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1
服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大局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一是突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理顺基层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制定事项清单，建立准入机制，使基层组织逐步回归服务群众的自治本位，切实帮助基层组织“减负增效”。全县391个村（居）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落实了村（居）“三务”信息公开，将公开事项分为三类34项，建立了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聚合力。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的指导力度，通过“以奖代补”措施落实，促进红白理事会在扭转“攀比之风”、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丧新风”等方面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发挥。指导对达到条件的思源安置小区、城南新建小区群、盘古山钨矿、银坑移民安置点、葛坳圩镇设立社区居委会，推进城镇规划区域内“村改居”试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二是突出社会组织管理。适度降低登记门槛，对城乡社区社会治理型社会组织采取备案制，以提高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覆盖率，目前，全县社会组织登记注册350家，其中社会团体9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59家，社会组织在村（居）覆盖率达89.51%，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3‰；组织开展社工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今年“牵手计划”广州北斗星社会工作中心来该县开展社工培训78人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取得成效，强化线索摸排和行政执法，公布了该县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对12家长期活动不正常、不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行政执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助学、关爱留守儿童、健康义诊等社会治理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26余万元，禾丰商会在2020年“百社解百难”行动中受到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的表彰，被评为“积极单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合力在于都微爱公益发展中心、于都义工联、于都应急救援协会、于都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于都“打铁佬”平安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比3‰。积极开展婚姻危机干预和婚姻家庭疏导服务，促进家庭社会和谐。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2
一、突出开放性，新型城镇化须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民主化紧密结合
早在党的十七大就提出加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当前，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任重道远，以开放思维和开放举措推进新型城镇化尤为紧迫。
1.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结合。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关系，要完善县域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的基础设施，发挥园区的聚集效应，促进产城融合，既要发展具有区域资源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也要合理引进能带动非农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地制宜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通过壮大城镇经济，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反哺效应。
2.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结合。新型城镇化应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逐步变成产业化的农业经济，而不仅仅是农村的非农化，这有赖于通过改革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农业集约化、水利化、农机化和农业信息化支撑农业现代化。一是推进农业增长动力由主要依靠土地、农资消耗，向更加依赖科技和资本驱动转变；二是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由主要依赖自然生产、活劳动投入，向更加注重可控的设施生产和机械化转变；三是推进农业经营主体由兼业化的小农户，向专业化农业企业和职业农民转变；四是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变；五是推进农业产业功能由以农产品生产为主，向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并重转变；六是推进农业产业链由单一生产，向生产、加工、流通、服务转变。
3.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结合。信息化是城镇化的催化剂，要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以知识、信息化技术为依托，大力发展智能交通、智慧金融、数字城管以及智能化的公共设施、卫生保健、应急指挥等，建设数字城镇、智能化城市和智能化社区，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最大限度填补政府“服务质量缺口”。
4.新型城镇化与市场化结合。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推动型的城镇化，是最有效率的城镇化方式。一要把发挥市场优势与规避市场风险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配置城镇各种生产要素，又要善用规划、财税等宏观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二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既要加快区域实体市场建设，又要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沟通城镇市场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系，全面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矛盾。
5.新型城镇化与国际化结合。要善于从国际视野、标准、惯例来治理城镇，要抢抓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根据WTO规则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与竞争，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城镇的对外开放水平，逐步形成城镇农产品或工业品的竞争新优势。
6.新型城镇化与民主化结合。推进城镇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尤其要加强城镇社区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民主建设，落实好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民主、民意、民生有机统一。
二、把握规律性，新型城镇化须将城镇规划、建设、经营、管理有机结合
钱学森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所谓城市，就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空间利用和自然环境利用为特点，以集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空间地域大系统”[1]P58。我们应从系统论视角把握城镇化规律。
1.高标准规划城镇。要从战略高度、以国际视野编制区域及城镇化发展规划、城镇体系、城市群及城镇总体规划，统筹社会经济规划、城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突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规划执行的权威性、有效性。
2.高品质建设城镇。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和欧洲的建筑物对比认为：“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2]P15-16我国城市住宅建筑“短寿命”，这带来很多问题，如浪费大量资源，削弱了城市文化传承；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等。按规划建设、利用先进技术延长建筑使用寿命是城镇建设中最大的节约。要加大城中村改造与旧城改造力度，完善水、电、路等公益设施，优化住宅、大气、绿化、水面等人居环境，打造绿色、宜居城镇。
3.高水平经营城镇。加快城镇基础设施资产市场化经营，鼓励法人和自然人利用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产权转让、入股、拍卖，使用权出让、经营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投融资机制。放开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市场，走专业化、企业化、社会化经营的路子。同时要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交、出租车、供气等市政公用事业价格形成机制。
4.高效能治理城镇。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和市民化，要以提高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和管理者能力为核心，建立法治化、信息化、精细化的社会管理机制，逐步完善和落实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子女就学、廉租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策，不断提高城镇公共服务的绩效和公共投资的效益，构建城镇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以城镇治理创新来带动社会管理创新。
三、增强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发展之路
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诚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着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3]P552-553当前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城乡污染加剧，有民谣唱到：“城镇污染农村的水和地，农村污染城镇的饭和菜。”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生态城镇、绿色城镇具有重大意义。
要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建设紧凑型城镇。紧凑型城市的核心是城市精明增长，强化规划的调控作用，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提高城镇土地的利用效率，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优先发展城镇公共交通，鼓励自行车、步行；发展节约型住宅等。
要节约、保护水资源，建设节水型城镇。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对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行统筹规划、协调实施，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协调机制，以湘江治理为契机，探索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产业布局、生态补偿、水域管理新模式，促进全社会节约和合理用水，确保城乡饮水安全。
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节能型城镇。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实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实施节能减排，发展生态农业等循环经济，促进工业、建筑、交通和生活节能，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
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建设生态型城镇。要重点加强水、大气（包括PM2.5）、土壤等污染防治，创新城镇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处理模式。在城镇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要在贷款、税费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将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与工业污染防治、城郊结合部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城乡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体化，走绿色、低碳城镇化之路。
四、体现协调性，新型城镇化须统筹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诚如马克思指出，城镇的发展“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P496。新型城镇化是一项民生工程，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保障农民权益，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化，至关重要。小城市、中心镇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节点和基础。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3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4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实践总结；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是中国最新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一、科学发展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党从未间断对发展规律的探索。从片面的、徘徊的发展到“硬”发展，重新抉择了快速的发展路径，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再从“硬”发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乃至永续发展，又进一步调整发展格局、战略和战术，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这些经历，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生相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国情差异，先前毫无适合模式可沿用。面对“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内乱外扰国情的新生共和国，曾经不得不以侧重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来维护新生政权；曾经采取先治理“内乱”后发展经济的“抓革命，促生产”战略来试图防修；也曾经通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封闭发展来强国自立，但最终都酿成发展“瓶颈”、“瘸腿”的建设局面，留下来更多的都是教训。改革开放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一系列治国主张。以改革开放为基点，对内进行全面改革，彻底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对外实行全方位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利用外来资金、先进技术设备及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快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国内生产总值一翻再翻，中国的辉煌发展举世瞩目。同时，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又凸显起来，给国人提出了诸如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速度与效益关系需要再科学协调的启示。进入新时期，我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健全发展、强化发展、科学发展诸问题再作深层次探索，迫切回答和解决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等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规定了科学发展观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和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把握住了新形势、新要求、新矛盾，把关于发展理论发展到了新境界，赋予更科学更明晰的新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世纪征程上保持“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最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二、科学发展观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是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以民主政治为基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几年上一个台阶，预期实现现代化，是矢志不移的目标和任务。立足点和着眼点都在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共同富裕。所确立目标无论是“三步走”战略还是实现小康社会乃至四个现代化都以惠及最广大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归宿。制度和战略的设计，都坚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推进以及支农惠农、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实施，无一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达到更加共同富裕之时。
二是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既要实现跨越，又要实现可持续。中国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不够纯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模式中自然有许多非社会主义因素共存，这种落后状态要求跨越发展。中国所处的时代，又是知识、科技、信息时代。这是机遇，又是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有机会借助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一时的快发展，也有条件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率低，靠高投入“粗放型”追求发展，只能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寅食卯粮”和“断子孙粮”；只有靠素质、科技、管理的“集约型”谋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发展的均衡、永续并且跨越。中国的发展必须“跨越”，也有条件可以“跨越”。中国所要跨越的是别国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阶段，也就是跨越别国经过原始积累才达到现代化的阶段，跨越那些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再创造摸索阶段。现代化建设阶段不能不作为而指望有所跨越。作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观，就是借助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去把握这种“跨越”的助力和平衡点，不断以发展来解决由“跨越”带来的老龄化提前、社会保障滞后、资源代价高、就业压力大、治理污染难等问题，克服先建设后“治理”弊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是建设发展的安排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统筹协调。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建设不仅要求各个方面齐头并进，还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东西南北中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地区差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统筹发展要素的相互促进与制衡。在建设布局上，一方面实行东西部两个大局的有机衔接；另一方面，适时推进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大崛起以及沿海沿边建国门等战略，形成互联互动建设大格局。在发展要素上，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盘建设，形成互为支撑、互为促进的发展合力。在建设方式上，采取统筹与协调，统筹城与乡、区域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的发展关系。对这些一对对对立统一关系，依据时间、空间、环境要素条件，既有一盘局的统揽要求，又有先后、轻重、快慢等协调措施，达到实现速度与效率统一，局部与全局的协调，达到建设在和谐、合拍、相应、相融中发展。
四是建设发展的环境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当今，中国已阔步跨入大国崛起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增强、国际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的背景下，中国的建设不再是孤立进行，而是受到来自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复合影响。于是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以改革为永恒主题，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发展本国市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后发优势，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内功”。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积极因素，走和平发展道路，开辟国际市场。将中国现代化与国际现代化视为相融，在融入国际建设环境中发展自己，在发展自己中促进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发展在大环境下具有长盛不衰的持久力。中国在和平发展中，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不分社会制度和政治信仰都可以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经济与科技更无国界可分，一切均可为我所用。利用好国际资源，实现发展互补、发展跨越。
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理论体系范畴，是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结构模型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观点出发，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建立一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的环境污染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展结构模型；建立一种使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人与环境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中。
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环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建立各种社会机制，营造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各项因素之间高度协调、融洽、共生共荣的氛围，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生活面貌以及公平正义的社会常态，促使各方面替能、积极性充分发挥和各种矛盾的化解、机遇的把握、共识的达成、目标的实现，进而以中国和谐促进世界和谐。
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生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实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建立主体功能区和新的经济增长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标准，逐步形成战略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根据历史、技术经济和资源优势，将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集合体定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如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及蓄势待发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点强化和发挥其经济增长优势和核心带动作用。
（二）创新发展运行模式
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路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扩大发展视野由转变增长方式扩展为转变发展方式，促使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资源和生态结构更科学，力求经济的发展在好中求快，在快中求稳健而持续。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以提高消费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济增长对增加投资的依靠程度；以扩大内需、平衡国际收支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靠程度。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绕开原始积累、以农养工、“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发展老路，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以城镇化为载体，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化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建立资源能源补偿、污染成本核算、绿色污染保险、节约创新奖赏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农工互动、城乡互补的发展态势。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抗灾力。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合作、协会、经纪中介等形式为纽带，形成各种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现代农业生产需要，进而使农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产值比重逐步向少而精的趋势发展，使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5
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增长方式转型、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突出表现。
在工业化方面，我国工业体系构建基本完成，其进程已经指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在北仑表现尤为明显。石化、能源、钢铁、纸业、汽车、船舶等六大临港产业，59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0家产值超亿元的效益企业，使这一地区成为浙江省的国家重大项目规模最大、密集程度最高、产业配套较为完善的区域，使其成为浙江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华东地区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的战略重点。石化梦、钢铁梦、造纸梦的现实，使其重化工业与轻工业的结构逐步调整，形成了趋于完整并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中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在浙江省以及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北仑亦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浙江省与宁波市对于北仑的发展战略定位，是要将其建设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地区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以及区域物流中心和现代化滨海新城区。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基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生态环境禀赋良好的国情国力，是基于战略规划与政策的调整以及行业资源配置的国情国策。相比之下，北仑发展得益于三大优势，即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开发开放的政策引导和举足轻重的临港行业配置。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北仑发展抓住了宁波与上海宝钢等重化轻纺相互呼应构筑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工业体系的机遇，和抓住了港口这个中心环节，实现了国内外两类区域生产力合理调整。
“三农”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我们的奋斗方向。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北仑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较快且相对稳定的阶段，也处于转型升级的端口。在增长方式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推进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是改革开放内涵的深化。现阶段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国际需求的必然选择。这也表明，北仑发展践行着绿色思想。
面向未来，北仑的地理位置、发展现状、经济状况和开发建设等各个方面具备诸多优势，有着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北仑的发展模式和开发模式，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北仑正在进入增长方式转型与发展方式升级的新阶段，她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全面构建宜居宜业、民富民安的和谐新北仑。北仑模式将对全国和国际社会有着绿色示范作用，对国家与世界经济增长的质量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北仑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绿色类型，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范例。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建议宁波北仑应有更为绿色的战略规划和创新设想。
我们建议在北仑的循环经济建设中将生态恢复、环境治理向着产业化方向推进，将生产流通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排放物、释放物的回收、治理、加工生产进行系统化统筹及经营管理，成立专题专项组织机构并设立专门业务区域，且陆海统筹，构建国家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综合开发基地。通过示范工程将摸索经验，为新型工业化、绿色城乡一体化及国土陆海统筹建设勾画出现代文明与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蓝本作出贡献。过去，我们缺乏陆海统筹理念。北仑的开发建设正适于运用这一理念。
具体建议有三：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和管理创新成果，以信息化建设为途径，促进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下的“三农”建设、陆海统筹及军民结合。
（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综合开发前提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和管理创新成果，以信息化建设为途径，支持、促进、完善北仑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利用办公自动化建设成果，利用奥运科技成果，发展北仑。利用北仑规模以上的企业密集、工程项目密集和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开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综合试验。将基础设施的项目扩展到资源环境、循环经济领域。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规划设计资源这些方面的专项系统工程。
（二）城乡一体化下的“三农”建设模式
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和管理创新成果，以信息化建设为途径，支持、促进、完善北仑的新型城乡一体化模式。丰富农业模式，在种植业、养殖业、渔业、林业之外，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立体农业。在陆地与海域进行陆海统筹，陆地农业与“以海为田”的海域农业统筹兼顾。特别是将农业的生产经营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禀赋的保护管理相结合，将生态恢复、环境治理产业化，使其形成生产力而产生经济效益。通过“三农”的现代化建设及其为工业和城市提供的系统服务，使其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机联结，既可规避工业与城市对“三农”的不利影响，又能在交流中综合获益。
（三）国土陆海统筹军民结合模式
强调陆海统筹军民结合模式提法，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延伸和发展。具体设想包括开展国土陆海生态恢复、监测管理以及提供生产经营服务；包括设立海上丝绸之路新口岸，向东南西北各方面陆海联动发展，组织国家海岸线和中国海海域的观光旅游等经济文化活动与海洋国土资源保护、生态维护、环境监测等的工程化、系统化、一盘棋地结合运作。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方式有效地落实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与科学发展观，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到实处。以北仑为例，使其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范例与实践缩影。
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6
“两化”互动重塑“四川经济版图”
2011年10月21日，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把握四川省发展阶段性特征、重塑“四川经济版图”的战略举措。
《意见》共分为八个部分，分别就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着力优化发展布局，着力推进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完善保障措施，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等内容作了具体阐述和要求。
《意见》明确了“两化”互动发展的目标：到2015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5万元左右，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5%，非农就业比重达到62%左右，非农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9.8%，城镇化率达到48%左右。到2020年，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力争双双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建成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意见》要求，加强规划统筹，引领“两化”互动。要根据资源优势、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托“四大城市群”和“五大经济区”，确定不同区域发展定位，形成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基地）互动发展的格局；要坚持工业化主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三化”联动，统筹城乡发展。
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是“两化”互动的结合点。《意见》要求集中集约集聚发展产业园区，科学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加快建设天府新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居宜业宜商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保障措施。在体制机制上，《意见》涉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构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机制，构建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城镇及社区建设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机制等内容；在保障措施上，《意见》就提高土地供给保障水平，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完善投融资体系，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环境支撑，大力选拔和培养人才等做了具体要求。
实施总体战略的全域规划
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是一场科学发展的崭新实践，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在具体实践中要切实把握好规划高起点、突出特色、强化保障措施。
规划起点要高
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四川必须发挥后发优势，高起点谋划，高要求推进。这就更需要全新的理念和科学的规划来引领。
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要以超前的意识和宽广的视野谋划城乡建设，做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发展规划等协调衔接，建立覆盖全域、布局科学、结构合理、职能完善、衔接紧密的科学规划体系。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 “新型”，体现在高点起步、高端切入，以较小的资源消耗、环境代价支撑和推动发展，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化”互动已经进入创新突破的新阶段。在用地上，要从空间布局、安排时序等方面通盘考虑，强化土地资源优化和科学配置，强化规划引领作用，统筹配置土地计划。坚持集约节约用地，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为老工业基地，泸州的转型升级以规划为龙头，以产业结构转型和城镇空间优化调整为主路径。在泸州城市规划展览馆，酒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县域规划、产业园区规划等一目了然。正是高起点高质量的全域规划、多规衔接，让泸州实现了产城一体、同步演进，产业迈向高端，城市焕发新的活力。以酒业集中发展区为代表的9大园区已入驻企业800多家，去年实现销售收入870多亿元。城区面积扩展到94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增至92万人。
规划要突出特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划，是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非常重要的前提。
凉山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树立全域理念，实施差异化发展，走出具有特色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之路，这是凉山的发展思路。凉山提出，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城市，城市产业定位和文化特色定位鲜明，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田园西昌，构建具有凉山特色的城镇体系。一个用地总面积近2000公顷的“西昌新区”已启动建设；职教产业园、物流产业园和工业产业园，三大园区“再造一个产业西昌”进程正在加快。
德阳准确把握再造一个“产业德阳”的发展定位，以新区规划建设为突破口，启动旌东新区、亭江新区规划建设，其中旌东新区规划面积236平方公里，着力打造集会议会展、商务服务、旅游娱乐为一体的高品质生态新城；亭江新区规划面积208平方公里，着力打造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产城新区。目前，起步区74个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已全面开工，总投资达180亿元。
立足于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达州把城市新区建设、产业园区发展作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结合点与突破点。该市已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的秦巴物流园区，将其打造为立足达州、辐射秦巴、服务西部、贯通沿海的现代物流基地；充分挖掘巴渠文化、红色文化和川东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打造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融“演、展、博、销、游”与文化创意为一体的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演展基地和产业观光新城。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产业项目是关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深入实施和天府新区启动建设，更需要坚持高端切入，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高端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四川新引进法国达能、德国赢创等6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资阳南骏与韩国现代合资的汽车项目将开工，一批韩国汽车配套企业也将跟进。到今年末，围绕四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引进的配套企业有望达到200家。
规划离不开机制保障
绘好“一张图”，下好“一盘棋”，离不开机制保障。
科学规划布局“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眉山坚持一张蓝图画到底，一张规划做到底。组织实施为期半年的“规划会战”，重点做好城市、产业、园区、交通、现代工业新城、天府新区眉山区域、岷东新区、都市近郊型现代农业、历史文化名城等规划编制，确保规划的系统性、全面性、彻底性。同时，按照与成都“有特色、无落差”的要求，眉山瞄准成都南部新城标准，推进天府新区眉山区域建设。
巴中出台一系列措施，让城乡规划的管理更加规范。在坚持“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理念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巴中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农村村民住宅建设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等规范，明确城乡规划的有关标准和要求，完善规划管理制度。
在制定规划时，既要体现党委、政府的发展理念，也要体现专家学者的专业水平，还要体现城市居民的价值需求。宜宾在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中，突出规划的统筹性和科学性。围绕城市总规调整优化产业、新农村、交通等专项规划，做到多规融合、叠加运行。在规划的制定中，宜宾邀请美国易道、英国合乐、中规院等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机构参与规划编制，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使规划更加符合当地实际。
如何确保“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科学实施？建立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十分重要。成都通过整合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规划，使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从而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这一切的背后，是成都保障规划实施的一系列制度起了作用。
按照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和简单管理三分离原则，成都初步建立了强化规划编制和监督、简化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的规划管理体制。率先在全国成立城乡规划督查专员办公室和规划执法监督局，确保统筹城乡规划落到实处，做到实施过程不走样。成都还在全球公开招聘乡村规划师，乡镇规划编制也有技术把关人。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各项配套改革计划将在四川省纳入成渝经济区的15个市中全面铺开。
智库谋划“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
2012年8月23日，四川省“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理论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央有关单位和省内理论战线的参会专家学者150余人参加了研讨。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坚持科学发展，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加快推进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研讨的重点是：回顾总结近年来四川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做法和主要成效，研究探讨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本质内涵、主要路径以及关键举措。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对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提出如下观点。
“两化”互动的重大战略意义。四川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与现代化建设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发展阶段性特征具有现实的契合性，与人民群众新期待具有高度的吻合性，是科学发展观在四川的灵活运用与创新实践，是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是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模式的创新。“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国内外宏观格局和四川特殊形势的准确把握，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四川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总体战略的“总体性”，主要表现在顺应了现代化建设的 “总体规律”，把握了社会主义事业的 “总体布局”，体现了四川经济版图的“总体重塑”。
“两化”互动总体战略的思维空间。“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紧紧抓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现代城乡形态、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问题，深入实施总体战略，科学奠定四川现代化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