将对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工程的优化布设和实施时序提供技术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昭通渔洞水库径流区环境状况的系统调查，通过开展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运用GIS技术将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重点污染分布区进行空间叠加分析，以流域水环境保护为核心，结合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需要，提出渔洞水库径流区“分区、分期、分级”的时空优化策略。
3 研究内容
3.1 研究区概况
渔洞水库径流区位于昭通市昭阳区西北部，径流区面积709.06km2。受喜马拉雅山运动强烈影响，径流区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在地质上地层发育较全，从古生代到新生代均有出露。地质以玄武岩分布最广，库区内有少量石灰岩出露，受水系发育影响，河谷深切，沟壑纵横交错，受河流、冲沟的切割，径流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面积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28.1%、26.0%、22.1%、17.0%。径流区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立体气候特征十分明显，降水集中在5～10月，多年平均最大一日降水量50～75mm。受山脉不规则分布影响，据现场踏勘统计，有小松树河、瓜寨河、黑鲁河、铁厂河等30余条大小河流汇入径流区。径流区植物区系属“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中的“滇中高原小区”，区内有种子植物98科，299属、约521种，现存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占流域总面积的54.52%，自然植被则以暖温性针叶林、暖性落叶阔叶林、暖温性灌丛灌草丛为主。渔洞水库径流区水土流失面积为410.46km2，占流域面积的57.89%，主要以中度侵蚀和轻度侵蚀为主。
从行政区划看，渔洞水库径流区涉及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永善县的9个乡镇、33个行政村，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径流区土地利用类型51.35%为耕地，约30.18%为有林地，径流区林业用地面积过少，与水源保护区基本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2013年渔洞水库水质类别为Ⅳ类。对比渔洞水库保护目标（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主要超标因子是总氮和总磷，水库在运行初期为Ⅱ类水质，1999年水质类别为Ⅳ类， 2000年后趋于稳定，近十年来，水质在Ⅲ-Ⅳ类水质之间波动。[2]
3.2 研究区重要生态保护区识别
3.2.1 渔洞水库径流区重要生态功能区识别
针对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环境状况分析，其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因子包括包括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
（1）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评价
评价方法：采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USLE）的模型法，开展土壤保持功能评价。
模型结构：Ac=Ap-Ar=R×K×L×S×（1-C）[3]
式中：Ac为土壤保持量，Ap为潜在土壤侵蚀量，Ar为实际土壤侵蚀量，R为降水因子，K为土壤侵蚀因子，LS为地形因子，C为植被覆盖因子。
根据土壤流失通用方程，求出R、K、LS、C、P因子的栅格图层，然后在ARCGIS平台下通过图像乘积运算得到土壤保持量栅格图层，采用GIS软件Quantile（分位数）功能进行分类（Classified），共分为四级，即极为重要、较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并赋予分类属性值，得出渔洞水库径流区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空间分布矢量图。
通过GIS空间分析，渔洞水库径流区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极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鲁甸县龙树镇、新街镇及水磨镇东部山区，涉及木瓜冲、梨园沙沟、沈家沟、公家沟、瓦窑沙沟、黑噜小河流域。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极高的区域主要呈现植被覆盖率较低、坡度较陡，土壤侵蚀性强的特点，是径流区产生水土流失污染较大的区域，这些区域是流域重要的水土保持强化区，生态空间管控中应根据重要性程度采取分类分级的保护策略。
（2）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
评价方法：降水和蒸散的水量分解模型法：
WY=P-ET
式中：WY为地表总产水量，作为水源涵养服务能力的代用指标；P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ET为蒸散量，PET为多年平均潜在蒸发量；ω为下垫面（土地覆盖）影响系数，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取值（表1）。该方法采用了高度概化的地表覆盖因子，因此，需要对评价结果做不确定性分析和参数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降水和蒸散的水量分解模型法求出P多年平均年降水量、ET蒸散量，栅格图层，然后在ARCGIS平台下通过图像乘积运算得到地表产水量的栅格图层，采用GIS软件Quantile（分位数）功能进行分类（Classified），共分为四级，即极为重要、较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并赋予分类属性值后，得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空间分布矢量图。
通过GIS空间分析，渔洞水库径流区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极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昭阳区苏甲乡，涉及瓜寨村、布初村等；鲁甸县新街镇的转山包、新街村、酒房村；龙树镇的照壁、新乐；水磨镇的新棚村、铁厂村等。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较高的区域土壤条件好，植被覆盖度高，坡度较为平缓，具有较强的水源涵养功能，但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与生产生活的干扰，对水源涵养功能产生影响。
（3）生态功能重要性综合评价。本研究生态功能重要性是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单要素评价的综合函数，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最终湖泊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综合评价指数，运用GIS Quantile（分位数）功能进行分级，并赋予分类属性值后，得出渔洞水库径流区土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分区空间分布矢量图。经统计分析，渔洞水库径流区重要生态功能区面积为129.39km2，其中较重要的区域面积为116.36km2，主要分布在大山包乡、水磨镇、新街乡；极为重要的区域面积为13.03km2，主要分布在龙树乡、苏甲乡。综合评价结果为极高和较高等级的区域即为生态清洁型小流域优先和重点防控的区域。
3.2.2 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
评价方法：选取降水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坡度坡长和地表植被覆盖等评价指标，并根据径流区的实际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分级评价标准作相应的调整。将反映各因素对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单因子分布图，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乘积运算，公式如下：
式中：SSi为i空间单元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评价因子包括降雨侵蚀力（Ri）、土壤可蚀性（Ki）、坡长坡度（LSi）、地表植被覆盖（Ci）。不同评价因子对应的敏感性等级值见表2。
根据水土敏感性评价模型计算，评价结果按表2进行分级并通过GIS进行空间分析赋值，得到渔洞水库径流区水土流失敏感性分布图。
渔洞水库径流区土壤敏感性总体水平较高，统计结果具体为：土壤侵蚀不敏感性面积占总面积的42.11%，一般敏感面积占18.59%，较敏感面积占30.81%，高度敏感面积占8.49%。
3.2.3 渔洞水库径流区污染分布
根据污染源调查，渔洞水库整个径流经济区以种植业为主，农业农村面源是径流区的主要污染类型。从各个污染物来看：COD的主要来源是人畜粪便、水土流失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龙树镇，占入库总量的26%，其次是水磨镇；TN的主要来源是农田化肥流失、人畜粪便、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水磨镇、占入库总量的24%；TP的主要来源是人畜粪便、水土流失、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龙树镇和水磨镇，均占入库总量的24%；氨氮的主要来源是人畜粪便、农田固废和生活垃圾，主要分布在龙树镇，占入库总量的25%。总体来看，径流区上游的龙树镇、水磨镇和新街镇产生的污染负荷是整个径流区主要污染分布区域。
3.2.4 重要生态保护区和污染防控区综合分析
渔洞水库径流区重要生态保护分区将基于重要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敏感区的识别，采用综合函数进行评价，即生态保护重要性用V表示：
其中：V1为生态功能重要性，V2为生态脆弱及敏感性。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等级划分分级标准见表3。
根据公式（1）及生态保护重要性评级等级划分标准，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将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落实到渔洞水库径流区空间地块。
经统计分析，渔洞水库径流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面积为168.31km2，其中较重要的区域面积为148.67km2，占径流区面积的20.94%，极重要的区域面积为19.64km2，占径流区面积的2.77%。从空间布局来看，径流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主要分布在龙树乡、新街乡、水磨镇、大山包乡、苏甲乡。结合径流区污染分布情况，龙树乡、水磨镇、新街乡、苏甲乡同时是径流区主要污染源分布区。通过综合评价，渔洞径流区内的龙树镇、新街镇、水磨镇、苏甲乡是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的重点优先建设区，此外基于单要素评价中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水土流失敏感的重点分布区将是集中进行专项水土流失治理、生态涵养建设的针对性区域。（详见图1和表4）
3.3 研究区生态建设时空优化对策
渔洞水库径流区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以及生态保护重要性综合评价等级的划分与分布结果为径流区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进行时空优化布置提供了技术支撑，本研究依据渔洞水库径流区具体到地块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结果，以径流区小流域为单元，提出“分期、分区、分级”的综合治理策略，分为两期生态建设时空策略建议：
（1）I期
建设区域：I期生态建设主要针对评价等级为极重要或极敏感，同时为径流区重要污染源分布区。根据识别，布设I期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工程的区域为龙树乡塘房、照壁、新乐村村区域内的木瓜冲小流域、石龙河小流域、梨园沙沟小流域、沈家沟小流域、公家沟小流域；水磨镇水磨村、黑噜村的瓦窑沙沟小流域、黑噜小河小流域；新街镇的李家河、母猪溪小流域；苏甲乡坪地营大木桥河流域；大山包镇车路村、大寨子雨霏村坡耕地区域；水库枢纽工程和水库正常蓄水位（黄海高程1985米）沿地表外延100米库滨敏感区。
环境问题：农业生产生活较集中，人为活动频繁，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由于缺乏整体系统性规划，已有治理工程布局分散，治理效果不显著。
治理策略：以水土流失治理为重点，强化河道整治与水源涵养，采取水利工程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通过拦沙坝建设工程、河道清淤清杂工程、河堤加固生态建设工程、谷坊建设工程布设改善河道的水力侵蚀影响，进一步减少泥沙入库量。经测算60.27km2水土流失高度敏感区中分布有基本农田、坡耕地、荒山区、灌木林新幼林区，通过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退耕还林及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将有效减少小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改善水土流失状况，其中位于水土流失敏感区的基本农田应加强治水、培肥综合改造，通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保水保肥保土能力，进一步减少农田面源污染。其中大山包车路村、大寨子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实施退耕还草工程。在水库100米库滨敏感区修建物理和生物隔离设施，形成以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合理配植的方式构成一道复合型的生态屏障，防止人畜活动对水源保护和管理的干扰，拦截污染物直接进入水体，保障饮水安全。
（2）II期
建设区域：II期生态建设主要针对评价等级为较重要或较敏感，同时为径流区主要污染源分布区。根据识别，布设II期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工程的区域为苏甲乡瓜寨河流域、居乐河流域、布初河流域、鱼坝河流域；新街镇新街小河流域、酒房小河流域；水磨镇关山小河流域、铁厂小河流域、纳黑租流域。
环境问题：土地利用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坡耕地广泛分布，农业生产生活集中，人为活动频繁，流域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突出。
治理策略：以水源涵养林生态维护与建设为主，强化水土流失治理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污染防治。水源涵养林生态维护与建设主要通过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宜林荒山的绿化造林、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全面禁封、适地造树、低质林改造等，提高径流区森林覆盖率，增强径流区水源涵养能力，减少径流区水土流失面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布局，改变现有农业广种薄收模式，通过推广科学施肥，实现减污不减收；进一步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采用水利工程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河道综合整治与河口湿地建设等系列工程，全面控制流域内中强度侵蚀区水土流失、减少入湖河道泥沙含量、削减污染物入库量。
4 结束语
（1）本研究中重要生态保护区的识别，主要基于重要生态功能评价和生态敏感性评价，采用简单综合函数模型进行综合判别，模型函数权重的确定主要根据专家经验判断，存在主观认识的偏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区域多年历史数据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灰色系统理论等数理统计方法，辅以专家经验判断确定模型函数，进一步减小研究量化结果与现实世界的偏差。
（2）本研究评价标准分级主要采用GIS软件Quantile（分位数）功能进行简单分类分级，其目的主要为初步识别分区分级的差异性，其客观性与科学性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甄别确定。
（3）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基于GIS技术的生态系统评估模型快速发展，例如InVest模型、ARIES模型、MIMES模型等，这些模型采用多层级设计，可以对生态系统进行多尺度、多情境的综合评价，在今后研究中方法学上可进一步扩充和深入，提高评估的精准性，为区域生态建设规划提供更为精细的技术参考。
参考文献
[1]祁生林，韩富贵，杨军，等.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理论与技术措施研究[J].中国水土保持，2010（3）：18-20.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生态环境 ；污水处理； 防洪
Abstract: Urban zoology to change development road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town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reative planning and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 Huadian city Hongshilizi town overall planning " as an exampl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plan into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in the design and the depth of scientific planning, special plann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wage treatment; flood control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一城镇生态环境现状
红石砬子镇是吉林省经济“十强镇” ，2009年被国家住建部、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全镇人口6.79万人，辖区面积1296.94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7.10%，水域面积289平方公里。域内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坐落其境内，有“三湖连珠”之美，更有“森林水乡”之誉。“三湖”中的水资源是吉林省、黑龙江省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由于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森林的过度采伐，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三湖”水质下降，所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此吉林省政府于2011年下拨专项资金，用来制定《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中指出了“三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总体规划”设计不但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经济建设为着力点，而且要以创建生态家园为导向，突出生态安全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有效指导红石砬子镇经济健康发展。
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思想
《桦甸市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在遵循《吉林省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基础上，以松花江水系为纽带，坚决实施环境保护，确保生态安全，推动“三湖”水资源的科学保护。“总体规划”设计是以污水处理、生态环境恢复、居民点防洪为设计重点，着力突出“三湖”水源保护的重要性和森林资源保护的科学性，以达到优化生态环境、创建文明社会、建设美好家园的目的，使红石砬子镇在规划期内形成沿江、沿铁路、沿主要公路的绿色经济走廊，使生态环境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桦甸市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将保护生态环境，创建生态家园，打造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作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强调保护历史遗迹，挖掘地域文化，突显生态环境的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并将创建生态环境、优化“三湖”水源作为规划方案的主要切入点。“总体规划”不但要遵照城市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以及旅游美学的要求，突显“森林水乡” 的自然特点，符合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更要符合生态安全、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需求。“总体规划”注重城市形象与风格的塑造，保护 “森林水乡”的自然风貌和景观特色，延续和传承松花江上的黑土地文化。
三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规划
由于红石砬子镇自然环境复杂脆弱，区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生态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总体规划”提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目标要分三个阶段：近期（2011－2015年）的主要目标是着力解决重点地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明显好转。中期（2016－2020年）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已有治理成果，生态治理范围稳步扩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进一步加大，使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生态环境总体改善，达到全面建成建康社会的环境要求。远期（2021－2030年）目标是自然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环，城乡环境清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由于红石砬子镇位于松花江 “三湖”两岸的台地之上，极容易受到洪水和泥石流的威胁。1995年、2010年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两次冲毁了防洪大堤，淹没了城乡低洼地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所以《桦甸市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要紧紧围绕区域生态安全建设而进行设计：
1、生态环境恢复规划
“生态环境恢复规划” 详细制定了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生态环境恢复是以“三湖”区域内退耕还林、退耕还水、治理水土流失为主，依据“总体规划”分以下三个时期：
近期规划（2011－2015年）：“三湖”区域内退耕还林1500公顷，退耕还水15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200公顷。中期规划（2016－2020年）：“三湖”区域内退耕还林增加1000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100公顷。远期规划（2021－2030年）：“三湖”区域内退耕还林增加500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50公顷。
2、污水处理规划
“污水处理规划”详细制定了污水处理方案，近期2011年至2013年完成临江污水处理厂、红石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工程，两个工程现已进入工程施工阶段，2014年完成白山污水处理建设工程。工程项目采用国内先进工艺，要求出水水质从国家一级B标准提高到国家一级A标准。
污水处理工程的投入使用，将对提高“三湖”饮用水源质量，保护“三湖”生态平衡，减轻环境污染、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防洪规划
“规划”详细制定了防洪方案，研究比较各种合理可行的防洪措施，并对规划修建的各类防洪工程的条件与作用进行估算分析，组成若干有代表性的防洪方案，包括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并对其中的主要防洪工程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提出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并根据设计流量拟定河道宽度、堤坝标高与纵断面形式等。“防洪规划”是按稳定水势利于行洪、防凌的要求，拟定防洪路线，确定护岸、堵汊、分水、疏浚、河道展宽、河道裁弯的工程地点。“分洪与泄洪工程”要对超过防护河段安全泄量的洪水，因地制宜确定分洪区域和行洪区域，根据国家防洪标准，科学控制洪水来源与泄洪量，拟定水库防洪限制水位、防洪蓄水位、防洪库容及其防洪调度方案等，并建立洪水预报警报系统。在防洪调度中，既要考虑发挥各部门的综合职能，又要考虑防洪人员的安全，建全防洪安全措施，以达到洪灾损失最小和社会效益最大的目的。
结束语：
红石砬子镇是长白山下松花江流域的“重点旅游名镇” ，美丽的松花江从镇域中部穿过，辖“三湖”和国家级——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桦甸市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主动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相对接，在“长吉图发展规划”的指导下研究城镇的发展和建设，形成了总体架构科学严谨、论述严谨合理、依据连贯通透，规划内容丰富深入、条理清晰通畅的设计风格。《桦甸市红石砬子镇总体规划》正在付诸实施，红石砬子镇的经济必将得到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屠凤娜.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 [J]．未来与发展，2011（4）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生态功能分区 治理模式 宁夏河段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033-02
河流不仅在水利方面起到防洪减灾、供水兴利的作用，而且在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还是沿河地区人群与生物集结的场所及人文历史发展的载体，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河道治理模式往往只考虑行洪、灌溉等功能的发挥，随着十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观念的更新，河道的生态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建设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水边环境”、“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寻找平衡”以及“河流生态建设”等成为新时期的治河理念。
本文从河流生态功能分区的角度出发，兼顾河流的资源、环境及生态功能，对黄河宁夏河段河道综合治理模式进行探索。
一、区域概况
黄河干流自宁夏中卫县南长滩翠柳沟入境，至石嘴山市惠农区头道坎麻黄沟出境（右岸平罗县陶乐镇都思兔河），穿越中卫、吴忠、银川、石嘴山4个地级市的10个市县（区），全长397km，流域面积5万km2。黄河两岸是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精华所在，沿黄经济区的国土面积为2.87万km2，占全区总面积的43.2%，聚集了全区60%的人口（城镇人口占81.5%）和80%以上的产业，创造了宁夏90%的GDP和财政收入，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黄河宁夏河段属黄河上游下段，全河段由峡谷段、库区段和平原段三部分组成，其中峡谷段由黑山峡峡谷和石嘴山峡谷组成，总长86.1km；库区段为青铜峡水库及回水区段，自中宁县枣园至青铜峡水利枢纽，全长44.1km；平原段总长266.74km，为冲积性平原河道。
二、河道生态功能分区
1.河道生态功能
河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1]。自然功能包括水文功能、地质功能和生态功能[2]；社会功能包括水利、资源、人文景观、休闲娱乐、场所及形象功能等。一条健康的河流既要满足河流周边生态环境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合理需求[3]。河道各项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是河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河道生态功能是河道各项功能的基础。根据生态学理论，生态功能是指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三大基本功能[4]。河道生态系统具有栖息地、过滤作用、屏蔽作用、通道作用、源汇等方面的功能（河道的生态功能主要表现在栖息
黄河宁夏河段位于黄河上游下段，是黄河生态廊道内极为重要的一段，保证了生态廊道在上下游之间的贯通，其上承黄土高原西部农业生态区，下启内蒙古高原草原生态区，是二者之间的连通走廊。因此，宁夏黄河的生态作用就是黄河流域的生态廊道，也是宁夏全区内最重要的生态廊道。生态廊道把各个斑块中的生态系统串联沟通起来，促进物质、能量、信息、物种的流动，既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又实现了栖息地、通道、屏障和过滤、源汇等方面的功能。
2.黄河宁夏河道生态功能分区
2008年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根据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所具有的主导服务功能类型，将全国划分为生态调节、产品提供与人居保障3类，216个生态功能一级区，依据生态功能重要性划分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农产品提供、林产品提供、大都市群和重点城镇群等生态功能二级区。
2011年国务院批复《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8]。水功能区划分为两级体系，一级水功能区分四类，即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缓冲区。二级区划在一级区划的开发利用区内，细化水域使用功能类型及功能排序，协调不同用水行业间的关系，划分为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七类。
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的成果，兼顾河道功能的完整发挥，将黄河宁夏河段划分为4个功能分区，即生态保护区、开发利用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过渡区。其中生态保护区和开发利用区是河道主要的核心生态功能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过渡区是将核心生态功能区联系起来的生态廊道。
2.1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是指对流域生态安全、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及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保护等至关重要而禁止开发利用的区域。宁夏河段的生态保护区主要是指河道内的湿地生态保护区，以现状黄河滩地上大面积连续性的天然植被分布区为基础，划定生态保护区，利用其本身优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强生态保护工作，扩大栖息地面积，提高生物多样性，使之成为整个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的种源地、避难所和迁徙中继站。黄河宁夏段现状滩地上大面积连续性的天然植被分布区及其相邻河道等生态系统保护较好的地区划为生态系统保护区。
2.2开发利用区。黄河宁夏河段的开发利用区是指河势基本稳定，无特殊生态保护要求或特定功能要求，开发利用活动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及河流健康影响较小的区域，主要是指城市河段。根据各地城市发展规划，河道所涉及的城市河段包括中卫、中宁、青铜峡古镇、吴忠、灵武、银川兴庆区6处。
2.3生态缓冲区。生态缓冲区[9]位于生态保护区和其它区域之间，将外来影响限制在生态保护区之外，同时连接破碎化生境，起到生态缓冲和社会缓冲的目的。对生态保护区内生态系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该区域内可以开展一定的科研活动；生态缓冲区的主要作用是减轻外界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保护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河道生态系统不受外部干扰的强烈冲击。
2.4生态过渡区。生态过渡区是为开发利用区和生态修复区顺利衔接而设置的区域，该区内允许开展各种实验性经济活动，这些活动要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维护河流系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且应当是可持续的。
三、河道综合治理模式
1.基本原则
河道综合治理是指在河道规划、设计、施工中综合考虑工程设计和生态功能要求，利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水利工程学的技术手段，在人工干预下能充分发挥河道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设计、自我恢复能力，最终将河道建设成为生态化河道。
根据黄河宁夏河道生态功能分区，考虑河流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功能的完整性，不同分区在治理侧重点和具体目标上存在差别。河道综合治理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1.1在保证安全行洪前提下，统筹兼顾生态环境的改善、自然性和河道亲水性等多个目标的实现；增加河道沿岸公共设施建设，提高河道周边土地利用价值。
1.2杜绝未经处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内，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
1.3坚持生态化治理的原则，实现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
1.4注重河道自然景观与人文景相结合，维护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1.5坚持“点、线、面”相协调的原则。使城区河道像自然河流一样，形成稳定、丰富的生态体系，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
2.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的治理应侧重于保护，主要是维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和自然现状。在生态系统保护区内部，现存保留较好的珍稀植物分布区、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产卵场、抚育场、觅食场，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核心区是野生动植物的高度集中区，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且对维持大区域内的生物种群规模结构与动态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核心区内生态敏感度高，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给生态保护区内生存的珍稀宝贵的野生物提供栖息地，通过植被结构来实现栖息地的多样性（水平和竖向），栽植不同高度的植被形成错落有致的植被层，为鱼类等水生生物提供食物来源。对该区域进行生态保护治理时可以应用河道治理的孔隙理论，即在河道治理中，使用适当质地和结构的材料，人为的创造适合生物生存的空间环境，保证在河道治理中，不破坏其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更进一步的创造条件，促进其发展，使河道成为保护和恢复其原始生态功能的空间。
3.开发利用区
开发利用区采用融合“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河流生态系统建设模式，构建良性的城市河流生态系统。
黄河宁夏城市河段的特点是人类活动频繁，己有大规模的河道建设和开发利用设施，生物栖息地多样性缺乏，人为冲击强度大。针对该段的特点，我们将其划分为开发利用区，并且提出“防洪保安，面向经济发展，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集防洪、生态和经济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
首先要建立控制性骨干工程，达到河段的设计防洪标准；在此基础上，以河流为轴心，科学规划城市建设与发展总体布局，努力打造现代化城市，进行滩地整理、绿化美化工程，建设河滨公园，为市民的游憩娱乐创造条件；然后，通过改变设计思路，采用生物防护措施努力为河流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空间，。在滨河公园里，也可以通过设置自然景观区、历史文化遗迹区和湿地生态保护区等措施进行生境修复。
4.生态缓冲区和过渡区
生态缓冲区位于生态保护区和其它区域之间，目的是将外来影响限制在生态保护区之外，同时连接破碎化生境，起到生态缓冲和社会缓冲的目的。
生态过渡区是为开发利用区和生态保护区顺利衔接而设置的区域，该区域要有一定的规模和长度。区域内可以植树造林，进行林副业生产和一些实验性经济活动，并且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
四、结语
在生态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实现河道的生态化治理和建设，是现阶段及将来河道建设的新要求和发展趋势，预示着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向“生态水利”阶段发展。因此，开展河流综合治理，探索综合治理模式，完善生态化河道的内涵，研究生态化河道的建设标准及模式，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在今后的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将治理工程寓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兴利之中，以人水和谐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考虑河流多方面的功能，最终实现生态化河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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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4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5
中
国绿色发展基金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自“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后，国内各地相继成立了不同类型的绿色发展基金。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等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央财政整合现有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2015年度）》显示，截至2016年7月中旬，国内已有以低碳、环保、新能源、清洁能源、可持续为主题的基金96只，规模约978.2亿元。
绿色金融是系统工程，需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互相配合，共同发展，且绿色发展基金是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的基础和载体。
同时，由于绿色发展基金种类的多样性，可以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并根据不同的融资需求特征设计不同类型和形态的绿色基金。
简单说，在绿色基金平台上，可集合各种融资手段和工具，形成各种融资组合来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并最大化地聚合社会资金。
绿色发展基金还可依托资金优势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管理平台，组合绿色发展中的上下游产业链，集合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使绿色项目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的延伸和商业模式创新，增强盈利能力并降低融资成本，将原来盈利空间达不到市场化要求的绿色项目推向市场。
更重要的是，绿色发展基金通过股权融资注入股本金，与绿色产业共进退，同成长，是正在起步和迅速成长的绿色产业极为重要的绿色金融资金来源。
坚持公益性
从基金参与者来划分，目前各地成立的绿色基金既有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建的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模式绿色发展基金，也有全部为社会资本组建的绿色发展基金。纯社会资本投资的绿色发展基金的出现，也说明了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商机。
但这些纯社会资本投资的绿色发展基金主要投资于盈利性较强的绿色领域，对一些具有较强公益性特征且收益较低的绿色领域却鲜有涉及。因此，从统筹绿色金融发展市场的角度看，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建的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将会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之所以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建的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的重要性，是因为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能够实现公益性、商业性与市场化的共赢。而纯社会资本参与的绿色发展基金对盈利目标有着本能追求，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通常会因此忽视绿色项目的公益性诉求。
例如，一些农村或者新建小城镇迫切需要污水处理，纯社会资本成立的基金往往会因收益较低而放弃投资这类项目。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立基金，不仅带入了公共资金作为引导资金，而且政府代表直接参与基金的管理与决策。从而在基金的管理决策层面上，形成既有社会资本代表也有政府代表的一种制衡机制，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基金在公益性和盈利性方面的平衡和双赢。
目前，部分地方成立的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虽然地方政府属于出资单位，但在基金管理方面往往只是引入基金管理公司，采取与普通市场基金一样的管理方法，这将导致地方政府出资的资金无法有效发挥引导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的作用。因此，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应该有明确的绿色发展目标。
例如，在区域内，希望通过绿色发展基金解决怎样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和建设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总体资金需求有多大、融资特征和商业模式如何等。
也就是说，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是为解决特定生态环境问题所形成的一种新型融资工具。为了保障绿色发展基金的运作，真正能实现这些生态环境目标，在基金管理层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共同管理模式十分重要。
兼顾灵活性
PPP模式绿色发展基金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融资行为，是政府为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向社会资本进行的融资。因此融资前的规划编制时就应该目的明确。
例如，如果是“流域绿色发展基金”，就要基于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如果是某个地区绿色发展基金，就要基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根据规划的生态环境目标，确定所须融通的资金总量以及项目群特征和金融需要扶持的发展方向。
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绿色产业，其金融需求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也不相同。例如，脱硫脱硝除尘以及污水处理厂等重资产行业，适合单项做强做大，形成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领先企业，绿色发展基金或下设的子基金就可采取股权投资方式，通过资金注入帮助其上市或并购重组等。绿色股权投资基金嫌贫爱富的特征是有益于优质企业的识别和培育。
对于流域治理、生态改良等区域性或者地域性较强且需要多产业联动治理的生态环保问题，则须绿色发展基金或者下设的子基金将整个区域当作一个“大项目包”进行全面的综合融资和管理。
因为区域产业链间环环相扣，如果只是运用股权投资基金选择收益好的产业，就会导致产业链的失衡，使一些在产业链衔接中很重要但单项收益不高的产业面临困境，最终影响整个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大项目包市场化的推进。
目前大部分地方绿色发展基金采取的是股权投资模式，在绿色项目中选择盈利较高的项目，并规定对所有绿色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项目资金总需求的10%或者20%，这很适合扶持单项做大做强的绿色项目。
但对于大型的流域治理、生态城建设、海绵城市、工业园区综合环境整治等项目，需要培育可以提供环境综合服务的强大企业。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范文6
【关键词】流域治理；碎片化；整合；公共管理
2012年12月31日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在新年的同时震惊全国，此事件中，苯胺泄露流入山西境内的浊漳河，进而造成下游多个省份的河流污染，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用水与生活。而这次重大事故之所以会发生，与我国的流域治理方式有着必然的关系。这就再次将流域治理的问题凸显了出来，流域大多是跨地区的，其整体性决定了治理的不可分割性，而我国的流域管理体制却是以行政区划为主，呈现“碎片化”，忽视了同一流域的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联系，从而导致了水污染及水资源利用等流域水问题。因此，下面将以公共管理的视角，详细分析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一、我国的流域水管理体制
（一）流域水管理体制的内涵
1.水资源管理体制。流域水管理体制是由水资源管理体制发展而来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指国家为管理和监督全社会水事活动、保证各方面合法权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所确立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制度。
2.流域水管理体制。我国的流域水管理体制是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来自于新《水法》的明文规定）。从规定可看出，国家是强调了流域管理、行政区域管理各自的重要性及其相互结合的关系的，但是现在的现实却是以区域管理为主、流域管理为辅，不能很好地发挥流域管理应有的作用。并且，流域管理的理想模式是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流域民主协商、准市场运作和用水户参与管理的运行模式（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而我国的流域管理模式却不是这样，具体情况将在下部分阐述。
（二）流域水管理体制的结构设置
目前，我国的流域水资源管理是三级管理体制，即水利部、流域机构和地方水利厅三级管理。其中，流域管理机构是水利部的行政派出机构，依法行使其水行政管理职能。本来流域的治理应该是由流域管理机构负责，从而形成以流域治理为主、行政区域治理为辅的治理办法，但由于流域机构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所以流域治理权相应地被分割条块，出现了相反的治理结构。目前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多部门、多层次，即以条条为主、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来源于水信息网“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再探——关于机构设置的研究”），这种管理体制是不利于流域水的综合治理的。
二、流域治理的“碎片化”
（一）“碎片化”现象
碎片化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主要应用于社会传播，是传播本质上多元化的表现。而在流域治理中是指本文中已提到的治理的条块分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流域整体治理观念问题。联合国早在1992年就提出水资源的管理需要采取整体路径，2012年第六届世界水资源论坛上，联合国官员和专家也依据恶化因素跨地域、用水需求跨领域的情况，警告水资源管理不能实行“碎片化”。这些都表明流域的整体治理已达成国际共识。但是，在我国，对水资源进行流域整体治理这一国际共识并无反映，没有把它当成流域治理的原则，仍然是以行政区域为主要划分实施流域治理。就像巴泽尔所说的，“没有界定产权的公共领域，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政府都展开了对公共领域的争夺”，流域就属于没有界定产权的公共领域，而流域上下游的不同行政区域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其治理政策也是为此服务的，难以实现价值追求的整合。
2.流域治理政策制定问题。我国的流域治理是以行政区域为主进行划分的，因此，流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也是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这就很容易使各地根据自己地区的经济利益制定政策。众所周知，流域是一个综合的整体，联系紧密，一旦忽略整体进行分割治理，就难以解决流域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各地分割治理的同时是不进行信息交流的，交流平台的缺乏，加重了流域治理难度。
3.流域水资源分配问题。同一行政区域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是存在着价值分配的，比如说，林业、农业、渔业对水资源的分配就很容易产生争议，难以统一；同一流域的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分配更加明显，这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中得以表现，上游区域依托浊漳河发展化工业却不慎造成河流污染，进而给下游城市带来巨大影响，最终就会产生纠纷。而针对以上问题，现有的流域治理碎片化体制无法很好地解决。
（二）“碎片化”的成因分析
1.流域治理的政策规定存在缺陷。我国现有涉及流域治理的法律为：《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四部，其他的是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有较大缺陷。其中的《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的某些规定不够清晰，甚至有的规定不一致，这使基层单位及人员失去执法依据，进而出现执行与政策违背的现象，也不利于行政权力的行使。我国缺少流域治理的综合法律，管理较为分散，难以推动流域的综合治理。
2.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间的矛盾。流域治理是考虑到了流域的整体性，以流域整体发展为目标的，关注的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流域内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流域水治理；而区域治理更多地关心区域内经济，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为之可在流域环境治理上做出让步和牺牲。而我国恰好就是以区域治理为主，不能发挥流域治理的优势，却形成碎片化现状。
3.流域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参与不够。现行流域管理是行政为主导，重政府对下治理，轻利益相关者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被排斥在外，未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利益相关者亦是。这就难以在决策制定时考虑全面，造成对一些问题的忽视，最终影响流域的有效治理，也难以实现公众对治理的监督。因此，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参与急需提上日程。
三、“碎片化”整合建议
（一）保障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流域治理不仅是政府机构的事，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它与每个社会公众都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参与到其中。保障社会公众的参与一方面是在保障公众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其作用，为我国的流域治理开拓新途径。为实现这一点，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健全政府流域治理的信息公开制度。现今社会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善，社会民众获得政府治理信息困难，阻碍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步伐，应加快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进而促进其积极性。
2.通过立法手段使公众参与成为可能。应健全法律法规，改善政府“门难进”现状，避免将想参与流域治理的公众排除在外，让民众有能力、有可能实现流域治理的参与。
3.开辟新途径，为公众建议建言提供通道。应在将流域信息公开的同时，开辟出一条新途径，以供公众在发现流域治理的问题或有好的建议时，能够让政府获悉。同时，这条途径还可以用于公民监督通道，进而及时改进政府的流域治理。
（二）政府组织内部的整合
1.横向层次整合。横向层次上，必须加强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制度建设。在流域治理中，行政区划各自为政，地方政府将其自身的地区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抢占水资源，不注重对流域水的保护与治理。这种区域间的分割是流域治理的一大障碍因素，应建立跨区域的治理机制，避免流域被分离治理的现象。不过，在增强地区间联系，强调地区合作的同时，也应注意各区域间的合理分配，避免“搭便车”现象。
2.纵向关系梳理。流域治理的关键问题是流域管理机构与区域管理机构的冲突问题，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利过小，受到行政机构的严格限制。二者关系的改革应依赖纵向上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需重建流域水治理的管理体系，设立专门的流域综合管理机构，加强流域治理机构的行政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利，保证流域管理的整体性。
（三）公私部门的整合
为减轻碎片化现象，政府与企业之间可进行合作，也就是公私部门的整合。以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强制监管，企业贿赂政府官员，寻租现象严重。流域的污染大多是由于企业的不正确排污造成的，为避免流域水污染，应想办法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使企业变被动为主动。因为企业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政府可倡导其认知自己的环保责任，还可以通过环境管理讲座、政策宣传等方式加强其环保认知，提升环保能力，使企业与政府共同为流域治理作出努力。
四、结语
流域治理是我国区域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但现在出现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却引发了众多问题。本文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其现状与成因，最后从公众参与、政府组织内部整合、公私部门的整合三方面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以期改善流域分割治理的现状。相信新的流域治理模式将改变我国流域治理的碎片化状态，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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