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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知识范文1
社会合作治理是指各种社会治理主体在法治框架下，就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当前的基层实践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是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合作治理主体。二者的合作治理正逐步深入，合作空间越来越大，平等的合作形式开始显现。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合作治理中有所作为，与其自身具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等基本属性密不可分。这些基本属性决定其在社会合作治理过程中能发挥诸多政府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成为政府最稳定、最有力的合作伙伴。
一、组织运转更为高效
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是其区别于国家体系中的政府等公共组织的本质特点。因此，其组织结构不是像政府那样呈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而是作为面向受益者的社会服务机构以网络式、扁平式的结构运行。这种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有能力对社区随时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做出即时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遵循程序主义和理性主义运作的公权力部门无法做到的。社会组织的灵活性使其往往能及时应对最急需的、突发性的权利诉求，提供最快速、便利的解决渠道，以“雪中送炭”式的社会服务解政府解不了的“燃眉之急”。此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和专门化保证了其社会服务的高效性。每一个社会组织都代表着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和权利要求；都更加熟悉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和基本喜好；更加了解本群体成员最真实、最集中的愿望和期许，从而更加明确应当提供何种本群体成员乐于接受的服务来回应他们的日常诉求和期待。社会组织的这种专业性和精细化是政府部门力所不能及的。譬如政府不可能比老年协会更了解60岁以上老人和80岁以上老人各自所需的服务有何不同，应当如何分类操作。要求政府具备这样的专业和细致，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现实中，政府越是“大包大揽”，越是“吃力不讨好”；政府越是乐于、善于同社会组织合作，越是事半功倍。
二、调整修复更为灵活
社会正常秩序一旦被破坏的状况下必须及时得到调整和修复，以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处于平衡，受损权益得到补偿。而要达成“及时地”调整和修复，离不开社区内在规则的灵活操作和引导，社会组织正是这种规范、网络和内在制度产生、运行、维系的有机土壤。在当下社会的加剧转型期，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权利的主张、秩序的恢复不光只有诉诸法律、等待公权力部门裁决这一种手段和途径。将纠纷的解决、秩序的修补纳入灵活的社会自生规则等社会化方式解决，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缺乏法律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人们为了解决某一纠纷寻求国家法律帮助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属于哪家法院受理分不清；要花费多少费用算不清；法官的态度怎样摸不清；要多长时间完结看不清；结果能不能满意拎不清。这些问题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既麻烦又没底的，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厌讼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些小言词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赔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诸如此类的很多民间小诗都表达了这种忧虑和担心。而进入现代社会，问题就更加严峻。如果把定纷止争、秩序修补的重担全部诉诸刚性的法律程序，其所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会是“诉讼爆炸”的危机，即诉讼成灾、积案如山、诉讼拖延。动辄好几年的一审、二审程序使得被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时间处于不稳定状态，受损的公共秩序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与修复，反而很有可能加剧社会的无序和反常。因此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社会法”的作用，注重对“活法”的运用。近几年来，西方社会面对蜂拥而来的诉讼纠纷和“诉讼爆炸”的拖累，提出了诸如院外案件处理日常化、群众化；鼓励调解和妥协等。以日本为代表，它们就采取了一种抑制诉讼，鼓励调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路线。实际效果上，社会法虽然不具备国家强制力，但其通过暗示、模仿、批评、谴责、报酬、赞许、反应等软方式，往往比法律收获了更高的功效。i
三、决策执行更为民主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手段是上传下达、令行禁止，虽然近些年的政府决策越来越体现民意、注重民主，但相对于直接来源于民间的社会组织而言，其民主性自然逊色不少。社会组织以组织化、群体化的形式，把个体力量凝聚起来，主张进行民主的自我管理、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它通过组织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技能和专业知识，为公民提供了一种特殊、有效的政治生活的表达途径，进而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去影响公共决策，反映民主的呼声；它以透明、开放的姿态广泛听取组织成员的想法并通过讨论协商形成最终集体决策，对少数人的异见不会压制，而是给予其安全与尊重，使少数免受忽略与歧视，并尽可能让少数人的声音也能够被各方所听到；它采取谈判、沟通、对话、协调等民主、温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冲突，达致不同利益的均衡，满足各自的需要和实现各自的诉求。ii这是政府的强力控制机制所无力达到的。无怪乎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社会组织视为“民主的生命线”和“现代法治的思想基础”。iii
四、目标结果更为公平
在利益复杂分化和多元价值并存的当代社会，政府构建的一套普遍性的制度体系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同时，容易形成对少数特殊群体权益的忽视，以致社区生活中出现“被边缘化的群体”。政府所能给予的更多是机会的公平和程序的公平，要求法律、政策、制度的设定能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实际情况，覆盖到每一个群体，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这就不可避免会损害到少数个体和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害到社会的实质公平。譬如，目前的上海社区中大量存在着“三不靠”人员，靠不上法律、政策，得不到社会救助，这些人正是“一刀切”制度下的牺牲品。而社会合作治理所要追求的目标正是“社区全体居民在民主框架下经由博弈与妥协实现利益均衡”。来自社区基层的社情民意，甚至被边缘化的权利和利益诉求都能够进入到治理体系框架，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社会组织的特征决定了其能敏锐地发现社区实际生活中隐藏的由于政府“不便管、管不好、管不了”而造成的不公平，从而有效补充政府的功能不足，致力于社区实质公平的实现。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城市爱心共助会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它是上海市第一家社区层面从事帮困救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由五里桥社区18家招商企业、非公企业共同倡议发起。共助会以“主动帮扶、为民解困”为工作理念，主要以社区“三不靠”困难人员为重点帮困对象开展系列帮困活动，创造性地拓展了社会融资渠道，扩大了救助范围，丰富了救助内容，也有效解决了“三不靠”人员的实际生活问题。
注释：
i 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法律出版社，2005：123-124.
社会治理知识范文2
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
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
据2014年11月国务院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减至16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
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 “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
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等。
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
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完全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让全体公众参与进来，激发社会活力。
据介绍，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部，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李强带领的研究团队选择了3个实验点，分别是老毛纺厂单位大院型老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他们尝试在社区建立议事委员会（起到议事和监督功能），两星期开一次会，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诉居委会，由居委会与街道一起想办法处理或改变。调研证明，3个社区的居民都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
社会治理知识范文3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普遍化与弥散化，其实是“压缩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过去一切熟知的生产与交往模式。松弛的城乡分立格局、全面市场化的劳动力流动、单位体制的废弛与社区的再造，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复杂组合，这一切都宣告了过去那种以人为分割、二元对立、呆板机械的定点治理模式的失效。中国正迈向一个结构多元、功能分化、利益交织的高风险社会形态。正如强世功所言，的频发，其实是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反映出中国正从表面的市场改革向深层的社会转型过渡。
但是，我们还不太习惯于如何迎接一个利益多元、矛盾多重的社会的到来。不管是摇摆在绥靖和严控之间的政府的无所适从，还是公民对抗国家的悲情化的舆论想象，似乎都在规避和躲闪着什么。陈鹏和朱静辉都试图为我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复杂中国。在城市社区，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之间，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实践；在农村社区，农民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征地企业与地方混混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动员和抗争机制。这一切都反映出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格局。正是在这多元的利益斗争和博弈过程中，释放出了多种矛盾形态，并引发出各种集体行动和。
但另一个方面，现代转型的普遍难题无法掩盖中国治理的特殊困境。反映在治理主体一方，敌我对立的革命治理思维依然强固；反映在利益主体一方，高度道德化的浪漫主义想象十分普遍。这一切都推动常态的利益冲突向激烈的政治性冲突转化。正如林辉煌所揭示的，传统体系的治理策略，试图让民众向更高级别的权力持有者展示自己的冤屈以求获得拯救，但这也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具体的原罪承担者，而一旦“青天”需求变得日常化，这样一种治理模式就会失控，乃至难以为继。
对此，强世功将之归结为“游戏规则”的缺位。正因为多种利益博弈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常规化，利益诉求难以有效整合，进而导致的无序性爆发。但从另一方面，治理失控的危机，也在于怨恨机制的转移、转化和展开机制的失败。社会治理其实不仅仅是如何平衡利益的问题，而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干预。只有通过“去政治化”的治理机制的转化，将正义焦虑予以疏导和分散，通过多元价值的相互竞争，淘汰和边缘化激进意识形态。通过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激活传统的文明价值，建立起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关键是，如何建立灵活、机动和有效组合的治理策略，隔离、阻断、分化、转移、展开必然的冲突和矛盾，防止归责体系的无限追溯和延伸，进而防止由“治理性难题”演变为“正当性危机”。
社会治理知识范文4
一、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研究成果及不足
（一）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现状研究
高职学生偏低的社会能力已成为其专业能力学习、高质量就业和后续发展的阻碍，这一现状已经引起部分高职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笔者曾采用《全国职业核心能力统一测评》（简称 ZHPC）编制了《高职学生职业社会能力问卷》，对几十所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能力进行了抽样调查，薛小明学者采用职业核心能力测评卷对甘肃省四所高职院校 369 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一是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偏低，二是高职学生不同群体的社会能力参差不齐，三是高职师生对社会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二）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对策研究
大学生的社会能力很重要，其培养对策就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应的成果也很丰富。培养体系方面，要求建立自身、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培养体系。具体措施方面，强调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中都要有培养社会能力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融合现有社会能力培养课程资源的基础上编制《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等教材并付诸实施。可以借鉴小组社会工作的相关思路和做法，开展团体活动培养社会能力。可以考虑在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加培养社会能力的目的和相应的任务，并配备专业的老师进行指导。
（三）需要深思的几个问题
培养对策虽然指引了培养的方向和思路，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主体意识如何培养、政社支持系统如何建立、几个途径如何交融，等等。作为社会能力培养的对象和受益方，高职学生一方面要意识到社会能力在今后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培养活动中，另一方面根据差异化原则，积极评估自身社会能力的缺陷，不断改进和提高社会能力水平。培养体系方面，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培养环境，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各界关心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从而形成家校政社共同培养的良好氛围。培养措施方面，应鼓励老师深耕社会能力培养的项目化教学改革，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三个途径间的壁垒，促进相互间的交融。
二、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的理论基础
（一）主体意识形成的心理学基础―核心价值观
社会能力包括与人合作、与人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形成和运用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文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周边的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和对自身行为结果的意义与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它反映人们对事物与行为是非和重要性的评价，即判断哪些是好的和哪些是重要的。“价值观”是一把“尺子”，它支配着人们衡量、评价一切人和事并做出选择，所以它是促使自我认识、自身行为的内部动力，也是形成某一行动主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即人们如认为某件事情或某项行动很有价值或很重要，他们就会自发地积极地去做，反之亦然。社会能力价值观是行动主体对社会能力的认识与评价，它在社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即意识到社会能力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社会能力。学生对社会能力价值观的认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学校、家庭与用人单位对社会能力的重视程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个体因素等。诸多因素中，个体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个体只有受到外界的良性刺激，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社会能力价值观。
（二）途径间交融的哲学基础―实践的逻辑
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认识发生的基础，对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的认识离不开实践活动，认识的产生、发展、检验和归宿都离不开实践。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性循环。教育学本身就是实践哲学，它是指向个体的具体的完整的生存能力的实践哲学，教育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的“生活世界”的需要。不管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他们都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指导实践。作为教育学的基本范畴，社会能力的培养也要遵循实践逻辑。首先，社会能力的培养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在实践中追随社会能力不断变迁的时代内涵，在实践中选择培养的内容和形式。其次，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有其特殊性，应考量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现状和现有培养问题，根据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原则以及遵循职业教育内在规律性这一实践逻辑而展开研究。最后，社会能力的实践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具体水平需在实践中检测和提高，实践是唯一的检测标准。
三、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途径再思索
（一）满意度调研是树立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促建政社支持系统
1、水环境教育是形成社会能力价值观的载体
一直以来，价值观的渗透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开发。教育者会指导学生怎么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但是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只是被动地去接受知识和技能，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能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可想而知，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可以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一些做法，如形象教育和渗透教育。形象教育和渗透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形象”是载体，“渗透”是手段，最终达成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教育者让学生参与具体的活动，让具象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在参与活动和处理问题中，会碰到价值判断和事物取舍的问题。通过研判老师的做法，学生会自觉地去修正自身原有的价值观，自觉地形成价值认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价值辨析、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等能力水平，进一步地会促进学生与人合作、与人交流和解决问题等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在实施教育活动中，要对活动载体有个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看其有无宽泛的内涵。
水环境教育的内涵十分宽泛，从历史到现实、从知识到文化、从管理到技术、从生态到安全、从现代化到国际化都可以作为水教育的切入点。水教育的内涵结构可以作以下考虑：第一水传统和水文化，它是水教育的引导内容，指向水习惯的践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有关水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培育人们对于水的积极使用的集体意识，形成公众共同参与水资源共享共管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水资源和水知识，它是水教育的基本内容，指向水伦理的践行。通过水资源的教育帮助人们客观地对待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遵循合理的伦理规则。第三水科技和水管理，它是水教育的高新内容，指向水科学的践行。加强公民对先进水设施和水技术了解的教育，开通公民体验先进水科技的渠道，提高水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第四水生态和水安全，它是水教育的深层内容，指向水保护的践行。水安全教育实际上是水问题的综合素质教育，使人们认清水安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树立水保护的信心，引导人们严格按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实施水资源的全面保护。第五水现代化和水国际化，它是水教育的拓展内容，指向水规划的践行。水现代化的教育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同时要立足于国家和地区水资源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些国家解决水问题的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高职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水环境教育，就会形成水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能力价值观。
2、满意度调研能促建政社支持系统
通过师生对水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调研，一方面可以了解水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现状，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学生思考保护水环境的诸多问题：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推进各类面源的污染防治工作，如何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并做好水环境治理的保障工作，如何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并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如果这些问题的对策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那么调研活动就能够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在实践中锻炼高职学生的社会能力就成为可能。
（二）满意度调研是培养社会能力的实践平台，促进途径间的交融
1、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与人沟通能力
与人沟通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活动中，通过谈论、演讲和书面等方式，来阐述观点、增进情感、获得和共享信息的能力。在社会调研活动中，前期小组成员间要就调研方案进行充分沟通；中期收集资料过程中无论是采用问卷法还是访谈法，都需要与人沟通；后期小组成员还要就问题对策与调研报告进行深入沟通，所以整个调研活动离不开沟通。当然，在调研中也会遇到不少问题，如不讲究提问的技巧、不考虑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不会因势利导等。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与人沟通的自信心，提高了自身的沟通能力。
2、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与人合作能力
与人合作能力，它是指根据工作需要，共商合作目标，彼此配合，并不断改进合作方式和改善合作关系的能力。在调研活动的各个阶段， 都需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以及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由于受到父母行为方式的影响和父母的过分溺爱，高职学生的合作能力普遍不高。针对这一现象，可以成立若干调研小组，根据优势互补的原则，考虑人员搭配和组建团队。小组成员既能独当一面，又要求彼此配合，大家通过集体合作完成小组任务并形成优秀的调研成果。通过调研活动，学生们既能体会到合作的乐趣，又能提高他们自身的组织协作能力。
3、社会调研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是指能够精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案，利用周边有效资源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能力。社会调研是研究者针对某一社会现象选择某个角度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对策的过程与活动。调研者一方面要有问题意识，另一方面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了解与认识。高职学生由于理论知识欠缺和知识迁移能力不够，所以他们解决问题能力偏低。通过社会调研，深刻领悟社会现象，查阅相关理论知识，并学会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分析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中去。这样，不仅可以强化他们所学的知识，而且还可以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从而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4、满意度调研促进途径间的融合
水环境治理满意度调研可以实现实践活动与第二课堂互动，能够培养大多数人的社会能力。首先，组建满意度调研小组。加入小组的成员除了能发挥专业特长，同时也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组织沟通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其次，参加实践活动。将对水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调查作为实践项目，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锻炼他们的沟通、组织能力，促成他们好的劳动习惯的养成和意志品质的磨练。第三，结合竞赛项目。将调研项目与省级以上的竞赛相结合，在竞赛的准备过程中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水环境治理满意度调研可以实现实践活动与第一课堂互动，共同承担起培养社会能力的重任。主要途径是项目化教学。调查结束后，及时整理水环境资源，制作成画册或视频，向社会宣传水环境保护知识。当然，要使画册或视频制作得精致，就必须有专业老师的参与和指导。传媒专业的老师可以将水环境作为摄影或摄像专题制作的教学素材，文秘专业的老师可以指导学生撰写专业画册或视频的文本，英语专业的师生可以帮忙将文字翻译成英文。
四、小结与讨论
高职学生低水平的社会能力已成为其成长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阻碍，这应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虽注意到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短缺给我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对高职学生培养给予政策支持并加以巨大的投入，但是在高职学生的素质提升方面还有很多的施展空间，关键要转变培养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观念变化的落脚点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目前，地方政府中的劳动部门是与高职学院联系比较多的部门，主要负责高职学生的技能鉴定。政府培养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直接体现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高职学生高素质以及社会能力的培养，如文化部门。
高职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们观念的转变，需要老师不仅关注第一课堂，而且要关注第二课堂和实践活动，这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老师能通过合适的项目将几个途径加以交融，从而促进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项目的完成与学生的指导光靠一个老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教师团队的支撑。高职院校可以在这块做大文章，出台相关奖励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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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宏，高翔.对我国职业教育中关键能力研究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11）
[4]王同军.重视社会能力培养 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0）
社会治理知识范文5
9月15~16日，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以“建设智慧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为主题，我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领导和专家分别从科学执政看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城市变革与城市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着力点等方面发表主旨演讲。在第二天的圆桌论坛上，获得2011年度“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的城市代表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主题，以化解民怨和顺应民意为主线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积极成果。
信息技术引领城市变革 智慧城市重在社会管理的“智慧”
2011年被誉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元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上百个地区提出建设智慧（数字）城市的目标，28个省市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重点，80％以上城市将物联网列为主导产业。
智慧城市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的全新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在论坛发言中指出，社会管理的前沿性要求建设智慧城市。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并推动了产业变革和社会转型。信息网络从一个技术工具正在变成与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科技的前沿性直接投射于社会层面，各种问题直接表现为社会矛盾，并呈现扩大化、关联化、整体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社会管理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多元化、网络化、动态化的社会环境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趋严峻。
与会代表认为，智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着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从根本上优化城市治理模式、优化城市运行机制的“解决方案”。同时，以信息技术引领城市变革，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效能和质量，这既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也是推动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在此次年会上，“智慧城市实验室”首次公开亮相。作为我国首家智慧城市发展研究平台，该实验室将通过打造可视化的电子政务信息平台、智能化的领导决策支持系统和多元化的智慧城市共享空间，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从化解民怨到顺应民意 创新社会管理要抓住本质规律
论坛圆桌会议期间，获得2011年度“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的各城市代表阐释了他们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
山东泰安市从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等方面探索系统化的社会管理创新，改变了过去单纯管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从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从偏重管制、控制向更加重视服务，重视协商、协调转变；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从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真正实现了社会管理惠及民利、保障民安。江苏淮安模式改变了传统事后被动处理的维稳工作方式，实现了事前主动预防，完成了对社会稳定问题由粗放式治理到集约式治理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基层基础，源头治理的现代公共治理理念。同时，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有北京市朝阳区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系统，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厦门市的“无讼社区”等等。
从建设智慧城市，到体制机制创新，从社会风险评价，到政府公共服务，从加强社会参与，到解民怨顺民意，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实践为我们梳理出未来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路径，那就是无论是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监督层面还是参与层面，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从化解民怨走向顺应民意。与会代表认为，民意才是需求，尊重民意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最本质规律。要把群众满意作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顺应民意贯穿到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放在社会管理的首要位置
作为此次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国内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城市整体上已进入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主要表现为五种不稳定因素与九大纠纷极易诱发和放大为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五全两信”问题正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焦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导火索”，而政府失去公信，社会失去诚信又成为隐藏在这些“导火索”背后的“炸药包”。
社会治理知识范文6
水北调工程实施。本文对石津渠渠水污染治理体会及设想展开了论述。
[关键词] 石津渠 污染治理 措施 状况
1.基本概况
石津灌区位于太行山东麓，属滹沱河冲击平原，地域开阔、平坦，西高东低，迫降均匀，适于发展灌溉。石津渠始建于1942年，1958年灌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设计灌溉面积16.67万hm?,是国家大型灌区之一。灌区属于半干旱地区，气候温和，水利工程配套完善，土地肥沃，适于小麦、棉花、晚玉米生长，产量高而稳。灌区的主要受益县（市）都已列入国有的重点粮棉、林果生产基地。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也十分严重。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城镇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与日俱增，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给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防止污染，改善环境，是当前灌区实行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2.水污染状况
石津总干渠源于黄壁庄水库，自西向东流经石家庄、藁城、晋州、辛集、深州等城镇，
全场132km。近年来，沿渠城乡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垃圾应运而生，但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一些环保意识淡薄的单位和个人经常把垃圾倒入渠内，至使渠道堵塞，水流不畅，严重影响了农灌输入和城市行洪安全；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石津渠是导致水质污染的根本原因。1996年统计石津渠排水口共有95个，排放量达10000m?/d。特别是晋州市里至白滩段，由于晋州市里一个特大排污口常年往渠道排污，而且经过多次协商并没有停止排污，在非灌溉季节，大量污水长期滞留在渠道内，沿渠附近臭味难闻，大量污染物的涌入，加剧了水体污染，使沿途水环境迅速恶化，因此污染治理还清石津渠一直是灌区多年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1995年至1998年，对石津渠放水期和非放水期水质共进行了14次监测，监测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①从1995年至1998年石津渠从黄壁庄桥至南张村，在上游黄壁庄水库放水期和非放水期各断面水质都在逐年变好。综合污染指数逐年降低，污染物浓度也逐年降低。②放水期，1997年有超《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5类水质标准现象，其原因是放水中泥沙含量较多，其它各项污染物均不超标。1997年至1998年水质均达标。③非灌溉期1995年至1996年水质属严重污染，1997年9月份以前有超标现象，1997年1月份至1998年10月份，石津渠从黄壁庄桥至南张村在上游黄壁庄水库放水期和非放水期，其水质均达到省政府办字[1996]97号《关于印发石津渠治理还清方案论证会纪要的通知》对石津渠的要求。
排污口的增加，排污量的增大，首先危及的是渠道的输水安全；污水不仅腐蚀、冻胀、损坏渠道和建筑物，缩短工程使用寿命，并且增加了管护难度和维修费用。据统计，1986年至1992年石津渠用于维修和改建被污水破坏的工程投资达132.4万元。近年来仅用净水冲污的损失就高达188万元。向渠内排放污水还直接影响到石津渠的灌溉水质，是早成家水污染事件的根源。1993年春灌期间，由于渠水收到污染，造成深州等地上千亩麦田受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万元左右；1999年春灌期间，由于治理不彻底，再次造成衡水等地两、三千亩小麦受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万元左右。污染事件的发生给灌区的名誉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农民宁愿不浇地也不愿用渠水，水费征收也相当困难，直接影响了灌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信誉。
3.污染治理措施
3.1加大宣传力度
彻底治理污染，还清石津渠，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然而仅仅依靠灌区自身的力量取得综合治理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关心和沿渠群众的理解配合，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我们首先加大了宣传力度，印发大量有关《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止办法》等法律、科普知识宣传材料，在社会上大力营造保护水利工程、珍惜有限水资源的强大环保氛围和声势。
3.2加大管理力度
我们对沿渠乱排、乱倒的小化工、小造纸、小漂染等环保措施未达标的企业，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封堵排污口战役，共封堵排污口70个，向灌渠排放污水的现象基本得到遏制，现有环保措施排污口26个。然而，向灌渠倾倒垃圾（主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现象却愈加严重，由于渠道管护线长、乱倒垃圾的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使综合治理工作有的放矢，抓出实效，灌区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专职水政执法队伍，利用设卡盘查、夜间蹲坑、沿渠巡逻等方式主动出击，抓获了一批倾倒垃圾车辆并责令当事人清运垃圾或收缴垃圾清运费。
3.3注重硬件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灌区还加大了对垃圾治理的力度，投资100多万元用于修建沿渠垃圾防倒墙、制作环保宣传牌、治理垃圾死角等硬件设施；又投资100余万元对石郊土贤庄至良村10km渠段进行了以改善环境、提高形象为主的彻底整修。这些硬件的投入有效阻止了向灌渠倾倒垃圾现象。
在省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石津渠的综合治理工作初见成效，但距省会人民希望的整洁美观的环境还有很大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的治理工作开展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治理石津渠环境尤其是垃圾乱倒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仅仅依靠沿渠各级政府、各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依靠社会各界及沿渠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4.污染治理设想
4.1近期设想
石津渠沿线乱排、乱倒垃圾现象由来已久，尽管此前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效果维持不久便又旧貌重现；究其原因问题还是要从源头查起，垃圾成灾，很大原因是由于城郊结合部和沿渠乡村缺少公共卫生设施，固定的垃圾处理厂在数量和规模上不足，沿渠各村镇单位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缺少消化出路，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淡薄，陋习延续，至使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环境污染。因此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治理污染，必须实行标本兼治，治本为重的策略第一，希望上级部门继续增加资金投入，强化硬件管理设施，在重点渠段设置固定垃圾储运站和垃圾桶，并由各自村镇、单位派专人管理，从源头上遏止垃圾围渠上涨的势头；第二，由市政部门和灌区部门联合研讨雨污分流设施，使其纳入相应地下管道。以上两种设想投资少见效快，并且切实可行。
4.2远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