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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模型；羊群行为理论；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驱者，早在1979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对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的启发。随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货币危机模型进行完善、修正，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不协调导致危机的爆发。当政府实施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财政政策，本国货币的供应量会因此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上升，即本币贬值，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售本币，持有外币，保证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会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外汇储备会随着赤字的货币化的加深不断减少，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而事实上，市场上的投机者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理性的投机冲击，不管外汇储备有多少，都会将其消耗殆尽。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模型中市场上完全预见信贷过程的特征，将随机因素引入，认为投机攻击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着重突出一国商品在汇率崩溃前出现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对蠕动盯住汇率体制的研究，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一起构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理性攻击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机。针对危机发生的基本面恶化的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一致，维护加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保证基本经济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在第二代模型中，Obstfeld等人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放入模型中，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主体，会权衡利弊得失，既会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他们提出了自促成的概念，即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央行之间会存在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行为的现象。如果公众对于央行维持汇率的目标的能力失去信心，或存在预期上的偏差，中央银行相应认为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这个模型虽然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但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同期的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的发生不一定建立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恶化的经济基本面，危机也可能发生。在投机者的恶意攻击下，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在“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危机的发生。
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不相同的地方是，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促成了中央银行的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政府政策上的不一致，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年的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年的比索危机。对于政策指导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先天不足”需要辅以相应的资本管制政策。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第一、二代模型的缺陷，理论界开始寻找新的模型解释新的货币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导致信用扩张造成，由此，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等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中借贷者的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方式损失的风险。Krugman的模型中主要指金融中介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金融中介有免费的担保而且监管不严时，这时经纪人会比较冒进，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国内的金融机构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的过度会促成利率的上升。国内的金融机构转而向国际市场融资，政府在其中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做免费的担保，就会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如果国外的债权人停止为国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政府为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中的资金空缺，由此在投资者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通过回顾货币危机中韩国等的表现，Burnside等认为政府为金融部门提供大量的贷款担保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亲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银行、企业等借贷部门与政府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得相互之间存在担保关系，道德风险加大。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金融恐慌危机模型又称为“D-D”模型，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变得具有流动性。该模型认为在这一特性下，存款大量存放银行时，银行的贷款能够支持长期经济投资，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然而一旦发生经济恐慌，大量的存款人提现，银行面临挤兑风险，
银行的资金流动性不足，只能停止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项目贷款，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银行也失去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导致所有人都受到较大的损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恐慌”。这种情况之下，企业也会陷入资金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发生挤兑现象，货币危机爆发。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在用前两个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使Krugman意识到传递、传染的重要性，因此他加入了另外两个因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方面，他与Aghion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与外币的风险头寸是同向关系，在“资产负债表效应”下，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加大。他们认为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时要求足额的担保。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因此，当一个国家国内的企业持有大量外债时，国外的债权人不会乐观地看待该国的经济，减少对该国的贷款，由此导致本国的货币贬值，国内企业的财富下降，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渐萧条。整个过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虽然这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提出了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考量，但是关于企业的外债累积的程度，还有对危机的影响程度，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在个体根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相近或相似的行为时，羊群行为就会产生。一般认为，羊群行为主要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获取对方的投资信息时，模仿他人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智的行为。Krugman（1998）分析金融市场上发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委托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跨国投资的资金一般交由人代为管理的，在资金涌入某个新型市场化得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差价获益时，即使人认为这样的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获益时，自己因为担心风险没有跟进，会被指责无能；相反，若是亏损，损失可以所有的投资者一起承担。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在他看来，货币危机一种原因是一个国家本币的实际贬值，或者是经常帐户的出现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介绍了金融过度的概念。金融过度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无障碍，金融机构会成为风险偏好者，将资金大量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诱发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许多人将金融过度作为金融深化的表现，反对过度的金融监管，由此导致政府对于金融危机的插手太晚，危机发展深化。（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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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文献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传导的理论根源
1.金融危机传导的最早研究。最早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的《狂热、恐慌、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回顾》一书，是西方国家第一部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学术论著，也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上，该书从分析1636―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热”开始，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市暴跌、1990年11月日本股市的暴跌等，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经济繁荣时期，投资、信贷迅速扩张，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人们被繁荣的景象所陶醉，这种繁荣的陶醉感会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传播，经济泡沫愈加膨胀，最后以危机的爆发而强制解决。
2.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根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在增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关于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研究，Stehle(1977)的固定收益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国际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表明证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很高。后Errunza 和Losq(1985)的中度市场分割理论 、Bekaert 和Harvey(1995)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证券市场的关联性。Baig 和Goldfajn（1999）也认为股票市场是相关的，即一个市场的变动会引起另一个市场的变动。从众心理、羊群行为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助动力。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表明，从众心理、羊群行为也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根源。金融主体的从众心理是金融主体无法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时，便依赖于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行决策。
二、关于金融脆弱性理论
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探讨，海曼明斯基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在他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中提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贷款者，有不断经受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冲击的内在特性，金融中介的困境会传递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明斯基从企业角度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抵补性借款企业。此类企业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种是投机性借款企业。该类企业收支基本相当。第三种是“蓬齐”借款企业。“蓬齐”借款企业风险最大。另外，明斯基认为，形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代际遗忘，即当前金融业的繁荣使人们忘记了上一次的金融灾难，本性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持续下去，于是又了重演了历史悲剧。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认为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了许多不谨慎的贷款抉择，因为他们为了赢得顾客和市场。
三、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货币危机爆发频率的提高和危害程度的强化，激励着学者们对货币危机认识的深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已发展出三代完整的货币危机模型，包括：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由克鲁格曼（1979）提出，他认为，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对固定汇率制的冲击，从而造成本币贬值，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不得不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本币，但外汇储备耗尽时，固定汇率制崩溃，货币危机发生。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由奥伯斯特费尔德（1994）提出，与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不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预期在货币危机中所起的作用。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免费担保，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从而引起投资过渡、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总之，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其原因归纳起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投资者的预期及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存在。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主要观点
李小牧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理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就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包括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即接触性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刘立峰（2000）研究了宏观金融风险的传导。认为风险形成以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向外扩散、传播，形成新的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反过来影响经济、投资、贸易和金融过程，影响制度的变革与政策的修订。不同的宏观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都会有其风险的传导机制与过程，但通常情况下，宏观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形成及发展的原因是综合的，传导机制也是复杂的。
石俊志在他的《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2001）中分析了推动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主要因素：一是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动力；二是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机理；三是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现实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之间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媒介；四是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递和扩散的纽带；五是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为金融危机的传递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姚国庆在分析经济虚拟化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传导时认为，将金融危机的传导分为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染机制。金融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内部传导。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称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机制。形成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金融联系、实际联系和政治联系。因此，危机倾向于集体出现，一国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另一国的危机。
从上述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是非常广泛的，从内容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包括金融危机传导的具体内容、金融危机传导与扩散的形式、金融危机传导的原因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其研究结论仅适用于某次金融危机，如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仅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金融危机，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则适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即这些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时滞性、特殊性。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因此，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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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4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11月6日宣布：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如何充分运用并使其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外汇储备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探讨我国兑现加入WTO承诺后，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风险、保护金融安全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金融安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逐步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安全与稳定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可以使一国经济陷入停滞、负增长甚至倒退。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金融安全维护愈发困难，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甚至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们由此产生了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恐惧进而去防范它，对金融安全与稳定则由衷地企盼并竭力维护。金融风险的产生或存在构成了对金融安全的威胁，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化解金融风险就是巩固金融安全。
2.金融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影响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当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由于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恐慌性抛售和私人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了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为了阻止汇率下跌，中央银行往往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而为摆脱金融危机，危机国家则通过增加外债来救急。这样，会使本来就已经债务累累的危机国家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恶化其债务状况。
二、我国的外汇储备
上面已经提到当一国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中央银行往往会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以阻止本国汇率下跌，防止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外汇储备到底能发挥哪些作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外汇储备的涵义
外汇储备属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储备资产项目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主要由国际收支顺差形成，是弥补国际经济交往中自主易不平衡的主要手段。
外汇储备既可以是外币现金或相当于现钞的支付凭证，也可以表现为以外币计值的短期金融资产，具有灵活性、方便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可直接用于各种经济交易和国际支付，并可根据本国需要进行区域调拨和币种转换，必要时可用作外汇市场的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特殊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银行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管理职能，其外汇结存也计入国家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就由国家外汇库存和中国银行外汇库存两部分构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发展，政府不再无条件地使用其所持有外汇，而划入国际清偿能力的范畴。自1993年起，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不再计入我国外汇储备的范围，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只包括国家外汇结存。
2006年1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是继2006年2月，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后，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
三、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优化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能够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延伸，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这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通过经济链条蔓延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时外汇储备在规避国家的金融风险及危机，保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方面就扮演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角色。
（一）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潜在风险中的作用
1.金融市场开放下面临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通常，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其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存在弊端，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机制不十分健全，可能存在大量经济泡沫，此时如果该国大规模举借外债，其货币就会面临投机性资本冲击的强大压力，若本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就会抵挡不过投机资本的力量。当一国经济发展呈现疲弱的态势时，投机资本就会抓住该国金融体系机制上的缺陷，利用其可兑换的固定汇率下被高估的弱势货币进行投机性打击，牟取暴利，这种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往往会诱发并加速一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正是如此，不管是拉美的债务危机还是墨西哥、亚洲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最终都表现为：缺乏足够的外汇或外汇储备保持本币汇率稳定，对外债务支付困难和要求延期。但是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有与强大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实力，足以让恶意投机止步。我国所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就可以给投机资本以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对中国进行恶意或蓄谋的投机，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事实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了企业境外筹集资金成本，能够使国际金融市场感受到中国的力量和重要。并且能够使得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所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增强了外界对我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信心。
2.金融市场开放使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被削弱，发展中国家有丧失经济的风险。金融市场开放下，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资产的可替代性，国家金融当局对市场货币总量和货币实际供应量难以进行准确的估计和判断，一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大大降低。随着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和外资的不断流入，货币当局干预市场的能力以及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降低，中央银行的监管难以真正实现其监管目标和发挥作用，变得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全球金融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为其所操纵和控制。这些垄断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使本国经济处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垄断资本摆布之中。然而强大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尤其是利率的稳定，使我国真正有能力实现浮动汇率。通过市场机制保持汇率稳定，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长期较量中获胜，保护国家的经济，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二）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风险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商品市场渠道；二是金融市场渠道。
1.商品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是指一国货币危机的发生通过商品市场的传播时，另一个国家实际的宏观经济变量发生改变，从而在另一个国家诱发和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货币危机在商品市场上的传播，是通过两国间直接或是由第三国产生的间接联系完成。假设A国经济稳定、低通货膨胀、汇率水平适当、无国际收支逆差，B国遭受了一次货币冲击，将引起外汇市场对A国的投机性冲击，表现为：
（1）造成A国出现贸易赤字及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冲击导致B国货币汇率下降，货币贬值，而B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降，竞争力增强，若B国与A国对C国出口类似产品，C国会增加B国进口商品数量，导致A国出口数量减少，甚至完全从B国进口；另外，B国商品降价会导致A国商品降价。这样B国的货币危机就通过A国商品出口减少、价格下降及进口增加引发A国的贸易赤字，从而减少A国外汇储备。当其外汇储备下降到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上该国的汇率水平时，就容易诱发对A国货币的投机冲击，导致A国的货币危机。
（2）产生多余的货币供给。B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使得A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迫使A国国内类似商品下降，最终整体物价水平下降，从而导致A国国内的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中就产生了多余的货币供给。而其只能由中央银行向居民出售外国资产收回本币才得以消除，这样外汇储备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到难以维持本币汇率时，就容易诱发本币货币危机。
由此可见，一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时，对于稳定本币汇率，避免本币受到投机冲击，阻止货币危机在本国的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金融市场是货币危机在国际间传播最迅速、最重要的渠道。如果大量的A国投资者及居民提取本币将其兑换成外币，那么会造成银行大面积的支付危机，而在A国银行体系拥有大量资产的国际投资者就会面临流动性困难，并因此转向B国的金融市场上提取资金，当这种提款较为集中的发生在B国时，就有可能引发B国的货币危机。但是如果A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国际投资者的流动性困难，也就减少了引发B国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一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不仅可以避免本国遭到货币冲击，也是对与本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对于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和金融信誉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过多的外汇储备也蕴藏着风险
虽然外汇储备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要坚持适度原则，过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也蕴藏着风险。
（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
一般认为，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进口规模和外债的规模，其次是汇率制度及汇率的稳定状况，再次是其他目的的外汇储备需要。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外汇储备一般应相当于一个季度的进口额。以2005年为例，我国每季度进口额大约1500亿美元，加上外债流出、外商投资回报以及其他需要，外汇储备规模应约为2500亿－3000亿美元；而统计显示，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已达8189亿美元，高出合理需要1倍以上。
（二）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所造成的影响及蕴藏的风险
我国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外汇储备过多隐含着巨大风险。外汇储备不是多多益善，必须规模适度，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与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过，外汇储备超过合理需求、高速增长，也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负面影响（萧灼基）。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不等于中国经济就高枕无忧，高额外汇储备累积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增加了配置这些资金的难度，还增加了中央银行和国家外汇管局管理国内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管理难度。
1.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一国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对本币的需求，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就会造成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从而本币升值产生巨大压力。另外，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又会形成巨大的货币供给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当前，面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如果要既不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压力，也不对国内的价格水平产生压力，央行就必须通过发行中央票据采取对冲，由此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都将造成很大压力。
2不利于提高我国总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高额外汇储备，意味着相对应的国民储蓄从国民经济运行中沉淀，没有参与国民经济的运作；另外，我国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巨额资金缺口问题，如“三农”资金问题，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紧张问题等。因此，对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来说，此时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外国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看是一种浪费。
3.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外汇资金的闲置和积压。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牺牲了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向外国提供低息融资，充当别人的现金流。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所有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梅新育）。
4.可能面临美元贬值风险。我国外汇储备目前以美元为主。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不顾他国利益，不断地交替采取美元升值、贬值的政策，以解决其经济的矛盾与问题。如果我国长期持有高额美元储备，遇到美元严重贬值，可能的损失不能轻视。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外汇市场压力；货币危机；货币政策；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72―04
一、引言
对于外汇市场压力的定义最早是由Girton＆Roper(1977)提出的，他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将外汇市场压力定义为必须通过改变汇率或者外汇储备规模来消除国内货币市场失衡的程度。Weymarkf(1995)对Girton＆Roper(1977)的外汇市场压力定义提出了修正意见，他认为Girton＆Roper(1977)的定义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该定义过于依赖特定的货币模型，不适用于其它模型，因而也就不能适用于所有模型的统一外汇市场压力的定义等。因此，Weymark(1998)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一般性定义，他认为外汇市场压力就是指在现行汇率政策形成的既定预期下。国际金融市场对一国货币的超额需求(包括正或负的超额需求)。
自从Girton＆Roper(1977)开创性地提出外汇市场压力的定义后，人们对于外汇市场压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别是：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危机的识别与测度；外汇市场压力与汇率制度等。
二、外汇市场压力测度的研究
人们如果要试图对外汇市场压力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和科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要能够对外汇市场压力进行准确和可靠的测度。对此，Connolly&Silveira(1979)运用Girton&Roper(1977)的模型建立了经验研究方程，并对巴西1955-1975年的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相关方面的检验；blodeste(1981)运用相同的模型对阿根廷20世纪70年代的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检验；Sargen(1985)基于Girton＆Roper(1977)的模型研究了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间外汇市场压力的问题；Kim(1985)基于韩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小国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推导出了反映韩国外汇市场压力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测度韩国外汇市场压力的经验研究方程；Eichengreen，Rose＆Wyplosz(1996)运用汇率变化量、官方储备变化量以及利率差分变量作为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主要构成部分，对外汇市场压力进行了测度，但是他们采取的这个测度方法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显得过于武断，缺乏合理的判断标准；Weymark(1997)基于理性预期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和可观测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测度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指数，同时运用该指数检验了加拿大在1975-1990年期间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双边和多边干预行为；Spolander(1999)基于Weymark(1995)的模型方法估计了芬兰在1992-1996年期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其外汇市场压力与中央银行的干预行为；Pentecost，Hooy―donk&Poeckf2001)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方法，并运用该方法估计了1980-1994年期间欧共体汇率机制中五个成员国的货币与德国马克之间的外汇市场压力，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压力可以由货币增长的差分变量、长期利率差分的变化量、汇率的实际贬值量、预算约束以及欧共体汇率机制中五个成员国的经常账户来加以解释；Stavarek(2007)运用Spolander(1999)提出的模型方法估计欧洲四国(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在1993-2005年期间的外汇市场压力；Klaassen＆Jager(2008)认为传统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方法存在缺陷，即他们的测度方法并没有包含外汇市场压力定义所描述的那种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这一内涵。z所以，他们认为以前人们对于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与其定义是不一致的。基于此考虑，他们提出了与外汇市场压力定义相一致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新方法；Tatomir(2009)在Klaassen＆Jager(2008)提出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方法的基础上，并结合克罗地亚经济的特点。建立了测度克罗地亚外汇市场压力的经验研究方程。
三、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
因为外汇市场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反映一国货币市场失衡程度的一个指示器，所以，外汇市场压力与一同的货币政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Kenneally and Nhan (1986)利用Hodgson and Schneck(1981)的模型，根据加拿大、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相关数据，对货币变量和外汇市场压力之间关系的强度和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变量与外汇市场压力有着较为强烈和稳定的关系，同时，检验结果也说明了国内信贷政策的取向对于管理和减轻一国外汇市场压力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Burdekin＆Bur-kett(19901对Girton＆Roper(1977)提出的两国货币模型对描述加拿大外汇市场压力的表现进行了重新评价，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利率和通胀率的变化量并允许它们进行非约束性的动态变化。以此对Girton&Roper(1977)的模型估计进行了扩展。研究结果支持了国内信贷增长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负效应的假说；Tanner(2000)研究了巴西、智利、墨西哥和泰国等国的货币政策与外汇市场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国货币政策对其外汇市场压力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减轻外汇市场压力。为了应对外汇市场压力，他建议墨西哥和亚洲等国家应继续推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Gochoco―Bautista＆Bautista(2005)以菲律宾比索为例，研究了货币当局对于外汇市场压力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传统货币政策(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减轻菲律宾比索的外汇市场压力是否有效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紧缩国内信贷增长和提高利率的政策对于减轻外汇市场压力都是有效的。Ziramba＆Emmanuel(2007)基于Girton＆Roper(1977)的外汇市场压力货币模型，研究了1970-1993年期间南非在经历浮动汇率制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期货币模型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外汇市场压力模型要优于传统的货币模型。
四、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危机的识别与测度的研究
外汇市场压力反映了一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程度，而货币市场的失衡往往与货币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外汇市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货币危机的识别和测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Eiehengreen，Rose＆Wyplosz(1996)探讨了货币危机具有传染性特征的问题，并以外汇市场压力作为度量货币危机的指标，构建了测度货币危机具有传染性特征的经验研究方程，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后，如果世界其它地方爆发货币危机(不管这种危机的爆发是成功还是失败)，则会使一国国内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的概率提高大约八个百分点：Bubula＆Otker-Robe(2003)以1990-2001年期间发生的货币危机为研究对象，以外汇市场压力作为测度货币危机的指标，研究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容易爆发货币危机。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固定汇率制度比浮动汇率制度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要更高，中间汇率制度要比硬盯住汇率制度和其它浮动汇率制度更容易爆发货币危机：Gong、Lee＆Chen(2004)以外汇市场压力作为测度货币危机的变量，利用1990年1月-1998年12月期间亚洲金融市场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特征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危机在亚洲国家传导的主要渠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金融危机传递并不显著，觉醒呼唤效应(wake-up call effect)要比金融危机的其他传导渠道更显著，而贸易关系和债券等兑换效应的金融危机传导渠道仅存在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Chiu and willett(2005)运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测度货币危机的指标来检验一国汇率的“中间不稳定和两端(two comer)”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两端”假设，但是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中间不稳定”假设。Pontines and Siregar(2007)研究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对于选取不同货币锚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报告的投机性攻击事件发生的概率可知，其对货币锚的选取高度敏感。
五、外汇市场压力与汇率制度的研究
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压力由不同影响因素来体现。比如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压力完全由汇率的变化来体现；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市场压力就比较复杂，它不再完全由汇率变动来体现，而是由其它多种因素来体现，比如官方储备规模变动、利率变动以及官方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等。由于外汇市场遭受压力的可能性主要是随着政府对本国汇率形成机制的管制和干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来研究汇率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路径。Cavoli＆Raian(2005)基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等方法检验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汇率变动是否更富有弹性；Poeck、Vanneste&Veiner(2007)运用外汇市场压力理论检验了欧盟新成员国的经济基本面是否适合作为新成员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Ⅱ，他们对8个准新成员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基本面在解释这些国家外汇市场压力时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证实了“两端汇率制”的观点，他们认为参加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Ⅱ的准新成员国在其经济基本面没有足够强大并能够抵御其汇率制度脆弱性的前提下，它们是不适合加入汇率机制Ⅱ的；否则，其外汇市场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对于汇率制度的估计，传统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假定某种货币的汇率是盯住某个货币篮子并跟随其变动，那么此时我们只要估计该货币篮子的各构成货币的实际权重即可；另一种是假定某种货币的汇率是以美元或其它主要货币作为货币锚并围绕其变动，那么此时我们只要估计该货币汇率变动的弹性即可。但是，这两种估计汇率制度的方法都只反映了汇率制度的一个方面，其实际估计的效果并不理想。Frankel＆Wei(2008)综合上面的两种估计汇率制度的方法，并在估计方程中引入了外汇市场压力变量来研究汇率制度的划分。他们选取了二十多个国家的货币在1980-2007年时期的相关数据，运用他们提出的估计汇率制度的综合方法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该种估计汇率制度的方法，其估计效果要比传统的估计方法更好。Frankel(2009)运用Frankel＆Wei(2008)的方法估计了我国的汇率制度，结果发现到2007年年中为止，在被人民币汇率所盯住的货币篮子的构成货币中，美元的权重不断下降而欧元的权重持续上升，作者认为在这段时期人民币的升值主要是欧元对美元的升值而不是人民币相对于其所盯住的货币篮子的升值。
六、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外汇市场压力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危机的识别与测度以及外汇市场压力与汇率制度等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1、在研究外汇市场压力的测度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经验研究方程才有意义。同时，在测度外汇市场压力时，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外汇市场压力定义的内涵，能够考虑到外汇市场中出现极端状态时对建立测度外汇市场压力的经验研究方程的影响。
2、外汇市场压力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较为密切，货币政策的选择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外汇市场压力的变化也会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的反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通货膨胀预期下，外汇市场压力与我国资产价格波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6
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通过对金融风险传导机理的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得出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根源来自于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羊群效应（从众心理）则是金融危机和风险传导的助动力。学术界目前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发展出三代较为完整的模型：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程度、投资者的预期以及金融市场上存在的道德风险这三个方面解释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过程。
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传染机制，即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内部传导，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在外部传染过程中，国与国之间金融、实体、政治三方面的联系较为重要。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主要有季风效应传导机制、贸易溢出效应传导机制、金融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和净传染效应传导机制。季风效应在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中表现较为明显，是指由于共同冲击而产生的传导效应，比如由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及主要商品价格的变化等全球性的原因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危机或资本进出；贸易溢出效应是指危机在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的传导，其中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导致货币贬值，引起贸易国之间货币汇率变动，进而影响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还可能因有效汇率的上升引发投机冲击；金融溢出效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明显，是指有密切金融联系的市场间，由一国危机引起的非流动传染到另一国，使得金融中介在后一市场上出清资产；净传染效应包括经济净传染、政治净传染、文化净传染，净传染是一种非接触性的传导，两国经济联系薄弱使得这种传导无法从宏观基本面的基础变量进行解释，当危机在一国发生时，由于投资者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产生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当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和信心发生改变时，传染就发生了。
二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异同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与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不同的，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1亚洲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沿着汇率与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一体化的传导机制发生作用。东南亚各国出口产品机构、出口市场、贸易方式类似，也同样存在金融体系脆弱、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泰铢贬值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通过与货币汇率紧密相关的国际贸易引起金融危机的蔓延。90年代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东南亚国家，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的投资者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危机预期，在东南亚地区以外，危机也会通过国际投资体系自身传导。东南亚各国大力发展加工产业和发地产业，产业结构趋同化日益加剧，加之东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通过市场联动效应使得经济结构相同的国家很容易相互传染。
2美国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首先在美国内部传播，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再到资本市场，进而从金融市场蔓延到实体经济，随后便通过贸易渠道、金融传导渠道、心理传导渠道，由美国向全球传导。
第一，美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逆差，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民消费力急剧下降，导致与美国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出口额下降，经济受到冲击，中国、日本、欧盟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都受到影响。同时，美联储联系降息致使美元相对贬值，以美元标价的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更加重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价格相对提高，竞争力下降，也使这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是贸易渠道传导的路径。
第二，各国金融机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互相持有大量头寸，系统风险被扩大，美国拥有最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许多国家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参与到了风险扩散的链条中。随着次债市场的崩溃，美国国内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持有这些金融机构资产的跨国金融机构蒙受损失。亏损的金融机构出于调整资产负债表的需求或其他目的大幅收缩对另一国的贷款，将危机传导至下一个国家。同时美国为应对资本市场流动性不足而调整投资组合，撤回大部分海外投资资本，加剧了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而以美元为外汇储备的国家亦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遭受资产贬值的损失。
第三，外汇市场的交易中投机性资本占了绝大多数，信心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金融危机引发的心理恐慌可以迅速从发源国传播出去，导致人们盲目行动，使金融市场动荡无常，众所周知，“羊群效应”会进一步恶化金融危机，甚至一些经济情况原本良好的国家也会因为投资者信心丢失而陷入危机。
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中，传统贸易、直接投资等渠道是危机传导的主要途径，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市场迅速崛起，使得金融渠道和心理预期在传播过程中的更为突出。1997年我国资本市场不对外开放，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但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的外贸市场；现在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已超过三分之二，加入WTO之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在这场危机中，我国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导的分析，有助于我国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健康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避免外部冲击。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6春季逐步显现到2007年8月席卷美国，随后横扫全球，国际金融体系受到重创，金融市场市场信心大跌，不少人认为布什和奥巴马先后两任政府金融援助计划都缺乏实效性，难以达到复苏经济的预期目标，加之负财富效应可能造成的消费需求萎缩将进一步危害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演变和传导过程中，危机本身还可能会出现新的形势，这将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大波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再度爆发。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经过美国政府的救助，各主要发达国家也相继出手，全球各经济体积极应对这场金融风暴，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流动性增强，全球信心逐步恢复，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组织也在酝酿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制度，到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各项基本面开始扭转，虽然目前国际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言美国经济已经触底还为时尚早，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新一轮的同等强度的金融危机已不大可能。
四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到牙买加协定的签署，随着各国货币制度的自主选择，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进入了无体系时代。在这场极具影响力和破坏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国际金融监管与协调的缺失，巨额国际游资的无序流动以及美元本位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可维持性等等。本文主旨不在于讨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而追究各方责任，而在于通过分析危机的传导机制来反思这场危机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体制来抵抗危机的发生和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