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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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科学论文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1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2

一、 学科性质:语文学科教学近十年来的研究重心

1.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学术关注度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近十年来语文学科教学领域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核心范畴。这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时有研究文章见诸报端。统计中国知网(CNKI)1996至2008年间以“人文性”为主题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语文”主题的文章数量(见下图),自2001起,“人文性”成为整个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其中,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对于“人文性”的关注又尤为突出。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源于当时语文教学问题的集中爆发。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涉及到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考试评价、课堂教学、教材编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个层面的问题最终都被归咎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厘清语文学科性质来解决语文学科教学的所有难题,带领语文教学步出“误尽苍生”的困境,学科性质之争因而受到空前的学术关注。

2.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表述与实质

“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结果首先出现在2000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其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则进一步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新课标”中的表述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层面,“新课标”明确指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并不能带给语文课堂教学以切实细致的指导,广大一线语文教师陷入了迷茫与试误之中。在理论层面,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表述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①。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用不科学的含混的概念来为语文课程定性,以致引起种种误解和歧义”②。

近十年来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的“文”与“道”之争。“文”与“道”的说法最早是由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来的,“文”为形式,“道”为内容,“文”和“道”说的是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形式与内容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存在形态。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语言形式为表,思想内容为里。没有形式的内容与没有内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纪之交的语文学科性质之争,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换“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纪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临环境极端恶化、生态遭到破坏、能源逐步匮乏的人类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对策是:复兴人文主义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学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张,这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语文教育。然而,“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仍然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形式与内容”的老问题,且历史上已达成过“文道统一”的共识。

二、 方法论反思:“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与视角考察

1.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逻辑谬误

分析众多研究者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概念分析,具体研究形态为对“语文”二字进行拆分解析,“语文”二字被拆解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多种情况,基于拆分的基础再进行解释说明,从而得出语文学科的性质;一为历史梳理,1949年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讨论旧有的“国语”“国文”两门课程时,提议一律更名为“语文”,叶圣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这两种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维模式:语文学科是一个既已存在的事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质,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据语文学科的性质,再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从而带动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梳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属于上述思维逻辑的具体表现。

谬误发生于思维之链的起端。将语文学科教学的系列问题寄希望于学科内部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论问题是否是“语文学科性质”,则大可值得深究。语文学科是业已存在的客观实体,还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为了学生的语言发展而作的主观设置?早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就撰文提出要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认为“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④。语文学科教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其教育价值观和学生发展观,应该说,这是一个灵魂问题。学生的发展和教育的机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纯“科学”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对人的身心发展的要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语文教学有一种价值的预设,有一种预期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是在主观上预先建立起来的教与学的形象。价值预设决定了语文学科教学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提供给我们今天的研究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在讨论语文学科的性质之前,我们首要应考虑的是: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这是一个关于语文教学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学科性质的事实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倒置,实然对应然的替换,是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论证过程中表现出的逻辑谬误。

2.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视角局限

所谓研究视角就是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层次的途径和哲学观。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的话语。研究者以“语文学科性质”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种从客体的角度去解释分析的“实体思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怎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⑤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阐述了两点:一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仅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囿于机械唯物论及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视角,将文与道、内容与形式放在二元对立的两极,往往强调一面而忽视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语文学科教学中主体的实践与活动。语文教学内在地蕴涵着教育中的价值、关系、过程和多元活动,语文教学不是一种“作为事实”的存在,而是一种“作为关系、过程和价值”的实践样式!

“语文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有“语文”,更有学生、教师与社会生活,是一个人与语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多维互动过程。关注于“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转化,即以“语文”替换了“语文教学”。我们无法以一个静态的“语文”概念来代替一个动态的“语文教学”过程。一切的教育价值理念与课程设计,只有进入具体的教学场域,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才能真实地达成。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必须是“基础的”理论,换言之,基础理论是相对于“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理论,是能解释、说明这门学科中最为基本的范畴的理论及其体系。把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脱离语文学科教学与学生、与教师、与社会生活等多重复杂的关系来进行理解与研究,漠视了语文教学的过程属性与过程价值。“我们过去总纠缠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这是没有意义的。”⑥ 我们必须要从对于“语文是什么”“语文应是什么”的思考转型为“语文教学是什么”“语文教学应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学生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多种语言活动形态对主体的发展效应。后者则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立体的分析研究,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二者的研究视角、思维方式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 “回到原点”: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论域转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践平台。随着学校层面的深刻变革,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一个学科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对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无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是外在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唤着语文学科教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论域的转换。

“回到‘原点’的思考是重建体系的出发点。”⑦“‘原点’,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双重性。作为起点,是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为终点,是原点发展的文化积累的结果,是起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原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一个范畴。抓住了原点,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⑧

“回到原点”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主题、研究的起点。教育与教学,使一个人从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因此,教育教学,就是对人的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把握。语文学科教学只有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才能无限接近其本意,实现学生真正、真实的语言发展。活动是主体发展的基本方式,学生的语言发展是在言语活动中生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在言语活动中转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学科教学就是科学、合理地为学生组织、设计和展开多种形态的语言教学活动的过程,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形成与情意发展都是在言语活动中,通过言语活动而实现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主战场,回到课堂教学,探索学生通过言语活动,如何实现语言及其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回到了语文教学的“原点”。重视学生主体,抓住“活动”这一重要范畴,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把握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改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语文教学领域的研究需要转换研究的论域,从“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语文课堂教学中现存的问题。言语活动既是学生语言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研究学生语言发展问题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语活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并指向不同的发展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思路,对言语活动的形态、机制等命题进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进一步的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语文学科教学研究同样面临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静态的、单纯的逻辑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分析。视角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不同的视角会使我们对语文教学产生更多崭新的认识。

总之,“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体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语文学科教学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关系”“过程”与“价值”的思维方式。回到课堂教学的“学生言语活动”研究,便是主体意识、价值意识、过程意识和实践意识在具体研究论域中的实现。我们呼吁语文学科教学领域通过研究论域的转换,用本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立场,通过对语文教学这一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础理论与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①倪文锦著《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语文建设》2007年7至8期

②钱梦龙著《训练――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叶圣陶著《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节著《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访谈》,《语文建设》2008年第9期

⑦[美]马・J・阿德勒著《哲学的误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3

“署名”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我们把它和人格、境界这样一些操守联系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在“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现出大的人生境界来;虽然只是小事一桩,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

蒋路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他的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而且助人不图名,情愿做无名英雄。由北大李赋宁教授主编,刘意青、罗经国等教授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一书在出版前,曾交由蒋路先生校订,同为编辑的艾珉女士回忆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且是重要的作者之一,可是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学者蓝英年先生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蒋路的另一件“拒绝署名”的往事:“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此外他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翻译家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也写到了一件相类似的往事:“《生活与美学》的译者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既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但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

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研究历史的权威。前些年,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担任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此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字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很多教授,出于虚荣心,在学生研究发现的科学论文上硬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做法,与蒋路、林增平及钱学森相比,境界之高下显而易见。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一样,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种已经稀缺了的人格修为,但这种修为却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会永远闪耀着光芒。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4

Abstrac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great number of high-level translator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still in urgent need. In this paper,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Practical Approach is briefly review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o handl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translation market,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on transl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关键词: 科技英语;翻译;教材;翻译人才培养

Key words: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ranslation;textbook;qualified translator cultivation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2-0263-03

0 引言

科技作为人类追求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工具永远离不开人文。二十一世纪是科技发展迅猛的时代,科技翻译在促进世界各国科技的研发以及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不少人包括一些翻译教育人士,依然认为科技翻译或技术翻译是一种低层次的词语转换行为,跟文学翻译无法相提并论。正如《技术翻译:技术文献翻译中的可用性策略》的作者朱迪・拜恩(Jody Byrne)指出,技术翻译长期被视为翻译界的丑小鸭,尤其在学术领域,它常被归诸于最低级的翻译活动。[1](任朝迎译)。就我国的翻译现状而言,从规模上看,可以称得上“翻译大国”,但并不是一个“翻译强国”,真正高水平的职业译者很少。由此,我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截至2010年9月,获准试办翻译本科专业的高校达31所,获准试办翻译硕士专业的也已达158所[2],现在开办翻译本科和硕士专业的高校则更多。然而,在目前高校的翻译本科、硕士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盛行,教学内容仍以讲授翻译理论、翻译史及文学翻译为主。有些高校虽开设了非文学翻译课程和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但真正做到把科技翻译、工程翻译等作为教学内容的课程却少之又少,教学内容大多与翻译市场的社会性、实践性需求严重脱节,科技翻译人才培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在概述《科技英语翻译实用教程》[3](以下简称《教程》)所编写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基础上,反思我国科技翻译人才培养现状,提出要解决高校培养的科技英语翻译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之间的矛盾,很重要的两个环节就在于解决科技翻译教材建设问题和翻译教学问题。科技翻译人才培养就是要以科技翻译教材的内容为突破口,将教材内容与翻译市场需求、将教材内容与学生的需求、将翻译教学内容与各专业学科和翻译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满足社会需要。

1 《教程》一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教程》一书共三个部分十八章。第一部理论篇,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技巧实践篇,包括第三章到第十五章;第三部特殊应用篇,包括从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每一章都配有科技英语翻译实践篇、练习以及专题常用词汇。此外,在素材专业领域的选择方面,《教程》不仅把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素材囊括其中,而且还选取了科幻小说题材,拓宽了狭隘的科技翻译的教学和实践内容,有利于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

第一章对科技英语及其文体特点、科技翻译标准以及适用理论、科技英语翻译技巧和科技翻译发展历史进行了概述,并以《科学美国人》等科普类杂志上的英语原文为实践篇进行。第二章主要讨论英汉两种语言在思维和文字方面的对比,并以科幻小说为专题进行实践练习。过去科幻小说中的很多科幻技术已经完全成为当今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设备,如计算机、手机以及机器手在工业上的应用等,故此专题能为拓宽学习者视野,提高其学习兴趣。

从第三章到第十五章,每章分别从直译和意译、音译与形译、顺译与倒译、分译与合译、重组法、转译法、增译与减译、正反译法、替代法以及重复法等翻译技巧的定义、类型或应用等方面进行阐述,并以不同专业专题,如计算机、信息与自动化、电力、管理、材料、建筑、机械、农业、交通运输、环境、地质、测量、采矿、矿物加工、冶金、林业、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科技文献为翻译实践篇进行分析讲解。与其它翻译教材相比,《教程》在翻译理论上着墨不多,除一般性概念外,稍加了一些逻辑辩论;忽略了那些存在争议或只在英语学界存在的理论研讨部分;降低了《教程》的学习难度,使更多学习者能进行无障碍学习;精简了《教程》的文本结构,突出《教程》编写的工具性目的,具有现实性意义。

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分别介绍了科技英语论文摘要的特点、类型、常用句型以及科技英语中图形、位置的表达方式和翻译方法。第十八章就科技英语中数量、倍数的常见表达方式及其翻译进行了总结。本书所选的单句和语篇,多选自近3年内各专业领域资料,既侧重于专业性基础英语,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新视野,又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相关的科技发展动态和现代科技前沿,为学生实现英语的工具功能提供新的体验。

《教程》在每章介绍基础翻译理论后,附上或选自国际知名刊物如Nature、Science等的文章,或选自专业英语书籍的语篇,进行翻译实践。这些文章既涉及科学论文又涉及知识产权专利、操作说明书等。编者对节选文章中的复杂句和长难句做了详细的分析,书后附有参考译文。这不仅有利于读者学习科学期刊的语言风格,更有助于提高其用英语撰写科学论文的能力和与外籍人士就专业技术进行沟通的能力。《教程》的出版,对科技英语的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然而,尽管编者尽全力进行编写创新,《教程》一书仍存在一些问题。

①排版问题。尽管《教程》在总体设计上把所有编写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合理而有创新,不过由于排版失误,导致目录导读与书中内容不一致,如目录页中缺少了“第一部分为理论篇、第二部分为技巧实践篇、第三部分为特殊应用篇”,这使得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容易丧失对全书把握的整体观。

②编写内容。《教程》内容覆盖面广、选材新,但因篇幅限制,各专业所选取的材料不够丰富,各章所附的常用科技词汇比较有限。对翻译专业学生或英语专业学生来说,即使学会使用这些词汇,也仍与用英语进行科研交流的行业人员差距甚大,因此,在词汇方面还需提供更多参考文献,方便自学。

从本质上说,科学是探索客观规律的活动,而语言仅是用于描述其内容的工具,不管使用汉语还是使用英语,都必须遵循符合客观事实的原则。然而,由于参编人员都只具有英语文学专业背景而缺乏专业背景,书中某些地方的译文,难免有失准确。例如:

原文:The two methods, overall least squares fitting and B-spline approximation, are both sensitive to noise because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minimum sum of squares of geometric distance and the latter is based on pixel interpolation.[3]

译文:最小二乘法和B样条优化逼近这两种方法,因为分别建立在几何距离平方的最小值和对像素插值的基础上,均易受到噪声的影响。[3]

对照原文初看,原译文似乎并无不妥。不过对专业人员而言,原译文显然欠准确。显而易见,这是因编者缺乏相关专业背景知识所致,因为平方和的最小值与平方的最小值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建议改译:最小二乘拟合法和B样条近似法这两种方法均易受到噪声的影响,因为前者以几何距离平方和的最小值为基础,后者以像素插值为基础。

因此,为了确保译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翻译专业语篇时,今后还需要加强与专业人员的密切合作,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尽量避免科学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

损耗。

2 《教程》一书引发的思考

正如有识之士指出,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4]这就意味着,高校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如果要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就必须进行一系列教学以及管理上的改革。而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正是这一系列翻译教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事实上,重视翻译教材建设,重视翻译教学也是提高翻译教学质量、培养翻译人才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2.1 重视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应加强教材建设 翻译教材建设应该体现工具性特点。蔡基刚教授曾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基本上都是选取富于精神内涵的材料作为课文”,这“只会使我们的外语教学脱离实际,变得毫无生气,使我们的学生无法应对现实世界的需要”。换言之,“大学英语教材不应只是人文性和一般文化介绍,还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学科性。”[5]

“近十年来,有关语种互译的教材变得红红火火,如英汉翻译教程,包括正式出版和内部使用的不少于100种,但重复多,创新少。”[6]如此重复编写教材,明显不利于翻译教学以及对翻译人才的培养。现在的翻译教材建设情况,与十多年前相比,无论从数量、质量、编写内容等方面都已有很大改观。不过,总的来看,翻译教材,特别是翻译硕士阶段的教材,基本仍以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居多,其编写内容跟职业翻译实践的关系并不密切。即使是科技翻译教材,情况也是如此,科技翻译的实用性、工具性未能凸显

出来。

科技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其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高校把科技英语作为课程甚至是专业方向进行了设置。要开展好科技英语的教学,就必须建设合适的科技英语系列教材,并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学科性”的特点,这样教材建设才不会“忽视大学生的专业特点和个人需要,忽视社会需要”。[5]

科技英语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同专业如地质、采矿、冶金、材料、机械、电力、仪器仪表等都有各自的专业词汇。“科技翻译工作者要熟悉所服务的行业的基本情况和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英语能力只是科技翻译的一个要素和基本能力,如果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是无法正确的理解科技文献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讲话内容的。”[7]科技翻译工作者应该是通才基础上的专才,杂家基础上的

专家。[8]

《教程》正是基于社会的需求,学生个人的需求,在教材内容编写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把实用的翻译技巧与专业知识进行了有机结合。无论例句还是语篇翻译实践或练习,都涉及到科技英语的十多个专业领域,启发学生站在学科前沿高度,深刻把握市场需求,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拓宽知识面,学习市场急需的技能,以适应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人才要求。因此,《教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翻译教材应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特的编写

目的。

2.2 重视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应依托基于内容、重在实践的课堂教学 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一批具有知识性和学科性特点的高质量教材,同时还需要高质量高效率的翻译课堂教学。科技翻译课堂教学过程中,翻译授课教师不仅需要选用合适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以教学内容为依托,绝不能偏离科技题材或其他应用性题材;而且还需要以任务型教学理论为指导,以社会翻译项目为导向,构建一种新型的课堂社会化教学模式,即“将翻译课堂教学与社会翻译实践操作模式相结合,让学生在具体的翻译项目运作过程中,通过各种互动、合作式学习来获取知识,提高学生翻译能力而构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9]。道理说一千遍不如亲自体验一次,与其灌输学生很多生硬的翻译理论,不如直接让学生进行翻译活动更有实际效果。这就要求翻译课堂的教学回归翻译实践的本质,重视社会翻译实践教学。

就翻译实践市场而言,科技英语翻译无疑具有巨大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对翻译教育而言,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完整的、多层次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不过,科技英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科技翻译人才培养过程中,既应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也应重视社会的需求,并在加强翻译教材建设的同时,适当调整翻译课程的授课内容,建立以内容为依托、以任务型教学理论为指导的课堂社会化教学模式,同时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网上教学,指导学生处理翻译同类文本时,尤其是在翻译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领域题材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样,就不会把学生培养成一批批的脱离社会需求的“学生产品”,而是将他们培养成为满足社会性和实践性需求的合格的科技英语翻译人才,从而全方位提高翻译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Byrne, Jody. Technical Translation: Usability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M]. Dordrecht Springer,2006.

[2]翻译本科专业试点院校名单.翻译硕士专业试点院校名单[J].中国翻译,2011(2).

[3]任朝迎,李桂丽,刘芳.科技英语翻译实用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4]卢思源,吴启金.展望21世纪的翻译教学与研究[J].中国翻译,2000(1).

[5]蔡基刚.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J].外国语,2010(6).

[6]许钧.切实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J].中国翻译,2001b,(1).

[7]杨会军.科技翻译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J].上海翻译,2006(2).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技新闻 科学态度 科技视角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技新闻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提高科技新闻报道水平和传播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技新闻除了要写得准确到位外,生动耐读更是其生命力所在。否则,科技新闻一旦进入“论文式”和“鉴定式”的误区,写出来的报道“圈内人”不爱看,“圈外人”看不懂,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如何才能“妙笔生花”,将科技报道写得好看耐看?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实践,笔者认为,写科技报道一定要做好“翻译工作”,用老百姓都能懂的“普通话”来讲述严谨深奥的科学事实、科学现象以及科研活动,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一个重要环节是要善于把高深的科学原理和技术问题,用通俗化的科普语言表达出来,也就是要掌握科技新闻的“翻译”技巧。可以说,科技新闻写作是一门“翻译的艺术”。本人在一次采访安徽医科大学校长张学军教授时,他身有感触地告诉记者,看皮肤病的患者,你告诉他是“银屑病”他可能听不懂,但告诉他是“牛皮癣”他会立刻明白。再如,当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的我国首台核心路由器每秒信息吞吐量达400亿比特以上,“比特”是计算机储存基本单位,“400亿比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读者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写作时就把它“翻译”为:“相当于每秒传输25亿个汉字信息,也就是说,1万册每本25万字的图书,在核心路由器上一秒钟就能完成交换传输任务。”读者看了这段文字,不仅对“400亿比特”概念有深刻理解,而且还会对研制出如此高水平成果的科学家产生钦佩之情。

科技新闻报道的内容是科技领域发生的事实。许多科技问题专业化程度高,深奥难懂,多数读者没有接触过,自然感到陌生,难以理解。即使是专业科技人员,他只能懂得一门或几门科学技术,对其他门类的科技问题仍然不懂得。科技新闻这种很强的专业性限制了读者范围。综合性的科技报刊主要不是给有某一方面专业知识专家们看的。它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专业知识不多的普通群众。科技成果的创造者与读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就需要科技新闻工作者去架设桥梁,通过科技新闻把科技成果介绍给众多读者。如果科技新闻照抄照搬科学论文里的原理、定律、公式、概念、术语、符号之类,除了少数几个专家,是没有多少读者能读得懂的。科技新闻工作者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把深奥的专门化的科技问题化为通俗的、大众化的新闻,才能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得到众多读者的承认,推动科技成果的加速转化和人民大众科技素质的不断提高。科技新闻如果不能解决通俗化问题,所谓科技新闻就不成其新闻,只能算科技成果内容简介,或者新发明、新创造和新技术说明之类,它的读者只能局限于某一具体专业科技工作者的小范围。

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信息通过载体传播出去,必须在受众接受之后,才算完成传播的过程。而要使信息被受众主动愉快地接受,信息本身及其表现形式必须能激发受众的兴趣。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一组双方都感兴趣的符号聚在一起,就构成传播。科技新闻以传播科技信息为主,因为专业性强,业务术语多,往往显得多书卷气而少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形象性是新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科技新闻工作者首先要以科学态度报道科技新闻。报道科技新闻要有科学态度,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既不允许夸大,更不允许作假。以科学态度报道科技新闻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科技新闻报道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准确的,另一层是对所报道的事实的评价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新闻的生命是真实。科技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分支,自然不能脱离这个根本前提。而科技新闻的真实性又具体表现为科学性。科技新闻界有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性是科技新闻的生命。也就是说,科技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实在的,包括所叙述的概念、数据、情节、人物等等,都是准确无误的,经得起检验的,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都是科技工作者在前人走过道路的基础上,经过细致严密的设计,反复实验、计算、检验才能取得结果。因此,以科学态度报道的科技新闻,应当有根有据,不能听见风就是雨,更不能把子虚乌有的东西当作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来报道。

科技新闻要唱主角,吸引读者广泛关注并引起热烈反响,必须与重大时政相结合,提升重要性、权威性。本人利用自身担任省科协妇委会工作期间,多次参与完成省科协妇委会组织的各项任务,每次活动能热情参与并及时进行采访报道,扩大活动宣传效果。积极参加省科协妇委会组织的多次下乡考察、调研活动,2011年4月,在颍上下乡活动后,及时在《安徽科技报》上发表了《省科协、省科协妇委会领导组织的赴颍上考察、调研》图片宣传报道。2011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在六安市静安区三十铺采访中,本人采写的新闻专题报道《盛开在希望田野上的一颗奇葩》,较好的宣传、展示了“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农村妇女致富带头人的典型事迹,在《安徽科技报》一版刊登,引起农村养殖业界、特别是农村妇女同志广泛关注,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科技类媒体和记者不要以为自己是专业媒体和跑线记者就退避三舍,仅做旁观者,而是要主动“介入”,寻找重大事件中的科技因素,然后从科技视角切入,写深写精,这样往往会比动态性报道取得更好的效果。如北京奥运会,这是一个任何媒体都会参与的重大事件,奥运会不仅是体育赛事,其中的科技含量也很高。北京奥运三大理念中就有“科技奥运”,从场馆设施到兴奋剂检测、开闭幕式,奥运会既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场科技盛宴。

总之,写好科技报道吸引读者并在关注度上有所突破,只有不断提高科学性,趣味性,深入浅出,将抽象理论具体化,将理性概念感性化,使报道贴近百姓,科技报道才会有生命力。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6

那天,我们景区来了几个美国人,我想趁此机会练练英语口语,便自告奋勇给他们当导游。谁知这几个老外摆摆手,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话说:“小姐,咱们说普通话吧,中国话很美!”我听了有点儿失望,但更多的是自豪,于是我非常尽心地用普通话为他们介绍我们的每一个景点。然而,当我用“剽(biao)悍”一词来形容我们演出团的一个蒙古族小伙子时,一个老外一本正经地纠正道:“不对。不对,小姐,这个词应该念‘剽(piao)悍’,而不是读‘长膘’的那个‘膘’的音。”我听了大吃一惊----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竟想当我的普通话老师?但我不愿扫了他的兴致,便不置可否地朝他笑了笑。回到家,当我翻开词典时,居然真的是我错了。现在想来,真是惭愧极了。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字说错了算什么?那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中国人不是照样干活,照样吃饭?我可不这样看,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统一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讲好它。何况我们是在祖国的窗口城市----深圳,我们从事的又是窗口行业——旅游业。我们不但要告诉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景观,而且还要告诉他们,在这里,您处处都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标准的普通话!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从大处讲,推广普通话,说好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从小处说,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沟通交流的需要。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那些因南腔北调所闹的笑话,那些因语言障碍所造成的麻烦还少吗?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湖北人,母亲是潮汕人,当年,为了支援山区,他们来到了湖北的一座小山城。可以想象,在那偏远的地方,我那说着一口带有浓重潮汕口音的所谓“普通话”的当医生的母亲,与她的病人,同事的交流是多么地艰难呵!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与我那说四川话的奶奶之间的家常谈话也存在着严重障碍,虽然我的父亲不时地给她们充当翻译,但我们知道,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文章兴许经得起这样一次次的翻译,可这是最朴实的家常话,每一次这样的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感上的剥落。于是,就在一个屋顶之下,就在一个家庭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就使人与人之间的障碍那样地难以逾越,小小的家庭变得那样山高水远!为此,在姐姐和我出生以后到了学说话的年龄时,我的母亲就让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她要让她的女儿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后来,我姐姐成了师范专科学校一名出色的普通话语音老师,而我则来到了深圳,成为了著名旅游景点的播音员,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为特区的旅游事业贡献着我的力量。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话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国际上占有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它成了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了香港,澳门同胞以及外国人争相学习的热门语言。普通话,在这个时候,它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沟通的需要,它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它让我们骄做!它让我们自豪!它让我们扬眉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