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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1
关键词：江南产业集中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
一、引言
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安徽皖江城市带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了一场规模化的以承接产业转移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在皖江沿岸规划建设地区高水平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动沿江城市跨江联动发展。由于开发区建设需要大量征地而导致了梅龙及集中区周边村落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如何在保证集中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同步配套出一系列适合当地的征地补偿政策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具体分析江南产业集中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现状以及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二、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现状
伴随着集中区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当地村落的拆迁转移安置工作正逐步推进，部分回迁安置小区陆续建成。截止到2014年，迎宾花园回迁安置小区基本已实现100%入住率。据悉，2014年7月中旬，500余户回迁农民已经领到了观港花园安置房的钥匙，部分回迁居民也开始着手装潢，观港花园区内基础设施正逐渐完善。2014年6月25日至30日，集中区相关部门组织安排589户拆迁户进行了选房工作，并于7月17日正式组织回迁安置，其中观港安置小区589户拆迁户中已经有510户办理了回迁结算手续，只有剩余的几十户因涉及到门面房还房问题，正待门面房正式交付以后回迁。
三、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征地补偿标准不够高，补偿标准前后不统一
以下是2015年5月政府批复的对梅龙镇先进村、梅龙村、新湖社区、郭港社区等四个村子的征地补偿标准：
表1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资料来源：江南产业集中区官网
从表1政府对四个村子的征地补偿标准来看，征地补偿标准分为39600元/亩和41280元/亩两个档次，以梅龙村为例，每家每户常驻人口大约为3-6人，每户人均土地亩数在1-2之间，那么梅龙村人均补偿水平就在40000-80000元左右。由于大多数失地农民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再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低，缺乏对补偿资金合理利用的计划，大多数失地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坐吃山空，最终陷入贫困。这种“一次性买断”的征地补偿标准加大了农民的生活负担，一次性到位的补偿资金根本无法保障这些失地农民后续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缓和财政资金压力，拆迁转移安置工作是分批、分阶段进行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先拆先吃亏，后拆受益高”的情况，也就是说后拆的补偿标准要高于先拆的，这就使得先拆迁的农民对此极为不满。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内容单一，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不充分
据资料分析，池州市贵池区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文件中涉及的主要两项内容是“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按照“群众自愿、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利益引导”的原则，既被征地农民自愿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加上政府配套的等额资金共同进行参保。
在当地“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的，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农民都参保了，而“失地农民补充养老保险”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类似于商业保险性质，所以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失地农民医疗方面的保障主要还是以以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而大多数转移农民还没有真正被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范畴，形成了一种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中间的社会角色。其余保障措施，比如“就业培训”、“城乡低保”、“失业生活补助”等方面，政府落实力度也不到位，一些保障制度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有效的保障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利益。
3.当地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民自身素质不高，转移难度大
课题组于2015年8月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观港和迎宾两个转移安置小区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打印问卷调查表400份，回收问卷374份，其中废卷15份，即有效问卷为359份，问卷回收率为95.99%。以下仅提供问卷中安置小区居民文化程度柱状图及数据分析：
图2 被调查农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根据图2所示，在样本区内被调查的有效的359户居民中，其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占13.92%，共50人，小学学历占27.85%，共100人，初中学历占30.38%，共109人，高中学历占22.78%，共82人，大专学历占3.8%，14人，本科及以上占1.27%，共46人，从中可以看出住户居民文化水平在小学、初中、学历偏多，整体文化水平不高。
4.拆迁转移组织形式落后以及政府、园区企业与农民之间信息不对称
江南产业集中区现行的拆迁安置措施主要是农民先征地拆房留出土地给政府建设规划，然后政府给出失地农民一部分租房费，让他们暂时先去外面租房住或投靠亲友，等过了18个月的交房等待期，他们再搬进新建的回迁安置小区。然而据回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反映，他们实际的交房期要远长于18个月，并且小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还尚未完善。这样的拆迁安置措施，使得很大一部分当地失地农民去投靠外地亲戚，寻找就业机会，只有很少一部分会选择去园区已入驻企业就业。据集中区已入园企业管理者反映，他们企业现在的劳动力存在短缺情况，并且企业目前的就业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外地，当地的失地农民很少一部分在他们企业就业。另外，当地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可能过于形式，实际效果并不佳，并且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使得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农民找不到工作，间接导致了大部分失地农民选择外出就业。
四、建议与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和结论，为了提高当地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转移意愿，有效保障失地农民在征地拆迁转移安置前后的合法权益，从而推动集中区的经济建设与后期发展，使得后续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能高效、有序、顺利的开展，我们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适当提高当地征地补偿标准，规范征地补偿措施与行为
至于征地补偿合理性，早先戴中亮（2004）就指出要从加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调整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方式等方面重构我国失地农民的补偿模式[1]。毋庸置疑原先的那种仅以土地价值为征地补偿标准已不能完全保障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征地补偿制度必须要去成革新，形成一种独具集中区特色的创新性征地补偿制度，另外土地的增值部分以及土地未来可能升值这部分所产生的利益也应该在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中体现出来，所以集中区适当提高当地征地补偿标准，规范征地补偿措施与行为，有效的提高当地失地农民拆迁转移安置的意愿。同时政府执行人员也要确保征地补偿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避免再次出现“先拆先吃亏，后拆受益高”前后补偿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知道，以前，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来源的可持续性一般是终生的，然而现在，政府通过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征收其土地并发放征地补偿款，如果补偿不够合理就会挫伤失地农民拆迁转移的积极性，也会对集中区后续的拆迁转移工作产生阻碍，严重的还会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
2.建立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内容，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内容是集中区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安置的重要保障，我们知道，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失去了象征其身份的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直赖以生计的经济保障。从全国各地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看，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再者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技能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弱势使其在失去土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很快的融入城市生活，农民们幸福感大大降低，而失地农民们仅靠着一次性到账的征地补偿款根本无法保障其后续的生活需求，征地补偿款一旦耗尽，农民们没有技能，没有工作，无法保证其正常的生活需求，必将严重威胁到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理论上说，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该至少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等较为完整的保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也才有可能真正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迈进[2]。当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应要考虑到现实的国情以及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地政府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更为全面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例如直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失地农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对于已经失去土地且无一技之长的他们很难快速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3]。当然一系列就业保障政策的出台也会加大农民们的转移意愿，使后续的转移安置工作能更有效的完成。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失地农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积极制定实施失地农民的保护性就业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去自谋职业，创新创业，大规模极力发展失地农民就业再就业工程。政府一方面在鼓励农民再就业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在农民工创业就业的问题上给予实际的帮助，比如像从事个体经营，实行税费减免。拓宽就业渠道，营造就业空间；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业，支持失地农民开办企业，鼓励用地单位优先安排失地农民[4]。
4.规范农村劳动力转移次序，合理有序的转移以及增强农民与企事业间的信息透明度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次序是考虑到政府政策的实施是否有配套性、难易性以及政策成本收益等要素进行的转移安排[5]。首先政府要承担劳动力转移的组织者，合理规范劳动力转移的次序，合理有效的进行转移安置工作，其次政府还加强对当地失地农民的就业引导与就业培训，政府应当主动充当园区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桥梁。据悉，目前当地大部分失地农民都选择去外地就业，很少一部分选择在当地企业就业，与此同时园区入驻企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情况，这种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匹配，将会影响园区企业和集中区经济的后续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与失地农民自身的素质低和思想观念落后有关，更重要的由于是企业与失地农民之间就业信息传递的不对称、不及时。企业招工时对劳动力自身有一定的技能要求，政府安排的就业培训不到位、不充分，导致失地农民结构性失业无法缓解，不得不选择去外地就业。然而，失地农民选择去外地就业不仅会增加就业成本，也容易使他们自身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五、结语
失地农民生存现状问题一直是社会乃至国家关注的焦点，为了使失地农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会陷入最终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本文以江南产业集中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现状为研究个案，简单粗浅地分析了在现实案例中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其研究结果与相关分析可以为江南产业集中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参考意见，有利于集中区制定更加合理的劳动力利用政策，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也可以为皖江城市带及其他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 戴中亮.我国失地农民补偿模式的重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6）：35-37
[2] 陈绍军.失地农民和社会保障：水平分析与模式重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183-185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2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097-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地方将农村人口转移到一个稳定的地区，并实施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目前我国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措施还不够完善，在实际治理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强对治理措施的改进，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概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目前各个国家政治方针都从原本的统治转向治理，通过“治理”解决人民的需求。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是指无需依靠国家政府的强制要求，而是上下互动的过程，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进步和发展的机制。在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中，首先要明确治理具有互动性的特征，其并非国家政府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强制管理，而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经过协调，互动等，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则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及相关单位和企业平等协调合作，从而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由于全球关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多种不同的见解，本文主要对以下几种理论进行了分析：①社区治理，即主要由当地政府、农村社区组织、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区内的大小事务，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模式。该种方式使农村社区内，各个主体相互促进发展。②自组织治理，该种治理模式主要是保证新型村农社区建设的有序性和活力。③社会资本治理，该种治理主要是促进新型农村社区资本存量增加，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模式。④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治理，即通过构建环境、经济、社会等指标体系，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我国政府对农村社区治理非常重视，主要是由于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差的问题，政府通过大量资金的投入，有效推动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存在严重的资金问题，且其还处在建设之中，各项事务都比较繁琐，需要所有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才能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需要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让居民有目标、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同时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要让社区居民真实感受到社区的进步和改善，居民才有信心和动力参与到建设中。为了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进步，其加强了科技的发展，各个政府部门通过开展多项技术培训，让社区居民提高种植、养殖技术。
但在目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居民收入不稳定、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农村居民青壮年基本都在外务工，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在外务工，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相对不稳定，且农村居民所能够选择的行业相对较少，其经济来源很容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但存在公共服务不完善的情况，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居民实际需要的服务，而且很多非政府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在发展期间，会出现资金不足问题，影响农村社区的发展。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及模式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主要是从2006年开始起步，国家政府根据农村发展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农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到2009年，我国进入农村社区治理发展阶段，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村社区居民和组织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推动了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到2013年，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趋向于成熟阶段，主要是由居民和社区组织根据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有规划地进行发展。目前常见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有：①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如我国深圳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城市规模的扩张也比较迅速，将城中村、城郊农村基本消除。在城市化扩张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加强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②村民自治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农村社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进行规划，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促进民主发展。③就地城镇化治理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进行城镇化治理模式，将农村划分为农村社区，按照城镇化标准进行建设，并通过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四、加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措施
（一）加强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
在如今的农村社区发展中，要注重农村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即居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完成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工作，使农村社区居民各个主体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另外，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主要起到引导作用，最好让社区居民自主完善社区的规划和建设，促进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能，不应随意将工作转移至其他部门。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需要全部居民参与到农村社区的治理中，因此需要通过对居民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居民的参与感，让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自身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利益关系，使居民更加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
（二）注重农村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农村社区发展中，居民最关注问题。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非常注重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农村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应当结合自身的特色实现经济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应当明确自身的主要发展产业，并加强对产业基地的建设，同时通过建设合作社，发展龙头企业等方式，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今人们非常注重生态产品，而很多农村都没有被工业影响，其产品基本都属于生态产品，农村社区要意识到生态产品在如今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发展特色经济的主要方式。旅游业也是农村社区特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农村自然环境恬静，没有收到城市和工业的影响，受到城市居民的喜爱。
（三）注重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个人收入越来越好，但集体意识却越来越淡薄，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因此需要让农村居民认识到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得到保障。要想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根据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有领导性强、规划性强等特征的领导班子，带动居民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其次还需要注重对社区闲置资产的利用，很多农村社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资产，其可以通过租赁、拍卖等方式，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另外通过对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也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旅游业。农村普遍存在素质能力不强的问题，传统的经营理念不适合农村社区的发展，应当注重经济创新，如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完善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目前非常注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由于农村社区资金较为紧张，在建设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时，需要把握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并可以结合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特点，对农村社区进行规划。首先要保证电力、网络、水质等基本服务的完善，针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要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使资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还需要加强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即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变社区公共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五）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
首先应提高政府对农村社区居民社会保障的支付比例，使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得以提高。如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彩票的形式募集资金。另外可以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运用机制。针对失去土地的居民，要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根据失地居民的实际情况，给予居民相应的补偿，并加强对居民的教育培训，让居民可以在其他的行业寻求发展道路。农村社区还需要加强对养老托残制度的建立，使老人、残疾等得到社会保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率成为我国提高经济的发展方式之一，但如何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进行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需要注重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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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3
关键词：社区治理；创新；服务型社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性加速，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集聚到了社区。社区不仅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深化改革的同时，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位，同样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冲突，要成功有效的化解各种复杂利益矛盾冲突， 我们必须以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构建服务型社区。
一、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着重强调的是政府的管理职能，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走向多元化以后，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显现。
1、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倾向明显
社区建设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相适应，把由"单位制"解体所剥离的社会职能与政府职能交由社区承接，逐步使"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得以实现。概括起来，社区建设在体制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基本形成了一种政府推动，街道主持，居委会操作，各方参与，社区共建的管理模式。然而社区建设实际上只是考虑将政府职能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而没有把它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利用和组织社区内全社会的力量来自行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居委会未能作为重要的社区组织来发展和利用，而被作为行政体制的附着物和街道办事处的再派出机构，承接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的名目繁多的行政工作以及各类评比考核工作。
2、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程度不高
由于社区居民可能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社会阶层，陌生的人文环境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参与社区的热情都会有所减弱。同时，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也缺乏相关制度的支撑。政治程序建设的滞后使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缺乏规制和引导，公民政治参与达不到应有的目的而降低了参与积极性。社区治理中的精英化决策也造成了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程度的不高。观念上的误区导致社区管理者没有真正把吸收公民参与决策看成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作为优化决策、民主行政的必由之路来对待，在他们眼里，公众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只能绝对接受和服从政府的行政决策而不能参与。
3、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程度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垄断的行政资源，向市场转移相对比较丰富，向社会转移则相对比较滞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导致社会资源不能很好地利用，民间组织总量不足、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普遍缺乏组织和独立运转的能力。在政府职能转移中，不少社会性的职能转移到了街道，而没有转移到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中去，有时候，出于对行政资源垄断的考虑以及"官本位"思想的束缚，使得一些非盈利性的社区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想参与社区治理却得不到政府的鼓励，有时候政府出于各方考虑甚至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设置一些障碍，这使得社区治理主体只是由单一的政府所主导，从而导致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程度不够高。
二、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社区的路径
服务型社区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理念构建的社区管理制度的总和，是以服务居民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社区治理、建设服务型社区，就是要改革过去强政府、弱社会范式的弊端，再借鉴弱政府、强社会范式中合理的价值内核，通过广泛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构建政府、居民、社会协同治理的新型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治理结构。
1、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服务是基础
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服务是社区工作的基础。社区是我国基层的社区治理单元，社区的治理工作应该就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社区提供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社区工作者首先应对自身的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转变治理思维。社区工作者应该是一个服务者的身份，并要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理理念，以人为本，以社区居民为本，不断通过改进自己的服务来满足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高要求。构建服务型社区，还要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增强社区服务意识。构建服务型社区的各项工作都要体现出为居民服务的意识，这是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定期组织思想意识以及业务方面的培训，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并依据理论进行服务实践，不断提高其服务居民的意识和能力。
2、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必须坚持创新
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可以从社区服务机制、社区服务产品、社区服务供给方式三方面进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对社区服务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社区变"管理"为"治理"，突出居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同时，需要变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治理模式为政府、居民、社会等其他组织协同治理模式，突出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服务角色。在社区服务产品创新方面，应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宽社区服务的领域，并依据公民的需求，为其提供新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在社区服务供给方式创新方面，变政府主导的单一供给主体为政府、社会等其他组织的多元供给主体，同时，鼓励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产业，并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创新的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
3、创新社区治理，构建服务型社区，重在多元参与
在服务型社区中，居民既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也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以居民的利益为核心，反映居民的意愿。由此，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广泛开辟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渠道，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便利。同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加强与社会非正式组织如NGO、NPO、等其他组织的合作，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变无限责任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引入激励机制，制定志愿者服务回报机制，吸引社会各界人才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参与到社区服务与治理中来。通过吸引居民、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服务型社区的建设，使社区治理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格局转变为由政府主导、居民、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多元参与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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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4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农村社区治理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强调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点突出生态文明理念，美丽中国观念逐渐深入每一位中国人心中。而农村社区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才是真正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内涵。
一、美丽中国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关系
美丽中国是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向全世界正式表明了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做好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同时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中国面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的情况下，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建设出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发展环境。美丽中国指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中充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必须从理念和发展模式上来推动乡村治理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协同治理、简约治理、为民服务的合作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这些理念为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启发。而农村社区治理并不是仅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生态保护方面，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牺牲农村经济发展机遇，而是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全面发展，以此来确保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真正有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二、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治理面临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乡镇工业也随之兴起，导致资源出现过度利用。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本身比较脆弱，资源相对比较紧缺，在这种形势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极低的资源利用率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土地过度利用使得农业用地急剧缩减，土质变差，农村用地出现了严重退化。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化逐渐转移向农村地区，农村用地被大量占用，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各种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另外，我国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严峻；而农业经济本身发展也会因为农药、化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自然环境污染。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处在低点，这也是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村民参与程度低。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能够发挥出自身的力量为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更加有意义的建议，同时还要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监督，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社区34农村•农业•农民2021.4BShehuizhili社会治理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来看，村民在参与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相对较低，这直接会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成效。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制度层面的缺失，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对于村民参与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利益表达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比较落后，直接影响了农村的参与；二是作为农村治理主体的农民，本身文化素质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其参与到农村治理中。（三）专业治理人才缺乏。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各专业领域专业人才发挥出带头作用，但农村社区相对比较复杂。近年来，我国大力鼓励毕业大学生参与到农村建设中，可新毕业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且很多大学生将农村工作作为日后发展跳板，并不能真正扎根农村来作出贡献。这就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撑。
三、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路径
（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农村社区治理来说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是其核心问题所在。首先，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符合市场需求发展的经济作物。充分发挥出资源优势以及农业技术优势，强化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科技投入，让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其次，农村各地全面推出特色农业经济产业，以当地特色农产品为主，推出农产品深加工、旅游农业、绿色餐饮等产业发展模式。最后，要彻底扭转农村传统模式下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向着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链方向发展。（二）健全法律法规。农村社区治理必须不断健全法律法规。首先，需要结合农村治理中凸显出的关键问题针对农村社区治理中所需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进行逐步完善。其次，要保障法律法规建设的有效性以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最后，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农村建设治理监管，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严格落实，对村民的环保行为进行积极引导，最大限度避免工业生产对农业用地以及农村水资源造成污染，彻底扭转传统农村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脏乱差现象，同时也要对工业化城镇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进行严格控制。另外，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农村发展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三）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农村生活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部门应该将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主导角色逐步转变为引导，通过不断强化农村日常管理工作来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并通过强化宣传来积极培育农民的参与主体意识；同时还要通过充分确保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以及表达权来进一步拓展村民的民主参与渠道。（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难留住人才的问题。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逐步强化农村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逐步强化高效培养，可以在各大高校设置相关专业，有针对性地为农村地区输送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二是针对农村地区加强实践性人才培养。在农村地区除设置村干部和基层管理人员选拔制度外，还应该进一步增设相关管理服务岗位，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政府部门也应该逐步加大财政方面补贴，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农村地区人才发展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发展机制，这样才能为农村吸引更多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逐步强化，以此来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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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宇琦,韩芳.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现状调查分析——以新疆克拉玛依小拐村为例[J].农业与技术,2021,41(02):145-150.
[3]傅李玲.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服务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198-199.
[4]丁红玲,张境芳.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价值逻辑与策略构建[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0,22(04):10-17.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5
关键词：自主治理；文明寝室；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9-0024-02
一、引言
加强高校文明寝室建设，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加宿舍学习氛围，培育和谐校园文化，陶冶情操，提升大学生精神文明风貌，改变大学生群体“效率低下，精神空虚”的宅在寝室的现状。关于文明寝室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寝室文化建设方面展开，王洪秋（2006）的《“文化构建式”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模式的构筑》、张瑞（2007）的《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可行性研究》、胡智丹（2008）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的思考》均属此类。袁蕾（2013）《人才培养视野下高校文明寝室建设的多维分析》对文明寝室建设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解析；赵杰艺在《普通高校文明寝室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一文中提出建设服务、管理、权益维护“三位一体”管理模式；朱强在《高校文明寝室建设指标量化体系研究》中明确了文明寝室的概念，从政治觉悟、制度规范、环境卫生、安全健康、专业思想、文化生活、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对文明寝室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唐玉燕等（2014）在《高校文明寝室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以下沙高教园区为例》建议从转变寝室建设主体和制度落实方式等方面推进寝室文明建设。
上述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研究思路还是局限于行政权力下校方主导的管理模式、量化考核、文化建设等。实证研究相对缺少，对文明寝室建设的师生满意度调查及可行性实践模式的探索不够深入和具体，没有在理论上从公共（行政）管理转向自主治理，没有在治理主体上阐述学生如何参与治理。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考核忽略了学生的满意度，无法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积极性。
二、高校文明寝室建设的调查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是浙江省首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综合性独立学院。学生生活区与教学区完全独立，称之为“宁波大学学生村”，隶属专门的高教社区居委会。采用全新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文明寝室建设推行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代表性。学院有学生近1万人，各年级学生人数均衡。在2015年发放调查问卷1900份，回收问卷1856份。其中12级占52.5%，13级占27.0%，14级占20.5%。现有班主任254人，辅导员26人，分管学生工作领导10人，有60名班主任、3名辅导员及5名分管领导参与了文明寝室建设工作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1.师生对文明寝室现状认同度形成明显反差。对当前的寝室文化建设、学风室风、卫生整洁、室友关系，80%以上的学生选择满意或比较满意，70%以上的班主任、辅导员、分管领导选择一般或不满意。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现状与省教育厅制定的《浙江省高校文明寝室建设标准（试行）》中所提出的目标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究其原因是上级行政部门与学生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行政部门权力运行不畅，其关于文明寝室建设的工作目标没有被大学生群体理解、接受，内化成自我目标并付诸实践。
2.学生对文明寝室建设参与意识薄弱。60%以上的同学希望学院或学生组织定期检查，62.84%的同学希望一个月检查一次。62.84%的同学明确反对将其纳入“作为能否毕业”的考核项，53.94%表示不会主动参加说明会或座谈会，67.05%的同学不希望学校召开文明寝室建设说明会或座谈会。学生群体是矛盾的，依赖检查却又疲于应付检查。矛盾的根源在于学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主体身份。
3.学生对文明寝室建设满意度较低。对宿舍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工作，35%的同学选择一般，27%的同学选择不太满意，11.5%的同学选择不清楚；对涉及学生公共利益的相关事项管理机构的处理方式方法，38%的同学选择一般，20%的同学选择不满意，7%的同学选择不清楚；管理部门是否经常搜集学生意见或建议，35%的同学选择一般，23%的同学选择很少，7%的同学选择不清楚。现有的工作机制是至上而下，管理者发文、检查、督促并考核被管理者，忽略了学生的需求和满意度，降低了学生对政策的认同，削减了学生对文明寝室建设的参与度。
三、自主治理理论视域下推动高校文明寝室建设的措施
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的自主治理理论定义为，高校学生寝室内相互依赖的学生个体，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树立自主治理理念，建立有序的规范和网络，合作治理寝室内的公共事物，包括卫生、学风、文化、人际关系等，始终维护良好社区环境，获得个体发展、高校教育、社会需求的共同收益。
1.明确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的理念：自主治理理念。文明寝室建设单纯依靠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或者家长和社会的不满指责却不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必然是本末倒置，收效甚微。高校应推行自主治理理念，让学生明确自身主体角色，并自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使广大学生成为文明寝室建设的主力。
2.转变学生角色，强化学生作为文明寝室建设的利益主体。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涉及的草原、绿地或公共池塘中的参与者都是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90后大学生特点，文明寝室建设主体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关利益挂钩，包括个体利益（学生个体发展利益）和团体利益（寝室利益）。建立奖惩机制，将寝室卫生、学风、安全数据与学生个体入党发展、个体或团队的评优评奖相结合；制定文明寝室建设公约，对不遵守公约，自我监督及自治组织监督无效者将被逐出寝室；学生寝室实行阶梯电收费制等。
3.建构“多中心”治理模式，形成党委指导下的第一重治理主体平衡机制。文明寝室建设中，成立由校长办公室、宣传部、后勤管理中心、物业管理部门、学生处、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家委会等多中心互动协作运行机制，从而形成党委指导，领导重视，师生共同参与，家校互动，学生自治为主，社会力量辅助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党委是裁判员，对其他各方进行裁决，维护公正公平，形成一重治理主体平衡机制。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的设置和功能定位具有行政和自治相结合的特色。一方面，学校行政权力通过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进一步认同和渗透；另一方面，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具有自治权。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与要求、政策引导和扶持、家长与社会的呼吁和要求是文明寝室建设的外部变量，学生个体及行为选择、制度、信息、网络是内部变量。构建“多中心”，整合多方力量，明确文明寝室建设的内涵和标准，明析权责，在博弈中走向和谐共治乃至自治。
4.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形成以学生需求和利益为评判准则的第二重治理主体平衡机制。从学生满意度调查出发，持续考核文明寝室建设治理成效，倒逼学生社区科学化治理体系的建设，对各主体方形成第二重治理主体平衡机制。拓宽信息传播与反馈渠道，多方了解学生需求和利益。从需求侧出发，学生提出问题、需求，学生处、后勤、物业和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按需而为；从供给侧出发，有关部门工作进公寓，提供服务菜单，通过市场化运作引进外部力量，改善社区生活品质，丰富社区文明建设内涵，扶持学生需求的项目化发展。
5.组建高校文明寝室建设治理网。集体行动的三个难题是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的制定、承诺及其兑现、相互监督三者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着的。自治组织成员内部的核心关系问题是相互信任、有效沟通、共享规范、合作互惠。只有相互信任、有效沟通、利益互惠，才能把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统一思想并形成共同意志，协商参与有序规则的制定，积极维护和自觉监督制度的执行，达成集体行动，完成公共事务的治理。高校须积极探索有效途径提高大学生的大局意识、公共意识、参与意识，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将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在有效沟通、互信互利、共享规范、合作治理、自我监督与监督他人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其中必然要经历一个多方博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
推行自主治理，将这一理念播种在大学生的内心，让每个大学生真正“立”起来。建立自治组织，将权力还给学生主体，通过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奖惩机制，将分散的个体因为精神理念的启蒙和共同利益的召唤而走向合作治理。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形成以学生需求和利益为评判准则的第二重治理主体平衡机制，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认同度，这种治理方式对高校公共事务的治理具有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洪秋.“文化构建式”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模式的构筑[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9）：163-164.
[2]张瑞.高校文明寝室建设可行性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7，（10）：24.
社区治理研究现状范文6
关键词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X321 [KG*2]文献标识码 A [KG*2]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65-06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8
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污染局势使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研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有关治理政策的研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政府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实施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立了以自主治理制度为主和强调社会资本的第二性选择模型，这为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农村自主治理组织具有信息的直接性和充分性以及自发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系统开展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系统性研究将是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是农村环境治理形势的迫切需要。
1 农村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环境污染也日益严峻。过量的农药、化肥和地膜的使用,使得土壤受到严重污染,也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此外，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约为25亿吨,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4倍［1］。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新重点和难点。2008年中国投入5亿多人民币用于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得到治理。然而，全国有4 万多个乡镇中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在60多万个行政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状态。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相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实在有限，实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变和创新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问题。
我国当前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以面源污染研究最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农业环境总体状况的宏观研究。包括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2］、农业环境状况与用地系统的研究［3］等。但是政策的提出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政府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实施者。第二，对农村环境与农民个体行为关系的微观研究。如，农民的施肥行为与面源污染效应模型等方面的研究［4］。研究目的是掌握农民的行为特征和经济行为规律，为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提供依据，因此也是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而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具体组织模式，尤其是对农民这一农村环境的直接相关主体的自主组织形式研究很少。
完全信息假设是我国农村环境管理体制和模式建立的基本前提，即政府环保部门能够全部、及时地掌握本辖区内环境污染的数据资料及其它信息。而事实上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污染面广而散的特点，环保部门没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收集农村环境污染的全部信息。相反，广大农民既是农村污染的受害者，也是面源污染的制造者，他们对于本地哪里有污染，污染的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最清楚；同时我国农村具有多年形成的“自发秩序”，也许这些内在规则并不如正式规则那样清晰和明确，但对于解决所在区域公共环境保护中的冲突却非常有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立了以自主治理制度为主和强调社会资本的第二性选择模型［5］，这为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研究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典型模式，包括自主治理模式运行的关键因素、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以及政府、社区和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等问题，将是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
2 自主治理理论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
2.1 自主治理理论
在对于环境治理机制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私有化：将“市场”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有条件的，并且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很难建立明晰的产权。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具有强制性权利的政府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是 ,政府本身也不会总是高效的，而且政府的效率比起企业效率的影响更要广泛。淮河污染的反弹和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危机”事件，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政府失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5］曾经以近海渔场、灌溉系统、地下水盆地以及森林资源为背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保证上述公共资源持续发展和利用中的自主治理制度，指出了这些自主治理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并且开发出了制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的制度选择。
李颖明等: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路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自主治理制度是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的规则，由于为足够多的人所采用，从而成为传统并被长期保持下去，并通行于由个体而组成的共同体。在一定条件下，自主治理制度是节约交易成本和富有效率的。在涉及多个个体同时参与和面向小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可以通过彼此信任、尊重以及有效地沟通、交流而实现不同形式的自主治理。农村的自主治理组织拥有大量的环境属性的时空信息，加之个体通过长期地相互作用而建立了低成本的沟通网络，个体间可以不依赖外部的强制性制度而自主地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由此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制度将成为环境内在治理制度的典型形态之一。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自主治理相关“参与”概念已经被提出。20 世纪80 年代，社区已经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的机构，成为将发展、公平、民主参与等相结合的场所［6］。当前与自主治理密切相关的是“公众参与”理论，严格地说，公众参与和自主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公众参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分享过程，是地方机构和人民参加到上级政府的发展管理过程中来, 而“自主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对权力的移交过程，是将发展管理的权力由上级政府移交至地方机构和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主治理”是较高层次的“公众参与”。
2.2 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
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模式是国外自主治理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实际上，任何一个区域的环境治理系统都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是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以及自主治理的有机构成系统。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从自主治理组织主体的参与程度进行治理模式研究。Arnstein的梯度参与模型分析了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到积极行动者的参与程度不断提升的持续过程［7］。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能力的不同，不同的参与水平适用于不同的情境［8,9］；另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根据信息流传播的特征对治理模式进行的研究［10］，根据这个观点，信息从组织发送到被动接受者的方式是沟通模式（communication），组织从参与者收集信息称为“咨询”模式（consultation），参与者与组织执行者之间双向的信息沟通是参与模式（participation）。
我国的环境治理制度的安排经历了以政府强制型为主的单一管理模式、逐步引入产权和市场制度的市场管理模式，以及当前多种制度安排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多维管理模式，自主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成为衡量环境治理活动是否优化与深化的标志。自主治理制度在生态治理中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自主治理制度无须借助外部强制力。第二, 自主治理制度使个体间合作博弈，实现“合作解”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三, 自主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体的相互信任、道德和利他行为等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具有较低的运行成本［11］。
我国关于自主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包括“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分权型环境治理模式”、“非集中化环境治理模式”、“社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等。姜爱林等对城市环境治理模式和体系的研究指出，自愿性环境治理制度包括：单边承诺、私下协议、谈判性协议以及开放性的自愿性协议等形式［12］。我国当前自主治理的内涵是很宽泛的，包括了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外的所有环境治理相关主体。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在涉及多个个体同时参与和面向小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通过彼此尊重、信任和有效沟通实现的自主治理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主治理组织是自主治理制度的典型形态［13］。四川省茂县永和乡道财村，林业管理人员引入“社区林业”的概念，与当地村民充分协商，利用村规民约，使村民自觉禁止在天然林内采集薪材和收集落叶，不仅减少国家对天然林进行保护的成本, 还提高了保护效果，促进社区的发展，成为我国在自主治理方面的典型案例［14］。
2.3 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
农村环境问题以及相关主体和社会背景的特征决定了自主治理是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效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BNRM) 作为实现农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方式和分析路径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许多主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等都将其列为主要的资源管理策略之一；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CBNRM 已经成为他们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中心议题［15］。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环境治理制度的优势表现为：社区管理的有效性、社区居民对于当地环境的直接影响、缓解当地贫困、管理质量的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成本的降低、管理政策的适应性等10个方面［16］。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总体制度沿革也呈现非集中化治理的总趋势，包括资源权属的改革、国家与政府机构的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的规划方法与过程逐步进入政府的计划与规划、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6］。
与总体改革趋势相对应，一些村民自治组织也相继成立。比如，在我国一些山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就组织村民订立村规民约对森林资源限以定期砍伐；一些地方按照林木生长状况规定封山制度；一些渔业村为了保证捕捞的公平，规定每户居民的打捞地域并实施周期性的轮换，对捕捞时间和鱼网网格的大小也有明确规定。这都说明村民自主治理组织作为农村环境的管理者，针对村内部资源滥用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解决方案，提出保证自然资源风险最小化利用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自然资源。
从研究角度上，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哲学、法学、环境伦理等领域，而公共管理以及政策分析领域的研究较少。如，有关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法律应该能够引导农民民主参与环境管理，保障农民能有组织地、自觉保护农村环境［17］。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现有治理机制的对比研究中，分析农村自主治理模式选择的必然性和基本条件。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倒 “金字塔” 结构。我国的县乡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员数量少，专业知识水平低［18］。基层环境监管执法能力的薄弱现状造成政府在执行环境管理职能时的信息不完全，农村自主治理模式恰恰避免了这一制度缺陷。自主治理模式的有效实施的基本假设包括：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社区、最了解当地的资源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同时他们也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自然资源［19］。
3 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研究路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研究；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
3.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研究
理论层次的研究是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构建的前提。在理论层面上，以自主治理理论及制度有效实施的基本假设为基础，研究农村环境治理中相关主体的博弈结构和博弈均衡特点，确定中国农村建立环境自主治理模式所需要的条件修正和政策供给。
3.1.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前提条件分析
任何有效制度都是特定情境下的。同样，自主治理制度也不是绝对“积极”的，必须要在一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即要具备自主治理模式的基本假设。奥斯特罗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8条设计原则，以此作为长期有效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构件。即，（1）清晰界定的边界。（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4）监督。（5）分级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分权制企业。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村庄已经形成或初具规模,具有一定数量的共同生活人群。第二,同一行政村区域。第三,村民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有认同感和归属感［20］。以自主治理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基本构建为框架，分析有效的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建立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假设。当现实条件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
3.1.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博弈关系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的博弈分析是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研究的基础。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公地悲剧”、“囚犯的难题”、“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公共事务治理理论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论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对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要从经济学的层面，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相关主体的博弈关系。当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由个体变为组织时，博弈均衡策略将由“不索赔,不治理污染”转变为“治理污染,不治理污染就索赔”，即博弈的一般结果是污染者治理其污染,而受害者可以用“不治理污染就索赔”策略保障其权益。这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结果［21］。
农村环境治理系统中，环境的污染者不仅仅是区域系统外的污染者，更多的是区域内的村民，污染的实施者和污染的受害者体现在一个主体身上。环境自主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众多的受害者的行动，尤其是当受害者无法确认或受害者无法沟通时，集体行动的困境将使受害者面对的是不利的“个体索赔―治污”博弈而不是有利的“集体索赔―治污”博弈。此外，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中，集体执行索赔是博弈中的关键要素，集体索赔的概率决定了博弈的最终结果。此外，索赔效果的达成离不开法制环境的保障，需要通过各个限制条件的具体分析，丰富博弈模型，确定博弈过程中政府和村民、社区之间的关系。
3.2 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研究结果要具有可实施性，要从自主治理的理论分析转向农村自主治理结构及运行模式的研究。需要对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3.2.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结构研究
自主治理结构是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实施框架，将为实践提供直接的建议。环境自主治理模式的关键要素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管理方面:社区愿意采用此制度、社区对环境有管理权、社区有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来确保环境质量、社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并且能够有效地进行环境管理、政府可以经常为社区行政区提供监管信息、政府机构一直为社区提供支持。（2）经济方面:从自主治理制度中获得的收益可以改变社区行为，可以改善社会服务、自主治理制度的实施要增强社会整合度、环境自主治理制度要满足社区成员的期望收益。（3）治理组织方面:要有规范和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的村民集会制度、做决策时要依靠村民、财务透明等［15］。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系统包括三个不同层次：操作层、组织层和制度层［22］。其中，操作层的自主治理主要体现在环境治理任务的具体执行中，包括对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进行环境监督、环保教育以及进行重点区域的生态恢复等。组织层的自主治理主要体现在组织内自主治理组织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包括制定组织环境保护的政策和环境保护规划，确定环境保护标准和规则等，这里的相关者除了村民和社区外，还要接受政府的政策供给和监测评估。制度层的自主治理代表组织的利益，关注并参与区域或国家的相关法规制定，此时的相关者不仅包括社区组织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政府组织，如表1。
表1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层次
Tab.1 Rural environment self-governance levels
操作层Action level组织层Organizational level制度层Policy level主要相关者村民、社区组织村民、社区组织、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利益相关者、政府组织自主治理内容和方式对成员进行环境监督、环境教育、开展生态恢复等制定组织规划、标准和规则等参与、影响区域或国家环境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3.2.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的研究要以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作为支撑。借鉴当前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的分析框架，调研主要从农户收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2个方面来进行，这也是当前比较成熟具体的研究方法［23］。分析的主要指标包括:农户拥有的财富情况、环境水平、当地的收入、获得资源的途径、对环境和资源的控制情况、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村民影响社区事务的能力、社区冲突、社区对环境管理的认识等。
在调研方式上，通过资料收集掌握当地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总体水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宏观环境；通过访谈了解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参与方式、社区事务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等；通过问卷获得村民收入水平、收入来源以及影响因素、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如表2。调研地点选择上要注意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关键要素的代表性，如在村民组织的主体、环境污染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等要素的代表性。
通过调研对我国当前的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分析典型自主治理模式的治理层次、相关主体、治理结构和关键要素等；评价当前的模式在提高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环境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作用。
表2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典型模式调研
Tab.2 Typical model survey of rural environmental
selfgovernance
调研方式Method调 研 指 标Index资料收集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状况、宏观环境政策个人访谈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参与方式、产生的影响问卷调研收入水平、收入来源、环保意识
3.3 完善我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聚焦于三个层次：第一，如何改进优化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宏观政策供给。核心问题是政府、社区、村民、NGO等相关主体如何实现有效衔接与互补，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自主治理并不等于政府不作为,作为公共管理部门,政府应该履行诸角色包括:保护“公共资源”、协调冲突、解决当地不平等、协助社区解决问题、支持当地能力建设等。另外，环保理念以及科学的环保知识普及（如化肥农药的科学使用）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自主治理组织自身的结构优化和运行高效性问题。即通过农村环境情景分析、自主治理活动的层次定位、自主治理的流程设计等，构建高效的农村环境治理组织结构。包括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对违规者的监测和管理、对自然资源变化的监测等具体内容。
第三，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环境自主治理问题。为了推动农业生产形成规模经济，扩大农民经营的土地，根据中国新出台的法律允许农民的土地可以流转，这对于异地污染的控制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当土地租赁者并非当地居民，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相关主体、以及他们的博弈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化，调整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确保这些农场的经营者不污染环境将是农村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
4 总 结
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以及治理模式的探索研究将是环境治理的崭新方向和视角。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及其模式的探索有两个主要的层次：首先要从基本理论出发研究农村自主治理制度的前提条件。每种经济制度的制定以及效应的最大化都有特定的假设条件，对中国农村环境自主治理制度的实施的背景条件和总体局势给予判断和分析。第二，面向制度制定与实施层面，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的典型模式的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框架，选择关键的指标进行实地调研，具体分析我国农村典型的自主治理模式的关键要素、自主治理系统的构成及其特点，确定我国农业环境自主治理路径的基础和方向，并提出政策建议。对农村环境自主治理理论和运行模式的探索将使环境治理系统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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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th ofSelf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Environment
LI Yingming1 SONG Jianxin2 HUANG Baorong1 WANG Haiyan1
(1.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ng 100190, China;2.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