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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1
一、群众文化活动在基层社会管中的作用
1.增进村民沟通
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拉近基层群众之间的距离，为其创新良好的沟通环境和渠道，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网，进而有效地减少和化解基层社会的纠纷及冲突，增强基层群众和社会的自治能力。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看电视、上网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渐占据主导，而传统的公共群众文化活动却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参与度低，形式和内容匮乏，导致群众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的邻里关系变得疏远和淡薄，不利于长远的基层社会管理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事业，丰富和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是摆在当前基层社会管理面前的必答题。
2.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基层社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集体经营方式逐渐减少，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从而使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相应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国当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中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难免会出现许多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点。加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建设，能够在基层逐渐形成依托文化活动的社会组织、微观组织，这些组织会建立各自的规范来约束成员行为，成员间通过文艺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够形成互助互爱、互信互惠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群众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进而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此外，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组织来向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宣传基层政策，提高基层社会事务的参与度。
3.促进基层文明建设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群众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长期以来都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层文明建设而言，乡村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渗透等致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群众的集体观念变得淡薄、个人利益至上、价值观念偏差，淳朴的传统乡风遭遇威胁，相关的利益纠纷问题层出不穷。加上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贫乏，玩麻将、斗地主等娱乐消遣方式逐渐助长了赌博风气的形成。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取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是改变现状的当务之急，积极向上、内涵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有效根治基层的歪风陋习，进而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法律、担责任、家风优良、乡情淳朴的生活习惯，为基层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4.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文化作为一项软实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多发的当下，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矛盾多发、繁杂，基层价值观念、精神、心理不断震荡的情下，强制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在部分领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为一项软控制手段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通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价值观念等传递给群众，变传统的“送文化”为“种文化”，能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凝聚群众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创新途径
1.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硬件基础，长期以来基层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我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项目的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在每个乡村建设公共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为基层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场所和土壤。[3]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大力发展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硬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新型网络化、信息化技术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务平台，传播与共享优秀的基层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强基层群众文化的社会管理。
2.充分挖掘资源优势
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挖掘的过程中，应明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和目标更加多元和明确。地方优势资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助于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有助于彰显特色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有助于文化活动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层社会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开展的前期，就各个地方的优秀文化资源要做好调研，注意结合群众的需求来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理念、目标、形式和内容，从而使活动开展更加顺利。在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就能够更好把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动向，从而使得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更具有针对性，建设出更具特色，更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化活动管理途径。
3.强化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群众文化发展处于“散养式”的发展状态，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自主开展居多，缺乏管理，长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让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其次要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中，督促基层干部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同时要广纳贤才，基层文化建设单靠干部是难以开展的，应积极吸纳有文化特长的年轻人、退休教师、传统艺人等担任文化活动开展的引导者、管理人员，全面带动群众的文化活动参与积极性；最后，鼓励群众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团组织，丰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
4.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形式
文化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效果。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参与人群也多以老年人为主。新时期，我们应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地方文化，广泛吸收新兴文化和年轻文化，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以满足多层次群众的文化需求。应着力弘扬地方传统、民间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项目，鼓励民间艺人组织开展表演。同时，鼓励有文化特长的群众组织成为文艺团体，为群众文化打造新的发展舞台。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的力量，宣传地方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增强群众的文化荣誉感。
三、结语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仍处在不断调整和摸索阶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基层群众，我们需要将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价值，挖掘群众需求，着力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高效的开展，从而更好地建设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参考文献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2
1．1体育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许多乡村有了工业、贸易企业等，农民亦有了新的职业，村庄管理的范畴从组织体的层面来说大大拓展，“村务”与“政务”不少都融在了一起，由此形成的农村社区、域内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等建设，带给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情况，给了乡村社会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农村整体的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现在又处在由乡村向城镇的快速转型期，所以农村社会的管理只有以创新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向前推动。按照十报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所以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要以建立镇村的服务体系为中心，努力发挥村民参与公共事物的积极性，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体育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可以在农村社会中丰富村落农民的闲暇生活，满足农民的娱乐健身需求；适应群众的情感需求，建构农民的精神生活取向；促进乡村社会关系的整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增强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传承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等。体育还可以在培养团结意识促进组织化发展、培育规则意识营造公平有序的社会风气、缓和疏导矛盾纠纷、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功能对社会管理来说无疑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1．2体育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可行性
在笔者对农村体育健身情况的调研中看到体育文化活动开展较好的镇村，社会和谐度相对就高。政府相关部门及一些基层领导把体育运用到自己工作之中，起到了很好的社会管理效果，实践证明在农村基层利用体育的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是可行的，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个很好的创新。
其一，江苏睢宁县“舞动乡村”活动表明体育在社会管理中的良好作用。江苏睢宁的王集镇，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百姓的健身需求他们组织了“舞动乡村”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们发现这一平台能很好地引导村民参与村务，所以在由镇向全县推广时，就把它逐渐打造成为睢宁县农民交流、乡村议事的场所。由此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和谐，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平台。例如在“舞动”现场，每周召开一次村情通报会，每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选派机关干部走进活动现场，倾听群众心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建立“村组干部晚办公”制度，县镇职能科室将办公地点搬到“舞动乡村”现场，分专题定期为群众提供现场办公服务，让群众办事不出村。
欢快的健身舞场面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化娱乐健身，还是对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有效探索。这里不但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顺应了群众的新期待，而且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打造了农村公共空间，开辟了社会动员新渠道。因此，睢宁的“舞动乡村”因其活动方式贴合百姓需求，得到群众拥护，既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成为百姓参与村、镇议事和信息交流的平台。百姓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乡村事务的管理，可以说前所未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舞动乡村”获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最佳案例”，这说明体育在农村基层的强大作用。当然，体育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跳跳舞就行的，而是在于干部们通过体育活动的方式融入了百姓之中，改变了过去重管理轻服务、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理念。领导部门用心去关注群众的需求，从情感和细节入手，找准了群众的兴奋点，让村民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能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就表明只有基层干部很好地践行了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路线，社会管理就可以有好的根基和抓手。如此，体育融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政府部门与百姓之间的交流有了很好的渠道，无疑可提升乡村社会管理的水平，对基层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创新。
其二，江阴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中运用体育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江苏江阴市则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积极发展乡村体育，为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做出探索。近年来他们在创建体育强市、进行体育现代化试点工作中深切感受到体育工作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乡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中利用体育作为管理的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该市把体育工作列入乡镇的工作考核内容，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开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引导村委、社区成立体育协会等组织，镇成立相应的文化体育机构，在组织上保证了镇、村体育工作的开展。他们还大力建设体育设施、及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室），把体育设施与村容村貌治理、社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不仅改善了环境、推进了城镇化建设，而且得到百姓的支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层的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为百姓提供良好的服务，使村民和谐相处。而镇村体育活动的开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的乡村社会焕发生机，江阴市体育局主动推进村级单位的体育建设，从软硬件两方面促进乡村体育的发展，客观上给基层的社会管理以新的方式，达到创新社会管理之目的。政府把“幸福江阴”———“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作为江阴市民生的建设目标，促进了乡镇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从而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以文体活动营造村风、乡风、社区风气。调查中有镇体育干部讲，凡是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好的，村干部重视体育文化工作的，村民之间矛盾就少，村各项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中一些乡村合并，体育成为一种很好的剂、融合剂，增进了百姓的团结。因此，当最基层的领导有了这种意识，再加上百姓健身意识提高，农村基层顺势而为，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营造了和谐向上的村风民风。由此可见体育成为基层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可行的。
其三，浙江省体育局主动将体育融入社会管理推进基层社会发展。近年来，浙江省体育局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把参与管理创新工作作为开展体育工作的出发点，使基层的体育工作，尤其是基层农村在社会转型期的体育工作有了较高的起点，使体育在社会管理及创新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工作做法是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人士的积极性，根据各地实际组织开展体育赛事，搞好场地设施建设，以此发挥体育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促进人际间的沟通、交流、融合。在增强体育公共服务、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的同时，推进体育文化创新，提高公民身心素质，净化社会环境。其中通过创办体育强乡、强镇，广泛开展体育活动，把体育的各项功能有效地运用到社会管理中，比如在农村进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中利用体育的文化功能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利用体育的社交功能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缓冲社会矛盾。
县乡镇体育部门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主动将体育融入社会管理。他们提出完善乡镇体育组织的扶持政策，为乡镇体育依法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提供保障；大力开展体育培训、健身指导、志愿服务等工作，发挥体育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并通过政府部门和社团组织的合作，尝试政府出资、社团出力的体育公共服务新机制，提高了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效率。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浙江农村基层的体育不仅得到很大发展，至2011年6月“已经创建35个体育强县，713个体育强乡镇，近两万个小康体育村，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就近、就便健身的需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体育设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而且这样的发展为农村基层建成服务型政府和农村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为基层政府运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2体育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控制措施
2．1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意识不够高。从实际调研和资料看，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体育普及程度较高，利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机会相对多，但总体上主动地运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还不够。如果缺少主动意识，仅以推进文化发展而为，管理的效能虽然有、也必要，但效果会打折扣。而经济还不太发达农村地区尽管体育设施不是很好，但只要在社会管理中有意识地去运用，也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睢宁的“舞动乡村”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在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中不一定要等到有了好的体育硬件，而是基层领导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主动地运用体育。体育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管理的手段、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之中，是因为体育是民生的重要内容，能满足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而增长出的健身、精神生活之需求，逐步变成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成为农民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农村的社会管理中自然可以利用体育服务百姓、处置人际间的矛盾等等的公共事务的功能。社会公共事务处理圆满，意味着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成效，所以运用体育提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很有必要。
其次，“管控式”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深度。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管控式”社会管理，农村则处在最底层。在沉重的“压力”下，农民的民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得不到张扬。“管控式”的社会管理还会导致政府的服务意识不强，难以让体育成为农民的公共服务内容，自然体育与社会管理不会有紧密的联系。目前，在我国社会管理的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之时，很多农村的体育还处在自生的状态。因此让体育在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发挥作用，还需从改变政府职能，从建立公共服务做起，以此推进基层政府服务意识的加强和水平的提高。农民一旦享受到应有的服务，主人翁意识才能随之提高，民主参与的行动为此而落在实处。当体育对改变旧体制有了重要影响之时，不正表明了它对基层社会管理的作用吗？体育是百姓容易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其蕴含的教育功能可以引导农民以健康的方式生活，产生寓教于乐、寓管于乐功用，这对改变农民的旧有观念、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无疑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当政府改“管控”为“服务”，一定会下力气建设好农村体育文化事业，从而满足群众所需，群众的需求被满足自然会拥护政府治理好自己的家园。
再次，农村体育组织比较薄弱，影响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力度。基层社会的参与式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基本路径是让松散的基层社会组织化。为此应该让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活动，促成农村社区生活系统的组织化发展，达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管理的目标。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乡村权力资源配置由集体垄断型向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意味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原有组织格局趋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组织化社会？笔者以为最实用的选择：利用体育可以融入不同领域人的生活、容易为农民所认同的特性，吸纳农民到体育社团之中，成为“有组织的人”。一开始体育组织会比较弱小，缺乏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但随着农民对健康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体育文化活动逐步增多，体育社团因此会很快壮大。农民不再仅以个人或农户的形式出现在乡村社会舞台上，而是能以体育组织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会之中。当体育组织在农村扎下了根，会很快地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它与权力组织相呼应，共同参与到社会的治理之中。诚然，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绝不是靠几个社会组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采取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培育乡村多种组织、建立并落实相应的制度等措施，切实发挥农民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才能提高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使体育有效地融入社会管理之中。
2．2控制措施
2．2．1以民生的理念发展农村体育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根本。在我国农村的温饱解决之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农民的需求，与传统的农村相比差别之大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毫无疑问是通过民生建设，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述乡村的体育建设表明了政府的社会建设行动，及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探索。他们充分利用人的需求这一内驱力，发挥体育特有的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等功能，促进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增进了社会的和谐。实践表明农村的体育是项很好的民生工程，它不仅改善了环境，还促进了人的健康，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给了农民更大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导良性社会行为的形成，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如此，达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目标，显示了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2．2．2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的时代洪流一改农村长期封闭、单调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则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核心”就是要使农民在新的生活方式里生活环境能得到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水平比过去有较大地提高。反之，只是形式上的城镇化必然得不到农民的认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我国城镇化必须在人的发展上下功夫。农村基层通过体育文化的建设，如修建体育场馆及活动场地等，改善了环境，为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通过成立体育社团、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开展起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逐步改造乡村的陋习，培育农村的社会组织及农民的公民意识。由此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其市民化发展。从社会角度看，民众通过参与乡镇组织的体育活动，可以感受社区的存在，凝聚社区意识，进而产生对新社区的归宿感，以此增加公民对社会的期待和责任感。由此不难看出，让体育进入基层社会管理，是农村城镇化内涵建设所需，必然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2．2．3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主要表现为行政效率提高的技术改进或结构调整和增进公共利益的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政府的管理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农村社会的管理水平则不能提高。好在政府已“开始转变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探索服务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和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管控到服务的方式转变。”笔者的调研显示，乡镇一级的公共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村与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与之配套发展。一旦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了，百姓就可以更好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的和谐自然产生。而体育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自然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体育服务应占据重要位置，而且经济越发展其比例会越大。当前我国不少地方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构建以体育设施建设为基础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起了包括体育在内的农村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转型过来的村民就可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其基本权益才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情平和、社会矛盾减少，农民多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所以发挥好体育的社会功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必不可少。
3结束语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3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4
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通过合作、协商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社会力量参与决策的社会过程与政府决策者的过程，是相互衔接与互动、相互依存的重要环节。因此新型关系模式的产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搭建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互动平台，既是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上下互动、合作共治的基础，也是推进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它与社区党委、居委会及政府派出机构合作共存，是参与基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的参与首先，有利于优化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协调发展、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离不开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因此，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互动可视为检验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准。 其次，有利于创新社区建设。在社区与社会建设中，作为基层政府处于引领、指导地位，社区社会组织则是社区与社会建设的抓手和依靠力量，只有建立两者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上下结合的互动关系，才能达到改善民生、维系社会和谐的目标。同时也利于推动各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在街道改革后成立了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有力的推动了劳动就业、公共卫生、居家养老、扶困助残、及利民便民服务等领域的相互协作，整合了社区资源、为社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兴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社区社会组织是了解民情民意的中枢纽带，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利益诉求通过这一渠道得以有效表达。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便于政府及时把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动态，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和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一、社会组织与社区的互动模式
1、参与公共事务，弘扬志愿精神。近年来，志愿者组织活跃于社区便民服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等领域，与政府紧密合作，弘扬志愿者精神。就我所在的街道，近年来，发展了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小小志愿者队伍、退休党员队伍、安全巡防员等，通过街道与志愿者队伍互动模式等，丰富和拓展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领域和内容。有效的发挥了志愿者队伍积极自愿的服务理念、促进了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2、走进社区，共建共享共奉献。根据居民需求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发展并活跃于基层政府、社会单位和居民之间，与基层政府共建共享，成为联系政府、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桥梁与纽带，在精街道、强社区这一新的体制改革中，一站式服务更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与配合、才能拓宽新模式服务领域。在我工作之余，践行成立了学雷锋志愿队，组织辖区志愿者利用周末走进社区、参与孤寡老人、贫困学生、贫困母亲救助等弘扬雷锋精神的活动，促使社会力量、群众形成主动热爱家园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
3、化解社会矛盾，切实缓解社会压力。
当前社会转型加速，一些基层社会矛盾增多，社区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密切配合，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过程中充当了社会融合的“粘合剂”和社会矛盾的“稀释剂”。社区社会组织，了解民情民意，在反映公众利益诉求、处理社会矛盾、预防突发事件及维护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优势，畅通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渠道、提高了效率也增进了政府公信力。
二、社会组织与社区互动的途径
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正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结合我多年从事基层工作，总结有如下方面促进发展。
1、更新思想观念、搭建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社会组织与社区良性互动是涉及政府政策、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发展理念、居民参与等不同问题的复杂过程，需要转变思想观念。首先是管理观念和模式的创新，其次与广泛培育民间社会组织相结合，为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互动奠定制度基础。其次是转变认识，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组织对社区的模糊认识。搭建社区与社区社会组织这一互动的平台是社区建设过程中实现互动的核心问题。首先，社区社会组织与新型社区服务站、社区居委会同样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营造人际关系和谐、互助合作的社会共同体的关键。其次，社区社会组织既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依靠力量，也是衡量社区建设成效的标准，各种娱乐健身、文化活动、志愿者组织在增强居民凝聚力和归属感的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5
一、创新“一套体制”
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改革上，对区、镇街社会治理工作架构进行系统研究、整体部署，初步搭建起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调度、部门镇街分级负责、管区网格基础支撑的体制架构。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突出区委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强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区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以及一名副区长分管社会治理工作。设立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指导考核全区社会治理工作。
配套开展镇街体制改革，调整了镇街内部机构设置，专门设立社会治理办公室；剥离城市街道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职能，交由所在经济功能区负责，从体制上推动镇街工作重心向抓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深入推进网格体系建设，将每个镇街划分为5-7个管区，每个管区又因地制宜划分若干类型网格，全区共划分为161个管区、1333个网格，形成了“镇街一张网、管区一大格、社区几小格”覆盖全区的网格化、扁平化管理体系。
二、构建“三大体系”
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谐、解决民生诉求、推动社会服务作为工作重点，全面整合全区各级各部门行政服务资源，统筹推进三大运行体系，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开展治理服务。
网格管理服务工作体系。依托网格化组织管理架构，把全区各级各部门工作全面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对镇街网格化工作，突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以网格化体系服务党建“三基工程”建设，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基层组织得到强化、镇街基础得到夯实、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对部门网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稳定、纠纷调解、民生服务等六大领域部门，以社会治理网格化为基础，建立起相应的监管服务机制，将部门执法力量和服务资源全部落实到网格中，确保安全隐患在网格中发现并化解，让服务不出管区、社区，实现了“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全天候、无缝隙管理服务。
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体系。成立区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中心，将政府各部门涉及公众投诉的相关职能，如民生在线、政务热线、行风在线、数字化城管等，进行重新资源整合，并设立“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24小时受理处置群众咨询、投诉、建议。以指挥中心为核心中枢，指挥调度全区各职能部门协调处置群众投诉各类问题，并对部门办理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建立起完备的非应急联动处置体系，保障群众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化公共服务工作体系。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全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出推动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通过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将全区涉及家政、中介、咨询和消费服务等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和企业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依托公众投诉“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无偿为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务。这一举措，不仅帮助市民解决了各种生活难题，还通过群众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服务性企业和社会组织，带动了新区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三、实施“六化治理”
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了社会治理各要素精确、高效、协同、持续运行。
网格化巡查。构建起覆盖新区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网”和智能巡查“天网”，全区近5000名网格员，手持智能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面开展网格内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排查，问题处置核实和群众服务等工作；整合全区视频监控资源，对隐患风险易发区域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利用网格化巡查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在新区“蓝色海湾整治”“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大项目服务保障”等多项重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息化支撑。顺应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服务架构，建设区、镇街和部门、管区三级社会治理信息支撑平台。全面整合公共事业、民生服务、劳动保障、医疗教育、环境资源等多部门、多领域数据资源，建立起500多万条信息的区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门、社会和市场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了与部门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和稻葑试吹幕ネü蚕怼Mü对这些数据信息资源的综合分析，实现了对应急、非应急事件统筹调度，做到事故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理；同时，也催生了“大数据”相关产业的集聚。
多元化参与。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政府各部门、群团组织等治理主体，尤其是引导驻区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社区自治，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出台《关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奖励办法》，设立了300万社会组织发展基金和50万元的专项奖励基金，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创意园、公益园，大力培育、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全区共有1500余家社会组织、1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上。
社会化服务。坚持寓服务于治理之中，变“管控为主”为“服务为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社区服务体系，推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逐步向社区覆盖，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离”服务，社区干部、网格信息员成为民生服务员、流动的“服务站”。新区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精细化管理。制定出台《关于率先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施意见》，提出“三个精细化”：即责任精细化、处置精细化、监督精细化，通过压实各级各部门网格工作责任，建立完善社会治理事项处置工作机制，强化对镇街部门社会治理工作的考核、监督、问责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规范高效运转。
法治化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部门和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在综合行政执法、矛盾纠纷调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法治化改革。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组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行使城市管理、国土资源、文化市场、海洋渔业、交通运输、旅游等六大I域42类1402项行政执法权，解决了部门多头执法、推诿扯皮问题。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管区推行“1+X”法律服务模式，即设立1个综合调解室，整合律师、调解员、志愿者等多种力量，推动法治宣传、综合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法律服务“五进”网格，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法治体系建设，创新组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局，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区法院、检察院分别设立安全生产审判庭、检察室，专门受理、查办和审判安全生产案件，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得到依法落实。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改革，成立全国首家食品药品案件巡回法庭，构建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监管、刑事执法、司法审判三位一体的食药监管新模式，为强力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新机制和新途径。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范文6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制；对策
我国农村信用社目前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应主要为社员服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社的贷款利率高于其他商业银行，所以，农信社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这对于农信社的经营者而言确实难以把握，所以，信用社改革势在必行。
1.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必然出路
1.1改制是农村信用社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立足的必然选择
入世以来，我国经济逐渐同国际市场接轨，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也逐渐受到市场经济影响。随着近年来国家农业相关政策的出台，农村金融市场的广阔天地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逐渐被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甚至是国外商业银行所重视，农村金融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而长久以来，农村信用社依靠自身网点优势和政策优势独占农村市场，虽然自身有独到的经验，但是由于缺乏竞争，各种问题也相当突出，服务意识淡薄、相关金融产品的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服务环境和质量不高，这些都是众多问题中的突出方面，与其他经过长期发展完善的商业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只有通过改制来完善和修正相关问题，才能在发挥自身固有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农村金融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并得到长久发展。
1.2改制是适应“三农”发展的重要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进步，我国农村社会有了很大转变。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水平和精神需求也逐步增长，现代化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农村建设对资金和相关金融配套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虽然国家在这些方面有着很大的投入，但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是不可缺少的，它比其他途径更加快速而有力。农村信用社多年来作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与三农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农民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不仅是自身质的飞跃，更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2.农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深入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要求继续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坚持分类指导，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增强资本实力；坚持经营管理重心下沉，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的长期总体稳定，减少行政干预；省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总的来说，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战略要求符合农信社改革现实需要。
2.1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
监管部门提出从2011年起5年内全面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合行要全部改制为农商行。但从我国农信社改革历史看，农信社改革一直沿着股份制的方向在进行。因而，相对于产权制度优劣的争论，如何完善现有制度下的治理结构更为重要，如何完善金融结构的治理结构也是危机后讨论和改革的重点。目前在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商行需满足的条件中，除需满足资本充足率、拨备率、不良率等监管指标外，监管部门对股权结构也有明确规定。之所以对股权结构采取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经验，通过提高法人股的持股比例来解决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问题，从而有利于农信社建立起真正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2.2对省联社“淡出行政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存在的争议
当前对于省联社行政职能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管人”，一方面，基层社的高管选聘虽然由省组织部门和省联社联合提名，基层社股东大会选举，但实际操作中由于采取等额或较小差额比例选举，导致基层社话语权较小；另一方面，省联社是由基层社入股成立的，但省联社的高管是由省委组织部任命或等额选举产生，基层社对省联社高管选举同样没有话语权。二是管“财”，即基层社大额财务开支需省联社审批。包括购置车辆、购买办公楼、网点设定装修等费用支出。三是管“大额贷款”。基层社一定额度以上的大额贷款都需向省联社报批。当前改革中，对省联社哪些职能应淡出、以及如何淡出仍存在较大争议。
2.3关于在改革中保持农信社体系完整的重要性
目前，省联社与基层社在管理机制、业务流程、后台建设等方面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行业体系，而从改革成效来看，这一体系也是适应农信社行业发展需要的。而在新一轮改革中，如果忽略体系完整的重要性，则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甚至风险。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的长期总体稳定，这一判断是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和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经济仍以分散的、小农生产形式为主；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户金融需求开始多元化，除用于农业生产以外，消费贷款、住房贷款、创业贷款、商业贷款等金融需求开始增加。对于分散的、多元化的、小额的金融需求，小型金融机构更具有灵活、快捷的优势。
3.对策建议
3.1由县级政府牵头成立强有力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协调机构，具体负责辖内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
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总调节人。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需要深入研究，多方面推进。落实优惠政策的主要单位有国地税、财政、工商；改革方案的支持单位有县直各有关部门；参与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全过程的单位有人民银行、银监部门。这些单位多属于垂直管理性质，要想使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形成合力，就必须加强县级人民政府的督导作用。因此，必须成立强有力的县级农村信用社改革协调机构，扎扎实实地履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协调职能。
3.2明确分工，明晰成员单位在改革中的职责划分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优惠政策较多，涉及的单位和部门众多，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各成员单位支持信用社改革的具体职责。职责不落实，改革就不协调，优惠政策就难落实，也就难以实现农村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的目标。必须建立横向联系、纵向审批、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切实支持辖内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
3.3多方协调联动，全力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
要积极扶持，不要干预农村信用社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在资金扶持方面，要积极引导各类涉农资金、财政预算外资金等存入农村信用社；在减免有关税费方面，凡是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能决定减免农村信用社相关税费的项目要尽最大可能予以保障；积极协调公检法司等多方力量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要优化环境，不要把信用社当成自己的第二财政。要防范风险，切忌插手农村信用社的人事安排。各部门要明确分工，认真履职，全力配合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落实好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为部门利益使国家优惠政策打折扣；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制定好配套措施，不为以往的改革思路限制；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不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设置障碍。
信用社是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的阶段性必然产物，现阶段信用社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信用社的功能作用、服务水平以及政策给予支持与扶持，使其得以完善，对于稳定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振宇.农村信用社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金融界网》，2011-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