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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论文范文1
通过音乐旋律可以表现出音乐的风格、类型、题材、背景以及民族特性，可以说，音乐旋律是音乐创作的基本元素。在我国，旋律的真正来源是民族音乐，而民歌更是旋律的鼻祖。对于最能代表民族音乐特色的民歌而言，风格化的旋律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民歌旋律的主要特点是：主音上的大三度音连续出现，并给后者降音，多次出现同音的反复，而后音多采用降音进行，从而构成了独特的调式色彩；民歌在旋律上往往头尾一致，旋律线低起低落或高起高落，以求得首尾的一致性；在民歌的旋律中，时常用某个音连续出现三或五次来构成一种特殊的旋律状态。如多声部情歌的旋律，歌曲织体的主要声部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较缓慢、自由，男女两个声部的旋律紧密相连，配合默契，相映成趣，形成“相嵌”“互补”的形式，旋律有时是“你进我出”或“我进你出”，有时是“你繁我简”或“我繁你简”，有时又合二为一或镶嵌在一起，然后支声分离。充满着弹性和张力的民歌的旋律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这种旋律构成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将原有的原生态旋律为穿凿基础，配合现代音乐的和声织体等技术来进行音乐创作。另一种是抽象出民族音乐的旋律特点，在现代作曲技术的指导下创编出新的作品。第二种表现形式更能够照顾到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的审美需要。例如，将苗族原有的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抒情歌曲《苗山雨》，旋律的引子用自由的、宽广的慢板速度，A段连接处转为欢快的6/8拍子，旋律上扬自由延伸，B段连续的四度跳进，形成旋律的层次对比，表现出明显的苗族“飞歌”旋律结构。
二、民族音乐中调性和声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结合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民族的很多族群经过许多次迁徙，最终长期居住于与世隔绝或者半封闭的村落中，他们的音乐也慢慢的演变为具有区域特征的多种调式结构，每一种调式类型流传的村落往往只运用一种传统的调式音阶。因此，民族音乐在调式调性与和声方面具有极强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在音乐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民族音乐曲调常见的有宫、商、徵、羽四调，其曲式结构主要以四音列为基础音列，甚至只有四度加二度的三音列，其调式常常交替或混合运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在表演中又往往不采用统一的十二平均律，未形成三度重叠和弦为基础的功能和和声系统，立体性较弱。在民族音乐中，调式交替、泛调融合现象极为普遍，除了五声调式体系外，还有大调四声、三声、二声的模糊调性存在，为了使曲调高亮有力，其旋律线由低到高，常常在七八度音程上下大跳。现代音乐创作中，调性和和声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民族调式和自然和声的发掘和运用。而苗族民歌音乐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模糊的调性和音阶间平等的关系使其具有了极强的可塑性，增强了融入现代音乐表现内容和形式的适应性。例如，在管乐协奏曲《神曲》中，瞿小松便巧妙地引入了民族音乐的这种多调式的五声性特征，并加以变化和发展，使乐曲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另外，民族音乐的构成大多采用第一乐句的主要乐节作为全歌的“核心音调”和发展基础，同时在曲式结构上多采用重复式的或者变化重复式的简单乐段或者乐段扩充。这种曲式结构也经常被引入现代音乐创作之中。如南京艺术学院作曲家王建民所创作的古筝独奏曲《幻想曲》中，乐曲的一、二小节即是“核心音调”，短短的两个乐句中，“核心音调”重复出现四次，构成了乐曲的部分主题，之后又在第二十八小节处二次出现，经过大段的发展和三次转调后，在一百八十一小节处再次出现，体现了主题音调的核心地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阴雨曲调元素的本原性体现。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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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创作;文学;元素;吸收
一首动听的《但愿人长久》将苏轼的《水调歌头》和当代音乐有机地结合起来,于优雅的音乐声中彰显无尽的文学气息。音乐创作的艺术源泉是广泛的,文学元素作为其中之一,为音乐创作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一、不同类型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吸收
音乐创作的类型是不拘一格的,正是借助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方可凝练出它们对文学元素吸收的共性。在戏剧、歌曲、乐曲三种类型的创作中,文学元素的吸收应用增添了音乐艺术表达的吸引力。
第一,戏剧对文学元素的吸收。戏剧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所以在戏剧两个字中,“戏”代表着音乐,“剧”代表着剧情,而剧情来源很大程度上需要文学的依托。古今中外,众多知名的戏剧无不凝结着文学创作的精髓。例如,罗西尼的《意大利的土耳其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哈姆雷特》,中国的《白毛女》、《刘三姐》等,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却始终不失经典艺术的风范。再比如,被誉为中国国粹的京剧也饱含着文学艺术的血脉,《铡美案》的创作就是源于《均州志・进士篇》中的内容。戏剧对文学元素吸收的特点在于遵循剧情的要求进行配乐,并以剧作本身的台词填充到表演当中,提供给观众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所以它对文学元素的音乐表达使原创作品更为灵动。
第二,歌曲对文学元素的吸收。相对歌剧来讲,歌曲更容易被人们熟知。歌曲的历史也非常久远。例如,隋唐时期兴起的宋词就是古代歌曲的代表。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调名,《菩萨蛮》、《沁园春》。事实上,词代表着曲子词的意思,将歌词和曲调融合起来进行歌唱,就是古代的歌曲形式。发展至西汉年间,乐府民歌尤为兴盛。古代文学创作的寓意深刻,曲调编排错落有致,豪放派和婉约派也需要从歌词内容加以甄别。所以音乐创作围绕文学作品本身的基调,达到了文学元素吸收的极致。现当代歌曲创作向通俗的方向迈进,但其中不乏以文学作品为歌词的元素,因而也表达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例如,将《霸王别姬》作为歌名,将“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歌词等,都离不开文学元素对创作的夯实。
第三,乐曲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乐曲演奏不涉及人物的歌唱表达,所以单纯依靠乐曲创作来诠释文学内涵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曲调、节奏、声色等方面应当尽可能模拟作品的描述,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以协奏曲为例,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引子开始,到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直至尾声,都生动地再现了主人公的感情流露,俨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消化吸收,用音乐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画面。西方的钢琴套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乐曲创作的独特性,它更需要深入吸收文化元素,使作品的饱满度、逼真度达到理想的状态。
二、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吸收的时代性
如果从横向来看,音乐创作的不同类型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各具特色,那么从纵向来看,音乐创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吸收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历史的纵向演进交织着文学的纵向发展,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各不相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处于蓬勃向上的态势,文学作品风起云涌,由此也推动了歌剧的发展。此后的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都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学与艺术风格。在中国,隋唐时期的文化兴盛使词曲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至清乾隆时期,经济政治稳定,文化受到鼓舞,京剧产生。著名京剧《黛玉葬花》就是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创作。当代中国对文化的重视也极大地拓宽了音乐创作的渠道,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东方和西方的融合,都是音乐创作吸收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因此,音乐创作与文学的繁荣和衰落是相并行的,从而印证了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吸收的时代性特征。
三、音乐创作吸收文学元素的意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音乐创作过程中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增加了音乐创作的素材。音乐创作不是创作者的凭空想象,创作者离不开艺术源泉的支撑,而文学元素恰恰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文学元素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从剧情的设计,到词曲的撰写,都彰显出文化的精华。所以全面解读文学元素,可以使音乐创作者源源不断获取创作的灵感。
其次,对文学元素的吸收增强了音乐创作的动态性。所谓动态性,就是指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不是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超越了这一历史时期,音乐创作就必须按照新的文学元素特征加以吸收。事实上,它的吸收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动态性,古典的音乐创作可以在现今获得全新的艺术表现,同一文化元素也可以被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所吸收。例如,在时代文化力量的推动下,肖邦大胆突破古典协奏曲的规范形式,用钢琴协奏曲渲染出一个乐观而又勇敢的波兰民族。
最后,对文学元素的吸收促进了音乐创作的国际交流。古往今来,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音乐创作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下获得了创新的激励。比如,《图兰朵》是意大利经典歌剧,而张艺谋版的《图兰朵》用全新的演员阵容和布景,为观众创造了耳目一新的音乐作品。音乐创作是没有国界的,全面吸收文学元素将会带动国际范围内的音乐创作不断跨越新的高峰。
总结
丰富多彩的文学元素为音乐创作营造了独特的艺术氛围,将文学元素用音乐创作加以诠释不仅提升了音乐作品的艺术魅力,也为一个时代下的文化繁荣点燃了火把。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创作对文学元素的借鉴和吸收将会日新月异,绽放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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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路，几近一个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滞后于创作实践的，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乃至价值认定②。近年来，全国各大音乐学院纷纷成立了侧重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为任务的“中心”，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在创作实践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新时期。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也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作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办会思路，首先是为全国的作曲技术理论同行们搭建一个宽阔的研究中国现代音乐的平台，形成团队优势，促进队伍发展，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创作实践；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华人作曲家，在年会期间举办与音乐创作实践密切关联的讲座，并与理论家及其理论研究形成直接与间接互动；第三，主办单位武汉音乐学院与中心管理单位作曲系也希望通过年会的举办，有力地促进本院、本系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为年会，表达了主办单位与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希望能够以长期不懈的形式，脚踏实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确定了“正式代表的论文宣讲”、“嘉宾作曲家的主题讲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论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等主要内容。
12月3日晚，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会议齐聚了众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学院和多所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乐》《黄钟》《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主任钱仁平宣布会议开幕。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并宣读了作曲界前辈罗忠先生、朱践耳先生的贺辞。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向大会致辞。他代表东道主热烈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并强调这次会议是在积极调研、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同行的意见，并结合各方面条件和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选定了在第一次全国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召开20周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并利用武汉音乐学院地处中部的地理优势，为全国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武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匡学飞教授作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的发起人之一也发表了讲话，并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宣读了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从海外发来的贺电。上海音乐学院徐孟东副院长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会致辞，并预祝会议成功。大会还收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博士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兄弟单位的贺电。开幕式的最后，由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徐孟东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揭牌。开幕式之后举行了“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新作品音乐会”。该场音乐会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为国际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国际、国内获奖的优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刘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圆之夜》――新笛、小堂鼓与八个音箱的十重奏和《风的回声》――为十六支中国大竹笛而作；黄汛舫教授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青年教师罗林卡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夜歌》；丁冰创作的《涉江序列变奏曲》――为两把大提琴而作；章琼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华严・观澜》；冯坚创作的《Soul.Wind》――为人声与计算机而作；青年作曲家赵曦创作的《火天堂》――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由作曲系留美指挥博士周进老师与2002级指挥专业本科学生黄胜华担任指挥，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民乐系、声乐系、演艺学院的师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年会“论文宣讲”部分，在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学术会议中心举行。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在大会召开之前印刷、装订了《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责任编辑：钱仁平、张、黄茜、刘涓涓），并分发给参会代表。论文宣讲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首先发言，他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罗忠先生的结交以及共同深入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为年会呈献了珍贵的《罗忠书信集》。艺术学院的李诗原副教授就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向作了相关发言。宣讲论文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王瑞的《罗忠现代复调思维研究》、吴春福的《数以载乐，智以言情――析贾达群〈时间的对位〉结构手法》、中央音乐学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乐合一――董立强为长笛、单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东艺术学院田文的《从全息角度探究〈土楼回响〉和声运用的规律性》、沈阳音乐学院周凌宇的《中西音乐素材及作曲技法结合的新型交响乐――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的创作分析》、中国音乐学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乐四重奏〉分析》、竹岗的《新的挑战，新的收获――简析〈水赋三叠〉》等。
12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二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姜万通副教授主持。王宁教授首先宣读了中国音乐学院对大会的贺信。先后宣讲的论文有武汉音乐学院张的《“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库资源意义”――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刘涓涓的《线形化的表现手法――罗忠艺术歌曲〈鹧鸪天――彩绸殷情捧玉钟〉JV56分析》，倪军的《198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文献综述》，中国音乐学院温展力的《乐谱的解放――“具体乐谱音乐”的引论》，武汉音乐学院云的《从三部作品来看刘健音乐创作中的电子音乐思维》，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的《〈二人台〉全音阶素材的运用方式》，大连大学蒋兴忠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中和声的整体控制作用――析罗忠〈钢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的《李焕之新时期的器乐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的《宏复调织体形态及其结构功能――何训田〈声音的图案〉之三音乐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编钟音乐厅举行，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的专家学者们与广大观众一起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场音乐会。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王叶的钢琴三重奏《京调托卡塔》、蔡建纯的男高音与钢琴《夜雨寄北》、姚娟的双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孙剑的唢呐与四声道的五重奏《破阵图》、刘丁的弦乐四重奏《我的诗篇》、王刚、张兢兢的《无序之槌》――为打击乐与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与钢琴、彭丹的《魅影》――为大提琴与计算机而作、何苗的钢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时，刚听完“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的全国各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齐聚一堂，召开了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发起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联席会”。参会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韵、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房晓敏、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顾之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张大龙、副主任蔡梦以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与会的系主任各抒己见，对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四大件”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理念与构想。大家还就各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届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联席会最后决定，第二届联席会将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
12月5日上午，年会之“嘉宾作曲家主题讲座”暨武汉音乐学院“新世纪音乐论坛”第四期、第五期在编钟音乐厅相继“开坛论道”！首先登上论坛的是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题目是《交响诗〈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音高组织》。郭文景首先简要回顾了这首作品的选题原因及其创作动机，随后从和声、调式和音阶三个方面对《川崖悬葬》的音高组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孟东的论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的现代音乐创作综述》。他首先论述了上海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发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接着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近年来在创作观念、技法方面的思考、变化与突破，进行了简略论述。他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回归了“海派”音乐文化的特征，并统一汇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潮流之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群体创作的现代音乐，在观念层面上体现出“复合风格”。各种现代技法为我所用，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他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力图创作的音乐保持中国音乐的“神韵”，在作品中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随后，他还对何训田的室内乐《声音的图案》、贾达群《蜀韵》、尹明五的舞剧音乐《忆》、他自己的《惊梦》以及叶国辉的《声音的六个瞬间》、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陈强斌的《飞歌》进行了简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举行了第三场论文宣讲。本场论文宣讲由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顾之勉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主任陈强斌副教授、艺术学院李诗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讲的论文有中央音乐学院娄文利的《瞿小松室内歌剧〈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的《读〈月的悲吟〉》、郑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复调形态的计算机模拟》、汪森的《关于现代音乐的本体论思考》，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冯兰芳、卢璐的发言，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现代音乐还是应该建立在可听的基础之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姜万通的《音乐创作中的系统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举行了由特邀代表轮流发言的“自由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专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会发起人之一、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首先就音乐创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个议题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作曲家既要能创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乐，又要能创作出面向大众的“俗”音乐，要能把雅文化与俗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以皮亚佐拉的“新探戈”为例进行了论述。接着他还给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台湾城市民谣创作的乐曲，这部作品中“夹杂”了《流浪者之歌》《瑶族长鼓舞》《剑之舞》等曲调，但在配器上运用了独特的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给听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高为杰教授最后指出，实际上要达到雅俗共赏是十分困难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师们在教学中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建议将包括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内的现代音乐课程纳入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去，以便让同学们对现代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姚盛昌教授就现代音乐创作中如何做到“得心应手”、“得手应心”与“心手相应”，作了发言。金湘、房晓敏、张大龙、杨青、曹家韵、宋名筑、郑英烈、刘健等分别就如何面对和解决作曲教学、理论研究、音乐创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由“自由论坛”不间断地过渡到简短的闭幕式。彭志敏副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中国现代音乐今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继续传经送宝，共同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会议最后，主持人王安国教授发表了感情深厚的结束语，对武汉音乐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与研究，及其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与会代表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富有成效的会务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新的应有的贡献。
①魏廷格《武汉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综述》，《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乐的思索》，《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3期；李诗源《新潮音乐备忘录――1979-1999年的中国大陆现代音乐》，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论文集》，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关文献。
音乐创作论文范文4
关键词:音乐文献 音乐创作 音乐表演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理论是将构成其诸要素的各种认识加以论证组织导出的原理。文献一词，在艺术类学科中指的是一切能记载知识和信息的物体。在《文献著求总则》中对“文献”作了严格的定义，即:“文献是记求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音乐文献”则是指记录有音乐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包括金石、图书、报纸、录音带、光盘等都可称为文献，它是各类资源的归纳、整合与再利用的物化体。所谓音乐理论文献，是一切记录有音乐知识信息的载体，它是音乐艺术历史、音乐理论研究成果和各种音乐作品转换成相应的信息符号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记录在纸张、塑料等载体材料上的各种物化知识的集合;以某一音乐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音乐文献的整合，旨在揭示这一音乐事项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的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目前音乐文献学建设的目标和宗旨。它在普通文献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音乐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关注音乐理论文献的目的，除了丰富文献整合的内容外，最关键的在于为音乐艺术教育、学术研究、作品创作和演唱演奏实践提供完整、切题、及时的文献信息服务。一般来说，音乐理论文献的研究，会给从事音乐创作、音乐学研究、演奏演唱专业等多方面人员提供更直接的帮助，其意义亦可彰显在这几个方面。
一、音乐理论文献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
音乐作品原本就是作曲、理论、表演等各专业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再创造的依据。对于搞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来讲，完善的理论资料是从事创作工作的基础。古往今来，众多音乐大师的写作技巧，很多就来源于对文献的学习，早到巴赫、海顿、莫扎特，近至科普兰、欣德米特，无不如此。
首先，对技术理论的学习已不再仅停留在单一的教条模式和机械式的理解水准上，而是将这些技术手法放在整个作曲技术理论发展的长河中，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单纯的模仿到融合改编到再创造。这种全方位的学习，对实际创作必定大有好处。其次，对某些作曲家技术手法的研究，能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寻其源，能将作曲家某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放在其时代风格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去研究，这无疑加强了对这一时期作曲技术手法研究的深度，有助于较完整地了解该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对音乐创作益处良多。
二、音乐理论文献对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音乐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音乐理论文献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实际上已形成了音乐学研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学术资源”。重视学术性是音乐学家的责任，体现学术性则是音乐学研究的“追求”。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同时，重视资料工作，关注音乐文献的“学术意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对已有学术成果的阐释、补充、完善或修正。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研究，也离不开已有学术成果这一展开研究的“上下文”。在这一方面，音乐学研究没有任何例外。作为音乐学术研究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了解、梳理和运用音乐文献对音乐学研究的进行及最终学术成果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确定了某一音乐学研究的专题之后，需要马上开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相关的研究资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正是接触音乐理论文献并梳理、整合从中得到的知识与信息。
在广泛阅读与研究专题相关的各类音乐文献基础上，对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音乐文献给予特别的关注。一般来讲，“学术含量”较高的文献所讨论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其内容无论是史料的系统梳理或考证、作品的详尽分析或风格的历史探究，还是艺术观念的阐释或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的都是某种思想的陈述、知识的展示或意义的设释。广泛了解各类文献也是积累资料和开展音乐学研究的基础，重点关注文献中的“学术意涵”是利用资料提升研究层次的关键。因此可以说，如何理解各类文献的特征、作用与把握文献的学术价值决定了以后研究工作的水平。从这个做学问的角度讲，音乐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并无二致，亦需要大量的文献作为参考依据。同时，通过对大量理论文献的收集、整理、阅读，可以对所要研究内容的发展历史、研究角度和近期状况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亦能够发现其研究脉络和研究思想，指引该专题方向的深人，对音乐学学科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帮助和意义。
三、音乐理论文献对演奏、演唱等表演的重要意义
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以极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存在，它需要通过再次演绎使其呈现出来。作为记录音乐艺术形象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可谓独具特色，被喻为特色音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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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是一区位的名称，古指八闽最西端的州郡汀州; 今指福建最西边龙岩及三明两地市的部分辖区，主要包括上杭、永定、连城、武平、长汀、清流、宁化、明溪八县。闽西是福建省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通常与赣南、粤东、粤北并称。客家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内容丰富、五彩斑斓、极富特色。从体裁上看，大致分为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器乐、戏曲音乐、仪式音乐( 含宗教音乐) 。客家民歌是一种以客家语为创作、传唱载体，以客家民间生活及习俗为题材，在客家聚集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歌曲。客家民歌是汉族民歌的重要分支，在中国民歌体系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客家民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民歌和人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集体创作; 民歌结构简练、形象生动、风格突出。客家民歌的体裁分为山歌、小调及其劳动号子，它们蕴含着丰富的钢琴音乐创作元素。钢琴最难的表现技法之一就是延长音，通常我们常用延音踏板来辅助音的延长效果; 其最难的演奏技巧之一就是连奏，即一气呵成地演奏，特别是连续的和弦连奏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运用多样、创新、契合的钢琴创作技法来表现各类山歌、小调以及劳动号子并非易事。
一、闽西钢琴音乐创作与客家山歌的融合
客家山歌，在节奏上呈现自由平稳、前紧后松、多用切分节奏的特点; 在调式上呈现出多用徵调式和羽调式的特点; 在音程结构上，多采用纯四度、纯五度的特点。根据客家山歌的演唱特点和音乐风格，可将其分为高腔山歌、平腔山歌、矮腔山歌。
1. 高腔山歌
这类山歌，曲调高亢、嘹亮、奔放，旋律曲调音程以跳进为主，音域较宽，节拍多为散拍子，可用拖腔任意演唱，演唱常需要用假声或真假声结合。这类山歌的代表作有赣南龙南村的《唱支山歌显威风》、广东新丰县山歌《你莫嫌我耕田郎》、粤东梅县的山歌《有好山歌溜等来》。此类山歌自由拖腔运用得较为普遍，在钢琴音乐创作的实践中可以运用震音、刮奏以及琶音等技法来表现。如在钢琴上表现类似山歌《唱支山歌显威风》开头啊，喂这种过山溜时，可采用低音和弦加震音伴随渐强刮奏的技法; 在钢琴上表现山歌中句尾下滑音的特殊语气时可以在高音区采用短小的下行刮奏，与延音踏板配合，表现高腔山歌中极富特色的句尾下滑音。
2. 平腔山歌
这类山歌曲调悠长，婉转如歌，节奏略显自由，前后倚音较多，曲调平稳，一般用真声演唱。在表现此类山歌时，由于其一般用真声来演唱的特点，需特别注意音区的选择，演奏音区应该以中音区为主。针对其曲调悠长的特点，可以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有特点的节奏来表现，例如江西兴国山歌《打着山歌过横排》，全曲听来有一种悠闲自得的感觉，在钢琴实践时可以采用艺术歌曲《我的太阳》的伴奏音型哈巴涅拉节奏型。
3. 矮腔山歌
这类山歌曲调优美如歌，装饰音不多，音域也不宽，音程以级进为主，节奏大都比较规整，结构短小精干，常为一字一音，少见拖腔，多用真声演唱。从钢琴表现力和伴奏的角度上看，较前两种山歌，此类山歌在钢琴上实践起来较容易。例如《日头一出东方红》，曲调轻快流畅，节奏规整而匀称，基本呈现出一字一音的特点，在钢琴上实践时可以采用半分解或完全分解的伴奏音型。同时，还可以将半分解和完全分解这两种音型相互融合，使其通过钢琴音色既能展现出轻松活泼的情绪，又能使作品强弱有致，收放自如。二、闽西钢琴音乐创作与客家小调的融合客家小调大致可以分为吟唱调、谣曲和时调等几种类型。它们的曲调较为自然流畅，往往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节奏较为规整、匀称。1. 吟唱调这类小调常与人们的生活习惯相连，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根据其内容还可以分成儿歌、摇篮歌、叫卖调。此类小调不过分强调曲调线，类似于西洋歌剧中的宣叙调，常以朗诵为主，结构一般比较简短。从钢琴的表现技法和此类小调的民族民间特色来看，摇篮歌、叫卖调、吟诗调具有丰富的创作元素。例如江西赣南广昌县甘竹的《摇儿歌》十分有特色。从歌词上看，全曲只有一个衬词啊贯穿于全曲; 从曲调上看，全曲只由三个音宫、徵、羽构成，除最后一句回归到徵音以外，每个乐句均落在羽音上，这为钢琴音乐的创作提供一些创作空间: 短小精炼的音调能够为钢琴音乐创作提供音乐发展动机; 重复的乐句和音调为和声色彩的选择和运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若能根据和声的明暗色彩将母亲哄孩儿入睡的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失为一首佳作。又如广东西河一带的叫卖调《阉鸡调》，极富闽西特色: 阉鸡本就是广东地区一大特色，曾有学者作题为《广东阉鸡养殖与消费情况调查分析》的学术论文。此曲原是由阉鸡师傅用三孔竹笛来吹奏的，曲谱开头两声标有自由延长记号，这在钢琴上实践时可以采用颤音的技法来模仿竹笛的奏法和音色。除开头外，曲谱上的每个音几乎都由单倚音或复倚音构成，意在模仿阉鸡的叫声，作品极富表现力，形象而生动，此特色在钢琴上实践时完全可以采用连续的小二度音程来模仿阉鸡的叫声极其音色，想必此作必将十分有趣。类似的还有一首闽西永定县的《王婆算鸡》，也是一首极为诙谐的小调，情节简单又有趣，表现手法也可与《阉鸡调》相似。
2. 谣曲
这类小调题材丰富，数量众多，分布较广。艺术性要比吟唱调成熟些，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谣曲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抒情小调、生活小调、诉苦小调、诙谐小调及其戏曲小调。其中，抒情小调最显闽西革命老区这一特色，其代表作有《送郎当》、《十二月革命歌》。赣南广昌县小调《送郎当》是一首抒情小调，也是一首革命历史民歌，曲调朴素优美，悠远绵长，在进行钢琴创作时，要处理好音乐与技巧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出妻子送丈夫当时内心复杂交错的情感内涵，这其间有对丈夫要离家去当的无奈和不舍，也有为丈夫能够保家卫国而产生的自豪和骄傲。
3. 时调
时调是流传久远，传唱范围广泛的小调。时调具有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特点，音乐形式较为完整成熟，常有乐器作伴奏。代表作有《瓜子仁》、《十唱虫歌》、《寡妇歌》、《挪番歌》、《卖杂货》、《交情歌》、《长工歌》、《补缸歌》、《十想妹》、《十二月摘茶》、《渔家乐》等。其中1952 年作曲家陈培勋根据其中的广东小调《卖杂货》创作了同名钢琴独奏曲，作品深受广大钢琴学者的喜爱，全曲为复三部曲式，第一部分欢快流畅的旋律取材于同名广东小调的加花谱。抒情徐缓清新幽雅的中间部分，作者选用小调《梳妆台》写成，与前后两个部分既形成对比，又自然融洽。全曲很好地保持了广东小调的独特地方特色，又将主调、对位有机地运用在钢琴的演奏上，还能够充分发挥钢琴这一乐器的演奏效果，是一首很好的具有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广泛流传于全国的《凤阳花鼓》，在客家传唱也较为广泛，当这些小调传入客地后，产生了各种变体，如粤东兴宁县和闽西永定县均有《凤阳花鼓》辩变体，两首小调比较而言，从曲调上看，两者均基本保留了原曲安徽《凤阳花鼓》的音调，都以叙事为主。从节奏上看，前者在节奏方面更为平整，多以平稳的八分音符为主，后者则节奏长短有致，多混合运用连续十六分音符与平稳八分音符。从歌词和篇幅上看，后者的内容要更加充实有趣。在实践钢琴音乐创作时，可以将两首《凤阳花鼓》融合在一起，结合粤东地区和永定地区不同的发言语调和民风民俗创作，前者更适合采用半分解的伴奏音型，后者更适合采用诸如钢琴曲《牧童短笛》似的复调手法，更加能够将前者欢快热闹的情绪和后者分节叙事的特点表现出来。
三、闽西钢琴音乐创作与客家劳动号子的融合
以客家人主要聚居的闽、粤、赣等省区来说，大都居住在山区和丘陵，山川湖泊较多，主要河流有赣汇、汀江和韩江等，故这些地区的劳动号子与山林劳动、江河劳动和农事劳动密不可分。客家流传的劳动号子主要有伐木号子、木排号子、船工号子、工程号子，其中有一些号子与地方古文化古村落紧密结合在一起，为钢琴音乐的创作提供丰富的文化元素。
1. 伐木号子
由于客家人多居住山丘、丘陵地带，故山林较多，各地都有不尽相同的伐木号子，特别是江西省赣南上犹县的《五指峰劳动号子》。五指峰乡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西部，东接本县营前镇，北连赣州市崇义县，西靠湖南省桂东县，北连吉安市遂川县。因其境内有五座相依相连、状如五指的山峰而得名。五指峰乡国土面积240 平方公里，辖7 个行政村，8663 人，耕地面积5532 亩( 均为单季水稻) ，库区水域面积4600 余亩。山林面积32 万亩，其中竹林面积达7 万亩，是上犹县竹林面积最大的乡镇。有竹林加工企业37 家，企业以竹笋罐头、竹筷、竹香芯、竹地板、花岗岩、玉兰片、香菇、茶叶为主导产品。境内居民属客家民系，说客家话，客家文化浓郁。《五指峰劳动号子》由五个部分组成，它们是《砍木头号子》、《拉木号子》、《扛木号子》、《溜木号子》、《休息号子》，每部分之间具有较强的行为逻辑性，将伐木用叙事的方式一一表达出来。同时，由五部分组成的大型劳动号子在各地罕见，也成为《五指峰劳动号子》的一大特色，这为钢琴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面的元素: 首先，在钢琴实践时，可以采用组曲或者套曲的体裁来完成，将其发展成更为完整和成熟的大型作品。其次，针对其标题五指峰，也可考虑在作品中穿模仿状如五指的曲式结构、旋律曲调，让人或隐或现地感受到五指峰的仙境。再次，《溜木号子》是钢琴创作中的好材料!溜木是人们在伐木结束以后运输木头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较扛木、抬木要智慧得多，但其产生的危险也大，当木头下溜时，由于速度快，需要5 - 9 人分守各段路，保证溜木通道安全和畅通，还需要一人作为指挥，大家协力配合。这正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团结，智慧果敢的性格特点。若能把握好这几点，将此材料很好运用，一方面能够创作出极具民族地方特色的钢琴作品，一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远播客家文化。
2. 木排号子
客家地区山川河流多，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水上作业主要有行船、放排。工人扎运木排，是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故常以号子来协调动作。赣州市《东河木排号子》就是一首有名的号子，其号子分为老木头、倒面梁、开档、打点、调排和绞车七部分。赣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竹木生长。从清朝末年到上世纪80 年代，赣南是全国十大林区之一，也是长江以南竹木重点产区，赣南竹木的产量是全省的三分之一，年产木材25 万至30 万立方米。当时竹木主要靠水运，赣江源头是赣南最大的竹木集散地。2013 年67 岁的退休老干部刘贤翰带领老排工对此曲又一次进行了排练和演出。作为历史悠久的全国十大林区之一赣南流传的《东河木排号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这为钢琴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面的元素:首先，在钢琴上实践时，可以充分运用钢琴音色模仿古琴、编钟等乐器的手法将时空定格于清朝年间，仿佛历史和那些勤劳的木排工人向我们款款走来，为整部作品奠定古老朦胧的色彩。其次，可以将此作品发展成长篇叙事曲，将中国古文化古城市里人们辛勤劳作的画面用以点带线的方式描绘出来。再次，《东河木排号子》的演唱方式丰富，有领唱、齐唱和合唱。因此在钢琴音乐创作中，可以更多地使用复调的手法进行创作，充分运用模仿复调、对比复调等手法表达出劳动人民彼此协作，团结一致，心连心，情相连的精神特质。
3. 船工号子
船工号子，它反映了过去交通运输的落后，在水上运输，主要交通工具为木船。通过船工们的艰辛劳动( 如撑船、拉纤、扯蓬等) 与自然界抗争。例如广东梅县松口镇就流传着一首有名的《松口行船号子》，全曲短小精悍，共8 小节，均以地方发言唉底底底底开头，上句一句简单的歌词竹篙落水背就赖展现了行船的道具竹篙;下句一句简单的老婆赖无思量涯用方言翻译过来大致意思为行船的工人让妻子不要为自己担心。在钢琴实践时，要把握好几个方面: 首先，此曲与当地方言结合紧密，曲调方面要处理好旋律运动的方向和方言唱腔之间的关系; 其次，《松口行船号子》在内容上既展现了行船的方法，又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之情，在钢琴上实践时要把握好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关系。另外，我们不难发现这首作品的情绪较其他的劳动号子更为积极乐观些，在进行钢琴创作时，更要突出客家人积极乐观、奋勇向前的精神品质。
音乐创作论文范文6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论文百事通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如上文所述，音乐的网络传播将给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变化，促进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范式转换。对音乐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其影响和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前瞻性。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资料、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即时性，导致了音乐创作观念的丰富和前瞻性。互联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信息宝库，使得艺术创作可以坐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迅速获得当今世界不同风格、各种类型的艺术信息和音乐作品。可以说，当今艺术创作者的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开阔和广博。反过来，一部音乐艺术作品只要问世，就有可能随着网络和其他数字多媒体传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艺术创作者可以很快听到、看到受众的评价，与他们展开双向的交流和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目的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将极大促进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交流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创作意识的趋同，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其次，创作观念的个性化、技术化。网络是一个自由空间，网络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激情，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自由的传播。过去传播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基本消失了，创作者也不必考虑为了博得某些组织、评委的肯定和爱好，其个性化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将会创作产生大量不同特色、独具一格的网络原创音乐作品。另外，在音乐网络传播中，技术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个性化艺术构思和设想，通过网络及数字多媒体技术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协同配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无懈可击了。如利用计算机动画制作、音乐制作、音频处理的技术优势，创作出现了大量的flash音乐文件，把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
再次，创作观念的生活化、娱乐化。作为大众传播的强势媒介，网络传播在引导大众的艺术接受、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领地，而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这种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直接促使音乐创作走向生活化、娱乐化。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特务小强》《芙蓉姐姐》《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网络歌曲，多数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调和趣味幽默、娱乐搞笑的歌词为主（歌曲常被称为“口水歌”；歌词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表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娱自乐，展现的是艺术的消费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心灵审美到感官消费，音乐艺术的创作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晨
最后，创作观念以大众（受众）为本。“当代艺术不仅仅要求观众证明自己，而是要激发观众，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观众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为绝对权威或受人顶礼膜拜，它们把观众作为朋友”（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在网络传播和网络艺术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庞龙、杨臣刚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红，无不是网络大众的点击和支持所赐。同时，网络传播非常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强调沟通。这种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大众评价的巨大威力，使得创作者（艺术家）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率（点击率），将会尽可能地从大众的层面出发，以大众的审美标准为本，创作更多适合大众艺术情趣的作品，即所谓的“民间性情之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众（受众）为本的创作观念，与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相一致，延续了文艺理论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的历史演进，也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传播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结语
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为音乐创作观念带来的变化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从经典到通俗、从审美到娱乐、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已逐渐成为当代音乐艺术的基本范式。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在实践上作出更为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