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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1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要想取得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依托人才素质优势。这样，高职学生仅凭学业成绩优异恐难适应社会发展。一个人要想获得事业成功，除了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应有为人处事的社会能力。因此，培养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非常关键，而日常课程教育又是学生学习的核心，责不旁贷。积极优化基于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高职经管类专业课程，对于推动高职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能力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一、构建专业教学和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课程必要性
（一）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意识，有效衔接专业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培养
以往的课程体系，仅仅是根据教学大纲和计划制定，部分高职院校，办学历史不长，甚至是照搬其他本科院校的课程体系，这样就无法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和趋势。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较强的社会能力，就应该突破过去的学科体系框架，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意识，实现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课程的构建。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在构建课程体系，不仅要培养经管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加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同时要培养社会以及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自控能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等。整个经管专业的课程体系，要始终站在培养人才的角度，树立综合职业能力本文的课程意识，将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渗透到每一门的专业课程中。例如，《现代企业管理基础》，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知识，还要求学生提升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等。
（二）构建专业和社会能力一体化课程，有助于高职院校的发展
作为高职院校，要发展，就要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的竞争，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仅仅依靠过去的教学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作为高职院校，可以采用工学结合、学做合作的方式，利用现实完整的产品（服务）、活动项目和过程为以真实的系列产品（服务）的开发过程建设课程，为学校经管类专业学生能够在实际的工作情境中和职业环境中去提升自我，学习将来必备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及社会职业素养，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升沟通组织能力，为将来的在职场上竞争打下扎实的基础。总之将真实、完整的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为驱动构建课程，为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搭建了强大的平台，为学生的自身发展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其长期的发展。
二、开发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以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来促进高职院校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建设
作为经管专业，是一个招生和就业都比较傲热门的专业，尤其是近些年来就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要达到学校经管类专业大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目标，就要在加大力度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例如会计专业、金融专业、物流专业、营销专业、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等人才培养方案。另外，高职院校在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专业能力的培养思路上，更要将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计划列入到人才培养方案里面，总的来说专业的培养目标就包括专业能力和与社会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在构建综合职业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利用整体――基础――渗透等策略去加强专业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另外，从专业能力的角度划分，课程体系可以由“基础理论知识模块”“专业水平模块”以及“社会能力模块”等组成，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管专业的课程体系内容。例如营销专业的培养方案，就包括营销基础知识、沟通能力的培养、推销能力的加强。
（二）借助真实的产品（服务）驱动专业能力模块课程开发以融合专业课程与社会能力
作为高职院校，应该参与到企业的市场调查中，从选择商品或服务开始，深入认识经管专业的行业背景与人才需求等信息，例如财会专业要了解现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涉及的财会知识，以及相关企业的运营里路程及职位相关特点。高职院校，要进一步解职业岗位资格标准，包括对技能证书的要求，例如金融专业，是否需要银行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营销专业哪些岗位需要营销员、助理营销师等技能证书等。接下来，是要明确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群，明确驱动专业的专业能力模块课程，经管专业教研组要加强沟通和交流，根据系列产品设计与制作环节，开设专业能力模块的关键课程。同时要认真研究产品每一道工序要具备的技能，将这些技能性的具体要求列入到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构建适合岗位群。总的来说，要根据这逻辑统筹每门专业核心课程，原则上每道工序都有对应的课程，借助依据核心课程所需要融入的基础知识，开始设置每门专业基础课程，例如金融专业的《金融市场学》，进而要实现专业能力模块课程的设置。在这个课程设置的整个过程中，有助于让大一的学生就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树立自己的方向，由于其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了解自己将来想立足的行业，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行业等。
三、建立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培养一体化的课程标准
（一）构建专业能力、基础能力课程的“大案例”课程标准
前面提到，经管专业的一体化课程，涵盖了专业教学与社会能力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的由三大课程模块构成，其中就有专业能力、基础技能以及社会能力等。一般来说，高职院校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能力的相关课程在整个教学管理中处于十分关键的作用，将会以“第一课堂”的身份开展，“大案例”将是这个课程标准的驱动力，融入社会能力培养，构建科学、合理的“一体化”课程标准，另外要鼓励各专业的学生大胆参与其中，学习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精神和能力，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处的“大案例”通常被称为“大任务”，一般是指在日常的专业课程体系中设置的完善的工作项目。在现实的教学中，大案例应该遵循“一案到底”的原则，高职院校经管专业要优化课程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对课程内容的重新整合，实现相关的大案例。
高职院校的经管专业，应该保证每一门课程拥有10个左右的大案例，对于案例库要实现动态管理，尤其是像会计专业、等，每年的会计法都有所更新，教师要对相关的内容进行完善。同时要时刻把握当年的经济最新形势，更新会计专业的相关案例，作为培养会计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资源。
在构建课程标准的时候，首先应该先从大案例的选取出发，同时要将课程案例模块进行细分，接着要对实践任务、支撑任务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另外，要认真安排好每个课程案例的考核方式、评分标准等，为构建课程标准提供操作依据。
（二）以竞赛活动为驱动，构建基础能力课程模块
随着教育的改革，素质的教育要求培养人才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要有相应的课外教学进行辅助。尤其是经管类专业，就业非常激烈，更应该丰富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锻炼自我的平台。因此，高职院校要以课外活动作为驱动，例如增加“点钞比赛”“做账比赛”“股票模拟比赛”“营销比赛等”，还可以组织文艺表演等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教师，可以针对各门专业课程的特征，设计适合的活动或者比赛让学生在活动中提升自己的基础能力，增强实践能力。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驱动，构建社会能力课程模块
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2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化发展；自助互动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52-02
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势和研究的热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方向。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情况，对广东省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江门职业技术学院5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内涵
教师专业化是针对教师队伍而言，是一个理性化的价值目标，教师专业化发展针对教师个体而言，是一个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要求变化实践过程，更具有操作性。实践观认为人的主体性和发展必须在社会人的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的出实践中才能实现。教师个体与教师队伍不是决然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个体是队伍组成部分，教师个体的发展依靠队伍，个体发展促进队伍发展。高职想政治理论教师专业化发展是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整个教育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遵守专业道德，提高专业素质，实现专业自主，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是由专业学术、专业道德、专业教学为主要内容所构成的立体。专业学术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内容，由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授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所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学术定位在研究理论、掌握教育知识和拓展人文素养。专业道德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人师表，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塑造优秀的教师形象，热爱本岗位工作，吃苦耐劳，为高职学生提供一个好的员工道德示范教育榜样。教学技能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专业教学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科技运用、教学组织、教学流程、教材整合等方面。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高的学术水平基础上能有效进行促进教学，专业道德能在专业教学和专业学术中起导向作用，专业教学对发挥专业学术和专业道德起辅助作用。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情况
（一）信心不足,外因为主
在“职院校能否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调查中，数据显示信心明显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完全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没有办法实现为3%；实现的可能性比较低为47%；有可能实现，信心较足为44%；肯定能实现为6%。虽然实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信心不足，但完全失去信心只是极少数，仍有提高的空间，仍有希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认为有信心，但需要多方努力占56%；认为和现在情况没有区别为34%；完全不看好前景为10%。开展思想政治课程的最大困难选项依次，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为47%，缺乏相应的推动和鼓励政策为26%，教师理论和技能不够为21%，领导重视不够，设备不配套为6%。可见制约教师专业化发展以外因为主，内因比例不高。
（二）道德水平高，得到认可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同行专业道德水平认可度高，关爱学生。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道德水平，认为道德水平较好为77%，认为道德水平一般为23%，认为道德水平较差为0%。绝大部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关爱学生的思想状况。52%教师经常主动联系学生，39%教师有时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9%教师偶尔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没有教师不重视与学生交流。教师既重视知识传授，又注重价值引导。
（三）教育科研情况不理想，团队没实效
在“您认为教研活动对您是否有帮助”的调查中，认为教研活动对教师自身专业化发展帮助较大，乐意参加教研活动。参加教研活动很有帮助，可了解国内外教育教学的最新动态，在交流碰撞中激发思维占51%；认为教研活动较有帮助，能解决自己备课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占29%；认为教研活动基本上没有帮助，有些走过场的意思占20%。可见没有教师抗拒参与教研活动，肯定活动的作用。绝大部分教师不清楚现有科研项目申报途径，只有22%教师很了解科研项目申报途径。制约教师进行科研的因素依次，教学任务繁重为31%，缺少学术带头人和课题组织者为28%，科研氛围不浓为28%，缺乏有效的奖励机制为13%。教学工作量大仍是制约科研的首要问题，团队组建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高职院校组建科研教学团队发挥其最大作用情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已经组建起来，形成结构合理的队伍，能互补长短只占8%，形式上组建起来，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52%，没有特意组建团队，没有整合资源40%。总体而言，肯定教育科研活动的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团队作用。
（四）渴望培训，提高自身素质
教师希望通过培训学习，组建师资团队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教师自身发展。在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建议的问题中，超过一半的教师建议学校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渠道给教师接受学习，增强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水平。
三、构建团队自助互动——建队、学习、竞赛、反思模式
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3
一、非政府组织的涵义
非政府组织为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直译，我国官方文件里一般称之为民间组织。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涵义，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提出的非政府组织定义，即非政府组织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义
（一）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性和社会代表性，在信息收集、传递和资源整合方面具有优势。危机通常产生于社会基层，非政府组织凭借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能够从民间的视角出发及时发现危机的根源和苗头，并将危机信息传达给政府和社会，从而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当公共危机爆发时，非政府组织则具有汇集各方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基础进行社会动员，凝聚和整合人、财、物等资源，从而有效降低政府危机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供专业化帮助
非政府组织往往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为公共危机的治理提供专业化帮助。在危机爆发前，非政府组织能够从专业化角度判断公共危机的等级，协助政府制定危机预案；在危机爆发时，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专业救援和管理，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在危机爆发后的恢复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开展专业心理辅导，鼓励危机事件中受影响的群体树立生活和工作的信心，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促进公共危机治理理念的树立
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认为政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随着公共危机事件日益呈现的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和紧迫性，公共危机处理的主体和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形成"多元主体论"的公共危机治理格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而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企业和媒体等社会力量纳入危机治理中，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保障不到位
目前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足，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法，并没有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危机治理主体中来，而且各级政府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也都没有具体规定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权利和责任。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还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缺乏合法性地位，也导致其在危机治理中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善款的募集、管理和使用的不明确，难以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二）社会公信力不足
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家长式"管理的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而且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完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也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当危机事件爆发时，公众还是过多依赖政府进行解决，而对非政府组织缺乏社会认同。
（三）协调机制紊乱
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是以全能型政府为单一主体，使公共危机的应对实际上成为了政府的内部事务，忽视了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即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处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也只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使非政府组织被动接受既定决策，二者之间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缺乏合理分工和沟通协调。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统一指挥和协调，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力量分散、效率低下并缺乏自主性。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扶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1、保障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地位公共危机治理关系到公共利益，但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健全，而且其参与危机治理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在权责分明的基础上实现协同治理。一方面，应尽快出台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权利、责任、工作程序、资金管理和监管，保障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增强其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法律，保障其参与治理的权利，畅通其参与的渠道，界定其与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关系，规范其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方式和运行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2、改革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存在双重管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相分离。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独立发展。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需要改革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一方面，要降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引导非政府组织建立和运作的正规化；另一方面，要由政府直接监管向间接监管转变。即政府主要以经济手段、财政税务手段以及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监管模式，通过经济和法律杠杆进行监管。
（二）非政府组织增强自身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
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4
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高等教育也迫切需要加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但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行之有效的载体进行推动，并设计具有实践操作性的路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正是这样的载体。要从行政化走向专业化地管理校长，要通过体制机制推动大学校长专业化地来管理大学，其中有效的遴选是前提。目前我国主要以行政任命的方式选拔大学校长，这种“封闭式”的选拔机制割断了校长与市场的联系，使校长无法获得职业化、专业化的动力，从而出现了我国校长管理大学不专业、不专心等种种现象。尽管近年来教育部积极推进大学校长遴选方式的变革，试点公开选拔大学校长，但从总体上而言，目前的公开选拔机制仍然延续着行政化的选拔思维（如遴选标准中对校长行政职务经历的要求），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尚有距离。因此探讨如何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制下，从治理角度完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形成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一、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
1.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变革一元主导的校长遴选制度。201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袁贵仁部长作了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报告，对于教育领域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系统的部署，其别表达了扩大与落实学校自的主动意愿：“简政放权，当前重点是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则是一元化治理结构向多元化治理结构的转变。当前，随着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其利益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就外部关系而言，这些利益主体可能会涉及与大学关系密切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各类资助群体等，内部关系而言，涉及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等群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大学，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影响大学以满足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下，大学治理应倡导由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多元主体代替政府这一单一主体，通过互动与合作中解决问题。当前组织任命制这种由政府一元主导的校长遴选制度显然不符合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变化的要求。在大学校长的遴选中也应体现多利益主体的治理关系，表现为如何让多利益主体参与到校长遴选的过程中，并有效地进行互动合作，是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变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实现多元参与应是大学治理能力提高的一项重要的标志。
2.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遴选职业化的校长对大学进行专业化管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两个层面，即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简单而言可以理解为推进大学与市场、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大学内部治理能力则可以理解为推进大学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合作，而大学校长作为连接大学内外部的结点，在外部治理中政府对大学校长进行专业化管理是理顺外部治理关系的重要条件，在内部治理中则要求大学校长对大学进行专业化管理，其中职业化是实现大学校长对大学进行专业化管理的动力来源。当前，大学校长主要由组织任命的方式产生，上级主管部门以选拔行政官员的标准选拔校长，校长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并享受相应的行政待遇，并对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完成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和任务，这使得校长在管理思想以及职业能力上都与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大学校长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要提高校长对大学的专业化管理能力需要对大学校长进行重新定位，使大学校长从权利本位向能力本位过渡，使大学校长不再是行政职务，而是“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者。使大学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职岗要求并向全社会开放聘任具有相应管理理念、管理能力、管理水平的职业校长来承担管理、经营大学的职责。
3.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制度。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管理大学校长专业化。所谓政府管理大学校长专业化是政府必须在深刻把握大学组织特殊性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充分地理解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责，从专业化分工思维和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律审视和对待校长的权力，充分尊重校长在管理大学方面的权威性，授予校长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专门化权力，并对这种权力进行刚性化的确认和规范化的保障，政府是职业化的制度供给者［1］。这意味着政府以职业化的理念和方式管理大学校长，制定合理的大学校长职业化制度，包括校长遴选制度、校长培训制度和校长评价制度等，培育职业化市场，营造良好的职业化环境，从制度上推进大学校长成为一种职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职务。
二、从治理的视角看加州大学校长遴选的经验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发达的州之一，拥有研究型大学系统———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本文简称加州大学），教学型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以及社区学院系统———加州社区学院三大完善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其中加州大学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拥有10个相互独立的校区，4个法学院，5个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与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并称为美国公立大学三强。整个加州大学系统共有近40万名学生和教职工，学生人数约19.1万人，每年财政经费为180亿美元，捐赠基金总额达96亿美元，居全美高校第七位，被认为是美国公立高校的楷模［2］。作为如此庞大且成绩卓著的大学系统，其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改革无疑有借鉴意义。2013年8月，加州大学原总校长马克•尤道夫任期将满，2013年2月，加州大学启动校长遴选程序以来，经过5个月的遴选，美国国土安全部第一位女部长纳波利塔诺最终被任命为总校长。本文对这一遴选过程进行了研究。
1.遴选机构和遴选程序———多元主体的参与程序。从遴选机构和遴选程序的比较中发现加州大学校长遴选制度的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多元主体参与。根据加州大学网站公布的《董事会章程7101：关于大学校长任命的章程》（RegentsPolicy7101：PolicyonAppointmentofthePresidentoftheUniversity）可以清楚了解遴选过程中参与的各个主体，“根据细则10.2和10.4，董事会主席将任命一个遴选委员会去考虑候选人以及推荐给董事会任命为校长。董事会主席将根据细则10.4提名6位成员（指定主席和副主席）校友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公司主席、董事会主席以及董事会前主席。遴选委员会主席将邀请学术委员会任命一个学术咨询委员会，由不多于13位成员组成，包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以及10个校区至少要有一位代表，以帮助特别委员会筛选候选人。遴选委员会将在学校的各种组织广泛地咨询意见，包括学术委员会任命的学术咨询委员会、分校校长、实验室主任、副校长、学生、教职工以及校友。为促进咨询工作，会组织成立一些专门咨询委员会，不超过12位成员，包括学生、教职工及校友。学生咨询委员由加州大学学生会主席任命，每个校区至少包含一位学生；教职工咨询委员由由加州大学工会主席任命，每个校区至少包含一位教职工；校友咨询委员由加州大学校友会主席任命，每个校区至少包含一位校友。”［3］可见校友、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等相关利益群体都通过遴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两种平台参与到了遴选过程中。二是，董事会对遴选结果的隐性控制。尽管参与遴选过程的主体非常多元，但是董事会通过制度设计使遴选结果其实控制在一个基本可控制的范围内，表现为一是董事会掌握最终人选的建议权，而作为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中政府委派人员的人数相对较多，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对公立大学的管理；二是具体遴选程序由遴选委员会操作，而遴选委员会由董事会任命并指定主席与副主席，其中指定的主席为董事会的现任主席。
2.遴选标准———标准的变化性。在加州大学的遴选程序中，有一项重要的程序为咨询。根据《董事会章程7101：关于大学校长任命的章程》，遴选委员会将在学校的各种组织广泛地咨询意见，包括分校校长、实验室主任、副校长、学生、教职工以及校友等。为促进咨询工作，会组织成立一些咨询委员会，每个咨询委员会不超过12位成员。咨询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评估董事会提出的遴选条件的恰当性；二是，将候选人的情况通过咨询展示给各个组织的成员。通过这个咨询环节，学校对大学内外部的环境进行分析，重新审视大学的使命和发展的需要，以确定最终的遴选标准。另一方面，从遴选标准看，根据加州大学校长招聘网站关于“工作描述”这一栏，发现该描述首先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进行了描述，然后着重对加州大学当前的主要情况进行全面介绍，包括加州大学的历史，学科、实验室等科研情况及最新进展、学生及员工数、到款数、捐赠数等非常详细，然后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校长应具备的能力诸如领导管理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校内沟通协调能力、政府协调能力、融资能力、校外关系巩固能力等进行了描述。可见在加州大学对校长的标准制定中大学内外环境和大学的自身要求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些导致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遴选标准，同一个大学不同时期的遴选标准也不一定相同。3.遴选文件———遴选过程的制度保障。从遴选文件看，加州大学对大学校长的选拔有细致的规定，如《董事会章程7101：关于大学校长任命的章程》《董事会章程1500：关于对大学校长期望的陈述》（RegentsPolicy1500:StatementofExpectationsofthePresidentoftheUniversity）等，这些规定的制定以州的宪法或基本法为基础，以大学的办学章程为主要依据，是长久且相对稳定的规则。
三、治理视野中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变革路径
1.通过大学主导的遴选委员会建立遴选协商机制并赋予初始提名权。从政治角度而言，首先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体制谈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即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大学要实现公共治理，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政府不应天然垄断管理权，要平衡政府和大学在大学治理当中的关系，就要改变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单一中心的格局，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管理中来。如何既能确保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又能有效地体现、发挥大学的办学自，如何体现党对干部的管理，又能让大学对干部的任免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大学校长遴选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将大学校长的初始提名权赋予大学，并通过建立遴选委员会的方式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与到其中。将初始提名权赋予大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大学法人制度，明确师生是校长的服务对象和责任对象，大学校长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规则制定权、最后任命权和问责权，政府和党委也可以确保大学校长人选在可控范围内，大学办学仍不离开政府意志的轨道；再者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如要求党委书记任遴选委员会主任，政府派代表任遴选委员会委员，又能进一步确保党对干部的管理。
2.通过立法建立“两段式”遴选制度。“大学治理活动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规则层面的活动，二是操作层面即具体的管理活动。规则层面主要由大学博弈参与者特别是初始参与者制定产生，这些规则一部分是面对所在大学特殊治理问题的特别规定，另一部分则是应对所有大学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博弈均衡所形成契约中的共同条款”［4］。从大学校长遴选的角度，大学校长遴选至少需要建立两方面的制度，一项制度对应外部治理，面向所有大学解决共同问题，另一项制度对应内部治理，面向所在大学解决特殊问题。其中前者由政府提供更为有效，从立法的层面明确我国大学校长选拔任用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后者由各高校分别设立，写入大学章程中使其固化形成制度，主要明确具体的遴选标准及操作层面的程序。具体而言，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应包含两方面：一是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法》将校长遴选的初始提名权赋予大学，体现大学的办学自，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面向所有大学的《中国大学校长遴选条例》，建立大学校长遴选的基本准则；二是各大学将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制定办法，遴选过程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写入大学章程，规范内部遴选过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将是我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变革的基石。
3.校长的遴选标准应与学校的战略目标和发展阶段紧密结合，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领导特质和类型要求。如前所述，不同大学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校长的领导特质与类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从1860年美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以来，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一直随着大学功能及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1860—1910年是美国现代大学形成的时代，当时大学对其校长的要求是不仅要有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实践的魄力与能力，从而克服保守势力的反对，把新型大学体制建立起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由于规模的扩大而衍生出了复杂的管理问题，大学领导的企业化，是这个时期的中心课题，从而对校长领导能力的需求重心逐渐转向了经营管理能力”［5］。不同时期对大学校长的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大学的传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对大学校长的任职标准产生相应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国在遴选大学校长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准确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大学自身的使命进行判断，以此作为设立大学校长遴选标准的基础。这里提到的高等教育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各校的不同使命集中体现在大学的战略规划中，战略规划应包括政府、市场、大学本身对大学办学的现阶段和未来的期望，拥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规划应当是遴选大学校长的前提条件。
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5
关键词:保险机构 法人治理 保险中介市场
保险机构是指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向保险公司收取保险手续费,在保险公司授权的范围内专门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
一、保险机构发展现状
1. 保险机构是保险中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我国保险机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机构数量不断增加,2001年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批准成立的保险机构121家,截至2008年3月31日,保险机构已经达到1752家,占到保险中介市场的74.71%。
2. 保险机构连续几年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业务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全国保险机构累计全年亏损3572万元。2006年,全年亏损2361万元;2007年,全年亏损4830.08万元(图1)。
3. 保险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初步建立。截至到2008年1季度末,保险专业机构共设立2105家,退出353家,进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家,退出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8家。
二、保险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全国总保费收入比例较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保险机构是与保险市场同时产生、共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保险机构规模小、效益差,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保险市场和快速发展的保费收入,保险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寿险市场,保险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比较低。
2. 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尚不规范。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缺乏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一些保险机构缺乏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不够规范,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技能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上,而是放在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上,市场调研、客户分析、内部制度建设、人员选聘培训等基础性工作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
3. 保险机构专业化优势不明显。《保险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可以经营的保险业务。《二八年一季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截至08年3月底,我国保险机构持证率为76.35%,虽然高于全国保险中介机构平均71.96%的持证率,但仍然和专业化服务的要求不符。
三、我国保险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保险机构的发展,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促进了保险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及时解决和完善,为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 加强监管 ,营造保险机构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我国的保险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底子薄固然是事实,但是可以不断借鉴国外市场成熟发展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制度,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监管部门进一步促进保险相关法则和政策的完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股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控机制,确保保险机构的规范运作,对保险机构的经营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要求,继续扩大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推进市场竞争。
2. 继续探索保险机构与保险公司的良性共生关系。从长远来看,这是保险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保险公司是保险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提供者,而保险机构则是介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促使双方达成保险合同或者协助履行保险合同的第三方。简而言之,保险机构的基本作用是为保单当事人和保险人提供服务。当保险公司的经营实力达到一定的规模,保险公司会从成本和效益的辩证关系角度, 从经营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将相对程序化、规范化、技术固定化的展业和产品销售环节转托出去。
3. 加强保险机构自身建设,提高专业化优势。首先,要树立保险机构守法观念和自律意识, 形成规范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树立诚信的行业形象,形成在保险业务经营上的核心竞争力, 逐步扩大社会影响面;再次,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保险机构专业人才,在人事、薪酬、培训等方面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 创新管理手段, 搞好自身业务和营销管理,制定一套严格的执业和品行规范,用保险中介的职业特征、职业水准、职业操守和职业形象赢得投保人、保险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强化专业化服务意识。
当寿险业发展到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集约化经营之后, 专业的优势日渐显现,而个人的作用则相对减弱,专业将逐渐取代个人而成为市场的主体,这是专属保险公司再向内控合规、法人治理完善的机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劲松,《论我国保险人法律制度的创新》,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
[2]陈展翔,《论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设》,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第21卷第3期2007年6月.
社会治理专业化范文6
一、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困境
全球知名的家族企业有沃尔玛、西门子、三星、宝马、福特等，都延续了四至五代，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与市场的考验。我国则有国美电器、大午集团、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七匹狼、俏江南集团等优秀企业。但中国家族企业换代和传承问题凸显，同时许多家族企业陷入了“二次创业”的困境。除资金和市场技术限制，人才的合理纳用和企业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家族企业治理和发展困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结构单一且股权高度集中。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尚不发达，家族企业融资方式和渠道单一。大都先是内部融资，然后才是债务和股权融资。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贷款非常有限。其次，家族企业上市受约束条件多且成本高昂。其股权多为一家独大，股权结构为创业者拥有全部所有权或创业夫妻、兄弟、父子共同拥有所有权。即便是家族式公司，股权仍大部分掌握在创业者手中，其他投资机构和投资者所持股份在其股权结构中比率很低。同时其所有者非常看重公司的控制权，为了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地位，往往不愿意采取控制权分散的股权融资形式。
第二，企业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核心人物。家族企业的核心人物大多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且勇于冒险。凭借创办企业的功勋，对市场的正确判断和家长式管理，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大多数董事长和总经理皆由这些核心人物他们担任，决策权高度集中。除上市家族企业外，很少设立监事会、股东大会。但企业家个人经营、控制能力有限，缺乏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动力。
第三，产权归属模糊。相对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家族企业产权比较清晰，产权主体明确。但其只重视企业股权占有，忽视了家族成员具体股权占有、分配问题。当企业度过初创期，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甚至到达成熟期后，产权划分问题往往引发许多冲突。造成家族内成员反目，分家分产，最终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第四，私人色彩的委托关系加剧外聘人才的流动。家族式企业的委托关系多为特殊私人关系。对专业性较强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才会选择外聘。但企业主一般对外人区别对待，无法给予充分的信任。另外无原则的照顾亲缘关系，外聘人才不受重用且受家族成员排挤造成其流动性很大。
第五，代际传承与交替问题凸显。家族企业的代际交替和继承问题涉及到企业的所有权分配、继承人选择标准、家族企业财产保护、家族成员关系的处理等诸多问题，直接关系到家族企业生命延续。目前不少家族企业已出现代际交替，如万向集团、七匹狼等。但相当多家族企业出现代际交接的障碍，创业者陷入权力陷阱，忽视对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以致出现“权力真空”现象，或其后代不愿意继承父业。
二、建议与对策
那么从公司治理角度看，怎样才能突破其成长瓶颈，保持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呢？笔者提出一些对策，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开放产权结构，实现资本社会化以突破“资本瓶颈”。为实现其健康发展，家族企业应突破产权一元化，有效融合社会资本。全面打破一股独大的封闭结构，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产权流动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
第二，“任人唯亲”转为“任人唯贤”，突破“人才瓶颈”。中国家族企业任人唯亲的用人机制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应积极融合社会资本，引进专业化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用人原则应转向“任人唯贤”。加强人才系统的管理和人才引进工作，努力完善人才结构。
第三，非专业化的家族集权管理转为专业化管理的分权管理。当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权交由专门的管理专家进行管理也是企业的必然选择。家族企业应通过创新现代管理模式，从非专业化的家族集权管理方式转为专业化的内外部联合的分权管理，以突破“授权和分权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