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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条例范文1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社会治理条例范文2
关键词：利益；贫富差异；原因；对策
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思想观念的差异、制度的因素，特别是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又出现了许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隐患，其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可以说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尽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客观地说，收效并不明显。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种差异呈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贫富差别
近20年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也是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区间为0～1，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超过0.4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则属于随时可能发生社会动乱的危险状态(Danger)。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5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496。200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8。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已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尽管基尼系数不是绝对的，运用它时必须考虑具体条件，如测算区域、人群大小、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等因素。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社会蓝皮书》：收入差距的扩大已表明，20％最高收入者与20％最低收入者实际上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二、城乡差别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2007年扩大为3.32:1。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直观地看到这种状况：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2000年为6280元；2005年为10493；2006年为11759；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6元、2253元、3255元和3587元。可见，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还可以从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比中感受这一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90年为54.2；2000年为39.4；2005年为36.7；2006年为35.8；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分别为：58.5、49.1、45.5和43.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
据统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1990年为824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绝对差距9646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1990年为2.20:1。2004年为3.21:1；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我们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三、区域收入差别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曹玉书2007年在第二届中国东西互动发展论坛上说：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中国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仍在增加，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据统计，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1.5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的十分之一。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1.3％，人口占3％。而GDP却只占全国的17％；而东南沿海5～6个省的GDP超过全国的50％。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
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23623元。最低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20元，相差2.33倍(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算)。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222元，收入最低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00元，相差4.44倍。
四、行业收入差别
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工资差距是1.38倍。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高收入行业表现为垄断性。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所处行业不同，收入差距太大，这在当前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是高得惊人，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据有关部门测算，在行业收
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由于收入差距及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差距的扩大。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在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位列群众最关注的十大社会问题之首的就是：“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按照学者李强的观点，分化造成了“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造成人们心态的失衡，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当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失业群体、残疾人士等所谓的弱势阶层难以接受和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时，社会稳定的局面就会因此失衡。事实上，近十年来，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程度越来越高，行为越来越激烈也印证了这一点。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发生的中，经济利益引发的占到60％。可见，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性矛盾和主导性矛盾。正如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社会矛盾多数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
社会治理条例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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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WT. London Wetland Centre[EB/OL]. .
The Inclusiv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onditions
Gao Chuansheng
[Abstract]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more prominent. Social business is a new form of NPO， which is dedicated to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profit business model. Social business is growing abroad， but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cognitive at home. A lot of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show that social business has distinct functions 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but can interact with three traditional society secto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of social business correctly and make policy efforts to renew idea， make policies，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rain talent. take measures， and encourag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invest or transit to social business.
社会治理条例范文4
关键词：失独老人 社会支持 心理健康
一、引言
所谓失独，是指由于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或自杀等原因，致使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子女。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成为失独父母，他们通常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而无法再生育，最终产生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止2012年，中国的失独家庭超过100万户，且每年以约7.6万个的数量持续递增。
失独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失独老人在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会遇到众多的困难，包括外界的困难，也包括自身的因素。那么，影响他们心理问题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国内外对此尚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此类研究，这也成为本文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社区的失独老人。关于老年人的界定，世界卫生组织对的定义是60周岁以上的人群。本次研究基于所调查社区失独者的实际年龄范围，把失独老人的调查范围确定在50岁以上。北京市垡头社区位于朝阳区东南部，现管辖12个社区，面积共5.3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10万人。该社区失独老人家庭共计22户，其中调查走访失独老人家庭22户共34人。平均年龄63.2岁，其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多数已经退休，大部分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失独老人整体上身体健康状况尚可，有一部分身体有不同程度的疾患，个别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2.研究方法
调查者于2015年3月至8月走访了北京朝阳区垡头社区各个社区居委会，了解社区失独老人的整体情况，然后在社区办事处的协助下，以志愿服务者的身份深入失独老人家庭，采用问卷、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社区失独老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的困境与需求。由于失独有可能会唤起失独老人的消极情绪，出现不配合调查的情况，所以在调查中，调查者有意向被调查者隐瞒了调查目的。调查结束后，出于对被调查者的尊重，向他们说明了调查的真实意图。为了避免给被调查者带来消极暗示和不良影响，调查人员做了充分的善后工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调查者通过一对一的志愿者服务形式，深入失独家庭，为失独老人提供生活服务、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朋友。
调查研究在掌握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支持评价调查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作为自变量，将心理健康指数作为因变量，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确定影响失独者心理健康和重新融入社群的因素，并根据影响的权重，结合社区实践，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
三、研究数据分析
将通过社会支持量表采集的三个维度的数据（客观支持度、主观支持度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通过心理健康量表测得的心理健康指数数据做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统计意义在于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社会支持得分与心理健康得分的回归分析目的在于：揭示社会支持的几个维度在多大程度上能预测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一般来说，R方要大于0.2才具有预测作用；当R方在0.5以上才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表1 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与心理健康指数的回归分析数据
M1
B M2
B M3
B M4
B
客观支持 5.578
-.925***
6.712
-.114***
主观支持
6.197
-1.188***
6.712
-.391***
对支持的利用度
6.619
-1.394*** 6.712
-.892***
校正R2 0.555 0.600 0.778 0.790
本次检验数据满足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误差服从正态分布以及误差不相关的前提假定（表2）。预测变量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B值分别为B=-.925 ，B=-1.188，B=-1.394，p < 0.05。说明社会支持三个维度数值越高，心理健康得分越低，心理健康程度越高。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心理健康”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校正R2分别为0.555、0.600、0.778，即“客观支持”能解释“心理健康”55.5%的变异，“主观支持”能解释“心理健康”60%的变异，“对支持的利用”能解释“心理健康”70.8%的变异。标准化回归方程分别为：心理健康=0.601X客观支持；心理健康=0.64X主观支持；心理健康=0.785X对支持的利用。这说明，受到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越大，或者对支持的利用程度越高，心理就越健康。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对失独老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比较明显的预测作用。其中，失独老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来自社会、家人和朋友的主观情感支持对他们的影响其次，然后是社会政策、社区设施等客观社会支持。究其原因，是因为本次调查的群体为城市居民，大多有较为稳定的工作，有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险，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的物质支持比较多，因此对于未来的生活，失独老人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失独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严重伤害，他们极度焦虑和抑郁，长时间被消极的情绪所占据，不能自拔。失独老人的社会支持得分比较低，很多失独者有意逃避现实，避免与外界交流，有的甚至变换了工作和居住地点。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目的的受到伤害之后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反应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实际上，迁居和逃避并不能缓解他们的不良情绪感受，把自身置于社会群体之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自己使自己受到了社会排斥。
失独老人心理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应对策略：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例如，自杀意念、保护家人的强迫症、不承认现实、回避能触发回忆孩子死亡的场景事物、气味等行为都属于消极策略。消极策略会使失独老人在短期内逃避问题，从而减轻低落情绪，但这种策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并可能导致长期的负面影响（Anderson，2005）。积极策略则是当事人采用积极务实的方式解决问题所采用的策略，例如接受治疗、参加社会团体、参与感兴趣的活动、面对现实、写作等。从前面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过社会关爱，促使失独老人走出封闭的圈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多的同家人、朋友、邻居交流，是避免或者缓解他们心理问题、重新融入社群的最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肖云，杨光辉.优势视角下失独老人的养老困境及相应对策[J].人口与发展，2014（1）
社会治理条例范文5
[关键词] 年轻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护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11-0008-03
乳腺癌是常见的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1]，而年轻乳腺癌患者更注重生存质量，但由于手术治疗导致的缺失、自我形象紊乱以及疾病本身和化疗、放疗等引起的多种躯体不适，在生理、心理上对年轻乳腺癌患者带来很大的冲击，生存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很多研究都认为，社会支持是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2]，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加癌症患者适应，减轻其身心症状[3]，从而提高其生存质量。现对100例年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8年1月～2011年12月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实施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乳腺癌患者180例，其中年龄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由专职护士对入选的两组调查对象采用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4]，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评分越高表明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调查中由专人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过程中使用的解释语言要统一，如果调查对象不具备书写的能力则可在本人表达的情况下由他人代为填写。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平均为（39.41±6.96）分，与128例国内常模[5]社会支持总分（34.56±3.7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2.2 两组不同年龄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状况比较
观察组（
3 讨论
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于健康非常有利。社会支持既起到缓冲应激的作用；而且在良好情绪体验的维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疾病中乳腺癌是一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目前早期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乳腺癌手术治疗后患者失去，不仅使其产生心理负担，还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恋爱、婚姻、家庭等，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康复及肿瘤复发的全过程中以上的影响将一直存在。所以，对该类患者来讲社会支持尤为重要[6]。患者的负性心理反应会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得到缓解，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提高，不仅对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及健康行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免疫和神经内分泌功能。把患者看成是一个综合体为整体护理的核心内涵，其内容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各方面。患者的生理机能不仅由于患有癌症而受到损害，此外还能损害患者的心理及社会角色等。护理学中强调，人是社会的人，疾病的预后在人患病等应激情况下会受到社会支持系统的影响。包括稳定的婚姻、家庭等；还有情感的支持，该支持是主观的、能够体验到的，由于个体间存在着差异导致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也不相同，有的患者虽可获得支持，但是对于他人提供的帮助却表示出拒绝的态度，所以在社会支持中有必要把对支持的利用情况作为第3个维度。
社会治理条例范文6
摘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如何实现从传统的土地保障向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转换的问题。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而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是人力资源质量提高战略和人力资源市场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工保障需求非均衡性问题依然存在，社会保障相关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因此，本文尝试从社会保障相关制度协调性改革这一角度进行对策探讨。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开发
一、构建科学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
构建科学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机制是避免输入地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缺位的重要举措。由于农民工多不是本地居民，地方政府大多不愿意承担其社会保障责任。从一些地方政策实践来看，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承担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补助和兜底责任，相反，甚至还从农民工有限的社会保险缴费中获得收益。有些地区虽未将农民工社会保险打入另册，但在政策中允许退保，实际上不仅没有为农民工社会保险承担财政责任，反倒侵占了农民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社会统筹权益。加大财政对农民工工作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采取有效措施，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从制度上逐步解决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使他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嬗变。
二、消除劳动用工的制度性歧视
社会公平是以社会成员收益分配和生活状况的公平性为标志，是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首先，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逐步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这是保障农民工的“起点公平”，使其具有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并能够消除贫困、疾病、灾祸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体内容是与就业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保障等项目，因此，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最为关键和基础性的应对之策在于：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
其次，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实施要有助于农民工及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要有助于转移就业能力的增强，要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转移就业过程中的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村劳动力实现永久性乡城迁移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保障过程公平、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要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廉租房安排、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的平等入学权利等问题。
三、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为我国农民工实现永久性乡城迁移设置了诸多障碍，把城乡人口进行制度性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的制度变迁，特别是2002 年以来的二元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改革在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变革中仍属于薄弱环节，至今仍处于政策的局部调整与修改阶段，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居住权利、子女教育等城乡福利差异还严重存在，因此，上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而产生的城乡福利差异使农民工的迁移成本上升，降低了迁移的预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参保产生了负激励，延缓了社会保障制度一元化进程。
改革户籍制度必须首先剥离户口附加利益。要打破城乡身份、户籍限制，消除城乡不同户籍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权利差异，走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再把它和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对已经捆绑在一起的制度中，应该想办法把它从户籍制度中分离出来，让户籍制度仅仅承担一个人口管理的职能，而不让它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享受。
加快建立居住证制度，为暂时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方便。与摆脱贫穷为根本动因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20 世纪80 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到城市务工经商的目的，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为了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因此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在城镇长期居住的农村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促进农村居民有序进城落户，积极探索户籍、土地、就业、住房、社会保障联动的改革措施。近些年来，尽管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实际上立刻并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可行的，只能用渐进的方式逐步完善这个制度。建议逐步在大中城市建立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给定一个居住时间限定，如在城市居住达到规定年限后，流动人口取得“流动人口居住证”视为城镇居民。给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权利，同时保留流出地农村居民的一部分权利，主要是对土地的权利，为流动人口保障消除身份上的障碍。取得“流动人口居住证”的农村居民不论流动到哪个城市工作，都可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时间累加计算。即便是中断工作期间，也视为城镇居民一样，可以自行缴费，达到一定的退休年龄，即可以拿到养老保障金。
四、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立法滞后是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社会保险法》已经实施，尽管该法首次以人大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总体框架，并对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保险项目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内容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这些内容对各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作用不强。在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与国家层面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比较完善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要继续全面贯彻实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制订与社会保险法配套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制定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等方面的法律；各地区要着手制订或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条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企业工资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修订）、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度，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
课题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