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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1
[关键词]电信诈骗、VoLTE网络，国际来话、诈骗电话
中图分类号：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3-0262-02
引言
目前，对诈骗电话的防控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及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由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牵头制定要求及考核项目，各省通信管理局、基础电信运营商对诈骗电话防治纷纷筹建并设立多种语音安全管控系统及平台，诈骗、骚扰类电话的影响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受巨大利益驱动，诈骗分子为方便隐匿踪迹、避免追讨，往往落地国外并仍不断翻新演绎各种诈骗剧本。作为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有责任保障本网全量用户使用的网络环境安全，那么做好国际通话中入局呼叫诈骗电话行为的严格监控及管制就是目前最为紧要的目标。
本文提案是在当前2G/3G网络中国际诈骗电话治理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新兴4G Volte通信网络组织及通信协议特点，抓住各种国际来话中诈骗电话通话行为的本质特征，并就目前发现的重点诈骗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及推演，多种技术的应用与挖掘以提出有效的监管措施，预防性提出对4G VoLTE网络中国际来话诈骗电话治理的解决方案。
1.4G VoLTE网络的国际来话中诈骗电话特征分析
目前，针对国际诈骗骚扰来电行为防控或治理方案的技术方案按行业可分为两类，分别为基础电信行业基于核心网络关口节点的全量通话数据采集，分别在各自省内网络侧进行全量用户来话监测的分析及拦截治理；互联网安全厂商基于自有的用户终端APP或搜索引擎的数据采集，并在云端进行大数据的判定识别，以实现在终端APP拦截的解决方案。
现有技术的缺点及本申请提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分析如下：
目前对国际诈骗骚扰防治的两种通用技术方案各有利弊。
运营商在各自省内网络侧的防控和治理缺陷如下：
1）监管点分散
当各运营商在各自省内防治国际诈骗骚扰电话时，通话需要先经过各运营商的国际汇接局，然后再发到对应省的核心网络。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消耗，同时还不利于全国全网范围内针对国际诈骗电话行为的集中发现与管控。
2）总投入成本高
如果管控功能放在各个省侧的核心网中时，那么每个省都需要新建管控平台，包括核心网关口节点I/S-CSCF等网元都需要改造与管控平台连接。各省分别进行基础平台建设投入，总体投入规模大，成本高。
基于APP事中解决方案缺陷如下：
1）安装APP给用户隐私带来安全威胁
安装在用户终端的多种APP工具，能够采集用户终端接打电话、收发邮件等各类操作动作，同时也无法回避APP软件安装后对用户使用手机中各种隐私信息构成泄露的威胁。因此APP软件对于安装使用的用户来说是双刃剑。存在采集样本不足及对个人构成隐私威胁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两方面解决了现有技术缺陷，具体表现在：
1）所有4G国际来话集中监控
对于国际来话，在4G VoLTE网络的组网结构中已经天然具备了收敛的关节点，即IBCF网元节点。本文提出新增针对国际来话中诈骗电话治理的4G国际诈骗电话管控平台，以OverLay方式部署于当前4G VoLTE网络中，由国际互通IBCF做局数据配合，支持将所有4G VoLTE的国际来话呼叫的实时呼叫SIP消息触发到4G国际诈骗管控平台，在呼叫向各省分发前即进行集中管控。
2） 网络侧实时拦截
平台根据自身大数据平台分析结果直接掐断诈骗电话呼叫，不会到达用户终端，不占用用户终端通话信道资源。
3） 一次改造多级受益
由于平台建在国内所有VoLTE语音国际来话的源头，与IBCF和对应的媒体网关直接连接管控，所以，对所有运营商的所有省内网元无需改造。
2.基于4G VoLTE网络的国际来话中诈骗电话治理的方法实现
2.1 系统逻辑功能（图1）
本方案可面向中国移动本网所有开通4G VoLTE用户实现全覆盖。管控平台通过SIP信令前台与4G VoLTE的IBCF节点对接，接收全部国际来话呼叫，并将控制结果回复给IBCF。通过媒体资源处理模块对接IBCF媒体层面，支持IP RTP接入，支持ISC接口即SIP协议进行呼叫触发和呼叫控制，支持IP RTP的媒w流对接。
管控平台系统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功能模块，分别为呼叫处理模块及分析识别模块。
1）呼叫处理功能模块
包括呼叫控制及呼叫触发两项子模块能力。对于被叫用户为本网4G VoLTE用户的国际来话入呼话路，通过4G网络的处理全量国际呼叫关口节点IBCF将呼叫触发至安全管控平台，管控平台提供呼叫信令处理能力，解析SIP协议消息，向上层控制逻辑上报呼叫信息，包括主被叫号码、呼叫时间等信息；
上层呼叫控制逻辑结合分析识别功能模块输出筛选信息，进一步判定当前主叫是否为具有诈骗行为，对判定为诈骗号码的呼叫向IBCF下发释放呼叫的指示消息。
呼叫控制的业务逻辑处理功能主要进行系统级黑名单的判定，然后根据判定结果对呼叫加以控制。黑名单的主要来源包括如下：
1）管控平台分析识别功能模块输出的各策略模型分析识别产生的疑似诈骗号码，经过取证确认判定为具有诈骗行为的国家来话号码；
2）通过外部引入的其他安全平台或第三方渠道确认并提供的需拦截的国际诈骗电话号码。
管控平台针对每呼叫的主叫号码进行拦截黑名单匹配，匹配成功则执行直接拦截处置逻辑。
2）分析R别功能模块
分析识别模块基于管控平台对4G VoLTE用户国际来话呼叫全量采集，基于诈骗行为知识库进行各类诈骗行为的模型分析，并输出具有诈骗行为嫌疑的主叫来话号码及相关疑似诈骗行为类型；
管控平台将针对疑似诈骗号码的后续来电进行呼叫内容取证及相关取证结果评判，以确认疑似号码是否为诈骗号码；
分析识别模块还将进一步跟踪疑似号码确认为诈骗号码的转换率，逐步调整优化各分析行为模型，以达到最优的查全率、查准率。
基于如上机制，管控平台可以实现在国际诈骗骚扰电话呼叫到达国内网络侧前实施拦截呼叫，并保证不影响用户接听正常的呼叫。
2.2 系统物理组网
VoLTE国际来话需要基于IP的国际转接网络（即IPX网络）实现运营商间的互联互通，且拜访网络与归属网络间需通过IBCF/TrGW进行隔离保护。因此管控平台要求将国家来话呼叫的信令消息流以串连形式通过国内IBCF内侧向管控平台上报，物理架构图如图2：
2.3 呼叫触发流程
基于SIP协议的国际VoLTE来话，经过IBCF后，将呼叫触发至管控平台，管控平台识别呼叫的主被叫号码，进一步进行分析识别。如果被叫用户还签约了其他VoLTE增值业务，触发优先级应设置为优先触发至本管控平台，对于指示放通的呼叫，再触发至其他业务AS（图3）。
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2
（一）领导机制健全
根据依法治县工作的部署，我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__为组长、镇长__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的依法治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镇综治办，由副镇长__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__、__、__、__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健全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工作制度。
（二）工作规划合理
年初，已将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全年的重点工作目标。根据我镇实际情况制定了《__镇依法治理实施意见》，真正做到了年初有计划、年末有总结、季度有督查、半年有自查。
（一）明确职责，规划健全
成立了以司法所、镇依法治理办为主体的法治宣传队伍，全年召开了两次普法工作会议，并制定了法治宣传教育年度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一年来，我镇全面总结依法治理工作的特色做法、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省市县网络媒体多次报道。
（二）加强宣传，弘扬法治
1.建设法制宣传队伍。为了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镇党委、政府大力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训活动，制定了培训制度、培训记录、培训花名册等，精心选取了大量的法制宣传教材。镇内两所中小学也各选派一到两名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以便于更好的向广大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2.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制定了法律进镇村主题法制宣传月、“12.4”国家宪法日活动方案，并报送了信息、简报和活动总结。
（三）深入推进“法律七进”
为配合“法律七进”圆满完成，我镇针对每一次活动分别制定了《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核制度》、《基层党员干部学法制度》、《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制度》、《镇镇所属单位党员干部学法制度》、《教职工学法制度》、《镇镇机关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教职人员学法制度》以及《法律进镇镇宣传方案》、《法律进基层法制宣传方案》、《法律进企业宣传方案》、《法律进单位宣传方案》、《法律进学校宣传方案》、《法律进机关宣传方案》、《法律进寺庙宣传方案》这七项学法制度和宣传方案。
（四）完善“谁执法谁普法”机制
动员全镇各执法或委托执法单位向执法对象大力宣传法律法规知识，建立健全执法单位各自的日常法治宣传制度、集中宣传制度、执法办案与普法宣传结合制度、属地管理与上下联动制度。
（五）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全镇机关院内、场镇沿途、村（
社区）均制作了依法治理宣传标语，共计13幅，场镇沿途已设置道旗30面。镇机关院内开设法治宣传专栏，制作了4块展板，镇司法所建立了法制宣传教育辅导站，在镇便民中心、村便民点设立了群众接待、法律服务窗口。（六）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去年一年时间里，我镇坚持报送我镇依法治理工作的特色做法、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以及大型集中法制宣传活动总结，符合县依法治县办要求的信息共计6条，被省市县网络媒体多次报道。
（七）健全领导干部学法机制
制定党委中心组学法计划，全年中心组学法4次，开展法制培训、法制讲座2次。建立健全党委会议、政府会议会前学法制度，做到每月进行一次会前学法，有制度、有安排、有记录。
（一）完善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制度
一年来，班子成员、一般职工没有发生一起重大违纪或刑事案件。
（二）规范单位决策程序
有健全的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制定了党委议事规则及依法决策制度，制定了党委会议事规则、镇党委、政府依法决策制度，对重大事项决策前广泛听取意见，并做好会议记录。
（三）法律顾问制度完善
聘请了镇司法所负责人__为镇法律顾问，同时她也与各村（社区）签订了法律顾问协议书。
（四）规范党内法规制度
制定了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制度、备案制度，并做好清理记录。
（五）明确干部选用导向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并在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建立党员干部法治档案。
（一）依法确定职责权限
清晰的明确了政府职责权限，列出了行政权力清单，并在政务网上动态更新。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及时公布行政审批项目清单；二是落实了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制定了标准化建设方案。
（三）决策程序执行到位
建立了依法决策制度和风险评估机制，并编制了《__镇重大事项行政决策风险分析的评判标准》、《__镇重大事项行政决策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和《__镇重大事项行政决策风险分析方法》。
（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
全年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了两次培训，坚持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五）政府信息依法公开
能及时、准确、详实的公开镇域内动态，并在政务网上及时公布文件清单。
（六）市场环境公平开放
为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我镇建立并落实了“收费清单”制度。
（七）加强政府诚信建设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撤销重大行政决定，严格履行了行政合同协议。
（八）加强政府层级监督力度
严格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法，同时，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记录。
（一）依法治理矛盾纠纷和问题
建立了矛盾纠纷调解台账，完善了调解记录，签订了调解协议，全年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和。
（二）依法治理秩序
规范落实了制度，全年镇辖区内无一例重大涉法涉诉上访、越级上访事件。
（三）建立社会征信体系
建立健全了辖区内企业自律机制和信用风险防范机制。
（四）治理舆论环境
全年，辖区内无重大网络负面消息，网络大舆情媒体格局健康发展。
积极开展了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活动，做到有申报表、有方案、有经费、有总结、有制度、有台账。成立了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全镇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工作进行指导。并将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活动纳入了全镇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目标考核内容。
（一）党风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
利用法治宣传教育协助镇党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工作，做到了有记录、台账、调查笔录等。全年开展了4次警示教育。
（二）问责制度全面落实
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3
[关键词]企业间网络 资源依赖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 制度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80-07
企业间的网络是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IBM与数千个企业建立的联盟，这些联盟涉及技术、服务等多个方面，联盟形式也从合作生产、共建开发项目小组等多种形式。TCL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组建知识联盟，以吸收更多的技术和管理上的知识。企业间的合纵连横，构成商场上惊心动魄的风景，而对企业间网络的研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企业之间为何要建立网络?不同的理论学派给与了不同的解释，主要有三个解释流派：交易成本学派、资源依赖学派和制度学派。下文将对这三种理论解释的逻辑进行阐述。并进行比较和述评。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阐述三个理论流派的解释逻辑，其次对这三个理论解释进行比较；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和讨论。
一、三个理论流派的解释逻辑
1．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成本考量。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etion Cost Eeonomies，TCE)学派的研究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来解释企业间网络形成的动因：什么激发企业创造双边的联系?以及保持这些联系稳定的治理机制是什么?在该学派的研究中，任何有关于参与合作安排的建议都可以被解构为两个决策。第一个是购买或生产决策(make-or-buy decision)。在进行这一决策的过程中，企业主要比较两类成本：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治理成本和自行生产的组织成本。购买决策是基于是否能产生更低的治理成本，而制造决策则是基于较低的组织成本。因此，如果组织间的联系能够有助于企业降低其(治理和组织的综合)交易成本，企业就会采用购买决策。
一旦企业做出与其他企业合作的购买决策，第二个决策就涉及到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或者合约结构，这一机制或结构反映了网络参与的经济动机。这一治理结构设计需要考虑两个维度：首先，其必须有利于降低合作伙伴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其次，其必须能作为一个有效沟通的手段来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联盟失败的可能。在机会主义倾向比较高的情况下，基于产权均衡的治理结构(例如合资企业)就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企业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合作企业的运作来对机会主义行为加以控制。如果能经济地使用合同形式来描述交易的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非常少见时，非产权均衡的合作关系约定例如充分的许可则更可行。然而，当交换涉及大量的隐性知识，撰写合约变得不具有经济性，这将使得合作者没有任何选择而只能选择一种自我治理的结构，例如某种基于权益的合作伙伴关系(equity based partnership)。
2．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视组织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的联盟中的成员，企业之间构建网络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资源上的相互锁定(interlock)。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不仅受到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部环境如社会制度环境、产业环境等的影响。Buckley指出，说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并不仅仅因为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换关系，还因为相互交换关系是系统变化的关键因素。企业与其他组织紧密相连以获取自身所需的新技术、知识以使自己延伸到新的市场。同时，一个企业发起与另一个组织建立联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权变的结果。
资源依赖理论视组织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的联盟中的成员。这些联盟成员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如股东、管理者、雇员等，也可能来自于企业外部如客户、供应商、竞争者以及政府等。每个联盟团体对组织都有不同的利益要求。首先，他们可能占有某种可以影响企业行为的手段，如拥有股权；其次，他们可能控制企业需要的资源，如位于关键岗位的管理者；第三，他们可以控制企业运用资源的渠道，如劳工协会；最后，他们可以对关键资源的占有权实行管制，如政府分配开采权给森林产品企业等等。
资源依赖理论认识到组织知识基础的局限：没有任何组织能知道某一问题的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知道所有选择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预见其它组织的意图和行动对其自身行为的影响。组织之间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互为因果关系加重了这些不确定性。组织依赖于信息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技术增加而增加。组织是环境资源的消费者，他们同样也是一个使其服从于外部影响的大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由于组织从环境中获得所需的资源，他们必须对他们自身的地位和运营进行判断。组织需要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社会和政治上的支持以保证持续从环境中获得资源。
按照资源依赖理论，市场就是网络，各种存在资源依赖关系的企业或组织成为网络的构成者。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从其产生之初就处于网络之中，如何管理其外部网络或如何对外部网络进行治理是非常主要的。但是资源依赖理论被较多地应用到分析外部环境对组织内部结构。特别是权力结构的影响上。该理论认为，组织内的权力汇集到组织中能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的人的手中。如前文所述，组织存活的关键是对其所依赖的环境的管理。在这种情境之下，拥有有助于企业的资源的参与者或子系统要求在组织中的权力。组织及其参与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可以简化为简单的交换逻辑：一个组织是一个固定的和正式的市场交换场所，在这个场所中组织及其参与者为了资源而交换权力。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组织对于外部的依赖决定了其内部的结构，特别是在系统内的权力分配。这一影响程度被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其一是资源或服务对解决组织问题，如组织自主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其次，资源或服务的替代能力；以及提供资源和服务的成员能使用和应用其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和程度。因为仅仅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服务本身并不能解决组织的问题，附加于那些有能力在紧要关头控制和应用这些资源和服务的参与者的权力能使组织效益最大化。
3．制度理论的解释：合法性。
当TCE学派研究者强调企业间网络构建的经济动因时，制度理论认为，企业间联盟或者网络所导致的优势并不局限于经济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需要加入某一网络来获得合法性。
当一个企业间网络以多重的企业间联系的形式得以建立时，一个网络中的企业将会享有至少三个方面的收益。第一个收益是网络提供了一个组织学习外部组织知识的快速传递通道，网络是传递组织信息的促进器。网络形式促进了信息的新的合成，这种新的合成信息在质量上与原来保留在各个节点的信息截然不同。
企业间网络的第二个收益是获得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就是一个企业或组织的形式或行为能够合符法律、惯例以及社会习俗，得到其它企业、组织和个人认可。根据制度理论，与一个在同行中具有崇高声誉的或者是具有良好网络的组织建立联系，将会为一个还没有被同行认可的企业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例如企业的成活率、市场价值等)。处于较低地位的组织可以通过与地位高的组织合作来获得合法性身份。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本身也是网络层面的一个内容，只有当一个企业间的网络能够持续稳定地从其内部成员和外部权益所有者中获得合法性，才能证明这个网络的存在是恰当的。
企业间协调的经济贡献是企业间网络的第三个收益。与TCE学派所讨论的经济利益不同，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利益来源于通过与网络间组织成员保持良好的沟通而不是市场机制来使得网络组织形式在品质上有良好的改进，有助于质量改进以及及时对激烈的环境变化作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理论强调的经济贡献更多的是长期的贡献而非短期贡献。
对于企业间网络的动态调整，制度理论指出，组织以某种不稳定的状态存在，因为组织是在社会系统中运作的，这个社会系统的运行是受到熵(entropy)规律支配的。因此，面对无止境的变化，机构重构不断产生以保持组织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如果组织正处于某一稳定的阶段，正是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系统是紧密衔接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由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是由这些系统的一致性所支配的，机构重构可以减少组织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为创造一个更为友好的社会秩序提供机会。正是如此，企业为了保持其所处网络的整体性必然会对其合作伙伴进行选择和淘汰，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网络治理过程。
二、三种理论解释的比较
TCE学派的分析由于仅仅涉及了成本考量的因素，被其他学派的学者斥之为过于简单；而资源依赖和制度学派则由于其难以微观化而难以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本文认为，三个理论学派解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对企业性质的假设不同以及研究的视角不同。
聚焦于企业间联盟的经济优势，TCE学派的学者认为网络是一种纯粹的双向企业间合作协议的聚合物，企业间构建网络和进行网络治理是出于一种对生产或外购模式的成本上的比较而做出的决策。对于TCE学派来说，企业调整自身所处网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网络治理成本与自行生产成本的过程，不涉及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问题。
对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来说，组织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协议的聚合物，而是具有自我生存和壮大能力的“生物体”。组织这个生物体有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约束，同时也受到其它组织的影响与制约。聚焦于组织成长所存在的资源依赖，资源依赖理论更多的关注作为系统中的一员，企业如何从网络中获得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该理论强调组织间的资源与能力的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相互之间权力的消长是组织得以存在和生存的关键因素。制度理论则进一步赋予组织这一“生物体”以合法性地位的诉求，组织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同时也存在追求被大众、社会以及其它组织所认可的需求。
三、实证案例：华为公司的网络构建
华为1988年创立于中国深圳。到2006年5月8日，华为移动软交换用户数突破1亿。作为全球移动软交换市场的领导者，华为移动软交换出货量居全球第一。华为与摩托罗拉等企业合作，建立了十多所联合机构，同时还与美国、荷兰、阿联酋、泰国、西班牙等几十个国家的大型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为的发展里程，很好地说明了企业构建和使用网络来提高效率，获得资源以及合法性地位的作用。
华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在1996年以前，华为主要是依据自身的力量来发展技术能力以及客户网络。1989年，华为自主开发PBX。1994年推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1995年成立知识产权部，成立北京研发中心，并于2003年通过了CMM4级认证。1996推出综合业务接入网和光网络SDH设备。与香港和记黄埔签订合同，为其提供固定网络解决方案。1996年华为成立上海研发中心，并于2004年通过了CMM5级认证。这说明，华为从一成立开始，追求效率与追求合法性目标亦即被社会认可的目标已经树立。
壮大阶段。从1997年起，IBM、Towers Perrin、The Hay Group、Price Waterhouse Coppes(PWC)和Fraunhofer-Gesellschaft(FhG)成为华为在流程变革、员工股权计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的顾问。与这些主要的跨国咨询公司的合作，使华为可以随时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从而促进自身的管理和运营能力。这是经济地借用外部网络资源的典范。1997年华为推出GSM设备，同时与Texas Instruments、Motorola、IBM、Intel、Agere Systems、Sun Microsystems、Ahera、Qualcomml Infineon和Microsoft成立了联合研发实验室。截至2005年6月，华为共有10所联合研发实验室。这些联合研发实验室既有助于华为有效地从合作伙伴除获得知识、创造知识，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成本。1998年产品数字微蜂窝服务器控制交换机获得了专利。成立南京研发中心，并于2003年6月通过了CMM4级认证。1999年成为中国移动全国CAMEL Phase II智能网的主要供应商，该网络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智能网络。成立班加罗尔研发中心，并于2001年通过了CMM4级认证，在2003年通过CMM5级认证。这些专利和证书的获得，有助于提升华为在市场上的形象和在顾客心中的认可度，从而提升合法性。
国际化阶段。从2000年开始。华为开始进入网络治理与优化的时期。2000年，华为的合同销售额超过26.5亿美元，其中海外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随着业务的发展，华为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设立研发中心。2001年，10 Gbps SDH系统开始在德国的柏林进行商用。同期，华为将一个分公司Avansys以7亿5千万美元出售给Emerson。2001年，华为还成为国际电信联盟的成员。2002年，尽管2001年到2002年间，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了50％，华为的国际销售额还是增长了68％，从2001年的3.28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52亿美元。华为通过了UL的TL9000质量管理系统认证；为中国移动部署世界上第一个移动模式WLAN。2003年，Cisco Systems指控华为侵犯部分Cisco技术专利；但是，Cisco最终撤回了诉状，双方解决了所有的专利纠纷，并承认华为没有侵权行为。同年，华为在世界各地部署了1亿个C&C08端口，创造了行业记录。并与3Com成立合资企业，生产企业数据网络设备。通过了DNV(DET NORSKE VERITAS)的ISO 14001认证。在12月为阿联酋电信公司(Etisalat)提供了一项覆盖全国范围的UMTS服务，强化了Etisalat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同时帮助其成为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引进第三代网络的运营商。2004年，与西门子成立合资企业，针对中国市场开发TD-SCD-MA移动通信技术。华为赢得中国电信的国家骨干网优化合同。此项目的目标是优化中国电信在广东省
的163个骨干网络。根据合同，华为的高端路由器NE5000获得了TSR采购合同100％的市场份额，成功地进入了国家骨干网的两个超级节点。同时，华为的Gbit交换路由器NE80赢得了该项目75％的市场份额。华为与中国电信签署合同，建造1200多万个ADSL线路，进一步巩固了华为作为中国电信最大战略伙伴的地位。获得由Frost＆Sullivan颁发的“亚太区2004年度最有前途企业”和“亚太区2004年度宽带设备供应商”两个奖项。获得从29家银行共同提供为期三年的3亿6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实施公司的全球发展规划。华为赢得为荷兰运营商Telfort提供UMTS网络设备的合同。2005年，华为与沃达丰签署全球采购框架协议，正式成为沃达丰全球供应链的优选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与Telef6nica签署战略合作协议，Telef6nica选择华为作为其在3G和宽带领域进行业务创新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同时双方还将携手拓展拉美地区市场。华为第三次登上Frost&Sullivan亚太区技术大奖的领奖台，获得2005年亚太区“年度无线设备供应商”、“年度NGN设备供应商”和“年度光网络供应商”三项大奖。华为大学正式注册成立，面向客户、公司管理层及员工展开全面系统的技术、管理、文化等培训。赢得了为泰国CAT建设全国性CDMA2000的3G网络，价值1.87亿美元。成为英国电信(简称BT)首选的21CN网络供应商，为BT21CN网络提供多业务网络接人(MSAN)部件和传输设备。获得了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手机的许可。2006年，沃达丰选择华为承建其西班牙WCDMA／HSDPA无线接入网络。摩托罗拉和华为UMTS联合研发中心在沪成立。该合作旨在为全球客户提供功能更强大、全面的UMTS产品解决方案和高速分组接入方案(HSPA)。eMobile选择华为为其部署日本第一个基于IP的HSDPA无线接入网络。华为与3COM完成针对H3C的竞购。美国移动运营商Leap选择华为建设3G网络，该CDMA 3G网络将覆盖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爱达荷洲、内华达州等重要地区。
我们看到，华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网络构建和网络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合作，例如建立合作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等为经济安全获得相关资源和知识：二是通过一系列的认证例如多个产品的CMM4和CMM5的认证，来获得客户和社会的认可；三是通过强强合作来拓展市场份额，树立市场地位，如与Telef6nica签署战略合作协议，Telef6nica选择华为作为其在3G和宽带领域进行业务创新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同时双方还将携手拓展拉美地区市场。在这一网络构建的过程中，华为通过购并、销售、合作、合资等形式对网络进行有效的治理，从而增进企业对外部知识和资源的吸收与整合，并创造优异的企业绩效。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一个企业构建网络的动因是出于多种原因，而且往往是以上三种动因的综合作用。本文使用图1来表示这三种动因的作用。
首先，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决定了企业必须与其他企业或组织结盟。由于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一个企业不可能生产其所需的所有资源，因此与其他企业结网是必然的。例如，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企业总是处于一个供应商、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网络之中，从而形成一个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知识链；企业同时也从许多专业性的服务商那里获得支持，例如从金融机构获得财务上的支持，从政府或行业机构获得政策许可方面的支持，以及从大学和研发机构获得智力上的支持等等。因此，企业间网络的构建首先是出于资源依赖的原因。
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4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主要针对终端使用安全展览，手机诈骗防治、手机病毒软件治理、网络病毒监控处置、客户信息和保护、伪基站专项治理等内容均围绕目前备受关注的终端安全带来的如信息盗取、金融诈骗等问题，提供电信级的的规避和防护手段。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以“天翼・安全可信赖”为主题，同时关注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国电信此次主要展出的加密通信、安全办公、云堤、网站安全专家、安全手机、垃圾短信治理、通讯信息诈骗、恶意程序防治共八个主要内容。
其中，安全手机及加密通信等产品为个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通信加密服务，能够大大降低日前被曝光的信息诈骗案件。
中国电信此次展出的一大亮点是其整合“云、管、端”资源的办公应用类APP“安全办公”和运营商级DDOS安全防护产品“云堤”两大面向企业用户的产品。结合为政企客户网站提供的实时网站安全监控、网络安全防护及专家服务的“网站安全专家”，从终端、网络到数据中心，为企业移动信息化保驾护航。
关键词1：安全服务
三大运营商展出的服务与首届相比，显得更接地气，主要针对企业客户在移动信息化过程中面对的安全隐患与危害个人客户切身利益的具体内容展开。运营商作为成为电信服务的提供者与保障者，“安全服务”成为其聚焦重点，更多显示出的是面向社会推进网络安全的正能量。
腾讯开始安全领域战略布局
在宣传周公众体验展，腾讯联手知道创宇公司打造了最大最引人瞩目的展台。而在内容方面，此次腾讯重点围绕与用户切身安全和利益相关内容展开，如反信息诈骗、支付安全、智能硬件设备安全等方面，包括TAV自研杀毒引擎、安全云库、腾讯手机管家、腾讯电脑管家等产品。除了联手亮相的知道创宇，腾讯在网络安全周期间与启明星辰共同签署协议，开启企业安全战略合作，更加可以看出腾讯在安全领域布局的思路，通过投资及战略合作的方式，加快在政企安全市场的布局。
中国联通中国联通面向政企及行业客户的安全解决方案此次全数亮相，与联通政企业务相结合的安全即时通信、网络流量清洗、网络攻击与防护等成为企业客户关注重点。同时，基于联通4G网络完善的终端、网络、应用端到端的全方位的安全体系架构与不良信息监测系统等六大信息安全系统，突出其智能的安全感知能力，应对LTE特有的安全威胁，全方位保障4G网络安全运营。
百度人工智能构建安全生态体系
百度此次主推基于其“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并在现场向观众展示了百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互联网安全预警、感知、查杀等多项创新，包括BaiduEye、百度筷搜等贴近生活的智能硬件将安全的概念延伸到生活的细节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百度已经构建起了从手机、PC到云端三位一体的完整安全生态体系，并形成联动。在展会现场，百度“全国实时伪基站监测地图”和“全国网站攻击实况地图”再度亮相，实时全流量监控，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及挖掘技术，呈现全国的伪基站分布和木马病毒等检测情况。
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5
【关键词】政策 层级制 市场 协作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是执行偏差，而政策执行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碎片化”，因此，政策有效执行关键在确保政策的整体性。那么如何才能确保政策的整体性。本文试图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探讨如何构建政策体系来确保政策整体性。政策设计是一个多层、嵌入式结构，各层次之间、各层次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政策设计的诸要素中，目标体系和达成目标的工具体系存在于政策的各个层面。每一层面的目标和工具相互依赖；同时高层次的目标和工具又制约着低层次的目标和工具。Michael（2009）提出，“成功的政策设计应该满足：政策目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指标应该是一致的；执行偏好、执行工具和工具标准也应是一致的；同时，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之间、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之间、政策指标和工具标准之间也应该是和谐一致的。”①
因此，从目标和工具体系看，政策设计包括三个层次、六个方面，即宏观治理层面，包含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中观政策体制层面，包含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微观政策技术层面，包含政策指标和工具标准。把政策整体性作为中观政策体制层面的政策目标，它不仅受宏观治理层面的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的制约，又受同一层面的执行工具的影响；同时，它与执行工具又决定和影响着微观政策技术层面的政策指标和工具标准。
下面以政策整体性为出发点，阐述政策设计的三个层次，即：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政策工具的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宏观治理层面
为了确保政策整体性，治理层面的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必须要为政策整体性提供条件和保障。不同的治理模式决定了不同的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治理模式有三种，即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科层治理基于命令协调的实质理性，但在组织与环境频繁、复杂的交互作用中，科层协调的优势正逐渐消失。市场治理基于竞争的程序理性，但市场多中心主体的竞争关系不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无序性使得公共政策难以依赖科层和市场体系来协调，因而更多诉诸于网络治理。
“网络治理主要指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公司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②网络治理与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的区别是：“一是在协调者间的关系上，强制性的国家规制基于政府无可争议的中央集权，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服从明确界定的权利和义务；竞争性的市场治理基于无数自利、分散、不受共同目的和义务约束的行为者；而网络治理容纳了大量具有自主性、相互依赖、为实现公共目标相互协作的行为者；二是在决策方式上，与政府规制的实质理性和市场竞争的程序理性不同，网络治理基于协商一致的理性；三是在对于集体方案的遵从上，与基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和惧怕市场中的利益损失不同，网络治理通过长期的自我规范所形成的普遍信任来确保服从。”③由此可见，网络治理有利于确保政策整体性。但如同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网络治理也一样会失灵。表现为网络治理各方很难有效进行协作。因此，有效的社会管理一定是基于科层、市场和网络的三种治理模式的适当组合。
政策目的：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为了有效管理和服务社会，就要使科层、市场、网络三种治理模式协同发挥作用，而只有政府才能协调三者共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府要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元治理指政府部门、其他国家机构、甚至是私人部门共同促进、引导治理。政府不是向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指令，而是运用包括网络管理在内的一系列工具来鼓励各参与方的协作，从而间接协调各参与方。”④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的情境下，科层、市场和网络依旧都在发挥作用，只是它们是在一个协商决策的情境中运作；一方面，网络协作平衡了市场中的竞争，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另一方面，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它成为多元指导体系中的一员，并为谈判过程贡献特殊的资源。
执行偏好：网络管理体系。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决定了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网络管理体系是指由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网络体系。治理网络被认为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强的“碎片化”、复杂性和动态性的有效措施。一是网络体系强调基于对话的横向调节机制，有利于促进政策过程的整体性。治理网络中各参与主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是横向相关而不是纵向相关，即他们不是因上级的命令而行动，而是基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协商。二是治理网络是由若干依赖彼此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以达成共同目标的公共组织、半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构成的，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有利于促进政策主体参与的整体性。三是网络体系强调参与者间的互信、共赢，有利于促进政策执行的整体性。网络中的成员通过深思熟虑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来相互影响。讨价还价在深思熟虑、协商的框架下进行，这必然会促进网络参与者间建立信任、相互学习和达成共识。
中观政策体制层面
宏观治理层面的政策目的和执行偏好为中观政策体制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把政策整体性作为中观政策体制层面的政策目标，它不仅需要从宏观治理层面的政策目的即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即网路管理体系那里获得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还需要同层面的执行工具那里获得协调性和一致性。
政策目标：政策整体性。政策整体性就是要克服政策“碎片化”，即确保政策过程的协调一致，克服政策过程的“碎片化”，形成政策过程的整体性；确保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主动性，克服政策主体参与的“碎片化”，形成政策主体参与的整体性；确保政策执行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一致，克服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形成政策执行的整体性。
一是政策过程的整体性。政策过程的整体性就是要确保沿着等级链划分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各阶段间的信息畅通、协调一致；避免因层级间的沟壑增加信息沟通成本；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上级部门难以有效监督执行部门；避免因利益的不一致而增加政策执行的损耗。
二是政策主体参与的整体性。当前，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强大到能够独自实施其战略或政策，政府部门总是缺少足够的知识、经验、动力、技术、合法性或者其他促使重大公共项目得以成功启动和实施的资源。同时，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受到阻碍多是由于没有与政策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沟通，而难以为其所认同和接受。政策主体参与的整体性就是确保政策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这有利于政策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沟通，加强对政策执行的有效监督，促进政策评估和控制，增强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策目标对象对于政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三是政策执行的整体性。政策执行必然需要执行部门间的密切协作。政策执行的整体性就是使政策执行者间建立起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利益，从而确保执行者间的协调一致。政策执行的整体性有利于克服各自为政、信息与资源的部门化、公共政策提供的裂解性等缺陷，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处理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元性问题的能力。
执行工具：基于权力、市场与协作的混合工具。政策体制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相互影响。执行工具该如何选择，才能确保政策整体性呢？依据政策工具所体现的利益相关者间的组织结构关系，并与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相对应，政策工具可分为权力的工具、市场的工具和协作的工具。权力的工具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推动政策实施，如行政命令、规章、法律、法令、司法等；市场的工具通过市场竞争和财政激励推动政策实施，如税收、税收减免、补助和津贴等；协作的工具则通过网络体系协调利益相关者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公私伙伴关系、公众参与等。与权力的工具、市场的工具相比，协作的工具更有利于政策整体性。
协作的横向调节机制确保政策过程的整体性。首先，横向调节通过协商、对话促进政策制定部门、执行部门和政策目标对象间的沟通，克服了层级结构下的沟通不畅。其次，横向调节强调参与者间的平等关系有利于政府部门与公众、社会组织间的横向沟通。与纵向监督相比，由公众、社会组织对政策执行部门形成的横向监督更有效、更具广泛性。因为他们最关心政策的执行情况，也最不能容忍政策执行中的腐败行为。
协作的多元参与机制确保了政策主体参与的整体性。协作的网络结构强调多元参与，它能把最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政策过程中，即政府、私营机构、公众等发挥各自积极性、互利合作、共同实现政策目标。
协作的协商、对话确保了政策执行的整体性。首先，协商、对话促进了利益相关方对于政策目标的理解和认同，各利益相关方有意识地向着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而努力。其次，协作以信任为前提和基础，而信任能够更大范围的创造和分享价值。信任不但能减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用握手来代替合同签约；同时，信任还能减少层级制中的风险―以互信代替对于层级制中的逃避责任和歪曲事实的担忧。
但协作的工具也有其局限。首先，协作是有风险的，其效益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协作的风险与高成本意味着基层组织间的协作没有上级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不会自动发生。其次，协作离不开利益相关者间的信任依赖。建立信任依赖有以下途径：一是熟悉，即以往反复的交往活动；二是由价值观和规范形成可信赖行为的确定性。在当前，熟悉和传统价值观、规范被市场所侵蚀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承担起建立现代价值观和规范的职责，增强利益相关者间的信任依赖。再次，真正的协作只能存在于自由繁荣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社会环境富有理解并包容他人的需要和愿望。强调自由市场观念、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换的机制。缺少这些认可和包容就极有可能导致分歧、偏狭、冲突和自利而不是公共利益或公共团结。
权力的工具、市场的工具和协作的工具在政策过程中各具优、缺点，但三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如通过权力的规范性来确保协作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通过市场竞争来确保协作的灵活性和敏感性。而协作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和平等对话增强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协作通过协商、信任，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共赢，避免了市场竞争的零和博弈。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为三者的协同提供了制度保障，而网络管理体系为三者的协同提供了组织保障。因此，政策执行的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
微观技术层面
政策体制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执行工具决定了微观技术层面的政策指标和工具标准。也就是说，政策整体性确保了政策执行的指标；同时，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决定了执行工具的标准。
政策指标：政策执行的效果、效率。政策的整体性确保了政策执行的指标，即政策执行的效果性和效率性。政策执行的效果性是指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的一致，而政策执行的效率性是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低成本消耗，这个成本不仅包括政府支付的成本还包括政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支付的成本。
工具标准。中观政策体制层面基于权利、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决定了政策工具的标准是具有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一是间接性。当政策执行采取单纯的行政手段时，体现的是政策工具的直接性。政策执行工具的间接性是指公共政策的执行由不同的组织，如政府部门、半官方机构、非盈利组织、私人企业等共同执行。政策工具的间接性是由协作工具的多元参与决定的。与执行工具的直接性相比较，执行工具间接性的优势表现为：“首先，工具间接性把一定程度的竞争引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打破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其次，工具间接性可以利用那些政府部门不具有、但解决公共问题所必须的资源或能力，如科技、资金和物质资源；最后，工具间接性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使得政府部门能够进行尝试、在需要的时候及时改变方法，及时回应社会的新需求。”⑤执行工具的间接性使得政府与社会组织间是积极的协作关系，而不是消极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政府在和社会组织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并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公共利益。
二是非强制性。与权力工具的强制性不同，协作的工具具有非强制性。协作强调参与者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关系意味着他们是横向关联的，而不是纵向关联的。参与者间相互依赖对方所拥有的资源；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运用权力来对其他参与者施加纵向的控制。这时，协商和劝导代替了命令和控制成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时最偏爱的管理办法。
三是价值共享性。政策执行过程中，协作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不断的协商对话达成集体解决方案。这一协商对话的过程也是价值共享的过程，即以实现政策各利益方的共同发展和共赢为目标，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等达到政策各利益方的利益共享。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本文受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科基地-会计研究中心资助，系河南省2013年软科学“河南省社会公众在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评价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Michael Howlett. Governance modes， 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 A multi-level nested model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nd policy design. Policy Sci， （2009） 42， P73-89
②[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艾格斯：《网络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③acob Torfing.Governance network theory：towards a second generation.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05）4，P305-315
④Alice Mosel ey、Oliver James. Central State Steering of Local Collaboration：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ools of Meta-governance in Homelessness Services in England. Public Organiz Rev ，（2008） 8， P117-136
社会治理网络方案范文6
一、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要性
在当前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仅有动员职能，却不具强制性。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体系中有预防和减少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刑事犯罪以及违法犯罪人员重新犯罪的职能，却没有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实行检查、考评、奖惩制度，具有系统性和强制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在这方面非常欠缺，不利于其向更高和更深层次发展。因此，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体系，并加强检查、考评和奖惩，更能提高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真正把“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落到实处。通过强有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建立起更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率上升的趋势，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体系中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具体措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足于社会管理，强调以人为本，以加强社会服务和管理为重点，以规范和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目前已形成省、市、县（区）、乡（街道）、村（社区）五级管理网络体系。我市的“三级联创”目标管理效能体系中每一级管理体系均实行百分制，其中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考核分虽为3分，但却涵盖了多项具体措施：
一是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及宣传教育措施。即在县区、乡（街道）、村（社区）、综治网络成员单位规定评估内容为预防职务犯罪组织机构及相关工作制度和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传及警示教育，并设定相应分值。对未成立领导小组的，未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制度的，未设立预防职务犯罪专职联络员的，不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查处和预防工作的，年内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传及警示教育未达规定次数的，未制作和发放预防宣传教育作品的，由于宣传教育工作不力引发职务犯罪的，均按照设定的分值扣分。
二是项目预防及查询措施。即在县区、乡（街道）、村（社区）、综治网络成员单位规定评估内容为重大建设项目预防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并设定相应分值，要求重大建设项目预防方案措施齐备，查询程序规范，手续齐全。对重大建设项目未制定预防方案和具体措施的，重大建设项目、物资设备采购等招投标前未到当地检察机关申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均按照设定的分值扣分。
三是干部犯罪及落实建议措施。即在县区、乡（街道）、村（社区）、综治网络成员单位规定评估内容为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及检察建议落实，并设定相应分值，要求领导班子成员不发生职务犯罪，检察建议得到有效落实。对领导班子成员发生职务犯罪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对检察建议不落实和回复的，对检察建议不认真落实导致职务犯罪重发、继发的，均按照设定的分值扣分。
四是检查、考评、奖惩措施。即明确在年终由市委综治办会同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对全市综治体系中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并提出奖惩意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
三、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后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
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实践，纳入综治后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