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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1
【关键词】区域合作 警务合作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环境，“十三五规划”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概括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①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公安机关亟待顺势完善区域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务合作可以理解为区域警务协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签署七个区域警务合作协议，初步形成区域警务合作框架。现已建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对于有效整合资源，打击犯罪和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成效显著，意义深远。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精确度和力度，同时整合了警务资源，形成团队作战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这一合作机制也存在着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趋势和公安改革过程中组织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对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梳理和分析。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区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警务合作。打破警务管理区划的局限，建立区域间的警务合作，是一种发挥资源共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实现合作双赢的良性机制。该机制不仅简单易行节约资源，而且很好的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就区域警务合作演化进程和方式而言，可分为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区际警务合作就已启动，所谓区际警务合作是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根据中国大陆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法域规则，为共同打击犯罪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与协助的警务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广东就启动了警务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2000年以来建立了定期会晤工作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报交流工作机制等。在两岸四地区际警务合作不断加强办案执法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
相较于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经历了从静态打击犯罪的警务模式向动态打击犯罪警务模式的转变。早期的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现为个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张君案为例都采取了个案合作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跨区域犯罪的激增，随之带来了区域间多领域协作模式的丰富。以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机制为例，早期的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只限于单一警种，即江浙沪刑侦警务协作机制，该合作被认为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开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的苏浙皖沪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刑事侦查单一警种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联勤指挥合作、情报合作等多维度深入合作。可见，现行的跨区域警务合作是回应警务实践需求，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警务战略。
所谓跨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横向协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准，依据区域安全问题的性质，分层次和等级的不同行政隶属的公安机关或者内部不同警种和部门之间协同行动，即通过警务合作机制的方式达成区域共同体。由于跨区域警务合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复杂性，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大战略背景下，公安机关之间根据特殊地域联系、犯罪同源关系、犯罪发展态势关系、区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关系等社会治理任务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维护区域安全、打击区域犯罪、创新社会区域治安治理为共同目标，合作各方、整合资源、协同行动的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警务战略合作关系。从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合作类型种类多元，形式多样。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关注和发展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在区域整合的多变性和行政区划非从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体系。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合作到跨区域协议互助再到区域警务共同合作的过程。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建立的七个区域警务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务协议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契约的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规范化、信息化。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即在上级政策指导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出发点，根据区域内公安机关间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在制度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警务合作，进而整合区域资源整体，发挥合作优势。二是非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即在传统警务模式下，办理跨区域案件，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所传承下来的警务合作传统。该传统一部分转化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部分为传统协助模式，至今在打击区域犯罪、应急处突等区域危机合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路径来看，该机制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正是应现实的各区域警务合作实践需要而展开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理论研究多是基于该机制的警务实践进行梳理，而对国内警务合作已有模式进行理论梳理与发展趋势判断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社会动态治理问题以及对不同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进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论分析，科学阐述这一机制的发展趋势，推动区域警务合作向前迈进。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区域警务合作就伴随地理区位邻近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产生了，就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展开探索。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是基于两国或多国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类合作通常采取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区域一致警务管理对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区域治安治理。就警务合作这一事务来看，无论国际警务合作、区际警务合作还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都是由长期以来公安实践不断探索的成功范例发展起来的。目前构建的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组织横向架构间的合作伙伴式社会治安治理。因此，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一方面在于通过区域防范体系的构建，维护了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合作的过程中，将区域系统稳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治安“新常态”要求加强警务合作。区域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速度、人口流动程度、治安控制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因此，面对社会治安呈现地缘犯罪同域化动态化的新常态，同样要求进一步务实警务合作。地缘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要面对犯罪以同样速度增长的严峻考验。区域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组织职业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点，流窜作案加剧且时空转换加剧、频率递增。传统警务是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开展的，当地缘犯罪同域化发展时，警务工作就会在打防控治安时面临犯罪同域化而警务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难以突破行政区怪圈。区域警务合作的大力推进，有助于应对地缘犯罪同域化和动态化发展趋势，将警务便利原则发挥淋漓尽致，全方位打击清查区域内各类犯罪，尤其是跨区域违法犯罪。通过合作打破行政区警务下的孤立和各自为政，将警务活动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提升，警务的真空地带不再出现。
公安信息化与规范化促进区域警务合作。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情报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公安的规范化建设是基于科学管理基础的标准化与流程化运行，也为区域警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满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层级、多动力、多维向的区域警务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安安全产品的需求变化。
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当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③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现代警务机制中重要的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警种合作机制以及部门合作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以区域治安治理为目标的警务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公安机关区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警务实战化发展趋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框架形成以来，各区域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呈现良好态势，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区域警务合作，提升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实战能力，进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层级方面，向一线基层延伸，在各区域交界及次区域地带，尤其是派出所、业务警种和巡特警等基层警种，深入推动小区域合作，凸显小、快、灵的特点，使基层一线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整体提升；在合作对象方面，加强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警务合作，优化常态合作机制，从四维空间继续拓展警务合作。在合作内容方面，向公安业务横向和纵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打击犯罪和公共服务诸方面。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论中政府权力的特性为主体之间责任界限的模糊。这种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现就在于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区域协同的日渐丰富，使得权力合作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协作共赢。权力中心多元化，NGO组织、第三部门及私营组织等行使的权力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同样可能成为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这样的网络中，基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确立共同目标，并依据和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合作与对话当中持续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相互鼓励来共同承担风险，最终使公共事务的联合管理得到确立。
社会治理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特点和优点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是一个交流、互商以及参与的过程。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权力和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政府服务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必须选择合作模式。区域警务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为关键因素。首先，该机制坚持以公安政策为原则，考虑地区利益的多样性，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该地区的利益需求，实行不同措施。其次，区域警务合作使权力实现途径多元化，区域治安治理主体间因区域共同的社会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赖，基于区域治安治理进行协商，解决区域面对共同社会安全治理难题，形成共识，整合共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区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实现是以共同目标实现为基础。再次，交流、互商及参与机制是重要基础，能够保证区域警务合作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责任的平衡。区域在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核心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不乏为创新之举。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体性治理日渐取代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解决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带来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张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部分走向整体，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强调集中与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也是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击，即逆碎片化和部门化。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例，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美国的警务运行模式呈现出极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报研判和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产生了低效甚至无效，其实质在于警察组织内部跨部门内部协同的工作机制出现了整合效能不足的问题。从整体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发，要求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为整体公安改革战略服务，必须始终服务于我国公安改革的整体战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区域警务协同整合与单个地区警务发展之间的统一，适应整个警务系统运行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改进，实现区域协同作战与跨部门协同作战，从整体把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追求整体并多元整合的组织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区划为划分基础建立的各级公安机关，都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架构的，同样面对科层制带来的分工弊端。面对警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整体性组织理念无疑能够带来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性。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同样要符合这一发展大势，整体合作框架具体表现为各大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从网络结构中为整体处理各种综合性社会突发事件反应滞后等社会治理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形成共同领导多个部门，区域整体绩效评估，区域共享工作成果、风险及责任的工作机制。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顺应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并管理新的警务合作系统，并不断创新。所以，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在于统筹机制中的整体要素关系，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方整合的组织结构，从而为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整体性治理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cn/，2016-03-18。
②李侠：“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现状与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2
今后五年，是江干区迈入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总目标和市委“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决策部署，江干区将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扎实推进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全面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推进经济现代化，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现代经济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核心基础。今后五年，江干区将构建以总部企业高度集聚、现代商贸业和金融业高度繁荣、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力争到2016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43个中心城区前列。一是全力打造总部中心。实施总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浙商回归工程”，全面落实浙商总部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及浙商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推进浙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决策中心、销售运营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会展、广告、人力资源等中介服务业，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争取到2016年，引进企业总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总部50家以上，成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设产业集聚区。实施科技经济园拓园工程，着力打造高端制造园、研发创意园和总部经济园；积极推进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等项目开发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加快钱江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三里亭1737建筑设计聚落等产业集聚区建设，争取到2016年，创建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6个以上。大力实施特色楼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实现楼宇税收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5%。三是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依托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产业，积极引进省级金融市场投资平台、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积极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打造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金融新蓝海”。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四是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服务业品牌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江干服务品牌；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吸收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以上，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社会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现代社会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目标。今后五年，要通过实施“全域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更加完备。到2016年，城市建设区比例达到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一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块开发。全力支持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丁桥新城、运河综保、地铁等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步推进功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区级自转力，创新项目运作机制，积极拓展融资平台，制定并实施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艮北新区、普福区块、运河区块、科技园区拓展区块等项目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区本级项目建设，提升商业商务休闲功能。二是大力推进征迁安置工作。积极实施重点区块拆迁和扫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迁面积64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体系，加快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农居品质，妥善安置被征迁群众，到2016年，累计完成新开工安置房300万方、竣工350万方，回迁安置12000户。三是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推进秋石快速路三期、东湖快速路、德胜东路东延高架、艮山快速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成型，积极推动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设，加快同协路、丁桥东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车；着力解决断头路问题，提升道路联网贯通能力。加快建设大型立体停车设施，到2015年建成停车位7500个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力争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达到1.96；结合地铁二号线建设，高标准实施庆春广场地下空间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巩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加快城市管理资源整合，扩大“数字城管”覆盖面，充实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拓展城市管理领域，提高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分类管理理念，加强洁化序化和防违控违拆违等工作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区环境。
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现代治理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区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区前列，党风政风满意率达90%以上。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工作，面向社会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制，建立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广政府投资项目实时监督管理系统。进一步健全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务体系覆盖率达100%。二是探索治理主体多元化。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继续推进市政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试点，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社区组织参与到市政服务及社区服务。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采取BOT、公私合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试点，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区建立“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社工队伍建设，全面推广“责任社工”管理服务体系，到2016年，第三方测评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体系。坚持依法治区，深化“网组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到2016年，实现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8%和95%；劳动关系和谐指数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创建成果。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谐家园等创建活动，健全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大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3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一、方庄教育集群的酝酿和建立
方庄教育集群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的捆绑发展的行政指令，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教育主体意识的萌发。早在2009年暑假，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开始了联合办学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音乐专业学校，拥有强大的音乐师资和课程优势。作为市级示范校，北京十八中名师荟萃，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课程资源，文化课教学具有很强的优势。两校虽然同在方庄社区，但因归属不同，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我发展。如果两所学校联合起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定能够极大地推动两校的共同发展。北京十八中的想法迅速得到了丰台区教委和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积极响应。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积极推动下，两校的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从2009年暑假一开学就进入了实施阶段。
合作办学使双方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享受到了市级示范高中的优质文化课教学，基础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北京十八中的学生享受到了音乐专业院校师资的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素养，使音乐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受到了两校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欢迎。
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合作办学的初步尝试，使丰台区教委产生了将这种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进一步拓展的工作思路。丰台区教委的工作思路得到了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方庄地区其他学校的积极响应。方庄地区汇聚了27所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具备了区域联合办学的条件。经过充分的调研、沟通，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主导下，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涵盖方庄地区27所学校的教育集群开始筹划建立。同时，教育集群这种区域教育发展模式得到了丰台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肯定，在《丰台区“十二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对教育集群实验进行了明确的规划，确立了“政府主导、学校协同、资源共享、特色衔接、共同发展”的集群机制，使方庄教育集群成为丰台区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验项目，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宣布正式建立。
二、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形态
2011年5月，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全面展开教育集群的实验和实践。第一，成立了由区教委、集群校、龙头校、社区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的方庄教育集群管理协调中心，作为集群的管理、协调机构，并在十八中设立了方庄教育集群办公室负责集群的具体工作；第二，制定了《方庄教育集群实验区规划方案》，积极进行联系、沟通、协调，调度集群课程建设和资源共享等工作。集群各学校也设有专门的集群联系人进行集群共建；第三，十八中在学校校园网上建立了专门的“方庄集群”专栏，后来又建立了“北京方庄教育集群数字云平台”，及时关于方庄教育集群的课程信息并进行资源共享建设。第四，集群还建立了集群教师教科研中心 、集群教师培训基地、集群家长培训中心、集群教育质量测评中心、集群校长论坛、班主任论坛等集群发展支撑平台，集群实行教学硬件、软件、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对于十八中的音乐厅，集群校要使用的话只须提前在网上预约即可免费使用，如果使用冲突则由集群办公室协调。北京十八中的“名师大家进校园”活动，集群数字平台将及时信息，集群校无偿共享。到目前走进集群的名师大家有三十余人次。在师资共享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北京十八中教师交叉站讲台的做法非常成功。
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全体集群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11-2012学年度结束时，方庄教育集群资源共享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方庄教育集群的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以课程为中心的
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的中级形态
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教育集群，只能解决方庄地区教育的“温饱问题”。要全面提升方庄地区的教育水平，使方庄地区的教育达到“小康”，必须对方庄教育集群进行升级。在丰台区教工委、区教委的积极支持下，方庄教育集群确立了“立足于师生的生命价值，服务于师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打造以课程为核心的优质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方庄地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的集群升级战略。
1.横向贯通
（1）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集群突破了学校间的边界，实现了课程资源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打造出新的精品课程，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例如 “新音乐教育”课程，由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授课，立足于我国音乐教育优良传统，借鉴目前世界上流行较广的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体系、柯达伊体系、达克罗兹体系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的一条融合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与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方法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之路。
（2）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集群充分发挥集群内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作用，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配合的方式，采取签订合作协议的弹性合作机制，充分实现精品课程优势互补、共享，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例如，将普通校的劳技教室建在职高，请职高教师对普通校学生进行基本生存技能培训、家政培训等。同时，让职高学生也有学习普通校课程的机会，让他们也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充分调动了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方庄教育集群发展的经验
在方庄教育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集群教育发展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1.龙头带动，优质共享
教育集群化发展，需要借助集群内龙头学校的带动辐射作用。龙头学校拥有的教育资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一般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学校硬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生源质量、社会声誉都明显优于区内其他学校，很自然会成为其他学校模仿和学习的榜样，龙头学校在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方面的举措会对其他学校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头作用。教育集群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时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龙头学校的资源优势，把龙头学校建设成区内其他学校的楷模和榜样，二是通过优质资源共享，把龙头学校的优势扩展到其他学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资源共享，就是集群内所有学校共享龙头学校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硬件设施等，同时，龙头学校也能共享其他学校的资源。
2.一体多元，生态共生
一体多元就是各集群校在同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方庄教育集群内，实行多元化发展。因为优质均衡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内涵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张扬差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各美其美是优质均衡的具体表现。集群不同于集团，集群建立后，集群校的法人地位不变、办学性质不变、人事关系不变、资源的所有权不变，这是一种既自主又合作的“1+N”体制的区域教育共同体，集群校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互相尊重，共赢共生。这种体制激发了每一所学校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内驱力。
集群发展不仅是资源的简单整合、平均，实质上集群内各种元素组合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实现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而要实现这种提升，必须基于深度资源合作、整合与共享，才能实现区集群的良性互动、循环和升级。也就是说必须将集群建设成为优质区域教育生态，不仅生态共生，而且必须不断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课程教育资源。
3.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
区域教育根本目是解决学生的出口问题，教育集群如果不能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彻底改变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那就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教育共同体。所以，集群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才能实现集群的根本任务。
方庄教育集群建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好评，《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北京考试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竞报》、《现代教育报》、《丰台报》、《劳动午报》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五十多次报道。丰台区教委也适时地将教育集群这种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广，目前除方庄教育集群外，又建立了东高地、云岗及南站3个教育集群。2014年，丰台镇、马家堡、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区将建成4个教育集群。2015年，万丰、大红门、南苑、丽泽金融区等4个教育集群也将建成。预计到2017年，还将建成科技园区、首经贸、园博园、青龙湖等4个教育集群。届时，丰台教育集群将达16个，集群化发展将成为丰台区教育的突出特色。
当然，方庄教育集群作为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封闭性、同质性、依赖性、资金链等。为克服这些问题，目前方庄教育集群正在进行第二期规划，规划主要从加强集群研究，深化集群发展机制，完善集群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集群研究我们主要以专家理论研究和集群实践研究为主。深化集群发展机制我们主要从加强集群内教师流动机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建立集群评价机制、建立集群教研选择制、建立集群图书资源一卡通制度、充分发挥赢利性培训机构的作用、深化开放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完善集群保障机制方面，我们计划采取完善集群发展资金链，实行龙头学校负责制等措施。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4
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强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乡村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设施以及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继承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需要适应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传播力。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文化要素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必不可少。不少特色小镇在挖掘文化要素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及其产业进行保护与传承，以各种物质形式为载体，将文化物化，将物化的产品产业化，形成文创产品及产业链，提高了文化影响力。河北馆陶的粮画小镇、武强的周窝音乐小镇等就是典型例证。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5
《大兴新城规划(20*年-2020年)》(以下简称《大兴新城规划》)已经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27次全体会议和市委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现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大兴新城规划》。《大兴新城规划》立足于深化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年-2020年)》，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的指导意见，符合大兴区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对于推动大兴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实现北京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兴新城是北京未来面向区域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重要聚集区。大兴区的发展建设，要按照推进首都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与中心城和其它新城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中心城人口和职能的疏解，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要在《大兴新城规划》的指导下，立足区域区位优势，打造新兴产业基地，建设现代化京南绿色宜居新城。
三、同意《大兴新城规划》确定的规划区范围为大兴区行政区域除亦庄新城规划范围以外地区。在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的规划管理，按照构建“中部一体、东西两翼”的区域空间布局结构要求，保障并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大兴新城的建设，要积极完善城市服务功能，突出城市组团与生态绿地有机融合的空间特色，提高建设品质。加强重点镇的建设，使其成为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城镇组团。发挥新城和镇的引领、带动和支持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同意《大兴新城规划》确定的2020年大兴新城规划城镇人口规模控制在60万人左右，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65平方公里以内。要根据《大兴新城规划》确定的空间发展布局，积极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优化人口结构，促进农村人口向新城和镇的有序转移。
五、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建设宜居新城。大兴区的产业发展，要符合首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自身资源环境特点，发挥区位优势，引导发展生物医药等现代制造业，积极拓展物流商贸、文化教育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新媒体等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按照适度超前、优先发展的原则，建设覆盖城乡、完善高效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创造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强化与中心城和其它新城的交通联系。建立健全现代化区域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区域综合减灾应急能力和救助能力，提高减灾管理水平。
六、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全面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严格执行限建区规划，控制和指导城镇开发建设。保护和治理永定河、凉水河、凤河等河湖水系，建设以永定河生态绿带、南中轴线生态绿带、交通走廊隔离绿带与新城内部绿化融为一体的生态绿地系统，保护好地表及地下水源防护区、湿地、次生林和自然保护区。加强污染防治，严格控制并有效治理污染源。
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强化土地、水资源、能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提升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严格控制大兴南部城市远景发展预留的重要土地资源，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用水效率。全面加强在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领域的节能体系建设、标准管理、模式推广工作。
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6
《太湖流域综合规划（2011-2030年）》经反复修改和协调后，国务院于2013年3月正式批复。随着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对于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划修编势在必行
太湖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流域面积为3.69万平方公里，主要涉及江苏、浙江、上海三省（直辖市），是我国大中型城市最密集、经济社会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平原河网密布，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76.0亿立方米，长江是太湖流域重要补给水源。
进入21世纪，太湖流域治理与保护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带动下，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优化开发区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对流域水利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过多年大规模水利建设，太湖流域防洪抗旱减灾、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不断提高，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水污染严重，湖泊富营养化造成蓝藻大面积暴发的威胁依然存在，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问题依然突出，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二是防洪减灾能力偏低，尚未全面达到防御不同降雨典型50年一遇洪水标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和财富不断聚集，流域面临的防洪风险进一步加大；三是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不足，需要依靠引长江水满足流域各类用水需求，水资源调控体系亟待完善；四是流域综合管理较为薄弱，难以统筹流域治理开发和保护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科学规划，进一步完善规划布局、目标任务和对策措施，为流域治理开发和保护提供扎实的规划基础和依据。
确定布局完善体系
作为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太湖流域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基本依据，《太湖流域综合规划》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全面规划了流域综合治理格局。按照“蓄泄兼筹、引排结合、量质并重、综合治理”的原则，以太湖洪水安全蓄泄、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环境改善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太湖调蓄、北向长江引排、东出黄浦江供排、南排杭州湾的流域综合治理格局，构建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环境改善三位一体的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布局，加快实施环湖大堤后续工程、望虞河后续工程、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太浦河后续工程、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等11项流域综合治理重点工程以及水利现代化信息支撑项目，提高河湖水系连通性。规划坚持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协调区域与流域关系，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提出了各水利分区的防洪除涝、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护规划要点，以及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加强污染治理等规划指导意见。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防洪减灾体系。按照流域防御100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的目标，在治太骨干工程的基础上，完善充分利用太湖调蓄、北排长江、东出黄浦江、南排杭州湾的洪水安排，实施流域综合治理重点工程，增加太湖洪水出路；建设流域防洪与调度管理系统、预报预警、洪水风险管理等非工程措施，明确了超标准洪水防御对策。在流域防洪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城市及区域防洪排涝标准，加强城市及区域防洪排涝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建设。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水资源调控体系。在强化节约用水的前提下，落实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相应措施。以保障流域重要水源地供水安全为重点，完善北引长江、太湖调蓄、统筹调配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强流域引排骨干工程建设，提高引江入湖能力及水资源调配能力，增加流域引江能力30亿～40亿立方米。以县级城市为单位，优化和调整城乡水源地布局，逐步建立以城市为中心、覆盖乡镇的城乡一体化供水体系，完善城乡第二水源及应急备用水源，加强水源地保护与管理。流域深层承压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战略备用资源全面实现禁采，加大污水处理再利用量和海水直接利用。规划明确了特殊干旱期水资源调配应急对策及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对策。
四是进一步完善了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坚持治污为本，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率，制定和执行严于国家排放标准的省（直辖市）排放标准，大力减少污染物入河量。严格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提出全流域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加强太湖、望虞河、太浦河、新孟河及省际边界地区等重点水域水资源保护，实行重点水域限制排污总量与主要河道断面水质浓度双控制。增强引江济太及水资源调配能力，促进流域河湖水体有序流动，有效改善水环境。实施生态护岸、湿地建设、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等生态修复，逐步恢复河湖生态功能。针对山丘区、平原区水土流失特点，加强山丘区小流域综合治理、规范平原区建设活动及河道整治等综合防治措施。
五是进一步完善了流域综合管理与调度体系。深化和完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与机制。严格执行《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流域性法规和制度。加强流域水利工程调度管理及综合利用调度。按照“以保护为主，合理调整并控制利用”的原则，统筹协调地区岸线利用需求，加强太湖、望虞河、太浦河等重要河湖岸线与水域利用管理。从促进水利与涉水行业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统筹航运、铁路、公路、农业、电力、旅游等涉水行业的发展需求，在涉水行业的规划、前期及建设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规划协调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