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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乐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音乐记谱法五线谱节奏音乐意识
音乐本是时间的艺术，但是时间稍纵即逝，美好的音响一去不回。为了保留声音，人们发明了乐谱，试图通过记谱法的沿革，使音乐长久流传。然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决定着中西记谱法产生发展的差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我们，应当在音乐教学和实践中正确地审视记谱法的问题，从中窥探其在中西音乐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不同价值。
一
中国是一个文字大国，几千年的繁衍更替，适应着本民族的音乐语言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记谱方式。可以说传统乐谱成为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印记。
鼓谱、声曲折、文字谱、减字谱、律吕字谱、工尺谱等乐谱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传播的载体，特别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乐谱担负起记录、传播和保存音乐信息的重任，对于推动音乐的发展和保存各朝代的音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今，减字谱和工尺谱等谱式还仍然在音乐教学和实践中被广泛地应用。
在欧洲，伴随着音乐文化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字母记谱法，天主教音乐家们又发明了“纽姆乐谱”，制定了四线乐谱、五线乐谱、简谱等记录音乐的谱式。
从西方音乐记谱法的发展来看，占据主流的是五线谱记谱法。从公元9世纪开始使用“纽姆乐谱”到公元15世纪五线乐谱的产生，大约经历了七个世纪，这主要是教会音乐家完成的结果。从公元16世纪五线谱记谱法的初步完成和全面确立，大约经历了五个世纪，五线谱从教会逐渐走向整个社会和民间。公元18世纪，五线谱记谱法形成了今天应用的规模和理论结构，并随着欧洲音乐文化的发展而走向世界。到了20世纪，五线谱记谱法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被普遍使用的音乐文字。在音乐的教学和实践中，西方五线谱记谱法的普遍应用推动了世界音乐发展的进程。
二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很多方面的发展都早于西方国家。就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发展而言，比西方音乐记谱法的产生约早600年的时间。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音乐记谱法的发展状况也截然不同。
中国是以文字记谱为主，相比之下要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视音响色彩变化的表现价值，在根本上鄙薄乐谱节奏的理性抽象。史料中记载唐明皇时曾让黄幡绰设计拍板谱，而她却画了只耳朵进上，并说：“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这正是最有特色的佐证。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乐谱”讲究定谱不定音，定板不定腔，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也正是中国音乐记谱法尤为突出之处。像工尺谱就只记录板眼，而具体表现音乐的精细之处则需要演奏者即兴地主观发挥。而西方的音乐记谱法是以字母、符号为主的线谱，讲究“声有定高”“拍有定值”“按谱演奏、演唱”。节奏源于舞蹈性的拍位，其发展的主流是对于音高问题的解决和完善。可见，节奏信息差异的把握形成中西旋律节奏观念的不同。
中国受封建制度的制约，音乐为封建主的利益所服务，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古谱。而西方国家在教会的把持下，促进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同时，使其音乐记谱法的发展日益完善，特别是五线谱、简谱的通行，已成为世界的一种潮流。因此，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专业音乐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全盘挪用信息简便而节奏系统尤为完备的线谱、简谱。直到今日，中国音乐教育仍在以推行五线谱的固定音高为主，而民族器乐的演奏以及戏曲音乐的记谱始终奉行简谱的首调系统观念。这使中国乐坛形成一种既不同于日趋僵化保守的中国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新的音乐文化走向。可以说，乐谱是传播音乐的重要媒介，不管是文字谱、数字谱还是五线谱，都有着它们各自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随着无固定音高的噪音——打击乐器在乐队中源源不断地引入，无调性音乐及噪音音乐的发展，和声节奏关系的日趋复杂、自由，以及作曲家们“音乐意识”的苏醒，对于力度、音色、奏法等难以测定其精确“数据”的参数日益重视，记谱法的改革已变得刻不容缓，出现了精确记谱法、行动提示记谱法、框架记谱法、近似值记谱法、图形记谱法与音乐图形六大类。可见，现代社会这种不固定性的新式记谱法，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我们的教学和实践应用中，也应适当地改变认知观念，在掌握基本音乐传播方式的同时，也要拓宽涉猎的领域。乐谱已不再是一套限制指示，而这正是音乐语言在时代潮流中给予人类的启示。
三
回顾中国音乐近百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传统音乐的学习保存，还是对于外国音乐的吸纳，直接的载体是谱式的记录。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等方面的搜集、整理、研究还应立足根本。中国的传统音乐具有本国特有的高文化特点，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又总带有可以辨认的历史信息，因而使得音乐本体的考证成为可能。所以在打谱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保存传统风格的基础上有新的对照，在一定程度上应当适应音乐的规律，一味地“与世界相接轨”，将古香古色的原汁换掉，势必会导致中国音乐“原生态”的退化，中国音乐失去了自己的根，不能发展，也没有出路。
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引进西方的音乐之长来补我们之短，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西方记谱为载体的欧洲音乐文化的吸收对于我们来说还很不够，应当多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去研究，将其放入所处在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其本质问题。力求对西方音乐涉猎的视野更宽广，研究更深入。
今后，我们应以更虔诚的心态去认识传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的音乐传统，以更广博的胸怀去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根植传统、面向世界，积极梳理、努力创新，这才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
[2]刘再生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出版。
[3]《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周柱铨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4]《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郑祖襄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出版。
[5]《琴史出编》许健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2
学生对于音乐课程学习主观能动性不强，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一方面是由于以上两点潜移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与音乐老师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有问题有关。目前，中学音乐教学要么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学生无暇顾及和深入学习。此外，对于鉴赏部分的内容又过于陈旧，不符合学生日常的审美习惯，导致授课内容吸引力不强，学生兴趣不足。
二、学校和家长转变观念，重视对学生音乐素质的培养
音乐作为熏陶美感和提高审美能力的最佳方式之一，是提高青少年音乐修养和艺术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家长，要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做考虑，不但要重视孩子语数外等主课学习，还应重视孩子艺术体育等副课学习，努力为孩子打下全面发展的素质基础。当然，对于音乐的重视并不一定是强令式和压迫式的，笔者多年教学体会是，生硬的报辅导班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反而不利于其学习兴趣的培养。此外，对于学校来说，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站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角度上，重视音乐课程管理。加强对音乐教师培训工作，尽快制定相应绩效考核办法，努力提升音乐课程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要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中学音乐教育，推动音乐教学走出教室，走出课堂。举例来说，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在校内建立音乐兴趣组，在各种节日上组织音乐活动，推动学生团体以音乐表演的方式进入社区，服务群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校要积极同其他任课老师沟通，争取其理解，还要给予学生必要的资金、乐器设备和指导教师上的协助。
三、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平衡各科学习，努力做到全面发展
新课标明确指出：中学音乐教育要注意与其他学科知识间的综合。站在学生自身角度来说，这也对当代中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平衡各科学习，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学生要充分利用学校安排的音乐上课时间，积极同老师配合，提高课堂学习热情，以一种愉快的方式进行课堂学习，提高上课效率；另一方面，课下学生也要积极走入音乐世界，多一些积极向上的音乐，这样既可以提升学生认识音乐的广度，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兴趣，又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疲劳，为其他学科的高效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四、教师重视音乐教学方法与学生特点
教师是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音乐知识输出的重要任务。因此，要想避免中学音乐学习走过场，作为中学音乐教师首先需要重视对音乐教学方法与学生特点的研究。正如笔者前文所说，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接触流行音乐，对于传统古典音乐认知较少，兴趣不足。此外，学生课业繁忙，很难抽出大部头时间和精力进行过分理论性的学习。给予这样的学生特点，音乐教师要采用合理的教课方法才能在平衡其他学科学习的前提下，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和学习欲望。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正确组织课堂音乐教学，通过现场表演，视频音频欣赏，互动讨论等方式启发学生，激发中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此外，我们知道对于音乐学习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教师要注意根据不同学生特点并结合其音乐特长，扬长避短，多从鼓励角度给予学生帮助和提示，增加学生对于学习音乐的信心。最后，教师可以以流行音乐为切入点，通过对一些励志流行音乐曲目的鉴赏和学习，降低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理解上的难度。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还能够弘扬正气，帮助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五、结语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3
贝多芬 人文精神 音乐形式
贝多芬音乐中所充溢的活力，博爱以及那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无不令听者萌生出一种强烈的震撼之感。戏剧性、斗争性和悲剧性的一生塑造了他叛逆的性格，加上贝多芬天生的意志力，便构成了他特有的音乐语言。他的音乐鲜明的体现了人文精神和音乐形式的紧密联系，是特定时代和他独有个性的产物。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贝多芬作品中的突出特征进行剖析，以此来管窥其作品中人文精神与音乐形式的关系。
一、命运
像是生来便注定要与命运打交道，贝多芬成长的年代正值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期，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命运的颠沛流离早已耳濡目染。德国波恩浓厚的音乐氛围孕育了年轻的贝多芬，而生活中粗暴的父亲和窘迫的家境也培养了他顽强的性格，同时也增强了他独立自主的意识。正是依靠这些，才使他在意识到自己逐渐失聪并写了哀感动人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以后，依然能够振奋精神，战胜了命运提出的挑战，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首欢快的乐曲，其中所洋溢的勃勃生机和热忱，以及宏伟、辉煌的配器都表现了他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第五交响曲》可以说是他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一部杰作，乐曲开始部分的四个音符几乎成了贝多芬的代名词，凝练简凑而又严峻凌厉，颇有概括贝多芬本人性格经历的含义。《第八交响曲》（悲怆）中饱含着对命运的愤恨抗争，表现出坚强不屈，斩钉截铁的意志和力量。而在《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中），作者又通过紧密的结构，将英雄和黑暗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贯穿乐曲的始终，虽以英雄的死亡而告终，但悲剧性的结尾却使听者更加振奋。
命运给贝多芬以巨大的痛苦，却也使贝多芬的人格在苦难中磨练的更加伟大，正是如此，贝多芬才得以把自己的魂灵维系在广袤的宇宙和永恒的道德印迹中，从而战胜了世俗，战胜了自我，战胜了命运。
二、革命
贝多芬的少年时代正处于德国启蒙运动高涨的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彻大地，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把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推向了。从19岁在波恩大学首次接受启蒙思想的洗礼，转到维也纳进一步感受到革命的力量，使贝多芬的启蒙思想日渐明晰，合唱作品《谁是自由人》直观的体现了这种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第一交响曲》也是这段时期所产生的佳作，乐曲始终都贯穿在一种高昂的氛围中，体现了大革命对作曲家的感染。透过贝多芬的音乐，听者时常能感受到革命者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感受的典型之作当属《第三交响曲》（英雄）。这部作品原是献给拿破仑的，但随着拿破仑称帝，逐渐背离法国大革命最初的理念时，这部作品的题词也随之改为“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这部作品按照英雄的斗争、牺牲和最后取得胜利的顺序发展，使全曲成为逻辑鲜明的整体。另一部与革命相关的作品是歌剧《费黛里奥》，它以女主人公营救丈夫出狱为情节而展开，表达了贝多芬一贯崇尚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第九交响曲》（合唱）更是把这一革命理想发挥到了极致，贝多芬调动他一切的音乐语言赞美了他所憧憬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全曲结构严谨且合乎逻辑，把“欢乐主题”作为整部作品思想发展的终结，尽情的加以颂扬。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不论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还是对正义的赞扬和伸张，以及对大革命由心而发的热情，无不表现出维护人类尊严的人生态度。
三、爱情
贝多芬音乐中大气磅礴的刚毅性格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绵绵之情也会令听者魂牵梦绕，但爱情对贝多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与世俗相隔甚远。“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仅是贝多芬政治理想的支柱，也是他作为艺术家自信的出发点。尽管出身卑微，却仍对爱情抱有太大的幻想，为了与贵族小姐结合而甘于忍受爱情空白所带来的寂寞与痛苦，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的情感生活变得愈加艰难了。
贝多芬的一生，总是在爱慕着一两位女性，第一个当属出身高贵的朱莉塔吉采尔蒂。起初的两情相悦令贝多芬享受到了短暂的幸福，可出身贫寒的贝多芬与她门第上的差距好像自开始便注定了这是一段悲剧。《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中，我们不难听出贝多芬那种“幻想维持得不久，痛苦和悲愤已经多于爱情的心境”。乐曲由第一乐章冥想的柔情，到第二乐章瞬间的微笑，再到第三乐章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坚毅，所用的音乐语言构成了一种沉痛的思想倾诉。与布鲁斯维克姐妹恋情的失败，使贝多芬苦苦追求与贵族小姐结合的理想再次受挫。爱情给贝多芬带来了痛苦，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甜蜜和创作的灵感，《第四交响曲》正是处于恋爱时的贝多芬才华横溢的体现，其主题正是赞美生命和爱情，该曲的旋律充满了生命和青春的气息。贝多芬晚年所作的《致远方的爱人》也是一部充满爱意的声乐套曲，它的创作引起了人们不尽的猜疑，虽然难以明朗终究为谁而作，但其细腻的格调表现了贝多芬的爱情观已变得相当理性。可以说，这部声乐套曲蕴含了贝多芬为爱情流过的血和泪，是他一生情感经历的缩影。
贝多芬的情感道路十分坎坷，但他却将对爱情的幻想融入到了创作中，使之成为了永不磨灭的不朽乐章。
四、大自然
特雷泽・布鲁斯维克曾说过：“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熟悉贝多芬的人都知道，他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大自然不仅是他的避难所，还是他获取力量和灵感的源泉。罗曼・罗兰说：“他只好在精神世界里重新塑造一个大自然，从而表达他对大自然的无限依恋”。的确，失聪以后的贝多芬对大自然的诠释是由心而发的，18世纪的大多数作曲家都习惯于在写作描绘性作品时尽可能用模拟的音响来表现外部世界，而贝多芬的音乐却是一种内心的反省，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他在大自然面前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力求模仿大自然。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在《第六交响曲》（田园）中的第一小提琴声部写上这样的注解：情感的表现多于景色的描绘。这也是人们对于描写大自然的音乐的一种新的方向的起点。正是从贝多芬开始，人们才知道在音乐中“寓景于情”。在这部描写大自然的杰作中，作曲家通过在各乐章分别附加标题的手法来诠释他对大自然的感情，分别以“到达乡村时的愉觉”“溪边小景”“乡民欢乐的盛会”“暴风雨”为标题分为五个乐章来分别展开，勾画出了一幅生动的田园景色。作品的末乐章像是在感谢上苍，感谢大自然，并以安宁平和的颂歌作为结束，完满的表现了贝多芬对大自然的至深情感。
此外，贝多芬的《第十五钢琴奏鸣曲》同样被人们冠以田园的称号而广为流传，它同样在人们的想象中唤起了对和平的乡村、大自然景色的记忆。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像是模仿大自然来与人类进行对话，展示了作者广阔的内心世界。罗曼・罗兰曾指出“这首奏鸣曲是所有奏鸣曲中较少激动的一首，是幸福的、阳光的。”是贝多芬“清澈的小河”之一。乐曲以轻快，开阔，透明的空气带来了稳健的力感，使优美陶醉的静穆式世界与苍劲有力的活动式世界得以巧妙的结合。
《第五交响曲》以与命运的抗争而闻名，但是贝多芬在这部作品中正是调集了他在大自然中捕获的灵感，用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站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舒曼在评价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曾经说到：“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叫人充满恐惧与惊异。”贝多芬的密友申德勒也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
大自然不仅为贝多芬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还为其提供了宜人的氛围。它赐予贝多芬无穷的创作热情，而贝多芬也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天地造化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细听着由万物和谐而构成的“天籁之乐”，领受着自然之神的神秘启示。
总之，贝多芬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和音乐形式的关系，是他终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崇尚真理，崇拜英雄是他创作的起点；追求自由、改变命运是他创作的灵魂；不甘平庸，追求爱情是他创作的动力；亲近生活，感恩自然是他创作的乐园。在其短暂、贫困、痛苦的一生中，贝多芬对艺术的热爱和那种“要扼住命运咽喉”的炽烈情感，永远被人们所敬仰。
参考文献：
[1][法]罗曼・罗兰.名人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25.33.51.
[2]林华实.贝多芬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47.
[3]张方.贝多芬.东方出版社，1997.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4
中国风乍起于2003年，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宣告了这股风潮的开始。至此，中国风歌曲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不管是在内地、香港、台湾，还是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华人地区，中国风歌曲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成为新世纪以来华语乐坛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中国风现象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中国风？学术界并没有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是黄晓亮在互联网上对中国风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类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其代表歌曲有《东风破》《发如雪》等。
华语乐坛歌手中，最早标明自己中国风路线的是台湾歌手周杰伦。2003年7月，周杰伦在《叶惠美》专集中推出了一首很显眼的作品《东风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标准的中国风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周杰伦的歌声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随着这种曲风的不断走红，华语乐坛更多的歌手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如台湾歌手陶喆、王力宏，内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浪潮开始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流行音乐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风现象解读
面对华语乐坛的这股中国风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诺的流行音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围绕着中国风歌曲的制作特点和歌迷的接受状况及中国风所起到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来对此文化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批判性解读。
中国风歌曲制作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遵循的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因素，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了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特征。标准化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之间实质上的相似性；虚假的个性化（即伪个性化）是指它们附带的各种差别。深入探析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标准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标准化存在于不同音乐艺人所作中国风歌曲当中。中国风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这个界定就为创作中国风歌曲的音乐艺人们制定了标准。不管他们如何创新，三古三新的标准内核是不变的。在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并走红之后，华语乐坛许多艺人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中国风浪潮骤起，以至于业界戏言，要想捧红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给他一件古装，教他背熟几首唐诗宋词就绰绰有余了。
其次，标准化还存在于同一个艺人所作的中国风歌曲当中。以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为例，周杰伦放言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东风破》到《发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欢迎，然而仔细看看听听这些中国风，不难发现这四首中国风在歌词创作、演唱风格、抒情曲调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产生，在阿多诺看来，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结果，音乐技巧一方面被经济之手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服务，长此以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风格就开始形成，并被后来者竞相模仿。以此反观中国风歌曲的创作浪潮，周杰伦中国风歌曲的专辑一发行销量就在几百万，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此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因素制造了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另一方面标准化的产生又显然不利于流行音乐的市场发行。其实不然，因为在流行音乐中还存在着一个伪个性化的特征，而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在中国风流行歌曲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伪个性化特征。在对标准化的中国风的开掘中，各个音乐艺人都有独到之处。比如陶喆在《苏三说》中令人惊艳的京剧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准地找出京剧和RB的共通点，如《花田错》，还结合了昆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长处，如《在梅边》《竹林深处》等。而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更是将美声引入到中国风当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阿多诺看来，这些伪个性化包装的努力，同样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流行音乐的制作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即伪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同时存在。通过阿多诺流行音乐理论的分析，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总是处于躁动不安的创新之中，而又为什么总是那么速朽了。
中国风歌曲接受的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们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业时所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而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听众接受当中，阿多诺认为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即听众在接受流行音乐时多数是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了听众接受标准化音乐过程中的另一特征，听众感受音乐的能力将会越来越低，即听觉退化。
首先，中国风歌曲作为流行歌曲中的一种，听众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精神涣散便难以避免。态度决定行为，正是听众本身就只是抱着一种娱乐休闲的态度来听中国风歌曲，那就很难保证听众在欣赏时，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风歌曲在很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背景音乐，如在许多咖啡厅、餐厅、书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听到中国风歌曲。在这种环境下，听众的精神涣散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欣赏严肃音乐时要在相当安静的环境中，需要听众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国风歌曲在乐坛正处于上升趋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更热衷于这种风格的歌曲，长久地沉浸于中国风歌曲，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音乐的感受力，即导致听觉的退化。单以周杰伦为例，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后，人气急剧上升，无数歌迷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对之推崇备至。反思一下，中国风是否真能代表中国音乐？这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感受如果仅限于中国风流行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不同曲风音乐是极其不利的，听觉的退化不容忽视。
中国风歌曲中怀旧情结的存在社会粘合剂作用。流行音乐从生产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产品，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精神涣散与听觉退化，经过这样的层层铺垫之后，阿多诺就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即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认为通俗音乐它的安慰和净化作用能够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严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现实。
借此理论对中国风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进行深析，可以发现，其实中国风的劲吹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怀旧意识，怀旧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它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及其所传递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错》将京剧与九种乐器的精巧运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国争雄战场及枭雄曹操形象等等。
中国风歌曲中的這些怀旧情结通过对古老文化的反复呈现，通过对民族意识活动的逐层推进，激发了人们最深层的精神需求，从而慰藉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文化和精神失落，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缓和了中国文化面临世界文化的强烈挑战带来的压力，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典故 论著 中西方思想观
嵇康，字叔夜，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三国魏谯郡铚人，他所编著的《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其自我变化的美与否同人在情感上的哀和乐是毫无关系与意义的，而人在悲哀与喜悦的感情联系中，起诱导作用和媒介作用的便是音乐。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感情而后发，则无系与声音”。嵇康前所未有地对由东西汉以来一直把音乐轻易与政治划等号的呼声进行了反驳，并且让音乐担起了占卜的功能。由此看来，这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并且嵇康在音乐形式上对美的认识，以及在音乐实际内容中他与欣赏者、演绎者理解关于作品之间的矛盾之处也是之前的文人及音乐家所没有谈论过的。《声无哀乐论》是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美学论著，其表达的思想是让音乐摆脱封建社会中关于政治功利方面的音乐主张和“礼乐刑政”同时存在的大众所认为的音乐思想，并与儒家所宣扬的音乐观念，共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里面的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发源地。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一位对音乐的情感做出疑问和研究的学者汉斯立克，他的研究立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的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本身所特有的美。这种美是一种不需要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这种美它存在于每一个乐音及其乐音的艺术组合当中。”汉斯立克所提倡的关于音乐之美的欣赏，主要不是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情感，那些都是主观上表面的东西，他所提倡的是乐音的运动形式，以及音乐的本质。对于这句话可能不太好理解，笔者举一个例子，可能不太好，但是意思大致对了。“在寒冷的冬天，一条冷冷清清的大街上偶尔有几个行人捂得严严实实匆匆忙忙地走过，只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希望有人能买她的火柴以便换取晚上的晚餐，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买她的火柴，最后小女孩又冷又饿冻死在了大街上。”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如果用音乐表达出来的话必定是悲伤的、惋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能用悲伤的、惋惜的音乐表达出来，但是悲伤的、惋惜的音乐表达的却不一定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由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汉斯里克的《论音乐的美》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不是把音乐定义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而这个客观存在事物是基于自然界中的，从而反对把音乐比作为一种人的主观感受或者是情感。同时从汉斯立克和嵇康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在探讨关于音乐美的时候，一致认为音乐的美存在于一连串的音乐音符之中，但是这些美都是其自身就已经具备的，并不是人所产生的主观感情，因而由此说明音乐的美不是由人的感情而诞生和发展的。
《高山流水》起源于一个故事：传说有一位琴师名叫伯牙，此人非常擅长弹琴，与此同时有一位樵夫名叫钟子期擅长欣赏音乐。一日，伯牙与山间弹琴，表现出登高山的志向。碰巧钟子期砍樵经过，被伯牙的琴声所吸引，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好像泰山一样巍峨啊！”而后，伯牙又表现出随流水常进不懈的志向，钟子期说：“弹得真好啊！好像河水一样浩大！”此典故认为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与志向的表达。
而著名的《乐记》与《荀子·乐论》与高山流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乐记》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与物之。”《荀子·乐论》里面的普遍观点是说音乐其本质是人在心里的思想活动和感情表现。两者与《高山流水》的典故所表达的意义极为相似。
到这里，基本矛盾已经呈现出来了，《高山流水》的典故告诉我们音乐是有思想和主张的，它能表达演奏者和作曲者的思想情绪，从而打动受众的心灵，激发受众的想象，使受众与演奏者、作曲者有相同的感受与领悟。而《声无哀乐论》的观点恰恰对这一主张提出了抨击，产生针锋相对的感受。《声无哀乐论》中提到：“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其大致意思不只是单纯地探讨了音乐有没有悲哀和喜悦以及音乐究竟能不能移风易俗？而且涉及到音乐美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在音乐鉴赏中的声、情问题，音乐的功能问题等。嵇康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是说客观存在的音响是音乐，而悲哀和喜悦是人们在精神被触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在嵇康看来这音乐和所产生的情感并没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是从《高山流水》的产生过程来看，伯牙在巍峨泰山中，浩大江河里采风，创造出了《高山流水》这首作品，然后通过自己的演奏为媒介，传播给了钟子期，钟子期再通过伯牙的琴声还原了当时的客观景象，这从另一方面来讲又与《声无哀乐论》的主张相吻合。举一个例子，如果伯牙当时创作的场景是宁静的山村和喧闹的市集，那么钟子期的感受也会有所改变。也就是如果把演奏者当做传播媒介的话，曲目反映的内容就是其本身，不会因人而异。这似乎也未逃离《声无哀乐论》的范畴中。由此笔者对《高山流水》这个典故做一个简要的评估，从唯心主义上，是由于钟子期能够听到伯牙琴声中所述的场景，是一种超脱自然主张人性的看法；从唯物主义上，是由于琴声中的内容客观存在，才能被人表现及理解，是嵇康的哀乐自当以感情而后发，则无系与声音的表现；最后从历史人文的背景来看《高山流水》为什么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出现。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正是人才鼎盛的繁荣时期，大部分士人并没有什么国家概念，这些恃才之士十分频繁地在各个国家之间游走，这些士人都渴望有一个就像钟子期一样识才的诸侯和王公大臣们来找寻他们。才能让自己所见所读有用武之地。不可否认，这基本上是从古到今大部分读书士人的梦想。但是能梦想成真的士人却是寥寥无几。大部分的士人还是因为机遇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没有名垂青史，到最后有的士人隐身在闹市之中安度晚年，也有的最终长眠在山林里。由此看出，《高山流水》这个典故的流传想必是受了当时“士文化”的很大影响，而这个寓言故事身后所隐含的正是人生相遇相和的美好，以及对于人生中怀才不遇的遗憾。因此在这千百年来数不清的人都会由此引起强烈的共鸣，那就显得十分的合情合理了。由此说来，里面所包含的友谊之情倒显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高山流水》这个典故几千年来被有意扩大了的友谊。能勾起我们十分渴望的友谊和音乐，可能并不是这个典故的本身寓意所在。
到这里可以看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出从古到今，由西方到东方，研究音乐形式与本质的大家与论著都竞相争鸣，百花齐放，有同有异，笔者想理清脉络，道出孰是孰非，然而却不能。音乐就是一个容纳作曲家思想与天地自然的百宝箱，像上述这样相互包含、相互抨击的历史产物还有很多，等着我们细细品味与斟酌。
参考文献：
[1][晋]嵇康.声无哀乐论[M].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音乐发之于人之情感，又引导情感。情感凝聚为稳定的感情、道德、理想，或为欲望。音乐并非只表达一时冲动情感，更多时是由心性或欲望而发，同时反作用于心性。低俗音乐起负面作用，善乐和纯美音乐对道德和心灵有益。风俗政治酿成曲风，乐曲加固或转移风俗，影响政治。故从音乐到礼乐的转变有进步性与必要性。
音乐有两种评价标准:一谓艺术标准;二谓价值标准。中国音乐，经历了从只注重形式美的“音乐”到重视内在“仁”的“礼乐”的转变。“即使是礼的观念正式形成(原书为‘形式’)以后，通过西周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绝对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春秋时代，在人文素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文试探析从“音乐”到“礼乐”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要求。
一、音乐与情感
音乐被创造，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此处“心”是“情”之意。“声”指一切声音，“音”指“音乐”，“乐”则指包涵了善之意味的音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若以此标准，本文前言当改为从“音”到“乐”的转变。但《乐记》作者也没有严格遵循此一标准，如他处又有“乐”、“和乐”的区分。故不从之。
《乐记》随之展开具体解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憔以杀……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音乐不同色泽表达了人不同情感。音乐发于人的情感，历来无人反对。裕康作《声无哀乐论》，主张声音本无哀乐，反对音乐对情感有反作用，但并未反对音乐发于情感。如“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如此，则“情”与“乐”体用分明矣。然音乐并非消极的受动者，其反作用亦巨。《乐记》云:“乐至则无怨。白居易的《琵琶行》亦是对此之形象说明，琵琶女先弹奏琵琶，后诉说遭遇，并非“哀心有主”。
儒家主“中和”，喜怒哀乐之发要“中节”。因此制定礼乐以节制情感，“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悲欢过度、因人之悲而乐均不应当。故人须“节哀顺变”、“哀矜勿喜”。若逢悲事欢喜，遇喜事哭丧，不发自然之情，呈怪态，则不能“行同伦”。少数人率其特殊性情而为，素隐行怪，无可非议，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但若群起效仿，则放诞之风生矣。故孔子言“吾弗为之矣。
子曰:“关雌，乐而不，哀而不伤。”(《八情》户]此语肯定了“乐”应中和。阮籍与孔子遥契:“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人，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困基于此种对音乐的功能定义，他批评了“以悲为乐”的乐风:“今则流涕感动，嘘烯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为之哀，奈何倪仰叹息，以此为乐乎!音乐的目的是使人身心和畅，恬适平静，而不是使人悲泣也。
依此，礼乐对调节情感有其贡献。前提是须承认音乐本身有“哀乐”，可对情感施加作用。秸康反对此种说法。声音既无哀乐，音乐更无哀乐矣。如此则“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不能成立。《声无哀乐论》云:“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牟宗三先生曰:“此首标客观主义。牟先生没有明说，吾代为一解。客观，一种是声无哀乐的客观(“哀乐”随个人感受转移)，一种是声有哀乐的客观(不随个人感受转移)。稽康坚持的客观是前者，声音虽发自于哀乐，一旦发于外，则有其自体。以是否具有情感为标准，他人可说是主观主义者。若以是否随人的情感转变为标准，则可说秸康是主观主义者。其实稽康认为声音本无哀乐，主词不存在，又怎会随人的情感变化?他是以声音哀乐之变化不定，哀人听之为哀乐，乐人听之为乐乐，而明其本无哀乐。二者一为根本义，一为论证时的方便说法。若以为稽康认为“音乐是客观的，不随人情感转移”，则概念模糊，似是而非。
稽康继云:“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乐之无常哉?”这里是说共同感情可发万殊之声。若说稽康此处只看到了“声”的变化万端，而没有意识到其同是“歌”或同是“哭”的一致性，以“应将局部色泽相对性与整体色泽绝对性辩证统一起来”这类浮辞去批驳他，误也。他前一句说到歌哭，不是认识不到歌哭的一致性，而是认为本不一致。其意为有的人哀伤却歌，有的人快乐却哭。前句为“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感。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他的逻辑是:若人欢乐，听到哭声，仍然欢乐;若人哀伤，听到歌声，仍然哀伤。这至多说明声音对已“有主”的情感影响微小(实则《琵琶行》中，主客“哀心有主”后，情感不中立时听闻音乐，更助其悲，此更说明了与情属性同类时，音乐对人情感有加剧之作用)，他将之扩大到声音对任何情感都无影响，已属推理过度。随之，他义谓“同样的情感，有的人哭，有的人歌”。即便A(感情不受音乐影响)是B(大家都悲伤，所以听到歌声还是悲伤)的充分条件，并不能得出C(大家都悲伤)是E(有的哭有的歌)的充分条件的结论。可以理解为前后两句不表示逻辑推论关系，只陈述观点。
音乐发于情感，但表达方式非唯一，或歌或哭皆可表达哀情。哀至极处，或有歌者。为何无悲伤者发笑声呢?稽康可说，此是假问题。我们对“笑声”的定义就是欢乐之情的派生，这等于问“为什么悲伤者不发出快乐(不悲伤)的声音?”声音既无哀乐，怎能用快乐修饰?如果以共同色泽S指代“笑声”，R指代“哭声”。怎么能保证其他人(如其他星球的人)不是用我们的“哭声”(R)来笑，用我们的“笑声”(S)来哭呢?他提出的小范围的“殊方异俗”完全可以推广至整个宇宙。
不过即使这样解释，我们也无法预测届时将修改“笑声”的定义，还是“人类”的定义。这也是哲学人类学的议题。且修改定义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还是“其他空间的人”之手，亦未可知。至少在目前，声音与人情感的互动，毕竟还是存在的。吾人观赏影视，听其感人音乐，不觉泪下。他国人欣赏时，亦为其感动。国虽不同，“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稽康主张“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和’，有两意，一是曲调的谐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是中西音乐都必须遵循的;二是价值上的和，乐和于礼。裕康所理解的是纯艺术之和。可艺术之“和”并不只是抽象的“和”，如牟先生所说，“和之通性即在具体色泽中表现，具体色泽亦总附离(附丽)于具体之声而与和之通性为一，如高亢、低沉、急疾、舒缓、繁杂、简单、和平、激越等，皆具体之色泽也，秘康应承认声音对人情存在的影响，后指出此种影响没有客观的标准与先天必然性。如战场上杀敌时需要击鼓，退兵时则鸣金。此不可不谓声音对人情感有鼓动作用。《左传·庄公十年》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怎么证明其他人不会杀敌时鸣金，退兵时击鼓呢?他否认现实，遂使自己陷人了被动。
秘康其他论辩，也有不通处。如“可以我爱则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他认为音乐亦不可由主观哀乐来评判。不过主客并非完全对立，艺术的客观非如科学，独立人之外。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相对客观，乃以众多主观的感受凝结而成。
稿康又云:“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此混淆殊性与共性。味除美外，五味尚有酸甜苦辣咸;乐曲有和外，亦有具体色泽。又云“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可情并非形而上的不动者，它的变动又受何影响呢?乐即其一也。
二、音乐与心性(真情、理想、道德)
喜怒哀乐之情感是易变的，它向两个稳定的方向发展。一向上提至真情(如亲情、友情)、理想、道德;二下降至无限的欲望追逐(爱情处于真情与欲望之间)。由此两种态度生出两类音乐。“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音乐被创作后，反施影响于心性:“志微、憔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
儒家认为，道德品性的提升对国家兴旺有关键作用。《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故礼乐作矣。首先，儒者区分“音”与“乐”之不同，随之解释“乐’，时，分别“德音”与“溺音”，“德音之谓乐。……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欲不可强禁，但当节制，溺音若成为髁鳎钦匠『希浜ι钜印?/P>
然后是如何实施。儒家提倡从无美感的粗人到有审美欣趣的人，再到君子的三阶段之进步。“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修习心性时，常会遇到痛苦，音乐会使人感受到快乐。“‘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至此，美、善、乐三者合一于音乐。
使听者感受到美的同时接受道德的教化，比道德说教人道，效果亦强百倍。“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落到实践，尚有演奏具体乐器的描述，兹不赘引。这可参照礼的具体化来了解。《问丧》篇对于为何需要种种丧礼之节，进行了解释，终归于人之真情。“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须适时损益，其本质不可忘。
荀子认为礼乐纯是由圣王的外定，以限制人情(他将混)。“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他基于性恶论，忽视超越的快乐，认为音乐是为了的快乐。但音乐不惟，亦可以表露真情(蔡文姬《胡琴十八拍》);可以表达理想(曹操《短歌行》)、道德情操(《诗经·卫风·淇澳》)。荀子对礼乐不是发自人情的解释，使人误以为礼乐是统治者的工具，扼杀人性。如“无论就音乐制作还是音乐欣赏来说，都不会有情感的自由抒发和审美需要的满足，而只能通过抑情，‘反情以和其志’即复情性之正和君子之志，以达到净化，提高道德”。此是割裂情与德，混淆情与欲，无视情有邪正。而儒家真精神，在充分尊重人的真情，肯定人的道德理想追求。“此礼记诸篇之谓礼乐之节文，初原自人情，则又正为与孟子言乐之有‘手舞足蹈’之节奏，原于人之‘乐生’之‘不可已’，而为其自然表现之旨相通者也”。礼乐由人情而发，却被法家发展为严刑峻法以压抑人情，可谓歧出。孔子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他并不赞成只重外在礼乐形式，不重内在仁与真情的流俗。
三、音乐与风俗政治
一个地域内人们相对一致的情感与心性，可凝结为地方性风俗。古时风俗与政治联系甚为密切，故合而论之。
音乐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风俗政治对它的渗透。“故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蹼上之曲(原书误为‘典’。此是“风一俗、曲风”的转化。这种曲风有了一定稳定性，广为传播，又会反客为主，引导风俗。在阮籍看来，各方的“殊风异俗”之影响，常常是负面的。“好勇则犯上，放则弃亲。……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
与风俗同类的曲风，加固此风俗。和风俗相异的曲风，则有助于转移此风俗。通过风俗的转移，又可有助于正人心性，而认可“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乃是儒家传统。此与西谚“一个马蹄钉导致国家灭亡”不同，马蹄钉只起偶然性的作用，音乐则具长期潜移默化之效。《乐记》有两次提到“移风易俗”，阮籍对此义更有发挥:“钟鼓以节耳，羽旎所以制目，听之者不倾，视之者不衰;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
生活在不同政治形态下的人，由其感触所发的音乐也相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而音乐于政治亦有巨大反作用。首先便是对君臣心性之正负影响。“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夜以继日;然咨磋之声未绝，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以是故，音乐运用于政治特别是对为政者心性言行之规范，可助国家免于危乱。此方面，“乐”遵循“同”、“和”之原则，“礼”遵循“序”、“别”、“异”、“等”之原则。乐重视普遍的人性，故“和”;礼注重秩序之稳定，故“序”。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阮籍云:“邢、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