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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1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 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5-0088-04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构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前端缺乏基础理论，后端缺乏分行业操作指南（仅有石油石化和电力等行业，其他行业暂未推出），导致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落实企业微观行为层面尚有一定困难。本文拟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抛砖引玉，旨在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社会责任及内部控制立法的完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概念和本质
概念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小单位和基本工具，人们只有通过概念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杨清香，2010），如果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或不能达成共识，势必导致判断、推理等出现更大分歧，影响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现有研究大多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出发，而对其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指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旨在实现社会责任控制目标的过程。该概念的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更加突出利益相关者参与作用，既有决策上的参与，也有监督上的参与，扩大了企业原有内部控制的主体，不仅包括原有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还包括工会、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媒体等；二是管理层和全体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负有执行责任；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维护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的手段，旨在实现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过程。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本质是一种资本与权益的控制机制。传统企业内部控制过于强调对资产、资本等进行控制，其实质是为捍卫股东权益而对劳动者、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本和权益缺乏应有重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人本经济发展理论，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是因为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相关资源，形成资本，各种资本联合创造企业价值，因此企业有责任对资本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情况进行控制，维护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形式上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实质是对隐藏在社会责任背后的各类资本以及依附于资本的相应权益进行控制。这里的资本是广义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这里的权益是综合权益，既包括经济权益，还包括社会权益和环境权益。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广义资本和权益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资本和权益，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不可偏废。资本体现的是经济关系，权益体现的是社会关系；资本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权益是价值分配的依据。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职能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是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战略目标，识别、分析和控制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按规定编制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报告（单独报告或嵌入到内部控制报告），并依据法定程序和企业规程生成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促进各利益相关者资本的高效配置和权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包括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内的综合价值最大化，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及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确定的内部控制目标体现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轴心，偏重于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率效果提升等经济目标，兼顾合法合规性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等社会目标，但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目标考虑是不全面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虽然对社会责任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和基本规范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加之分行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缺乏操作指南，存在难以落地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控制目标的实现。内部控制产生于委托需要，而现代企业受托责任已经从原始的经济受托责任扩展到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因此，有必要重构企业内部控制，建立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起云涌，“企业公民”理念深入人心，以“社会责任”为内核的商业伦理与道德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发展，还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企业活动不能逾越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所以企业要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目标，还应包括一定的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而且后者的权重将会不断增加，这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基本职能是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平衡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控制目标是我们希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做什么，体现的是社会需求属性；而控制职能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能够做什么，体现的是经济技术属性。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指出，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职能，这是人本内部控制的基本职能。物本框架下的内部控制职能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风险防控目标，社会责任风险扩大了企业的风险范围、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亟待纳入到人本内部控制框架下加以管控和治理。社会责任和以人为本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内部控制必须借助于社会责任这个载体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社会责任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例如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消费、社会责任审计等。传统内部控制旨在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旨在维护、平衡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两者虽然都是控制风险，但显然，前者主要是经济风险，后者则扩展到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花双莲（2011）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可以在企业的战略层面、管理层面、作业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具体职能的进一步阐释。首先，战略控制着眼于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控制，对战略制定进行监督。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社会责任的履行提高到企业战略的高度，要求管理层采取适度合理的程序进行战略决策，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要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其次，管理控制关注的是战略执行，对战略执行进行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按照战略规划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要求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同时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绩效应该由利益相关者加以评价。最后，作业控制主要针对的是具体业务和事项的流程化控制和监督，要求员工在采购、研发、生产、销售、分配、投融资等全过程考虑社会责任。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主体和对象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管理层和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而企业利益相关者是内部控制的设计主体和监督主体，参与或委托企业特定部门设计和监督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股东、员工、政府相关部门、债权人、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参与设计和监督的形式不同，重要利益相关者应嵌入治理结构，举手投票，非重要利益相关者也应嵌入治理结构，联合举手投票，或有否决权，以此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内部控制的合法合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譬如某企业知识化程度不断提升，员工持股使得原来的股东从重要利益相关者降格为非重要利益相关者，而部分员工从非重要利益相关者升格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进行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相机调整。物本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管理层和企业员工，其实质是股东至上原则的产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重视对经济风险的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涵盖包括治理层、管理层和企业员工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由治理层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控制，管理层实施管理控制，企业各层次的员工实施作业层面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一种动态、交互、开放和共生的控制模式，重视对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社会责任风险的控制。随着我国劳动者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与企业抗衡的相关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等也将不断建立与完善，他们也应该分享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定权。随着我国法制化和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监督主体在获得及行使监督权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不仅授权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或内部控制评估机构等专司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而且供应商、消费者、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大众等都有权实施各种合法形式的监督。信息化使得社会化网络媒体被广泛采用，并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不健全、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进行检举揭发，法制化则使得这种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能够迅速得到国家纪检、公安、审计等监督力量的关注，并将处理结果公之于众。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对象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社会责任风险。传统的企业内部控制只重视对经济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而忽视风险的全面性和风险中的机会。经济价值创造、利益相关者管理、社会责任承担是企业道德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只重视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到社会利益，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组织道德前常规期阶段企业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组织道德常规期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作为价值导向，内部控制更大、更远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组织道德后常规期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更多的是维护共享价值的手段，社会责任成为此时企业内部控制的价值导向，这一阶段企业内控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包含社会风险、环境风险，而不仅仅是企业狭隘的经济风险，更体现出了风险控制的全面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不但扩大了风险控制的范围，而且有助于发现社会责任风险中的机会。譬如传统内部控制将负债、费用视为资产和收入的扣除，助推了早收晚付、只收不付、克扣工资、偷逃税费等现象的发生，引发大量的社会责任风险；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负债和费用视为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加以维护，此时的负债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融资，而费用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对于舒缓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矛盾、改进商品或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声誉、降低法律风险、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风险的全面关注，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价值。例如企业履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责任，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加大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再造业务流程，创新环保产品和服务，这样就会在同行业企业还在为资源高消耗提高经营成本、环境污染面临法律惩罚担忧时，本企业已经实现了转型或升级，成为行业的领跑者甚至是领导者，进而获得长足的竞争优势。
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假设和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内在规律和环境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包括基本假设和具体假设，是形成控制原则和控制方法的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本假设包括：（1）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假设。社会责任重要性假设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善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假设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存在的基本依据。从长远来看，企业不承担、不能及时承担或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足，都将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交易实现机制和价值创造机制。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博弈，为了达成较好的均衡解，企业就有必要通过承担和报告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表明本企业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交易实现机制。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企业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创造价值的稀缺资源，就必须对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样，各利益相关者要想从企业获得报酬，就要为企业提供资金或人力、物力资本等。王清刚（2012）、张兆国（2012）等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就会导致企业面临声誉风险，环境风险，消费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等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价值创造机制。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企业信誉资本从而有利于企业创造长期经济价值（刘建秋、宋献忠，2010）。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了社会价值、环境价值，而且也为自身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了经济价值。（2）社会责任风险可控性假设，即假设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仅仅控制可控的社会责任风险，对于不可控的外部社会责任风险不予考虑，譬如政策风险、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战争因素等。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可控性假设是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通过社会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和风险承受四种手段，将社会责任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规避和风险承受是两个极端，规避意味着与风险有关的收益和价值的丧失，承受必须是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且社会责任风险具有负的外部性，会对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带来损害，使用较谨慎。社会责任风险分担和风险降低是比较主动的风险管理策略，可大量运用。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原则。内部控制的原则是内部控制经过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李连华，2007），它是连接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原则是企业建立与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为企业建立与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以及评价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确立了标准和依据。包括以下原则：（1）合法合规性原则。传统内部控制将合法合规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强调合法合规性不只是目标，更是内部控制的原则之一。企业在设计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时，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公司法》、《所得税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等，并吸收全球契约、SA 8000等国际标准，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设计符合合法合规性原则。（2）环境适应性原则。环境适应性的理论基础是权变理论。权变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策略与其所处的环境必须配合才能产生效果，再好的策略放在不适合的环境下都无法产生绩效。不同行业、企业在不同时期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深度、形式等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设计就必须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结合行业和企业自身特点，适时地对内部控制加以调整和完善，防止出现“水土不服”导致的失控，从而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3）战略主导性原则。该原则是对重要性原则的拓展和深化，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虽然涉及对社会责任的控制，但是整体上属于被动响应式控制，缺乏基于战略驱动的内生性动力。许多企业做内部控制系统过于强调合法合规性而忽视了战略主导性，使得内部控制建设未能充分融入到企业战略，控制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发展陷入困境。战略主导性原则要求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进行整合，建立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并实施全面控制、全程控制和全员控制，在运用内部控制手段促进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推动自身战略的实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窗口宽度上向社会责任扩展、高度上向战略层次延伸所形成的内部控制体系。（4）适度嵌入性原则。适度嵌入原则要求社会责任对内部控制的适度嵌入。首先，企业要明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这类社会责任具有刚性特征，一定要嵌入内部控制系统；其次，企业要从社会责任战略的高度识别企业正在承担和即将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类社会责任是企业战略层面的社会责任，嵌入不当也将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某些社会责任是企业的自愿性社会责任，例如企业参加慈善活动等，这类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提升企业的声誉，能够发挥社会责任投资效应，企业应量力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内部控制系统的适度嵌入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信誉资本和企业价值，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嵌入不足或过度都将增大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降低控制绩效，应避免过度嵌入大幅增加社会责任成本。那种不顾企业实际，设计出十分庞杂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的做法不但耗费企业资源，而且还会导致执行效率低下，这也体现了内部控制建设的成本效益原则。（5）制衡协同性原则。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强调制衡以及在制衡基础上的协同。制衡是协同的前提，协同是制衡的目的。首先，制衡强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企业各部门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等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集合，签约各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科斯，2003），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衡性更多地体现为平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牵制。其次，协同注重不同利益相关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员工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履责，及时发现并处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构筑设置合理、运转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最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原有制度的有效对接和系统整合，为制衡和协同创造制度条件。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存在多元化乃至相互背离，企业在建立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制度间的脱节乃至冲突，应该从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上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制衡和协同的关系，不仅激励利益相关者“做大蛋糕”，而且监督他们“分好蛋糕”，运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有效管控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充分释放制度的生产力和控制力，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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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2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福利理论，分析了生产商再制造行为对社会、消费者和生产商自身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再制造 消费者福利 社会福利 生产者福利
从经济学角度对再制造的研究分为三个方向：
其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研究再制造的社会经济意义。Ferrer 与Ayres（2000）分析了再制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证明了再制造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尤建新等（2005）综合运用循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等经济理论阐述了闭环供应链的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内涵。
其二，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研究再制造的成本收益。Ayres et al.（1997）评估了再制造的赢利性，并指出了其中对盈利有巨大影响的几个问题；Geyer，Wassenhove与Atasu（2007）从废旧产品回收、处理的成本，再制造的成本节约等角度分析了再制造。
其三，从中观经济学角度研究再制造在某个行业的赢利性。G.Ferrer（1997）分析了个人电脑行业再制造的赢利性； Glenn E.Maples et al（2005）研究了再制造技术在石油行业的应用；Quariguasi Frota et al（2009）以电子行业为例，从行业角度分析了再制造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从上述文献可看出，还没有研究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再制造展开讨论。已有研究只是从某一侧面来看再制造，而且侧重点在于再制造的盈利性。因此，本文主要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并以再制造成本为研究基点，分析生产商从事再制造对生产行业、消费者与社会的影响。
模型描述
本文主要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福利的理论模型。为便于运用该模型分析生产商再制造行为，首先给出必要的假设条件：其一，本文只讨论既从事新产品生产，又从事再制造的生产商（OEM）（以下简称生产商）（Savaskan et al.，2004）。其二，再制造产品与新产品在同一市场销售，消费者对再制造品与新产品没有心理差别，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售价相同（Savaskan et al.，2004）。其三，本文假设再制造所需要的废旧产品没有限制（Atasu与wassenhove，2008），原因是再制造商废旧产品的回收源并不是单一的，比如Bosch除了回收自己公司的废旧产品，也将回收范围扩大到市场上的其他产品（Valenta 2004）。其四，从事再制造后的生产商供给曲线的斜率要小于没有再制造时供给曲线的斜率。Savaskan（2004）假设的生产商既生产新产品又生产再制造产品，其生产成本为c=cm（1-τ）+crτ，由此可得cr＜c＜cm，cr为单位再制造成本，cn为单位新产品生产成本，τ为再制造产品在生产商供应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在经济学中，由短期供给曲线的推导可知，产品生产成本的大小对应着供给曲线斜率的大小。因此，c对应的供给曲线斜率要小于cn对应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如图1）。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给出了社会福利理论模型。就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来说，社会福利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究其本质，消费者剩余是指顾客在购买过程中从市场上得到的收益；生产者剩余则是指生产商在出售过程中得到的收益。前者可以定义为：消费者剩余＝顾客的评价－顾客的实际支付；后者可以定义为：生产者剩余＝生产商得到的收入－生产商的实际成本。
如图1所示，如果生产商不从事再制造，供给函数为p=a+bq（a＞0，b＞0）；如果生产商从事再制造，供给函数为p=a1+b1q（a1＞0，b1＞0）。基于总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关系，可知供给函数在纵轴上的截距大小表示生产商对生产规模的选择。a或a1向下移动表示供给曲线向右平移，这意味着生产商愿意以更大的生产规模从事产品生产。b和b1表示生产商对市场价格的敏感度。如图1所示，本文假设生产商不仅从事再制造，同时生产商也扩大了他的生产规模；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函数为p=c-dq（c＞0，d＞0）。d表示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
当供给曲线斜率为b的情况时，消费者剩余CS表示为需求曲线以下、价格水平线以上的三角形面积SACD，即，，为消费者获得的总效用，TE=qpe，为消费者实际支付的金额生产者剩余为价格水平以下，供给曲线以上的三角形面积SABC，即；当供给曲线斜率为b1的情况下，消费者剩余所对应的三角形面积为SDEF，即，生产者剩余所对应的三角形面积为SEFG，即。
生产商再制造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生产商再制造行为的社会影响分析
命题1 ：从消除生产负外部性的效果看，生产商再制造行为可以降低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从而有效消除生产的负外部性。
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是一种一方施加另一方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地体现在价格和市场交易之上的行为。生产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源的浪费，而保护环境与资源正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如图2中所示。MC为生产商的边际成本，MEC为生产商生产产品所带来的边际外部成本，因此该生产商的边际社会成本为MSC=MC+MEC。当产品的市场价格为p0时，在不考虑生产商所造成的外部性的情况下，其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为q1；但从生产商造成的社会边际成本来看，最优的产出水平应为q2。从图2上可以看出q1＞q2，显然生产商生产了太多的产品。当生产商从事再制造之后，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MC移到了MC＇位置，MEC移到了MEC＇，相应地MSC＇=MC＇+MEC＇，可以明显看出生产商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生产商的边际成本与生产所带来的边际外部成本的降低而降低。
命题2：征税可以消除生产的负外部性，但从对社会福利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来看，生产商从事再制造要优于征税。
征税的效果是否理想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政府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信息，以使得税收与相关的外部性正好一致，等等。征税不当则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低效率运行。如图3所示，当政府通过征税控制生产商的生产时，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征税之前，消费者福利为SDEPe，社会福利为SDEPe与SIEPe的面积之和；征税后，政府税收总额为PsPdE＇G，其中PePdE＇F为消费者负担，PsPeFG为生产者负担，两者只是将自己的这部分剩余通过税收转移给政府，剩余总量并未减少。但由于征税导致均衡数量从qe减为q＇e，使社会福利从IDE减为DE＇GI，GE＇E就是无谓的福利损失。
与税收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鲜明对应的是，生产商从事再制造不仅不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反而会有效地增加社会福利和消费者福利。如图3所示，为了便于比较，假设供给曲线从S偏移到S＇＇的过程中，它的截距没有发生变化。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生产商从事再制造所引起的供给曲线斜率的向右偏移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社会福利从SDEI增加到SDHI，消费者福利从SDPeE增加到SDPsH。
命题3：生产商越愿意从事再制造，对消费者和社会越有利；生产商越不愿意从事再制造，对消费者和社会就越不利。
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角度看，在消费者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见图4），当生产商供给曲线斜率由b1偏移到b2时（b1＜b2），从事再制造的生产商的生产意愿提高，此时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是增加的，消费者福利从SAEF增加到SAHI，社会福利从SACD增加到SAIK，这意味着从事再制造的生产商生产意愿的提高对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有利。
（二）生产商再制造行为的盈利性分析
命题4：当时，SEFG＞SABC，生产商从事再制造对自身有利；当时，SEFG＞SABC，生产商从事再制造对自身不利。
证明：在生产商不从事再制造的情况下，生产商剩余为SACD，即，经过计算可得；在生产商从事再制造的情况下，生产商剩余为SEFG，即，经过计算得；通过比较SEFG与SABC，可得命题4。
分析命题4可得，虽然生产商从事再制造能够增加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福利，但从再制造赢利性角度看，再制造并不一定是生产商的最优选择。生产商从事再制造是否盈利，取决于供给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即取决于生产商对生产规模的选择。当时，意味着生产商在该生产规模下从事再制造会盈利；当，则意味着生产商在该生产规模下从事再制造将不利。后者实际是生产商外部效应影响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属于Vp＜Cp＜Vs情形。Vp表示生产商自身的收益，Vs表示由生产商产生的社会收益，而Cp表示生产商的成本（高鸿业，2004）。该式表示：生产商从事再制造对社会有利，但他的生产成本要高于自身所获利益，此时生产商也不会从事再制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保证生产商从事再制造并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就需要政府对生产商给予补贴，以弥补生产商因为从事再制造带来的损失。
结论
再制造对于社会和消费者是有益的。对于生产商来说，从短时期看，生产商如果要从事再制造，需要满足一定的生产条件与市场条件；从长期看，由于生产商可以自由进出市场，达到市场出清，因此在长期内不管生产商是否从事再制造，再制造对整个生产行业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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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lenn E.Maples et al.Parts remanufacturing in the oilfield industry[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2005
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3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4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支持；理论评述；视角转向
一、导论
青少年正处在社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发展都尚未完全成熟，是一个经常引起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群体，如何积极有效促进地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都浩如烟海，而这其中，对于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又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如街头问题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单亲家庭青少年、流动青少年等，对于这些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引导和帮助，那么他们往往会发展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影响其个人发展，也事关社会的和谐。
基于此，西方社会庞大的福利机构和社会组织把特殊青少年群体作为他们社会工作事业的重要服务对象做出了许多专业性的介入。在中国，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快，青少年自身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从政府机构到学术界也都做了大量务实的努力，以引导和帮助特殊青少年群体健康、和谐地发展。对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对于构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可谓迫在眉睫。
二、理论回顾与评述
对于社会支持，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应对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问题的角度出发，此后研究的领域和内容逐步扩大。在首要的概念厘清的工作中，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人际互动、社会整合、社会交换、生态系统等角度出发对社会支持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而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相关界定就更加复杂了，这其中加入了诸多反映青少年群体特征的因素。一一回顾这些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综合已有的文献，考察其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学者们对社会支持的定义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即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指的是青少年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从家庭、学校、同龄群体等获得的及时、持续性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讯息性支持等。
从获得支持的途径上看，一般的研究都会把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支持系统和非正式的支持系统，前者指的是来自正式社会组织的支持，如政府机构、社区、学校等，后者主要是指来自非正式组织，即个人社会生活网络的支持，如家人、亲属、朋友等的支持。目前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多是从非正式支持的角度出发的，一方面是由于青少年日常与父母、亲属、朋友的接触机会比较多，接触时间比较长，获得的支持也比较多，另一方面也与学校、社区等作为一个组织，其对于青少年群体的支持不易显现、不易观察有关。
社会学的研究都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文献回顾显示，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学者们比较集中探讨的理论内容主要有生态系统理论、依附理论、社会发展模型、社会失范理论等。这些理论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青少年问题的工具，也是指导我们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
1、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又称“社会生态理论”）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并非独立于他的系统，而是与他有关的外在环境和外在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行为，需要同时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系统，如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社会等，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也会给青少年的成长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在分析青少年社会支持状况时，这些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2、依附理论。Ainsworth曾引述2，“人类的依附行为存在于每一个人生阶段，由出生后开始，至死方休。”。理论指出，青少年时期与重要他人的联系会对人将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研究还显示，虽然青少年时期已经和同龄群体和其他重要个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若能继续维持与父母稳定而良好的关系，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正面的裨益。
3、社会发展模型。该模型指出，少年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必定会从环境中学会亲社会或的行为，若少年儿童与家庭、学校和社会有较强的联系，便较容易学会亲社会的行为，反之在成长中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与父母、朋友、老师和其他健康成人建立良好的联系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4、社会失范理论。该理论又被称为规范失调理论，最早由莫顿提出，在研究越轨青少年问题时经常被引用，由于他们未能获得社会认可的合法途径及方法，获取社会追求的目标时，就会容易选择以越轨行为、违规或违法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纵观这些理论，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研究都与青少年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联，如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社会环境等，相关理论的解释也是以此作为立足点的，即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外部各个系统的有效支持，青少年各类问题的产生与周围某些支持系统的缺失有关，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一些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往往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似乎并没有考虑到青少年自身的特质、能力（如抗逆能力、明辨是非能力）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在进行青少年社会支持与自身发展的研究时，关注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能力、素质和改变环境中的负面与阻碍因素同样重要，二者不可或缺，从亲子关系、与朋辈群体的关系、与学校老师的关系、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出发，构建起完整、有效的支持系统，并着力提高青少年自身的素质、发掘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拥有把握这些支持的素质和能力，如此，将外部的多元支持和内在的自身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走出迷茫、健康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三、现有研究及其视角转向
目前内地对于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青少年群体上，如犯罪人员子女、单亲家庭子女、留守青少年、失业社区青少年、偏差行为青少年的研究，这些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类型、来源、有效性以及面临的困境、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侧重探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在研究的方法上，一方面是定性的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如沈黎、胡如意对上海某失业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研究，就是通过对8名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的形式获得这个群体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定量的调查研究，如赵景欣等对于河南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研究，他们选取了400余名留守青少年，采用社会支持问卷的形式，设计了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5 个维度。在一个5点量尺上(1“从不”到5“几乎总是”) ，让儿童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定，最后对5个维度一致性的信度系数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虽然研究者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各有特点，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路径展开的。
在研究的视角上，以往对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一般集中于预防模式，即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帮助青少年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解决自身的行为问题等。随着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对青少年群体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即认为“青少年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有待发掘的资产”，基于这样的理念，研究者们认为，聚焦于发展青少年的能力和潜质比强调他们的问题更为有效。香港推行的“青少年正面发展计划”正是这种研究视角转变的范例，根据《“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概念架构和课程设计手册》的表述，该计划的特点主要有：（1）强调青少年的全人发展，而不是处理单一的青少年问题；（2）赞成“没有问题不等于有足够的预备”的信念；（3）强调人在环境中的观点；（4）着重青少年如何成长、学习以及改变的发展模式。该项计划的实施在香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体现人文关怀的视角和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接受。
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对我们今后的青少年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还以“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为例，研究者从促进青少年资产发展的理念出发，提出了15个关键性的构念以帮助帮助他们实现良好的自我认知、建立有效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朋辈支持和社会环境支持，这15个构念是：与健康成人和益友的联系、社交能力、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认知能力、采取行动能力、分辨是非能力、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规范、抗逆能力、自决能力、心灵素质以及明确及正面的身份。并且针对这15个构念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培训课程，使得专注于青少年发展资产的研究模式由理论走向了实践。
四、反思与启示
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化过程离不开有效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对于特殊青少年来说，有效地社会支持对他们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显得更加重要。如何为青少年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这是摆在社会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社会学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把青少年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看作是“尚待挖掘的资源而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将外部的多元支持和内在的自身力量结合起来，树立促进青少年正面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加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走出迷茫、健康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对于青少年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的研究和干预体系已经逐步构建起来，西方国家和香港地区做的已经比较完善，一些模式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思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需要我们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特别是特殊青少年群体）社会支持的本土化研究，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所应具有的精神，也是社会科学“经世致用”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Ainsworth MD.Attachments and other affectional bonds across the lifecycle.in:ParkCM，Joan SH，MarriesP，editors.Attachment across the life cycle.London:The Tavistock Instiure of Medical Psychology;1991
［2］石丹理、马庆强《“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概念构架及课程设计手册》学林出版社2007年7月
［3］香港青年协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预防犯罪与青年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
［4］沈黎、胡如意 “浅析失业社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 01期
［5］沈黎、汪光珩“青少年社会支持研究综述”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 03期
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5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学院，辽宁 抚顺 113001）
摘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高校的主渠道，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建构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理论体系；教学体系；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77－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传播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是当务之急。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关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哲学实践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质是接受理论的主体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中介对理论进行反映、择取、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联结的、完整的活动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并外化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和践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既是一个内化的整合过程，又是一个外化的践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就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过程并将其内化为行动指南、外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理论体系，也包括实践体系。高校通过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给大学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厘清理论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理论体系是我们所教的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而教学体系则是我们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的问题，其核心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包括教学方案的设计和教学效果的考察。理论体系以教材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完整性，教学体系则是教师依据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等构建起来的，具有灵活性。理论体系是灵魂，教学体系是手段和载体。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大学生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理论体系转化为知识和观念体系，成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只有将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必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问题意识和理论传授相结合；二是优化教学内容与改进教学方法相结合；三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四是课堂讲授与辅助教学相结合；五是教学过程考察与考核方式改革相结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模式的构建
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以及接受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达到预期目的。
1.遵循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遵循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设计教学体系，实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体系到信仰体系的转化。根据在省内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所做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如下思想特点：思想开放活跃，稳定性较差；思想自主独立，自我意识强；竞争意识强，注重能力培养；追求自我实现，受挫能力弱等。当代大学生成长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如：阶段性规律；知、情、意、行矛盾规律；环境优化综合效应规律；师承效应规律等规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遵循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重塑教学内容，转换表达方式，调动技术手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遵循接受规律和高校大众化双主体互动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任何传播活动都不是传播主体的单独活动和单向作用，还必须具有接受主体的能动因素的介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要根据接受主体的个体差异采取最佳的传播方式，以求得接受主体接受效果的最大化；接受主体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对教育主体施教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后，有选择地接受；接受主体的接受选择反过来会影响传播主体的行为，促使传播主体调整传播手段、方法，形成良性循环过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探索教学互动模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双主体相互促进和影响的正能量。
2.构建“知——受——化”模式，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传播（授）——接受（受）——信仰（化）的过程。理论传播的主体是教育者，是传播源。理论接受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而相对于接受主体而言，理论传播主体又是接受客体。接受主客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双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践行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境，如理论以及理论传播的手段、途径，思想传播和接受赖以存在的接受环境等。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根据“知——受——化”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阶段；其次是接受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并受其影响阶段；再次是接受主体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吸收，并逐步转变为一种信仰的阶段。从接受主体的接受角度看，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被动性接受阶段、认同性接受阶段和信仰性接受阶段。因此，要对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在接受的三个阶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实效性。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知——受——化”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我们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从“授者”入手，让理论走进大学生
“授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知——受——化”模式中，“授者”是“受者”“知”的主要力量，在传播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作为“授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本身是信仰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力量，对学生具有极强的直接影响力。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言与行。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钻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与阐释，而且更应该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相结合。遵循师承效应规律，为大学生做榜样，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
第二，注重话语体系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于被学生接受的关键。话语体系是“授者”和“受者”之间的桥梁，是两者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生长，都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够使其充满活力地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必然面临着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指导中国当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用当代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使话语体系适应形势的发展。只有实现从书斋式文本话语体系走向生活式话语体系，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走向开放式话语体系，才能使青年学生易于接受。
2.从“受者”入手，让大学生走近理论
“受者”，就是大学生。从“受者”入手，就是从学生的自身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接受规律入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法，从而使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措施有：
第一，组建教学团队。在本科生教学中，组建由教师和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教学团队，建立研究生助教制度，并逐渐完善，产生良好育人效果。调查结果表明，同学们对于这一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本科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系统,是一个多赢的设计。它有利于拓宽师生间的沟通渠道，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提高理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钻研业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制度中的教师与助教的定位与分工明确。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专业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发者、课堂教学的研究者、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价者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者。教师主要负责教学整体设计，进行专题讲座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研究生助教的辅教学主要是在主讲教师专题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并根据主讲教师布置的作业，组织课堂讨论、社会调查、参观、课外读书等课内外教学活动，形成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互动，增强教学效果。其中，研究生助教的选拔和培训是重要环节。研究生助教应当是政治觉悟高，思想道德素质好，为人师表，做事认真，有耐心，有热情的党员研究生。对研究生助教的培训，首先是岗前培训。根据研究生助教的岗位职责和角色定位，对研究生助教进行岗前培训，使他们了解助教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岗位认知，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教育学知识和教师的基本技能，使他们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其次是岗中培训。在教学的过程中，研究生助教通过听课、集体备课、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等，在实践中增进技能，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适应研究生助教工作。再次是岗后总结提升。一轮辅助教学结束后，通过学生信息反馈和主讲教师的点拨评价，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之相互配合。首先，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一是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并针对具体问题在大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体攻关；二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着力引导大学生从对案例通俗故事的兴趣和认同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在引导大学生的同时服务大学生现实诉求，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其次，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采取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与表现形式，紧密结合大学生现实的思想水准、认知水平和道德状况，把思想的严谨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生活化，将学校教育重点转移到发展思维和培养能力上来。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在课堂教学中，灌输教育模式必不可少，但是也要讲求语言与方式的灵活性，改变“一言堂”为参与式教学，在师生“共鸣”中达到教育目标，运用隐性教育手段，寓教于课内外活动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三是通过读经典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学习效果。根据课程性质，给大学生介绍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通过这一活动，推进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把握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第三，基于对学生学习过程考察和学生能力评价的考试方法改革，构建教学——考核互动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进行协同改革，使之互相促进，达到育人的目的。改革中建立三大模块，一是学生能力评价模块：考察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知识体系的入心程度及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考核的基点。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点，可以采取闭卷、开卷、口试、演讲报告等考试形式，锻炼和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哪种考核形式，都需要与教学内容改革相配合，彻底改变应试教育考试模式，不是单纯知识点的考核，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核。二是学生学习过程考察模块：考察大学生主体性、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和内化于心的过程。根据课程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参与，拟定“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办法”，扩大学习过程考核在总成绩中的权重，对学习过程各个环节的考核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这个环节中，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参与积极性的增强和实际能力的提高，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机结合起来。三是社会实践考核模块：考察大学生将理论外化于行的过程。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直接的反映。重点解决学生政治理论课成绩为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平平，以至行为不端的现象。这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课程的态度（上课出勤、纪律、日常行为规范）、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情况（根据不同课程而定）。目前，我们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特点建立的考试模式有：开卷、闭卷考试相结合；期中、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从“化”入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头脑
“化”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大学生头脑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化的成果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从“化”入手，就是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使之成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创立了校内外社会实践互补模式。
第一，开展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形成模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大力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人员和经费上投入到校外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实施活动中。通过课题引导，使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理论层次，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依托课程开展社会实践的各项要求，布置任务、组织小分队、社会调研辅导、审阅评审调研报告、组织优秀学生在课堂巡讲，把社会实践有机地纳入到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在校内外组织参观、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除多媒体教学外，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重点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先后组织部分学生到红色景点、历史遗迹、博物馆等地参观调研，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把握理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受学生欢迎。由于开展校外社会实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校内社会实践活动，如校内专题调查、辩论赛、讨论等形式，以弥补校外社会实践规模限制的不足。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成果在部分高校理论教育中的实验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进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的重要抓手，青年学生又是祖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而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手段日月新月异，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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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6
关键词：社会化CRM；职业足球；营销策略；球迷需求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7）01-0020-04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各社交网络占据了媒体的主流位置。社交网络风靡于企业组织和个人之间，其服务核心是自我展现、获得自我认同、他人认同、好友间交流反馈，价值观相近、兴趣爱好相似的用户可在社交网络上结交新朋友、打造虚拟社区。这种新生的社交网络迥异于传统营销模式，传统营销环境中每一个体都孤立的接收来自企业的宣传信息；在社交网络环境下，社会化个体可通过自己独立的社交行为影响和改变社交圈内的其他用户行为（如购买），使之成为拥有控制权的营销个体。基于社交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化客户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Management）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对企业及组织内部的客户关系处理、营销方式等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5年，中国体育总产值约为4 000亿元人民币，国务院确定2025年中国体育总产值达到5万亿元的目标，即未来十年中国体育产业将迎来黄金时代。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中国职业体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俱乐部体育商业价值在互联网时代骤升。对职业足球俱乐部而言，努力适应社交网络环境下营销方式的巨变，运用基于社交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化CRM理论指导其营销策略，把握住俱乐部的球迷等有价值资源，洞悉其行为特征，了解其消费偏好，开发球迷市场潜力是目前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展开营销策略的当务之急。
1社会化CRM理论的概念及特点
1.1社会化CRM的概念
社会化CRM的概念起始于2008年，2010年在文献报告中出现，全称是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SCRM-Socialize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CRM通过社会化智能媒介构建服务交流平台，联合线上线下的互动，可鉴别和评估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选择合适的社会化媒体进行交互，通过满足个性化需求而实现社会关系的转变和忠诚。SCRM与传统CRM的不同在于：社会化CRM的目的是满足顾客真实需求，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来实现企业与客户之间双向的关系管理，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去寻找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新价值所在为核心概念，最终将这些对顾客有价值的服务转化为企业的策略。在社会化CRM中，顾客是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所有企业运作均与顾客需求密切相关，企业与顾客的互动过程就是营销过程，SCRM体现企业与顾客间的、实时的平等的交流关系。图1体现了社交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化CRM互动沟通方式。
1.2基于社会化CRM理论的营销特点
传统客户关系管理与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的变化导致企业营销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企业营销部门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管理信息，向客户派发单向的信息，应当向以顾客需求为出发点、企业全员参与、高效的客户信息处理能力的新的营销模式转变。
1.2.1以顾客为中心 传统CRM中顾客和企业是分离的，企业只负责促销，单方面把信息通过传统媒体传递给顾客，顾客无参与到企业运营的机会。社会化CRM以顾客为中心，顾客不只与某一或几个特定部门打交道，与企业各个部门进行沟通反馈，甚至可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大大激发了其为自身需求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企业通过不同的工具和技术，不断和客户交流和互动，满足客户个性化的价值需求，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1.2.2企业全员参与营销活动 在传统CRM当中，客户关系管理只是营销部门职能，营销部门负责对顾客信息搜集、整理促销活动、定时发送邮件进行礼品优惠券分享等，将客户意见反馈给与企业无任何接触的其他部门；在社会化CRM当中，客户关系管理跨越单个营销部门的管理范畴，扩展到企业各个部门与顾客直接沟通联系，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保有率，实现客户价值持续贡献，进而达到抓住潜在客户、实现企业盈利的目的。
1.2.3顾客数据信息处理能力提高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传统CRM的主要方式是向外传递信息，而社会化CRM的方式则更偏向于内向聚集信息。传统CRM中，企业联系顾客大都是在大型节日店庆时通过邮件、传单向顾客发送特定促销信息或新产品信息。企业单向的向顾客传递信息，顾客接受程度、采纳程度，企业则无从知晓，有些企业也会回应顾客的建议和需求，但处理数量上与发送相比微乎其微，且针对性不强、服务效果欠佳；在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通过不同技术、软件工具（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与客户进行实时的互动，关注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变动趋势，与顾客建立紧密的社会化关系网，通过针对性话题，激发顾客参与热情，组织活动让顾客把更多的个人需求展示在社会平台中。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顾客数据信息整合、处理、分析，了解顾客消费特点，为企业为顾客提供精准、个性化顾客商品需求提供依据。
2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现状
2.1营销理念缺乏创新意识
通过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现状研究，目前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理念缺乏创新意识，阻碍其营销理念创新的主要症结在于决策层缺乏对社交网络时代营销市场的精准把握，许多职业足球俱乐部不能摆脱传统媒体统治时代营销模式的影响。相当多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决策者依然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营销问题在于做大球队、做大企业及其他副业，简单地投入纳税人缴纳的巨额资金去聘大牌球星、教练（如中国国家队），以期改变中国足球的命运，缺乏利用数据挖掘、价值链提升等综合考量，未能认真审视大数据时代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发展趋势和战略布局。导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营销模式仍停留于在机械模仿国外足球俱乐部内容为主要特征的低级营销阶段，营销形式单一、热莘ξ叮难以提供吸引球迷眼球的营销话题，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层次整体在低端发展阶段。
2.2缺乏球迷文化的营销意识
发达国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特别重视足球文化的定位和培育，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甚至可以吸引一家几代球迷的拥戴。职业足球俱乐部有自己的足球文化特质，不仅要注重足球队实力的提升和培养，也要有意识打造属于球迷和球队紧密相连的共同文化。这种文化是俱乐部和粉丝之间的文化共同体，它使球迷对俱乐部和球队产生“主人翁”式的情感，他们将俱乐部品牌视为自身荣誉的一部份，会主动推动俱乐部的发展和成长，共同体凝结的是俱乐部与球迷的文化共识（包括球队理论、价值追求、文化基调等）。从足球俱乐部文化角度来构筑营销理念，可让职业足球俱乐部真正发展以球迷为中心的营销策略，增加球迷对俱乐部的关注度，增强俱乐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有助于俱乐部利用社交网络环境下大数据技术挖掘足球的球迷市场潜力。
2.3营销方式老且技术水平落后
通过网络资料收集，目前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微博、网站、微信公众号，但各推送的内容单一、无文化内涵、无特点，导致球迷参与活动意愿低。许多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方式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思想，仅偶尔球员个人训练信息或比赛结果，缺乏对俱乐部整体营销方式的布局和构建；部分职业足球俱乐部公众号粉丝数量不足十万余人，公众号缺乏吸引力、号召力，根本无法实现与球迷的互动交流；职业俱乐部缺乏专业营销的部门、人才，缺乏对球迷数据信息的分析挖掘，落后思维、技术水平等直接阻碍了信息向商业价值转变的可能。
3基于社会化CRM理论的职业足球营销实施途径
职业足球俱乐部应依据社会化CRM理论开展营销活动，社会化CRM理论可借助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平台工具进行智能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管理、鉴别，它是评估社会化网络中球迷（粉丝）、管理球迷社会化网络结构的最佳最短路径。通过满足球迷的个性化需求，可实现社会关系的转变和提高忠诚度。俱乐部与球迷的互动交流就是营销过程，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交流分享，企业与顾客、顾客与顾客之间彼此形成信任关系，互动形式必须高效、人性化；与传统职业足球俱乐部营销策略不同，以社会化CRM理论为基础开展的营销活动，更强调球迷在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中的互动交流过程中，不断受到企业独特的文化感染，从而对俱乐部不只是产品的认同，在情感上a生更多的认可和信任；在互动的同时，俱乐部必须具备数据处理能力，对大量球迷相关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提高俱乐部开发高价值客户和高利润率细分市场的能力。从互动营销、加强文化建设、数据处理等方面，开展基于社会化CRM理论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营销活动。
3.1重视俱乐部与球迷的互动营销
在社交网络环境下，客户的消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电通公司据此提出了AISAS理论（Atten-tion引起注意、Interest引起兴趣、Search进行搜索、Action购买行动、Share人人分享），它将消费者在注意商品并产生兴趣后的信息搜集、购买行动之后的信息分享作为两个重要环节来考量。在社交网络环境下，职业足球俱乐部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软件开展营销活动，成为球迷分享、搜索足球信息的聚合地，可主动发起互动话题，吸引球迷注意力。在双向及多维的频繁互动中，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关系，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也是在这种互动中形成的。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与球迷的营销互动中，要重视互动的真实化、人性化、即时化。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耐克在刘翔110m栏失利后第一时间贴出了“谁敢拼上所有尊严，谁敢在巅峰从头来过，哪怕会一无所有，谁敢去闯，谁敢去跌，敢活出你的伟大”的博文，24小时被13万网民转发，互动量过10万。这种快速精准话题的借势营销，大大提高了品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抓住体育运动迷的眼球，话题的口碑效应显著。
3.2加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文化建设
社会化CRM理论最终目的是通过满足球迷个性化需求实现社会关系的转变和忠诚，通过俱乐部足球文化吸引球迷是一种有效手段。职业足球俱乐部天然就聚集一些对足球感兴趣的球迷，要激发粉丝潜能，必须塑造新型的粉丝文化为基础。对球迷、粉丝来说，从情感认同出发，以足球文化为纽带，将具有共同兴趣和志向的人聚集到一起，通过观看球赛来推动其归属感和参与度，这是粉丝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传统的足球粉丝文化中，粉丝没有发言权，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更多的只是观看比赛、追随明星球员。在社交网络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介，每一个人都与一个圈层的人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化媒体赋予了粉丝参与球队建设和管理的权利，让球迷有主人翁的感觉。AC米兰队从队员队服的设计到口号的选择，均有粉丝大力参与的痕迹，他们成为AC米兰足球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情感认同会大大提升球迷粉丝的忠诚度，为俱乐部未来开展的商业性活动积聚大量潜在客户。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推送话题、与球迷沟通时，要将俱乐部独有的足球文化、足球精神和俱乐部品牌传递给球迷，将互动主题做精做细，在推送中仔细揣摩每一个话题对粉丝产生的影响，以是否可以提高球迷对球队、俱乐部的凝聚力为标准。
3.3实现对球迷数据信息的有效管理
社交网络环境下，俱乐部与球迷的互动过程中可捕捉到球迷的消费信息（包括客户的基本信息、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家庭住址，还可能包括球迷的消费历史、消费习惯、消费偏好等信息）。大数据时代，利用信息挖掘技术，对这些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可对球迷的行为、习惯、偏好提供技术分析依据。大量的数据通过彼此间的本质关系连在一起，可成为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职业足球俱乐部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信息是俱乐部的重要财富，是俱乐部实现营销目标的重要资源，制定俱乐部发展策略的有力依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产生的营销、广告推送、客户量身定制的信息，会抓住客户内心的潜在需求，引导粉丝消费俱乐部及推荐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而达到提高足球俱乐部商业收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