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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1
关键词：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the hexagrams in the Zhouyi ， the author of the chapter of Yi zhi yi of the silk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Qian-Kun ， yin-yang ， hardness-softness as well as civiland military affairs， stressing the balance between yin and yang ， the complementariness between hardnessand softness， and the thought of harmony. In addition， these ideas were extended into actual daily life， hence its relatedness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idea of softness highly valued in Daoism. The tendency of unifying the opposite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evidently exhibits the chapter’s author’s attitude of the mean and orientation of value in his social life.
Key Words: Yi zhi yi in the silk manuscript; Qian-Kun; yin-yang ; hardness-softness；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帛书《易之义》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对《易》之卦爻象、卦爻辞的解释，来阐明作者对《易》的理解。由于学术界尚无对《易之义》文本的系统阐述，故本文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将《易之义》的思想内涵揭示出来。
一、键川合论
《易之义》在论述阴阳文武之道时，对键川（即今传本《易传》“乾坤”）二卦，既有分说又有合论，而且合论往往是在分说的基础上进行的。《易之义》的键川合论，其核心思想，从自然观的角度说是阴阳合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是文武并用。
（一）阴阳合德
《易之义》开端即云：“易之义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1]（以下所引《易之义》文均同，不再赘注出处。）此是从解释《易》之卦爻象入手，来证成阴阳合德的学说。这种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运行的阴阳观念。阴阳作为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概念与天道相关，此处所云天道是自然观意义上的。《易之义》在运用阴阳概念时，既有自然观的内涵，又有人道观的内涵，可以视为以天道下贯人事。其开端的一段话就是天道人事的混合体。由于讲《易》卦的构成，所以其是人文的产物。以阳对刚对天，以阴对柔对地，并分纯阳纯阴，显然是为了认识、分析哲学问题方便起见而进行的逻辑划分。在真正的人类生活中，并不存在纯阴纯阳的事物，所以《易之义》在分别纯阳为天、纯阴为地之后，又说“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万物莫不欲长生而恶死，会心者而以作《易》，和之至也。”天地、阴阳、刚柔的一一分立，并不是万物长生的条件，万物若要长生不死，必须“和”，这种“和”，在《易之义》的语境中，就是天地和、阴阳和、刚柔和，具体到此处，就是我们要谈的阴阳合德。
《庄子·天下》云“《易》以道阴阳”，《黄帝四经·称》云“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今本《系辞上》有“阴阳之义配日月”之说。这些与《易之义》的阴阳学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庄子·天下》所云较为笼统，似乎是指自然观意义上的阴阳。《称》所云则将阴阳与天地对应，为《易之义》所有。《系辞上》将阴阳与日月相配，为《易之义》所无。《易之义》的阴阳理论，其旨归是“和”，也就是阴阳合德。《易之义》中的“长生恶死”与《老子》的“长生久视”应有理论上的联系，然而其已将“长生恶死”扩展为万物的本性，是其独到之处。这种扩展是根本性的扩展，为下面进一步地论述打下了基础。这种长生已不再局限于人类寿命的长短，而是扩展到一切与人类生命相关的领域。
《易之义》后面的键川合论还是在阐明阴阳合德的道理：
是故键义沾下就，地之道也。用六坎也，用九盈也。盈而刚，故《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也。因不习而备，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也。
此段文字前面缺字很多，但从古人行文习惯推测，肯定是论“天之道”的，以与后面的“地之道”对应。这样，就是键川之德的合论。键之德处上，川之德处下，水土皆处下。“沾”与水相关，“就下”指其处于下位的取向。《易之义》的用意在明确键川两卦卦德的相反相成的关系，正是键川互补、阴阳合德的基础。这里，《易之义》运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论证方式，即键川二卦交叉论证。最典型的是“盈而刚，故《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也’；因不习而备，故《易》‘见群龙无首，吉也’”。“盈而刚”，应指键之用九爻，而“直方大……”云云，则为川之六二爻，将二者连在一起论述，体现《易之义》作者对《周易》的独特理解，六二得川之正，柔顺而中正，以柔为其至德，“不习”指顺其自然，其柔而顺恰好与盈而刚相对，故下文又云“因不习而备，故《易》曰‘见群龙无首，吉也’”，川象征地，因其柔顺之德，无所作为而充裕完备。
（二）刚柔有体而文武兼备
《易之义》云：
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川也者，易之门户也。键，阳物也；川，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
这段话与《易之义》的一贯主张完全吻合，又将天地、阴阳、刚柔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虽未提到文武，但前后文都有关于文武的讨论，故我们在分析时亦将文武纳入其中。
从《易之义》倡导的主导思想来看，虽然在言天地、阴阳、刚柔时，以天道为主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高扬键之阳刚之德，但具体到集中体现人事的文武时，则侧重于文的一面，所谓人文化成的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得到较多的重视。《易之义》的作者已经认识到武的极至和文的极至以及它们的偏颇。“故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穷。”达到极至的文和武，各自偏于一端。武可建功立业但必将走向灭亡，因为刚者易折；文能够确保安宁但容易陷于衰弱，因为柔者易衰。若要既建功立业又长治久安，就应刚柔相济，文武兼备。键之六刚能方，体现的是汤武之德，虽然刚健强悍的精神为《易之义》所认可，但“群龙无首”却得到了“文而圣”的评价，由此可以发现，文与圣相连，武与圣并未相连，因此“川之至德，柔而反于方；键之至德，刚而能让。此键川之参说也”，从卦象上说，川为纯阴，其德为至柔；键为纯阳，其德为至刚。《易之义》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参”，即键川调和。川以柔为主但能有方正刚毅的因素加入，方为其至德；键以刚为主但能有谦恭退让的因素加入，方为其至德。《易之义》所推崇的至德是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既不偏于阳刚，又不偏于阴柔，而是阴阳合德刚柔有体，这既合于《尚书·洪范》的“皇极”，又合于《中庸》的庸常之道，还可见到贵柔的道家思想的影响。
从《易之义》的文本来看，它在讨论问题时，将键置川前，阳置阴前，与今传本《周易》一致。由此而来，将武夫置前，文人置后，武为键，文为川，突出以力服天下的思想，显系战国时期作品。然而，在其论证的过程中，又明显加大了对“文”的论述篇幅，其以德服天下的思想又占有很重的比例，这很能说明作者的折衷态度和价值取向。其论键卦，虽强调刚而能方，但所言爻辞肯定文与静的价值，对武与争反而是抑制的。其论川卦，对于其“求贤”、“美情”、“语无声”、“有而弗发”、“文而能达”、“学而能发”持赞赏、褒扬的态度。另外，其对其他卦爻辞的评论亦显示了这一点。如“易曰‘何校’，刚而折也。……[遯之]‘黄牛’，文而知胜矣。涣之彖辞，武而知安矣”都是如此。[1]对武强调安，显然希望强盛能长久，若要长久，必然要文、柔。对文强调胜，显然希望安宁能长久，若要长久，必然要融入武、刚。
二、《易之义》论刚柔与文武
《易之义》在探讨天地、阴阳、刚柔时，通过对《周易》卦象的分析，突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中和的思想。这些是从卦象立意，从一般的抽象的意义方面入手的。但是，如果要将这些思想导入人生实践，达到“和之至”的境界，就需要通过《易》之经文阐述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易之义》以刚柔与文武相互涵摄的形式尝试了这一点。
（一）武与刚与动
《易之义》论键卦完全按照六爻顺序，自初九至用九。其文云：
子曰：键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潜龙勿用”者，匿也。“见龙在田”也者，德也。“君子终日键键”，用也。“夕惕若厉，无咎”，息也。“或跃在渊”，隐[而]能静也。“飞龙[在天]”，而上也。“亢龙有悔”，高而争也。“群龙无首”，文而圣也。
此处总论键之卦象卦德，以商汤周武这样的强势君主的品行能力，象征性地表达键之阳刚进取精神。其释键卦之内涵与《乾·文言》的“龙德而隐者”、“君德”、“行事”，《小象》的“天德不可为首”意思相通。首先，《易之义》作者认为键卦的“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是“过”的两种表现方式。既肯定阳刚，又否定刚而过；既认为应有阴柔的成分，又否认无所作为。《易之义》顺着这个脉络进行论述。此后间隔了一段关于川卦和其它卦的评论，又出现了与键卦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指出键卦作为八卦之长，应在《易》卦中具有主导作用，这是对键之阳刚特性的肯定。虽然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只进不退。这些议论的核心内涵皆在强调“龙”要刚而能柔。贵柔是老子所倡导的思想，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老子将柔弱绝对地置于刚强之上，认为柔弱胜刚强，并以人之性、物之性来比喻，证明柔弱者为生，刚强者为死。《易之义》的思想与此并不相同。《易之义》是在肯定刚强的前提下，指出要和之以柔，刚柔相济才是其所要阐明的道理。它主要是试图纠过刚之偏，而非主张柔弱胜刚强。然而这种思想可能吸收了老子思想的成果。其次，“君子之德”思想的提出。《易之义》云“易曰‘亢龙有悔’，大人之义不实于心，则不见于德；不单于口，则不泽于面。能威能泽，谓之龙”。此云大人之义不诚实于内心，则不能表现于德行；不在语言方面诚信，则不能表现于颜面。即没有内在的诚实之德，就不会有外在的行为显现。既有威勇，又能柔润，这才能够称之为“龙”。“龙”的境界，是《易之义》作者所描绘的理想境界。对于这个理想境界，《易之义》以“君子之德”加以概括：“子曰：君子之德也。君子齐明好道，日自见以待用也。见用则动，不见用则静。”君子应有用于当世是正当的，也是君子的美德之一。故《易之义》认为君子中正精明有中行之道，每天都表现自己的才干以期为世所用。九二爻居键卦之中，故称“齐明”。今传本《乾·文言》释九二爻说“龙德而正中”、“天下文明”。“齐明”是对君子品德的正面评价。《荀子·修身》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亦是此意。今传本《文言》对“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身份归属性评价是“君德”，即君主之德，而《易之义》却是“君子之德”，两相比较，《易之义》的“君子之德”更具有道德上的普遍性，而《文言》在这一点上则要狭窄一些。仅仅指君主之德，当然也具有道德意义，但这种道德意识显然不如《易之义》的外延大。《易之义》下文又有对君子之德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都以“子曰”的形式出现。择其要者有“知息”、“恒跃则凶”、“君子穷不忘达，安不忘亡，静居而成章，首福有皇”、“让善”等。其寓意都在戒动主静，突出君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由于具有忧患意识，所以君子能够静居成章，静与动相对，静是无为，成章指自成章法，行为合于自然之道。这段话的内涵还是对动进行节制，强调因顺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趋福远祸。“让善”谓让于贤人，“键之至德，刚而能让”。《乾·文言》释用九云“乃见天则”，此天则指自然法则。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云“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这些可与《易之义》的“让善”相参照。君子之间不相互争为首领，各自完善自身而天下得到治理，何必汲汲追求天下之治呢？龙并不借助于外部环境而行动，可以周游六虚，“无阶而登”，无所仗恃，一切因任自然。此处“群龙无首”的境界，乃庄子《逍遥游》所提倡的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
从上面对《易之义》关于键卦各爻辞的诠释来看，其主旨是在充分肯定刚健、进取精神的前提下，重视让、静等阴柔、谦让的因素，而且认为“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武本与刚与动密切相关，但若要恒武而能安，恒刚而不折，就必须融入相反因素，以救武与刚之不足，故有对文与柔与静的重视。
（二）文与柔与静
作为与键之武、刚、动相对的因素，《易之义》对川之文、柔、静亦有系统论述。其文云：
川，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君子“先迷后得主”，学人之谓也。“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求贤也。“履霜坚冰至”，豫也。“直方大，[不习，吉，][也]。“含章可贞”，言美情也。“括囊，无咎”，语无声也。“黄裳元吉”，有而弗发也。“龙战于野”，文而能达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学而能发也。
这是《易之义》第一处系统地评论川卦卦爻辞。其评论自然承《周易》卦爻辞而来，但明显地带有时代色彩。《易之义》论川卦对其定位是柔顺和“文”（谦让）。今传本《坤·彖传》“柔顺利贞”，《说卦》“坤为文”，与此处的“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内涵相同。《易之义》“先迷后得主”是指贤人寻求明主，“学人之谓”的“学人”是一种很特殊的称谓，应该指今天所说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相对于君主而言，他们谦恭卑下，故以川象之。《坤·文言》对卦辞的解释是“‘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两相对照，《易之义》更注重为川者的身份归属，这一点与其在论键卦时亦注重身份归属相同。从这个特性看，《易之义》的作者比较重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换言之，他重视划分社会阶层，可能是一个比较注重礼的思想的儒者士人。《文言》则更关注坤之德，强调它对乾的承顺，以及化育万物的功能。《易之义》认为“得朋”、“丧朋”皆为君主寻求贤人之举，这仍然是社会两个阶层人的互动。《易之义》对初六、六二爻辞的阐释，由于文字缺损严重，无法得知。也许《文言》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文言》对初六爻的释读是“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之义》的释读只能见到“豫”字，有学者认为此字为预先之义，并认为此句是“豫为备也”的意思（第250页）[2]。若如此，则《易之义》此处与《文言》一致。《易之义》对六二爻辞的解释阙如。《文言》对六二的释读是“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完全从君子的人格修养出发分析爻辞。以正释直，以义释方。内以敬，外以义。敬义树立之后，君子便具有深厚的德性。这与《中庸》所倡导的思想完全一致。《易之义》于此则非常简约，不若《文言》之系统、完整。《易之义》对六三爻辞的解释具有独特性。其对“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分为两段诠释。“含章可贞”按照六爻顺序，紧随六二之后，“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则在上六之后。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看，并无必然性。或许《易之义》的作者是从文章的句式着眼，做出如此安排的。从对“黄裳元吉”的评论开始，句式皆作“……而……也”，如“有而弗发也”、“文而能达也”等等。其实，从逻辑的角度看，不应该把六三爻辞隔成两截。现在我们把其合在一起分析。其文应做“‘含章可贞’，言美情也。‘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学而能发也。”“言美情”指内在之美，“情”指内在情志。含有内美而不外露，以示川之阴性的顺从之意，与卦德一致。“学而能发”亦是《易之义》对爻辞的独特阐释。《文言》对此的诠释与其完全不同。《文言》着眼于坤之地道、臣道、妻道的附属性。处于阴柔地位的人，即使有所成就，亦不敢居功，而归功于乾阳之人。今传本六三爻《小象》有言“知光大”，或许能够与“学而能发”互相阐发。“光大”为发扬光大，“学而能发”指向别人学习而能有所发现、发明、发展。总之，都是有所承受而来。以上所论，皆强调川柔顺之德。
与论键卦一样，《易之义》对川卦又有一段重申性论述，此段论述较之上面关于川卦的议论大同小异。其所同者在于主旨一致，都是论证川之顺从的本性。其所异者在于二者侧重点不一样，前文比较笼统，加之有阙文，故只是大致陈述了川之柔德。此处再次论述，则更加完整、系统。首先指出《易》之川，是阐明雌道的，故以“牝马之贞”喻之，“童兽”之“童”为幼小之意。大为阳，小为阴，故牝马、童兽皆属川类。（第256页）[2]《说卦》亦有“坤为子母牛”一类的观点，与此类似。此处赞扬川之牝马属良马之类。《易之义》上文论键卦以龙开端，此处论川以马开端，符合《周易》经文的意思，显系承经文而来。川向上承键之性，在下安顺宁静。外表有美好的形态，内里有贤德之品质（此处虽有阙文，但前半句已将大意道出），招徕众人，具有文德。此意《说卦》、《彖传》曾论及。《说卦》云“坤为众，为文”，《彖传》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利西南，往得众也”，皆指坤以文德得众。《易之义》强调川之文德，文与武相对而言，文有文彩谦和意，这里突出的是其谦和、恭逊之意，与键之武、果断、刚强相对。下文又进一步明确川之德落实到人类生活中的身份归属，“是故文人之义，不待人以不善，见恶默然弗反，是谓以前戒后，武夫昌虑，文人缘序”。这段话将川之特性引申到文人身上。文人的德行特征从川德而来。文人以善待人，发现恶则反省自身，《论语·里仁》有“见不贤则内自省”之语，与此意合。此处“以前戒后”若承上文，则有以前恶为鉴，警戒自身，不要重蹈覆辙之意；若接下文，则有效法键德，警戒自身之意。总之从《易之义》作者的观点看，是“武夫”（具有键德）提出方略，文人（具有川德）遵循规则紧随其后，即《文言》所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其后的“履霜坚冰至”，将爻辞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易之义》解为“逊从之谓也”，是从气候的变化（由初寒到严寒）程度，来比喻川紧随键后，正是上文所云“武夫昌虑，文人缘序。”“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属于卦气说，与《说卦》“帝出乎震”的后天卦序相同。东北为艮，为立春；西南为坤，为立秋。万物的生长，始于春而成于秋。《易之义》在此论及“岁之义”，目的并非谈卦气，而是通过季节变化讲义理。故云“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NFDC2”，君子应遵循天道，顺从自然之理，看到变化的开端不要迎向险阻、逆向行事，而应顺应变化谨慎行事。对卦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的解释是丧朋的东北方（艮）非吉祥之处，而西南方（川）可以得到贤人。武夫能够抗击敌人，文人能够辅佐国家，对敌坚强，辅佐长久，这样就是天下的幸事。从《易之义》的论述看，作者每每将武夫、文人对举，而且都是武夫置于前，文人置于后，武夫为主，文人为辅。从卦的角度说，武为键，文为川。从哲学思想看，《易之义》倡导力在德前的思想（当然并未否定道德的作用），突出以力服天下的主张，显系战国时代的产物。其对六二爻辞的解释偏重于文的方面，即偏重阴柔之德。故云“性文武也，虽强学，是弗能及之矣。”“性”，指本性、天生之性。本性具有直内义外的品德，不是后天勉强力学所能达到的。这有点像《中庸》所云圣人天生具有“诚”一样，都是“生知”说。川之内美在此表现为文人之动的特性方面。文人的进取是柔和谦逊的。对于小事，要时时劝谏；对于大事，要顺势成全。其智慧见地不要过度，而且态度务必要柔顺谦和，让君主容易接受。追随君主做事而不能居有其功，这是《诗》、《书》所教导于人的美德。六三爻言《诗》、《书》对人的教化作用。于《诗》言之，中国自孔子以来就倡导《诗》教，后被概括为“温柔敦厚，《诗》教也。”于《书》言之，《尚书》多言道德教化，强调为政以德。《周书》中周公的为臣之道就是居功不自傲。此处言《诗》、《书》之道与孔门教化甚合。《易之义》申明《诗》、《书》之道，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文人如何保全自己，全身远害。其对爻辞作了“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有罪之内，是谓重福”的诠释，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易之义》的内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易之义》是一个对《易经》进行重新阐释的文本。其作者通过对键川、阴阳、刚柔、文武思想的诠释，表达了自己的易学观。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2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它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是一个理论体系，更是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和”，原意为声音相应，后演化为和谐、和睦、和善等；“合”，原义为上下嘴唇合拢，后来演化为融合、结合、合作等；而“和合”放在一起，则强调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相互融合。“和合”思想在东方管理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一、“六位成章”和“刚柔立本”
在东方哲学中，“和”是宇宙最高的准则。《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相反相成，相合相生，和合孕育着对立统一、变化发展。《道德经》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具体到管理思想，中国的东方管理学家认为阴阳和合的管理原则有两条：“六位成章”和“刚柔立本”。
“六位成章”原意是指《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由六爻所组成的稳定结构，每一爻都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层次，在一卦里每一爻都因其性质和位置空间不同，表现出彼此相互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整体结构的变化。“六位成章”告诉我们，任何管理系统都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管理就是要使这个系统保持稳定和谐。企业是由多个职能部门组成，为了企业的稳定和谐发展，必须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六位成章”的哲理与现代管理思想是相通的。
“刚柔立本”，“刚柔，即阴阳。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论其体，即谓之刚柔也”。所谓“立本”，“言刚柔之象，在立其卦之根本者也。”每卦的根本是阴阳的变化和相互配置，阴柔阳刚。阳刚代表刚健猛烈，积极的东西。阴柔代表柔弱温和，消极的东西。阴阳二性的调和，构成大千世界稳定协调的状态。在整体的关系上上级为刚，下级为柔，上、下级阴阳调和，协调配合。在管理模式上，制度代表刚，软性的文化代表柔，刚柔相济。
二、“和而不同”
在管理策略上，和合思想的应用之一是“和而不同”。《国语•郑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称为和，而简单的附和则是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包括了“他”与“他”即包含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而仅仅是表面的同，并不能生成新事物。孔子进而把这一思想发展为中庸之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管理上，孔子强调“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这条原则不仅仅能用到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而且可用来处理企业内部人际冲突，也可以用来构建企业文化。在企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对业务的独特想法，如何把每位员工聚集到组织目标上来，就是企业文化要做的事情。诚然，每个企业的文化都各具个性，都是企业长期经营累积的结果。但任何强企业文化必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能营造一个共同的组织价值体系，以实现“和而不同”。
三、竞合共赢
在管理策略上，和合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竞合共赢。孔子极力崇尚“和”，将“无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要实现这种理想，就必须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分歧，用“人和”取代无休无止的诉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所倡导的是化解人际间的矛盾，铲除隔阂；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以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管理者应当把“和”的思想纳入到日常工作当中去，以创造公司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使大家相互尊重、相互依赖，而不要过于突出自己。
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3
[关键词] 柳宗元 德育思想 君子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因其祖籍河东,人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故又称柳柳州。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目的
柳宗元重视德育,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行道的君子。
柳宗元否定天命而重人事,认为封建王朝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巩固其统治。他在《贞符》中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柳宗元对于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首先,君子应该“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五就桀赞》)。其次,君子作了官吏,也应该认识到“为吏者,人役也”(《送范明府序》),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民。再次,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最后,君子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自身,“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二、德育的过程
1.五常为规――道德认识
五常是五项常行的道德规范,沿着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柳宗元在《时令论》中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五常之中,基本的是仁义两项。他在《四维论》中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可见,柳宗元的道德认识就是以五常为规。
2.诫惧忧道――道德情感
柳宗元作《诫惧箴》,说“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意思是说祸患临头才害怕,这是不明智的;君子在祸患发生前,就知道提高警惕。一些人干丑事、坏事,往往有前惧早畏与后惧晚畏之分。善于前惧早畏的人,一般当自己的恶念萌发之时,或当自己的恶行实施,或畏于人知,或畏于法纪,立马排除恶念,中止恶行,这样,可使自身及时跃出泥潭,避免无力自拔,避免付出高昂的代价。
柳宗元作《忧箴》,说“所忧在道,不在乎祸”。这表明了他抛开个人的得失,一心只为“行道”的思想。《忧箴》中还以“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犹不及。忧之大方,惟是焉急”,说出了值得忧愁的几件事。
3.植志笃道――道德意志
立志对行道非常重要,是能否成为君子的关键。柳宗元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柳宗元自己是立志信道的人,实际上,他少年时就树立起宏伟的志愿,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写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又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4.行本诚先――道德行为
柳宗元非常重视道德行为。他认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好的行为和品德。“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不单指个人道德行为,同时是指坚持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行为活动。
三、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1.方中圆外,经权结合
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说“吾故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然后在《说车赠杨诲之》》中把个人立身处世比喻为一辆“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且说“中不方,则不能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要求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灵活。换一种说法,就是要做到经权结合。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知,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断刑论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经,是常规,权,是实现经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仁和智。把经和权割裂开来,那就十分糊涂了。没有权的经是拘泥的,没有经的权是背理的……懂经而不懂权,并不是真懂经。懂权而不懂经,也不是真懂权。
在这里,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一定的灵活性。只有经权结合,才是真正的知经又知权,才符合大中之道。
2.韬义服和,刚柔兼济
柳宗元在《佩韦赋》中说“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寿之善谋……故曰:纯柔纯刚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主张纯柔弱或纯刚强都是片面的,不会长久,应该刚柔兼济,避免偏向。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和思想,符合儒家一贯的“中庸”论。
3.学焉至道,周乎志艺
柳宗元认为,有道的君子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后天学习而成。他说: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他学习非常勤奋,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也不忘读书,有言为证“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与李翰林建书》)。又要求君子在艺能方面具备相当的条件。他在《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中说:“周乎志者,穷踬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4.要有乎内,而饰乎外
柳宗元主张作人要内有德才,外有文才;作文要内有思想性,外有艺术性。他在《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中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
有了德才,还需要去表现。只有磨练掌握了真才实学,又把它很好地发挥了出来,这样“有乎内”,还“饰乎外”,形成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可以达到圣贤所看重的理想境地。
柳宗元对德育的诸方面都有所论述,可见他的德育思想也是比较丰富的。
参考文献:
[1]黄立志.论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4):13.
[2]杨荣春.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学报,1981,(4).
[3]王元湖.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
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4
全年工作、近阶段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都已很明确，相关措施也已配套，下一步关键是如何抓好落实、加快推进的问题。而这一些与我们干部和队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下面，我就加强作风建设讲三点意见：
一、肯定成绩，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去年，是区委区政府确定的作风建设年。大队党委认真贯彻总书记提出的树立“八个良好风气”、增强“三个意识”的指示精神，按照区委的部署和要求，扎实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干部队员思想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去年，大队党委按照“作风建设年”的要求，确立了把“构建和谐城管、提高执法服务满意率”，作为检验城管执法主要工作目标的工作方针，并且从加强主题教育、分类培训、督察考核、执法方式、社会宣传、社会测评等方面，采取多措并举，积极实践，认真探索。通过教育和实践，干部队员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变化，体现在：（1）提高城管执法服务满意率，已普遍部队员所认同；（2）“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目的性和要求已进一步明确；（3）“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思想观念已基本形成。思想，是行动的基础。由于干部队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的转变，从而为大队各项工作上水平、出实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干部队员工作作风有了新的转变。体现在：（1）大队领导干部工作中心下沉，落实“一线工作法”。列入大队“挂牌”难题领导干部“包案”，抓协调、抓落实、抓督办、抓经验总结。领导干部与社区干部群众直面沟通，主动听取意见，抓好整改，认真反馈。亲临一线带领队员整治偷倒渣土车辆。（2）分队干部队员转变执法方式，创新工作方法。从以“刚”为主到“刚”、“柔”相济，从单纯执法整治到协调各方综合治理；（3）主动跨前一步、为民服务比较有效。开展“三走进”活动，重宣传教育，帮助社区解决问题。主动落实八项承诺和政务信息公开。
（三）城管执法工作实效有了新的提高。体现在：（1）认真落实“三个二”投诉处理机制，群众投诉处理提速。群众处理提速，一般问题在15天内处理完毕。（2）违法建筑举报“一口受理”机制得到落实，涉及城管职责范围内的新建违法建筑拆除率100%，有些在建的及时得到制止。（3）难题逐个得到破解，如石皮街、海三通道、4703弄，以及早点摊治理、马路洗车疏导等。
联系大势、区情和区领导要求，结合大队作风建设实际，要充分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要认清大势。一是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关注民生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兼顾，又好又快地发展；三是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要求体察民情，服务于民；四是区委提出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机关和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求。
（二）要看到城情。一是“天门”事件的负面影响；二是城管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动态性的特点；三是城管组织起步晚、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的实情；三是区内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新产生问题，群众迫切需要城管解决。
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群众的意愿、呼声和要求，更加注重端正作风，更加注重工作方法，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方式，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机关作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立足本职，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努力在提高工作效率、热情为民服务、遵守党纪政纪上见行动、作表率。使工作更加得民心，顺民意，有实效。
二、正视不足，振奋精神，着力整改当前城管作风建设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联系当前大队作风建设实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思想认识上：执法为民的意识在有些干部队员思想上还比较模糊，找不到结合点；对城管处于的地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强调客观的多，找主观原因的少。
（二）在精神状态上：既有小进则满、固步自封，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的心理，又有在困难面前消极埋怨的倾向。既有精神不振奋，萎靡不振，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又有蜻蜓点水、敷衍了事的马虎现象。
（三）在具体工作上：大队层面，为分队指导服务还不够有力，为基层减负落实还不够具体；分队层面，主要工作落实不够周密，走一步算一步；队员实际工作管事率低，工作粗放。
（四）在执行纪律上：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的要求，有时还尚未落实；在规范用语、执法形象上，落实还不力；在执行内务管理制度上，松松垮垮，马马虎虎；在执行廉政纪律上，不认真，执行不力。
针对上述问题，各党支部要结合会议精神贯彻，认真组织党员和队员进行讨论，要从人人是窗口、个个树形象的高度，自找差距，列出整改计划，下月初大队党委将进行检查和听取汇报。
三、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把加强作风建设落实在提高执法服务满意率这根主线上
加强作风建设，是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坚持把加强队伍作风“软”环境建设，作为促进城管执法“硬”任务的切入口，从五个方面着手，落实责任，落实措施，使队伍作风建设、城管执法效能和服务水平均取得明显成效。
（一）抓班子，做好表率。1、要在抓好令行禁止上下功夫，对现有制度的执行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做好表率；2、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在攻坚克难上下功夫，在探索创新上下功夫，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
（二）抓教育，提高素质。1、认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主题教育活动。2、开展“构建和谐城管、争当‘五大使命者’”主题实践活动。
（三）抓规范，提升形象。1、严格规范工作程序。（1）深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2）认真落实案件分级审理工作，加快工作效率的提高。2、加强行为风纪督察。（1）日常执法效能督察；（2）执法风纪督察；（3）规范办案、公正办案督察；（4）执行内务纪律督察。
（四）抓重点，提升实效。1、落实“包案制”，破解难题；落实联系制。2、着力做好投诉事件办理工作。
（五）抓制度，形成长效。1、抓住工作薄弱环节，修订完善工作制度；2、引入外部测评机制，增强整改的针对性。
大队全体干部队员，要紧紧围绕提高执法效能和群众满意率，以优良的工作作风，保障各项决策和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使城管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争当全市排头兵。
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5
关键词：噬肤；厥宗噬肤；灭鼻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43-04
“噬肤”一词，《周易》经文两见：1，《噬嗑》卦六二“噬肤，灭鼻，无咎。”2，《睽》卦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噬肤”是什么意思？“厥宗噬肤”又当作何解释？《周易》以其辞简约，其义隐奥，向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系辞上》）笔者以为“噬肤，灭鼻”讲的是商人因违背“禁令”而受到了割鼻的处罚，“厥宗噬肤”是说其祖先在集贸市场上曾有过“噬肤”的不法行为。下试为论之。
《周易•噬嗑》卦六二“噬肤，灭鼻，无咎。”其中“噬肤”一词，王弼注云：“噬，啮也。肤者，柔脆之物也。” 关于“噬嗑”之义，《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王弼训噬为啮显然是承袭了《彖传》的说法。《周易集解》引虞翻亦云：“噬，食也。艮为肤为鼻，鼻没水坎中，隐藏不见，故噬肤灭鼻。” 《伊川易传》卷2：“噬，啮人之肌肤，为易入也；灭，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 《朱子语类》卷71：“‘噬肤灭鼻’，肤，腹腴拖泥处；灭，浸没也。谓因噬肤而没其鼻于器中也。” 对于“噬”义，古今学者几乎一致理解为吞咬。《噬嗑》卦卦辞言“利用狱”，《象传》亦云：“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噬肤，灭鼻”，王弼注：“啮者，刑克之谓也。” 若训噬为咬，则咬肉与惩罚有什关系呢？高亨先生谓：“奴隶越其分而吃肉，触怒奴隶主而割其鼻。” 凭空臆想，羌无故实。《周易集解》引侯果：“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体艮,艮为‘鼻’,又为‘黔喙’，‘噬肤灭鼻’之象也。乘刚，噬必深。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刻虽峻，得所疾也。虽则‘灭鼻’，而‘无咎’矣。” 互体之说，穿凿附会，绝不可信，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互体”条已驳之矣。 至于“噬过其分”，以至于“灭鼻”云云，更使人无法索解。金景芳、吕绍刚则承其说：“肤是禽兽身上与骨头不相联系的肉，如猪的下膪，这样的肉柔脆易咬，甚至嘴巴能咬进肉里，连鼻子也能没进去。‘噬肤’，是说用刑很容易就达到了使受刑人服罪的目的。‘没鼻’，是说用刑深严。” 对咬肉与惩罚之间关系的解释亦殊牵强。对于“灭鼻”，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理解为“没鼻”，即鼻子被遮掩，隐藏不见。释“灭鼻”为“没鼻”也是不对的。初九“屦校，灭趾。”上九“何校，灭耳”。《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易》著劓、刖、灭趾之法。” “灭趾”为古代刑罚，“灭鼻”、“灭耳”亦当是两种肉刑，“灭鼻”就是史籍常见的劓刑。《周易•噬嗑》卦六二“噬肤，灭鼻，无咎。”“噬肤”是原因，“灭鼻”是结果，“噬肤，灭鼻”言因为“噬肤”行为而受到了“灭鼻”的处罚。
《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王弼注亦云：“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异方之所合。设法以合物，噬嗑之义也。” 可见《噬嗑》卦与早期贸易有关。《噬嗑》卦六三爻辞“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周易集解》引虞翻：“毒谓矢毒也。” 高亨亦云：“腊肉，干肉。遇毒，如干肉生虫，含有毒素等是。吝，难也。爻辞言：用齿咬干肉而遇毒，毒仅在口中，未咽入腹内，是有小小之艰难，未成灾咎。” 释“毒”为毒药、毒素，望文生义，未得确解。“毒”有治理义，《彖传》释《师》卦卦辞云：“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释文》：“毒，徒笃反，役也。马（融）云：治也。” 《老子》第五十一章：“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王弼云：“亭，谓品其形，毒，谓成其质”。 “遇毒”实际指商人在集贸市场遇到政府管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手段不外乎“灭趾”、“灭鼻”、“灭耳”。《噬嗑》卦初九“屦校，灭趾。”屦通屡，《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身屦典军。”《集解》引徐广曰：“屦一作屡。” 又“学”与“教”通用，《书•洛诰》：“乃汝其悉自教工。” 《尚书大传》卷4引“教”作“学”。 《礼记•学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释文》：“教一本作学。” 《老子》四十二章：“吾将以为教父。”⑪“教”傅奕本及汉帛书甲本均作“学”。⑫“学”与“校”通，《汉书•韩延寿传》：“文学、校官、诸生。”颜注：“校亦学也。”⑬故“校”与“教”亦通，《庄子•说剑》：“王乃校剑士七日。”《释文》：“校本或作教。”⑭“屦校”即“屡教”。《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攴，小击也。可见“教”本身就带有体罚性质。至于屡教不改，则必加大处罚力度，故初九言“屦（屡）校（教），灭趾”，即削去脚趾。六二“噬肤，灭鼻”，“噬肤”为市场上一种不法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于是“灭鼻”。“灭趾”、“灭鼻”相对于薄施惩处的“教”自然严厉，但尚不至于危及生命，故云“无咎”。“何校，灭耳”则要严重多了。何与呵通，《史记•秦始皇本纪》：“陈利兵而谁何。”《索隐》：“崔浩云：‘何或为呵，何呵字同。’”⑮呵与苛通，《周礼•春官•世妇》：“而苛罚之。”《释文》“苛”作“呵”，⑯《通典•礼三十九》引“苛”作“呵”。⑰故“何”通“苛”，《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君能日饮，毋苛。”⑱《汉书•袁盎传》“毋苛”作“亡何”。⑲“何校”即“苛教”，商人遇到“何（苛）校（教）”自然凶多吉少。“灭耳”即割去耳朵。《说文》：“，军战断耳也。，或从首。”同馘。《诗•大雅•皇矣》：“攸馘安安。”《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不服而杀献其左耳”，说明“灭耳”的处罚不但比“灭趾”、“灭鼻”严重，甚至还有生命之虞，所以上九爻辞说：“何（苛）校（教），灭耳，凶。”古代曾经“狱”、“市”合一，《周礼•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噬嗑》卦六二“噬肤，灭鼻”，“噬肤”之义虽不能确指，但无疑是集贸市场上一种违背“禁令”的不法行为。
《睽》卦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对此条爻辞的解释历来不一。从字义上来说，分歧主要集中在宗和肤的理解上。古人或释“宗”为主，如孔颖达：“宗，主也。” 或释“宗”为党，如《伊川易传》卷3：“厥宗，其党也。” 关于噬肤，王弼：“噬肤者，啮柔也。” 《西溪易说》卷八则认为：“古人有啮臂以相盟者，噬肤之谓也。” 近人高亨释“宗”为宗庙，“肤”为肉，“《说文》：‘宗，尊祖庙也。’《广雅•释器》：‘肤，肉也。’厥宗噬肤，疑指宴飨之事而言。古人宴飨之礼在宗庙行之。” “登其祖庙吃肉，前往有何咎哉。” 在各种解释中，学者一般认为“高说较之旧注显然为优”。 高亨先生的说法不但看似合理，也有其文献根据。《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象传》的意思是，“厥宗噬肤”是判断“往有庆”的根据，将“厥宗噬肤”视作了“往有庆”的吉兆。如果真象高亨先生所讲，宴飨之礼行之宗庙，大家分肉而食，一团和气，“厥宗噬肤”自然是件喜庆之事。释“宗”为宗庙，将“厥宗噬肤”视作喜庆之事，是宗法观念的产物。宗法观念根基于同宗共祖，被涂上了一层脉脉温情的色彩，在封建社会尤为经学家津津乐道。《象传》一般说出于孔子， 对“厥宗噬肤”的阐释影响深远。如《汉书•董贤传》载汉哀帝免其舅丁明大司马诏：“朕惟噬肤之恩，未忍。”颜师古注云：“噬肤者，言自啮其肌肤。诏云为明是恭后之亲，有肌肤之爱，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肤之言也。” 哀帝昭书“噬肤之恩”的说法显然取自“厥宗噬肤”， 并将“噬肤”一词与血缘关系联系起来。颜注将“噬肤”解作“自啮其肌肤”，并说丁明是恭后之亲，有肌肤之爱，自然也是受了《象传》的影响，是从宗亲关系的角度理解“厥宗噬肤”的。
《睽》卦卦辞：“睽，小事吉。”《序卦传》说：“睽者，乖也。”扬雄《法言》：“天下孤睽。”晋李轨注云：“睽，犹乖离也。”⑪乖离，违背抵触、不谐不顺的意思。《睽》之上卦为离，下卦为兑。离为火，火炎向上；兑为泽，泽润向下。一个在上且向上，一个在下且向下，有二体相违之象。⑫卦辞中的“睽”字正是对卦爻画二体相违之象的解释。和《睽》之卦爻画不同的是，《睽》卦之卦辞不但言“睽”，而且言“吉”，这就是孔疏所说的：“虽乖犹可，故云小事吉。”⑬《睽》卦各爻爻辞是只言“睽”呢，还是既言“睽”又言“吉”呢？《睽》卦各爻爻辞由两部分组成，前面部分记载所见的人和事，后面部分断定休咎。断定休咎部分言“无咎”，言“何咎”，言“无初有终”，言“往何咎”，言“吉”，很显然与卦辞中的“吉”字相呼应，表达了“犹可”之义。而《睽》卦爻辞所记之人或事则照应了卦辞中的“睽”字。如初九“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丧马与见恶人，都是让人很扫兴的事。九二“遇主于巷，无咎。”高亨：“他乡做客，遇主人于巷中，则食宿有处，自无咎矣。”⑭高亨先生释“主”为主人，属望文生义。主，供奉死人的牌位，俗称神主。《谷梁传•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注：“主，盖神之所凭依，其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⑮九二“遇主于巷”和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都属可惊可谔之事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周易集解》引虞翻：“黥额为天，割鼻为劓。”⑯俞樾：“天疑兀字之误。兀即 之省， ，刖足也。”⑰无论“天”字作何解释，六三所遇终为匪人，亦初九“恶人”之类。九四“遇元夫，交孚，厉，无咎”，高亨：“交，俱也。孚，古俘字。厉，危也。”⑱柏惠尔•勒舍博士说：“对土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那些在时间上接近的事件，即使是在彼此很远的地点发生，也很容易被他们认为是由因果关系连接起来的。”⑲出门遇见扫兴、不吉利的人和事，对人的心理极易产生一种暗示：它们与生活中的乖离不顺可能有某种神秘的因果关系。《睽》卦之爻辞正是通过记载扫兴、不吉利的人和事表达了卦辞中“睽”的思想。
社会治理的刚与柔范文6
一
讲“天人之际”首先必须讲“天”，但“天”究竟是什么？历来有争议。在《易传》中，明显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从《易传》各篇的论述来看，答案似乎是明确的。
《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似与天文学、宇宙学有关；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似与气象学有关。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易传》中都有论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风、雷、雨、露，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在谈到“天”之诸象时，都与生命现象有关，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传》）、“天地变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则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个自然界。在《易传》看来，天地间的万物皆“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顺承天”，因此，天能够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传》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能够离开大地的，天空中飞鸟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传》称之为“易之门”，“易之蕴”，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就是讲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蕴涵，这是一个分析的命题。正如《系辞上》所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之《象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为如此，《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所谓“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这个大父母，不是指人类家庭中的父母，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当然，这里的父、母二字是从人类引伸而来的，因此有人说《易传》对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种“拟人化”、“移情说”，并进而归结为原始神秘主义。
我们说，这种比拟确实具有某种“原始性”，因为它是从人类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与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义，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易传》不仅明确区分了人与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学说（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易传》讲天人关系，常常用比拟的方法，（“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类”、“拟议”等等），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学语言或认识沦的逻辑语言所能说明。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关心人的问题，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
在《易传》看来，人与自然界本来是统一的，不能分离。人类离了自然界，还有什么生命？自然界离了人类，还有什么意义？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发育生长万物为功能。天之大，具有无限性、永恒性，所谓“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无限永恒之意义的。在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中，有些学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这种学说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妨碍天对人而言具有无限性意义。所谓“万物资始”，是说明万物生命是由天而来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够“生物”，也能够“载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础。所谓“万物资生”，就是说明万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这个意:上，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易传》将天地比之为父母，并没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义。所谓“称乎父”、“称乎母”，只是说在发育生长万物的意义上，天可“称”之为父，地可“称”之为母，父母只是个“称呼”，并不是说天地是真父母。人们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这不只是文学语言，也是真正的哲学语言。可见，称天地为父母，是有哲学意义的，人类生命确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经予的，人对自然界有一种崇敬之心，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生命，反而傲视自然?晕约毫瞬黄稹?nbsp;
二
这样看来，人作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确实与其他万物不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这正是《易传》所特别强调的，也是《易传》哲学的特殊意义之所在。《系辞传》与《说卦传》都讲到“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谓“材”，不只是材质、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没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万物”，地之道在“生万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易传》所要讲座的问题。其结论就是，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两个爻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对“易”卦的这种解释，意在说明，“周易”就是讲天、地、人三材之道的，进而言之，是讲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这反映了《系辞》作者对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极端重视，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说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辞传》虽提出了“三材”，却没有说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说卦传》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或可说明《系辞下》与《说卦传》的先后问题，即先有《系辞下》而后有《说卦传》；当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说卦传》说明“三材之道”，后来的《系辞下》不必再说了。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指明“三材之道”的实际内容，不仅发挥了《易经》思想，而且概括了《易传》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则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真正统一起来了。
阴阳作为天之道，是两种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时又是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这两种要素及其作用推动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产生了一切生命。《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就是对阴阳普遍性意义的认识。在中国哲学中，阴阳可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因此有人称之为“阴阳模式”。但阴阳的根本意义是说明生命的，不是说明无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论的，不是机械论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说的正负还不完全一样。柔刚显然是同阴阳对应的，但阴阳是无形的，多以气言之，故为天之道，柔刚则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为地之道。大地上的万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觉到，触摸到，故以柔刚概括之，有些则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刚柔之性、现代科学与哲学所说的“刚性材料”与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刚的，土是柔的，火是刚的，水是柔的，但这些东西及其性能与生命并不是毫无关系，在《易传》看来，它们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条件或基础。
仁义则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义，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义而“成物”。所谓“顺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与阴阳、刚柔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里有一种“进化”的无穷过程，这种过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义，就是说，自然界的生成变化是向着一个有秩化的目的进行的，人的仁义之性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对此《序卦传》进行了系统说明。“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很清楚，自然界的万物是由天地“生”出来的，这种生成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序卦传》还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顺序，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可说是万物生成与人类进化的一幅自然历史图画。“万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而以无生命之物为主。“男女”则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类，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阴阳”。由此往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等家庭、社会关系，由此便有仁义之性，礼义之措。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它说明，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这所谓“自然性”，不是纯粹生物学上所说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义和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种特殊地位，但这种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而且同时便负有一种使命。
古人显然对当时的“天文”、“地理”和“人文”进行了仔细观察，并从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人与天地即自然的生命关系，而不是将自然界仅仅作为人之外的对象去观察而已。《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观俯察”与“近取诸身，选取诸物”的过程中作成的。这里所说的“近取诸身”，不仅仅是纯观察的观察问题，而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密切相关，不仅是客观的观察，而且是主观的体验，观察和体验是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观察中有生命体验，在体验中有客观观察。这样作的结果，当然不只是创造出纯客观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学。
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原始落后性与末开化性，即没有将人从自然界真正分离出来，建立起人的独立意识或人的主体性。但是，如前所说《易传》并没有将人与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视人的地位与作用。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易传》己经自觉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而不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时，就不仅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义，而是变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当《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说，“利贞者，性情也”时，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内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体而言，就是仁义。这就是《易传》讲“三材之道”的义蕴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经过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历来说“易”者，都认为“易”有三义，三个方面的意义合起来，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谓三义就是，一者“变易”，即认为“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辩证法”的；这方面的内容确实很丰富，不必多举。二者“简易”，即认为“易”虽然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称之为“套子”，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迸这个套子，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甚至可以数字化、符号化。这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认为“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也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方面的内容《易传》也讲过。总而言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传》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没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这正是今日研究易学者应当进一步追问的。其实，《易传》早已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义。讲“变易”也好，“简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问题，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周易”不是一般的讲世界的辩证法，也不是一般的讲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谓乾坤、阴阳、变化等等，都要落在“万物化生”（《系辞下》)上，最终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传》的话说，“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上》)，这才是“易”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系辞下》的“生生之谓易”，是对“易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回答，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彻的说明，也可以说是对“易”之何以为“易”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义。“易”就是“生”，这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国哲学史上常被人们所引用的这些话，正是从“周易”而来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国哲学精神的。“生生”是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没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创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创造，天地本身就是这个样子，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生”，所谓“变化”之理，“易简”之理，说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传》进而提出天地以“生”为“德”，这就不只是讲生成问题，而是赋予天地以某种道德意义。冯友兰先生所说“天”之诸义中之一义，就有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易传》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细说来，天地虽以“生”为“大德”，但天还是那个自然之天，地还是那个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没有某种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识，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样，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也不是如同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按照某种“必然性”或“先验法则”创造秩序和人类道德。这些都是实体论的说法，无论“上帝”还是“物自身”，都是绝对实体，而《易传》所说“天”(或“天地”)，并不是实体，而是“大化流行”的过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体”。
那么，天地以“生”为“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了自然目的性这一意义，即自然界本身在其变化生成中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这种有序性包涵着生命的目的性，我们称之为自然目的性。
所说“意义”，当然是对人而言的，离开人，便无“意义”，但这种对人而言的“意义”，却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给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体验而知。《易传》论“天人之际”，其奥妙就在这里。这不仅是一个价值推论，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实。“意义”虽是由人创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的创造，人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有三种：一是由上帝或神给予的(自然神论包括在内)，或精神实体给予的，这是宗教神学或理性化的神学所主张的；二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是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三是由自然界给予的，这就是《易传》哲学所主张的。《易传》之所以崇尚自然，谈到“天地”时总有一种崇敬感与使命感，原因就在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德”与“善”都是说明生命价值的，也是对人而言的，其实现则在于人。《易传》言天必言人，言人则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与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条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给予的，但要真正变成人的“德性”，则只能靠人自己去实现。后来的中国哲学如玄学、佛学与宋明理学，有“本体论”之说，特别是宋明理学，提出一个道理本体与宇宙本体，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最后根源，但这所谓“本体”，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即实体)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易传》哲学是直接有关的(理学家们都以《易传》为其理论来源与基础)，而《易传》哲学虽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太极生两仪”之说，但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则是讲生命过程的，是讲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应起何种作用。所以，人的问题始终是它所关注的。《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易传》讲天人之学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传》的天人观，人作为天地之所“生”，只是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如果以“类”言之，人只是万物中的“一类”成员。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人不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义”之性，有“性命”之理，这就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
所谓“天人之际”，不是只从“天”一方面来说的，也不是只从“人”一方面来说的，而是从天、人两方面来说的，只有从人与自然两方面着眼，才能说明二者的关系。从“天”方面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并没有完结，“万物化生”之后，便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这一层说，又有两方面。一是天对人而言，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对天而言，便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实现自然界赋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为人之性。
《易经》乾卦卦辞有“元、亨、利、贞”四字，《文言传》解释说，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又称之为仁、礼、义、正四德，这就真正变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长也”，是说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长点，但这还只是一种“向善”的自然过程，真正“继”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继此而为善，这才是自然目的的实现。人虽然“继”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为人之“性”，还有待人自身去完成，这却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继”之而为善就算完事了。这说明“善”只是一种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出来，真正实现出来还要“成性”。
事实上〈易传》所说的“元”，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仁”即是爱，是一种道德情感。《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有敦厚的仁德，便能爱万物。这应是人性的真正实现，也是仁的目的的实现。《坤·象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厚德”也就是“敦仁”,“载物”也就是“爱物”。不爱，能有负载万物的责任与气量吗？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关系到如何对待自然界的万物这样一个问题。对待自然界万物的态度问题能不能解决，又关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问题。所谓“成性”，便蕴涵着对万物的爱，对万物有一种义务。“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
辞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门户一样，是人人应当实行的，这个“道义”就是道德义务，有没有“道义”，就是能不能尽道德义务。可见《易传》讲“存在”哲学，是有道德意义的，是要追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这个价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
《易传》虽讲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归结为泛道德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它既讲仁，同时也讲知，是仁知并重、德业并进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义“济”天下。它还主张“穷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变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类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这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易传》也不例外，它对历史上的技术与工具的发明创造是很尊重的，所谓“进德修业”（《乾·文言》)、“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系辞上》）之学，不仅从道德上树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而且从智性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以及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广大悉备”，由此亦可以得到说明。
“知周乎万物”之知，无疑具有客观认识的性质，“极深研几”、“当名辨物”(《系辞上》)等等，都有认识论、逻辑学的意义。至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则包涵着古代协同学的原则。观察、推类等认识方法也都受到极大的重视。知对于德、业都很重要，尤其与功业、事业有直接联系，而“业”是以“致用”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业，创造发明也是业，安排经济、生产活动更是业，其中当然包涵着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发。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易传》的“崇德广业”之学，将德性与知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整体互动的联系，而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发展。这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德”不仅是个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万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样，使万物得到它的润泽。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盛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易传》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表现在这里。
“人文”一词是《易传》首先提出的，泛指人类文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但是《易传》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自然界，且只能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去创造，去完成。这就是“人文化成”。《贲·彖
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变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辞》、《说卦》所说，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柔刚，但《贲·彖传》却以刚柔说明天文，可见，刚柔即是阴阳。刚柔交错而生变化，变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说，我们不能将《易传》所说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机械的物理变化(尽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的自然进化，而应当理解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连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进化论的意义。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长，……”以及“复其见天地之心”(《复·彖传》)的意义所在。万物变化是在时间中进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所以“时”的观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时变”，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活动，因此，要“观天文”而“察时变”，便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时变”相适应、相谐调。只有在人与自然相适应、相谐调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从而出现“天下文明”的景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属于“人文”，却不离“天文”，不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着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这一目的，即不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会)，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这是人的责任与使命，用《易传》的话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象传》)。“裁成”决不是对自然界实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满足人的欲望，以显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辅相”即是辅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长之“宜”。大要生存，当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报”，只享受其“权利”而不尽其“义务”。正好相反，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传》所说的“裁成”“辅相”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通过人的活动，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之道。这既是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类的知性活动应当在这一前提下进行。
五
《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说的“天”，具有超越义，但并不是实体，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是一种哲学的概括。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易传》所说的“大人”、“圣人”，就是实现了这种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为“大”,“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们能与“天德”合一，充分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全面的描述，它不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种种功业。“与天地合其德”之“德”，从天的方面说，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贞”之德；从人的方面说，就是“性命”之德，“仁义礼正”之德。“生”始终是天德之根本义，由“生”而有仁义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谓“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目的，其中当然包涵着“裁成”“辅相”之功。
《易传》还提出理、性、命三个范畴，成为后儒特别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学体系的重要来源。周敦颐在其《通书》中，专门设立“理性命”一章，进行了发挥，其他理学家也都视之为重要范畴。后来，理成为理学的最高范畴，性成为理学的核心范畴，命则成为沟通天人的关键范畴。这三个范畴就其关系而言是讲“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传》中已经形成了。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就是这一思想的比较完整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