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路径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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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路径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1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府治理路径分析

一、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

(一)社会组织为社会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方式

在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发育不全,但是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组织的引来发展新的契机,社会组织协商就被明确提到,为理清社会组织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主要就是在社会协商过程中得以进行的,只有社会组织真正执行好社会协商的功能,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组织优势,弥补政府治理失灵,提高治理绩效。

(二)社会组织协商构建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的桥梁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但是反观治理实践,政府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对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存疑,出现了政府治理失灵。政府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种形式,在社会问题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之后,政府的执行模式和治理路径需要吸纳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改善社会组织协商的渠道,为社会组织协作治理以实现治理目标。

(三)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促使政府职能加快转型

政府职能没有较好地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即是说在政府应该做什么方面没有清楚界定,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模糊不清,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就是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在转型期政府治理中应该就社会问题的性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更多是结合各种组织之优势,相互促进,以协商的方式或者逻辑解决问题。

二、社会组织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相结合

组织实现治理的路径依赖是根据组织沟通的结果。“自上而下”的路径指的是政府职能转移,而社会组织承接职能;“自下而上”路径则强调的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收集民情等,这涉及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三大主体,以社会组织为公民服务为核心,大量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组织解决或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解决,而政府重点工作应在于监管。

(二)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治理

社会组织的协商主体是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由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组织明显没有政府组织较强,所以要发挥社会协商的效果,除了政府吸纳社会组织以外,社会组织自身也需要主动参与政府治理,实行协作性治理。

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供给

我国社会组织为什么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和有能力,并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没有需求,而主要是其遇到制度供给缺失,同时束缚社会协商治理机制的实施。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以提供其合法性基础,得到法律和相关机制的支持。

(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

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是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平台和基础。因为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社会需求和治理要求的情况下,只有政府通过人财物等支持以建设孵化基地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组织的优势体现出来。在“强孵化基地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参与治理能力”循环中,协商治理机制才具有实质性的效益。

(三)重构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增强内生性治理

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对参与政府治理是有极大的影响力。要增强外部协商的能动性,需要加强内部的结构调整,使其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也就说内部治理结构是有秩序的,使组织制度更具弹性,调适性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回应性。

(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实现协商治理绩效

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提出协商概念是符合现阶段我国治理需求的,意味着实现治理绩效是一种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单一主体强力推行的结果,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治理会有助于实践协商治理机制,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政府治理的新路径。

四、总结与评论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能够保障治理的有效性,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政府更多注重公共精神。在治理谱系中,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和机制的转变,从较多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转变为以平等的身份而协商治理,实现组织目标。

地方政府治理目的在于回应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有效方式。它的实践效果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形成有益的治理经验和技术。同时,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治理机制一种形式,是能够从微观层面处置问题或矛盾的不可缺少的途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因此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绩效。

参考文献

[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5).

作者简介

杨成来(1992-),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与地方政府管理。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2

关键词:社会组织;困境;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2-02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目前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 614个。除这三类的社会组织外,官方尚缺乏数据掌握,但据专家预测,我国社会组织总量约在400万家左右。按此推算,约有300多万社会组织尚未登记注册,九成左右社会组织属于“不合法”,不具备主体资格。这显示出国家对少数社会组织严格管理而对大多数社会组织处于管理真空和乏力状态,因而如何走出管理困境,管理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一、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特点

(一)国家管理形式单一,社会组织发展形式多样

我国社会组织实行登记注册,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而且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合格后方可以申请登记成功。由此可见,“登记”管理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合法化的唯一途径,表明了管理形式的僵化和单一性。而我国近400万现存的社会组织,门类较为齐全,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既有全国统一性社会组织,也有社区基层组织;既有官方认可注册的社会组织,也有草根性社会组织;既有单一社会组织,也有社会组织的联盟;既有实体性社会组织,也有网络虚拟的社会组织;既有行政性的社会组织,也有民间性社会组织;既有盈利性的社会组织,也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等。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正视,从而突破管理瓶颈。

(二)国家法律规范滞后,地方管理实践先行

我国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虽已建立,但仍不健全,法律缺位现象严重,尚未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基本法。不仅如此,现有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四个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这些法律规范尚未上升为法律层面,不仅效力等级较低、管理模式单一,而且严重滞后,形成社会组织管理“无法”可依的现象。但可喜的是,地方管理率先打破了僵局,如上海市从2000年开始在部分市区承认街道可以作为社区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使得社区的草根社会组织得以突破“准入门槛”的制约,随后又以行业协会为突破口,成立专门服务机构;青岛市于2002年开始在社区试行社会组织备案制,对备案的社会组织颁发“准社团”、“准民非”证书;深圳自2008年起已经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探索,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等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2010年2月,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2010年6月,成都也开展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经济类和社会福利类社会组织登记时,申请人可直接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广东省建立了面向社会组织的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上海、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采取多种方式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至此,形成了国家管理规范滞后,地方管理破冰、形式各异,管理实践先行的格局。

二、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困境及努力

(一)官方路径局限及努力

所谓官方路径就是自上而下来自国家的管理。自1998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的官方管理就一直实行登记与业务主管相结合的双重管理模式,这种单一僵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发展需要,日益凸显其内在局限性。尽管我国地方管理大胆尝试,但各地管理模式不统一、不协调,缺乏国家体制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社会组织本身缺乏平等性保障,表现出地域管理的局限性。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有来自领导层以及政策层面的声音,彰显了官方的努力。

2012年两会期间,“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和“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在中央党校,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表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理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中提出:“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创新,拓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首次设专章阐述未来五年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

2009年,民政部就分别于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鼓励“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至今已经和17个省签订了协议。并且民政部现已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修订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拟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社会组织放开直接登记。同时20多个配套的法律规范正在起草当中。所有这些努力都表明中央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思路的变化,加快了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相信单一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即将被打破。

(二)民间路径的努力及局限

所谓民间路径就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任何一项制度,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都将难以为继。我国社会组织能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即源自于民间的需求和努力。

例如,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是专门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尽管从创办以来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成功,但一直以工商注册的企业名义运作。壹基金的负责人李连杰于2010年9月,接受了央视采访,他把长期挂靠在红十字会下、没有独立账户的壹基金称之为“没有身份证的孩子”。4个月后,他的努力成为了现实,“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成为中国首家无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简称它基金),基金前身是“中国动物保护动物记者沙龙”,倡导“善待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这个松散的组织由于缺乏合法身份让他们在开展活动时屡屡受挫。2011年5月正式成立,在北京市民政局试点改革时注册成功,取得合法身份,而天使妈妈基金则没有这么幸运,仍在努力申请之中。

尽管社会组织在民间发展迅猛,但却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缺乏自律和他律的制度约束,在一定范围已呈现出结社自由权利滥用现象,导致某些组织公信力不足,更有甚者出现了某些消极社会组织。针对此种情况,政府相关部门既要高度重视这种民间诉求,也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类甄别,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和管理制度,克服这一局限性。

三、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传统路径依赖是以是否登记作为衡量社会组织合法的唯一尺度,因而形成管理困境。如何打破管理僵局,实现管理制度创新,管理路径选择十分必要。

(一)实行弹性管理机制,实现管理制度创新

实现管理制度创新,必须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建议改变一刀切式的僵化管理,实行弹性管理机制,即分别管理机制。现有管理模式是按特点和服务性质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应简化为按功能和作用将社会组织分为积极社会组织和消极社会组织,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释放正能量的社会组织就是积极社会组织,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害的就是消极社会组织,并采取对不同的社会组织实行分别管理,积极的保护、扶持,消极的坚决予以取缔。

同时建议对社会组织管理采取全国统一模式,放松入口管制,实行备案制,突破地域管理局限,实现社会组织的平等保护。同时引入社会组织竞争机制,形成社会组织互相竞争和互相监督,实行宽进入严追惩,进而实现社会组织自律、他律。

(二)制定社会组织监督法,实现法律制度创新

科学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合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良性的法律规则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保障。

实行放松入口管制模式,关键是要健全监督机制。我国尚无专门的社会组织法律,因而建议制定《社会组织监督法》。应在法律中规定社会组织的目的、宗旨,社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社会组织自律和他律机制和规范,违反法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权责分明,严明奖惩制度。同时建议尽快修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三个条例,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实行依法管理,从而达到社会组织管理统而不僵,散而不乱的境界。

(三)建立社会组织风险机制,实行“四位一体”监管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风险机制。现有社会组织惩戒措施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积极社会组织的奖励机制不完善,消极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不健全,因而建议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指标机制和风险评估机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基础上,建议实行全国联网的社会组织诚信评估机制,实行自评和他评,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建议社会组织奖励、退出程序法律化、公开化。这样就改变了仅仅依靠政府监管、监管能力匮乏局面,形成了政府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监督体系,形成监管合力,以便实行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

参考文献:

[1]王成磊,杨雅琴.浅析新型社会组织的现状及发展困境[J].社团管理研究,2011,(6)

[2]林修果.非政府组织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郑琦、乔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比较和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11,(1).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3

关键词 开放大学 智慧教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4.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way of boosting the wisdom education in Open Univers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of Open Universit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Key words Open University; wisdom education; method

当前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相继提出智慧城市战略,其目的是力争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中处于优势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城市化和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已成为了我国城市发展令人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智慧教育是智慧城市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城市健康顺利发展的保障。开放大学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宗旨,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整合共享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①②是智慧教育实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探索开放大学建设助推智慧教育的路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终身教育资源布局,满足不同层次的终身教育需求,推动城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向智慧城市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1 智慧教育内涵与特征

智慧教育即是指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无线宽带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与智能仪器设备等为铺垫,以大量的教育资源建设为中心,通过各项配套保障措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与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企业及相关机构共同参与构建的现代化教育服务体系。智慧教育是智慧城市重要组成部分。

智慧教育即具备“教育”的属性,又具有“信息化”的属性。从其教育属性来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有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与协作性等几个方面。第一,其开放性就是突破了传统教育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瓶颈,促进了教育的社会化、终身化与个性化;第二,共享性使得丰富的教育资源为全体学习者所共享,是教育信息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第三,交互性即是实现人机之间的沟通和学习者人与人之间的在线远程学习交流;第四,协作性体现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科学有效的相互协作的机会。从信息化技术属性来看,智慧教育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等特征。第一,数字化使得教育信息技术系统性能更加可靠,更便于使其标准统一;第二,网络化使得教育资源更便于共享,更易实现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第三,智能化使智慧教育系统能够实现教学行为个性化、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第四,多媒体化使得智慧教育相关设施设备一体化、教育信息表述多元化,使得相关教育资源内容更加直观,更加丰富多彩。

2 国内外智慧教育相关发展状况

智慧教育对传统教育理念、模式、内容和方法带来了强大的冲击,促使现代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发生了重大变革。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借助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完善传统教育模式,是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许多成功案例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目前,国外走在前列的以美国、韩国和日本为代表。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雷汉姆小学尝试开展了教育云计算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校600名师生可通过“通用云计算服务”获取虚拟电脑桌面,并可方便地使用其中包含的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弗吉尼亚州Passage中学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等终端进行学习。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创设了许多可以使用手机参与的学习活动,并将学习过程与内容写成博客或录制为视频在网络上共享。有些教师也开始尝试利用手机来加强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互动。如在课堂中提问时,不再只是指定某个学生回答,而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并将学生的答案投影到教室的大屏幕上供学生讨论;还有的教师通过Twitter平台与学生一起协作创作故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另外,日本总务省于2010年启动了国家级教育信息化项目――“未来校园”智慧教育项目。该项目建立了具有良好人机交互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互动性白板和连接家庭与学校的协同教育平台,为所有六至十二岁的学生提供丰富的电子学习资源。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与国家信息化战略委员会一起,于2011年6月推出了“智能教育推进战略”,即从2015年起将在相关学校推出“量体裁衣”式的智慧教育体系,用电子数码教科书取代传统的纸质教科书。韩国政府为此将投入约合21亿美元的资金来完成此项战略,将在所有学校建设以云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各种智能数字终端进行学习活动。

近年来我国各省份和城市围绕智慧教育建设也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例如,湖南省为了进一步加快湖南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着力打造了职教新干线,构建了基于云计算服务、覆盖湖南全省职业院校、基于网络的开放式学习互动交流平台。湖南职教新干线现已建有平台161个,师生教学空间30余万个,教学内容视频25万个。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积极开展智慧教育探索,形成了一个中心(云计算管理中心)、3个平台(云基础平台、资源平台和管理服务平台)的智能教育模式,构建的云计算环境下的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南教云”主要有电子政务云、学校管理云、教育资源云、互动社区云、智能课堂学习云等,③对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3 助力智慧教育实现的开放大学建设策略与路径

3.1 搞好顶层设计,明确定位及目标

开放大学是智慧教育实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全民学习的服务平台和终身教育的支持体系。

3.1.1 明确定位

开放大学是全民学习的服务平台和终身教育的支撑体系,不仅为全民学习提供服务,同时还为构建终身教育学习平台提供支撑,充分体现开放大学的开放性和社会责任。第一,要立足省情和市情。制定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切实增强服务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第二,要面向未来。努力将开放大学建设成为满足全民教育多层次多方位的教育需求的新型大学和终身教育平台。第三,通过创新不断谋求发展。以社会的学习化进程为出发点,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为立足点,使开放大学真正成为构建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有生力量,实现开放大学建设助推智慧教育的目标。

3.1.2 明确职能目标

一是办学职能,继续办好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当前仍以专科和本科为主,并积极探索与高校合作开展面向社会的研究生教育。二是服务职能,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互联网环境,采用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为广大民众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三是管理职能。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开展决策咨询、发挥好业务指导、过程监督等管理职能。

3.2 进一步加大开放大学信息基础设施及长效运营体系建设力度,助力智慧教育体系的构建

开放大学在远程教育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积淀,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教育网络,较早地涉足了云计算、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SAAS等现代信息新技术。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基础设施及长效运营体系建设力度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软硬件等方面距离智慧教育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亟待搭建实施智慧教育的相关平台。

智慧教育的构建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与逐渐成熟为智慧教育体系的搭建奠定了基础。它为智慧教育提供了强大的底层技术支撑和服务支撑,因此,借助已云计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搭建长效运营支撑平台是智慧教育体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该支撑平台包括:一是智慧教育的计算与安全能力核心的云计算与云服务管理平台;二是保障系统运维的常态化的集中式的系统运维团队及专业面向客户服务的呼叫中心。

3.3 加快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与整合

现有教育资源与应用已达到一定积累,亟待整合。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行业的各类参与者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数字资源,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教育运行体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各种教育产品的“炮楼”模式,不适合交叉、跨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因此智慧教育体系构建必须充分解决好跨界问题,从而实现各类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又如当前我国网络在线教育在连续性方面仍显欠缺,主要表现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成年、职业、老年的终身教育体系不完备,受众缺乏终身的、延续的教育场所。

开放大学应着眼社会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围绕智慧教育体系的构建,坚持内涵式发展,立足区域、面向全国,借助国家和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学科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彰显区域特色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并使教学资源得到可持续的更新。一是充分运用开放大学系统的现有课程体系;二是同自学考试系统的自考课程互通;三是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向各级各类学校、企业、科研单位与社会相关机构征集优质课程,从而促使教学资源更具针对性、历久弥新。

3.4 积极探索“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以面向社会公众的在线教育超市为代表的智慧教育运作模式

“教育超市”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办学模式,它的构建不仅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而且有利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教育超市”实行开放式教学,能为各类受教育者提供层次多样、质量高、数量足的教育资源,提供了更加人文化的学习环境,从而进一步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在搭建面向社会公众的在线教育超市时应注意以下策略:

(1)明确定位与服务目标。应充分体现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兼顾,积极推进各类教育形式之间互通,通过在线教育超市平台内容丰富的优质课程满足广大学习者多种层次的需求,并赋予他们充分的选课自,为渴望通过学习提升自我的社会公众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2)构建科学设计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在线教育超市的主要功能模块,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在线教育超市的运行永葆活力的源泉。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公共基础课程超市与专业课程超市。在设计公共基础课程超市时应注意既要课程内容符合相关专业修业的基础性要求,又要注重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职业素养应变能力等需求;在设计专业课程超市时要在保证专业体系完备性的同时尽量突出专业特性。

(3)构建健全的自选课程制度。应摒弃原有普通高校的管理模式中只能在狭窄的专业计划限定的范围内选课的制度,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建立符合学习者需求的选课制度,使学习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修课程,又要注意有利于学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需求,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4)探索实施学分银行制度。课程在各层次高校教育间的互认互通及转换,是面向社会公众在线教育超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搭建各类教育之间的有序衔接和灵活沟通的“学分银行”平台,是解决当前各类教育资源各自为政、学分不能互认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具体实施中可借鉴欧洲学分转换系统( ECTS) 模式,即通过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全国和省市级高校学分认证机构,由认证机构制定和执行一系列课程学分评估项目和评估标准,确定各个高校教育的各门相关课程学分兑换系数及跨行提取学分的相关标准,从而建立起网络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间学分互认互通的立交桥,促进各类教育间的有序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5)完善课程导师制度。网络是面向社会公众在线教育超市的主要载体。构建完善的导师制度,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进行全过程指导,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学生选课的盲目性,而且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构建课程导师队伍时,应从长远发展出发,充分考虑导师队伍的专业学科类别、职称、年龄等因素,以保障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指导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6)制订统一的课程遴选制度。包括课程遴选的评估入市、检验复评、退市的标准,应进一步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促成面向社会公众的在线教育超市资源开发整合和应用升级的良性循环。

注释

① 江兴代.教育超市――现代教育新模式[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4

摘 要: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发展障碍性疾病。而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自闭症儿童存在着多方面的困境,而社会支持的不足及缺乏是造成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本研究发现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促进自闭症儿童康复是一个不错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支持;自闭症儿童;康复;路径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随着自闭症儿童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自闭症患者的数量逐年增加,关于自闭症的电影例如《海洋天堂》、《雨人》等的放映,“自闭症”这个词语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种广泛发展障碍性疾病,其主要特点是社会功能障碍、人际交流障碍、行为和兴趣刻板,是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并影响家庭、社会功能的一种新型疾病。而目前自闭症儿童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根据目前国内的研究,也没有从一个真正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相应的路径选择,因此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为视角,在相关调查的结果上,探讨促进自闭症儿童的路径选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193个市民进行相关问卷调查,用科学的数据来分析社会公众对自闭症儿童的支持程度。另外,笔者通过与有3名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以及从事自闭症儿童教育的王老师进行深入访谈,从侧面来了解目前各个层面对于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

(二)分析框架。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在理解个人与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个人或社会问题的产生源自其社会支持网的断裂。因此要想解决问题的根源,必须从恢复社会支持网开始。总体来看,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结构大致可分为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国家支持、社会支持等四个层次。因此社会支持体系在结构上呈现出以个体为核心,由几个同心圆构成的社会支持格局(如下图所示)。

三、研究发现

(一)现状与问题。在社会大众的调查中,对于自闭症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发现其社会支持网络存在着严重的断裂现象。就家庭支持来说,自闭症小孩的到来让许多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家长本身就需要被支持。就社区支持而言,目前社区尚未对这个群体有专门针对性的服务和活动。在我们调查的三位自闭症儿童的社区目前没有相应的情绪上的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等。就国家支持而言,政府还未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来保护特殊儿童的权利和权益,更没有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因此就缺乏了很多的相应的资源。就社会支持而言,目前社会公众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认知度和支持度依然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三成的被调查者没有听说过自闭症儿童。而对自闭症儿童有所了解的被调查者对自闭症儿童的表现和成因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明即使想要帮助也不知道如何帮助,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或者体制给予社会大众对自闭症儿童提供帮助的途径。因此,自闭症儿童在这些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正是适用了社会支持理论。

(二)分析与对策。根据以上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本研究也将从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支持系统出发,通过对于家庭、社区、国家和社会这四个层面各自的支持系统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促进自闭症儿童的康复。

1.家庭为本: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自闭症的家庭支持系统是指以血缘为基础,主要指与自闭症儿童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这是家庭支持的核心来源,它可以提供综合性的支持资源如经济、心理、接纳等多方面的支持。主要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践:首先是促进家长对自闭症儿童的接纳。我们发现对家长而言,拥有一个自闭症小孩,一开始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家长对自己的小孩都无法接纳的话,那么家庭的功能就无法实现。其次是给予家庭以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长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教育压力等等都是难以想象。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工作者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给予家长一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压力的缓解和疏导,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

2.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自闭症儿童的社区支持系统可提供对情感交流、社会接纳、融合的支持,通过营造一种宽松的社区氛围,帮助自闭症儿童与家庭融入社会。在社区主要是建立社区互助的渠道以促进社区融合。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约一半的被调查者对自闭症儿童表示同情但不知道该如何帮助。社区中可以成立社区帮扶小组,组织那些愿意帮助自闭症儿童的人,定期开展公益活动。比如进行自闭症儿童相关知识的宣传,捐衣捐物,定期帮助自闭症家长照看孩子等等。同时也可以减少社区成员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偏见或歧视,促进社区更加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3.政府主导: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自闭症儿童的国家支持系统是指以福利与社会政策为基础,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个体或家庭提供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等,实现有尊严的个体或家庭生活。一方面需要加大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保障力度。根据访谈的结果,笔者发现自闭症儿童家庭大都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经济是他们目前的一大困境。而国家却没有通过福利及保障的发展,来减轻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的负担,促进自闭症儿童更好的康复。另一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增强自闭症儿童的社会福祉,提高他们及其家庭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而政府政策的出台也意味着政府对其的关注,从而可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4.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社会支持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包括专门机构的服务,以及志愿者的服务。因此要推动建立专门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来给予民间机构资金以及其他支持,让对自闭症儿童的服务更加专业化。其次推动志愿者体系建立。只有专门有效的志愿者体系才能使得这些孩子更好的被照顾。

四、讨论与结论

自闭症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正是由于社会支持网的断裂造成的。因此本研究着重于在深入认识社会支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何重新建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路径。通过研究发现可以从社会支持的四个层面进行:①家庭为本:促进家庭功能的恢复;②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③政府主导: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④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务机制。在促进这四个支持系统发展的基础上,从而完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其更好的康复和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晓.中国人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D].西南大学,2010.04

[2] 倪赤丹.社会支持理论: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范式”[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3.05

[3] 杜元可.自闭症儿童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2011

[4] 张静霞.论我国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权益保障[J].学理论,2013.09

[5] 吴国栋.自闭症儿童社会支持活动实务与评估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06

[6] 贺晓宇.特殊儿童教育中的志愿服务研究――以自闭症儿童教育为例[J].华章,2013.05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5

关键词:高校共青团;社会管理;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发展,高校共青团组织的职能体系也由传统的单一职能模式逐步向现代的涵盖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多元模式转变,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成为高校共青团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

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代大学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人才培养社会化趋势日趋明显,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与社会价值文化接轨更加密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得以与社会主流价值交相呼应。高校学生在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展现了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的一面,并且显示出新一代大学生摒弃形式主义,注重实效的特点,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和管理有独立的见解,并且积极践行勇于尝试,他们乐于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不沉醉在理想的憧憬,而是扎扎实实做事。高校持续扩招,呈现出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传统工作方式已不能吸引他们,对高校共青团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高校共青团在经济社会改革的浪潮中迎来了机遇与挑战。由于高校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我国高校共青团在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引导方面面临着一些困境。高校大学生始终以学习专业知识作为第一要务,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社会实践,大学生无法长期持续地参与社会管理,另外高校共青团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机制组织、引导、评价、激励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

二、高校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

在国内,高校共青团创新思路、积极利用区域发展的有利契机,联系社区、第三方组织、政府机构参与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全面推进高校共青团在社会建设领域发挥的作用。

如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街道,根据街道的不同情况,吸纳不同高校参加社区服务。每周六下午开课的华阳自强少年学校的学生都是单亲子女,街道就请中国纺织大学的学生为他们复习文化知识、解答难题、交流思想、畅谈人生。星期六社区俱乐部由华东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当志愿者,开展一系列大型与小型相结合,室内与室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智力与技能相结合的活动。华东师范大学团委和普陀区建立共建关系,有一大批学生在校各级团组织的筹划指导下,定时定点赴该区各街道进行志愿者服务,开展“为奉献者奉献”等活动。广州的“志愿服务广交会”为高校共青团搭建了参与社会服务的新平台,中山大学爱心同盟常规的志愿活动;广州大学法咨社自1995年成立以来本着“助人、普法、求实、奉献”的宗旨,长期免费为社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各种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针推如火,志愿有我 ”主要进入各项社区进行医疗服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电话随访等;华南农业大学义务工作者协会 所关注和服务的对象为0-15岁的需长期住院接受治疗的癌症患儿,义工人员到医院陪同患儿们进行游戏,绘画,讲故事等活动,或与患儿家长交流谈心。

高校学生参与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成为培养青年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目前高校共青团在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如:高校团员学生实践经验少、动手能力弱;参与服务的规模和服务群体的要求有差距,对参与社会项目的宣传推广普及工作仍需加强;社会支持度和参与创新的行动发展要求有差距,资金和投入较少;保障机制和参与服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有差距,高校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并没有真正纳入人才培养模式之中,一定程度上带有随意性和随机性。

三、高校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分析

对于高校共青团组织和地方组织而言,抓住区域发展的有利契机,以高校团组织成员参与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管理模式为切入点,积极打造校地合作的新平台,不但有利于增强高校学生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意识,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支持,体现出高校共青团组织自身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新价值,而且完善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

(一)基于专业优势,为高校青年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基于高校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高校团组织与教务、科研、资产管理部门合作,对大学生科技园进行合理利用,为科技成果提供孵化基地,青年科技创业者打造创业平台,有效推进产学研结合;通过举办“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创业大赛、研究生学术节、青年科技成果展、青年创新创业博览会、青年创业夜校等,为青年团员的科技成果提供展示的舞台、交流的平台和推广的天地;高校团组织组织和引导青年教师、各类学生社团走进企业、农村、社区,推广实用技术,帮助企业、农民、居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2]

(二)打造品牌活动,传承创新传统文化。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主要阵地,应发挥大学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作用,积极打造品牌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的传播,深化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同时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通过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等活动,扩大校园文化的影响,引导青年学生主动融入并改善社会文化,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高校团组织引导学生文艺骨干,排演经典文艺作品,将先进文化、高雅文化带到工矿农村社区,促进先进文化、高雅文化的弘扬;高校团组织积极参与巡演、巡讲,青年国际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在主动融入世界的同时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与魅力。

(三)以地方资源为依托,开拓校地合作新局面。高校应发挥人才优势,通过整合当地政府或某类企业的资源,为高校学生提供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会,使组织内部成员得以接受实地训练。一是组织青年人才提供政策参考、决策咨询服务,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青年教师和学生面向社会,开展决策、管理、咨询服务的服务者。二是开通青年骨干、团干部与校外各单位的通道,输出优秀青年人才到各级各类机关、单位挂职锻炼,发挥人才优势,协助挂职单位搞好生产第一线的工作,既直接服务于社会管理,又为青年个人成长提供帮助。三是引导高校学生开展的志愿服务、义务支教、社会调查、科技攻关、理论宣讲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发挥了大学生的学业专长和学科优势,培养他们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精神。

(四)运用新媒体手段,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各高校之间,以及大学校区和周边社区间的有机融合、联动发展,高校共青团的阵地优势逐渐明显,通过整合校内外经济、人力、场地资源,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高校团组织为适应现代青年沟通、交流的新特点,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建设各类网络和新媒体阵地,信息,提供资源和交流沟通的平台,学校之间、学校和周边社区的联系更边方便和紧密,使有效实现社会与校园资源的共享。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服务是一种新尝试,在开展工作时,要更注重自身使命意识,切实把青年学生的实际需要及促进社会发展的全局意识结合起来,借助高校资源、实践服务基地等,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发挥补充政府公共服务的作用,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与到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提升高校共青团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力度,为青年成才不断做出努力,向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

社会治理路径范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道德规范 价值认同 理论认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均无法脱离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性检验,正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等的实践作为自我检验和自我完善的界定标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核心价值观所立足的土壤在保持其持续发展优势的同时,在其持续前进过程中及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势必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同样也是在我国当前国际化转型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引导需要被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方式和途径必须呈现多元发展特征的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要求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三个倡导”要求。党十报告中,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战略视角,重新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培育体系的要求界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遵从“三个倡导”的新要求和新论断,并尤为强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培育成效来不断引领社会思潮,以便凝聚和达成社会共识。十报告重新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建设和培养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与此同时,其以国家治理为视域,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及体系构建必须以国家的当前发展、阶段性调整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动态需求为前提,始终将自身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视域下,来进行自我完善及对应价值观的培育。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以道德规范、指导思想、精神支柱、共同理想等作为基本培训指导内容,到以“三个倡导”为培育及践行基本要求,来时时保持自身健康度、正确性、动力和时代感的必然结果。

多样性价值观特质下的关系合理界定及处理。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国家经济、国家政治、国家文化等赖以立足并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基础,是国家变革及自我调整的方向,因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在时刻坚持自身正确性、与时俱进性、丰厚性、广阔覆盖性和指引优势的同时,正视和尊重价值主体多样性发展所呈现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进而正确界定和处理自身与需要被指引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以便更为明确地界定自身在培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定位。我国谋求可持续发展就势必需要正视和面对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在“互联网+”的运作模式下,文化大交融、观念大碰撞、思想大活跃已经不足以概括目前的时代特征,因此多样性价值观出现和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必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多样性价值观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创造性活力得以迸发的动力,是考量我国社会包容性空间现阶段大小的重要尺度,其更是我国不断推进人本位理念的重要成效。然而对多样性价值观存在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其毫无限制的泛滥及发展,就形态各异的多样性价值观本身而言,其并不能随时保持自身的正确性,不具备负面情绪和效应的“自我清理”能力,尤其是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同样具有正、负两面性。如多样性价值观中积极的、健康的、丰富的因子将促动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的接受,辅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培育覆盖面,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从某种意义而言,多样性价值观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的补充。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多样性价值观中腐朽、消极、盲目的因子,存在着撼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位的能力,甚至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被解构。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味纵容多样性价值观的发展,就有可能引发多样性价值观中的负面因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培育路径的大范围冲击。

因此,处理好多样性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的基础环节,需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地位和支配权利,要积极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制体制,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来强化其辐射作用,以进一步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观念对多样性价值观的引领性和统摄性作用。在此过程中,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其与多样性价值观的主流与支流、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在培育路径的构建过程中,始终坚持主流与支流、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并在多元化培训路径的构建过程中,适度保持张力,以辅助十三亿中国人不断完善和强化自身的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构建中的多重隐患

一是法律保障体系缺位下的行为转化力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本质的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同样属于我国构建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具有可取代法律的权利和能力。从我国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以来,我国法律体系的日渐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及辅助手段,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利益矛盾和利益格局的动态变化性日渐突出,国人价值主体意识的复苏,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法律领域中尚未解决的各类如立法与实际需要不符,违法无人追究,执法不严等所产生的负面效力势必被再次增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所需法律保障体系的缺位,使得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和行为不能够有效和及时得到遏制,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培育很难真正植入人心,进而转化为民众行为直接影响其生产生活。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间及“互联网+”时代被无限扩大化,也使得社会中一些有悖于和谐、文明等理念,如“扶不扶”的困惑等层出不穷。

二是落地机制健全需要被忽视影响下的培育流于表面。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属于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必须始终保持其与时俱进性并常抓不懈。按照机制在构成事物各环节、各部分之间的稳定性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序的规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的科学有效性和活力,需要落实、落小、落细的机制保障。其中的“实”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必须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小”要求从小处着手,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落实在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过程中,甚至需要落实并指引各类平淡的、琐碎的小事。任何一个国人的言行举止,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甚至国家的价值追求、道德水准的代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必须稳抓“落实、落小、落细”,然而遗憾的是就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而言,此方面却尚未得到重视和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培育在“落实、落小、落细”机制保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其目前实践培育很容易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人心,甚至在某些领域和部分地区,容易出现理论实践“两层皮”问题的主因,一旦此种问题持续存在且其影响有可能被恶意扩大,那么可以想象国人道德观念、社会安定和谐发展目标乃至国家生死存亡在未来所面对的恶劣境遇。

三是培育制度机制合力尚未形成下的运作零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的机制和制度作为其运作保障,因此,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中社会教育机制、监督评价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法律规范机制、实践养成机制、道德建设机制、心理认同机制、体制保障机制等的构建、强化、完善、规范、健全、推动等要求,就需要被长期重视和逐步完成,尤其是以上各类机制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合理融合性、协同互补性,都需要在其形成合力的要求下被时刻关注及合理引导。

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制度、途径当前的零散性、缺乏实践监督和管理以及执行力度不高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只能局限在某些领域和部门,而不具备统一性和现实针对性,还不能适应其本身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系统性发展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所需要的合力在现阶段也不能被满足。

落地要求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三向”构建

理论认知路径:紧抓两大主题,坚持刚柔并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综合体,是价值观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精神、公民道德、社会理念的抽象性概括。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路径的选择和定位过程中,理论认知的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众得以认同的基础,应该在从内在信念向现实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科学性发展的引导角色。由此,从“如何凝练”、“为什么凝练”、“效果如何”三个层面入手,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价值、功能、思路、方法、效度信度进行重新界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成效的强化,自然具有必要的辅助作用。

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这两大主题,指导思想范畴坚持培育路径要始终立足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性、真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本质范畴以社会主义价值本质规定性的揭示为基本原则;形式方面以通俗易懂、宜记宜传、简洁明快、言简意赅为传播和推广的基本理念;理论来源方面以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共同成果为汲取源泉,着眼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及培育成效定位于反映人类价值追求及美好理想目标范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立足世界文明价值观制高点,坚决反对在理论认知中对西方“普世价值”惯性思维的模仿。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俱进性、开放性的品格角度出发,在培育路径的选择时,保持自身与经济创造力的相辅相成性,在立足当下和发扬传统的思维碰撞中,将调控性和统摄性进行有机结合,坚持融合培养包容性和主导性的诉求。

价值认同路径:遵守价值观行为转化规律,灌输引导兼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需要解决信任问题还需要解决认知问题,但是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达成不能依靠强制性手段,也并非是强制式、诱导式的认同,而是需要以主动性和自觉性认同为基调,从实践强化、理论点化、道德教化、精神激化方向切入,最终所完成的价值固化目标。此过程中如何保持个体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间的张力及张力的灵活性,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为共性和个性、个体行为和共同意识选择统一化的平台及标准,则应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价值认同路径选择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拟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内化机制。核心价值观必须遵从价值观从理论或观念向个体行为转换的规律,在历经内化和接受的过程之后,才能谈及能否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真正接受,进而产生心理认同感和行为驱动感。任何价值观的产生按照利益决定思想原则,均无法摆脱外界刺激或信息是否能达到决定自身的利益点的限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而言,为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就必然需要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利益认同趋向于价值认同的历程,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是否被达成的内在过程。

其次,构建符合认同要求的实践强化机制,内化作为认同关键环节,虽然在接受和认知的辅助下可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信念,就需要考察其是否符合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知”“行”相统一要求。具体如对违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培育目标行为的及时批判和抑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转化力达成的褒奖和宣扬等。

第三,不断完善观念灌输引导机制。社会成员因活动空间和认知能力有限,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往往零散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此时更具有必要性。灌输引导机制概念的出现始于列宁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然而按照我国人本位原则推广的实践经验来看,如果仅依赖于外力进行强性灌输,那么对于被“灌输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传导更具有强硬性和强权色彩,显然这与我国国际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化价值观念是冲突的。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必须始终坚持使用引导和灌输方式相融合的途径,借助隐性化、柔性化的交流互动方式及现代媒介优势来达成价值认同的目标。

道德规范路径:内控外引同步操作,核查引导者的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落实实际是以公民个体践行为基准,只有经过个体内化和吸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能达成其培育目标,以此为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就需要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要求结合起来,比如提升公民道德修养,强化公民个人品德建设,健全国民道德规范机制等。从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公民道德建设,如友善、爱国、诚信、敬业属于我国公民需要遵守的道德范畴。以基本道德建设和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辅助,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培养合格公民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强化个人品德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德性养成和自律慎独的正向性引导,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知”“行”统一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来达成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外化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中能否被民众真正掌握,其实还是需要以其能否被自觉转换成个体行为指导规则为标准。因此在具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不仅需要重视大众媒体的道德舆论传播功能,通过宣传和正向引导,鼓励并督促民众自觉转换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培育中,还需要其他因素的辅助,如道德规范评价导向机制、道德规范舆论引导机制、道德规范利益导向机制、道德规范弹性调控机制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等。

其次,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思政教育工作的相关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引导者个人魅力,言行是否一致,自身的修养和德行,以及语言表达清晰度等均可视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客观辅助,由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导者团队建设中,引导者能否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能否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向民众倡导并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生活中真正践行,并接受民众监督等,才应该成为引导者选拔的重要准则,进而从引导者层面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