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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1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2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治理；常规组织；任务型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41-08
20世纪后期以来，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突况、危机事件一轮轮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形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它们的结合造成了风险社会的事实却具有某种必然性。按照贝克、吉登斯与拉什的看法，风险社会乃是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风险社会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社会变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要走出风险社会，必然会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对既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作出根本性的变革，但就当下而言，要保证人类不在风险社会中走向毁灭，我们首先必须开展风险治理。那么，由谁来开展风险治理，又如何开展风险治理？这都涉及到治理主体即组织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组织一直是人类应对与治理风险的基本途径，但在风险社会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人们主要是通过常规组织去治理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至于任务型组织，只是偶尔出现和发挥着补充性作用的一种组织形态。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不确定性程度急剧增长，常规组织在风险治理上的无效性日益暴露出来，从而使任务型组织这种备受组织理论家们冷漠的组织形式日益显示出其实践价值。
一、风险社会及其基本轮廓
20世纪后期以来，当工业社会的航船驶近后工业社会的水域，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德国学者贝克所看到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而导致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厚，这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而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根本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1也就是说，随着新的社会转型的开启，工业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工业社会自身的应对能力，从而使工业社会的运行表现出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即表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近些年来，贝克的观点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同。从西方到东方，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一次次的阵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这一连串打击全球经济、震撼全球社会，严重破坏我们生活秩序的事件，揭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之中。”2“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它们所激发的警示营造出了一种无能力和瘫痪的氛围。不管是无所作为还是要求过多，都会使世界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风险。”3
其实，早在贝克宣告风险社会到来之前，美国学者贝尔就已经宣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了，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贝尔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测”仍旧是一项预测，而贝克的判断则已成为人们必须接受的一项严肃的现实，而且正在理论探讨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映现。因之，风险社会的轮廓也就比后工业社会的轮廓显得清晰了许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是率先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是由于人类拒绝向后工业社会迈进而陷入的一种僵局，我们只有过了风险社会这道门栏，才能突破既有的所有社会建构对于我们的限制，真正进入后工业社会。所以，在当前的风险治理中，我们需要对“风险”的性质加以认识。
风险并非实际的危险，也并不必然导致危险，而只是意味着危险的某种可能。这是因为，与自然灾害的危险性质相比，风险具有建构性。对此，贝克的表述是：“风险还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并非是人类的某些决策而导致的，而风险则肯定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当然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作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4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乃是理性的产物，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建构物，虽然它造成了实质上非理性的结果，显示了理性的悖论。对于风险的建构性，亚当等人也指出，“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为此，我们不能把风险作为一种外在之物来观察——风险一定是建构的。”5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3
（一）树立任务机制，精心组织施行。各驻在部分树立健全相关任务指导体系体例，执行分层担任、分类治理，扎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30个驻在部分树立了响应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任务指导机构，个中19个明白由派驻机构承当办公室日常任务，审计署等7个部分成立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指导小组，人力资本和社会保证部等10个部分由党风廉政建立指导小组组织展开这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个部分由惩办和预防糜烂系统建立指导小组担任此项任务，公安部、财务部、海关总署辨别由直属机关集中警示教育运动办公室、反腐倡廉建立指导小组、系统推行使用任务指导小组详细担任。
（二）积极展开试点，扎实稳步推进。经过展开先行先试，实时发现问题，细化任务方案，标准操作顺序，总结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任务办法，防止了偏向，进步了效率。开展变革委将本单元治理本能机能分为政策制订、行政法律、内部治理等类型，将有审批、法律、政策制订等权利的单元作为防控机制建立主体，重点拔取价检司等6个司（局）展开试点。中国气候局将风险防控分为资金资产、社会治理、科研、当局收购和财政管帐、纪检监察审计5大类106项，辨别拔取所属机关司（局）、事业单元和省（区、市）气候局等单元展开试点。
（三）排查岗亭风险，确定风险品级。清算各类权柄，摸清权利底数，经过本人查找、群众评断、指导审议和组织核定等办法，环绕人、财、物以及“三重一大”、审批权行使等重点部位和要害环节，查找廉政风险点，并依据廉政风险呈现几率、影响局限、风险水平等确定风险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直属事业单元和下属高校着重查找运营治理及科研教育方面的廉政风险。农业部着重从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等方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国度旅行局对宣传促销、行业表扬、会展赛事、社会公益事业建立等方面进行重点排查。文明部对权利相对集中、触及评奖评审的重点岗亭和部分进行仔细排查。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4
抓主要范畴与要害环节相连系，加强“四个认识”。
本着重点、抓住要害、统筹统筹、协调推进的准则，紧紧抓住与经济社会开展和民生亲密相关的问题，环绕审计任务要害环节，权利运转的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备的详细规范，确定风险范畴的要害环节和重点部分，确保廉政风险辨认的真实性、客观性。还要把廉政风险防备治理放到惩办和预防腐败系统建立的全局中加以审阅和定位，成为推进科学开展、保证审计任务平安开展的抓手和樊篱。以此为切入点具体加强“四个认识”。一是廉政风险治理是一项严厉政治义务的思维，加强“不抓廉政风险治理就是渎职，不仔细抓就是不尽职，抓欠好就是不称职”的责恣意识。二是首要指导亲身抓、分担指导详细抓，全体干部具体参加的指导体系体例，构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任务格式，加强“一岗双责”认识；三是抓好廉政风险治理相同是成果的思维，加强“廉政也出世产力”的认识；四是增强廉政风险治理是保护干部、维护干部的思维，加强清廉从业、幸福终身的认识。
风险防备与营业任务相连系，构成“以廉促审”的联动效应。
树立廉政风险防备机制，就是要编织一张预防腐败的大网，完成风险防备与审计任务无缝联接，才是存续之本、力气之基、效果之源。风险防备与审计任务相连系，强化“以廉促审”联动效应机制的生成，必需把廉政风险防备与审计营业任务连系起来，与各个岗亭职责连系起来，实在将廉政风险防备详细办法和步调“嵌入”到审计优化治理、整合伙源、提拔效能、立异机制等各个环节，使之成为新旧治理形式切换、任务流程更新的价值评判规范之一，构成一起完成清廉变革、清廉开展的全体合力；提拔人人对清廉终身、幸福终身职业愿景的知晓度和认同感。这既能有用降低展开廉政风险防备治理任务的本钱，也能促使人人变“要我做”为“我要做”，使廉政风险防备与审计任务由“两股劲”变为“一股绳”。
自律与他律相连系，构成思维教育、准则约束、增强监视“三位一体”的群防群控机制。
使党员干部紧紧树立清廉荣耀、腐败羞耻的荣辱观念，为干部自律供应内涵动力，实在进步党员干部盲目承受监视、自动参加监视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认识；树立健全风险治理各项准则，具体标准指导干部实行职责的方法，为干部自律供应有用的节制力，经过多种方式，仔细辨认并找出小我在思维品德、岗亭职责、营业流程和外部情况等方面存在或潜在的风险及其显示，树立廉政风险防备治理机制，促进决议计划民主、顺序公开、运转标准，使预防腐败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亭和每一小我；强化监视反省，依照按期自查与阶段性反省相连系、动态审核与综合评价相连系的方法，确保干部思维与举动的一致，为党员干部自律供应外在压力。
监视与效劳相连系，具体提拔党风廉政建立的全体成效。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5
【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
一、引言
现阶段人们将风险的概念集中在以控制为基础的社会竞争上。Fukuyama认为自由民主和完全流动市场优于其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讨论已经结束了。相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正在不停的演变，这些特点从公司治理的各种行为中就可以发现。几十年前，争论主要集中在各种制造产品的资源到底是应该是由国家控制还是私人控制。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国家所有不再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进入80年代后在私有化的影响下，资源的争夺已经从所有权过渡到由“谁”控制，争夺的焦点不外乎就是国家和公司的管理层。在此过程中，“风险”逐渐演变成公司治理的核心，并直接与内部控制相联系，这对于公司治理本身算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风险的概念
最初的风险一词的含义，要追溯到中世纪，那时的风险是指超过人类预测的自然事件。而现今的风险管理已和过去的含义相差甚远。17世纪盛行的唯理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应当接受科学探索：一旦人类掌握预测和计量风险的技术时，一些损失就可以避免。风险就变成了人类行为中意料之外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出自“上帝之手”。由于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能够抵御部分风险，针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风险管理又产生了对“风险计算”的需求。Douglas（1992）认为，责任是社会和组织结构的中心，风险管理技术变成权利的源泉，会让各种利益团体在未来的各种影响下得到保护，最终让这些风险演变成他们期望的结果。
三、内部控制是如何变成风险管理的
在英国，公司治理的重点集中在财务方面，他们寻求提高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的质量，借此强化董事会对股东的责任。涉及财务上的风险通常是潜在的财务舞弊，即便识别了所有的风险，财务舞弊也不会完全消除，人们普遍认为，内部控制系统可以起到对舞弊的一种震慑作用。自从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在1949年定义了内部控制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定义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发生了少许变化，我们将其归结于两方面的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审计技术的改变。新技术使得数据库能够进行广泛的实时更新，关系数据库的出现降低了访问成本，也增加了操纵数据库的风险，系统修正变的更加频繁，传统的过程控制例如批量汇总也变的相对滞后。每个数据库系统通常是根据每个公司量身定制，对于这些系统产生的文档除了公司内部人士以外，外界人士几乎无法接触，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与此同时，政府干涉行为在不停地减少，外部审计人员也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80年代末期外审人员面临消减薪水，这使得他们更加“勉强”的管理他们的客户和商业风险。审计人员另外一个弱势在于客户更倾向于使用激进的会计政策。审计人员迫于压力降低成本进行审计活动，有很多细节测试都被省略掉了。这样的外部条件，促使了人们越发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在英国，Cadbury委员会建议经理们应当报告他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为了促进此举，会计人员被委任开发一系列的有效性评估标准。Cadbury委员会认为，内部控制应被视为一个系统，并且建议由专职会计人员制定评估有效性的标准。他们的第一份涉及英国公司治理的公开文档强调了内部控制和商业风险的关系：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但是Cadbury委员会并没有确切的将两者联系起来，看起来这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模糊。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控制应当识别并且减轻风险；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是控制并不是单独存在，控制是协助组织管理风险并且能够提高治理过程的有效性。风险管理的焦点在于识别风险的技术，我们应该跳出只拘谨在财务报表上的禁锢。Hampel认为内部控制应该是公司的基础，他强调内部控制应该与战略相联系，并且能够支持战略。有不少公司将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人员挂上内部审计师的职责，由此将公司运营中的风险告知董事会。
四、内部审计的演变
历史上，内部审计被认为是起到监督的作用，是组织控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达到组织的目标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部审计外包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在企业流程设计技术的应用下，内部审计的成本经常受到核查，外包成为了促进内部审计改变的驱动力，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此看到了商机。Bruce（1996）认为高层管理者将风险管理纳入战略的一部分，以期整合外部和内部审计，但是独立的外部审计师对此看法表达出强烈的抵触。Fogarty和Kalbers（2000）探索了内部审计的专业范围，包括识别独立性，自治是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属性，另外内部审计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与其他业务的“角色”冲突的情况。Power（1999）认为在内部审计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也出现了很多实质变化，比如从“高层”的管理变成了“公司内部”的管理。风险管理被整合到一种新的“自我管理”的模式中，对于管理者而言可能会使风险最小化。
在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对一些高级主管和高级内部审计师进行了调查，其中大多数内部审计师希望内部审计能在识别和估计风险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大部分高级主管则认为内部审计应该增加风险管理的价值。内审师们认为现有的能力可以做到提高风险管理的价值，相对而言，高管们希望提高这一领域的能力。人们增加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对于内部审计有着很大的益处，内部审计师通过各种报告和声明强调他们判断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内部审计这个职业也从最初仅仅关注遵循性演化到需要用职业判断来评估公司行为。
五、结论
文章介绍了自我管理的优势，相较于控制资源，股东们更期望参与到自我管理的过程。自从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公司管理的一项责任后，风险管理也成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风险管理成了内部控制最紧密的“盟友”来共同管理风险。但是，内部审计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威胁和机会。就威胁来说，公司结构和业务流程对于传统“服从式”的内部审计来说变化过快，当然，这也是酝酿于其中的机会，内部审计可以通过衍生或者制定新的标准填补公司治理的“真空”区域。内部审计师在风险管理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功能可以贯穿组织边界，无论对于管理层、董事会还是股东，这都颇有益处。
参考文献
[1]Bruce,R.(1996)‘They should be:are they’Accountancy June,p.64.
[2]Douglas,M.(1992),Risk and Blame: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Routledge,London.
[3]Fogarty,I.J.and Kalbers,L.P.(2000),“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rrelat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internal auditing”,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Vol.30,No.2,pp.125-136.
社会治理风险点范文6
关键词：管理层网络；程度中心度；限制度；银行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15-05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银行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条件下，风险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使得单个银行风险可以演变为局部金融风险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社会网络是否影响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程度及作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薪酬激励、并购决策、融资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社会网络中单个行动者的偏好和行为极易受其他行动者“决策外部性”的影响。与此相似，作为社会网络表现之一的金融机构间管理层网络必然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进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管理层网络的存在使不同银行行为在银行体系产生或正或负的“放大效应”，从而影响银行间风险传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在理论推演方面，本文试图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银行治理框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银行治理理论。（2）在实证分析方面，首次从管理层的角度构建关系网络，从中心度和结构洞角度测算网络节点位置，进而增加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度。（3）在实践方面，为监管当局制定管理层兼任数量限制、监督管理层行为提供了借鉴，为决策层是否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选聘管理层人员提供了依据。
二、文献综述
管理层与风险承担方面，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银行董事会被认为是风险管理的关键部分。在董事会规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尚未统一。杰森（Jensen，1993）认为，虽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凝聚力、较少的沟通和协作成本以及较少的股东“搭便车”问题的优点，但在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中单个董事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监督能力较低，CEO总会找到较易控制的董事。同时，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绩效的内生性关系成为研究焦点（何马林和魏思柏，1988）。考虑到董事会内生性问题，现有文献多从性别、年龄及兼职等个人特征着手分析。性别方面，女性董事不仅能够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不同的建议从而提高董事会有效性（泽拉库维奇和比利莫里亚，2004），女性董事还会减少董事之间的个人冲突、消除男性董事缺席会议问题（亚当斯和费雷，2009）。年龄方面，传统观点和诸多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承担动机或行为与个体年龄呈反向关系（格拉布尔等，2009）。兼职方面，“繁忙假设”认为繁忙董事因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不利于发挥充分监督作用，如费克和施维达萨尼（Fich和Shivdasani，2006）；“声誉假设”认为兼职可以增加监督、管理经验和扩充人脉进而提升个人声誉，如法马和杰森（Fama和Jensen，1983）、佩里和派伊尔（Perry和 Peyer，2005）。相比于一般公司，仅有伊丽莎白和海蒂斯（Elizabeth和Hatice，2012）基于银行样本进行分析，并且他们发现繁忙董事会增加银行风险。已有研究虽针对管理层规模、结构及个人特征分析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忽视了管理层个人的“社会人”特征，这就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
管理层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方面，管理层网络作为一种人际网络嵌入公司网络，对公司由潜在资源向可用资源的转化产生决定作用。总体而言，管理层网络主要通过吸收和协调等作用影响公司行为。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现有管理层网络主要涉及公司内部网络（董监高的联结网络）和公司外部网络（主要包括互惠连锁网络、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公司内部网络主要涉及CEO与董事之间因校缘、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等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佛拉克斯和泰特，2012），权力较大的CEO同样倾向雇佣与其存在较多关联的“朋友”担任董事，进而可能损害公司价值。对于公司外部网络，互惠连锁网络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连锁董事网络研究，哈洛克（Hallock，1997）首次检验了董事互惠连锁对CEO薪酬的影响，大卫等（David等，2005）在扩大样本和董事网络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连锁董事对CEO薪酬的影响，二者关系由前者的微弱影响变为显著正向影响；公司间高管的联结网络主要涉及不同公司间管理层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科恩等（Cohen等，2008、2010）分别运用基金经理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分析师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教育背景网络证实了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作用，蔡（Cai等，2011）将上述关系网络扩展至校缘、业缘以及业余活动，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交易成本、并购等方面的影响。
国内的管理层网络的研究，最早的文献是任兵等（2001），他们从统计上剖析了连锁董事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间的关联联系问题。此后，部分学者分别从连锁董事的构建动机及其与公司绩效、战略选择、融资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卢昌崇等（2006）和段海艳、仲伟周（2008）对连锁董事构建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公司绩效方面，任兵等（2007）发现连锁董事的网络核心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刘涛、朱敏（2009）发现连锁董事网络的镶嵌效应对董事网络中不同位置企业的绩效影响不同。另外，陈运森、谢德仁（2012）和曹廷求等（2012）从董事网络与薪酬激励的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国内实践中，《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规定，独立董事不应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同时任职；理论上，管理层网络研究局限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研究。因此，如银行管理层（尤其董事）兼任的影响、管理层（尤其董事）是否存在最优兼任数量以及管理层（尤其董事）网络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并不能从现有理论研究中获取解答。本文主要目的是探究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期弥补现有社会网络和银行治理两方面研究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网络理论和银行治理理论的对接。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为了分析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借鉴已有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riskit=networkit+controlit+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我们以银行年末不良贷款率（npl）和Z值进行衡量，其中Z值的测算参考张健华、王鹏（2012）的研究，[Z=σ（roa）roa+car]，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σ（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car表示资本充足率，Z值越大，说明银行风险越高。对于主要解释变量network，为了辨析不同网络位置的作用差异，我们分别选取程度中心度（deg）和限制度（con）进行衡量。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我们主要选取：（1）股权结构，主要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第一大股东性质（chara，如果为国有，则chara=1；否则chara=0）。（2）董事会结构，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立董事比例（inb）。（3）其他特征，主要包括年末资本充足率（car）、是否上市（list，如果上市，list=1；否则，list=0）、资产规模（lnasset，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以及年度虚拟变量（year）。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银行管理层的详细任职信息、不良贷款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数据库，共获得2008—2010年75家银行225个年度样本。为了构建银行网络，我们首先结合新浪财经以及网易财经等逐一核对和剔除管理层重名情形，然后依据管理层兼任信息、采取0和1赋值的方式构建网络矩阵，最后形成各年75*75的网络方阵。
四、管理层兼任统计分析
图1和图2给出了管理层兼任统计。2008年，24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51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1.37%、49.02%和19.61%；2009年，23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3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37.21%、39.53%和23.26%；2010年，26位管理层人员共担任46个职位，其中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占比26.09%、47.83%和26.09%。独立董事兼任比例显著大于董事和监事兼任比例，这一现象与上市公司呈现出的连锁董事现象一致。
五、实证分析
（一）管理层网络与银行风险
表1描述了管理层网络位置与银行风险的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考察了中心位置和中间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对于中心位置而言，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前，程度中心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程度中心度同样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产生负向影响，但是仅有后者显著。这说明，银行在管理层网络中越处于网络核心，风险越低，这归因于处于网络核心的银行更容易接触丰富的信息资源，管理层越容易识别银行风险，尤其风险因素在行业内部传导和累积时。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限制度对不良贷款率和Z值的影响方向相反，并且加入银行治理变量后，限制度对银行风险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均不改变。这主要归因于处于中介位置的管理层受到多方银行的限制，进而其降低风险决策的独立程度受到限制。
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性质对银行风险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在董事会结构方面，董事会规模对银行风险产生不确定影响，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在其他特征方面，随着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银行风险逐渐降低，上市交易同样能够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之下，规模对银行风险却产生不确定影响。
（二）基于银行特征差异的检验
1. 管理层网络、银行上市与风险承担。鉴于上市银行管理层在社会关系、人脉资源等方面存在信息获取的比较优势，进而对银行风险产生、累积甚至溢出方面更加敏感，我们从银行是否上市的角度予以深入分析。表2给出了上市和非上市银行中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差异分析。对于中心位置而言，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相比之下，方程（3）和（7）显示其对非上市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上市银行，且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弱于Z值。对于中介位置而言，与程度中心度不同，方程（2）和（6）显示限制度对上市银行风险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方程（4）和（8）显示限制度对非上市银行风险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在网络位置的影响差异上，与总体回归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负向影响强于中间位置；上市银行网络位置的风险抑制作用大于非上市银行，这说明上市银行更能有效利用其关系网络优势进而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降低银行风险，即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发挥网络治理作用。
2. 不同类型银行中管理层网络的影响差异。相比于国有控股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资本市场网络、业务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尽管近年来城商行不断实施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以及上市等措施，但其“一股独大”、“所有人缺位”等现象尚未彻底解决，尤其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城商行被异化为“第二财政”。表3给出了管理层网络对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影响分析。表3的方程（1）和（5）中，程度中心度能够抑制城商行风险，但是作用程度弱于非城商行，因为方程（3）和（7）显示程度中心度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方程（3）和（7）中的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方程（1）和（5）中的系数）。对于中介位置而言，方程（2）和（6）中限制度的系数表明其对城商行风险影响并不确定，而方程（4）和（8）却显示限制度能够降低非城商行的风险。与上文一致，中心位置对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强于中间位置，即中心位置的提升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城商行在关系网络方面（如管理层人员经验和资质、社会人脉等）的先天缺陷使得管理层网络相对缺乏进而无法获得和利用资本、信息资源等优势，从而使得关系治理作用较差。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首次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中心位置能够降低银行风险，中介位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确定；分组检验后，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对上市银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非上市银行，对非城商行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城商行，并且程度中心度对两类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均强于限制度。这说明，城商行和非上市银行并未充分利用关系网络蕴含的隐性社会关系网络。
根据上述结果，针对商业银行管理层网络的建立和作用发挥，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对于管理层个人而言，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可提升可用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视野，进而更加有效和精确地辨识银行风险、为银行风险防控提供及时和有效建议。其次，对于银行自身而言，决策层应积极建立银行间关系网络，因为管理层网络携载的信息资源有助于银行辨识和甄别自身风险。最后，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可以将管理层兼任数量进行弹性规定（而不对诸如独立董事兼任银行数量采取强制规定），因为关系网络有助于管理层识别不同银行的相似风险，进而在微观层面抑制单个银行风险的累积和外溢。
参考文献：
[1]Adams R B，Ferreira D.2009.Wome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4（2）.
[2]Cohen L，Frazzini A，Malloy C. 2008.The Small world of Investing： Board Connections and Mutual Fund Retur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5）.
[3]Fama，E.and Jensen，M.1983.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
[4]Fich，E. and Shivdasani，A.2006.Are Busy Boards Effective Monitors？ [J].Journal of Financ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