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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1
在全球化的时代，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都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以现代公共管理中的顾客导向理论为理论视角，审视和探究我国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困境，旨在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找到改革发展的新思路，从而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推动乡镇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完善化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用顾客导向理论的服务理念分析问题并提出对措，力求把服务导向的理念贯穿于政府的管理之中，从而真正落实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关键词：乡镇政府;服务导向;政府职能;互动关系
一、乡镇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现状
（一）乡镇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同的角度
1、制度供给角度
各级政府的供给同社会的供给是制度供给的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之间也是各有各的优点，他们都是制度供给下不可缺失的部分。如果各级基层政府的供给与社会之间的供给不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样必然会造成制度供给上的短缺。如果乡镇各级政府不能够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不能切实的维护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就不可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2、市民社会角度
市民社会角度的理论关注的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同现代乡镇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市民社会同乡镇政府是彼此独立而且又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政府能够承认市民社会具有独立性，并为市民社会提供部分服务，以“顾客导向”为原则去服务于市民社会。
3、政治合法性角度
现代的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认可，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要求（民主和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急剧扩张，使国家的能力受到挑战，其合法性陷入了危机之中。许多的学者认为，解决政府的合法性的危机，关键还是要取决于处于自发的、非政治化的社会健康发展起来。
（二）乡镇政府在社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管理职能发展滞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体制的转轨，逐步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有两点：其一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界定不清楚。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政权合一”的体制，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是效果却不明显。在这种体制的影响下，乡镇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许多应由市场和农民组织承担的，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运行的社会事务却由乡镇政府部门运用政府部门的权利来管理，结果造成了政府的负担沉重，相的管理效率低下，并且造成了社会腐败问题的发生。其二、农村社会的组织面临瘫痪的问题。随着我国户籍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目前大多数乡镇的青壮年出现了大面积外出打工或者经商的现象，导致现在农村里的能干活的有能力的人大面积的减少。同时村干部工资低，工作压力相对较大，导致其不可能有想着为广大人民去服务，民主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落实。
2、乡镇政府服务不规范
乡镇政府服务不规范造成了农民负担的加重，比如一些地区的乡镇基层政府在选举解决政务是，往往不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往往是搞人治，单单凭经验去办事。有的乡镇在执行决策和任务是，不股农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和根本利益，缺乏服务意识，给人民群众造成了非常严重地经济损失和情感伤害，更有一些乡镇，为了显示其“优异的成绩“拒绝减轻中央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相关的文件政策，不顾人民感情的想农民强征暴敛，乱摆摊，乱收费。加上现在管理机构臃肿，超编制的现象比较严重。
3、乡镇政府缺乏社会自主性
政府的意志是唯一被认可的社会进步动力，长久以来，“管制型”的政府同时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个人的价值则只能通过由政府提供的渠道得以实现。这样乡镇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带来的问题就集中地体现为：（1）社会的自主性缺失。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群众自为性不强、创新性不高、自主性“被取代”以及选择性“被安排”等主体性缺失现象，极大阻碍了“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这一乡镇政府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和公民社会的进程。[1]（2）导致社会对自身的冷漠。因为这样社会对待政府的目标没有兴趣，政府没有为社会提供出足够的服务，没有能够让社会对政府的服务有所期盼人们没有得到享受到的顾客待遇，没有能够得到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们就会对未来失去信心。（3）个人目标实现缺乏空间。如果某一个人拥有个人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能被纳入政府的日程。
4、乡镇政府权威性过度使用
权威的行使和使用中，为保证自身运作所需的必要成本，如经费、公务费等必须的用度，不应该过分的扩张[2]。权威过度使用是因为过分强调社会而轻视政府的作用这导致出现以下问题：
（1）过多的否认了作为一种强制力的国家政权在杀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会导致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呈现出一种日益明显的分散化的倾向。其结果当然会导致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矛盾。
（2）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作为阶级镇压机器的政府的职能固然应该弱化，而各级基层政府的服务性职能相对应该得到强化，同时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强制性机构的一面依然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人类社会在现有发展的水平上，经济的，自愿的社会的联系还不可能完全取代强制性的政治和行政联系，市场原则也是不可能去完全否认非市场的原则，过分的去强调社会自治的原则，不能够去发挥政府应该具有的作用，这样会造成一系列的恶果。
三、以顾客导向解决乡镇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问题
（一）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以顾客导向为指导，重塑政府职能的合理界限。
这要求我们要按照“大社会，小政府”的要求转变传统政府职能，以顾客导向为指导，强调乡镇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在现代的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服务和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在对各项社会事务经行管理的过程中药充分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作用从而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我们希望各级乡镇政府能够切实摒弃只为完成任务和工作目标的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的疾苦，其职能应该要从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社会和公民的活动，转向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为主，主要专注于社会服务，站在人民的角度进行思考。
（二）改革乡镇政府机构以顾客满意作为组织目标
关注顾客、研究顾客、探讨“如何使顾客满意”已成为现代任何组织取得竞争优势不可缺少的要素。[3]要求乡镇政府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完成任务为检验标准而是要以顾客的满意度作为组成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各级乡镇政府组织真正的资产不应该是政府所拥有的管辖地域的广大与否，也不是政府能够产生的税收和创造财富的多少，各级乡镇政府组织真正的资产应该是“顾客”。以顾客为导向的乡镇政府，我们要求政府应该把顾客看做组织的主要资产，各级乡镇政府应该向管理其他资源和资产一样对顾客经行管理。
（三）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建立乡镇政府与顾客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
以顾客导向的社会中，公共服务系统是以市民社会的需要为中心来设计和规划的，同时也必须要具备积极有效的服务人员和具有一定才能的工作人员，同时灵活多变的战略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得到公众和人民的支持。正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同“顾客”之间要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动的关系，无论是基层政府的服务策略，或者是基层政府所特有的服务系统，或者是基层政府服务人员，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这种严密的整体是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不应该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政府，而应该是切实为顾客所服务的，有责任的企业家式的政府。是真正为顾客的利益服务的。
（四）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约束机制，逐渐使责任由法规强制转变为乡镇公务人员自主性的建立和认同。
政府管理和社会的关系要解决好，必须要加强和处理好基层政府对社会的服务。这样才能判断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好与坏，是不是站在了顾客的本位去思考问题，解决顾客真正关心和解决的问题。社会对政府服务质量的好坏和如何去监督基层乡镇政府更好的履行服务职能就必须要建立好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的机制，使得政府的行为在社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标准，能够更好的约束政府和行为，促进政府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改善。
（五）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站在顾客的本位进行思考
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不是政府单方面行为。在行政文化的影响下， 顾客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参 与的力度不够” 使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外在推动力不足。[4]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顾客权利的最好的体现，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才能够保证“顾客”对服务的满足以及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政府和社会之间必然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导致社会的混乱，就更加谈不上为顾客服务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各级乡镇政府组织关心的不应该是自身而应该是顾客，重视的应该是问题而非产出。“以顾客为导向’的乡镇政府管理的是一种“倒流程”的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将他比喻成一座倒过来的金字塔，我们要将塔尖指向顾客，政府关注的焦点对准顾客的需要，政府职能、政府行为、政府改革等都要而且必须要紧紧地围绕着顾客来展开。
（六）以“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水平。
对于如何使乡镇政府对顾客真正的负起责任。这里主要提供三种途径，第一：让顾客选择工作组织这就要求组织必须关注顾客到底需要什么？第二：允许顾客控制资源，并将其置于相互竞争的服务提供者之中，这就是选择性竞争。第三：顾客质量保证，就是制定顾客服务标准，并对那些很好的满足了顾客的组织进行很好的奖励，否则进行惩罚。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全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经得到了越来越深的人心，基层政府的建设已经在政府工作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乡镇政府管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论述的重点。近年来公共管理服务导向理论发展已经日趋完善，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顾客导向理论在政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研究公共管理服务导向结合中国基层管理的实际，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是有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的。
[参考文献]
[1]张文静. 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与建构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2]翟月玲， 袁桂林. 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危机之根源探究[J]. 探索， 2014， 4： 013
[3]徐龙海. 高校社会满意度测评在教育质量评估中的应用研究[J]. 现代商业， 2013 （2）： 285-287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2
关键词：财务管理；基本建设；民心工程；指挥部模式；
中图分类号：F2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国家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在一些地方相继确定并实施了本地区一系列民心工程。对于这些民心工程中基本建设类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一般为建设领导小组或建设指挥部。2012年天津市确定了20项民心工程，笔者有幸在其中一个指挥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在这里结合实际工作谈谈对指挥部模式下的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指挥部模式下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特点。
（一）项目财务核算以整个项目周期为核算周期。基本建设指挥部多为临时机构，是为某一特定基本建设项目而临时成立的组织、协调、管理机构，项目筹划阶段起从各参战单位抽调人员而设立，随着项目的竣工决算完成而最终撤销。相应的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也是从项目的立项而开始，以项目的竣工决算完成而结束，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已完成的投资额累计核算，直至项目全部竣工后，编制项目总决算，完成固定资产交付手续、待摊投资的摊销、结余资金的分配等工作后，该基本建设项目才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算周期。
（二）项目参战单位众多，协调管理难度大。指挥部模式下的基本建设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就以笔者所在的指挥部为例，有十个区人民政府，以及国土房屋管理部门、建设交通管理部门、市容建设管理部门、经济信息化管理部门、财政审计部门等等，包括牵头单位和其他成员单位共达十七个之多。不但是项目的组织、实施、协调难度较大，项目财务管理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三）项目投入的资金数额庞大。基本建设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生活设施的提升改造，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项目的规模和投入的资金数额一般都很庞大。
（四）项目的资金来源多财政投入为主。基本建设项目多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其他渠道作为补充。财政投入资金又主要分为财政预算拨款和财政预算贷款。
（五）项目的投资范围明确，内容具体。为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有详细的项目概算和具体的投资计划，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规模、范围、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也是今后工程造价审核和结算的依据，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六）项目财务管理的范畴更加宽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范畴涉及工程概预算编制、投资计划编制、工程招标组织实施、资金筹集与拨付、工程造价审核与结算、工程审计监督等等，较一般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范围要更加宽泛一些。
二、指挥部模式下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的主要做法。
针对上述特点，结合基本建设项目实施中的具体情况，笔者对自己在所在指挥部中开展的财务管理工作做了梳理各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是：抓好三个宏观面，把握六个关键点。
（一）抓好三个宏观面。即主要从组织机构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审批流程设计三个方面搭建内部控制体系框架。
1、抓好组织机构建设工作。鉴于基本建设项目参战单位多，协调难度大的特点，为了方便指挥协调，提高办事效率，政府部门会成立相应的建设指挥部，并根据不同的专业职能从各参战单位抽调骨干力量，在指挥部中代表各单位行使职责，接受指挥部统一调度。财务管理部门是指挥部的重要部门之一，鉴于资金来源多以财政投入为主，所以指挥部财务管理部门应由政府财政部门牵头，然后根据财务管理涉及的不同专业抽调工程造价人员、财务会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及招投标管理人员，并做好内部分工，专人专岗，明确责任。
2、抓好管理制度建设工作。建设指挥部除了制定日常工作制度外，在财务管理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笔者所在的指挥部从项目开工伊始就特别注重这项工作，先后出台了《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细则》、《招投标管理办法》、《内部审计规定》等多项财务管理制度，分别从工程资金筹集的渠道及比例、拨付流程、账户管理，工程项目的招标组织、工程造价结算，管理费用的支出管理，内部审计监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为指挥部财务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抓好审批流程设计工作。指挥部应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设计工程造价审核、合同签订和资金拨付等事经济事项的审批流程。审批流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和授权审批控制，既要达到内部控制的要求，又不能使手续过于繁琐。
（二）把握六个关键点。即从以下六个环节入手，对指挥部财务管理工作进行重点管控，与上述三个宏观方面相互结合形成内部控制体系。
1、资金筹集环节。本环节首先要求建设项目筹集的资金要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但因指挥部是临时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无法在银行开立账户，我们的做法是在牵头单位开立专门账户，刻制专门编号的银行印鉴，单独核算。指挥部通过下达投资计划明确资金筹集的渠道、比例和具体金额。财务部门应严格按照投资计划会同出资主体制订详细的资金到位计划，要求各出资主体及时筹措资金，及时到位资金，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2、政府采购招标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进行政府集中采购。做为采购人，笔者所在的指挥部委托具有政府采购资格的机构对工程施工、成品设施、监理服务等项目实施政府采购，实现了对工程内容的全覆盖。所有项目在招标时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控制预算，财务管理部门会同财政投资评审机构确定拦标线，锁定中标金额上限，避免风险敞口。实行政府采购招标效果良好，中标的采购资金较投资计划下降幅度达到25%，有效地降低了工程成本，节约了建设资金。
3、资金拨付环节。资金拨付是资金管理中的重要控制环节，财务管理部门要综合工程进度、质量、造价核算、后期接管等方面的意见后，才能确定拨付金额。笔者所在指挥部建立了资金拨付的四级（监理公司、分指挥部、总指挥部专业组、总指挥部领导）联合审批制度，层层把关，有效节约建设资金，提高了投资效益。
4、管理费用控制环节。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中关于建设单位管理费用的支原则是“总额控制，分年度据实列支”，并对开支范围做了做了明确规定。我们针对指挥部工作人员多、涉及部门广的情况，及早谋划，编制了管理费用预算，报请财政部门核定了管理费支出总额。在实际支出中，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进行控制，严格执行经手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和指挥部领导审批的支付流程，有效避免了不合理支出的发生，节约了资金。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3
一、存在的难题
（一）政府职能混乱
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往往独揽“大权”，忽视了农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乡镇政府在资金利用方面也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着的行政化思想，过多干预市场，对市场经济没有明确认识，以及缺乏投资的合理化规划，造成了社区建设的低效率，未能发挥乡镇政府的优势，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其次，村委会与社区委员会的关系不清，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多个村的居民，这就使得社区管理和村委会的职能发生冲突。
（二）社区管理利益目标不一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或企业，而这也就使政府或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资源，而农民也往往因此成为被动的一方。基层政府或投资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最大化利益，忽略了农村社区的社区管理问题。另外，社区居民想要获得社区的基本服务和居住体验，这也就使乡镇政府因为资金及意识的差距难以满足农民所需的利益诉求。同时，外部力量的挤压侵害了农民利益，降低了农民的社区自我管理能力。新型农村社区建成以前，农民生活在各个村子，受乡镇政府的管辖，短期内形成的社区管委会并不能有效兼顾原村利益，常会引发原村村委与社区管委会的利益冲突。
（三）地方政府的政绩发展理念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已推广开来，也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些地方政府因为政绩的考量而急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在未对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和规划调查下，盲目开展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也就使新建社区出现大面积空房，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乡镇政府对建设项目的疏于监督造成了社区建设的质量层次不齐直接带来了二次建设的问题。
新时期，乡镇政府存在的固有的管理思想已不能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需要，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对策
（一）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现阶段，农民已搬入新型农村社区，但农民作为社区居民其参与程度与自治程度一直存在问题。乡镇政府要保障农民居民的权利，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社区自治，推动居民的参与意识。乡镇政府应及时转变职能，加强适应统筹发展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管理思想，向服务农民的治理理念转变，明确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同时，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健全相应评估体系，建立严格的公共服务问责制。由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管委会，对社区事务进行自主管理。乡镇政府应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社区的规范化运行，监督社区的运作。逐步取消原村的管理体制，让社区自治成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加强村委会和社区管委会的合作，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更好地服务于村民。
（二）“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乡镇政府应从农民的自身利益出发，征求民众的意见，从行政化转向社会化、民主化的管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加强与农民的沟通。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促进多元主体的投资，鼓励村民自我供给公共服务，对互助型的社区机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建立长效的社区投资机制。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动员社会资金的投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区建设资金。乡镇政府通过整合利用原村的资源，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村民的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2013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按照2013年全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现场会要求，决定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的主攻方向，从今年起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是贯彻落实十精神、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永续发展的需要；是强化农业基础、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需要。
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目标和基本原则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目标是，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形势和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注重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自下而上民主决策、农村民生需求导向和以县为主统筹使用的制度优势，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领撬动作用，通过局部试点，探索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和有效模式，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完善政策。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要始终坚持议字当先，严守一事一议民主议事程序，尊重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让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二是坚持规划引导，突出地域特色。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依托自然地理条件，适应资源禀赋和民俗文化差异，突出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科学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规划。三是坚持试点先行，重点突破。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先行先试，突出重点，统筹协调，在局部地区取得重点突破和经验模式后再逐步推开。四是坚持多元投入，整合资源。充分发挥一事一议民办公助和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加大资金整合力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五是坚持以县为主，统筹推进。继续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以县为主”的工作机制，发挥县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组织规划、指导协调和管理监督等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六是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机制等改革，创新适应美丽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
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主要内容
（一）继续抓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逐步实现道路硬化、卫生净化、村庄绿化、村庄亮化、环境美化等目标，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民人居环境，为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农家乐等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促进农村产业形态优化升级。
（二）加强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推动有条件的行政村、自然村落归并整合，优化村庄布局，引导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节约集约土地。
（三）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长效管护机制。
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有关要求
（一）抓紧制定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方案。各地要尽快明确试点范围、支持重点、扶持政策、资金项目管理要求、绩效评价等内容，制定试点方案。以省为单位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省份要抓紧研究制定全省试点方案，并报工作小组审批后组织实施。局部试点省份可在中央财政重点支持2―3个县市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试点范围，选择自然条件较好、领导重视、工作基础扎实、有资金整合意愿和能力的县市进行试点。试点方案于7月底前报送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意备案后抓紧组织实施。
（二）科学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规划。根据本地区域差异特征，综合考虑地理、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实行差别化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结合县域总体规划和城镇发展规划，加快供水、污水处理、垃圾收集处理等专项规划向周边农村延伸，按照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要求，区分不同村庄类型，因地制宜探索相应的建设标准和模式。
（三）加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要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农民、村集体和社会各方面资金共同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要适应公共资源加速向农村倾斜、延伸的新形势，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平台作用，切实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推进进村建设性资金的统筹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合力。
（四）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和资金监管，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在试点村的选择上，要综合考虑村庄规模、受益人口、自然经济条件等因素，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合理确定，严禁大拆大建和搞锦上添花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样板工程；在立项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一事一议民主议事程序，健全自下而上民主决策机制，严禁加重农民负担或违背农民意愿搞行政命令和“运动式”创建活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发挥综改、财政等部门牵头组织作用，注意发挥交通、水利、住建、文化等专业技术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加强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提高建设质量和水平。严格资金使用管理，强化约束机制，试点地区实行美丽乡村建设资金专户管理和报账制，切实防止借整合之名改变资金性质及用途，或截留挪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资金。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严格问责制度，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五）加强调查研究和跟踪指导。要充分估计美丽乡村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和督导，及时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建设重点，完善支持政策，健全工作机制，探索总结规律性经验和成熟模式，为扩大试点奠定基础。
（六）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发挥现有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指导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建立健全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资金和政策整合，形成工作合力和政策的积聚效应。各级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农业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沟通协调，精心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5
【关键词】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症状自评量表
Relationship between SSRS、TCSQ、SCL-9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Liu Yao, Zhang Yonglei, Qiao Yu, 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iyang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Guizhou 550002,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se the different level of SSRS、TCSQ、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at three Correlations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Every 1000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SSRS、TCSQ throug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Results SCL-90 factor and SSRS scores of the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Han Nationality while TCSQ scores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m.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sex、sources、economy condition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irl students、rural students、bad economy conditions students.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e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ound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 words】 Guizhou;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SRS; TCSQ; SCL-90
近几年，国内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逐步重视起来，对其影响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认识到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除生物性因素如个体遗传特征，以及生理特点所致的神经-内分泌变化直接影响外，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心理因素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有密切联系[1,2]。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作为应激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表明社会支持与应激事件引起的心身反应呈负相关，并建立了缓冲作用假说和独立作用假说[3]。应对方式有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引发不等的应激反应水平[4]。良好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增强适应能力，改善心身症状，应对不当则会加重压力或增加新的压力，加重应激反应[5]。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作为心理应激的重要中介因素，也必将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州师大、贵州民族学院、遵义医学院、毕节学院、安顺师专、铜仁师专、黔南师专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做SCL-90自评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的测试，获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效问卷978人，男生482人、女生496人；经济状况较好者368人、较差者610人；来自城市的学生233人、农村学生745人；一年级学生354人、二、三年级320人、四年级304人；年龄19.8±1.20岁。获汉族大学生有效问卷964人，男生512人、女生452人；经济较好者421人、较差者543人；城市学生396人、农村学生568人；年龄19.6±1.30岁。调查对象均为自愿参加活动，排除人格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者。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现场调查，测试前心理调查人员对协调人员进行培训，在专业心理调查人员的指导下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测试，要求学生独立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分别将有效问卷输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试软件系统，计算其数据。
1.3 统计学方法 对以上数据进行检查检错后输入SPSS 11.0系统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正态检验、方差齐性检验、u检验等统计处理。
1.4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年级、来自城市/农村、经济情况、文/理。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编制，共有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量表采用5级评分(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共设10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③特质应对方式量表(TCSQ)分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量表分，用以评估个体在生活中对各种条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应对策略。
2 结 果
2.1 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比较 SCL-90得分除人际关系敏感、忧郁以外，其它各因子分均高于汉族学生(P＜0.05)，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客观支持无显著性差异。见表1。不同性别间的比较：少数民族男生在敌对、恐惧、偏执、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上高于汉族男生，有统计学意义。少数民族女生除了人际关系敏感、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客观支持，其它均显著高于汉族女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不同来源间的比较：少数民族城市学生在恐惧、支持利用度、总分上高于汉族城市学生，而在人际关系敏感、消极应对上却低于汉族的城市学生。少数民族的农村学生除了人际关系敏感、积极应对、客观支持以外，其它均高于汉族的农村学生。见表3。不同经济条件间的比较：经济状况较好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恐惧、消极应对、支持利用度高于经济好的汉族学生，而在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上却低于汉族学生，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经济状况较差的两者之间的比较客观支持无显著差异，除消极应对得分低于汉族经济差的学生以外，其它各项得分均高于汉族学生，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2.2 SCL-90各因子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其它各项呈负相关。见表5。
3 讨 论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在此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与汉族大学生的比较中除了人际关系敏感、忧郁以外SCL-90各项得分均有显著性差异，在主观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上亦高于汉族学生，但在应对方式上无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在与同样大多来自本省的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仍低，而生活的单调似乎更能让少数民族学生主观上体验到来自亲戚、同学的支持，利用也比汉族学生好，这对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少数民族女生远离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充满竞争、挫折、陌生的环境时，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内心不安、焦虑和躯体不适等，而少数民族男生与汉族学生相比差异就相对较小，而少数民族学生更多的利用社会支持，也许这是他们缓解压力、有效利用的方法之一。同样，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也许这是无助、对现实的无奈压抑于内心，而后转化成各种症状表现出来所导致的，也许正是他们在消极应对上得分高的原因，他们的主观支持、利用度、总分也要高于汉族的农村学生。同样来自城市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比较时，只有恐惧、精神病性较汉族城市学生得分高，而人际关系敏感得分却低于汉族城市学生，这就看出同样来自城市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异不大，可能是由于他们之间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上差别不大的原因。而在消极应对得分上汉族的城市学生得分更高，可能是少数民族学生体验到的优势更大、对问题解决更积极。然而，经济条件上的好坏更反应在了心理健康水平上，少数民族经济差的学生各项得分明显较汉族学生高，但是在消极应对上的得分却低。也许正是他们不怕困难、勇敢面对的态度才让他们考上大学，以致这种态度延续至今。在经济条件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间的比较中，汉族学生有更多的项目得分较少数民族学生高，可能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好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较中可能体验到更多的优越感，同时更依赖于他人，更多的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上和其他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总之，少数民族大学女生、来自农村、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更不乐观，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健康教育，增加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各方面支持，提供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从而提高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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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乾金主编.医学心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89
［4］Folkmans LR, Dunkel-schetter, et al.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cog-nitive appravisal, coping and encounter outcomes. T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1986,50(50):992-1003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6
关键词 家族企业 税收激进行为 政治关联 企业经营年限 地区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65-12
一、引言
税收作为政府向企业留存资源的一种强制分享，对投资者或股东而言，意味着现金流的减少，因此投资者或股东天然有动力通过合法的税务筹划或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来降低企业税负，此即所谓税收激进行为。①对政府而言，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显然意味着税收收入的降低，因此政府必然会通过有效的税收征管来约束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而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来获取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或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等途径或方式来掩盖自身的税收激进行为。
关于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有的文献认为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的税负。例如，Zimmerman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政治背景或社会声誉而使企业受到税务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导致企业承担更重的税负；②冯延超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负要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综合税负越高。③而另有一些文献却认为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例如，Faccio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会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委托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7050202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412）
① Hanlon M. and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50， no.2， 2010， pp.127～128.
② Zimmerman I.， “Accounting for Interest by Real Estate Develop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8，no.1，1986，pp.37～51.
③ T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
争取到更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从而使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Faccio M.，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A Cross Country Analysis，”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39， no.3， 2010， pp.905～928.罗党论和魏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还有少量文献则认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姚圣和徐颂对于2009-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与企业综合税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很显然，关于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税负之间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这客观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旨在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1）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角度或企业被动角度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缺乏从企业主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其制定纳税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利用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制定；（2）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更加复杂的冲突和属性，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也追求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目标，有时候后者甚至更为重要，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寻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展开讨论，而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关联和家族企业税收关系的研究则十分罕见，本文拟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3）政治关联作为家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主动寻求，势必会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文献多从税收征管力度、审计力度、税收政策改变等政府治理行为的微观视角进行了考察，本文拟从地区市场化进程这一宏观视角考察其对政治关联家族企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利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有效样本数据，首先分析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和不同政治关联程度会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的影响，继而进一步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家族企业与社会情感财富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的家族企业定义，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保护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最大特点。Chrisman J. J. and Patel P. C.，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5， no.4， 2012， pp.976～997；吴炳德、陈凌：《社会情感财富与研发投资组合：家族治理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社会情感财富属于非经济范畴，其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甚至被冠之以“伞状概念”。窦军生、张玲丽、王宁：《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2期。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满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价值观及财产的传承、基于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建立和维护正面的家族形象和声誉、Sharma P. and Manikutty S.， “Strategic Divestments in Family Firms： Rol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9， no.3， 2005， pp.293～311.累e社会资本，Zellweger T. M. and Astrachan J. H.， “On the Emotional Value of Owning a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1， no.4， 2008， pp.347～363.等等。而关于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划分也没有一致结论。例如，Gomez-Mejia等将社会情感财富划分为三个维度：与企业相关联的情感、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价值观、利他主义；Gomez-Mejia L.R.， Cruz C.， Berrone P. and Castro D.， “The Bind That Ties：Socioemotional Wealth Preservation in Family Firm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5， no.1， 2011， pp.653～707.而Berrone等则将其划分为五个维度：家族控制与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归属、传承意愿。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虽然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维度十分丰富，但其对于家族企业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家族对于企业的长久管理和控制；二是依靠企业建立良好的家族形象和高度统一的家族价值观；三是对家族和利益相关者实施利他主义。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判断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情况。
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较为复杂的成本和风险，除了企业本身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还包括被税务部门发现之后的罚款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等，尤其是激进行为败露时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声誉损失。Chen S.， Chen X.， Cheng Q. and 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95， no.1， 2010， pp.41～61； 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由此可见，税收激进行为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既是税收激进行为的一种隐性成本，也是企业制定纳税政策时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2. 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Fisman最早把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称为政治关联。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4， 2001， pp.1095～1102.其后，Faccio、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6， no.1， 2006， pp.369～386.Claessens等、Claessens S.，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8， no.3， 2008， pp.554～580.Goldman等Goldman E.， et al.， “Do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ffect Firm Valu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2， no.6， 2009， pp.2331～2360.又进一步将曾在政府任职、政治捐赠、参与政治活动等纳入到政治关联的范围内。显然，无论政治关联的范围如何，政治关联都可以帮助家族企业了解政策动向、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或向政府寻租、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首先，基于政治关联，家族企业可以在面临发展障碍时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拓展自身发展空间，Hillman A. J.， et al.，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0， no.6， 2004， pp.837～857.也可以在产权保护不力、法制不完善、金融发展落后等不利环境中寻求其发展的必要资源，Leuz C. and Oberholzer G. 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Global Financing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81， no.2， 2006， pp.411～439.因此，政治关联对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规避制度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即，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次，家族传承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内涵，最重要的就是家族接班人对创始人默会知识和社会关系的继承，而政治关联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家族企业未来发展中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维系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家族企业希望利用更多的纳税和利益输送来支持本地区的发展，进而取悦政府和税务部门，以达到“家业常青”的目的。再次，家族企业主参政议政，在政府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多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亦即，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主多是成功商人或明星企业家，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其关注度很高，家族企业主本身具有很强的声誉考虑和约束，因而他们更不会倾向于进行激进的税收行为，以避免损害其个人声誉和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同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重点监管，其纳税行为对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示范作用，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也会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便会影响到企业和高管的声誉，冯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进而造成家族声誉的恶化和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由此可见，当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衡量税收激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时，尽管税收激进行为带来了现金流增加等短期利益，但家族企业更加看重其背后所带来的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更加重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更低，亦即，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由上所述，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更加重视其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而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纳税政策，那么具有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是否也会采取不同的税收激进行为呢？首先，家族企业具有更深的政治关联程度一般表现为家族企业主担任更高级别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等，同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成为“明星企业”，尤其家族企业主或高管担任各级政治职务的企业的纳税行为更是在整个行业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为了保证当地财政收入，会对政治关联程度更深的家族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被发现，其对家族声誉和家族形象所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挽回的，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也会造成重大打击，基于此，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会选择依法纳税，降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其次，拥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意味着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慈善捐款、环境保护、提供就业、合法纳税等，社会各界和中小股东也会依据其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进行投资评估，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会对企业未来发展做出不利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股价和融资等，不利于家族的长久控制和管理；再次，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主在家族中更容易形成家族权威，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企业资源实施利他行为，而税收激进行为的÷痘岫约易迤笠抵鞯娜ㄍ形成挑战，继而影响利他主义在家族的发挥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亦即，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家族权威地位和利他主义的作用，不会采取冒险的税收政策。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3. 政治关联和企业经营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交互影响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代际传承和家业长青是家族企业追求的长期目标，为了这些目标，家族企业甚至愿意牺牲短期利益。Gomez-Mejia L. R.， Haynes K. T.， Nunez-Nickel M.， Jacobson K. J. L. and Moyano-Fuentes J.， “Socioemotional Wealth and Business Risks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Evidence from Spanish Olive Oil Mil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2， no.1， 2007， pp.106～137； Berrone P.， Cruz C. and Gomez-Mejia L. R.， “Socioemotional Wealth in Family Firms： Theoretical Dimensions，Assessment Approaches，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Family Business Review， vol.25， no.3， 2012， pp.258～279.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家族股东和家族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家族企业主（一般为企业的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因此，相比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家族企业主和家族股东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家族声誉以及根植于企业的家族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情感财富。
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其政治身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点关注，且政治关联的程度越深，受到的重点关注越多。而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企业主本人的声誉也与企业声誉和家族声誉联系得更加紧密，一旦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甚至非法的税收激进活动被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家族企业和企业主本人的社会声誉将受到严重的伤害。同时，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也意味着家族二代涉入的增加和传承问题的推进，家族企业在传承期间更加偏向于稳健的经营战略以实现二代顺利接班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赵晶、张书博、祝丽敏：《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8期。其更不可能实施冒险的税收激进政策。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一般而言，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著占优，亦即表现为更好的产权保护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化体系、更高程度的金融发展水平等。刘放、杨筝、杨曦：《制度环境、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特征一方面降低了家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家族企业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充分发挥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资产的保有、存续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有效改进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地区内的信息充分流动和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会没有强烈的意愿再去取悦政府官员。同时，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家族企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大，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家族财富的增长和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以维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弱。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Pindado等、Pindado J.， Requejo I. and Torre C.， “Family Control an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uro Zon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17， no.5， 2011， pp.1389～1409.翁宵サ任滔ァ⑼蹩嗣鳌⒙莱そ：《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的做法，将家族企业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整个家族且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据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ST和*ST、金融业、交叉上市、资不抵债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有效企业-年度观察样本共计2847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政治关联的数据则是基于手工整理源自百度搜索、和讯网、上交所信息披露网以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咨询网等关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背景披露资料而得，同时辅以对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高管资料与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的相关披露进行比对，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治关联样本的准确性。
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是本文的因变量。在我国，相比流转税和财产税，所得税有着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操纵空间，导致企业的名义税率与其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金鑫和雷光勇总结了适合中国情景下的三种税收激进程度计算方法：有效税率（ETR）、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利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DD_BTD）。金鑫、雷光勇：《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审计研究》2011年第5期。本文在参考江轩宇、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蔡地和_进辉蔡地、罗进辉：《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吗？》，《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的做法后，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作为税收激进程度的度量方法，其值等于[公司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两种方法。
（2）自变量。政治关联（PC）是本文的自变量。关于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的做法，以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为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测量维度。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其中：①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为虚拟变量，实际控制人如果担任或曾经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的则计为1，否则计为0；②政治关联程度CPD，本文借鉴并改进罗党论和魏翥的做法，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将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进行赋分，在担任非政府官员类（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全国级人大政协常委6分、全国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5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4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或党代表3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常委2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1分；在担任政府官员类中：副省部级及以上7分、正厅级6分、副厅级5分、正处级4分、副处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及以下级1分；不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取值为0。两类分别取最高分然后加总作为政治关联程度CPD的取值。
（3）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本文的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Age）取值等于考察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度之差加1后取自然对数，Age取值越大，说明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地区市场化程度（Mkt）则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的数据，其取值等于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得分。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4）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国内外税收激进行为或活动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确定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κ；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收益率（Roa）等于税前利润/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Intan）等于无形资产/总资产；固定资产比率（Ppe）等于固定资产/总资产；账面市值比（Mtb）等于股东权益/公司市值；同时，本文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的相关影响。
本文所涉变量及其度量具体见表1所示的变量说明表。
3. 模型设定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家族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
首先通过OLS方法来检验假设H1和H2：
Tax_Aggit=β0+β1PC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Intanit+β6Ppeit+β7Mtbit+Year&Indu Dummies+εit（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Tax_Agg表示税收激进程度（包括ETR、BTD、DD_BTD），PC为政治关联（CPC和CPD）的变量，Size为企业规模，Leverage为资产负债率，Roa为资产收益率，Intan为无形资产比率，Ppe为固定资产比率，Mtb为账面市值比，Year & Indu Dummies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但式（1）的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现实情况中纳税表现良好的家族企业主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青睐从而被推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Hausman检验也表明：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CPD）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本文拟采取邓建平等的做法，用企业注册地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来解决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企业注册地变量（LOC）的定义：如果公司的注册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因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市场的开放程度高，使得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从而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企业的注册地不同并不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2SLS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PCit=μ0+μ1LOCit+μ2Sizeit+μ3Leverageit+μ4Roait+μ5Intanit+μ6Ppeit+μ7Mtbit+Year&Indu Dummies+δit（2）
Tax_Aggit=λ0+λ1PCit+λ2Sizeit+λ3Leverageit+λ4Roait+λ5Intanit+λ6Ppeit+λ7Mtbit+Year&Indu Dummies+θit（3）
其中，LOC为企业注册地变量，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式（2）作为第一阶段回归，我们考虑两种情况：①当PC为实际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②当PC为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程度（CPD）时，采用Order Choice模型进行回归；式（3）作为第二阶段回归，政治关联变量PC仍然考虑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和政治关联程度（CPD）两种情况，并进行2SLS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显示：（1）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均值为0.004，标准差为0.034，这表明不同家族企业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差异较大；（2）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均值为0.522，表明大部分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都会寻求政治关联以保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
2. 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31，符号为负意味着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更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1一致；政治关联程度（CPD）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24，符号为负意味着随着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2一致。此外，本文对其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测试），结果发现，所有的VIF值均远远小于10，鉴于此，本文后述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回归分析
（1）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分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表4列示了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不包含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和CPD）的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变量（CPC），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关联程度变量（CPD）。模型（2）中，CPC的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中，CPD的系数为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税收激进行为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4的分析结果没有考虑政治关联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通过2SLS回归法对于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5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模型（5）的因变量为政治关联程度（CPD）。两个模型中，工具变量（LOC）的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发现工具变量与第二阶段回归的残差项的相关性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2SLS回归比OLS回归的分析方法更好。表6是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6）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系数（β=-0.046，p
（2）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企业经营年限下家族企I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8）、（9）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经营年限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Age，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3。表7列示了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Age的系数（β=-0.013，p
（3）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下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10）、（11）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Mkt，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4。表8列示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Mkt的系数（β=0.009，p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参考姚圣和徐颂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关于企业政治关联度变量的做法，以企业高管中存在政治关联的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代替文中的两个政治关联变量CPC和CPD，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2）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来重新计算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以分离出因盈余管理造成的账面和实际税收差异，并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本文借鉴邓建平等的做法，选用各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政治关联变量的工具变量，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以樊纲和王小鲁编著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指标，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并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了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家族企业经营年限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囿于篇幅，这里的回归结果未予报告。
五、结语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以2010-2014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2847个企业-年度数据为有效研究样本，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此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较之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程度的税收激进行为，且随着其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会更低，而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则分别对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效应。
2. 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具有以下三点研究创新：（1）突破传统的企业经济目标研究视角，从企业的非经济目标研究视角，即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寻找到了一个考察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新视角；（2）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视角或企业被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本文则是从企业主动视角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留存收益、促进发展的理论研究；（3）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地区市场化程度视角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相对弥补了以往文献大多从微观视角进行探讨的不足。
3. 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