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中国日益重要的经济增长、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的国民素质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升。特别是2013年5月，当网友曝光埃及卢克索古神庙浮雕被刻汉字“丁锦昊到此一游”后，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的新闻，可以说真正反映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长期忽视的国民素质问题。国民素质包括全面教育、文化素质、身体素质、道德修养、国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等118个综合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提升，将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升。
一、城市空间中需要新的文明规则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时代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空间。空间有着多重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空间意味着权利。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传统农村社会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在新的空间中不再适应。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异质群体，对城市空间产生了许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却往往赶不上市民的需求。这使他们产生了对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体进入不同的公共空间，必然存在权利与责任的边界问题。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厘清。公共空间已经呈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并解决。 我们似乎还从没有过如此严峻的空间关系的紧张。
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2]。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3]网络时代的到来，又产生了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等“流动空间”[4]。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5]
20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边缘地区置换[6]。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物理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而很少关注社会历史空间。
21世纪是一个空间的世纪。空间意味着权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体现的是权利的差异。中国社会种种的矛盾冲突实际就是人们权利的实际享有、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实际满足，各种权利主体需求的公共物品赶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间，对每个空间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有着不同的要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加，但当他们进入公共空间后，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并没有通过系统的国民教育成为习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这个人口密度高，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各种公共空间的冲突也就经常产生。国民的素质也在人与人交往，特别是城市空间中人际互动而表现出来。各种冲突也因此而频频发展。
如何化解空间冲突？每个人都应该是权利和责任主体，但人们却习惯把别人看作客体。杭州公交车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妇女的丈夫俨然占有道德优势，认为别人必须让座。挨了五个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觉得自己道德不占优势，但大家却没去思考小伙子不让座的真正原因，或许他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劳累。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间中人们缺乏的是换位思考。加深对社会历史空间人们行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人的素质也才能在空间中得到更好地体现。
具体到城市地铁中的乞丐问题，它更是反映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城市和农村享有不同的发展权利，城乡国民享有不同的权利，意味着许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农村居民分享，这使得我们所说的素质不能从国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当流动成为一种权利的时候，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的权利并不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自然会频频发生。当他们在城市空间与市民产生各种联系后，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即便将来中国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也将继续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为了生计，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有权选择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违规则，不侵犯他人权益。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权利体现。许多城市政府为了市容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以所谓的文明城市创建将流浪者从城市赶走，这是对他们合法的权利侵犯，也没有很好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质。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应该在地铁空间中乞讨。这并不是缺少对穷人最基本的怜悯。问题在于，地铁的主要功能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保证城市公共运营。现在的地铁行乞者强讨强要、欺骗善心实际扮演的是对公共空间规则的破坏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者，却经常面对这样一些困扰他们严格执法的社会问题。他们找不到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穷人或者富人，对城市社会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体，性别、户籍、身份都无关于他们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承担应有大的社会责任。许多国家对公共空间中国民行为规范几乎“苛刻”的细节规定，并没有引发如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争议，就是因为公民对公共空间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识。国民权利在公共空间中实现，其行为也应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受到约束。我们应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的城市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须进行创新。
二、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
当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后，我们必须适应城市时代的到来，创新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尽快建立公共空间意识。人人都成为公共空间秩序的构建者。由于人们对空间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围绕地铁乞讨等问题口诛笔伐，最终连管理者都不具备管理的自信，感觉可以管，底气却不足。如果从运行方到各个主体，对公共空间认识都不到位，没有公共空间意识，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类似城市公共空间的国民教育应该尽快补课。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城市时代的中国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文明素质。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农村人素质比较低。实际上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流动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间中的行动规则。许多所谓的低素质行为实际上是，本地人对城市空间规则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但源源不断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却不熟悉城市空间的新规则。城市空间里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实质上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社会管理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也因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为公共空间模范的实践者、示范者。他们首先应该体现出他们作为城市文明实践者的素质。在流动人口超过2.6亿的中国，解决国民素质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国民教育过程、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传播的过程。所有的国民都要学习在城市时代，我们如何文明相处的规则，形成城市公共空间中行为的新习惯。在城市公共空间，如果各种关系不能有效处理，就会出现各种公共安全问题。群体之间的互不认同，只会将社会弱势群体更进一步推向越轨、犯罪的行列。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必然会进一步引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要建设和谐的中国社会，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断提升国民的素质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非常剧烈。进入城市时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则对所有在空间中的行动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去行动，就会产生对其他国民的权利侵害，就会对城市社会秩序形成影响。如何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种种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创新城市社会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地铁作为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当不同社会群体同时出现时，展示的应该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间的行动者的行为，都必须在道德、法制的规则之内。地铁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作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展示，就像一个流动的世博会展馆。对像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400万的现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铁空间国民的素质是整个中国社会国民素质的缩影，我们应该在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并见证古老中国国民素质的现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创造物，同时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播空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营造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去传播人类文明，实践人类文明。在网络时代，网民通过公共虚拟空间提出议题，让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现象的过程本身即传播文明的过程，人们自此开始思考我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什么，从而唤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觉。这是城市时代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从主流社会来说，此时便要利用学校、家庭、媒体等更为丰富、立体的传播途径，让更多人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城市文明，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讨论，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国民，都将过自觉、主动的学习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为一名城市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社会曾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动荡，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每一个变革的时代，都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演变。而只有到了城市时代，人们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也才产生了现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国也已经有超过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过城市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中国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也提高了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尽管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另外一位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出了自己的创新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当我们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由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权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或者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这使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机团结。今天，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人类要规避风险必须创新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
贝克和吉登斯显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现代社会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转型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发展中问题，特别是现代社会自然分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来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冲突，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现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国民素质的问题只是种种不适应的具体表现，要真正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大力加强包括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来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烈转型风险。
联合国人居署在《人类居住》中描述21世纪城市和人的关系说，“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地区了，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将主要是城市。城市是变化的熔炉，是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磁石，它是我们人类的实验室，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是最重要的国民素质提升途径。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的全民共识，我们需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网民集中发帖谴责城市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现象时，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管理方式，而这种从个人责任意识出发，由民间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因为它能激发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当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文明建设中来的时候，城市文明建设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就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围绕城市文明建设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帮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社会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间新的文明行为，应该成为政府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选择。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一书中，提出了文明进程的理论。埃利亚斯认为，伴随着文明的演变和进步，人类历史也在发展，并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今天西方发达国民比较高的国民素质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民素质，一定也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来不断提升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使市民阶层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实践者，以此来带动更多国民的素质的提升。距离中国主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上海世博会筹办和举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都市文明的过程。已经进入后世博时代的中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也应该将这一历史进程变成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更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关怀的精神生活。中国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国家，除了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以外，更要实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等的发展。而要实现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发挥国民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上海化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13ZS142）项目的部分成果。
[美]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J]//[英]布莱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法]布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J]//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20～122.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2
关键词：二语写作 社会-认知模型 元认知 理论研究
引言
在2007年5月举行的第五届第二语言写作国际研讨会上，Alister Cumming教授指出，二语写作的实证研究需要理论框架的支撑，没有理论的二语写作研究是很难产生意义的 (徐浩，2007)。而在我国，二语写作的理论研究较之于对写作教学法的研究数量偏少，而广大二语写作教师由于理论背景知识的相对匮乏和对二语写作本质的认识不足，尽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然存在着理论结构老化和教学效果收效低微的情况。本文着重介绍的Hayes (1996)模型从二语写作过程的任务环境因素和认知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而该模型在国内已发表的二语写作研究中较少涉及，其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通过对Hayes (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的评介，以写作主体研究为基本视角，探讨结合元认知理论 (theory of metacognition)解释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的更多可能性。
该模型的早期版本Hayes & Flower (1980)模型已在国内外期刊中有诸多介绍 (e.g. Wang & Wen，2002; 王俊菊，2005)，在此不再赘述。因篇幅所限，与之相关的Chenoweth & Hayes (2001）模型将另撰文评介。本文着重介绍国内学术界较少涉及的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与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引入了结合了三大主流二语写作流派，引入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概念，从心理语言学角度为二语写作研究打开了独特的视角。
1. Hayes (1996)模型在二语写作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
Hyland (2002，2003)归纳了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三大主要流派。它们是（1）写作文本研究 (text-oriented research)；（2）写作对象研究 (reader-oriented research)；（3）写作主体研究 (writer-oriented research)。写作文本研究将二语写作的文本，即二语写作者的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重点，强调其是否符合目标语的文本的内在规律。写作文本研究在教学法中其典型代表为结果教学法 (product-based pedagogy)，强调对语言形式的规范，学习者能够通过范文观察和比较自己的产品与范文的差距，但教师往往忽视对学习者思维能力和读者意识的培养，学习者易走入背诵范文、写作千人一面的误区。
写作对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强调二语写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学习者和教师应了解目标语篇群体（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y）的写作规则(social conventions)和该目标群体对写作者对普遍规则遵守的预期值。例如，在撰写论文的致谢部分时，致谢人应考虑到论文审阅人对致谢部分的预期。如致谢应体现作者谦虚的态度，作者在该研究圈子的成员身份以及得到的学者支持(Paltridge & Starfield，2007)。写作对象研究在教学法中主要体现为体裁教学法(genre-based pedagogy)以及特殊用途英语教学法(ESP)。该研究方向认为教师应引导学生建构对目标语体裁的语篇层面的宏观理解和读者意识，注意目标群体普遍承认的写作规则。
写作主体研究和以上两种不同，强调写作过程的复杂性，认为写作是非线性的反复的探索过程，因此，也称之为二语写作中的认知研究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写作主体研究在教学中主要体现为过程教学法(process-based pedagogy)。过程教学法激励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内在认知因素和探索能力，着重培养学习者的逻辑思维，通过对习作的反复修改加工加深学习者对写作过程的认识 (李金红，2006)。
1.2 Hayes (1996)模型对二语写作理论研究的意义
在二语写作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学者们或持写作主体研究说，或持写作对象研究说。而写作文本研究由于其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学说的衰退，以及写作主体研究和对象研究在近20年的陆续兴起，则少有人问津。而写作主体研究和写作对象研究的二分法思维方式的根源来自于心理语言学研究核心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核心的对立，即人类活动是作为对内在认知机制的反映还是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塑造的对立 (Juzwik et al.，2006)。
而笔者认为，这两大二语写作研究方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应当为互为补充。因为内在认知环境和外在社会机制是独立而又拥有互相紧密的关系的两个部分。例如，任何外部因素都必须首先由内部认知机制所感知并通过内部认知机制进行信息处理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内部认知机制的形成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写作的社会环境、读者要求等等。同时，写作文本研究同样应有一定地位，例如，已写出的写作文本对写作者后续写作时的认知处理的影响也值得探讨。Whalen & Menard（1995）指出，当写作过程产生时，二语写作者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写作前的宏观层面转移到相对微观的方面，如对字词层面的注意。换言之，文本的产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宏观层面上的信息处理。
因此，Hayes (1996)提出的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能够较好地结合这三种研究方向。该模型以写作主体的内部认知信息处理机制为基础，考察任务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和个人因素（内部认知机制）的互动关系。下一部分将着重阐述Hayes (1996)模型和三种研究方向的关系。
1.3 Hayes (1996)模型描述
在写作过程的模型研究方面，针对一语写作过程的研究数量远远超过对二语写作过程的研究。因此，一语写作研究对二语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同时，由于一语写作和二语写作的差别（如二语写作过程中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中西方写作思维方式的差异等），笔者认为一语写作模型不能等同于二语写作模型，但对二语写作模型的建立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William，2005)。Hayes (1996)写作过程的社会-认知模型见图1。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hu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Hayes (1996)模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任务环境 (the task environment)和个人因素(the individual)。任务环境由宏观的社会环境 (the social environment)和微观的物理环境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两部分构成。社会环境指读者期望(the audience)和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 (collaborators)，物理环境指写作者已写成的文本(the text written so far)和作者的写作媒介(the composing medium)，即用纸笔写作或文字处理程序写作。
在个人因素方面，共包括四个部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认知过程(the cognitive process)以及情感因素(affect/motivation)。工作记忆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代替了原有的短期记忆 (short-term memory)，和长期记忆同为信息加工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Anderson，2000)。工作记忆作为信息加工的主要认知领域，负责从长期记忆调取信息储备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它的信息存储空间有限，存储时间相对较短；而长期记忆负责知识的长时间存储 (Baddley，1992)。
Hayes（1996） 对工作记忆的细分基本上与Baddley（1992）一致，其不同之处在于Hayes使用了“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代替Baddley的“工作中枢”(executive control)以体现语言处理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外两个概念是声音处理 (phonological loop)和空间关系处理(visual/spatial sketchpad)。比如，声音处理和学习者的听力能力密切相关，空间关系处理和绘画能力有紧密联系。在Hayes (1996)模型中，长期记忆中储存的知识包括：任务背景 (task schemas)，话题知识 (topic knowledge)，作者知识 (author knowledge)，语言知识 (linguistic knowledge)，以及体裁知识 (genre knowledge)。其中任务背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二语写作中，它包括对写作结构的知识和写作程序、写作目的等一系列对目的任务的知识掌握。
认知过程可以看作是写作者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信息交互和信息处理的外在表现。文本解读(text interpretation)指作者对写作任务的认知处理过程；反思(reflection)指写作者从长期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解决问题、判断推理的过程；文本产出 (text production)是指写作者将内部认知处理转化为文字输出的过程。这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原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中对构思(planning)、转码 (translating)和修正 (reviewing)以及对三种认知行为的监控(monitoring)的理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模型中，三个部分都并非是线型的连续的三个步骤，而是反复进行的三个过程。换言之，作者有可能从反思过程重新回到文本解读过程，而非进行文本产出。此外，我们也可发现，这两个模型强调的重点不同。Hayes (1996)模型对此部分的处理强调其与信息加工理论的内在联系；而早期的版本主要考量标准的写作者的可观察的写作行动。
情感因素指在写作过程中的情感特征和个性倾向，包括动机(motivation)、目标 (goals)、个性 (predispositions)、观念 (self-beliefs)、态度 (attitudes)、预期(cost/benefit estimates)，以及焦虑 (anxiety)等一系列要素。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方向，对个体差异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在二语写作方面，写作者的深层动机或者表层动机都有可能对写作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4模型的意义和不足
Hayes (1996)模型的意义在于：第一，该模型体现了任务环境和个人因素的互动关系。其中任务环境包含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一方面，该模型体现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影响。例如，二语写作者对不同读者群体的身份意识会影响其调动面向不同读者的语言知识。此外，在个人因素中，用电脑写作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写作者对文本的修改。另一方面，二语写作者个人，作为创造语篇的使动者，也参与了语篇目标群体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语写作者的写作活动也对任务环境有一定作用。
第二，该模型结合了写作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将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作为个人因素研究的重点。二语写作的成功来自于写作者对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的存储，以及工作记忆对长期记忆知识储备的顺利提取和有效应用，而信息处理的过程受到了情感因素和认识过程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换言之，该模型强调了多种因素对二语写作的影响，体现了因素间的制约和互动关系。例如，修改策略的使用可能同时受到内部因素诸如策略知识、对读者喜好的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或者外部因素诸如文字处理程序的使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该模型突出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都必须首先反映在写作者的认知机制中，通过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才能对写作过程和结果发挥作用。此外，二语阅读的研究表明 (e.g. Carrell，Devine，& Eskey，1988; Shaw & Weir，2007)，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可能牵涉很多变量，换个角度来说，该写作模型试图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部分解释影响二语写作的认知因素，并同时考量了社会因素和文本因素在二语写作中的作用。
同时，Hayes (1996)模型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作为一语写作模型，该模型并未体现二语写作者时存在的一语对二语写作过程的影响作用 (Zamel，1983; Raimes，1985; Cumming，1989)，例如，Wang & Wen (2002）指出，学生的一语写作水平对二语写作有影响；其次，目前该模型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其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了该模型在二语写作研究中的潜力价值。它的社会-认知的双重架构比单一角度的模型更具有解释力。而元认知理论，作为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个体差异研究以及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并未在此模型中得以体现。以下部分将讨论元认知理论在该模型中的应有位置。
2. 元认知理论在模型用的作用
对于元认知的研究始于Flavell对于元记忆的研究。Flavell (1979，1992)指出元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在过去十年中，学者普遍认为元认知包括元认知知识 (knowledge of cognition)和元认知调控(regulation of cognition)两个主要方面(如Baker & Brown，1984; Gagne，Yekovich，& Yekovich，1993; Phakiti，2006; Schraw，2001)。元认知知识是指认知个体自身对于信息的个体生物性积累，包括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条件式知识，三种知识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元认知调控是工作记忆的一种运行模式，而长期记忆中非相对稳定的知识积累。元认知调控是指认知个体对于自身认知过程的即时监测和调控。元认知调控在策略方面，可表现为可观测的策略运用（strategy），或者不可观测的自动化的技巧(skill)。当个体进行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认知调控时，这样的行为可被看作是策略使用 (Phakiti，2006)。
元认知知识中，根据Anderson（1991）和吴红云（2006）的定义，陈述性知识，即认知主体关于事实、规律、和定义的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domain-general knowledge)和特殊领域知识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是指关于认知主体如何达到目标的过程的知识 (know how)；条件性知识指关于认知主体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运用原因和运用时机的知识 (know why and when)。Flavell (1992)则认为元认知知识也可分为主体知识 (person knowledge)、任务知识 (task knowledge)和策略知识 (strategic knowledge)。在元认知知识中，主体知识是指认知主体对自身(intra-individual)、个体之间(inter-individual)和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 (universal)。例如，“我的英语口语比我的英语写作要好。”属于对自身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我比我的同桌更擅于用英文表达思想。”则属于对个体之间认知能力的主体知识；而“一个学英语一个月的中国学生用英语来写长篇小说的话，应该不能胜任。”则属于对人类认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元认知知识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任务知识。任务知识是指认知任务对知识储备的要求、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影响、以及知识储备对任务完成的局限性。比如，对特殊领域知识有要求的写作任务会比只需要一般性知识的写作任务难度更大。元认知知识的第三个要素是策略知识。策略知识是指为达成任务实现目标对于应当运用何种策略的知识。比如，写作者在具有如何在写作时进行宏观和微观监控的知识后，能够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实施监控。值得注意的是，元认知文献中所指的策略知识主要指的是对元认知策略的知识，对于是否其包括对认知策略的知识则不明确。而策略知识和策略使用在该理论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入考查。笔者认为，根据元认知理论，在Hayes (1996)模型的长期记忆中，除任务背景、 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 以及体裁知识以外，长期记忆中应还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知识和其他知识地位相同，同样影响着文本的的写作过程、文本和文本质量。
认知调控主要在发生在工作记忆。有意识的认知调控被称为策略。根据信息加工理论，O’Malley和Chamot (1990)认为策略可分为三大类：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元认知策略评价、管理、监控认知行为，发挥指挥和控制认知策略的实施的作用；认知策略是指在处理问题时中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认知行为；社会/情感策略指控制、协调与外部社会关系和内部情感的认知行为。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三种策略都是有意识的行为；再次，元认知策略不基于具体任务，而认知策略和具体的任务关系密切 (Schraw，2001)。例如，监控策略即可用于日常的驾车活动中，也可用于二语写作时对写作结构的监控。而激发关于段落构思知识这一认知策略和写作活动以及与写作相关的背景知识十分相关。本文的Hayes(1996)模型并未直接提到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但是，由于该模型的理论背景是信息加工理论，因此可推断出这两种策略应用都与模型中的工作记忆部分密切相关。同时，虽然情感因素在模型中作为单独的因素出现，其调控过程同样受工作记忆影响。其中，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在具体环境中的使用可受到长期记忆中的知识构成(包括元认知知识、工作记忆容量、情感因素、认知过程)的多重影响。
因此，根据元认知理论，Hayes（1996）模型中的长期记忆部分应包括任务背景、话题知识、 作者知识、语言知识、体裁知识、以及元认知知识。而工作记忆中应当体现具体环境下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的使用。而具体的策略使用因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因素方面，长期记忆中的知识积累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任务环境方面，策略使用也受到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个人物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写作的认知过程的写作文本。
3. Hayes (1996)模型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首先，二语写作教师和二语写作者都需意识到二语写作过程和写作文本既受到写作的任务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写作者的个人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高质量的写作产品是二语学习者综合素质的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写作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对多因素写作过程的显性认识，应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优势和热点，并把学生对写作的注意力从字词语法等微观层次提高到读者意识等宏观层次。
再次，在写作课堂中二语教师可进行策略培训，而在策略培训中需要注意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调控的区别。在笔者对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生进行策略培训时，发现学生虽然在长期学习中对英语写作需要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储备不全面，因此影响了策略的使用和文本的质量。例如，有不少学生认为写作文就是写“三段论”，即写三个自然段就算完成作文。此类学生没有区分非应试作文和应试作文的要求，同时错误理解“三段论”为三个自然段的写作，缺乏任务背景的知识，导致在写非应试作文时错误地采用了应试作文的构思策略，影响了作文的质量。因此，写作教师不仅要教学生使用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用“对”策略。
结论
Hayes（1996）二语写作过程社会-认知模型结合了写作文本研究、写作对象研究和写作主体研究的成果，重点分析了二语写作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和任务环境因素的作用。笔者提出元认知理论中元认知知识在长期记忆中以及元认知调控在工作记忆中的应有位置。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广大英语写作教师和英语写作研究人员可利用Hayes (1996)模型，进一步深入探讨二语写作过程的本质。
参考文献：
［1］Anderson，N.J.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trategy use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nd testing ［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1，75，460-472.
［2］Baddeley，A.Working memory ［J］.Science，1992，255，556-559.
［3］Baker，L.，& Brown，A.L.Metacognitive skills and reading ［A］.In P.D.Pearsons (Ed.)，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C］.New York: Longman，1984.
［4］Carrell，P.，Devine，J.，& Eskey，D.(Eds.).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5］Chenoweth，N.A.，& Hayes，J.R.Fluency in writing: Generating texts in L1 and L2 ［J］.Written Communication，2001，18 (1)，80-98.
［6］Cumming，A.Writing expertise and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J］.Language Learning，1989，39 (1)，81-141.
［7］Flavell，J.H.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34，906-911.
［8］Flavell，J.H.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A］.In T.O.Nelson (Ed.)，Metacognition: Core reading ［C］.Boston: Allyn and Bacon，1992.
［9］Gagne，E.D.，Yekovich，C.W.，& Yekovich，F.R.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school learning ［M］.New York，NY: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10］Hayes，J.R.A new model of cognition and affect in writing ［A］.In C.M.Levy & S.Ransdell (Eds.)，The science of writing ［C］.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1996.
［11］Hayes，J.R.，& Flower，J.S.Identifying the organisation of writing processes ［A］.In L.Gregg & E.Steinberg (Eds.)，Cognitive process in writing ［C］.Hillsdale，NJ: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1980.
［12］Hyland，K.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writing ［M］.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2002.
［13］Hyland，K.Second language writ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Juzwik，M.，Curcic，S.，Wolbers，K.Moxley，K.，Dimling，L.，& Shankland，R.Writ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writing，1999 to 2004.Written Communication ［J］，2006，23 (4)，451-476.
［14］O’Malley，M.J.，& Chamot，A.U.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Paltridge，B.& Starfield，S.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M］.New York: Routledge，2007.
［16］Phakiti，A.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issues in ESL/EFL teaching of strategic reading ［J］.University of Sydney Papers in TESOL，2006，1，19-50.
［17］Raimes，A.What unskilled writers do as they write: A classroom study of composing ［J］.TESOL Quarterly，1985，19 (2)，229-258.
［18］Schraw，G.Promoting general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J］.Instructional Science，1998，26 (2)，113-125.
［19］Shaw，S.D.，& Weir，C.J.Examining writ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0］Wang，W.，& Wen，Q.L1 use in the L2 composing proces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16 Chinese EFL writers ［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2002，11，225-146.
［21］Whalen，K.，& Menard，N.L1 and L2 writer’s strategic and linguistic knowledge: A model of multi-level discourse processing ［J］.Language Learning，1995，45 (3)，381-418.
［22］Williams，J.Teaching writing i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M］.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2005.
［23］Zamel，V.The composing process of advanced EFL students: Six case studies ［J］.TESOL Quarterly，1983，17(2)，165-187.
［24］李金红.国外主流写作理论对我国外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J］.国外外语教学，2006，2，41-46.
［25］王俊菊.英语写作认知心理研究 ［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3
【关键词】蓝光照射；新生患儿；黄疸；护理
新生儿黄疸是在新生儿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疾病，如果忽视了这种疾病或缺乏合理的治疗方法，则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胆红素脑病（核黄疸），这种后果不堪设想[1]。因蓝光照射治疗黄疸的疗效显著，它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而在治疗的过程中进行全程精心护理不仅可以使治疗效果得以提升，同时也对新生患儿的健康起着特殊的作用。现将我院利用蓝光照射所治疗的65例新生黄疸患儿的护理情况及疗效作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我院于2011年2月——2012年1月收治了65例新生黄疸患儿，其中男女数量分别为35例和30例；包括14例早产儿和61例足月儿。这些患儿的发病时间均在出生24h内到出生后的7d内，平均时间（48.3±28.2）h。在研究的患儿中，出现了49例高胆红素血症，有6例患儿感染，7例患儿患肝炎综合征，3例患儿出现红细胞G-6PD酶缺陷症。
1.2治疗方法
1.2.1治疗方法首先，要对新生患儿原发性疾病给予相应的治疗，在此基础上用蓝光照射约12-24h，照射3-5d。通过对这些患儿的治疗结果表明，血胆红素升高，平均都超过了200umol/L。
1.2.2护理方法首先，要对光疗箱进行彻底清洗，然后将水箱加入约2/3的水，同时要保证电源和灯管是在正常的打开状态。开机后，光疗箱的温度升至约30-34℃左右，温度约55-65%时方可使用。治疗前后还要利用经皮黄疸仪来测量胆红素的水平。其次，在给患儿使用光疗前，要及时给患儿洗澡、剪指甲、患衣服和为其佩戴遮光眼罩。通过佩戴眼罩，可以避免蓝光损伤患儿的视网膜。另外，要注意保护男性患儿的阴囊及利用尿布遮住女性患儿的会。在光疗前一定要详细与家属沟通，告知什么是新生儿黄疸及其危害，直接陈述蓝光照射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并发症，及治疗后的重点注意事项。在光疗的过程中，要数次查看监测箱的温度保持在正常状态，密切注意患儿黄疸部位的变化情况，每2-3h对患儿进行体温测量，尤其要观察患儿是否开始出现腹胀、皮疹、大便稀薄或大便为黄绿色等的症状。如果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患儿有呕吐或大小便失禁的现象时，要给予及时的清洗，以免影响治疗。在此期间，如果患儿的黄疸症状有加重表现，要立即向主治医生汇报。光疗后，及时取掉眼罩，查看患儿的皮肤和眼部是否有炎症出现。还要对患儿继续测量体温约2-3d来观测患儿的黄疸症状是否再次出现。并叮嘱家属对患儿的黄疸症状做密切观察，若有发生要及时就医。
1.2.3统计方法利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利用计数资料表示采用率。
2结果
通过对新生黄疸患儿护理和治疗发现，有4例患儿出现了不良反应，其中2例有发热现象，2例有腹泻现象。其他61例患儿都康复出院，他们黄疸症状的消退时间约为（38.6±9.9）h。另外，有5例患儿通过治疗以后，在3.5-7.5h仍有轻度的黄疸反弹，但是在2d后消退。
3讨论
由于新生儿的脏器功能发育不全，所以摄取胆红素及排泄能力较差而致体内未结合的胆红素积聚过量，具体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所以体现了新生儿黄疸发病率一直很高。但如果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治愈新生儿黄疸、降低胆红素脑病的。胆红素吸收波长为450-460nm的光线，吸光后，未结合胆红素的分解作用是结合胆红素的2-3倍。蓝光的主峰波长在425-475nm，利用它来照射可以使未结合胆红素经过化学作用以后，最终形成水溶性同分异构体，它利用尿液排出体外，此时可以降低血清未结合胆红素，从而改善了新生儿黄疸症状。利用蓝光照射治疗的光疗箱，它的最佳温度应在30-32℃为宜。而对于早产儿，因其体质差，可将光疗箱温度保持在32-34℃。如果在巡查时发现温度升到了38℃以上，要立刻停止并做相关处理[2]。另外，利用眼罩遮挡可以避免蓝光损伤患儿的视网膜。治疗后的患儿有的会出现发热症状，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治疗。在本次研究中，由于蓝光治疗所产生的化全物会刺激到患儿的肠道，所以有1例患儿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如果长期利用蓝光照射进行治疗，患儿也易出现非显性失水。所以，相关护理人员要注意给患儿多补充水分，并要根据腹泻量来调整进食量[3]。适量地对患儿做钙剂方面的补充，可以防止患儿由于血中的钙离子浓度太低而出现惊厥的现象。多数患儿耽误治疗都是由于家属不了解此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重视，对治疗不积极配合而致的。所以，护理人员不光要重视患儿的护理，还要让家属充分重视此病，利用各种方法向其宣传此病的危害。要详细解释说明蓝光照射会使并发症相对较少的优点，避免发生护患纠纷。
由此可见，在多种治疗新生儿黄疸的方法中，蓝光照射是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疗效性的方法，通过在治疗中的全程精心护理，既保证了治疗的有效性，也可以使患儿在未来能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刘晓燕.89例新生儿黄疸应用蓝光照射护理体会[J].甘肃医药，2011，30（4）：247-248.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4
一、抓好油化服务
坚持“四共”方针，全力以赴搞好油化企业生产生活服务。
(一)突出保障4000万吨稳产
重点维护油田产能秩序，严厉打击偷盗油气和电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整治产能区生产环境，加大违建和占压油气管线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隐患；保障油田勘探开采用地，协助做好占地、补偿等相关工作，为产能建设提供强力支持。
(二)服务石化项目顺利推进
大力支持120万吨乙烯改扩建、30万吨聚丙烯二期、千万吨炼油等项目按计划推进，确保年内建成投产。积极协助企业谋划争取“十二五”重点项目，力争在扩大炼油规模、推动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进展。
(三)统筹和谐矿区与现代城市同步建设
支持创业大道升级、龙南医院扩建、商厦地区综合改造，促进矿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矿区开展综合治理。绿化生产区，美化居住区；支持创业城、石化会战园等居住新区建设和老居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二、抓好产业项目
深入实施“三百”行动计划，服务企业更好发展做优存量，突出产业项目建设做大增量。新建续建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67个。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经济为重点的现代农业项目。推进旱田节灌和水田灌区项目，全力建好30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新增膜下滴灌和喷灌110万亩，力争粮食增产10％。着力打造四季青温泉果蔬、大同青提、红岗花卉等10个特色基地。加快建设6000吨提子醋等加工项目，大力推进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农超对接等服务配套项目，扩大棚室经济综合效益。深入推进养殖方式“三进三退”，新建改建牧场和小区140个，奶牛肉牛集中饲养率提高到70％。全市农业增加值增长15％。建好立市龙头和战略新兴为重点的地方工业项目。加速推进550万吨重油催化热裂解、50万吨C综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项目，谋划建设聚烯烃、合成橡胶、液态化工等延伸增值项目，拉长石化产业链条；全力推动沃尔沃乘用车生产基地项目尽快形成整车生产能力，跟进引建汽车零部件配套项目：启动建设低碳光伏产业园，同步开工电池切片、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等全产业链项目，大力推进忠旺铝材、福瑞邦生物制药、三峡风电等项目，带动战略新兴产业更快发展。全市地方工业增加值增长30％以上。建好名企引领和高端业态为重点的服务业项目。坚持“随着城市进程走、迎着生活需求上、围着生产服务抓、跟着深度创意谋”，生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新建续建服务业项目100个以上。加快建设唐人中心等城市综合体和红星美凯龙、奥特莱斯等高端名店，带动形成城市商业商务和生活服务中心区，在满足市域需求的同时提升域外辐射带动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加快建设北国之幻城、龙凤湿地公园、阿木塔风情园等旅游项目，引进北京秦龙等旅游企业。高水平办好第五届湿地旅游文化节，旅游总收入增长30％，打造全季、全域、全业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新华08国际石油资讯中心、黑鱼湖国际艺术村等文体项目，搞好大型场馆运营，推动发展创意设计、演出赛事、文博会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30％；加快建设金融产业园区等金融项目，使金融业增加值增长25％；加快建设服务外包产业园，扩大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动漫设计和软件开发等高附加值业务比重，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0户以上，营业收入突破80亿元。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0％。建好基础承载和产业关联为重点的园区项目。建好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为重点的科技项目。推动政研校企协同创新，努力增强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促进“原字号”向“产业链”、“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级，建设国家杂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抓好高新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提升科技园、孵化器、中试平台等功能，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全市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超过100项，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户，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550亿元。
三、抓好城乡建设
坚持建管并重，进一步夯实市政基础。1.推进新城开发老区改造。2.推进重点工程建设。3.推进新型村镇建设。4.推进生态环境建设。5.加强现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实事
(一)群众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要继续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专项支出，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百姓关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难事，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1.促进教育均衡。顺应群众期盼，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2.促进文化惠民。开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3.促进医疗优质。加快推进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三医院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乡镇和村医疗卫生条件，继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全面加强“六个对接”，深入推进与国内外名院名医合作，重点建好远程会诊系统，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4.促进保障提标。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性支付比例达到90％和70％以上。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
(二)倾力办好十件民生具体实事
一是幼儿入园。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区环境。四是农民看病。五是大学生和退转军人就业。六是低收入群体住房。七是中小企业融资。八是社会化养老。九是物业供热管理。十是群众文化休闲。
五、抓好社会管理
(一)突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围绕“十类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证”管理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点矛盾防范化解
围绕新形势下容易引发和影响社会安宁的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土地纠纷、文化冲突、违法犯罪、流动人口管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心态失衡、复杂场所整治、刑释解教人员继续教育等十个方面问题，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推进“百项服务”进社区，全面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互联网安全监管，依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
(三)突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围绕食品、药品、交通、建筑市场、消防、生产、校园、矿区等“领域”安全。着力增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集中开展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专项治理，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信息化建设，提高智能化监管水平，确保社会平安和谐。
六、抓好改革开放
(一)推进重点改革
以组建文化体育旅游集团为牵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做好县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切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放事权、创新审批方式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平稳完成新一轮岗位聘用为着力点，深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二)扩大交流合作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5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公民素质；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0 ― 0086 ― 02
社会治理创新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社会创新，公民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公民素质的提升速度不能适应经济和国家影响力日益增长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对公民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期，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探究提升公民素质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一、 社会治理创新是时展的要求
社会治理就是在共同价值原则的基础上，遵循达成一定共识的规章制度下，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政府、社会、个人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个基层关系，解决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的行为。社会治理创新就是“根据社会运行规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对传统的治理模式进行改造、变革，并建立起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促进社会治理新目标的实现”〔1〕。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国家内部也出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大量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公民个体之间差距逐步明显，弱势群体和高危人群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出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开来，多元化的思想也逐渐得到公民的认可，使得公民更加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媒体传播的多渠道、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和新闻的实效传播，使得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发展，而且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得到尊重，从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2〕。因此，不断创新人民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充分反映出党对从思想上对社会服务理念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意味着中国治理模式也放生重大转变。这次全会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设定了新目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社会改革的主题，要求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形成科学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让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发展。同时，要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活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激情和活力，不断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体制。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现。
二、 社会治理创新与公民素质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要求公民具备现代公民意识，这是社会治理能够顺利实现的基础。而且，公民是社会公共事务中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践行者，公民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因此，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同时，也要求公民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水平。新时期，公民参与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表明公民意识的觉醒，而且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主要在于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如果缺乏执行人民民主的社会环境和公民缺乏民主意识，那么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公民也不会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去。在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过程中，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公民意识，才能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去，实现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而且，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创新水平，也能够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然而，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政府建立起一个能够与公民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3〕，这样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加到社会治理中来，在实践中公民自身素质自然就会逐步提升。
三、社会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亟待提升
目前，在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我国公民的治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但是缺乏自主性，对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模糊，参与欲望不够强烈。而且，公民受机会主义思想腐蚀严重，只关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眼前利益，不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参与意识十分淡薄。受传统专制思想影响、社会公共领域缺失，一些基层公民习惯于被控制与统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切身利益问题缺乏批判和监督精神。基层公民自己主导公民治理难度大，参与决策和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而且，在社会治理中，许多公民喜欢搭便车，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我国广大基层地区，公民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严重阻碍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保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的畅通，而且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公民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是是否完善是检验人民群众的能力和社会公共领域发育是否完善的试金石”〔4〕。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由于起步晚、缺乏制度保障，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不能承载起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任。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无论是公民自身需要，还是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公民自身素质。
四、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公民素质提升的路径选择
变革当代中国政府和公民的社会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众多的行动主体积极互相合作、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5〕。然而，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不但公民自己要提高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且社会也需要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共同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素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实践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一）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每个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在不同的环境中接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影响公民做出不同的选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个接受不同教育内容的公民之间的差异会引起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突发事件。特别是我国留学归国人员容易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把公民意识始终贯彻到教育过程中，使公民认识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在社会创新视域下不但要求公民积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而且还要通过正确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去，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6〕。在教育过程中把权责意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二）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保障水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概念的提出，给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义”〔7〕。目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制度保、缺少法律支持，参与的渠道不畅通、程序也不规范，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尊重，这些都不利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创新治理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对于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意义重大。而且，公民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缺乏对参与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参与治理，公民对政府信息缺失的认识渠道不足，现有的经济条件也限制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因此，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加强对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制度的规范，能够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保障，促进公民政治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提升公民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素养。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提出，为公民法律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契机。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使每一个公民能够参与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与法律意识。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只有在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公民的法律素养。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切实保障公民有效行使选举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使公民在政治实践中自觉树立法律至上，自觉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只有行使自身的权利才能更好的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参 考 文 献〕
〔1〕刘雅静.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J〕.理论学刊，2014，（1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3.
〔3〕赵瑜.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培育公民素质的路径〔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4，（02）：48-49.
〔4〕史云贵，冉连.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论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4，（01）：49
-53.
〔5〕钱宁.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社会福利的新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4，（09）：73-77.
社会治理的过程范文6
关键词：公共治理;治理战略;协同治理;平台型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逐渐走向兴盛的公共治理，得天独厚于当代高度动态复杂、不确定性的环境土壤。因此，公共治理具有战略管理的需要，其战略应用是必然的，探讨其战略性也是必要的。
一、公共治理及其战略性质
自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概括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理念开始持续进入人们的视野，迅速扩散，并被学者加以阐发。日本学者星野昭吉认为，治理是个人与权力机关、社会与私人之间管理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合，是人们相互合作、协调利益的持续过程，其本质是非暴力、非强制的机制。[1]279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的概念和实践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理念与要义得以传承：其一，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权力是多中心的，除国家和政府外，各种私营组织、民间组织、群体和个人都有参与治理的权利;其二，治理是基于民主和信任的，是一种协商与合作的机制与过程;其三，治理的社会导向性，注重吸收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公民的自治能力;最后，治理的服务取向，从重管制转向重服务，以共同事物为对象，以公共需求为出发点，旨在创造公共价值和供给满意的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分的桎梏，承认公民社会的合法权力，认为治理就是多元主体的合作过程，也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并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互信式的对话、互动式的管理、互惠式的网络纳入分析的范畴，体现了政治社会化和社会政治化的双向制衡过程。[2]339
综上所述，公共治理的实质及其过程决定了其战略性特征。公共治理战略是要在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中增加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正义。治理战略重视对外部宏观环境的感知和分析，从而协助公共组织和第三部门在动荡、多元、复杂的环境下的管理，强调对环境的适应与回应;公共治理战略是一种合作型而非竞争性的战略管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协调与共同发展，在战略管理过程中重视参与、协商、磨合，强调公平、公开与公正。
二、公共治理的战略管理需求
（一）当代公共治理的战略环境
每一种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为“舶来品”的公共治理自然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洗涮，也受到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结构、经济体系、社会系统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影响。全球化给公共治理战略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首先，资源在地区间和国家间的快速自由流动，人类活动跨越了地理疆域的局限，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与区域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垄断，公共权力出现了由国家向社会及政府向非政府转移的显著趋势;其次，全球化引致了世界市场的自由化，国际规则的全球化，公共事务的多样性，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知识与信息的互通分享，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需要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间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私营部门、不同群体和个人等相关利益方的合作共治;最后，相关利益方在共同治理中伴随着平等交易与谈判、合作与协商、竞争与博弈，必须考虑这些政治主体间的长远的、竞合的伙伴关系，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最优、政府的长期合法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随着现代政治社会总体上向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迈进，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和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民主公民权的呼声高涨，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难以驾驭复杂多样的公共事务，政府失灵愈发严重，多元政治主体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诉求愈发强烈。政府权威的萎缩，迫使政府更加注重谋求基于政绩的合法性，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回应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需求，必须寻求多元治理主体、方法与工具的整合。政府还必须与其他政治主体建立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在治理网络中扮演战略规划和元治理的角色，行使掌舵的职能，引领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知识导向型的社会和信息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核心的资源，知识不仅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加速器，而且是精神财富生产的原材料，谁拥有更多的知识，谁就拥有更多的主宰权。政府权力受到知识权威和信息四通八达的挑战，信息对政治交易成本和管理交易成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更是加剧了这一挑战，但同时也为公共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成为多元主体策略联盟的工具。此外，公共危机时代的来临，也产生了对前瞻性思维、预防治理、联合治理的战略需求。
总之，当代公共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超出了任何单独一方的掌控，多元治理方必须着眼于共同利益大局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进行战略磋商、整合、协作，只有具备长远的眼光、大局的意识、灵活的策略、敏捷的反应和有效的联盟，才能应付复杂多变的公共环境。同时，公共治理系统还必须具有与环境相对的复杂性，即通过文化的多元化和理念的更新、结构和流程的再造、体制和机制的设计、方法和工具的综合、资源和能力的整合、权力的回归与共享，鼓励变革与创新，以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二）公共治理中应用战略管理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