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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实质体现在金融功能上，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能够接近问题的实质，并且与其他视角相比有更大的准确性，更客观和稳定。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渠道是复杂的。金融创新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等方式促进了金融功能的发挥，改进了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又会引起更多的金融创新，以满足经济体系本身的需要。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金融创新也给金融经济体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一、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金融创新通过推动金融系统的发展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系统的发展也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资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两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细说起来，包括降低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资成本降低和投资效率提高，市场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金融产品，满足投融资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统功能发挥优劣的主要标准应该是需求者对金融机构和市场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满足程度。第一，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产品品种，使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向增多，从而降低了资金需求单位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盈余单位的投资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机构在推出新产品方面的竞争而降低了手续费、佣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种金融产品间的替代性增强而降低了转换的机会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资金流转的顺畅程度和资金使用的效率。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上银行产品开始大量出现，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使得金融体系的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节约了大量的流通费用。并且使金融市场价格快速而及时地对信息作出反应，提高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力。
3、金融机构资产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信用创造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其所拥有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快速增长，这表明金融机构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本总量日益扩大，在经济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随之增长。金融创新也通过增加资产收益和降低营运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从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
（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这里是指金融系统剔除和规避个别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市场上各种避险性创新产品和投资融资技术通过分散和转移的方法，把个别风险降到了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创新如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互换等等，都有使风险在不同风险偏好的经济主体之间转换的作用。
从本质上去归并，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就是以上这两个方面。下面，我们通过AK模型来进一步论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构造是一个在劳动和可再生资本上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加总生产函数。然后，假设一个被标准化的固定劳动供给来忽略与人口增长和劳动供给有关的问题，所以加总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F（K）。而这个函数中，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递减，这一点对限制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同时被给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这两个因素之一会随着资本的增长而自动的同比例增长，而该因素的增长正好抵消了边际回报递减的效果，从而使产出能够与资本同比例增长。这些模型一般被称为AK模型。
我们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会通过哪些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在这个模型中，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t=AKt （1）
其中，Yt为总产出，A为资本边际社会生产率，Kt为资本额。
假定人口规模不变，每期的折旧率为？啄，经济中生产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资或消费，则总投资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中，市场均衡的条件为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但由于金融系统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资源，故假设有1-？准比例的储蓄在金融体系中流失，则有：
？准St=It （3）
令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稳态经济下经济增长率为：
g=A？准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统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准、资本边际生产率A及储蓄率s来推动经济增长。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几个途径：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封闭经济体内，金融处于浅层次发展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一功能，会以较高的存贷差、手续费、佣金、高额垄断利润等吸收部分资金，并且这个吸收比率较高。而金融创新会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从而使这个比率减少，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垃圾债券在刚开始产生时主要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筹集资金。
二是可以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金融创新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资本边际生产率最高的项目上去，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三是金融创新还可以通过调节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创新通过金融体系向储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对禀赋冲击进行保险以及发展消费信贷等方式实现改变储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现实储蓄，提高了社会金融资源的可利用度。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储蓄总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还有赖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大小。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提高储蓄的收益率和缓和禀赋冲击是很重要的；而在资本充足的经济中，发展消费以使储蓄迅速向消费转化，从而扩大总需求更为重要。多功能银行卡的创新就是通过影响消费而推动经济增长的。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可以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
二、金融创新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
金融创新在有力地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金融创新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了投机，引发了恶性经济泡沫的产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还影响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这些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衍生工具，给不确定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为什么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又增加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为什么金融机构为追求“三性”而进行的产品创新反而会降低其内在的稳定性？
首先，金融产品创新只能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而不能消除它。风险厌恶者通过远期、期货和期权等工具把他们不愿承担的风险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移给风险偏好者或风险中性者。然而，这只是一种“零和博弈”，只在微观层次上降低了风险，而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组合，风险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中。
其次，衍生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杠杆率很高。杠杆率简单地说就是合约总价值与参加合约所需要的费用之比。如期货交易中，可以把保证金视为保值成本，一般保证金水平为交易产品价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说，期货的杠杆率可以从5至50。期权交易中，期权费为保值成本，通过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可以得到其杠杆率也很大。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界限，传统的存贷利差缩小，使得传统银行大力开拓衍生类表外业务，当杠杆率大到一定程度时，衍生工具便由资产头寸的风险管理工具转变成了投机手段，由规避风险的交易变为最具风险的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再次，某些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金融产品创新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如承诺、担保、承兑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贷于客户，而是给予客户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银行从中仅收取手续费收入，但实际上银行却可能承担着与其收入不相称的较大信用风险。
最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各个开放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国际游资可以在各金融市场迅速转移，并且对各国利率差额和汇率变化非常敏感。这些“热钱”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一国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一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并利用金融创新产品提供的便利条件迅速地在国家间转移，从而使金融动荡迅速波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金融创新虽然利弊并存，但其利远远大于弊，利是主要方面。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效率的提高，就不可能使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大的贡献。正确和全面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它对经济的推动力，驾驭和控制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新古典理论;内生增长;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1-02
2002年全球共有192个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国家和地区,这192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人口规模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发达程度也各不相同。麦迪森(2003)综合世界各国历史和今天的表现,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A、B两组,其中A组是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了西欧、西方衍生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日本;而B组则是发展相对A组滞后的地区。两千年以前,A组与B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相近的。到1820年,A组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达到其他地区的两倍。而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7:1。如果比较最富有的西方衍生区和最贫困的非洲国家之间,这一比例高达19:1。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贫穷呢?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一、早期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研究国家财富增长的源泉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他认为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着分工水平。而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悲观论者则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生率增长的速度会高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因而会造成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而生育是人的本能,生育率不会下降,因此人均收入的上升只是暂时的,长期内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更悲观的理论认为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报酬递减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止。
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古典经济学阶段后,涌现出很多关于增长的新观点。马歇尔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内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新组合”引起的,这种新的组合意味着旧的生产方法因过时而被抛弃,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总体上,早期的增长理论尽管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所以,关于增长的证据十分零散,不便于研究者进行总结。随着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应用趋向成熟,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步迈入现代阶段。
二、新古典现代增长理论
严格来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拓者是哈罗德和多马,但由于其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的假定是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使其结论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只能是“刀刃上均衡”,即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作用,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将没有办法再自发回到均衡。尽管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前提假设的局限性,使得其结论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但哈罗德-多马模型标志着数理方法开始应用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这是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
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修正了要素不可替代这一假设,各自独立地建立了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是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使得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总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储蓄率也是外生的,储蓄率的变化只会改变经济的稳态水平,对增长率没有影响。针对索洛模型中储蓄率外生的问题,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将拉姆齐(Ramesy,1928)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储蓄率内生化,建立了著名的RCK模型。但和索洛模型一样,RCK模型的增长率仍然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在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前,也有一些研究试图解决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Arrow(1962)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生产率,即非竞争的知识具有外部性。但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Uzawa(1965)通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内生化了技术进步,认为,只要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不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但该模型中,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经济同样不可能持续增长。这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三、内生增长理论
以1986年罗默的文章发表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阶段。Romer(1986)及Lucas(1998)的研究都试图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研究解决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但二者在研究的切入点上存在差异。罗默在Arrow的基础上,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认为,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也就是说,技术变革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并且知识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效应,知识不可能完全专利化和保密,知识可以无限增长,从而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卢卡斯建立的两部门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他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化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使对人力资本的分析更加具体化。
继卢卡斯和罗默之后,很多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在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引入技术进步理论。在增长的框架中加入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始于罗默(1987,1990)。阿吉翁(Aghion,1992)和霍伊特(Howitt199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模型沿袭熊彼特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来自有目的的R&D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如果思想没有出现耗尽趋势,那么在长期,经济就能保持正的增长率。然而,增长率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因为存在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扭曲。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为,例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其他方面的管制。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它无法再预言条件收敛,但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条件收敛是一条很强的经验规律。为了保持条件收敛的假说,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Sala-i-Matin,1997)提出了技术扩散理论,认为跟随者通过模仿来共享领先者的技术,由于模仿比创新更廉价,因此保留了条件收敛的假设。收敛是否存在是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在增长理论研究的早期,由于数据缺乏,很少进行经验研究。随着80年代Summers-Heston和Madison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同时受内生增长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增长方面的经验研究。
四、经验研究
鲍莫尔(Baumol,1986)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德隆(DeLong,1988)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真正将对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推向的是巴罗(Barro,1991),他采用跨国数据回归发现国家间的收敛是存在的,但速度非常慢,大约为每年2%。同时,巴罗也说明了在美国的各州之间及日本的各县之间收敛是明显存在的。我国的学者也使用此框架分析中国的地区间的收敛问题,沈坤荣、马俊(2002)认为,中国存在着收敛俱乐部,即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距呈发散趋势,而地区内则呈现收敛性。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理清了增长理论的研究演化过程。从早期的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到新古典模型将现实的增长问题模型化,使得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一个标准框架下进行。而增长模型的变迁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各变量不断内生化的过程,通过重要变量的内生化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理论的发展必须经历实证的检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收敛的问题。经验上对收敛是否存在尚有争论,但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理论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Arrow,Kenneth J.1962,“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9,155-173.
[2] Barro,Robert J.1991,“Eco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407-443.
[3] Baumol,William J.1986,“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6,1072-1985.
[4] 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3-42.
[5] Ramsey,Frank,192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Economic Journal,38,543-559.
[6] Romer, Paul M.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
[7] Solow, Robert M.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65-94.
[8] Swan, Trevor W.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Economic Record,32,334-361.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3
（1.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北京 100020；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和环境，经济增长模式也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即何种因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制度；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迈过10万亿大关，经济年均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制度，中国经济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运行，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探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隐含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不同的争论。
二、关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从一国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决定论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学派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诺斯甚至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自然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改革之路。对于渐进改革的实质，樊纲[1]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只好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先是农村改革，而后城市进行改革，价格改革由“双轨制”逐渐过渡到统一。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保持了经济避免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发展。
与上述类观点类似，钱颖一[2]等也强调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中国已存独特的M型体制结构对中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使地方政府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导致非国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经济实力自然得到提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杨瑞龙[3]则着重强调了渐进式改革中体制内力量的主动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该理论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性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利中心（中央权利部门）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而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力量对比，特别是“诺斯悖论”的出现，导致市场取向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终结，从而化解“诺斯悖论”，这即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间阶段中的“第一集团”，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时，我国就真正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如果说改革初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壮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后期政府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集团”，特别是财税分权后，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竞争所推动。
上述理论都关注中国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博弈过程，主要分析了国内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有效配置国内资源，参与世界产品竞争和贸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正是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同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谋求本国发展，也即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因海外先进技术的进入，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即中国的发展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东亚四小龙得以崛起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无一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正是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发展特殊论，使理论失去共通性。另外从实证角度来看，也难以把制度内生化来衡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作用。而现有成熟的衡量经济增长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于是也有很多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模仿、劳动分工的扩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应等等，但都不外乎强调经济增长包括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4年，克鲁格曼[5]通过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了这些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而并没有任何的奇迹。这种观点和方法后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试图通过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实质。
舒元[6]通过生产函数估算中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7]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郭庆旺等[8]分别利用了索洛参差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果分别是-0.54%、0.954%和0.891%，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6%，同时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则高达90.54%。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投入型增长方式。
试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找中国经济的源泉也遭致诸多批判。一种观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因此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观点则认为常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应有所区别，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而这两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不同。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事实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都从一个方面来论述，要么突出制度创新的作用，要么就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生产要素角度来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生产要素、技术进步等综合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11]有的则把制度因素增长模型，同时实证检验生产要素和制度等对经济的影响，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都有效力，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产权制度。[12]这些方法都试图以一种多因素的视角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理论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统一，仍存在诸多缺陷。
三、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的人会同意中国是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就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发生的，并无任何特别，并且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助于预测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但上述诸多理论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关注视角的不一，尚难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奇迹。或者正是因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经济增长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进行，所以根本难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钱颖一，许成刚.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J].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10）.
[3]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7]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07）.
[8]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9]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05）.
[10]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08）.
[11] 吕冰洋，于永达.要素积累、效率提高还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东西分析[J].经济科学，2008，（01）.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4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83-03
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从理论上看,如果不考虑税收使用,只考虑税收汲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影响方向一定为负。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税收收入的使用,税收又会促进经济增长。可见,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向的,这是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原理。税收效应理论表明,政府通过征税,可以影响纳税人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使其作出一种使自己获得最大化效用的理性选择,进而影响资源配置。而宏观税负理论、税收弹性理论和平衡预算理论有助于阐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一、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理论
从财政收入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但从财政支出角度看,税收用于提供公共产品,产生了正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见,从税收汲取角度,抑制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负激励;从税收收入使用角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激励,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这说明,经济增长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不是单调函数,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当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增加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负激励效应。而且,此时税收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提高宏观税负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负效应。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宏观税率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税收与经济增长及投资是一种非线性的、非单调的关系,投资和经济增长应是税收规模因素的凹函数。
(二)宏观税负理论
税收的快速增长主要取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宏观税负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税收收入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即T/GDP,也称宏观税率。决定税收收入总额不仅要看税负水平还要看税基的大小。提高税负水平不一定都会增加税收收入,有时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因为税负水平过高,会削弱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产生无谓损失(如图1中的a幅),从而削减了税基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美国供应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通过拉弗曲线解释了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中的b幅)。根据b幅所示,t表示税率,T表示税收收入,在税率为0时,税收收入为0;如果税率为100%时,无人选择工作,生产停止,也没有税收收入。t0点右方区域被视为“”,因为在取得等量税收收入的情况下,该区域的税率要比左方区域税率高得多。可产生最大生产量和税收收入的点是t0点,超过t0点(此时,t0不一定等于50%),生产和税收都会下降。拉弗曲线表明,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该存在一种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兼顾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
(三)税收弹性理论
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离不开对税收弹性的分析。税收弹性反映的是税收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其基本表达式为:E=(T/T)/( GDP/GDP),其中,E为税收弹性,T为税收收入总量,T为税收收入增量,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一般而言,当E1时为富有弹性,税收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国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收入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税制设计应使税收增长速度略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在与GDP同步或快于GDP增长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政府顺利履行职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而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现象。短期内,税收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源于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取决于前期税收规模的大小,即虽然总体上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增长,但是由于税收收入计划具有刚性,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税收增长。据统计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宏观税率的最佳区间应该在20%～30%之间。为了接近这一区间,我国宏观税率将会逐渐上升。
(四)平衡预算原理
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假设社会的经济活动是由家庭(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组成。如用Y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消费,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T为政府税收总额,G为政府支出总额。以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有:Y=C+S+T (1),以支出法核算国民收入,则有:Y=C+I+G (2),以上两式结合起来则得到新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C+S+T=Y=C+I+G,即S+T=I+G (3),如果把消费C看成是收入的函数,并假定在没有收入时消费量为C0,可支配收入为Yd,边际消费倾向为d,则有:C=C0+dYd (4),假定税收收入总额为T,于是,可支配收入Yd=Y-T,将此式代入(2),有:Y=C0+d(Y-T)+I+G,即(l-d)Y=C0-dT+I+G(8)。分别求Y对T的导数和Y对G的导数,得:dY/dT=-d/(1-d)(5),dY/dG=1/(1-d)(6)。(5)式表明了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通常称之为税收乘数。税收乘数是负值,说明国民收入变动与税收变动的方向相反。 (6)式表明了政府支出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称之为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支出乘数为正值,这表明国民收入的变动与政府支出变动的方向相同。
当政府增税时,国民收入减少,减少的数额为税收增量的d/(1-d)倍,反之亦然。当政府支出增加时,国民收入增加,增加额相当于政府支出数量的1/(1-d)倍,反之亦然。如果同时考虑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税收增加的同时,增加相等数额的政府支出,则有:-d/(1-d)+1/(1-d)=1。这说明数额较大的税收和政府支出,即使保持相等,也会产生扩张效应,而且GDP的增加额正好等于二者的增加额,这就是平衡预算原理。在预算平衡条件下,预算规模具有扩张效应是由于税收乘数小于支出乘数,即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小于增加等量政府支出(购买支出)的扩张效应。因此,研究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看到政府支出的作用。
二、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同步增长的因素分析
从历年实现的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不难发现,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密切,有时甚至是弱相关非确定性的关系。影响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可能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变动因素
税收收入的结构变化和总量的增减,影响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增长的比率。这是因为:总体上来看,三大产业的增值额相加,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三大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增长较快,而第一产业增长较慢。由于我国税收收入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又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又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近几年递增均在20%以上,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因而形成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可见,当经济性质结构或产品结构发生变动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结构变化并引起税收增长数量的变化,最终影响两个增长的比率。
2.税制变动因素
一定时期内的同一税制下,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是相关的。如果税制变动,比如增减税种、调整税率等,则会改变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比例,从而破坏税收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最近几年,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总体上扩大,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税收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如果在选取的分析时间跨度里包含有税制变动的时间点,就必定对分析二者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
3.税收征管因素
税收征管是税收制度得以实施的环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水平直接决定税收数量。高效的税收征管和社会成员较强的纳税意识是税收收入得以实现的保证。一国税收征管条件和效率主要表现在对基础资料的掌握程度、稽查水平和工作效率等方面。税收负担较高的西方国家在纳税人资料的掌握、稽查的技术条件和稽查人员素质以及税收征管的效率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目前,每年的税收大检查之所以收效不佳,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税务机关重检查而不重处罚,不能触动违规企业的切身利益。
三、促进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着眼点和政策建议
(一)理论着眼点――弹性与税收的归宿
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该物品的买者与卖者分摊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平均分摊的。分析图2中两个市场的税收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图表示了最初的需求曲线、最初的供给曲线和打入买者支付的量与卖者得到的量之间的楔子。这两幅图的差别是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
图2中,P1表示买者支付的价格,P0表示没有税收的价格,P2表示卖者得到的价格。
a幅表示供给非常富有弹性而需求较为缺乏弹性市场上的税收。这就是说,买者对某种物品的价格非常敏感(供给曲线较为平坦),而卖者非常不敏感(需求曲线较为陡峭)。当对有这种弹性的市场征税时,卖者得到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多少,因此,卖者只承担了一小部分负担。与此相比,买者支付的价格大幅度上升,表示买者承担了大部分税收负担。b幅表示供给较为缺乏弹性而需求非常富有弹性的市场上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卖者对价格不十分敏感(因此,供给曲线较为陡峭),而买者非常敏感(需求曲线较为平坦)。当征税时,买者支付的价格上升并不多,而卖者得到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因此,卖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税收负担。可见,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
基于弹性与税收的理论关系,政府在考虑调整税制结构时,应首先通过市场调查得知应税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然后再确定如何调整税收规模。
(二)政策建议
1.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为正逐步得到纠正,经济环境向着文明高效的方向转变。但我们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非均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体制改革还面临诸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应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质量,特别是应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投资经济的发展,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税源潜力,为我国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基础。
2.推进税制改革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减税的目的,在于将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下来,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目前,我国的主体税种法定税率高,税收优惠措施多,税收征管的潜力依然很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减税并不意味着全面削减税种、下调税率,而是结合税制改革,将一些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适度降低,适当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并开征一些新税种,调高部分具有特定调节功能税种的税率,分步实施税制改革,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最终为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3.加强税源管理
加强税源管理,不仅要把纳税人管好,准确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征管人员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加强对重点税源的分析,通过对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反映税源情况的指标增长速度快,而实现税收的各项指标增长缓慢的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加强对商业企业的分析,通过审查企业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调查分析用水、用电情况,控制投入产出。要深入分析中小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对税收分析中发现的异常企业,要及时进行评估检查,涉嫌偷骗税的要及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积极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功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郝春虹.中国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4).
[2] 哈尼帕・瓦利斯.浅析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关系[J].金融经济,2005,(4).
[3] 钟丽芬.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今日湖北,2007,(5).
[4] 胡县东.山东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7.
[5] 杨玉鹏.地方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以潍坊市为例的实证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6.
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6
经济、能源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又必然带来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约束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又制约经济发展。我国对2011～2020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并写入了长期发展规划。而要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从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又应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本文将系统、定量研究中国能源、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准确理解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科学碳减排目标及政策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促进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能源、经济和环境(3E)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环境状况的代表是碳排放情况，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环境波特假说认为，节能减排能使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得到提高，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都能得到满足。Mohr(2002)基于离散技术变化中的“干中学”一般均衡框架推导支持了波特假说的结论，该模型显示，由于内生技术的改变使得波特假说具有存在的可能；Cerin(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波特假说，该学者基于科斯的产权交易成本理论发现了双赢的私人动机，但这种动机的产生需要公共支持。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双赢机会存在，就不需要政府额外对节能减排施加成本了。如Feichtinger等(2005)的研究认为，在考虑非线性效应和学习效应的情况下拒绝波特假说；陈文颖等(2004)设计了六种二氧化碳减排情景，应用 MARKAL-MACRO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定量描述了各种减排情景下对GDP影响的时间模式；陈诗一(2009)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2009～2049年期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模拟分析，预测结果支持了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的环境波特假说。
2、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工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Kraft， J & Kraft，A.(1978)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发现存在从GNP到能源消费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Akarca & Long(1980)研究认为，如果把时间间隔改为2年，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就值得怀疑。其他学者也利用不同的时间间隔和不同的研究方法证实或反驳了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同时，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时间间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Ugur & Ramazan(2003)通过对16个国家能源消费与GDP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两个时间序列值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其中有七个国家变量之间存在平稳线性协整关系；汪旭晖、刘勇(2007)利用1978～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和GDP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马超群等(2004)利用我国1954～2003年的GDP和能源消费数据研究发现，GDP分别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 GDP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杨文培(2005)探讨了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动因。
目前对环境波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献较多，但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这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研究对象的治理体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但缺乏一个公认的、合理的分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框架是其根本原因。同时，大多学者注重于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中的某一种关系，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为：(1)以能源消费为中介，构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2)基于构建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投入和GDP关系的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和分析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3)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对能源消费量进行预测，由能源消费量推算碳排放量，估算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4)根据要素贡献率模型，分别测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测量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碳减排目标和能源发展战略提供定量支持。
二、研究设计
1、理论框架
(1)基于Nerlove(1963)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本文构建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与GDP产出关系的测度模型，表示为：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变为线性形式，可以得到各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根据以上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能源消费、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析。
(2)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目标预测我国2010～2020年期间的能源需求量，并由能源需求量估算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表示为：
=含碳能源消费量×碳折算系数×气化系数
(4)
其中，含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碳折算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制定的系数，为0.67；碳气化系数指碳完全氧化成为二氧化碳之后与之前的质量之比，比值标准量为3.67。
(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测量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估算碳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此，系统、定量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 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进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1991～2010年期间共20年的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1992～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1)总产值。用以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固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每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3)人力资本。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采用历年就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但该数据不能反映劳动者素质差别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参照林伯强(2003)、徐国泉等(2007)学者的研究，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1991～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人·年。
(4)能源投入。能源投入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化石能源部分(本文所指能源消费均为化石能源部分)，单位为“吨标准煤”。
样本变量数据特征如表1所示。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验证1991～201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量和GDP是否为平稳序列。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GDP和能源投入量取对数，结果分别表示为LNGDP和LNE。应用 Eviews6.0软件对LNGDP和LNE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以AIC(Akaike inib criterion)和 SC(Schwarz criterion)最小化为准则。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LNGDP和LNE的ADF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在 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下，ADF绝对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中国GDP和能源消费两个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从对变量LNGDP和LNE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二者之间为同阶单整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E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LNGDP和LNE之间的回归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方程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t检验通过，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式(6)表明，GDP变化率每增加1％，能源消费变化率将增加1.4787％，GDP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
计算残差：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即残差是否为平稳序列。仍采用ADF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存在LNGDP和LNE的平稳线性组合，表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及贡献率估算
利用SPSS16.0软件调入计算整理后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的指标参数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方程拟合优度接近于1，说明方程拟合较好，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各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较高，均在0.01以下。D-W值说明，自变量之问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因此，1991～2010年间中国GDP及相关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该模型表示。
表4给出了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后的模型回归系数。将相应的回归后的标准化系数代入式(1)中，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在该模型中，中国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14，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159，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49，表示固定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414％；人力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159％；能源消费量每增长1％，GDP将增长0.449％。产出弹性系数之和为1.022，大于1，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来讲，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
利用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式(2)可以得到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199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GDP平均增长率为10.53％，其中，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贡献份额为4.90％，占46.38％；能源消费贡献份额为3.02％，占28.37％；固定资本贡献份额为2.22％，占21.34％；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为0.39％，占3.91％。在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份额最大。
从投入量方面来看，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74％，固定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36％，人力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46％。三要素的投入增长率大小排序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致。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如果控制碳排放量，减少能源投入，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中，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也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尽可能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碳排放预测与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1、碳排放量预测与减排目标比较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2011～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1)能源需求量预测。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我国GDP在2011～2020年期问需要保持年均7.2％的增长目标。根据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可以预测2011～202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需求量。
(2)碳排放量预测。根据式(4)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预测结果来看，以1991年 GDP可比价格测算，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量2015年比2010年降低18.35％，2020年将比2005年降低36.03％，单位能耗2015年将比2010年降低18.36％。
中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从预测结果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可以基本实现制定的单位GDP能耗目标，但距离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难度，我国的碳减排任务还任重道远，亟待从能源消费结构、科技投入、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支 持和市场调节等方面加大力度，走低碳发展之路。
2、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假设我国能源消费在2011～2020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与1991～2010年期间相同，为0.449，利用碳排放预测数据分别计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无减排目标约束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对我国2010～2020年能源消费需求量的预测数据，我国2011～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4.8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无减排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减排目标约束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约束目标，取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这一中间值，根据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式(4)，可以推算我国2010～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3.4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从以上估算可以看出，在减排目标约束下，2011～2020年期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无减排目标约束减少了8.74％。估算结果说明，实现减排目标短期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制定减排目标的同时，需要考虑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程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兼顾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减排的双赢目标，需要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1～201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11～2020年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预测和对减排目标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协整关系，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来看，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变动1.4787％，能源投入的变化率大于GDP的变化率。协整回归方程从定量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者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参照系，要维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能源的供给能力，统筹兼顾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第二，能源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能源消费、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及贡献率最大，分别为0.449％、3.02％和28.37％。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与我国通过高投入、高消耗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和贡献率最少，分别为0.159％、0.39％、3.91％，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明确了经济增长对各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可以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增长目标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要增加教育投入，把经济增长从依赖能源消费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靠能源推动的局面，减轻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实现减排目标面临巨大压力。对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6.04％，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将比2010年降低18.36％。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排放量距离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承诺的最低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从减排目标来看，我国还需要从大力调整能源供应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入手，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实现减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