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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关系嵌入的民营企业委托问题研究”（12YBA1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有限注意的资本市场有效性研究”（71071166）；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基于社会网络的旅游饭店职业经理人创业能力和创业绩效研究”（12B031）
作者简介：刘晓霞（1981-），女，湖南湘乡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Email： lxiaoxia19@163com
摘要：本文利用2007—2010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的A股数据，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嵌入分成亲人、熟人和外人三类，并实证检验了这种关系嵌入对能力和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所有者聘用外人关系的经营者比亲人和熟人关系的经营者能显著提高能力，而其成本和聘用熟人关系的经营者没有显著差别，聘用亲人关系的经营者比非亲人关系的经营者能显著降低成本。从实证结果我们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现行的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关键词：关系嵌入；能力；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1707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Berle 和 Means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命题以来，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现代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起点。传统的委托理论（以下简称理论）假设人是完全理性和完全自利的，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使得人的行为能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Jensen、Mecking、Demsetz、Wilson、Spence、Mirrless 、Ross 和Hart等许多学者的研究下，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实践当中广泛应用。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引进了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以监督人的行为，就是这一理论的应用。然而李维安和王世权＼[1＼]等很多学者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在中国的成效甚微。独立董事不独立，董事不懂事，监事不监视，公司治理效果差。是机制本身的不恰当还是理论源头的失误？
Coleman曾指出：“经济理论存在一种失误，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不例外。这种失误表现在，忽视个人的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因此，“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受到质疑，基于“管家”假设的管家理论兴起，它认为理论对经营者内在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假定是不合适的，经营者会自律和努力工作，以达到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2]，所以它假设人是利他的和忠诚可信的，从理论的对立角度揭示了经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的另一种关系。
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陈仕华和李维安＼[3＼]认为理论对委托人和人持有低度社会化观，而管家理论对人性的假设则过度社会化。针对两种理论的不足，Granovetter提出了社会嵌入理论，以解释经济行为人在中度社会化情景中的行为理论，这种理论将人性假设为嵌入社会网络的社会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无自主性的管家，因而更符合现实＼[4＼]。本文将从关系嵌入的角度实证分析民营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嵌入强度对能力及权益成本的影响，以期从更理想的理论角度来实证分析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用人机制难题，给发展困境中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经营者和治理模式提供现实参考，也给研究家族企业以及委托问题的学者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研究结构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论与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与假设
最先提出“嵌入”概念的是Polanyi，他认为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Granovetter与Uzzi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情境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制约与影响，当一个“连带”的社会关系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活动时，“嵌入”就存在了，且“连带”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基于个人的关系、社会资本等长期的联结驱动＼[5＼]。因此将“嵌入”定义为基于社会关系的、非商业化的契约来进行商业交易的程度。Smelser 和Swedberg指出嵌入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我国学者彭正银认为关系嵌入是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是对主体间相互联系内容的研究，是交易双方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诺的达成程度及过程＼[6＼]。
Granovetter和Swedberg将社会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与他们直接互动的关系网络中，是对网络中人际社会二元关系的结构和特征（如关系疏密和关系质量等）的刻画。而结构嵌入指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其所在的社会网络中，是对行为主体嵌入关系构成的各种网络的总体结构描述。唐艳和唐国平＼[7＼]、黄中伟＼[8＼]等认为关系嵌入是对嵌入网络的微观解构，而结构嵌入是对嵌入网络的中观解构。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嵌入企业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微观关系，并讨论这种关系嵌入对委托问题的影响，更好地契合理论和管家理论，为公司治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系嵌入的特征主要包括关系强度（如强关系、弱关系）以及关系的质量（如信任程度等）＼[9＼]。Granovetter提出了“弱关系强度”假说，认为弱关系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跨越了更多的社会界限，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弱关系比强关系的作用更大[10]。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委托人聘用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就是这个道理，职业经理人比家族成员（强关系）有更宽的外部网络结构，信息或知识的冗余度低，创新性强，能应对更复杂的经营环境。他们能通过自己的网络以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结构，解决企业的融资、销售和管理等诸多问题，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获得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我国学者边燕杰通过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社会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11]。曹兴等认为强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信任为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任，减少交易成本，所以很多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化或泛家族化的经营模式[12]。然而强关系也有不少的负面作用：一是在中国社会强关系所提供的道德要求，给人带来很多的制约（如既要考虑企业的目标，也要考虑家族的目标），造成决策过程的低效率。二是强关系网络的闭合，会导致信息的闭塞和排斥外来人，信息或知识的新颖性不足将难以满足突破性创新的需要，这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是李新春所提出的家族主义困境，即强关系嵌入治理不能同时实现基于信任基础之上的成本与基于专家能力之上的能力的帕累托最优，而人发挥专家的知识和能力创造交易过程的帕累托效率问题理解为“能力”。强关系嵌入带来的低能力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因此企业需要打开强关系的网络限制，向弱关系网络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嵌入越弱，能力越强。
Granovetter的关系嵌入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弱关系的作用，然而弱关系存在的致命缺陷是导致不信任，在市场体系不发达、正式制度约束不强、信任缺失的国家更易显现。因为弱关系中人际联结并不是很强，多次反复的交往不多，所以这种关系不可靠，与不稳定、风险、投机联系在一起。嵌入在弱关系中的委托人和人，彼此信任度不高，如果只靠道德的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加上外部环境信任缺失，法律等正式约束不足，人投机行为的几率更明显，比如说谎、偷懒、欺骗、中饱私囊、卷款而逃等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造成成本很高。因此，在弱关系下，委托人只有设计更优的合同，加强监督和激励人，使人的行为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
而在强关系网络中，委托人和人交往密切，彼此了解熟悉，有更多的互惠以及利他行为，容易产生信任，并给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实质性的帮助。情感的内在制约、利他行为以及中国人注重面子和人情的问题，道德违约成本小，监督和激励人的成本较弱关系下偏低。所以在创业初期，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的资金都是通过家人、亲戚或者好朋友筹集，生产、经营、销售也是家族成员把关。随着企业的成长，规模逐渐增大，越来越多的外部人进入企业，强关系网络被打破，委托人可以选择更有能力和知识的外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企业，弱关系嵌入加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民营企业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嵌入越弱，成本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主要变量说明
1成本和能力
目前学者用来衡量股权成本的尺度最常用的是由Ang等提出的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也得到了我国学者大量的借鉴和运用，如曾庆生和陈信元采用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等来衡量成本[13]。本文认为销售管理费用率能较好地反映成本，故作为成本的变量。而总资产周转率体现了人发挥专家知识和能力创造交易过程的帕累托效率，衡量的是经营效率的一种，反映的是人的经营能力，故本文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能力的变量。
2关系嵌入强度
自从Granovetter与Rowley等社会学家将关系嵌入强度从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不同维度进行分析，魏江和郑小勇采用访谈、案例分析以及问卷调查来衡量关系嵌入的强度和质量[14]。本文借鉴提出的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关系以及杨国枢[15]对中国社会关系划分的方法，将委托人与人关系嵌入从强至弱分为亲人（血缘、姻缘、亲缘关系）、熟人（同学、同乡、同事关系）、外人（除亲人和熟人以外的其他关系）。并给亲人、熟人、外人三种关系分别赋值1、2、3。
3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为解决委托冲突而做的一种制度安排，必定会影响委托关系。Jensen和Meckling就提出管理层持股是影响股东——管理层委托冲突的重要因素， Collier等则没有发现股权成本与审计委员会活动之间没有关联的证据。Belden等发现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利越高，越容易支付股利[16]。在国内，很多影响权益成本的公司治理因素也得到了实证检验，如宋力和韩亮亮[17]认为是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曾庆生和高雷等认为董事会结构，肖作平等认为是董事会规模，李明辉认为两职分离，黄福广等证明高管薪酬，能够影响权益成本。本文设置了股权结构特征（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会特征（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特征（监事会规模）、管理层特征（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来控制公司治理结构对成本的影响。
4公司基本特征
李明辉证明了公司的基本特征会影响股权成本，如公司规模越大，对管理层进行监督的难度越大，从而监督成本越大，管理层进行不当消费的权力也增大[18]。提高负债率可以加强外部监督从而降低成本。成长机会低的公司，管理层对自由现金流的滥用会提高成本。除了控制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性的影响，还要控制行业因素导致的成本的差异。
5人基本素质
在研究能力的影响因素时，人的学历越高、年龄越大、从业经验越丰富，则人的经营能力越强。本文用人学历、年龄作为影响能力的控制变量。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关系嵌入对成本和能力的影响。借鉴Ang等，及李明辉的模型，本文分别对成本和能力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能力模型：
在能力模型中，我们先检验能力与关系嵌入的单因素关系，再逐步加入人基本素质变量和公司基本特征变量以控制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在成本模型中，同样先检验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单因素关系，再逐步加入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三）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企业共3 185个年度样本数据，依次删除以下数据：（1）实际控制人为非自然人的样本439个；（2）2007—2010年度经特殊处理的S、ST、*ST股票454个；（3）上市时间小于365天的样本596个；（4）删除没有披露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的样本9个，且销售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变异大的极端值17个；（5）删除频繁更换实际控制人或总经理以及找不到关系的样本31个；（6）总经理由实际控制人自己担任的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是一体的，理论上没有冲突，故删除此样本334个。最终得到年度样本总数为1 305个。除关系嵌入数据通过百度、新浪网等手动搜集整理，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金融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2对2007—2010年的年度样本进行了基本的统计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出，虽然四个年度样本数据不同，但各年度不同的关系嵌入样本占当年样本的比例变化很小，基本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因变量能力（ABILITY）和成本（ACOST）的均值和标准差在各年度变异也不大，相对来说，能力的年度变异更大（标准差大）。从总体样本来看，关系嵌入类型为熟人的比例占到了58%，亲人占14%，外人占28%，民营企业聘用熟人的比例偏高。
（二）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下面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分析如表4所示。模型1—3检验假设1，模型4—6检验假设2。模型1和4只检验解释变量GE1和GE2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型2和5则分别加入了人基本素质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模型3和6还控制了公司基本素质变量。
在检验假设1的模型中我们发现，关系嵌入变量GE2在模型1—3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委托人和人关系为外人时，比亲人和熟人能显著提高能力；GE1在控制了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后也显著为正，说明运用熟人和外人关系的人比亲人关系的人能力更强，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另外，我们发现能体现能力的学历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能是我国学历教育鱼龙混杂，文凭不能体现人的能力。用人的年龄变量代表的经验因素对能力的影响也不显著，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但也可能刚愎自用，固步自封。性别因素在模型2中显著为正，男性人比女性人的能力更强，但加入了公司特征变量后结果不显著了。
在检验假设2的模型4—6中，我们发现关系嵌入变量GE1都显著为正，GE2不显著，说明委托人聘用自己的亲人比熟人和外人人能显著降低成本。但比较外人人和非外人（亲人和熟人）人时，结果不显著，说明聘用熟人和外人关系的人对成本没有显著的差别。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2，也和大部分学者关于家族企业治理能降低成本的结论一致。此外，公司治理结构变量除了股权集中度（OWNCON1）显著为负外，其他指标都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股权越集中，成本越低，而独立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以及总经理的持股和薪酬都没有起到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没能降低成本。公司基本特征变量中，资产负债率（LEVERAGE）越高，对人的约束越强，成本越低；公司规模（TOTASS）越大，成本越低，说明规模优势能有效控制成本；公司的成长性对成本没有显著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嵌入对能力和成本的影响是否稳健，我们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对样本进行重新筛选，分别对因变量进行首尾1%的删除，并从2007—2010年样本中选择任意两年和三年度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和前面的分析无异。二是对变量进行重新选择，以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衡量能力，计量结果没有什么变化；在成本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借鉴廖理和罗炜的方法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权小峰等方法采用在职消费，即用管理费用减去机体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及当年无形资产摊销额来衡量，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关系嵌入的视角，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嵌入强度对能力和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凭、年龄、性别这些经营者个人素质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人的能力，而关系嵌入却能很好地体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知识和信息更新换代快，过去的经验不代表未来的能力，倚老卖老的行为带来的可能是经营短视，不加强学习就会固步自封。文凭和学历过去在中国很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系统弊端重重，造成各种文凭满天飞，含金量直线下降，企业也不再以文凭的高低衡量人的能力。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发现女性经理并不比男性经理差，女性的特质能让女性经理在经营过程中具备独特的优势。
我们的研究结果让人能直观地从总经理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中判断经营者的能力。如果企业实际控制人使用自己的亲人来经营企业，委托人和人都处在一个强关系的网络结构中，即使能如我们的实证结论一样降低成本，其代价是信息和知识的闭塞，也就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家族企业的发展瓶颈。
我们的统计中，民营上市公司中聘用亲人经营者的比例最低，熟人经营者的比例最高。不是民营企业不愿意用亲人做经营者，而是亲人经营者资源太有限，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熟悉的同乡、同学、同事等来经营企业。而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这样的外人产生的成本并不比聘用熟人高，反而能提高能力。
因此在我国，企业要真正走上现代化的管理之路，首先，要加强诚信社会的建设，让所有者能放心大胆地将经营权外放给有能力的经营者。其次，要提高我国公司治理的水平，使独立董事、监事能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股权和薪酬制度能真正发挥激励的作用，不再是形似而神不似的舶来品。外在环境和内在制度的完善，是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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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2
1、引言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视了“质”的提升，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广受诟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镇化质量评价是了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科学方法，传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因此适时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新”简要的说是指城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型”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是以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为发展原则，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2.2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评述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相关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2]和城镇指标准则（uig）[3]，cdi是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个方面评价城镇化质量，uig中包括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制等5个方面的指标；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是叶裕民，她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相关指标评价城市化质量[4]。最新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春梅等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竞争度、民生幸福度、城乡统筹度和持续发展度四个方面构建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测评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关城镇化质量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内涵和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角度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7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及城乡一体化，较好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6]。
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但目前仍缺少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评价数据能够统计得到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城镇化质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相关文献评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6项准则下属24项指标。指标层以反映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和数据容易量化获取为原则，以正确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来选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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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张高岭（1989——），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技术经济及管理。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社会价值观；问题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中的道德研究，虽在学科建设、研究领域拓展、学术著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利益格局变化的需求而言，仍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和重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动也急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生疏和在道德领域的冷漠.因而公共领域的道德问题不简单地只涉及它的品性的改变，还涉及到由其品性的改变所导致的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使公共领域变成社会进步无足轻重的要素，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负担。
一、公共领域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
（1）公共领域的含义。“公共领域”一词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2）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对于公共领域的特征分析，就我理解，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活动特征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信息化背景。当今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为先导，以加速社会信息化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全球化背景。全球化与现代化和信息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的便捷性，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
二、公共领域道德缺失问题的原因所在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在公共领域道德沦丧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制度原因——直接原因。从政府目标角度问题，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的是必须的，首先得把蛋糕做大，但是在做大蛋糕之后，就应该关注怎么切好蛋糕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蛋糕越做越大，可是却分不好这个蛋糕。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比如，教育，医保，福利这些都很少。（2）文化影响——重要因素。1.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精神道德的价值导向的引导。中国从改革开放的时候，确定了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本来这种理念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趋势的。2.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而且与有些人的交往可能仅此一次。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3）公民社会尚未真正形成。阿尔伯特·赫希曼曾指出，“‘公共’包括公共行动、追求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幸福的行动，也就是政治领域中的所有行动，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与社区事务的行动。”在此意义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得到了体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实质体现在民主参与、共同关注、平等地交流与互动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等方面。
三、重建公共领域道德体系
（1）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共同治理。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牵涉到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就是把集体和个人行为层面，政治决策的纵横模式都包罗在内的过程。（2）加强公共领域道德缺失的法律束缚。我们在提倡以德治国在建立良好的社会体系对公民的社会道德修养进行道德教育的引导的同时，通过立一些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公共领域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治理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3）坚持以先进典型带动公民道德建设。道德在本质上讲是自律的，是人内心对自我的自觉要求。但道德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正确的道德观念，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为大多数成员自觉遵守和奉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全体成员人人自觉参与、长期坚持不懈，需要一部分人先行，最终达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坚持以先进典型带动公民道德建设，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环节。
四、结语
沸沸扬扬的小悦悦事件已经过去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没结束。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公共道德意识的缺乏和道德准则的丧失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国民头脑中公共意识的缺乏和心中公共道德的偏失，是嵌生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环境中的。正如同这个公共生活的环境，是嵌生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中的。我们可以追究公民教育中的失败；可以寻找公共秩序维护中的粗疏；可以反思公众参与的不足和公共空间的狭小；可以追溯道德观念在社会激荡中的起伏流变———与所有大命题牵扯在一起的这些起因，都提示着同一个结论，但罪魁祸首还是当今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所致，这是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要从根本抓起，从本质上提高国民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善公共领域的道德缺失现象，要真正的根除国人社会道德理念的沦丧只有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改变，这或许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我们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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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4
一、缘起与内涵
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学者们从多层面对协作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1.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缘起
(1)思想传承:行政协调论的现代生长
行政协调论是传统行政思想的一个优秀因子,在西方传统行政理论中不乏丰富的行政协调理念。1887年,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对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做了进一步阐述,“分权的原则使每种机构只限于行使一种被分开的政府功能。然而,实际的政治需求却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协调一致。”“法律与执行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1]12-51为此,他提出通过行政适度集权化和政府体制改革等措施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1947年,怀特也在《行政学概论》一书中对行政协调的动因、机构及原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协调的困难性是行政单位数目的增加”,从而导致“在各个方面的活动中,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十分困难,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实现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应该设置政府委员会以利于行政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而“协调机关的组织原则是对任何事件均由主管会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领导相关的各部”[2]76-82。佩里?希克斯指出,“政府之间的协作和整合必要性决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尽管具体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问题已经时过境迁,但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称作是‘协同的’、‘整体的’,还是‘协调的’、‘整合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组织永恒的追求目标。”[3]9因此,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传统的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更加复杂,具有综合性和理论性”[4]。
(2)理论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
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极端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改革为内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的原则、方法和技术,把传统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权化组织结构模式。“新的组织形式以灵活性的日益增强和垂直整合组织结构的解体为特征,合同承包广泛地被采用,大型组织规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为更具自主性的商业单位。”[5]12-13如新西兰除创立国有企业单位外,将剩余的政府部门分割为更小的、更专业的机构,英国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执行机构。但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也产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问题,即机构裂化问题[6]。碎片化治理就是机构裂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转嫁问题,让其他机构来承担代价;互相冲突的项目;导致浪费并使服务使用者感到沮丧;互相冲突的目标;由于缺乏沟通,不同机构或专业缺乏恰当的干预或干预结果不理想;在对需要做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无法得到服务,或对得到的服务感到困惑,他们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获得恰当的服务;由于没有考虑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强调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专业干预,从而导致服务提供或干预的遗漏或差距[7]48。可见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在于新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没有摈弃传统官僚制功能性组织原则,而且强化了功能性组织设计,从而导致政府机构之间协调和整合问题急剧增加。因此,寻找一种增加协调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协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对这种理论反思的结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民当成客户回应,隐含着把公民视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动接受者的危险,忽视了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之间开展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抛弃公民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概念,以协作为基础,强调加强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伙伴关系[8]。
(3)实践需求:复杂性问题的应对逻辑
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地方政府面对的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在客观上需要跨越功能划分、组织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活动。奥尔图提出组织间网络管理等跨组织结构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个原因。a.是处理艰难或复杂政策的需要。传统社会中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有效解决的那种容易界定、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的问题已经让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决的恶劣问题。b.政府直接干预的局限性促进了基于网络解决方法的增长。c.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标,使联网成为基本需求。d.实现联系制度化的努力结果。由于二级项目效果的信息不断增多,通过组织之间的特别工作小组和计划团队等制度安排也相应地增多。e.横向规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内的命令层次提供的额外压力。因为在许多热点问题中,如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不同的项目之间具有不同的目的、资金来源、颁布标准及利益相关者,协作与互动沟通势在必行[9]22-23。可见,跨组织结构应对复杂性问题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现实动因。
2.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协作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一个核心理念,它对于理解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主要从组织间关系、组织结构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种视角对协作进行了界定[10]104:a.组织间关系视角的协作是指基于特定议题的利益相关者自发组织、参与到同一过程中,采取行动或共同决策。b.组织结构视角的协作主要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协作,认为协作过程是松散的、多层网络组织的相关组织领导利益相关者以解决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c.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视角的协作意味着自治的参与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共同制定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决定和解决共同关注的事务。
基于协作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种跨组织协作、网络管理和公私伙伴关系等实践之中,学者们从多种视角、多个层次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揭示和探究。沃尔特?鲍威尔从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揭示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含义,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自发性协作和等级制度有意识性管理的诸多过程[11]。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在《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一书中把“协作”作为在政府组织间进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号,“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纵向和横向活动的复杂结合,其中仅有一些结合可以被认为是协作的,但是所有的结合都是多方参与的。”[9]3-39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则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网络化治理模式,它象征着当前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由公私联合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政府;联合政府若干机构提供整体服务的协同政府;基于先进技术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适时合作的数字化革命;要求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选择。这四种发展趋势的集合,使网络化治理成为一种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它将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征与协同政府充沛的网络管理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利用技术将网络连接到一起,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12]8-17
总之,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单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权化治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新模式①。以公民为中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务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三个基本特征。
二、结构、机制与模式
在实践中,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发生在区域、地方政府和社区管理等多个层次,且横向协作和纵向协作是相互重叠的,协作既可以存在于中央政府层级(如美国联邦系统内)的纵向环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参与者是地方政府(代表社区内多种利益)的横向环境里。协作性公共管理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类型、协作机制和实践模式。
1.结构类型
协作性结构可以在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和体制环境,即在纵向政府各个层级和公私部门中组织互动的横向环境中产生。在具体运行时,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还可以在自外而内的网络环境里操作[13]。一个公共管理者可能同时涉及跨政府边界、组织边界和部门边界,且负有正式的契约责任,从而很难区分不同环境中的边界,因此,划分协作公共管理的结构类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米尔娜?曼德尔和托迪?斯蒂尔曼根据西方国家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了实践中协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结构类型及功能特征(见表1)。上表从问题导向、对目标的承诺、联系强度、努力宽度、目的的复杂性和努力范围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种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网络类型[14]。
(1)间歇性协调
这主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组织相互调整、相互适应地完成同一目标的政策和程序中。间歇性协调结构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较低的层次产生,组织间的承诺也只是保持在目标完成的深度,资源共享也相对较少和低风险。
(2)临时性工作组
这是用于完成一个具体的和有限的目标,并随着目标的完成而迅速解体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结构类型。在这种结构中,资源共享仅仅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类型的结构主要包括为具体的问题(如水质量标准、社会关注事件等)而建立起来的讨论潜在性解决办法的各种组织间关系的群体。
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5
关键词：风险承担；公司治理；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风险承担指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类长期价值增值行为：①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②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且成功概率较低。风险承担更高表明高管更具冒险创新精神，更不会放弃那些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由于高风险项目能比低风险项目带来更高的预期回报，高风险承担能够加快社会的资本积累并促进技术进步，使整个社会生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风险承担对于企业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为了获取更高回报，必须投资更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从本质上讲利润也就是对冒险的补偿和回报[1]。由此可见，企业通过风险承担获取较好的市场和盈利机会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2]。
然而，数千年来我国“集体主义”和“中庸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人们对待“风险”避而远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意识不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整体不足，阻碍了我国企业长期发展和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具有特别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企业风险承担在实务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已有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近年来才逐渐涉及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主要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针对非金融机构也即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2 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现状
2.1 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
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测度方法：①采用具体某项风险承担行为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研发支出由于成功概率较低以及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通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3～7]。与此相对，也有学者使用风险相对较小的固定资产资本支出作为反向变量[3，5，8]。除此之外，广告支出、财务杠杆度[9，10]、是否投资高新技术项目[1]等也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②使用一段时期内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性项目必然会导致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较大波动性。因此，如果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波动性较大，则说明企业倾向于承担风险。常见的如ROA的标准差[10～13]、ROE的标准差[11]、Tobin’s Q的标准差[14]、股票收益的标准差[14～16]、现金流变动的标准差[2]以及一定样本期内企业盈余的变动幅度。③使用实际收益（ROA， Tobin’s Q，股票收益率等）与预期收益差额的绝对值来度量[14]。这种方法先使用大样本数据建立起企业收益的回归方程，用于计算企业预期收益，然后计算其与实际收益间的差额，该差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风险承担倾向。④学者们自行构建的企业风险承担指标。风险承担行为越多，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概率，部分学者借鉴财务预警研究的方法构建反映企业风险承担的指标。如Altman’s Z-score和Olson’s O-score等指数[14]。
各种企业风险担当衡量方法评价如表1所示：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莫衷一是，因为这些衡量方法各有优劣。上述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法都有其固有局限，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衡量方法可能会导致差异甚至相反的结论。特别是我国存在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上述指标中的研发支出披露很不规范、不完整；在我国，财务杠杆究竟体现更多的是融资方面的因素还是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企业的风险承担很难说清；会计收益更容易受到管理层的操控，股票收益具有很大的投机性等，这些都限制了上述衡量方法在我国的使用。因此，如何借鉴发达资本市场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在深刻理解企业风险承担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构建适合我国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指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2.2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
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因素以及宏观制度环境等几个方面来阐述的。
2.2.1企业基本特征的影响
企业基本特征是影响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先前关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和行业类别等企业基本特征上[16]。
2.2.2 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从公司治理视角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认为相对能够进行多元化投资而表现为风险中性的广大股东而言，管理层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往往高度集中于其所供职企业，缺乏相对多元化的投资，由于经理层个人声誉和职业关注等原因，经理层比股东更厌恶风险，他们可能出于私利考虑而放弃一些投资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风险承担项目，从而损害价值[17]。Hu等[18]发现由于职业关注，绩效相对很好和很差的基金经理都会采取相对更多的风险承担行为，基金公司风险承担与过去的绩效呈U型关系。Chen和Zheng[19]发现随着CEO任期的延长，其职业关注会降低，从而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Li和Tang[1]研究了管理者的心理特征――骄傲自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CEO的骄傲自大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并且当管理者自较大时，这种关系更为强烈。Faccio等[10]发现女性CEO管理的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财务杠杆和盈余挥发性以及较高的生存机会，说明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实现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风险偏好相一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在激励机制方面，权益基础上的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股票期权是常用的手段[15]，这些措施能够促使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导致较优的风险承担水平。Shivaram等[20]发现股票期权能够促使经理层扩大对风险高但收益也相对较高项目的投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Wright等[15]系统研究了高管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高管薪酬中固定部分比例越高，企业风险承担越低，而授予经理层股票期权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一种曲线关系。Low[21]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特拉华收购热潮后，企业风险降低了6%，而这主要集中于经理层具有较少股权激励的企业中，特别是当CEO的财富相对于股票收益的挥发性（Vega）不敏感时，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较高的Vega（CEO财富相对股价变化敏感性）会促使企业采纳风险性政策，包括更多的研发支出、较少的资本支出（PPE）、经营业务更为集中以及较高的财务杠杆[3]。Dong[22]发现当持有股票期权的CEO财富相对股票收益挥发性更敏感时，他们更可能发行负债而不是权益融资，且即使在资本结构较高的企业也是如此。Kim和Lu[4]进一步发现当外部治理较弱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倒U型关系，而当外部治理较强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关系。
约束机制也是协调经理层与股东风险偏好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大股东所有权集中、机构投资者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等。随着所有权的增加，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增加风险性项目来提高企业收益，部分学者也发现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23]。但另一方面，大股东也有追求私有收益的强烈动机，可能采取更稳健的投资项目来确保这些收益[2]。Faccio等[11]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当大股东具有多元化投资时，大股东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正向关系才成立，具有多元化投资的大股东控制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相对更高。Mishra[24]发现大股东有能力和动机采取稳健的投资政策以获取私有收益，主导股东的出现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Koerniadi等[25]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出现便利了企业风险承担。
Wright等[26]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活动来提升企业价值的动机。大股东身份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重要影响。国有股东追求社会稳定和员工失业率的降低[27]，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而外国投资者则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关系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13]。Su和Lee[7]发现家族企业为了保存他们的财富，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参与程度都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外部董事能够减弱上述影响。而Nguyen[23]则发现日本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增加企业价值，能够促进风险承担，而银行控制的企业则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在以银行治理为中心的日本经济里，外国投资者所有权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其它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5]。Wang[5]发现较小规模董事会更能促使CEO承担风险，进行更多的风险性投资。Nakano和Nguyen[14]发现企业董事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纳非极端的投资决策，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种关系受成长机会的影响。Ferrero等[16]全面研究了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费用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而独立董事、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状况对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影响。Koerniadi等[25]使用新西兰企业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董事会的所有权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2.2.3 宏观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
较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对具有较高风险但能够增加企业价值项目的投资，投资者权利保护越好，越容易接受“高风险高收益”类型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企业价值[2]。而较好的债权人保护会导致破产成本更高，降低企业风险承担[12]。King和Wen[8]发现国家整体公司治理水平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较强的债权人治理水平导致较高的资本支出和较低的研发投入，而较高的股东治理水平会导致较高的研发费用（风险承担较高）。Li等[6]进一步检验了国家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个人主义的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价值观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上述关系受管理层自的影响。
2.3 企业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对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企业风险承担对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绩效等少数几个方面的影响上。Dong[22]发现股票期权能够增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导致发行更多的负债而非采用权益融资，由此造成了次优的资本结构。Liu和Mauer[28]研究发现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需要相对较强的资产流动性，现金持有水平也就较高。Faccio等[10]认为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低，并降低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Nguyen[23]发现异质性风险能够保持企业竞争优势，日本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相对较大，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而银行控制企业风险承担较低，企业绩效也相对较低。
2.4 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上，而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零散见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少数方面。张瑞君等[29]研究发现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程惠霞和赵敏[30]研究了女性性别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低，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小规模企业。解维敏和唐清泉[32]研究了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可见，仅有的几篇研究还都停留在对企业基本特征和少数公司治理因素的研究上。而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则更少，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风险承担能显著提高市场价值。
3 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随着企业风险承担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开展，风险承担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我国企业深入认识风险承担的内涵和价值、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现有研究的梳理也可发现，目前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目前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面，至今仍没有一种权威、公认的衡量方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仍然是当前研究中的难题之一，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融入中国元素测度企业风险承担仍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难题，也是未来应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2）在企业风险承担主体方面，研究内容呈现一边倒的局面，主要侧重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研究，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且大多是追随或效仿国外已有研究，忽视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集中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尤为匮乏。而普通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实现价值增值的支柱，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
（3）在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企业基本特征上，最近才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管理层、董事会特征、机构投资者、集团附属或大股东直接持股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且没有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背景来研究。而在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背景方面，普遍存在着双重问题，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对终极产权的研究也是公司治理的研究前沿。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终极产权的视角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其是没有将我国特殊的双重问题同时纳入到企业风险承担同一框架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4）在企业风险承担宏观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差异下的企业风险承担国际横向比较上。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5）在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体现在企业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绩效等企业内部少数几个方面，没有涉及到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企业风险承担不仅对企业自身，而且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未来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应该将视角从企业内部拓展到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上来，以便深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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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6
一、“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和建筑施工企业在创建和谐企业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
“和谐”，即亲睦、协调，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包含着亲和、平和、和睦、和谐、融洽、融合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民主法制、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关怀，公平协调、团结有序，诚信合作、安全高效，关爱环境、服务社会。民主法制、科学发展，就是企业民主管理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企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落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完善，企业“硬”管理和“软”管理制度科学健全，企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得到兼顾，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调动；以人为本、注重关怀，就是人本管理得到真正落实，人性关怀得到充分体现，员工身心健康得到保障，员工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公平协调、团结有序，就是企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改革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到正确处理，企业党政之间、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员工之间和谐顺畅，企业与员工按规则行动、按程序办事，和衷共济，目标一致；诚信合作、安全高效，就是企业经营诚实守信，竞争合作融洽相处，经营风险得到化解，安全生产得到保证，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关爱环境、服务社会，就是企业生产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企业发展不以弱化社会责任为捷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需要在创建和谐企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2.建筑施工企业在创建和谐企业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受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和传统的企业理念等影响，一些建筑施工企业在创建和谐企业进程中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各自为政，团队意识还显淡薄。有的建筑施工企业为了同一项工程而相互竞争、相互争夺，甚至于出现相互诋毁、相互制约的不和谐现象；注重利润，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还存在弱化。重视“营利”价值而轻视“组织”价值。在生产、经营和管理中，将自身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团体，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致使自身成为一架“赚钱机器”，进而出现了施工噪声污染、建筑垃圾与废水乱堆乱放乱流等不和谐现象；偷工减料，诚信意识还存在缺位，“精明”于偷工减料，出现质量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的不和谐现象。漠视安全，安全设施不完善和违规违章操作，以人的生命和企业形象为代价的伤亡事故还时有发生，直接反映出漠视安全的不和谐现象。
二、建筑施工企业和谐企业创建工作的构想
1.正确认识创建和谐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从“和谐社会”、“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来看，创建和谐企业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任务是进行企业文化变革，这种创新涉及到企业理念和员工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的变化。创建和谐企业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实现，二者目标同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着力于建设充满和谐、生机、活力和具有强大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
2.牢固树立三种意识
树立正确的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既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也是“三个文明”的建设者，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创造者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这些责任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
树立正确的合作共赢意识。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讲，员工、股东、业主、监理、设计、劳务队、建材供应商等都是合作伙伴。面对着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同台竞技”，“合作竞争”的新形势，企业要把“在竞争中合作”的观念树立起来 ，既要注重营利，又要注重共赢，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树立正确的企业经营意识。建筑施工企业在营造和谐环境的进程中，理应主要处理好六种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党政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营造目标同向、相濡以沫的领导班子和党政部门同心同向、企业内部上下同欲的和谐氛围；二是要处理好企业与每个合作伙伴（包括每位员工）的关系，形成企业赢、伙伴赢的良好局面；三是要处理好企业与政府及媒体的关系，形成企业发展、政府及媒体尽力帮助的良好氛围；四是要处理好企业与施工环境的关系，营造项目施工、当地各级组织及群众极力支持的和谐环境；五是要处理好企业自身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营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六是要处理好项目盈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保持关心公益、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人文心态。
三、建筑施工企业推进和谐企业创建工作的根本路径
建筑施工企业要推进和谐企业创建工作，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其根本路径在于企业文化创新。从企业必须适应市场变化的角度讲，企业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生存文化”建设。建设先进企业文化是推进和谐企业创建工作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均衡发展；和谐企业关注企业的“内部和谐”及“外部和谐”，关键是实现内部各个方面的和谐统一及对外关系的和谐融洽；企业文化建设强调“以人为中心”，着眼于对人的能力和素养的培育与提高，注重“人本管理”和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的核心因素，均是“人”。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才能真正推进和谐企业创建工作，才能实现企业的内部和谐及外部和谐，才能实现企业与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的和谐发展。
建筑施工企业理应做到对创建和谐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同步实施、协同推进，应当着重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转变观念，突出和谐发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理念系统
理念支配行为。在企业理念系统构建中，既要显现个性，又要突出企业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理想。其中，价值观是核心。只有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时代和市场要求的企业理念系统并为全体员工和社会认同，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起到推进企业和谐发展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将企业所倡导的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市场要求并独具个性特色的正确理念转变为员工的自觉行动，从而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2.精诚合作，塑造团队精神，培育优秀团队
塑造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培育优秀团队和创建和谐企业的重要内容。团队精神能带来高昂的士气与和谐的氛围，形成共同的责任感、归属感、自豪感与成就感，从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优秀团队应该具备善于学习、善于创新、荣辱与共、互相关怀、充满关爱、融洽无间、配合默切、共同成长的基本特征，并具有明确的远近期目标，拥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能够将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同等对待的心态。
3.以人为本，挖掘潜能，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创建和谐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都十分注重人的因素和“人的文化”建设。为此，保持对员工“不变的尊重”，“以法治企”、“以德治企”，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内在潜能是必然选择。
4.铸就品牌，树立良好形象，促进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和谐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