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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范文1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范文2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
1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情况
国有企业在面对市场化竞争使，显现出有压力、缺活力、少动力的特点。私营工业企业的运营机制还是有值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学习借鉴的地方的。但是，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真正成功的却很少，原因比较复杂，有企业文化的原因，有体制磨合困难的原因，也有利益无法平衡等诸多原因。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分析
在19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理论没有条件预见目前中国出现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驾齐驱的情形，但却可以将“剩余价值”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做一个切割，不考虑其阶级属性，仅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经济属性下的分析，进而对混合所有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一个判断。因为公有制“剩余劳动”和私有制“剩余价值”在经济属性上并没有不同，首先，不变资本（C）在这里对于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经济来说，从经济属性上都是属于合法的财产，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其次，可变资本（V）在宏观上的差距已经很小，甚至私有制企业比公有制企业更高。而剩余价值（M）存在是必须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从经济属性上来说它们都是相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混合所有制也是符合剩余价值理论的，不会因为“混合”而有违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学。
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条件
基于对剩余价值理论下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条件的理论分析，下图中列出了分别由国有独资企业、私有企业两类企业进行一项规模和性质相同的生产活动的情形，他们的投入都是一样的，即V=V1，C=C1。结合上图分析：M=M1时，私有企业在此情形下，没有放弃业务主导权与国企进行混改的动机。MM1时，没有放弃业务主导权与国企进行混改的动机。只有当MM1时，国有企业具有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能力和动机。因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合作的可行性取决于以下一个或者两个因素：一是国有企业具有生产效率的优势（成本优势、管理优势或者市场优势等）；二是国有企业筹措不变成本存在比较大的金融优势或主体便利性。
4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面临的问题
一是中国金融资本对国有企业的优先选择问题。中国金融资本在面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时，国有资本天然地与私有资本具有对抗性，使国有企业的资金筹措成本更加低。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现问题。国资管理体制与市场化经营在落实上也存在进一步磨合和创新的需要，而这也是混改中最困难的部分。三是国有企业优势与壁垒转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市场、金融便利性、政策资源方面的优势，反过来其实也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自身壁垒。
5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建议
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范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
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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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综合国力
中图分类号：TP3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产生于1946年的美国，它叫“ENIAC”，这台计算机是因为军事目的而产生的。它体积庞大，耗电较大，使用并不方便。第二代电子计算机产生与人类研制出晶体管密切相关，这有效地缩小了它的体积，使用起来更加方便。1959年又出现了第三代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它的运算速度明显的到了提升。七十年代是计算机发展的高速阶段，1976年，美国制造出来了“克雷一号”，这让计算机技术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计算机变得更小巧，更方便。而90年代以来，计算机更有向智能化发展的趋势。
1 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技术主要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它仍然在传统领域如军事、国防、科研等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二是它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简要分析一下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
1.1 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
现在，没有人能够否认计算机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完美地体现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改善，它俨然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在各个层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家庭个人都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人们愈来愈看重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来解决实际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1.2 计算机技术更加专门化
计算机技术的专门化是必然的趋势，尽管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不断普及，然而因为计算机技术特有的高精尖特征使得他可以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发挥自己的功用。举个简单的例子即是：我们用的各式各样的智能手机以及已经智能化的家用电器，传统的单机操作必然被更为简洁和人性化的家庭网络分布式系统所代替，这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为了使得计算机技术适合政策和经济发展所需，它必然而且已经在专门化的基础上强化为系统的综合功能，从而极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求。
1.3 计算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计算机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突破，这种突破性可以在两个方面看到：一是微处理器的发展。微处理器能够缩小处理器芯片内的晶体管尺寸和线宽，因此它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性能。通过利用改进的光刻技术，即用更短波长的曝光光源，经掩膜曝光，将刻蚀在硅片上面的晶体管制作得更加精巧，以及将连接晶体管的导线制作得更加细小实现了缩小微处理器内晶体管的尺寸和线宽。二是纳米电子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向着微型化、智能化、高速化的方向发展，当前的电子元件已难以满足这些高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纳米技术的诞生无疑是送来了福音，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仅仅是简单的尺寸变小，纳米技术无疑是革命性的技术。它的发展已经有效地帮助计算机技术解决了集成度和处理速度的双重制约问题。
2 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展望
2.1 计算机软件技术不断完善
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计算机硬件技术。程序语言是计算机软件技术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网络的兴起和发展，各种各样的语言都推出了网络的新版本。以当前的现状来看，计算机技术和工作技术的结合是计算机软件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它的发展能够有效帮助人们处理现实工作中的任务，使得工作变得更有效率。
2.2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智能化发展趋势
计算机当前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上网，所以我们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俨然已经成为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重心，它会直接影响到计算机功能的普及，可以设想，各种网络技术必定会在未来的计算机技术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当代的人们都通过网络获取各个渠道的信息，并从这些信息中选取对自己有用的，从而达到自身的完善，拓展自己的视野。大众能够利用计算机的智能化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既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也是文明的进步，计算机技术必然会向着更高和更为深入的层面发展。
2.3 计算机科学技术向多个领域全面发展
由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特性，使得它对方便人们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计算机作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存在，它的工具性特征已经深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影响了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对于计算机技术的要求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计算机科学技术不仅在我国，在整个世界都已经深入到了各个领域中去。如今的笔记本电脑随处可见，它的确为方便人们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可以极为快捷地学习或查阅信息。
2.4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快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越来越快的趋势，其更新换代的能力非其他行业所能相比。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多，于是，对这种弊端进行改造的速度也必须越来越快。而且，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新的业务和应用也不断涌现。例如Inter公司已经拥有了10亿以上的晶体管微处理器，能够将所有的计算机协调并行起来，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
2.5 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向环保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对其相关的性能要求在不断的提高，因此计算机的能耗也随着变大。同时，由于人们的家庭生活在很多方面都离不开计算机，因此对于计算机的使用时间也比以前大大增多。为了减少计算机的耗电量，越来越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开始研究降低计算机能耗的方法，例如通过一种专门的PC通用设备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这样可以使得低性能的计算机也能够具备专业的功能，进而可以大大的降低计算机工作时产生的能耗。或者也可以考虑采用“量子”、“光子”等新构架的计算机将硅构架的计算机替换掉，降低计算机的能耗。同时在制作计算机的材质方面也要尽可能的减少对不可回收材料的使用。
2.6 计算机技术在向人性化方向发展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使用工具，为了使计算机能够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因此要加强使用者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将计算机技术的设计向人性化发展，才会提升人们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因此，未来计算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人性化设计，使得人们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不仅能够通过键盘控制，还能够通过语音、眼睛等进行控制。同时，未来人们对计算机的使用也不需要学习专门的技术，使得人们在运用起来就如同使用一个普通的电器一样简单，无论老少都能够简便的对计算机进行操作。
计算机科学技术显然已经和大众生活紧密关联在了一起，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历史使命。相信未来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会令广大人民获益，令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增强。
参考文献：
[1]王晓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30：101.
[2]邱志明.探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16.
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范文5
随着现代管理学的发展遭遇瓶颈，人们开始从哲学层面重新审视管理学，这也使得管理哲学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近年来，管理哲学因其特殊的理论视角和现实意义，越发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但与此同时，由于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管理哲学的发展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本文对管理哲学的概念及必要性进行论述，并试图针对管理哲学的发展困境及出路展开探讨。
管理哲学必要性困境及出路
一、管理哲学究竟是什么
“管理哲学”一词最早见于1923年出版的谢尔登的著作《管理哲学》中，谢尔登针对当时管理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行反思，将哲学引入管理中并试图从根本上对工业管理进行理解，只不过他并没有进行纯哲理分析，也没有系统地论述过管理哲学的元理论。但其思想对于管理哲学的发展是有助益的，他的贡献在于冲破了当时广泛普及的、但较为僵化的“科学管理”，并对管理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他认为管理应具有科学原则与伦理原则。管理应依靠科学方法，但管理本身并不是科学而仅仅把科学方法当工具，管理还有更根本的目的。他认为用哲学的思考能给管理带来“光明”的崇高信念，以拒斥当时工业制度给工业社会本身带来的“黑暗”状态。
纵观中西方对于管理哲学的定位，不难发现普遍呈现两种误区：将管理哲学简单地视为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以及管理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事实上，我们真正提倡的管理哲学应该是对管理学和哲学的双重改造，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致力于对管理学的自身发展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和研究方向上的价值判断。
二、我们是否需要管理哲学
在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史上，管理学呈现出一种迅猛的发展趋势，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仅仅凭借现有的管理理论是不足以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的，而哲学层面的思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则大有裨益，这也正是我们为何需要管理哲学的原因所在。管理哲学的出场，标志着对管理科学时代的“否定”与超越。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以及对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的反思，管理科学的缺陷将会日益突显，因此对现代管理内涵进行重新确认，从而实现管理思维的转换与管理价值的设定，正是管理哲学超越管理科学的意义所在。
（一）管理哲学是解决“丛林之势”的突破口
尽管各种不同的管理理论构成了看似繁荣的“管理学丛林”现象，但表面的繁荣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管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困惑，光鲜背后呈现出的是管理思想的混乱。由于缺乏对管理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因此现代管理理论陷入了“管理无定式”的深渊之中。而管理哲学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批判”，更多的是在于构建出一套适应当代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因此发展管理哲学极有可能成为解决现代管理学危机的突破口。
（二）管理哲学可以对功利化的目标进行反思
管理学在近代归纳主义影响下变得片面而又急功近利。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是围绕企业管理提出的，企业管理的功利导向要求管理研究集中注意于提高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方法上。所以，如何提高效率从而能在竞争中取胜理所当然地成为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现代管理理论的这种功利化的发展趋势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有所改变。
（三）管理哲学可以弥补管理科学的不足之处
管理哲学的研究对于促进管理科学的理论进步和提高实际管理活动的有效性，都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尽管管理科学的理论多种多样，但是却无法解答价值层面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问题不会在与产生它的同一层面的答案里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仅仅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管理科学的缺陷亟待更深哟蔚墓芾碚苎Ю床棺恪C挥泄芾碚苎У闹傅迹管理科学就失去了灵魂，因而是僵死的，不会对管理者有多大帮助；没有先进的管理哲学，管理科学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利用，就不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
（四）管理学的真正发展需要管理哲学的透视
从哲学层面思考管理问题，不但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理论旨趣，而且也是管理实践者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管理实践及其向理论的升华需要借助哲学思维，而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管理哲学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管理学不仅要借助管理科学来实现其经验性，同时更要通过发展管理哲学来实现管理科学由经验上升至理论的要求。只有管理哲学的创新，才能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进步提供正确的基础和方向。
三、管理哲学面临何种困境
管理哲学对于管理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仅仅意识到其重要性还不足以促进管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中外管理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两者都处于一定的困境中，但由于中西管理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差异，因此两者又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一）西方管理哲学的困境
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管理理论也更加追求精确度和可操作性，量化管理也就成为了当今西方管理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逻辑实证主义的长期影响下，现代西方管理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颇有追逐功利和竞争的倾向，而缺乏哲学层面上的探讨。其对管理的科学性的过分追求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而长期以来对管理哲学的忽视则正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迷失在过分模型化、数理化的偏执之中从而无法走出“管理学丛林”的原因。
由于受传统科学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以往的管理理论大都带有普遍真理的色彩，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和最合理的原则、最优化的模式，但是真正在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时，却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尽管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新兴理论也表达了对这种机械管理模式的反叛，但在西方追求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方式引导下，人们或普遍热衷于数学建模，或囿于经验而使案例分析法大行其道，依然缺乏对现代管理学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从而使得对现行管理理论的哲学反思成为当今管理研究中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困境
现代西方社会是从企业出发认识管理的，而中国却是从哲学走向管理。虽然中国管理哲学起步较晚，但其更自然地接近管理哲学的本质。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管理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其困境源自于其哲学性的缺乏和研究对象的僭越，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基础的自足性。一方面，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晚且缺乏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故以现代化经济运作为背景的企业管理实践远远少于西方，而与之相应的企业管理理论则更显缺乏；另一方面相较于西方强调逻辑和客观理性的思维方式，中国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象思维”的动态整体悟性思维模式。而在“象思维”辐射下的中国传统管理以整体性的行政管理为主，以技术、方法为着眼点的微观管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尚未体系化，而正是由于没有成系统的企业管理理论，使得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步履维艰。此外，中国管理哲学还存在着是其哲学性缺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未考虑中外哲学背景的不同，而仅仅将中国哲学中的现成结论与西方相关管理理论进行比较以及将西方哲学中的现成结论与中国相关管理理论作对比。
四、管理哲学如何走出困境
西方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使得人们对于形而上层面的哲学研究兴致缺缺，而过于追求高效率的现代组织和科学技术。之所以人们对管理哲学的研究热情远远不及管理科学，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哲学的误解，片面地认为哲学犹如空中楼阁一般对于实际生活的现实意义并不大，而从事哲学的相关研究则更是不食人间烟火。因此，要改变人们对于哲学的这种偏见，哲学本身需要有所创新：将目光投向科学、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来打破传统的观念束缚。以管理哲学为例，必须正视管理与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它所要实现的正是管理学与哲学之间的真正对接。只有管理和哲学做到真正的融合，管理哲学才能走出困境得到发展。
而在当今中国，一方面人们迫切地渴望着发展来改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又过分地急于求成导致病急乱投医。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打着“管理哲学”旗号实则全然无关的快销理念及产品，俨然呈现出一派喧嚣浮躁之势。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管理理论方面，主要存在着生搬硬套、妄自菲薄、浅尝辄止等题；而在对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挖掘和转化方面，则存在着机械对比、自我标榜、断章取义等问题。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因此，在向西方取经之时要以本土文化为前提，取之精华、去其糟粕，将西方的管理理论合理地内化；同时保留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管理实践的部分，立足自身、兼容并蓄，形成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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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冬.管理哲学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2007（1）：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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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晓俊.管理哲学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J].华商，2007（22）：158.
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范文6
数字医学技术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CT自带三维重建功能的作用虽然CT自带有3D的功能，但评估复杂、疑难型肝胆胰外科疾病时仍感不足。（1）重建质量的差异:不能将CT4期脏器图像同时配准；（2）交互性的差异：CT机的3D必须由影像科医师操作，限制了临床医师直接应用该系统分析评估病情，拟定手术方案；（3）CT机自带的3D模型无法进行后续仿真操作；（4）图像的配准、分割及3D是计算机图像处理常用的方法，但是，上述软件和CT自带软件都不能对肝胆胰等多脏器外科疾病的CT四期图像数据进行同步的图像配准、分割以及三维重建。亟待开发国产具有知识产权的三维重建软件系统目前，在国内临床上使用的软件有法国MyrianXP-liver系统，美国EDDAIQQA-Liver系统，德国MEVIS系统等。这些软件只能针对肝脏及肝内管道系统进行三维重建，形态逼真度也不够；虚拟手术是单一切面，无力反馈感；未见其研究肝胆管结石、肝门部胆管癌、门静脉高压症、腹部外伤、胰腺肿瘤等相关文献的报道；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昂贵，国内基本呈现滞销状态。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重建软件MI-3DVS系统实现：（1）广泛应用于肝胆胰、腹腔血管等外科疾病的三维重建；（2）分别将脏器、血管及病灶设置为不同颜色，既可全方位、多视角地清楚同步显示病变发生时腹腔内多脏器的整体状况，亦可分解、独立清晰显示该病灶与器官、血管的侵润、压迫等特定解剖关系；（3）可将CT数据传输到任意一台计算机上，便于临床医师自行观察、分析、评估病情；（4）3D模型可以配合仿真手术系统进行仿真手术操作。原始的CT和MRI数据图像质量是获得高质量三位重建模型的基础目前，上述使用的各种三维重建软件都是以CT图像数据为基础，进行三维重建。在临床工作中，根据不同的疾病对4期的CT图像数据有不同的要求，如肝胆管结石病人重点要求保证CT平扫期和门静脉期的图像数据；胰头癌病人主要是门静脉期和延迟扫描期的图像数据；巨块型的肝脏肿瘤则重点要求门静脉期和肝静脉期的图像数据等。只有这样，三维重建的模型才能真正达到个体化的要求，辅助临床医生进行正确的诊断分析和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加强临床推广应用的力度和广度数字医学技术在普通外科疾病领域应用较广泛，但在应用的广度上仍局限于部分三级甲等医院。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开展数字医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医学技术在临床各疾病领域的推广应用。
数字医学技术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