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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1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建筑教育的现状，重点强调了在成功素质教育理念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设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生态学等等，都对建筑学专业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建筑学专业教育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建筑学专业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确保教学质量的稳定提高，是建筑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院建筑学专业在专业目标教学体系化改革的基础上，强化教学质量，进一步探索在成功素质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不断完善，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等建筑教育为与国际接轨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在评估的标准要求下， 培养计划逐步规范，产学研结合较紧密。但总体而言，全国近80 所建筑院校普遍存在着重技能培训的倾向，教学体系中主干课与相关课的关系呈纵向线型模式，基本知识的传授较扎实。但是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重书本轻调研， 重表象轻能力
从教与学两方面来看， 大多重视和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学生多依赖于书面资料获取知识， 重视对优秀作品的表象学习， 轻视调查研究， 缺乏对深入、细致、艰苦的实地考察环节重要性的认识。而我们的设计课教学由于受课时的制约， 学生调研“走马观花”，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不够深入， 势必影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重成果轻过程
建筑设计作为主干课程， 我们一贯以“最终图面成果”为评判依据， 图面的表现技能则直接影响了其好坏的评价。而对设计过程中学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思考及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或少作评判依据。在此无形的导向之下， 学生往往只注重手上功夫的技能训练， 计算机制图等手段的运用， 而淡化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因而涉及问题面窄，研究问题肤浅。
（三）重仿学轻创新， 重专业轻综合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量大、速度快， 查阅资料十分便捷， 加之我国建筑知识的普及性低， 人们对建筑好坏的评价常取决于表象、取决于 “新奇”。 出现了在建筑设计中拼凑“名作”、“复制杂志”的“仿学”现象。这样一来无形中抑制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造成在特色与创新方面能力的匮乏。
（四）重分值轻素质
建筑学专业具有艺术与技术的双重特征。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下， 大多数院校建筑学专业招生按分数线自高而低进行录取， 几乎无法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建筑学专业的基本素质。招生中这种重分值轻素质的现象， 常常导致大学学习阶段“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
专业教学改革措施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特点是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和专业的开放。如何发挥优势， 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探求自身培育特色， 形成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开放性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值得广泛、持续和深入地研究。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目前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12个学分的跨学科选修课，体现了专业间的开放性。根据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开设了建筑经济、建筑环境心理学、西方哲学专题、现代企业管理概论、建筑文化与评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摄影等选修课，这样，既可与社会对建筑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相接轨， 也可以使学生在建筑设计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度得以升华， 进而起到促进其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专业的开放， 则应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 发挥教师来源广泛和年轻富有活力的优势， 加大系内选修课的开课量。城市建设学院有建筑学、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属相关学科，专业间选修课甚至专业课和学科基础课亦可以有一定量的开放性， 如土木工程的“房屋结构、地下结构、大跨度结构、特种结构、道路立交设计”及建筑学专业的“美术、设计基础、公共建筑设计(一)、建筑构造、阴影透视”等课程， 若以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选修课环境， 相信定会对学生的培养创造富有特色的良好发展空间。主要措施如下：
1.贯彻整体优化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并严格执行，以保证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2.改革设计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变类型教学为目标教学，重新修订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在一至三年级实行教学年级责任人和骨干教师制度，而在四至五年级则实行教学专门化制度，强调教学的环节控制，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
4.聘任教师实行公开评图制度，加强学生参与意识与竞争意识；
5.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对教学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教学保障体系，以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正常进行；
6.抓紧重点课程建设，以专业主干课(含试验课) 、专业基础课和主要基础课为课程建设重点，对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配备、教材及参考资料等均进行了认真研究，制订出改革措施。从而带动了各相关课程的整体发展；
7.发挥教学督导小组的作用。组成由系主管副主任任组长的督导小组，对教学计划、上课情况、设计任务书的制定、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等作出评定工作；
8.完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实习中的教学环节，规范实习要求和内容，全面提高实习质量；
9.构建专职兼职结合的教学评价机制；建立开放的教师教学业务能力资质认证制度，扩大学生在教师评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三、在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
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为了避免技术基础课与设计主干课脱节的现象，要求按职业资格考试和专业评估要求培养学生。根据成功素质理论在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每个设计课程中，注重配合环境设计、建筑物理、技术、设备、防灾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注重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分析，按教学要求将技术基础课的知识贯穿到各个设计主干课教学环节中。该系列课程包括建筑技术、建筑物理、建筑设备、建筑力学及结构等，它的建设主要是解决与设计主干课程的配合、交融问题，使其真正起到为设计服务的作用。采取的主要措施为:
1.三年级上期的设计课中，结合住宅设计将建筑构造的知识运用，让学生完成从环境设计、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建筑构造设计等系列设计。
2.在三年级下期的设计课中，结合科技设计将工业设计、智能设计等构造知识相融合。结合博览、美术建筑将建筑物理中的光学、热工等知识相运用。
3.在四年级的高层设计中，要求运用建筑设备、建筑防灾知识。
4.五年级的厅堂设计中，要求结合建筑物理的声学知识。
5.毕业设计则是综合运用各类知识。
四、几点思考
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专业从起步到稳步发展，虽然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了一些特色，但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拼搏。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何解放思想，树立“可持续性”的学科发展观念，完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宗旨，我们初步设想：首先，强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建筑学专业在成功素质理论教学体系中求发展，以加强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为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立足“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改思路，要积极培养、引进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要研究探索学生乐于接受、行之有效和适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新方法。此外，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强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建设与应用。只要我们勤于思索，勇于创新，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一定会显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首届全国建筑学专业学位研讨会、专业教育评估研讨会资料汇编. 国务院学位办编印,1992.
［2］林涛.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 高等建筑教育, 2004(1).
［3］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欧洲教育考察团. 欧洲建筑教育考察思索［j］. 建筑学报, 2000(6).
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2
当前，项目管理理论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基于此，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项目在管理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项目管理理论的预期效果。随着项目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项目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解决了项目管理理论所不能及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项目治理的兴趣愈发浓厚。尽管对项目治理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从微观组织层面对治理的基本界定，即从制度层面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改善公共项目的管理绩效是世界各国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以PPP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兴起，使得对其项目管理活动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公共项目治理发展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脉络
2.1 项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项目管理进入了理论分化阶段。所谓分化是指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多种范式并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若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现代项目管理称为广义的项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项目管理理论可称为狭义的项目管理，它强调在管理层面从技术方法的角度对现代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属于管理技术范式。在重新定义项目内涵的基础上，欧洲最早提出了项目治理，侧重对项目管理制度基础的探究，属于治理范式。
公共项目的管理技术范式与治理范式的区别相应体现在对项目本质、项目价值的认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2.2.1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脉络
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兴起依托于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透过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项目管理研究的范围已极大地扩展，具体包括：①单个项目的项目管理研究；②企业间项目的研究；③多项目的研究；④项目生态的研究，即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等角度研究项目。项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项目研究领域的扩展过程，呈现出二维发展趋向：①从强调一方主导的项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项目治理；②从单个项目治理到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如图1）。
2.2.2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
国外项目治理理论中没有明确地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隐含在项目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中。
（1）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多项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项目型组织治理的学者。他认为项目型组织中存在着公司治理、公司环境治理、单个项目的治理三个层次。在公司治理层次上，通过定义正确的项目组合、项目集和项目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在公司治理和单个项目之间的层次，通过适宜的项目组合和项目集治理及管理结构来支持单个项目。在单个项目的治理层次，包括三种角色：制定项目目标的经纪人（broker），明确如何产生项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员（steward），监管项目的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将项目治理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项目治理的功能就是从战略高度保证项目成功，且有助于企业的成功。
（2）企业间（组织间）的项目治理——多主体参与的项目契约组织的治理
企业间项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针对伴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项目，集中于大型项目和PPP项目。
企业间项目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项目中存在委托的经济关系；二是项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在企业间项目治理理论范畴内，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核心内容，规定了项目契约组织的构成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项目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运行的载体。与治理结构相比，治理机制还涉及到市场环境和交易体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项目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具有相对灵活性。
2.2.3 国内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1）萌芽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分析业主不规范行为产生的制度原因。罗建华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项目业主行政和市场的不同均衡结果。沙凯逊等提出需要从项目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上考虑项目的治理方案。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及公共项目治理，但隐含地提出了治理问题，形成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思维片段。
（2）发展期
2004年，尹贻林等率先提出了项目治理的概念，成为国内公共项目治理萌芽和发展的分水岭。自此，国内对项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温，这种趋势从项目治理的相关文献数量中可见一斑（如图2）。
在此基础上，以天津理工大学尹贻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针对国内公共项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设计问题，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过构建公共项目管理运行基础和责权利的体系框架影响项目管理绩效水平及项目成败，初步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及其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的架构。
与此同时，以山东大学丁荣贵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管理学研究范式下，借鉴了统一软件开发过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过程的项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统一分析过程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相关方的需求获取、治理角色的定义、治理角色实现的风险识别、治理角色之间关联关系的建立，并基于该模型对政府投资的R&D项目、科技项目的治理进行研究。
综上，国内外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围绕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基础展开，即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励、调节、引导和控制参与公共项目管理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以达成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
3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
3.1 公共项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项目的交易属性
项目治理理论受组织理论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启发，深入考察了项目作为一种临时性契约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研究这种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认为，公共项目是在公共需求带动下的项目组合形成的政府投资人与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一系列契约的缔结体。
（2）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特点
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在产出过程中面临比企业组织更多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上升。这也使得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的协调量比一般项目契约组织的协调量要大，因而对承包商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共项目实施前后往往都有相关的前期项目或后续项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约组织的临时性。
（3）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混合控制权治理
主流治理理论的研究大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公共项目治理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混合或者联合的治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委托代建模式会出现项目所有权有条件的部分让渡，政府业主和人都会有资本的投入。这种混合治理是区别于一般项目治理的重要特点。
（4）公共项目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公共项目治理具有强制度、依赖性，尤其是我国公共项目正处于项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转型期，公共项目治理表现出对旧体制路径的强依赖性。虽然采用了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但受传统思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影响，新的项目管理模式的实施将受到牵制。
3.2 公共项目治理的核心内容
（1）公共项目的治理结构
项目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来决定一个完整的交易或相关的交易。建设项目可划分为垂直治理结构和水平治理结构，基于此，具有典型意义的建设项目可表示为（1+3）C模型：1C是业主，3C是设计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逻辑，公共项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关系，应以交易成本和委托的解释逻辑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项目参与方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应以合作竞争的解释逻辑为主。
受公司治理的启发，国内对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研究侧重于交易与治理结构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项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各方的责权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
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存在适宜的治理机制组合，通常提及的市场、契约、科层、关系等都可以成为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多种治理机制可以合作关系。Eric和Jessica则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使其优劣势得以互补。Ruuska等认为大型项目是实现项目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态网络组织，应采用网络组织的视角来建立新的项目治理理论。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对公共项目的社会属性的认识，意识到正式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的契约治理的重要性，进而将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划分为合同治理机制（或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关系治理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发挥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
4 公共项目治理的优化
4.1 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对于多项目治理，治理侧重于通过“选择正确的项目，实现项目的有效交付，确保项目及其产出的可持续性”。企业间的项目治理，更强调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权力、利益的平衡来实现项目价值成为项目治理的目标。公共项目的目标不仅表现在最终的交付产品中，在交易过程的关键环节上也应有所体现。如充分考虑项目交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因此，尹贻林等认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是达到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换言之，实现公共项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4.2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与项目管理模式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是项目所有权配置的优化，进而形成合理的、与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结构。现有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的影响、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项目控制权配置优化与风险分担的匹配
张喆等强调了PPP项目的契约本质，指出影响PPP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权配置一方面能够保证满足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提高PPP合作效率。叶晓甦等也认为控制权是PPP项目合作的重要理论前提，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包括实质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胡振等分析了PPP项目三种模式选择方案与风险分配之间的相关关系。
4.3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合理选择
在复杂的委托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项目治理机制。公共项目的项目属性、不同的开发模式、特殊的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等使得治理机制的选择面临复杂性。不同的项目治理机制对项目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
公共项目治理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来奠定合同所能依赖的第三方强制履行的基础；也需要考虑项目各方的合作关系、信任等关系契约所提供的自我履约机制。公共项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据潜在人的综合表现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这反映了公共项目治理机制选择的实践需求。
（2）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均衡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公共项目人的激励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均衡作用的结果，并成为解决公共项目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项目环境中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仅强调正式契约安排下的治理机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项目中关系维度的治理机制是影响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项目治理应跳出狭隘的科层项目管理体系的观点，全面考察正式契约及其之外的项目环境因素。
5 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过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整合各种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发现公共项目治理中蕴含了从问题产生到项目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公共项目问题——公共项目治理——改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达到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循着该逻辑链条，本文认为，对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打开公共项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确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运作；②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运用，同时促进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实证研究。
5.1 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深入探讨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从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向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研究的倾斜，反映了人们对公共项目认识的深化，也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但是，目前鲜有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现有文献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间的关系存在着互补或替代两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二维框架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首先应辨明关系治理的内涵及其核心要素。这是选择并优化治理机制的前提，也意味着可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领域。
5.2 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目前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获得的结论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也无法为公共项目绩效改善提供准确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项目成功、项目治理成功以及项目绩效、项目治理绩效。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仅依靠定性分析难以将公共项目中的质化为量。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对公共项目治理状况的评价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也将成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项目生态学领域拓展研究
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3
〔关键词〕 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影响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73-05
面对日益复杂、跨界的公共问题，突出协调配合、协同增效的协同治理在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管理、社会建设等众多领域显得日益重要。然而，协同治理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多集中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深层次的学理探讨不足。虽然协同治理的提出源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但两者的耦合研究仍不够深入，多局限于治理理论框架，尚未将协同理论实质性嵌入治理理论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对协同概念本身的界定较难，多视角、多场域背景下学者对其解释各有所持；二是处于成长阶段的治理群簇存在“理论丛林”（指治理群簇中的诸多理论），协同治理与其他治理之间的理论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只有通过认真比较甄别，协同治理才能在理论丛林中觅得恰当的定位。因此，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及影响因素，对于明确协同治理实现路径、梳理其学理脉络和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与治理的耦合性和协同性
治理群簇具有复杂的理论谱系，协同治理的恰当定位，既要回答其缘何由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耦合而成，又要回答群簇背景下其如何相较其他治理理论而存在。
治理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诸多相关理论构成的群簇，内容具有多重侧重。有的侧重基础理论建构，有的侧重从结构、技术和工具等应用层面分析；有的强调对西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反思，有的注重中国实践层面治理工具开发、政府部门变革与制度环境创新以及治理评估框架构建等。然而，治理理论体系并未构成全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其仍处于成长期。“治理理论试图拥有自己的‘学科基质’，但最终只获得了一个有些生硬的新旧混合体。它也未能彻底解决自己的学科逻辑问题。” 〔1 〕在批判新公共管理和寻找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同时，学界提出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理论。这些理论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或是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整体性治理回应新公共管理所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是对科层制和新公共服务所强调的回应性的超越，一定程度上，网络化治理则是对信息时代下网络社会的适应。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有着内在的耦合。其一，两者内涵相近，特征相似。治理所强调的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治理的善治目标取向与协同内含的多元主体结构、机制性和目的性殊途同归。“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 〕 （P4 ）在公共行政范式向治理范式转换的诸多范式中，只有治理理论能充分体现协同思想，并以包括协同论在内的系统科学为基础。其二，两者都着眼系统，对象同一。治理具有系统性特征，是对多元主体网络系统的治理。治理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试图构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彼此高度合作的治理系统。协同理论亦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协同效应涌现，探讨自组织过程以及结构和功能如何变化。其三，两者可以互相借鉴，功能互补。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管理，是对公共事务全球化、复杂化和跨界等异质性问题的回应，有效治理要求其借鉴包括协同学在内的复杂性科学。治理理论所运用的一些诸如自组织、互动过程、新的社会合作组织等关键词和话语显示其本质上是一种以系统科学等复杂科学范式为基础的复杂性管理。〔3 〕协同学作为研究社会自组织现象的系统科学，在刻画治理过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结构有效性以及促进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正如哈肯所言，社会协同学将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新蓝图。因此，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耦合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的演进有其独特的价值。
协同性是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治理耦合体的主导特征，是协同概念的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具有多元主体结构，是对多元主体协同状态的静态阐述。其二，协同治理具有机制性，协同机制是协同过程的抽象化，也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路径。其三，协同治理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目的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力源泉，目的达成是协同过程终止、协同功能发挥进而协同效应实现的标志。由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将是理解协同治理的关键，它一方面要完整反映协同概念中的关系结构、机制和功能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信息在治理群簇中起到显著的标示、区别作用。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没有丝毫协同性特征，那么对协同概念的简单引申便可起到区分作用，此时协同治理被看作近似为治理，这也是目前协同治理不能突破治理概念框架的症结所在；另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存在某种可完整表达协同概念信息的理论，而此时协同治理的提出将毫无意义，其提出只会造成治理谱系混乱。然而，现实理论图景是治理群簇中存在协同概念的影子或片段信息，我们需要通过信息比较、综合才能显示协同性特征的完整性。因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对于协同治理在治理群簇中的恰当定位意义非凡。
二、协同治理的关键变量：网络、协作和整合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内在耦合性，使二者深度耦合成为可能。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使协同治理得以与治理群簇中的其他理论相区别而存在，从而获得独立生存空间。具体而言，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等治理理论与协同性特征中的关系结构、机制以及功能有极大关联，但其皆是部分相关，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则是对协同信息要素的完整反映。因此，寻找性状良好协同性特征的过程，将是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的过程。
（一）协同治理与网络。网络关系是异于市场、科层的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网络关系结构是网络协同效应实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并不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只有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合作各方的协同效应预期才可实现。〔4 〕由此，网络化治理所强调的网络组织或结构与协同概念存在关联。
协同治理强调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支配与服从、平衡与涨落等多元、多维的关系结构，网络化治理中网络组织或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对其关系结构的贴切表达，因之，网络可以有效描述协同性特征之关系结构。网络多元节点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及节点地位变化皆由利益、资源、目标变动所致。同时，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既有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关系，又有节点与外部网络的关系；既有市场交易关系，又有社会交往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既可以通过科层、市场等正式机制来维护，又可以借助信任、声誉等非正式机制予以强化。“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5 〕 （P203 ）可见，网络能较好表达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结构。网络关系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消弭其机会主义价值取向，保证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协同治理与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对“科层制”和“回应性”等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挑战和超越。工业时代科层制下的协调观遵循“命令-服从”逻辑，而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则适应了信息时代下网络关系结构治理的要求，遵循“双向协调-平等合作”逻辑。同时，新公共管理潜意识地视公民为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忽视与之协作，而协作性公共管理则重视主体互动积极性发挥。因此，相较于其他协作观，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与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有更显著的关联。
互动是协作的重要特征。协作互动既是对协同治理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又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机制和协同关系结构产生协同效应的桥梁。协同治理重视利益协调和资源配置，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为此，在谈判阶段，要确保参与主体谈判收益最大化；在承诺阶段，要防范免费搭便车问题产生；在承诺兑现和绩效评估阶段，要确保承诺兑现以及各阶段以互惠原则进行。〔6 〕同时，多维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要求加深协作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既包括横向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也包括纵向节点与网络之间关系的嵌入。此外，协作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推进协同主体互动过程的可持续和协同效应的实现。在社会政治系统治理中，动态治理方法强调互动的过程和变化方面，缺乏约束的动态性将导致系统的无法定位甚至解体 〔1 〕，因此，协作互动的机制化约束着其动态变化的可能偏离，这有利于进一步通向协同增效。
（三）协同治理与整合。协同与整合既区别又联系。从系统科学角度理解，整合虽在协同效应涌现中发挥功能，实现结构整合、机制整合和功能整合，但其只是协同概念中一个与结构、机制相并列的模块和变量，整合包含于协同中。当然，协同治理可以借鉴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整合观。一方面，系统思想与整体主义的契合，为协同治理借鉴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哲学基础。整体主义是系统思想的基本观点，刻画了事物内在要素之间紧密结构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之，协同理论等系统思想内蕴对多主体、全过程整合的整体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公共治理领域整体主义的复兴，批判了个体主义思维，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协同治理重视对网络关系结构的整合，追求结构的有序性：一是强调平衡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节点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目标冲突的化解。网络节点须立足其资源优势，嵌入外部网络，开展多维跨界合作，实现内外资源整合和自身持续、有序发展。二是重视对协作互动机制的整合，确保协作互动的方向性。协作互动机制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但机制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机制效应是不确定的。强调协同效应是互动机制的目标走向，易于控制机制变动的随意性、保证不同机制的协调进而促进协同效应的实现。因此，可以克服特定子机制缺陷和协调多元机制冲突，有效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是重视功能整合，以期获得有效结果。协同增效不是关系结构、互动机制的自然延伸，其实现过程可能存在功能断裂、功能异化现象。通过对功能的整合，有利于克服“碎片化”现象以及保障协同治理整合功能的发挥及其结果的有效。
三、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协同治理的不同理解，学界分析了利益、资源、目标、社会资本、信任、互动、制度以及信息技术等影响因素。根据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可将其粗略划分为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三类因素。诚如前文述及，网络、协作、整合是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为了明确实现协同治理的可能路径，便需进一步探讨类因素的作用域以及类因素对上述关键变量的作用机理。
（一）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中的利益状况。结构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网络关系结构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状况的凝结。协同治理诸影响因素中，利益与资源、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资源是网络关系结构确立、发展的能量源，是主体利益实现的凭借；目标是网络关系结构形成的黏合剂，是主体对其利益的公开主张。由于利益状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被外显、察觉和估量，因此是影响协同治理的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静态地反映了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在协作和整合等变量中的变动，是利益状况的主要作用域。
利益状况显著影响网络关系结构的形成。网络关系结构作为利益凝结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多元主体讨价还价式的博弈行为，其中资源和目标是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成合作关系，而各自对个体目标的强调使利益博弈公开化，利益格局进而网络关系结构由此形成。利益状况通过协作、整合变量的调节作用，推动网络关系结构变化、发展。利益状况影响主体协作互动的热情，当预期互动能够带来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时，主体互动的激励效应便会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主体之间网内外、横纵向互动关系的建立以及正式互动机制的运行，皆由预期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所引致。因此，多元主体立足自身优势，建立了多维网络关系结构，借助常态化正式互动机制，最终实现了利益状况存量的正向变化。伴随着主体之间协作互动的持续进行，进而引起利益状况总体存量的变化，初始网络关系结构将不断向新的关系结构演进。正向利益状况变化易黏合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结构，利益状况的负向变化将造成关系结构松散，整合功能正是通过对正向利益状况的强化和负向利益状况或利益冲突的消弭来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隐性因素：协作互动机制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协同治理的关键，协同治理广度、深度和效度皆取决于其存在状况。社会资本的生成路径决定了其具有累加性、非正式性、不易外显等特征，因而是影响协同治理的隐性因素。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具有信任、互惠规范等要素在内的内在关联结构。社会资本与主体互动存在紧密关系，互动是其主要作用域。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途经主体互动而获得，反之，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会促进主体之间走向更深层次的互动。就像拥有常规资本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更加利于集体行动。〔5 〕 （P198 ）
社会资本影响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横纵向互动关系、正式与非正式互动机制，进而影响协作互动机制对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以及协同效应的实现。“动力总是暗含着互动，互动和动力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1 〕 （P223 ）。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需要多重激励，既需要利益因素的物质激励，亦需要社会资本的隐性激励。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服务动机与激励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外显效应的公共服务动机要求多元激励 〔5 〕 （P92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影响协作意愿，互惠规范约束短视投机行为。信任能够在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有利于协作意愿达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同样，互惠规范是一种高度安全性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有效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5 〕 （P202 ）
社会资本不仅激励主体互动，而且影响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关系。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以及节点与网络的关系嵌入，本质上具有跨界协作特征。跨界协作过程深受信任、承诺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协作治理已经成为取代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管理主义范式的新治理模式。协作过程本身受到利益相关者之间诸如面对面对话、信任建立、承诺增进和共识达成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当协作平台能够深化互信、达成承诺、有助于合作中期“小赢”时，协作将趋向于良性循环。〔5 〕 （P543 ）此外，社会规范与正式规范（法律、制度等）不同，其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等非正式手段来维系的 〔5 〕 （P201 ）。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的是协同治理中的非正式协作互动机制。
（三）共享因素：整合功能下的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是影响协同治理的共享因素，作用于协同治理的各个变量，本质上具有整合功能。整合的前提在于主体共识达成，而制度是合作共识的理性表达，它可以防范和化解合作冲突，并加速协同治理的整合进程。信息技术是重要的整合工具，能够促进整合功能发挥。从农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渐次出现宗教、官僚、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等整合工具。在信息时代下，技术可以实现整合进程的动态同步以及跨时空资源、知识的整合。
制度、信息技术因素与整合功能的同构性，决定了其对整合功能模块的显著作用。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影响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方向性。网络关系结构是利益博弈产物，有效的制度架构有利于利益格局稳定和主体角色的定位以及利益互动过程合法、有序进行。而作为内生变量的制度，其本身是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协作互动的产物。信息技术将深刻作用于社会管理实践，促使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联系更加紧密，主体关系结构更加有序、富有成效，因此信息沟通状况的改善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将促使组织决策更为科学和高效。信息技术亦将彻底改变人类协作互动环境和工具。随着信息技术进入Web2.0时代，基于互联网的论坛、博客、微博等虚拟社区或社群媒体将极大丰富多元主体互动工具选择和互动效率提升。以政府与企业、公民互动为例，电子政务将成为新的重要沟通渠道，将有效改善多元主体互动效果，提升公共服务绩效。
四、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变量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由此，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便是对上述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控。
（一）激发显性因素表达，优化网络关系结构。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的表达，能够稳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预期，优化网络关系结构；相反，忽视主体利益诉求，一味求同压异，主体关系结构将会变动不居和稳态荡失。为此，首先要激励相关主体利益表达，正视其利益需求。相关主体之间应坦诚布公，尊重彼此利益关切，视利益表达为协同治理实现的前置条件而非障碍。同时，要重视阶段性合作利益分配，稳定多元主体合作预期，以此促进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其次要使资产专有和资源互依并重，实现主体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旨在多元主体协同效应的实现，而非一元主体封闭性资产专有、垄断排外。资产专有在确权资产归属的同时，更加强调产权明晰对多元主体交易、合作深化的激励，以此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最后要制定清晰的协同战略目标，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目标是利益主张的公开化，协同战略目标能够平衡主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利益，有助于防范、化解合作冲突；同时，清晰协同战略目标，亦是对主体之间角色的明确界定，有益于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化。
（二）注重隐性因素培育，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与协作互动机制紧密关联。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经由互动而生，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为此，首先要弘扬协同精神，强化主体互动激励。协同治理所内蕴的协同精神，不仅有利于保障集体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公共领域善治目标的实现。协同精神的弘扬，要求公民以主人翁心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对话、辩论和协商，从而激励主体互动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其次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关系的纵深发展。为此，多元主体应积极参与协作互动平台建设，提高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质量；努力深化互信，承诺与守诺并重，外在承诺与内在承诺结合，谨防机会主义侵袭；采取措施，惩罚不合规主体，培育具有正向效应的社会资本，净化多维网络关系。最后要重视协同治理中的互惠规范建设，充分发挥主体之间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作用。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行动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积极的或消极的）。〔5 〕 （P201 ）通过主体之间价值认同、情感联结、互补互助、利他行为激励等，可以有效发挥协作互动机制中非正式机制对正式机制的补充和作用。
（三）加大共享因素供给，促进整合功能发挥。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共享因素的有效供给，有利于整合功能的发挥与协同效应的实现。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制度的有效供给。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促进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整合功能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互动是影响制度有效性及协同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将为整合功能进而协同效应的实现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宏观架构上，既要促进多元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制度的衔接、配套，又要通过制度保障主体之间的正式互动机制与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互补以发挥协同作用；在具体内容上，政府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外部环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如加大对协同治理创新的政策支持以及对多元主体协同成果的认定与保护等。二要提升制度本身活力，保证主体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有效性。制度是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产物，制度的动态更新、日趋完备，有利于激发制度活力和改善制度绩效。为此，应积极发挥协作平台的利益协调功能，完善主体参与、谈判沟通以及权责体系、监督、绩效评估等制度建设，促进网络关系结构的优化和协作互动机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有效供给。信息技术是整合功能发挥的必要手段，通过引入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信息技术，促使网内外资源的整合，拓展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平台，促进组织之间的协作互动，改善沟通效果，优化组织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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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4
作者简介：严玲（1972-），女，湖北鄂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贺星红（1987-），女，山西临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邓娇娇（ 1981-） ，女，贵州六盘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
摘要：将关系治理纳入以正式契约治理为主的公共项目治理形成二维治理框架，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提出了公共项目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二个维度核心要素，随后通过三个关键问题，即量表开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二维构面的关联作用机理、运用多案例研究等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契约治理；关系治理
中图分类号：F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131-04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ramework
YAN Ling1， HE Xinghong1， DENG Jiaojiao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087；
2.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core elements of two dimensions in project governance， including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builds three key problem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cluding scale development； using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to reveal 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s role mechanism which are associated in twodimensional frame surface；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so on； which three steps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bout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ncept model on the measurement； contractual governance； relational governance
1引言
公共项目建设规模大、运营周期长、资金投入多、利益相关者庞杂，增加了项目管理的难度。因此，人们为改善公共项目绩效而不遗余力，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项目治理的提出，公共项目治理成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且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公共项目治理能有效改善公共项目绩效[1]。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目前研究获得的结论还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导致决策者所提供项目治理的制度安排针对性不足，甚至出现悖论。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精准性描述、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而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衡量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公共项目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其治理环境远不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严格，大量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早期的治理研究将项目组织视为正式的、稳定的指令关系，强调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2]。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项目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它不仅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更是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3]，因而，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下公共项目治理无疑应强调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非正式的关系治理[4]。因此，本文拟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视角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的研究。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公共项目治理优化及治理水平评价相关研究述评
鉴于项目治理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大量研究都围绕项目治理的优化展开，主要包括：
（1）治理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描述。大量研究集中于PPP项目，分别对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项目控制权和模式选择的研究[5]，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对项目组织的网络结构及其对应的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3，6]。这些研究证明了项目的治理结构对项目管理的成效有很大影响。
（2）治理机制优化的研究则主要揭示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共项目的绩效。在复杂的项目委托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治理机制[7]。尤其是公共项目PPP项目中的大量风险都将转移给私营者来应对，故而PPP项目治理机制的研究，更是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风险分配来实现对项目参与方的规制[8]。
上述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并逐渐意识到精准化研究能更有效地支持项目决策。随之，有研究开始尝试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研究，如梁永宽[9]探讨了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对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进而衡量了合同治理水平和关系治理水平。严玲和尹贻林[10]以及尹贻林和杜亚灵[11]构建了代建制下公共项目治理水平的评价体系，以论证治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对公共项目治理内涵的剖析没有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整合的框架出发，因而衡量治理水平的核心要素差异较大，评价指标的拆解也主要基于实效和经验，没有进行检验，故所构建的治理水平体系难以有效判断治理状态，所提出的治理优化策略也不足以支持决策。
2.2主流治理理论治理水平度量的相关研究
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这两种主流治理理论开展治理水平评价的研究进展为公共项目治理定量化研究、模型化分析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强调以反映治理状况的核心要素来构建治理水平评价理论框架。公司治理制度依赖于宏观环境和公司微观环境[12]，因此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适用范围，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存在差异，进而评价内容也各有侧重[13]。但是，无论哪种治理评价体系都要首先建立起得到公认的核心要素。
（2）基于治理核心要素的治理水平评价指标设计。尽管公共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多种多样，但其指标都需要围绕治理的核心要素来设计，才能达到评估的目的[14]。对于业已形成的公共治理评价体系，俞可平[15]指出公共治理评估难度大的原因在于评估指标体系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低，测量治理指标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且缺乏可靠性等问题。
（3）治理水平评价理论模型的检验及实证。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成为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利用公司治理指数开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或者无关两种迥然相异的结果[16，17]。这说明公司治理的评价指标缺乏必要的有效性检验[18]。可见，在评价理论框架基础上形成的治理评价体系所构造的指标能否反映治理的真实情况有赖于对评价指标有效性的检验。
3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的二维理论框架构建
3.1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概念界定
主流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善治，形成了治理水平与治理绩效的交互探讨。公共项目治理的善治目标应是在公共项目利益相关者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项目契约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进行协调，尽可能实现不同利益诉求能够趋同，实现公共项目的价值。因此需要深化对治理内涵、治理评价边界等问题的研究，适宜于将治理绩效与治理水平剥离开来，构建反映项目治理内涵的治理绩效及其核心要素。
如果说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明确了“项目治理是什么”，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就明确了“项目治理怎么做”，而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表明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最终结果。公共项目治理绩效是衡量项目治理状况和治理质量的依据和标准，是促使公共项目善治实现的核心要素。
3.2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的二维理论框架
公共项目治理情境下，公共项目治理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同样受到项目环境中嵌入的非正式制度，如信任、合作、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且后者对于项目管理绩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与此同时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相关研究愈发重视积极的关系管理[20]。
进一步分析显示，正式的契约治理逻辑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2]。契约天然的不完备性、强制履约机制的高诉讼成本等使得契约治理之于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空间越来越小，且过于刚性的契约可能给交易伙伴传达出不信任的信号，反而刺激机会主义行为[21]，这说明契约治理对于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绩效仍然不足；而关系治理则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起到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22]，表现出一种非正式的自我履约治理，能够有效克服上述缺陷来保障交易执行，对项目管理绩效的提高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见，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公共项目治理机制既要通过正式契约来约定责权利，确保投资人利益的实现，也要构建信任关系来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公共项目契约治理的正式制度之上嵌入关系治理的研究范畴，衡量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必然包含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维度。
4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的核心要素辨识
4.1公共项目契约治理维度核心要素的识别
公共项目正式契约治理的核心要素是项目所有权配置机制、风险分担机制、报酬机制、选择机制、监督机制[23]。其中，项目所有权的可分解性与可竞争性赋予公共项目治理实践中项目所有权配置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公共项目实施的制度框架，表现为不同的治理结构；风险分担机制则通过激励与约束的二重性促进人的理性决策行为，保障合同目标的刚性约束；报酬机制则赋予人显性激励，反映了人正确决策与风险承担的均衡收益。科学的人选择机制是对代建人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必然途径，也是代建项目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绩效问责则是重要的监督机制之一。显然，这些契约治理维度的治理机制主要是基于正式制度的分析。
4.2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维度核心要素的识别
从社会资本嵌入性的角度来看，关系治理是通过关系规范对关系契约进行的治理，关系规范是关系契约的实质性内容与准则[24]。众多研究都认同关系治理机制的重要性[25]，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关系规范的作用及其与交易绩效的关系，讨论了关系规范所包含的要素[24，26]，但是对于关系规范的组成内容仍然存在许多争论。不仅如此，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企业间的网络组织，鲜有文献研究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内涵，且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提出了项目契约组织中关系治理的维度[27]，更缺乏对关系治理机制中的核心要素与绩效的作用关系的研究。
尽管信任是一般关系治理领域中所公认的核心要素，可以为公共项目治理所借鉴，但其也不足以构成公共项目关系契约完整的治理机制[28]。综合考虑公共项目的特性并结合学界对关系规范的不同观点以及公共项目的社会网络模型，信任、沟通、承诺和公平等要素可作为关系治理维的核心要素，如表1所示：表1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维的治理核心要素
维度核心要素涵义说明关系治理维信任信任是信念。缺乏信任，项目承包方不会进入充满固有风险的项目关系中，特别是在需要物资资源和目标承诺并且项目实施中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承诺承诺是意向，缺乏相互承诺，就难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稳定与长久的合作。沟通缺乏交流意味着项目的目标难以实现、不能共同解决项目所面临的困难、甚至是项目失败。公平对项目中固有风险和潜在风险与利益的公平分配与分担不均，将造成项目参与者心理失衡，这将给项目带来潜在的风险。5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检验的三个关键问题
5.1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量表的开发与关键治理因子的确定
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需要开发一套量表，确定绩效度量指标。由于无可参考量表，加之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核心要素较多，其所映射的治理核心要素之间还存在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所以对其开发量表并进行指标验证是一项开创性工作。
量表开发采用因子分析，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即首先分类识别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核心要素下的观测变量，并通过因子分析验证最优观测变量，本文将之称为关键治理因子（CGFs），也是治理策略集合的来源；其次验证概念模型中核心要素分别隶属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拟合程度，检验所提出的治理绩效二维概念模型的可靠性。基于此，实证研究的开展将依观测变量构建、量表的开发、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等步骤进行，如图1所示。5.2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间关联作用机理的分析
在公共项目二维治理框架中，主流的研究一般基于关系治理辅助契约治理的前提展开。现有研究虽然对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涉及均衡、耦合、互补等关联关系[29]。而实际上，关系是不能契约化，契约也不能关系化。契约治理、关系治理、项目绩效之间的两两关系决定了治理绩效度量模型构面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核心要素的关联作用机理，是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由于关系治理的核心要素涉及行为、关系、态度等，不能简单地用单一指标测量，而结构方程模型（SEM）可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且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鉴于此，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Lisrel或AMOS考察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经多次拟合与模型修正获得最佳拟合模型，揭示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的作用路径。根据最佳拟合模型分析和讨论各项研究假设，依据模型特征获得相应的解释，进而对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得出契约维的核心要素与关系维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5.3基于案例推理法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验证
由于项目治理对象的单件性，无法直接获取面板数据，故采取多案例研究的手段进行数据获取和模型检验。具体验证过程包括：
（1）提炼案例存储结构。 公共项目治理的策略组合分为两类：强化型治理策略组合，要求同时加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均衡型治理策略组合，要求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形成优劣势互补。由此，形成层级式治理策略组合，即案例存储结构。通过案例存储结构为录入、存储和检索案例库中的案例提供统一的标准和稳定的表述结构。
（2）搜集种子案例、匹配案例存储结构及输入种子案例。 基于提炼的案例存储结构，对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量表开发中形成的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和调整，获得学界与实务界对不同特征的公共项目治理核心要素的重要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大量搜集公共项目案例，最终筛选出15～20个具有不同项目特征、不同治理策略组合的代表性案例作为种子案例。然后，根据案例存储结构所反映的规则改编种子案例，以匹配案例库的组织结构。最后，将改编后的种子案例输入，形成基础性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案例库。
（3）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 采用多案例研究，首先对选定的种子案例进行案例内分析，全面反映所选案例治理要素的不同方面，明确各个公共项目的治理策略组合类型；然后，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跨案例分析，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框架对具有不同特征、不同治理策略组合类型的公共项目是否均成立，若有偏差，则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度量模型。
6结论
本文的研究基于公共项目的临时性社会网络特征，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纳入公共项目治理的整合框架，并给出了实证研究框架。主要结论有两点：
（1）构建公共项目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二维理论框架，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开展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研究，考虑到公共项目治理情景的特殊性，为补充公共项目契约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共同纳入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框架，深化了公共项目治理情境下的关系治理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
（2）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是以二维治理核心要素和关键治理因子为特征，使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和公共项目治理指数的研究成为可能。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的难题就在于没有建立起公共项目治理核心要素和可测度的评价指标。本文借鉴主流治理研究成果，引入治理绩效这一中间理论变量，识别出契约治理维和关系治理维的核心要素，验证并得出了关键治理因子作为观测变量，形成了可测度的多维绩效模型，从而使得治理水平评价成为可能，为精准分析公共项目治理绩效提供了量化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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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5
2008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 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 J.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公共治理理论概念范文6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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