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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要素范文1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软实力的建设
软实力的概念虽然是近代西方教授提出来的，但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软实力和硬实力两方面的内涵，其中我国软实力、硬实力的条件是一直存在，并长期不断的进步与发展。
李伟提到，软实力有三个核心的要件：文化、价值观、依托于文化和价值观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这三方面看，我国软实力整体建设发展的要件是十分完备的：首先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到了建国以后，发展了一整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是比较完善的，如今我国还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经济，这也是国家软实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简言之，我国软实力的基础要件是非常完备的，基础要件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在硬件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软件也在不断的进步。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软实力与硬实力还相互促进。
对于软实力的重要性，自古以来我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十分深刻，《孙子兵法》中提到，三十六计中上上策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依靠软实力的影响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也说明自古时起我国就非常重视对软实力的建设。
建国后，特别是“十”以后，我国在建设软实力的过程中，坚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这也是我国软实力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要素。
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软实力，价值观也不一样，文化传统既建立在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也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之一，这种载体承载着国家所主张的社会价值观念。
我国在建设软实力过程中所采取的举措，是依托于自身的价值观念，并对依托于这种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整体发展。
挑战与机遇并存
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最核心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面临着挑战。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以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个伪命题，认为当今世界的文明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最“先进”的，其他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文明，包括其它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起来的文明都是“落后”的文明。基于这样的认识，观点认为这些“落后”的文明是要被西方所谓的“先进”文明所取代，这种“先进”与“落后”的文明之间会产生冲突，当然这是极大的伪命题。
李伟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具有的文明都是根据本国实际发展所形成的，具有符合本国实际的最主要特征，同样，社会主义的文明在当今的文明之中，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思想和概念。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西方建立的上述伪命题下，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在遇到西方所谓的“民主核心价值观念”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这些冲突在国际上也反映在硬实力方面，软实力跟硬实力并不可分。这是我国软实力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从另外一方面看，当今国际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对很多国家的软实力提出了众多新的挑战，但这也是中国软实力自身发展的一个机遇。比如，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并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形成自己独有软实力的问题，而是从国际社会的整体角度出发，把软实力对于促进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与我国软实力、核心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软实力的建设发展实际上跟现实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与软实力依托的硬实力，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主生活的改善实际上也联系在一起。不能把软实力看成高高在上的东西，任何的软实力都是以实际问题为载体的体现，硬实力也是软实力的载体之一。
李伟说，从这个观点看，中国当前软实力的构建和发展既面临来自西方的遏制、围堵的挑战，也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状态。
文化对国家安全的保驾护航
文化具有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既具有符合时展的特征，也有随着时展而不符合时展的特征。文化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软实力。文化对整个国家的构成具有连续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软实力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念非常重要的载体。
文化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念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承载的内容会随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发生着变化，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承载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传播、发展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国家安全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过去非常重视传统安全，保障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这个体现在硬实力的安全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逐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呈上升态势，这种非传统安全表现的形态多种多样。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和平演变等一系列手段，依靠软实力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这种威胁往往通过文化的传播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失去自身的文化传统，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失去，因为核心价值观念最重要的载体即文化载体失去了，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主席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述中提到“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把文化安全上升为保障性层面。
李伟强调，文化安全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必须让社会主义的文化承载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而不是其他一些价值观念，这是文化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最核心的作用。
软实力的走出去需要“尊重”
整个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的一个过程，在交融过程中，中国软实力建设同样也要吸收不同文明核心价值观中符合人类发展的优秀成分，这样使得中国整体软实力的发展不是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而是不断兼容并蓄。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关键要素，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包括文化、宗教等诸多要素都能在中国达到一个兼容并蓄的状态。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软实力建设要与硬实力发展的过程相适应，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不是零和的过程，而是形成多赢的过程，这样才能使中国整体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领先并起到带头作用，这应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总体态势。
在提到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应如何用好巧实力软实力的问题时，李伟表示：“我个人不建议用巧实力这个概念，我们依然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但是不能突出软实力的排他性，要体现软实力的兼容性，因为我们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要和其他国家软实力的载体产生碰撞。”
中国在提到软实力走出去时，使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尊重”。尊重是软实力之间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软实力方面可能和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本国的发展实际，所以说尊重然后能够互相包容，这也是我们软实力走出去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我国不要只是单纯让自身的软实力在国际上活动，我国硬实力在国际上的发展，特别是以经济为主要形态的发展，实质上都是承载着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形式，也有软实力包含在我国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共赢多赢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因此必须使得软实力和硬实力实现一种有机的结合。这样才能出现一种使我国软实力与硬实力无缝对接的状态。
李伟表示，软实力不能单独的拿出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体现一个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所以提倡融入当地也是软实力的体现，包括通过各种合作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也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可以说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国家软实力的成分在里面，“我们最反对把软实力抽象的来看，抽象的来看，软实力就真的变成软的而缺乏实力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必须把软实力附加到硬实力上面，附加到我们能够与现实密切联系起来的方方面面，我国与软实力相关联的各个单位、人员都必须能认识到这一点。”
我国智库应该有所作为
西方在文化方面的攻略是全方位的，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的同时，其表现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从饮食、影视、产品、生产等方方面面都有一个国家文化的表现形态。因此不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看待，文化是具体的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认清文化的本质特征之后，智库再从历史观、现实观、价值取向等方面形成研究成果，而不是单纯地发表文章进行说教。
李伟建议，中国智库在中国软实力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学究化的去做空洞化的理论研究，软实力的建设，要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并且不要仅从中国这个角度出发，要把中国和世界的软实力建设和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同时也要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软实力建设发展当中一些有益的可以供借鉴的经验，来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社会治理要素范文2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社会治理要素范文3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哲学 产权基础
一、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理论，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社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决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实现；没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难发生，公司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取向永久存续的前提。
（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公司治理就是要协调各种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董事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之高效运转，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为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平与正义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内容。公平、正义作为法律价值是人类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护股东权平等原则，遵循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正义观念。公司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产出原则下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最终是使公司能正常运转，交易安全；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交易安全、公平正义、效率也就成为“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2、股权、经营权、监督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的产权现状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社会治理要素范文4
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创新；区域学习；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倪外（1980-），男，湖北黄冈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模式、低碳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071093。
一、问题提出
低碳经济研究源起气候、能源方面的研究，区域经济学视角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1-3]]。独立分隔的节能减排、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本质仍然是“工业文明+节能减排”、“工业文明+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实现人地关系和谐与区域可持续发展[4]]。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目标由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下经济利润最大化，转向社会成本最小化、生态经济效益最大化、民生最优化等综合目标，传统的工业文明与外部治理结合的模式，转向于生态环境内部化的生态经济模式。
由于不同类型区域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任务、目标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强度低，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基础，可以借助建设低碳经济发展的契机，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发达地区工业发展水平高，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体制机制优化、外部性内部化等途径寻求区域转型的新模式、新路径。目前，低碳经济发展在我国由理念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但我国低碳经济的理论认识尚存在不足[5-7]]，急需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相应的低碳经济理论指导，从理论上厘清低碳经济的内涵，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二、低碳经济内涵的三维解析
低碳经济是区域在更高层次发展的实现模式，其目标是促进经济产业活动以更快、更科学的发展方式进行，实现区域可持续化发展，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发展。低碳经济不是简单的区域碳排放水平的降低，而是区域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8-9]]，低碳经济的本质内涵涉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及国际低碳政治博弈。
低碳技术创新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低碳经济及其建立其上的低碳社会形态发展的核心是相关的技术突破与创新：首先是与区域碳减排直接关联的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等低碳技术的突破，通过能源技术和碳减排技术的创新，有效控制区域碳排放水平；其次是产业技术的创新，产业经济活动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地区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以技术创新促进三次产业的发展，提高三次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经济效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转变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再次是具有革命性的低碳技术的突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技术革命，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能够改变人类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基础。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由以经济增长为主，向经济、环境、生态、民生等多目标协调发展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由传统的以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主导向着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治理模式创新等创新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区际关系由传统的基于产业链分工合作的垂直式关系向基于创新合作的水平式关系转变。区域发展模式转型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区域学习、区域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形成以区域创新体系为核心，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低碳指标与创新指标一起作为衡量区域新型发展模式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外在的直接表现形式。
低碳经济涉及未来全球经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空间及相关权利与责任的确定，碳排放权的界定与划分延伸到以确定环境权益为表现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国际低碳政治博弈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型外部环境，低碳经济在国际政治治理框架下的实质是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巨大影响。发达国家主导并力图实现的国际碳减排路线图及其治理框架，实际上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新的世界治理框架机制，维持其规则制定者的最大利益。因为，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排放”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的潜力，能使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重新主导世界发展框架机制。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三、低碳经济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生态因子从传统的附属支撑要素或“负效应”，转为核心要素，转变了传统的区域发展要素结构，突出了生态因子，创新因子的重要性。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区域发展由资源要素投入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区际关系随之发生改变。可持续化发展思想在区域的具体化、标准化，可量化的最新实践即基于低碳经济的区域发展模式创新。所以，低碳经济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治理要素范文5
【关键词】 风险； 内部审计； 风险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市场的大潮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成为公司面临的重要难题。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三大基石之一，有效防范风险，为保障公司的安全经营和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风险的概念
风险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是科学研究的成果。风险是对企业目标实现产生影响的事项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机遇并存，是一个全面的概念。风险不仅包括负面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负面效应专指危险，是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于危险需要识别、衡量、防范和控制，即对危险进行管理。正面的效应是指机会，对于机会，需要识别、衡量、选择和获取。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企业风险。企业的风险不仅是可以规避的，而且是可以选择和利用的。
风险由三要素构成，即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风险因素，是对所有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各种因素的总称。根据其性质，风险因素一般分为物质风险因素、道德风险因素和心里风险因素。风险事故，是指各种风险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不利风险事件，可能引起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偶发事件，既是造成风险损失的直接原因，又是直接由风险因素导致的后果。风险损失，是指风险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一般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造成的。
由于风险影响着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影响着企业维持自己财务方面的稳固、正面的公共形象；影响着企业的产品、服务及员工的整体品质，因此，对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可以积极预防和控制风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减少风险发生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减少风险发生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灾害及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减少对风险的焦虑，增加安全感，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全面风险管理的意义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二、公司目标的实现与风险治理的关系
每个组织的存在都有其目标，公司作为组织的一种形式，也同样有其目标。国家电网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在公司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影响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风险。风险是与机遇共存的。公司治理层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建立一个良好的风险治理体系，来识别、评价和控制风险，为公司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内部审计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就是监控、检查、评估、报告公司治理层风险治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提出改进意见，帮助公司改进风险治理与控制体系，从而为公司增加价值。在现代内部审计实务中，从项目计划到现场实施以致评价总结，都是围绕着公司目标实现的风险控制这一主题开展的。
三、开展风险管理的要素
在公司风险治理体系中，要对风险治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根据美国COSO委员会《企业风险治理框架》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体系包括相互关联的八个风险治理要素，这八个要素贯穿在公司风险治理的全过程中，为实现公司目标提供保证。这八个要素分别是：内控环境、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
（一）内控环境
内部环境主要是指在公司管理等活动中树立风险治理理念，营造一种风险治理文化氛围，为其他风险治理要素打下基础。在公司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包括各环节和部门树立风险治理的理念，使风险管理理念贯穿到每一个员工和岗位，在公司上下营造出风险管理的文化氛围十分重要。在风险管理中，风险管理不是某一个人或部门的事情，而是公司全体员工的事情，只有将风险管理的理念深入到公司全体员工中，为风险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风险管理工作才能开展好。风险管理的内控环境是基础，没有一个良好的内控环境，风险管理将无从谈起。
（二）目标制定
作为公司风险治理体系的第二个要素是目标制定，即公司的管理当局在风险管理体系中必须首先确定公司的目标，只有确定了公司的目标，在围绕公司目标的实现下，再确定对公司目标的实现有潜在影响的事项。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目标追求，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创建“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围绕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各公司要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确定所需完成的任务，在预定的期限内，在公司内部层层分解和落实。近年来，山西电力公司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的内部管理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围绕国网公司创建“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的总体目标，结合山西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开展的风险治理活动。
（三）事项识别
在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一些事项会对公司带来风险，这些事项主要有：财务和经营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资产的保护；遵循法律、法规及合同的情况；其他事项等。这些事项都需要公司的管理者对其进行识别、评估和反应，其识别、评估和反应就是对风险的识别。识别风险因素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有利于从风险产生的根源入手识别出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一旦确定了主要风险因素，有利于抓住主要矛盾，有利于企业管理重要风险。
（四）风险评估
对风险事项识别后要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可以使管理者了解潜在事项如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对风险评估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发生的后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指风险事项发生的概率，即多大程度的风险事项可能成为事实，一定会出现的事情不能称为风险。风险发生的后果是指风险发生后所造成的影响。在风险评估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发生的后果要综合考虑，对于风险的评估要从公司战略和目标的角度进行。开展风险评估，应当准确识别实现与控制目标相关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确定相应的风险承受度。企业应当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按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等，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分析和排序，确定关注重点和优先控制的风险。
（五）风险反应
风险反应是对风险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规避风险、减少风险、共担风险和接受风险四种。对于每一个重要的风险，公司都应考虑所有的风险反应方案。有效的风险治理要求管理者选择可以使公司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都在风险容忍度之内的风险反应方案。规避风险是公司的管理者或公司认为不能承担风险所带来的后果而采取措施进行规避；减少风险是指采取措施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降低；共担风险是寻找公司外部合作人共同面对以承担风险发生的后果；接受风险是指独立承担风险发生的后果。由于风险和利益是共存的，在面对风险时采取怎样的风险反应，是根据公司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和公司实际能力而确定的。
（六）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指公司管理层在确定风险反应方式后，为保证风险反应方案得到正确执行而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些管理活动包括相关政策和程序。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遵循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的业务流程，均为风险管理中的控制活动，其目的就是保证公司高层所决定的风险反应而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能有效执行。这些管理活动存在于公司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部门。
（七）信息和沟通
风险是变动的，这就决定风险治理也是随时变化的，需要在风险治理体系中，对风险治理的相关信息进行确认、捕捉和传递，以随时了解公司面对的风险的变化。信息和沟通在公司风险治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有效的信息归集处理和充分的沟通，就会使公司的风险治理僵化而没有活力，会造成公司陷于莫大的风险当中。
（八）监控
风险治理中的另一个要素是监控。通过持续有效的监控，用以保证风险治理在公司内务治理层面和各部门持续得到执行。监控用于评价公司风险治理活动中风险反应方案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同时还可测试风险反应方案是否完善有效，以及发现新的风险。监控应定期和全面，定期是指在持续的公司风险监控中，对某一环节或业务要定期监控；全面是指在公司风险管理环节中，对重要风险管理进行全面监督。在监督中，对所评价的方面要有评价结果。
四、内部审计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
从风险治理的八个要素可以看出，风险治理也就是风险管理的过程，是为有效实现公司目标，降低风险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内部审计的定义是：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与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所以在风险治理中，内部审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管理活动分为四个主要环节，分别为：确立目标、建立制度、监督评价和改进。在确立目标环节，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目标不能期望过高，也不能太低。目标确立太高，难以实现；太低浪费公司资源，不能取得合理收益。在建立制度环节要从简高效，注重风险控制。繁琐的内部控制制度影响了公司运作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太简将会带来较大风险。在有效的公司管理中，要辅以公司文化、道德规范和违规成本等措施来约束管理行为。在监督评价环节，要开展全面有效的监督与评价工作，来监督简约的管理制度有效执行，确保目标的实现。在改进环节要充分重视监督评价的结果，对管理制度乃至目标进行调整，以使公司利益最大化。在这四个管理环节中，内部审计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对风险治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在风险治理中，风险治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对公司面临的风险要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够进行风险的应对。风险识别贯穿在风险治理的全过程，从目标制定开始到监控，风险治理的每个环节都要充分地识别风险。风险的识别由审计部门和业务部门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共同来进行。审计部门并不直接对业务部门去识别风险，建立风险模型，而是以内部审计的专业方法和手段，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全面检视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协助或者评价业务部门建立风险模型，制定风险反应方案。风险治理模型确定后，内部审计部门要对风险治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确定风险反应方案是否能够被实际操作，风险反应方案是否被严格执行，这是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1.评价公司战略目标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2.评价部门分解目标能否支持整体目标的实现；3.评价治理层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是否准确；4.评价风险反应方案是否完善，能否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都控制在风险容忍度之内；5.风险监控是否持续有效。
（二）提供咨询服务
在公司风险治理中，内部审计部门承担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提供咨询服务。一是要在公司各个层面树立风险意识，使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建立起风险的概念。二是对全体员工进行风险识别的培训，使每名员工能够有效识别风险并提出有效控制措施。三是召开风险评估和控制专题讨论会，对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进行专题研讨，在讨论会上要召集公司内外部的专家共同进行研讨。四是开发自我评估工具，对风险治理进行深入研究，利用现代技术开发适合本公司的评估工具。
（三）发挥协调作用
在公司风险治理中，内部审计部门要发挥协调作用。风险治理除了要对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风险进行治理外，同时还要围绕公司整体目标开展治理。在公司风险治理中，某项时间可能不会对本部门本单位带来风险，但可能会对公司其他部门带来风险，这期间内部审计部门就要起到协调的作用，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协调各部门共同管理，以防范由于错误决策带来风险。
（四）监督评价与改进
在公司风险治理中，风险是否发生变化、有没有新的风险出现、风险反应方案是否被严格执行、风险反应方案是否需要修正，这需要内部审计部门在例行的监督评价过程中加以确认，并报告给公司高层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决定是否加以改进。在监督中内部审计部门要按照有关的原则进行。
社会治理要素范文6
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成研究的现状检视
目前，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四部分说。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可以从话语内容体系、话语转译体系、话语自觉体系和话语共生体系四个方面来建构。[1]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要素结构主要包括话语主体间性、话语内容、话语语境、话语预设和话语交往五个要素。[2]
二是五部分说。这是何理（2015）在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时提出的，他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要素结构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主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语境五个部分。[3]
三是七部分说。该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由话语主体、话语语境、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言说方式以及话语效果七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4]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某些具体认识上，观点没有得到统一。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成要素争鸣的主要焦点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概念的异同。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四部分说”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五部分说”是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七部分说”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那么，到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有没有区别呢？笔者认为这三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是相对于话语体系的应用而言的，其建构包括话语内容体系、话语转译体系、话语自觉体系和话语共生体系四个部分[5]。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则侧重于话语的产生过程和结果，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密不可分，主要包括话语主体、话语语境、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言说方式以及话语效果七个要素[6]。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界定范围仅限于课堂中的话语，“是指话语主体将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语词，按照一定的话语方式建构起来的、以教材文本为载体的有机整体”[7]。
笔者认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过程、结果的角度主要取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理解，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必须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来进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8]。根据这一概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就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说（写）出的，与其成员进行交流沟通和知识建构过程所形成一系列环节的有机整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体系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前的必备工作，是整个话语活动展开的基础，不应单独划分。思政课话语体系的建构只针对大学生，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从教育对象范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包含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二是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交往能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交往是邱仁富（2013）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三个概念，其中话语间性是指“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间沟通过程的话语关系。话语间性具有两层含义，前者指不同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表征为话语之间内在的关联、理论渊源的共同性、历史文本的比较性、话语的共生、理论自觉参照性等。后者则侧重于多元化话语使用过程中，或同一话语在主体间沟通过程中的关系问题”。话语预设是指“话语交往过程中彼此都已经相互了解，或者说在一定场域中已达成‘共识’的不言自明的东西”。话语交往是指“主体间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进行对话和沟通，以便达到最佳效果”[9]。
笔者认为，考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落脚点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成和运用过程的各个环节，而非话语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话语关系的研究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规律探讨的内容。因此，话语间性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话语预设是话语交往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和“共识性的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话语交往行为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法发生。话语预设是话语主体开展话语活动重要的前提，直接影响到话语交往的实际效果，从作用的角度分析，话语预设仅仅是话语生成运用过程的影响因素，不是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运用过程实质上就是话语的交往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话语”为主要材料的交往活动，话语交往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至于在活动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方式沟通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应该属于话语言说方式讨论的范畴，因此，话语交往也不是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
三是话语言说方式与话语媒介能否同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吴琼（2007）认为话语言说方式与话语媒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两者同属于策略层面。何理（2015）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方式包含话语的组合方式、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话语媒介是传播方式的一种，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话语言说方式与话语媒介可否概括为一个构成要素是学术界争论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构成要素是体系中的基本要件，具有单一性，但这些构成要素可能是一个个体、零件，也可能是一个合体，自身具有可分性。话语方式的选择就是这样的情况。不同的话语语境、话语内容和话语客体都会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因此，话语方式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多种类型。何理根据话语的逻辑结构，将话语方式分为话语的组合方式、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话语言说方式实质上是话语表达方式的一种，而话语媒介作为话语方式的一种表达途径，与其他方式一样都是话语主体为达到预期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话语言说方式与话语媒介作为话语方式不同的类型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能单独构成一个要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成的新探讨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准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学术文本阐释、说明、整合、提炼与创新，并结合教育对象的特点，实现学术话语向日常话语的转化，形成具有时代价值和符合社会成员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借助一定的媒介，将这一套话语内容传播给话语客体，达到灌输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广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包括国家、社会组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仅仅包括一定话语媒介中的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决定话语体系的性质。他们通过确定话语目标、设置话语议题、组织话语内容、选取话语方式、选择改造话语环境等环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内容构成、表现形式和逻辑结构，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接受者和受动者，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相对应，是话语主体的言说对象和教育活动的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中处于受动、被支配的地位，具有“客体性”。但是，话语客体作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过程中，不仅对话语主体具有自主的审视能力，而且对话语主体传递的话语内容具有选择性的接收、内化和整合能力。因此，话语客体不是完全被动的，也具有主动性。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是指话语主体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话语客体的思想实际，对话语材料进行整合、提炼和创新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信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范围，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其实质是对话语客体给予什么样的思想导向、价值干预和精神影响的问题，话语内容也是联系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的信息纽带。从逻辑本源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外在表现，两者具有一致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力的活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有效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直接相关。话语内容的设计要实现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有效结合，要从传统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文件话语、权力话语中走出来，使政治性话语与生活性话语相融合，宏观话语内容与微观个体话语内容结合起来，真正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一样都是一个复杂的总和系统。广义的话语语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运行的一切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状况、大众传媒、家庭、学校等；狭义的话语语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够得以有效传播和被接受，话语主体与客体得以有效交往和互动的言语场域。话语语境贯穿于话语产生、发展、结束的整个过程，话语理解渠道的畅通不仅取决于符号本身和话语主体，而且也受制于话语环境。“任何一种话语（理论）既是有效的，又是无效的，这取决于它的语境适应力”[10]。话语体系的生成受语境的制约，但是话语主体不是被动地、机械地接受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而是可以积极通过话语表情、手势、形体等肢体语言乃至声音、影像的结合营造出一定的氛围，合乎规律地创造新的话语情境，以利于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发展。
五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是指话语主体为了实现教育目标，传播话语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中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形式。同样的话语内容，运用不一样的话语方式，表达的意义不尽相同，产生的效果也可能迥异。因此，话语方式的恰当运用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以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过程中，要根据教育目标的不同要求，话语内容的不同特点以及话语客体思想问题的性质、存在方式、产生的原因等情况，选择恰当的方式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依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教育对象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可分为灌输式话语、宣传式话语、说服式话语、学术交流式话语等；按照话语传播的途径不同，话语方式可分为学术理论式、课堂教学式、大众传媒式、新媒体网络式等；按照话语的表现方式不同，又可分为文本话语和实践话语两种。
六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测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展开过程及其实际效果进行质的评判和量的估价的活动。效果评价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设定的目标是否达到，话语内容是否合适，话语方式是否恰当，话语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是否正常，话语情境的营造是否到位，话语客体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是否提高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的评价是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规律的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活动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效果时要注意将显性效果与隐性效果、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