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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1
关键词：社区精神病病人 管理与防治 社会问题
本文资料源自本中心近5年来本辖区中发现并管理的重症精神病人。现将管理与防治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3例管理对象为本辖区中发现并管理的重症精神病人患者，全部病例临床检查与观察均符合CCMD-2-R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1]。其中男55例，女28例，年龄26～55岁。
1.2 方法
1.2.1 药物治疗 根据病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及理化检查结果与饮食情况选用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因对病人的家庭情况及以前是否有过重大疾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等均不了解，在选用药物时尽量选用副作用小、发生过敏几率低的精神药物。从小剂量开始，如氯丙嗪从12.5mg开始，在病人无任何副作用的情况下再逐步加大治疗量。因药物剂量过小不能控制病人情绪时则加大安定或氯硝安定的日治疗量，以使病人处于镇静状态，达到减轻躁动情绪、避免意外发生的目的。
1.2.2 心理治疗 经药物治疗1～3个月后，当病人情绪基本稳定且能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时，与病人进行沟通。首先向其讲明治病的目的就是使其早日康复，重返社会，与家人团聚。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与医生配合，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在此基础上逐步询问病人的家庭情况，是否有工作单位以及病人的姓名、年龄、学历、住址和婚姻状况等。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最终达到病人要求治病、主动叙述自己的内心体验与要求，这就是心理治疗的目的所在。
1.2.3 工娱疗法 当病人阳性症状完全消失，情绪稳定，生活基本自理时，对病人进行工疗与娱疗训练。首先让病人学会整理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此后让其从学习简单的手工劳动到较复杂的劳动技能，如择菜、洗菜、切土豆丝等，与此同时根据病人爱好与特长让患者参加工娱疗活动，从听音乐到学习不同的乐器，以及学习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以提高病人的自信心，充分发挥病人的潜在能力。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后鼓励病人多参加集体活动，从中逐步掌握社交技巧，以便达到完全康复的目的。
2 结果
2.1 疗效评估 经过12～24个月的治疗管理，经我中心与病人住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及病人家属多次沟通、联系、观察，所有病人病情稳定，2年内无肇事肇祸，无关锁现象发生。
2.2 效益评估
2.2.1 社会效益 本资料中的83例病人在管理前表现有不同程度的冲动、毁物、影响交通、赤身露体、致人伤亡或残暴异性，给一方治安和人民群众的心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些病人纳入管理后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有效治疗，而且为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与建设祥和快乐、团结奋进的社区做出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贡献。
2.2.2 经济效益 本文中83例病人纳入管理，病情稳定，大大减少了住院治疗次数，减少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浪费。
3 讨论
本文资料显示与全国各地的有关报道相似，精神疾病患者给医疗单位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对政府交办的收容治疗任务理当坚决执行，可长期下去难以负重。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这些病人也难以完全由政府包干一切费用。像这样的精神病人日趋增多，已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社会、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精神病人造成的伤人事件已屡见不鲜，精神病患者对社会危害程度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精神病病人的社区管理与防治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探讨一条社区管理与治疗相结合的新途径。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2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 阴性症状; 阿立派唑; 舍曲林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01-45-02
Combination of Aripiprazole with Sertraline in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Predominantly Negative Symptoms
XING Xiujuan
Xuchang City Jianan Hospital,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aripiprazole combined with sertra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with predominantly negative symptoms. MethodsSixty cases of schizophrenia with predominantly negative symptom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to which aripiprazole plus sertraline was given and the control group to which aripiprazole alone was given,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course was 12 weeks.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side effects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scale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and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effect in the study group appeared 4 weeks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Schizophrenia; Negative symptoms; Aripiprazole; Sertraline
以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效果差,预后不良,是导致精神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与大脑额前叶多巴胺相对缺乏及5-羟色胺(5-HT)机制有关[1-3]。而阿立哌唑是惟一具有多巴胺平衡稳定作用的抗精神病药物[4],舍曲林是5-HT再摄取抑制剂,而且对多巴胺的摄取也有抑制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阿立哌唑合并舍曲林治疗以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精神分裂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60例患者均为我院2008年5月～2009年5月住院病人,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同时符合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Ⅱ型精神分裂症(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60分,阴性因子分≥30分。年龄20～55岁,病程4~17年。入院前体格检查正常,排除脑器质性疾病、严重躯体疾病、抑郁症、药物及酒精依赖者、精神分裂症后抑郁、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既往有类似药物过敏史者。60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阿立哌唑+舍曲林)和对照组(阿立哌唑)各30例。研究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18～62岁,平均年龄(43.4±11.7)岁,平均病程(10.6±6.4)年;对照组:男15例,女15例,年龄19～61岁,平均年龄(42.5±10.6)岁,平均病程(11.5±6.6)年。两组上述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用药方法 采用双盲试验法。所有患者入组时其亲属均接受了知情同意,了解研究内容,同意只接受一种方法治疗。将舍曲林和安稳剂(淀粉)分别装入外表相同的胶囊中分别给研究组和对照组。曾服用任何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患者于试验前给予2周的安慰剂清洗期,未曾服用过药物或间断服药2周以上者直接进入试验。研究组舍曲林(四川省百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50mg/粒)起始剂量50mg/d,一周内可酌情加到100mg/d,平均剂量(75.6±24.5)mg/d。两组均用阿立哌唑(商品名:博思清)起始剂量5mg/d,在7～10d内酌情加至(20～30)mg/d,平均剂量(25.4±5.2)mg/d。治疗期两组阿立哌唑剂量保持不变,均不合并其他抗精神病药物;但可酌情应用安坦、心得安、酚酞片及苯二氮 ■类。研究结束由药房揭盲。
1.2.2 评定方法 疗效评定用阴性症状量表(SANS),不良反应用不良反应量表(TESS),由2名经过量表培训的高年资住院医生分别在0、4、8、12周末各评定1次,一致性经验Kappa值0.88。疗效以张明园[5]主编的SANS结合四级临床疗效评定,以SANS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好转,
1.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验。P
2 结果
2.1 SANS比较
治疗前两组评分无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在第4、8、12周末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不良反应
研究组表现有震颤、恶心、头晕、静坐不能等,对照组为恶心、呕吐、失眠等,经TESS评分两组无差异(P>0.05)。两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经对症处理不影响治疗。两组治疗期间心电图、脑电图、肝、肾功能、血、尿常规检查均无明显异常。
3 讨论
一些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与抗抑郁药联用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疗效确切,但以往研究所采用的多为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6]。另外,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如氯氮平、利培酮等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已得到大家的公认,且有一些报道认为此类药物联合抗抑郁药可进一步提高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疗效,如蓝光心等[7]采用西酞普兰联合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效果比单用氯氮平好,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王新法等[8]用利培酮联合米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认为疗效较好、副作用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在治疗的第4周末即开始起效,而对照组从第8周末才起效,对照组比研究组起效晚。两组间在治疗的第4、8、12周末进行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提示研究组疗效比对照组更好,说明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虽然有效,但是用阿立哌唑合并舍曲林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比单用阿里哌唑起效更早、而且疗效更好,这可能与舍曲林及阿立哌唑各自独特的药理学特性有关。阿立哌唑是调节多巴胺的活性,而不是完全拮抗多巴胺,在多巴胺浓度过高的环境中拮抗D2受体而改善阳性症状,在多巴胺浓度过低的环境中激动D1受体[4]而改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阿立哌唑还部分激动5-HT 受体,而改善阴性症状和认知功能,同时还能通过拮抗5-HT2A受体而导致多巴胺脱抑制性释放,这些作用都认为可能对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有效。舍曲林不仅对5-HT的再摄取有抑制作用,并且是SSRI中惟一对多巴胺再摄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的药物。因此两药合用可以更大程度地改善大脑额前叶低下的多巴胺功能及通过调节大脑5-HT功能而对阴性症状起到更好的疗效。另外,两组TESS评分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研究组虽然是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其药物副反应并没有增加,而与对照组相当。这可能与这两种药物的副作用相对较小、两者联用时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少有关。
综上所述,阿立哌唑合并舍曲林治疗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不仅起效快、疗效好,而且副作用小、安全性高,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李飞,江开达,钱伊萍,等. 精神分裂症患者核心家系的5-羟色胺2A受体基因的传递/不平衡检验分析[J]. 中华精神科杂志,2001,34(4):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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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rdan S,Koprivica V,Chen R,et al. The antipsychoticariprprazole is a potent,partial agonist at the human 5-HT1A receptor[J]. Eur J Pharmacol,2002,441:l37-140.
[4] 吴仁容,李兵华. 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J]. 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4,31(3):177-179.
[5] 张明园,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95-102.
[6] 孙群星,尤海峰,王秀丽,等. 文拉法辛合并氯丙嗪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临床研究[J]. 中华精神科杂志,2006,39(2):90-93.
[7] 蓝光心,李正春,李凌,等. 西酞普兰合并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临床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10):696-698.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3
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已进入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喜人。但如何进一步借鉴社区建设中的新思路、新做法和新经验，真正建设好和谐社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是社区建设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关键一环。本办参与“和谐社区”主题调研课题，目的就在于协助调研组及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并写出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参与调研内容
（一）社区的基本情况
（二）对近几年来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评估
（三）当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情况
（1）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体系
社区治安防范组织情况。社区有哪些治安防范组织，各类组织的人数、人员待遇、经费来源情况；
各类治安防范组织如何开展治安防范；
社区警务情况。
（2）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
创建平安社区的情况；
有效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的情况；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内容。
（3）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
吸毒人员管理教育情况；
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监视居住人员的管理安置情况；
对组织的防治、打击情况；
帮教组织设立情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情况；
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四）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
（五）目前社区治安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六）对今后加强城市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参与调研方式
在调研组的统一调度和计划安排下展开调研。总的要求，调查面要广；挖掘资料要深；掌握的数据、经验、主要问题要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新。
1、深入群众、街道了解情况；
2、召开有关基层机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4
工作制度
XXX街道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市委十届六次全会及区委相关会议的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快推进全民守法进程，经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成立了XXX街道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为使该办公室工作顺利开展，特制订本制度以供执行。
一、主要职责
（一）传达、贯彻和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
（二）制定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的阶段性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要点。
（三）贯彻普法规划，研究安排全街道普法工作，推动解决普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协调、指导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和法治文化公共服务等相关工作。
（五）安排部署法治创建工作，研究、落实推进各层次、各领域依法治理的方法和措施。
（六）推进法制新闻宣传工作，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社会宣传。
（七）安排部署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工作的阶段性或年终督导检查工作。
（八）通报普法教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工作评议考核情况。
（九）负责培养、总结和推广各社区和各部门在普法宣传、依法治理、法治创建中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
（十）其它需要办公室研究推进的事项。
二、工作程序
（一）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实行主任会议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主任会议由办公室主任召集，各位副主任参加，各社区、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各社区、各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社区、部各门。
（二）各社区、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办公室主任会议议定事项的进展情况，要及时反馈办公室。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5
摘 要：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如何在危机发生中构建安全社区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保卫社区的安全关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危机管理；社区功能；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倪斌，男，1986年6月8日出生，籍贯：浙江省乐清市，民族：汉，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207-01
近几十年，各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我国统计局年年都会公布我国因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危机管理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现代社会虽然越来越发达，但是却十分脆弱，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各种公共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国是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国家，幅员辽阔，本来就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重大突发性灾害频发。再加上我国目前实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这一政策，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实行“掠夺式开发”，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的无限索取、有限保护导致自然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促使了很多人为诱发自然灾害的发生。[1]
2003年的抗击非典给中国政府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近年来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显著提升。政府毫无疑问在危机事件的预警、救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然而公共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危害性、影响的传播性等特点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当今社会的风险因素及其带来的危机一定程度上又与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当密切相关。因此,当代国家应急管理机制通常由政府和各种社会主体共同构成,注重发挥社会团体、社区等力量的作用,最大可能调动社会资源，群防群治，共同应对危机，呈现出全政府、全社会的危机治理网络特征。这不仅是分权化带来的政府治理变革思潮的体现,也是克服可能存在的政府失灵、实现危机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社区在危机管理中是有着有巨大的潜力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化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必将在整个社会的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力量。[2]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只有千千万万个社区的安全才能形成整体社会的安全。因此，如何在危机发生中构建安全社区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保卫社区的安全关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基层社区组织不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政府就不可能对危机事件取得实现高效、成功的应急管理。作为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系统末梢的社区组织的健全发展及其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功能的发挥，直接扮演和扩展着城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角色，对城市整体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3]社区可以依靠行政组织网络延伸的力量，协助基层政权实施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又能利用自治的组织特性，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外有关危机管理理论的引介，不同区域类型的危机事件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研究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其中，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研究作为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以林毅夫、曹现强为代表的制度论者，认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缺陷。这也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及政府处理的不得力，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制度不健全。建立与完善危机管理体系或机制，应该借助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从完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设置、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等制度层面入手，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这种强调政府危机管理中制度建设的理论，是建立在以政府为危机管理核心力量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除政府以外其他因素对于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和效力的影响。政府危机管理制度是死的，而政府危机管理的对象却是千变万化的。如果单纯依靠死的制度来弥补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这种研究方法还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企业、群众甚至国际组织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类，以薛澜、王德迅等学者为代表的经验论者，重视经验尤其是国外成功经验的作用。通过介绍美国、日本等危机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有关危机管理方面富有成效的制度建设，为我国危机管理和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借鉴。以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起到非常总要的作用,采取这种方法可以尽快缩短我国政府与国外政府在危机管理能力方面的差距，使我国政府在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过程中少走弯路。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只能作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一种辅助方法。
第三类，以张成福为代表的全面整合论者，认为现代危机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解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项资源、模式和策略。张成福在《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提出全面整合的政府危机管理应该是在高层政治领导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程的危机管理，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弹各种危机，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董研.政府危机管理与社会参与研究, 2003。
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6
在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人口已经大部分集聚到城市，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一直没有停止。总之，治理好城市，就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这是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全球的智慧必须通过融合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016年12月5日至8日，第三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及2016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全球的城市治理 “思想结晶”和“实践经验”在广州汇聚，并展开碰撞。城市治理的“广州智慧”，再次绽放绚丽的光芒。
“广州智慧”并非广州独有、独享，它集聚了全球城市治理的不同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后发地区。它们也都殊途同归，所有经验的共同宗旨都在于提升城市居住、营商的环境。
目前，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实践已经启动，在全球城市治理水平亟须提升的大环境之下，无疑为全球提供了良好的“广州经验”。尤其在产业和互联网融合成为全球产业革命新趋势的时代，广州城市治理和产业发展不断实现有机、和谐的统一，这种经验更值得分享。 “创新之城”第三届广州奖颁奖典礼。郭嘉亮/摄
城市治理体现对人的关怀
第三届“广州奖”的评选，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简称“城地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与同期举行的2016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广州国际创新节一并简称“一奖一会一节”，主题为“汇智广州・智惠全球”，主会场设在广州图书馆。
整场本届大会活动，除了上述“一奖”“一会”“一节”，还包括“一个主题论坛”（城市治理创新论坛：从理念到行动）、“六个分论坛”（2016穗港澳台科技创新论坛暨项目对接会、广州国际工程师论坛――工匠精神与创新、新发展理念与城市创新论坛、历史文化名城的更新与改造国际论坛、城市发展战略创新――枢纽型网络城市论坛、“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以及“一个展览”（企业创新展与城市创新展），共六大板块，60多场活动。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第三届广州奖评选无疑是重头戏。12月7日晚广州奖揭晓：韩国松坡区太阳能共享发电厂、埃及卡柳比亚综合社区固体垃圾管理，美国波士顿青年参与预算、丹麦哥本哈根气候适应社区、玻利维亚拉巴斯斑马市民文化项目，获得本届“广州奖”殊荣。
“广州奖”获奖项目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通过新技术、新方案的运用，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二是体现了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以及对人的关怀；第三，多数项目都由一群富有责任感，并且锐意创新的年轻人来推动和实施。
其中，韩国首尔市松坡区的太阳能共享发电厂项目，创新了资源在城市中的再分配模式。该项目中，松坡区当地居民参与建设太阳能共享发电厂，而资金来自于财政预算、居民捐款和市场投资。居民不仅是能源用户，也是能源合作生产者。项目部分利润会分配给老人、残疾人、贫穷人群等无法获取能源的人。
埃及卡柳比亚地区的社区综合固体废物管理项目，既改善了城市环境，也改善了拾荒者人群的生活质量。和所有的后发国家城市一样，卡柳比亚城区的快速扩张带来了与日剧增的固体垃圾，该市与当地拾荒者合作，支持其职业化，以提高垃圾回收处理效率。一是鼓励拾荒者建立公司，进行垃圾收集和分类，并在综合回收资源中心将废物转换成燃料出售；二是建立专门部门，处理拾荒者人群因接触工业废料发生的职业伤害。
丹麦哥本哈根市的气候适应性社区，旨在增强社区的气候适应性，通过改善城市地表环境、加强生物多样性等手段，防止城区在暴雨天气积水，改善了城市超过2万居民的生活。
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斑马市民文化项目，则通过城市边缘人群的带薪“志愿活动”，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秩序，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率。
此外，美国波士顿市青年参与预算项目，通过提高青年人在当地财政预算等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培养他们参与城市管理的习惯。尤其是，项目覆盖了青少年、无家可归的青年和拘留中心的帮派青年，有助于他们的人生进步。
“中国经验”和“全球经验”的碰撞
5个入选项目，只是众多城市治理智慧的一小部分。本届“广州奖”共吸引了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171个城市的301个有效项目参评。在与会者看来，“广州奖”的本质，是一场传播全球城市创新经验的课堂，举办以来，参与城市迅速扩展到五大洲，这一奖项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
“广州奖”评审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表示，本届“广州奖”参选城市项目为历届之最，项目质量相当高；5个获奖城市只是这些优秀者中的代表，参选的城市目都是创新的典范。
俞可平说，无论是来自非洲的埃及，还是来自北欧的丹麦，这301个参选项目都是全球城市创新智慧的精华，这些新模式、新经验将录入广州奖数据库，为城市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评委会专家、原欧洲议会成员舒勒赫兹女士也表示，广州奖不仅是一项奖励，更重要是以此为平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全球城市协同创新，共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实际上，在活动期间，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对中国的城市治理水平的赞赏，同时也表达了全球城市之间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必要。印度行政学院城市治理环境及能源中心主任维德拉・斯里尼瓦・查理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治理水平，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印度，无论是宜居性还是营商环境方面都是如此。
维德拉认为，“中国城市向印度城市学什么”这种问题不太好回答，但印度也有一些经验可以与全球的同行分享。他特别提到，在印度也有智慧城市的说法，但智慧城市需要背后有非常发达的技术来支撑，这是一个挑战。与此同时，印度的城市建设还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的包容性这一特点。他认为，像广州这样的城市或者说大部分中国的城市，其实在这些方面已经成为了全球城市的一个典范；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印度需要向中国城市学习。
与会者多半都持这样的观点：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治理水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对“中国经验”的赞赏并不出人预料。不容否认，中国城市治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城市的治理者强大有力，能够集中力量把事情办好，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较高；二是中国城市的基建水平相当高，比如轨道交通便捷程度、无线通讯的覆盖范围等。尤其在城市治理和管理不断实现信息化升级的今天，这些“基础条件”是中国城市不可忽略的优势。 “创新之城”第三届广州奖颁奖典礼现场的粤剧表演节目。 郭嘉亮/摄
共生开放的“广州经验”
全球不同城市，因为国情的不同，其管理层进行城市治理的目标会有不同，也会有所侧重。但有一个“终极目标”则是共同的，即通过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营造良好的宜居和宜业环境，既让市民生活舒适，也不断吸引资本、创业者进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最终打造城市的长期竞争力。
比如，在“广州奖”评选中，广州“如约巴士”项目也入选30个专家推荐城市项目，这个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市民的“宜居”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如约巴士”的专业名称叫“网络集合班车”（NASB），俗称“定制公交”。它的核心是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客源的预估和组织，从而提高公交系统的效率和市民的出行体验。比如，在一些市民出行密集，但固定公交线路并未开通的地点，通过APP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对巴士进行灵活的调配。与会专家和评委认为，“如约巴士”提高了公交系统的运行效率，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公共服务信息化的一个典型样本。
如果放在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这一宏大背景之下，如约巴士只是城市治理众多的“微创新”之一。但这个“微创新”却凸显了全球城市治理大变革的一个苗头，这个苗头又谙合了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新运用。 志愿者现场演示给机器人下指令。 郭嘉亮/摄
在很多国家，物联网作为一个大热门，已经在公共交通管理中“小试牛刀”。以广州的如约巴士为例，它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与人、人与公共交通工具之间的互联，是物联网的一种“简化模式”。这种人、物之间的互联，最终提升了交通工具的配置效率和人们的出行效率，也将双方（公交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的成本最小化。
未来，物联网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世界，一是它将运用到公共管理特别是城市治理领域，提升全球的城市治理水平和降低治理成本；二是它将和产业互联网趋于融合，从而推动产业界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
当前，全球产业界正经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这一变革的主体是互联网将从消费互联网时代向产业互联网时代推进。在消费互联网时代，a品直接面对消费者，链条其实很短。但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产业的长链将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整合，从而提高产业的运行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广州位于“世界工厂”珠三角的枢纽位置，又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无论是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还是在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于城市治理的运用上，都必然抢占先机，积累可以分享给全球城市的“广州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