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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水平范文1
关键词:监狱警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D91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13-02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环境的封闭性,使监狱警察这支队伍披着神秘的面纱,很少被人知晓和理解。有关他们的心理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更让人们难以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全貌和规律。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与执行力。因此,我们对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调查,探寻他们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以期提高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本研究以某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警察为总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80个男性被试为样本,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79分,有效问卷率为98.75%,平均年龄为3l.52±8.63岁。
2.工具:(1)、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金华[1]修订,该量表包括90个题目,9个因子分量表,评分标准采用5级(1―5级)。(2)、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以及支持总分[2] 。
3.方法:测试以无记名方式集体施测,全部资料统一采用SPSS 13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SCL-90总分的统计描述
调查人群中SCL-90总分最小值为90分,最大值为320分,均值为150.43,标准差为51.69。总分大于180分的有18人,占调查人数的22.79%,说明本群体中22.79%的人存在心理问题。
①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均分的得分频数分布及比例分布各因子分的计算方法是:各因子所含项目的分数之和除以该因子的项目数所得的商。一般认为,某一因子分超过2分则认为该因子所指向的症状突出;某一因子的得分如果达到3.0,则表示有症状。按此标准我们将范围划分为4个等级:1级为心理健康水平,因子分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水平上,以SCL-90总均分或者有一项因子分≥2为标准,本次测查可以筛选出有轻度心理问题的人员15人,占全部被试的18.99%,有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的人员3人,占全部被试的3.80%。没有存在重度心理问题的人员。其中具有强迫、躯体化、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的心理症状者比例较高。
②监狱警察SCL-90测试结果与国内成人常模比较
我们将监狱警察SCL-90测试结果与国内成人常模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2。
* P
表2显示,除恐怖因子外,监狱警察的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③不同年龄监狱警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评分比较,见表3。
我们将本次调查的人员按年龄划分为两个组,年龄
* P
表3显示,中年组(≥35岁)9项因子评分均高于青年组(
2.监狱警察社会支持情况
①不同年龄组监狱警察社会支持比较
* P
从表4可以看出:在社会支持方面,中年组除客观支持高于青年组外,其余均低于青年组。中年组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与青年组相比较,均具有显著差异性(P
社会支持量表测试显示中年组在客观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青年组,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青年组,这表明中年组监狱警察对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满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围的各种支持源。
②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差异比较
我们把症状自评量表总均分分为
* P
两组的社会支持各因子得分结果显示,症状自评量表总均分
③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
* P
从表6可见,主观支持对监狱警察的强迫、焦虑、敌对因子有影响。客观支持除对监狱警察的焦虑和敌对因子没有影响外,对其他均有影响。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对监狱警察各因子有影响。除了强迫、敌对和恐怖因子外,总体社会支持量总分对其余各因子均有影响。
三、讨论
从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监狱警察的心理状况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的心身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从SCL一90的角度看,他们的总分及各因子分都比正常人群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监狱警察长期处于高负荷、高风险、高强度的半军事化工作环境相关。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精力、体力严重透支,常常出现头痛、四肢酸痛等躯体症状及不良心理状况。
社会支持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互动作用。它通过现在资源或心理社会资源的实际交换,或者通过知觉的效用来改善个体的应对、尊严、归属和能力[3]。在社会交往中,积极向上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归属感。然而,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人际交往与正常群体的人际交往有很大区别。许多监狱警察生活在单位与家庭两点一线之间,几乎很少与外界接触,很少参与社会交流,这种半封闭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对周围事物与朋友缺乏深入的了解。除了亲属和勉强维持着的几个朋友外,他们的社交圈越来越小,朋友群越来越少。另外,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监狱体制改革引发的一系列不适应问题,还要面对来自罪犯不健康心理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心理问题及心理疾病的产生。
社会支持是个体面临压力的缓冲剂,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若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具有高度的社会支持,也就拥有了大量尊重、照顾和爱护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大量研究表明,在压力情境下,那些受到较高心理与社会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因此良好的社会支持有益于心身健康。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的缺乏及社会支持的异常都会对监狱警察心理健康造成显著的影响。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利用好社会支持是维护和提升监狱警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有关方面必须重视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鼓励监狱警察积极主动地接纳和争取社会支持,最大限度利用好社会支持;同时增强他们的应对能力,提高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
作者单位:戴斌武 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张 伟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3:31―5
[2]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中国理卫生杂志增订版,1999:127―129
社会治理水平范文2
关键词：朗诵考级教师;理论素养;专业技能;教学水平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0-0119-02
2008年，文化部批准朗诵考级为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新增项目，这是继音乐、美术、舞蹈之后又一项社会艺术水平等级考试，由于该项目增设时间相对较晚，一段时间内未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来伴随着教育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以及各地对语言艺术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这一职业倍受青睐，越来越多的人经过培训走向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简称“朗诵考级教师”）这一岗位。由于是新兴职业，行业规范标准还不甚完善，刚刚从事这一职业的教师对职业所要求的素质能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教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促进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
教师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是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它具有道德的约束性[1]，对朗诵考级教师来说其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又具有特别性，具体有以下两点：
1.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培训属于社会教育，考级教师与中小学高校等教师不同，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不稳定的，参加朗诵考级培训的考生从学龄前儿童到成年人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朗诵考级教师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因材施教、热爱学生、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2.当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考级单位来讲，少数考级单位为了抓生源，提高经济效益，把艺术考级变成以赢利为目的的纯商业活动，这样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会扰乱整个行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其次，从教师方面来讲，少数教师的功利心在作怪，把目光主要放在的了挣钱上，保证不了教学质量，并且教师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再次，从学生家长方面来讲，少数家长要么功利心重，把艺术学习当成升学的捷径，要么就是互相攀比，虚荣心作怪[2]。作为朗诵考级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把职业操守，真正热爱这一事业，抛开一切功利，敢于揭发不良现象，守住自己心中的一片净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同时还要正确的引导学生家长。考级单位、教师、家长三位一体，一起努力，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氛围。
二、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
1.提高理论政策素质
朗诵考级教师若忽视了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有关理论政策的学习，就好比没有帆的船，很难找到正确的工作方向，使教学失去针对性，甚至工作会走弯路。所以朗诵考级教师要认真学习关于朗诵考级的文件政策，熟知朗诵考级的标准与级别，朗诵考级中各级别的组和试题、评分标准和评分办法以及其他关于考生考级的要求，同时认真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24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以政策指导实践。
2.夯实专业理论基础
有人说：“教师的上课，是一滴水与一桶水的关系。”虽然课堂上倒出来的只有一滴水，但是教师肚子里却需要一桶水。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渊博的知识，只有钻研得深透、真正理解了的东西，才能讲得生动，讲得透彻;只有自己有较为深刻的体会，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才能讲出新意[3]。所以教师要想教好朗诵必须具备丰富系统的朗诵专业理论知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朗诵实践，提升自己的朗诵水平。
从事朗诵考级教师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作经历、专业背景和学历决定了他们的朗诵专业理论基础不一，学习能力也不尽相同。以北京电台培训中心2013年7月举办的“全国艺术水平考试朗诵考级专业教师证书培训班”为例，学员中有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校大学生、中小学以及高校教师、各类私营艺术培训中心负责人等，学历从专科到研究生都有。通过对结业考试成绩比较研究，可以按照专业背景把该班学员分为四类：一是有播音与主持艺术或表演专业背景的学员;二是具备省级或以上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的学员;三是有语言艺术教学或管理经历但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学员;四是其他专业背景从未接触语言艺术领域的学员。前两类学员由于系统的学习过语音发声和语言表达技巧等学科，接受朗诵专业理论的能力较强，而后两类学员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的起点不一样，所以后两类学员就需要更加努力，除了培训课上认真学习以外，还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书籍，勤学苦练，下大力气夯实普通话语音、艺术发声、语言表达技巧、朗诵理论等理论基础知识。同时部分前两类学员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就心存优势，走马观花地学习，易产生浮躁的学习态度，有基础是好事，但要是停滞不前，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学无止境，应该在现有基础之上刻苦钻研、不断提升、虚心请教并耐心的帮助其他同学。
3.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朗诵教学同声乐、舞蹈等艺术类教学相似，教师的示范能力非常重要，朗诵考级教师必须提升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示范教学能力。往往专业实践能力强的老师在同学们心中都有较高的威信，反之在教学中很难有说服力，还是以“一滴水与一桶水的关系”来讲，要想教好朗诵首先自己得朗诵的好，朗诵考级教师要练就扎实的语言艺术基本功，能熟练地表演经典的贯口和绕口令，并掌握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的朗诵方法。“朗诵考级教师培训班”时间虽然不长，但授课的教师都是经验丰富并具有高级职称的播音员主持人和演员，曹灿、虹云、杜敏等知名专家都在其列，他们不仅阅历丰富、德高望重，并且有很强的示范能力，学员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学习老师教予的朗诵技巧，多争取朗诵练习的机会，并虚心接受老师们宝贵的指点。艺术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参加十几天的培训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但是学员在培训期间可以及时发现自己朗诵的不足，同时建议学员们在培训结束后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帮助其详细找出自己的语音问题，以在日后进行改正。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教学相长，同时积极参加各种朗诵比赛和朗诵实践活动，通过丰富的舞台经验来锻炼自己。一段时间后争取考取普通话一甲证书，以最标准的语音和最完美的朗诵进行示范教学。
三、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朗诵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文学素养
1.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完善教师基本素质，提升教学水平
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之后就要想办法把理论和实践教给学生，此时教学方法尤为关键，现实中不乏有些老师自己朗诵的很好，获得各类朗诵比赛的奖项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教，实践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朗诵考级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学习共性的教学法，所有专业的教学都是有共性可循的，要掌握一般的教学规律，师范类专业背景或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学员对此都有了解，主要学习《教育学》等课程，了解教育原理，在此不多赘述。
（2）因材施教，前文中述，参加朗诵考级的考生各个年龄段都有，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性格特点、生活阅历、知识储备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对于年龄较小或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选择较简单的稿件，同时要多多鼓励，帮助其树立自信心，营造轻松自如的学习环境，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其查缺补漏，选择有一定难度的稿件练习。另外在教材选择方面，目前比较权威的教材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歌剧舞剧院考级委员会编著的《朗诵教学考级表演教程》。总之在教学中要以科学的教材为依托，以合适的教学方法为支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3）采用小班授课，艺术类教学不宜采用大班授课，当然可以采用“大班讲授理论共性问题，小课解决个体症结”的教学方法，这样教学才能更有针对性，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全部大班授课是不科学的，是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的。
（4）注重对朗诵稿内容的解析，朗诵实践教学中最切忌的是只一味的解决学生的语音、发声、朗诵技巧的问题，或只采用“教师领诵，学生模仿”的方式，这样学生不仅不会举一反三，并且朗诵出来的作品也缺乏内涵，甚至表达不清语意。朗诵是朗诵者的一种再创作活动。这种再创作，不是脱离朗诵的文字材料去另行一套，也不是按照字读音、照本宣科的一种简单、机械的言语活动，而是要求朗诵者通过原作，用有声语言传达出原则的主要精神和艺术美感[4]。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朗诵作品的讲解，先让学生充分理解作品的主题、背景、层次等之后再解决语音、基调等技巧问题，这样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多读、多写，提升文学素养
朗诵考级的作品以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为主，提升文学素养有助于教师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在教学中才能更详细深刻的讲解作品，并能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朗诵技能。提升文学素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多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好能背诵一些经典的、朗朗上口的文章，其次是要累广博的知识，在生活中注意留心观察，同时还要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张颂老师在《播音创作基础》中讲到的广义备稿的理论也告诉我们要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因为朗诵的稿件中可能会包含历史、人文、自然等科学，只有具备宽广的知识面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
目前，就全国来说，“朗诵考级教师资格培训班”班次还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朗诵考级教师的岗位也会越来越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努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要有较高的水平，以更好的传播朗诵这门高雅的艺术，进一步唤起社会对语言艺术教育的重视，提升公民整体的语言表达能力，争做合格且优秀的朗诵考级教师
参考文献：
[1]唐伟，钟伟，陈蕾吉.高校青年教师素质能力要求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3）.
[2]刘晓娜.关于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问题的思考[J].综艺论坛，2006（12）.
社会治理水平范文3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农村社会保障；养老；农村低保
概述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整个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试点到实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近几年，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的话题，由于实施时间短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原因等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不合理或者是说不完善的地方，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原因多种，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接下来，主要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来阐述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抑制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第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居民有钱不敢去消费。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家庭小型化和未富先老的增多给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造成的结果是我国农村居民为了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等，尽可能的减少各项开资而增加储蓄，导致储蓄倾向上升。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由1995年的0.1695上升到2005年的0.2151。
第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不够完善使得农村居民疾病风险支出加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体制不断改革，农村居民的各项医疗费用不断提高，上升幅度超过了农村居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为686.3 元，而在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为4140.4 元， 增长了将近6倍；医疗费用的不断提高，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农村居民不能得到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必须减少当前消费，为未来进行储蓄，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而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农村居民养老支出风险，使得农村居民有钱不愿意也不敢去消费，从而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早已给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劳动能力的下降及劳动机会的丧失，老年人的收入越来越少，甚至完全切断了其收入来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老农保”）基金采用的积累模式是“完全积累制”模式，国家财政不提供支持，集体补助又时常落空，往往演变成为“个人储蓄保险”，即自己储蓄为自己养老。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虽然增加了财政补贴，但由于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覆盖面太小，还有待扩大。因此，由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没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只能依靠储蓄为自己的养老风险买单，消费需求必然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第四，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农村低收入人群消费意愿受到了抑制。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9 年5月之前，我国已有4356.4万农村居民享受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等原因，各地的低保标准都不一样，少到几百余元大到几千余元，差距比较大。除了农村低保标准低以外，还有其他各类社会救济标准都比较低，诸如五保户供养、自然灾害救济、农业补贴以及优抚安置费用等，这些都增加了农村居民各种方险支出的可能性，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五，农民工和失地农村居民进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范围之外，进一步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较低，有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末，农民工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参保率分别只有34.7%、22.8%、31.9%、、10.4%、5.6% ，而其他类保险的参保率则更低，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的参保率为2.9%、职工互助合作保险的参保率为3.1%、商业保险的参保率为5.1%。只有部分农民工享有其单位提供的极少量医疗补助金，但是，农民工一旦离开了所在单位，各种救助将随之解除。显然，由于农民工和失地农村居民都缺乏保障，其将来的预期支出会明显加大，必然降低其现期消费意愿，进一步减少了整个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原理分析
第一，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其购买力，从而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消费。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会从多方面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税收以及各种补贴等方式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以英国为例来说明，早在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纳税前的收入比达到惊人的120∶1，但经过各种社会保障补贴以及纳税之后，其最终收入比缩小为将近4∶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其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间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即通过消除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子女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后顾之忧，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彻底解救出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创造有利条件，最终将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购买力。
第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改善消费意愿，扩大消费需求。
无论是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说，还是参考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稳定性，从而改善其消费意愿，降低储蓄率。即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认为未来收入将会逐步增加或者至少不会减少，从而会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减少储蓄倾向，增加即期消费。
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形成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拉动消费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后，有利于形成一个数额巨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西方及一些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已经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也开始用来进行投资，主要用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等等。社保基金的运用，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调节经济并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
三.现实意义
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深入分析影响因素，才能找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切入点与改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国家政府及立法机关，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足够的重视，相信未来几年内，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将会更加完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提高。（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水平范文4
关键词政府治理；董事会资本；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14-09
一、引 言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使得微观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而在中国“权力+市场”的转型体制中，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要提升作为决策主体的董事会在投资决策中的治理有效性（内治）；二是要积极应对外部的政府干预行为（外攘）。那么，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如何应对政府治理情境的变化，企业在“内治”和“外攘”之间的投资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如何？在此背景下，探析政府治理、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与投资效率关系问题，不仅能够折射出宏观制度变迁和政府演进所隐含的治理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治理行为与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反映地区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差异状况和效率问题。
文章围绕所提炼的科学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差异是如何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以2010～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解读中国企业在不同的政府治理情境下，实现董事会治理有效性和投资决策有效性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众所周知，企业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必须要对其所生存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反应（Peng， 2003）[1]。权变理论认为，组织应当根据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调整内部管理模式。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的适应能力越好，越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M行较好的预测，越能够在公共制度层面避免损失和获得市场机会。但对于转型经济国家而言，宏观公共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制度环境的不稳定性恰恰是其显著特征。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越高，企业就越有必要对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并在其治理结构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而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中国特色的财税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发展经济的刺激。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差异和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地区在政府治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在地区横向经济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发挥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承担着进行地方公共治理制度改革，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和义务（陈德球，李思飞，2012）[2]。那么， 在此情况下，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就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其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地方政府通过其所能提供的产权保护、法律执行、行政审批效率、税收政策等公共治理制度安排来影响企业的治理行为。
董事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Hillman， Dalziel， 2003）[3]，董事会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商业性资本和政治性资本，而这些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其主要作用也不一样。董事会人力资本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成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而董事会社会资本则有利于直接或间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得特殊的市场权力。在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制度安排难以对企业契约的履行提供较好的保障（石军伟，付海燕，2010）[4]。使得企业在获取融资便利、投资机会以及特殊资源等方面更加依赖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性社会资本（陈倩倩，尹义华，2014）[5]。那么，在此情况下，企业在董事会建设过程中，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会更强烈。
但是，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积累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白璇等，2012）[6]，而且这些社会资本的维持还会引起一定的寻租问题。当政府治理水平变好，市场交易机制的规范性较高，市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增强的情况下，董事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性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企业未必愿意花费巨额成本来寻求此类社会资本。从已有研究文献，如石军伟和付海燕（2010）、陈倩倩和尹义华（2014）等来看，也间接的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石军伟和付海燕（2010）的研究证实，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等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在弱化。陈倩倩和尹义华（2014）的研究证实，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企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在下降。而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要求企业董事会提高其决策质量，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配置高质量的董事会人力资本，低质量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将被市场淘汰。那么在此情况下，外在的压力将会迫使企业强化其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作为一种理性选择，企业在董事会建设过程中，会若弱化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而强化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也就是说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对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府治理差异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选择。即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越强烈；政府治理水平越高，企业对董事会人力资本的诉求越强烈。
董事会资本是董事会治理职能有效发挥的保障（Haynes， Hillman， 2010）[7]。依据资源依赖理论，董事会是企业从内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性支持的一种机制。而已有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提供的4种资源正相关。拥有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董事会，能够为公司和外部组织的交流沟通提供更有效的途径；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获得有价值的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企业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决策质量。而合法性和资源性支持则直接关系到公司投资决策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因此，董事会资本会影响董事会参与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同时，从委托理论的视角来看，董事会是解决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问题的重要机制（Jensen，Meckling，1976）[8]。如果董事会能够对管理层和企业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那么投资决策的经济效果将得以提高（Watts， Zimmerman， 1980）[9]。而正如前文所述，董事会资本决定了董事会如何有效地评价和影响管理者行为，如何保证企业战略决策的有效实施（Kor， Sundaramurthy， 2008）[10]。Carpenter和Westphal（2001）发现， 董事的经验知识技能会影响其工作效能，没有相应资本的董事则缺乏识别和正确评价管理层及其投资决策行为的能力。董事会资本可以通过作用于董事会的监督与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董事会资本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前置性因素，而差异化的董事会资本配置也将会导致企业投资效率出现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提高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在前文中，本文假设政府治理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而董事会资本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两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董事会资本是政府治理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间转化机制。事实上，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通过发挥其监督控制职能和战略参与职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而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董事会资本的配置情况（Haynes， Hillman， 2010）[7]。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利用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效率和效力（罗明新等，2013）[11]。正是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的不同，导致了董事会治理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企业投资效率差异。而公司治理结构内生于制度环境（陈德球，陈运森，2013）[12]，董事会资本配置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样内生于制度环境。政府作为宏观制度环境的主要提供者和执行者，政府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制度环境的优劣，政府治理是制度环境背后的机制。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拥穆呒线索：差异性的政府治理水平导致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其董事会建设过程中，对董事会资本进行不同情况的配置。而董事会资本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以视作通过影响企业董事会资本来实现。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与模型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的观测期间为2010～2012年，因变量董事会资本的观测期间为2011～2013年。其原因是：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市场震荡状态，为了保持市场环境的相对稳定性，我们主要选择金融危机基本结束后的时期。而同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5日开幕，即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了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时期。为了规避政府换届事件可能对研究稳定性产生的消极影响，所以，本文将政府治理水平的观测时间截止于2012年。而考虑到公司治理行为对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本文将董事会资本相关指标观测时间滞后一期，观测期为2011～2013年。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考虑到企业投资决策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董事会治理变化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将企业投资效率指标滞后两期，观测期为2012～2014年。
样本经过以下处理程序：①考虑到ST企业财务处理的特殊性，对此类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②考虑到金融类和公共事业类企业的特殊性，对此类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③对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企业进行了删除。最后，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研究所涉及的主要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最后得到3年共计2 679个观测值。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手工整理数据和相关数据库数据。手工整理数据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国分省经营环境指数报告》等。数据库选用包括：锐思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CCER）以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在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研究对从不同途径所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 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4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如下：
模型1：
BC=a0+uGGL+a1SIZE+a2LEV+a3ROAt-1+
a4IPOAGE+a5CEOP+a6ESH+a7COMP+a8INDIR+
a9OATC+a10INST+a11PFIVES+a12SOE+a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1 （1）
模型2：
INV=b0+KBC+b1SIZE+b2LEV+b3ROAt-1+
b4IPOAGE+b5CEOP+b6ESH+b7COMP+b8INDIR+
b9OATC+b10INST+b11PFIVES+b12SOE+b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2 （2）
模型3：
INV=c0+mGGL+c1SIZE+c2LEV+c3ROAt-1+
c4IPOAGE+c5CEOP+c6ESH+c7COMP+c8INDIR+
c9OATC+c10INST+c11PFIVES+c12SOE+c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3 （3）
模型4：
INV=d0+m0GGL+k0BC+d1SIZE+d2LEV+d3ROAt-1
+d4IPOAGE+d5CEOP+d6ESH+d7COMP+d8INDIR+
d9OATC+d10INST+d11PFIVES+d12SOE+d13GDP+
CONTROL_IND+CONTROL_YEAR+ε4 （4）
其中，a0、b0、c0、d0分别为模型1～4的截距项，u、k、m、k0、m0、a1～a13、b1～b13、c1～c13、d1～d13分别为模型1～4相应的变量系数，CONTROL_IND和CONTROL_YEAR分别代表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
（三） 变量设计
⑴投资效率（absInv）。关于投资效率的衡量，Richardson（2006）通过估算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然后用模型残差的绝对值作为企业投资效率的变量，以考察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姜付秀等（2009），李焰等（2011），詹雷和王瑶瑶（2013）等用该方法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本文借Richardson（2006），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构建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我们取模型中的残差绝对值（absInv）表示公司投资效率。具体模型如下：
Invt=？茁0+？茁1Grot-1+？茁2Levt-1+？茁3Cfot-1+？茁4Roat-1+？茁5Sizt-1+？茁6Invt-1+？茁7Aget-1+？茁iInd+？茁jYear+？着
在模型3中，Invt代表企业第t年的新增投资。Grot-1为第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代表企业成长能力。 Levt-1为第t-1年的资产负债率，Cfot-1为第t-1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Roat-1为第t-1年的资产收益率，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Sizt-1为企业上期资产规模。Invt-1为企业上期新增能投资资本量，Aget-1为企业上市年龄，Ind代表行业虚拟变量，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我们以模型残差绝对值表示企业投资效率水平，该值越大，则投资效率越低。
⑵政府治理（GGL）。政府治理是指政府部门为了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制定的制度和行为总和。而好的政府主要体现为：产权保护良好、公共服务廉洁高效、税负较低、对企业干预较少（La Porta et al.， 1999）[13]。根据上述认知，同时借鉴已有对于政府治理的研究（如La Porta et al.， 1999；陈德球等，2012；周建，许为宾，2016）[13-15]，我们从《中国分省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选取了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企业税费负担等3个方面的指标，构建综合测量指标来测度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具体方法是：
对各个地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和企业税费负担等3方面的指标进行百分位排序，得到各地区在每个指标中的相对百分位。然后求得各个地区在各指标中的相对百分位值的进行平均，就得到该地区政府治理水平的综合测量值，这个综合测量值在0～1之间，该数值越小，表示政府治理越好。为了保持该测量指标与企业投资效率经济意义的同向性，我们用1减去上述所求得的测量数值，再乘以10，这样我们便为每个地区赋予一个0～10之间的政府治理数值，这个数值越大则代表政府治理水平越好。
⑶董事会人力资本（BHC）。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主题，选取年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行业经验和团队异质性等五个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⑷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测量都是基于Peng和Luo（2000）的研究，从企业高管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本研究对企业高管的商业关系的测度主要采用关联董事数量和行业关联情况进行测量。其中，关联董事数量用董事会成员在外兼职（或担任连锁董事）的公司（包括科研机构和事务所合伙人）数量的平均值进行测量。行业关联情况的测度如下：首先，当董事在行业协会中任正职时赋值为2、其他职位赋值为1。然后计算董事会成员在行业关联所获得的总分值为董事行业关联的最终得分。本文对企业政治关系的测度主如下：将董事会成员在政治关联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另一类是曾经担任行政领导。将公司董事现任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得分，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其他级别三级，赋值为3、2、1。其次，公司董事现任或曾经担任行政领导的得分，分为省部级以上、 省部级和其他级别三级，赋值为3、2、1；然后分别计算公司董事在政治性社会资本项目上所获总分值。
在上文基础上，本研究对上述董事会社会资本不同属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构建无量纲化的纯数值，从而有利于不同量级或数量单位的指标进行比较。最后，本文通过将上述各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后计算算数平均值，得到董事会社会资本综合指标的数值。
⑸董事会资本（BC）。基于董事会资本的概念内涵，结合董事会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借鉴Hillman 和 Dalziel（2003）、周建等（2010、2013）、Haynes 和 Hillman（2010）等研究，从董事会社会资本和董事会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对董事会资本进行考虑。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相应的测量指标（年龄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行业经验和团队异质性、连锁董事、政治关联），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董事会资本合成指标。参照南开治理指数（CCGINK）的合成方法：首先，将董事会资本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涉及的测量指标进行Z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量纲问题的影响。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相关测度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为了尽最大可能反映原始指标体系的特征，主成分提取标准为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最后，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董事会资本进行加嗲蠛停得出企业董事会资本评价得分。
⑹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本研究分别从公司层面、股东层面和董事会高管层面考虑相关控制因素。在公司层面，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上期经营绩效（ROAt-1）、企业上市年龄（IPOAGE）；在董事会和高管层面，主要控制了CEO权力（CEOP）、高管持股比例（ESH）、高管薪酬（COMP）以及董事会独立性（INDIR）；在股东层面，本文参照已有研究，主要控制了大股东占款（OATC）、机构持股比例（INST）、股权集中度（PFIVES）和产权性质（SOE）。最后，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可能对企业投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带来的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GDP）。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效应（IND）和年度效应（YEAR），其中，行业类别采用CSRC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取2位行业代码，其他行业取1位。控制变量设计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政府治理与董事会资本配置
表3是对模型1进行检验的结果。根据第（1）列的数据结果可知，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96。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越要求企业配置更高水平的董事会资本。根据第（2）列的数据结果，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159。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配置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好，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水平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对董事会社会人力的诉求更加强烈。根据第（3）列的数据结果，自变量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估值系数为-0.257。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即政府治理水平越差，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配置水平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降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更加强烈。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二）董事会资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表4是对模型2进行检验的结果，根据第（4）列的数据结果可知，自变量董事会资本（BC）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62。在统计学意义上，这表明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提高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水平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根据董事会资本构成维度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第（5）列中，自变量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41；在第（6）列中，自变量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1。上述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三）中介效应的检验
1.董事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5是对模型1、3、4进行检验的数据结果。在第（7）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8）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96，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资本建设。在第（9）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资本（B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9，董事会资本（BC）的估值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57。
比较第（7）列和第（9）列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明显减弱（由0.024降低到0.019）。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资本（B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4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同号，这表明董事资本（B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8%（0.096×0.057/0.024）。
在上述检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资本的中介效应的数值比较低，仅占总效应的22.8%。但不可否认，数据结果证实了本章的研究假设3，即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董事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董事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部分。因此，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董事会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作用，我们对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分别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在模型建构方面，我们将模型1、3、4中的董事会资本（BC）变量分别替换为董事会人力资本（BHC）和董事会社会资本（BSC）变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检验。
2. 董事会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6是对董事会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表6第（10）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11）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159，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人力资本建设。在第（12）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18，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估值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37。
比较第（4）列和第（6）列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人力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明显减弱（由0.024降低到0.018）。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人力资本（BH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同号，这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4.5%（0.159×0.037/0.024）。
3.董事会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7是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在表7第（13）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4，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在第（14）列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估值系数为-0.257，这表明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会促使企业加强董事会社会资本建设。在第（15）列中，我们将政府治理水平（GGL）和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纳入同一方程进行检验，政府治理水平（GGL）的估值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26，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的估值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值系数为0.008。
比较表7中第（13）列和第（15）列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当加入董事会社会资本变量后，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但估值系数增加（由0.024上升到0.026）。同时，因为模型1中政府治理水平（GGL）系数u与模型4中董事会社会资本（BSC）的系数k0的乘积（uk0）与模型3中的政府治理水平（GGL）的系数（m0）异号，这表明董事会社会资本（BHC）在政府治理水平（GGL）与企业投资效率（INV）的关系中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8.5%-0.275×0.008÷0.026。
董事会社会资本之所以会对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产生遮掩效应，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政府治理水平越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诉求越强烈。但不等同于，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就会降低企业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的需求。其原因可能是：在当前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为了实现政治晋升，很难放弃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李文贵，余明桂，2012）[16]。因此，尽管政府治理的改善会对地区的制度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但并不一定就会很好的改善政府行为背后的实质性个体――官员的消极影响，从而出现“歪嘴和尚念经”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企业依然需要通过强化董事会社会资本来加以应对。而这隐含的一个可能性是，在政府治理改善的情况下，企业依然可以或能够通过董事会社会资本来获取超额收益。而当企业能够依靠非市场的方式获取发展资源和超额利润，并进而形成竞争优势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遮掩掉市场环境改善对企业经营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我们做了如下敏感性检验：一是企业投资效率计算模型中的企业成长性指标，由营业收入增长率改为托宾Q测量。二将董事会资本指标改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测量。我们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检验，总体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无实质性差异。
五、研究结论
政府治理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而董事会资本作为董事会治理能力的资源基础，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治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并最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而，政府治理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视作为通过影响企业的董事会资本配置来实现。
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部分的可以视作通过企业董事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董事会资本的不同维度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进一步检验。数据结果显示，董事会人力资本在政府治理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董事会社会资本则对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遮掩效应。
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往关于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投资决策研究，大多采用了形式主义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主要表现为“零嵌入性”和“普遍主义”情结，即忽视了社会文化、法律机制、政治干预等因素所导致的具体公司治理情境的影响（李心合，2004）[17]。把董事会视为一个完全独立而理性的决策行为主体，将文化、制度、组织惯性等基本因素游离于董事会治理之外。并试图通过复杂的推理和经济计量技术对相关特征变量M行检验，来获取最佳董事会治理模式，以此为突破点来解决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本研究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企业如何根据其所根植的治理环境选择有效的治理机制”的问题，探究董事会资本配置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是否会随着外部政府治理情境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即是否具有“状态依存性”。检验企业董事会资本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制度嵌入性，并为之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与以往将董事会视为一个完全独立而理性的决策主体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有所差异。二是采用了当前在中介效应检验方面的前沿性方法。运用新的方法，本研究发现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遮掩效应。而这一种影响效应尚未在现有文献中得到充分认识。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治理与董事会治理在企业投资领域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深化我们对于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不足如下：一是本文关于董事会资本的理解，基于当前学术界的普遍接受的观点：董事会资本由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但这一理解近年来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如Nahapiet和Ghoshal（1998）的研究，认为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存在交叉成分，同时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在此基础上，Haynes和Hillman（2010）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进行整合，提出了一个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董事会资本有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构成。而考虑到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尚未在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因此，本文的研究沿用了传统的对董事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且在研究中未考察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本文主要变量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董事会资本的高构概念进行重新检验，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二是本文关于董事会资本的测量数据，主要通过各数据库中所获取的上市公司董事个人经历整理所得。但我们难以排除个人资料的虚假性问题。同时，仅仅通过外在可观测的指标来进行董事会资本的衡量，难免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有相关研究指出，董事会资本可分为显性资本和隐性资本。而可观测的指标主要是反映了董事会的显性资本，而难以反映其隐性资本。因此，在未来研究当中应当进一步优化董事会资本的数据来源，可以考虑采用访谈及实地调研等方式来获取更加真实的董事会资本测量数据。
[参考文献]
[1]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275-296.
[2] 陈德球，李思飞.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J]. 南开管理评论，2012（1）： 43-53.
[3] Hillman A J， Dalziel T.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Agenc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3）： 383-396.
[4] 石军伟， 付海艳. 企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及其嵌入风险――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情境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1）： 109-119.
[5] 陈倩倩， 尹义华. 民营企业、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碜陨鲜屑易迤笠档木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14， 40（11）.
[6] 白璇，李永强，赵冬阳.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两面性：一项整合研究[J]. 科研管理， 2012，（3）： 27-35.
[7] Haynes K T， Hillman A. The Effect of Board Capital and CEO Power on Strategic Chan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11）： 1145-1163.
[8]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Selected Readings， 1976， 3（76）： 305-360.
[9] 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 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6）： 938-947.
[10] 陈德球， 陈运森. 政府治理， 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J]. 管理评论，2013（1）： 139-148.
[11]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 [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3， 26（3）： 613-33.
[12] Kor Y Y， Sundaramurthy C. Experience-Based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Outside Director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8（12）： 2-43.
[13]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 15（1）： 222-279.
[14] 陈德球， 李思飞， 钟昀珈.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J]. 世界经济，2012（3）： 89-110.
[15] 周建，许为宾.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成本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1）： 84-97.
社会治理水平范文5
一、风景旅游景区的特性
（一）风景旅游景区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按照公共经济学原理，风景旅游景区内的自然风景资源和文物资源属于公共性资源，人们在对其观赏等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当人们通过设立门票等手段而成为旅游景区，对旅游消费者实施进入限制，使景区游客规模在合理容量内的情况下时，旅游景区作为一个产品便具备了消费的排他性。这样，一个依托风景名胜等公共资源的旅游景区，当设立门票进行游客管理时，这个旅游景区便从公共产品转变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可以让市场来经营。随着门票价格的提高，旅游景区对游客消费的排他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公众对公共资源的消费权，就需要政府部门进行干预，或采取补贴的方式降低门票价格，或将景区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直接提供。风景旅游景区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使得它既可以由政府直接经营和提供，也可由市场来经营。
（二）风景旅游景区在经营中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理论指出，外部经济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是指一个生产单位因其他生产单位生产行为的存在而受损的情况。在旅游景区经营中，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风景名胜等公共资源的破坏，产生外部不经济性；二是旅游景区开发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增加了边际社会成本；三是景区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形成的外部环境成本。这些外部不经济性通常没有纳入旅游景区经营成本中，存在于旅游景区与旅游消费者交易之外，是难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控制的。如果对旅游景区经营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不加以控制，则社会的边际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于景区的边际成本，对整个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危害就越来越大。因此，在旅游景区的治理中，必须构建避免景区经营造成外部不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控制外部不经济性。这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加以实施。风景旅游景区在经营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决定了风景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的复杂性和治理模式的多样性。
二、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影响因素
风景旅游景区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及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决定了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选取，必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生成的主要力量。
（一）国家法律法规是影响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首要因素。国家对风景名胜类公共资源的管理，是通过制度和监督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实现的。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风景旅游景区内的自然资源和文物资源，都是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产。既有为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更负有满足全社会长远发展需要的职责。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下，风景旅游景区通常走向传统的治理模式，即实行非企业型治理。由于我国风景资源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旅游景区的发展，特别是滞后于景区所在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在贯彻落实这些法律法规的实践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行的政策框架，使风景旅游景区治理逐步走向市场化，治理模式也不断创新。
（二）地方政府是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我国公共类旅游景区实行属地管理。景区所在地政府对景区的控制力度和管理导向，对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确立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来增加财政收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时，就会采取多方面的有力措施，包括突破现有政策法规的框架，创新旅游经营管理体制，创造适应市场需要和经济发展的旅游景区治理新模式。因此，现阶段地方政府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设计者和实施主导者。
（三）风景旅游景区资本性质与结构影响其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运用。作为资本性质的旅游景区经营投入，不论其来源，都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追求资本的价值增值。但不同性质的资本在景区经营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不同，会影响景区治理模式的取向。由政府直接投入或有国有企业投入的资本，通常要兼顾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国有资本比重较大时，国家对景区治理决策的控制程度就比较高。而私人资本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标。当这类资本比重较大时，景区治理将趋向高度市场化的模式。
（四）资源主管部门影响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受原有管理体制的影响，风景旅游景区更多的是承担社会文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功能。因而，风景旅游景区主要隶属于资源主管部门，在性质上被视为事业单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能否创新，取决于资源管理部门对景区的控制力度。目前，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景区在我国旅游业中核心地位的凸现，资源管理部门也在通过加大旅游景区资源保护的监管力度，或是变更资源保护方式，来影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
（五）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影响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旅游业发达的地区，人们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市场导向就会增强。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的核心要素，处于旅游产业链的中心环节，旅游产业的发展必然推动旅游景区经营的市场化水平，景区治理模式适应产业发展要求，从而影响景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确立。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景区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旅游景区主要的经营环境。旅游景区的经营是一个资源与资本相结合的生产过程，治理模式是实现这一产出过程的途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机制越完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越发达，旅游景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越有可能分离，景区治理结构越有可能完善。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旅游景区则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导，吸引社会资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带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些都直接影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选取。
（七）社会公众影响力度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选取的重要力量。社会公众对旅游景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旅游景区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和监督上。这种关注和监督力度，将促使旅游景区经营者在选择经营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如何调整和处理好景区管理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关系、公众利益和经营企业利益的关系。公众的关注程度越高，监督力度越大，景区治理模式就越有可能采取保护和开发内在结合的方式。
三、风景旅游景区治理模式动力机制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创新，我国旅游景区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是旅游景区发展的动力所在。按风景旅游景区是否以市场机制进行经营管理，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体系可划分为两大类，即企业化治理和非企业化治理。本文就几种主要模式，分析其动力机制。
（一）整体租赁经营模式的动力机制。这一模式是指在一个旅游景区内，将景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由政府统一规划，授权一家企业较长时间地控制和管理，按约定比例由景区所有者和出资经营者共同分享经营收益。这是一种市场化经营公共资源的模式，体现公共性资源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市场化发展的特点。这一模式强调在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该模式的设计与实施由当地政府主导，旅游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它是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旅游产业不发达，但旅游资源优势显著，旅游业发展前景良好的介质环境中产生的。该模式以景区旅游规划约束和景区投资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的经营合同约束为主。
（二）上市公司经营模式。这一经营模式，是指旅游景区经营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受景区管理机构的委托，景区包括门票在内的一切旅游业务，成为景区内唯一负责旅游经营的机构，对景区实行垄断性经营的方式。在这一模式中，景区管理机构拥有所有权和资源保护权，上市公司拥有经营权和资源开发权。上市公司经营模式强调在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它的设计与实施以股份制景区经营企业为主导，当地政府积极协调和推动，旅游管理部门和资源管理部门努力配合。该模式是在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旅游产业较发达，市场机制较为发育健全的环境介质中产生的。它的构建以股份制景区经营企业与景区管理部门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约束为主。
社会治理水平范文6
一、领导重视，组织保障有力
为了抓好今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镇党委及时制定了镇2013年法制建设工作意见，将我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列入目标管理。使我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深化“法治”建设，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1．继续深化“法治”创建活动，推进省级“法治区县”创建活动深入进行。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努力探索完善依法治理的新形式和新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工作，丰富创建载体，狠抓落实，把各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2．总结推广基层创建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基层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工作。
3．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围绕镇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对机关干部执法水平的考核力度，进一步健全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和执法质量考核评议等制度，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三、狠抓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
1．坚持中心组学法制度。镇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社会保险法》、《宪法》。并要求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余挤时间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以提高领导班子的法律素质、法治意识和依法决策的能力，
2．抓好机关干部和村（社区）干部的学法工作。我镇坚持每月召集镇机关干部和村社干部集中学法，将学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并使之制度化，以提高机关干部和村社干部为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能力。
3．加强学校青少年法制教育。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的作用，坚持法制教育常规化、制度化，充分发挥学校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今年分别到中学、金竹中学上法制课两次，为学生讲解了《犯罪的自我防范》和《青少年假期法制安全》，使学生受到警示教育，以增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4．加强对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工作。切实加强工业园区内企业职工的法制教育工作，主动到企业发放法律知识读本，解答职工法律咨询，开展法制讲座。提高职工法律意识，依法维权能力。
四、积极开展“法律服务六深入、促进和谐保稳定”活动
1．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上半年，以社区为重点，我们确立重要节气期间保稳定、“3.15”消费者权益日维权等节日活动主题，组织机关各部门、街道、举办图片展览、展出宣传板报、发放宣传资料。
2．继续深化法律进农村活动。为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我们以农村干部和党员骨干为重点，深入推进送法进农村。举办农村“两委”干部和农民党员法制培训班，参加人数达300余人次。并向农民群众赠送各类手册150余册，免费发送法制宣传资料500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00人次，解决疑难问题3个。
五、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