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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1
关键词: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5-04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IFC)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全球主导地位和统治力的IFC,即伦敦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是全球最高的,其外国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均居世界第一位。而纽约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额则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企业债市场。与伦敦外资外用型金融中心模式不同的是,纽约IFC地位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
除了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IFC之外,世界各地还有一些区域性IFC,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东京、香港,北美的洛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IFC的业务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10%,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导性IFC相比有一定差距。如香港、新加坡的国际债券发行有限,证券市场的外国公司不多,到2003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外国公司数量仅为9家,新加坡为63家。
还有一种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的IFC,这类IFC一般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具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和税收优惠,对各种资产和收入几乎不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只要交纳少数管理费即可开业,没有金融管制,各类金融机构多是“空壳机构”。目前这类IFC主要包括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巴巴多斯、安圭拉、维尔京群岛、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等。
从IFC的发展趋势与运营效率看,不同模式与规模的IFC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上。有的IFC得到了稳妥的发展(如伦敦),有的却正在衰落(如东京)。有的在由区域性IFC向全球性IFC转变中遇到各种问题(如新加坡)。综合考察各个IFC的目标选择和演化模式,笔枵认为上海IFC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从制发设计上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中国庞大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系为上海IFC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个城市是否具有IFC的潜力并保持其竞争力,与母国金融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IFC的发展就是例证。威尼斯、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都曾经是地方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英国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鼎盛,伦敦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五十年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纽约送上了世界级IFC的宝座。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东京金融中心,东京IFC地位也因为日本经济的起落而消涨。无可置疑,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至2005年年底,中国GDP总量已列全球第四,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并将在10年后赶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陆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为上海成为未来IFC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占国内总融资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融资结构的改善,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还将进一步壮大。当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和资金可以更便捷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上海的国际地位将迅速攀升,上海成为IFC是有潜力的。
其次,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决定了上海需要建设成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IFC。中国是经济大国,却并不是经济强国。究其原因,金融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相对滞后,以及国内金融中介的低效率和发展不平衡,国内社会资源的配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依赖型较大。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增强,另一方面导致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实施经济和金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金融发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品质,促进社会进步。并且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基于制造和成本定价体系的实体经济,以资本和金融定价体系为特征的虚拟经济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要害中枢。金融业既是一个大型经济体系的命脉所在,又是不同权利主体竞相逐利的基本场所。因此上海建设IFC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国内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快速发展,确立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或定价权,促进我国金融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实现。上述目标也决定了上海建设IFC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要求。上海建设IFC一定是建立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更多立足于为本国经济服务的IFC,这既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相比较而言,上世纪60年展起来的离岸IFC都是小国、岛国和经济规模已不足以支撑有竞争力的在岸IFC的国家的选择。离岸IFC的发展固然能够为小经济体的东道国带来就业、税收、投资便利、人才培训和GDP贡献,但对大国经济发展则很少能有拉动作用。因此,上海IFC建设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和“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更是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再次,政府的推动将有助于实现上海IFC的宏伟战略。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二是以优惠政策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提供有效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IFC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伦敦在一战前能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稳固的基石就是英国政府实行平衡财政预算和金本位制度,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一战后,美联储积极扶持纽约发展成为IFC与伦敦竞争。二战后英格兰银行在促进伦敦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又直接促进伦敦重新崛起为全球IFC。国际经验表明,IFC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推
进的结果。其中世界级IFC的形成,市场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区域性IFC的形成,政府的政策推动又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上海IFC的建设,必须坚持国家支持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市场推动和政策推动相结合。
二、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在上海建设IFC的目标定位明确后,还必须认识到各种约束和限制条件(如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海IFC建设的影响。受制于各种约束条件,上海IFC建设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的特征,也必然遵循着国内金融中心一区域(亚洲)IFC-全球IFC这一发展路径。
(一)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已经建成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国家一直把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开放的试点,支持上海在金融发展上先行先试。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政策,上海也始终把金融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5年8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成立,更标志着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中心的决心未变,信心不减。第二,全国的货币、证券、黄金、金融期货、外汇五大金融交易市场全都落户在上海,上海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级金融市场体系,并成为全国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心。第三,上海吸引了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积聚,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局面。上海是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积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05年底,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中外合作的金融机构已达326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余额达到近4000亿元。今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后,首批成功转制的四家外资银行,都选择上海作为其法人银行的注册地。
目前,上海已经具备了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其功能还不是非常凸显。要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还需要再聚金融资源,再造金融制度。首先要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着力扩大市场规模、创新交易品种、拓展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1)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做大市场规模,巩固和增强股票市场的主板地位。(2)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扩大企业债的发行规模。美国公司债券约占证券市场的60%,股票份额仅占20%,而我国企业债的融资规模仅为股票的20%,“短腿”现象十分明显,债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3)应以货币经纪公司的建立为契机,继续完善外汇市场,建立货币经纪人制度,提高市场平衡外汇供求的能力。(4)应稳步推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利用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将上海打造成为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中心。(5)应规范产权市场的发展,支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升服务功能,力争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产权交易所之一。(6)应加快推进资金结算中心的建设,提升交易、登记及结算系统的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
其次,要支持金融产品创新,把上海建成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上海金融创新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市场需要、跨国公司发展需要。应积极开发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重点是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融资票据、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等。应稳步开发股指期货类、利率类、汇率类金融衍生产品。应初步推出新的商品期货,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
再次,应继续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把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业务的试验区。上海在继续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积聚上海的同时,应鼓励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拓展新业务,并支持其跨地区开展业务。可率先扩展至长三角地区,并进一步延伸到全国。不仅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高端市场的现代金融服务优势,而且还要逐步取消不合时宜的外汇管制措施,鼓励外资银行发展跨国金融业务。
(二)力争尽快将上海建成区域(亚洲)IFC
目前在亚洲IFC的争夺中,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等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区域化的竞争格局中,上海应联手香港,共同竞争亚洲IFC,并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建设区域IFC,沪港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二者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更需要互补。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IFC,拥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市场规模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均超过上海。但也正是由于港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立的货币体系,决定了香港不具备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条件。而对上海来说,人民币自由兑换尚需时日,这一限制,始终是上海建设IFC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障碍。
因此,合作无疑将是上海建设IFC过程中的必备策略。在人民币真正实现自由兑换前,上海应与香港密切合作,共同竞争亚洲IFC。期间上海IFC建设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人民币金融中心,香港特区则将是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战略重点是提升两大城市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力。
香港作为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的重点应是与新加坡等城市竞争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香港特区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一直领先于东京和新加坡。香港与新加坡相比的重要优势在于其内地广大的腹地,使其能够发挥祖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经济的转运港功能和金融往来。尽管近年来香港由于商务成本过高,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加坡,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整体地位和基础仍然强于新加坡,且能够得到祖国大陆的继续支持。
上海在建设区域IFC的过程中,对外需要与香港等城市展开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监管方式方面,还是在产品创新、公司治理方面,都值得上海更深入地学习。上海还可出台更新一些政策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来沪。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瓶颈。而香港已经形成一个金融人才的蓄水池。目前在上海众多外资金融机构中,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都来自香港。上海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创造环境吸引香港更多的专业人才。上海在与香港开展金融合作过程中,还应鼓励两地金融机构之间互设机构,设立双总部甚至多总部制。在首批落户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中,有3家来自香港,占到三分之一。同时,中国平安等一些内地领军企业,在上海和香港分别设立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其人民币和外币资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型金融机构向“多中心”架构发展成为可能,这将大大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能级和层次。
上海建设区域IFC,对内也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上海又不是监管机构的所在地,因此上海既要面临来自总部的纵向性监管,又要面临跨行业的横向性监管,这种纵横交错的监管格局,将极大地影响监管效率和金融创新。上海可参照其他IFC模式,试行金融统一监管。具体做法是设立上海金融监管局,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和司法权。这样监管当局就能够根据上海建设IFC的特殊要求与环境,制定地方性的金融法规和监管规则,执行或落实中央金融监管任务,协调国
家金融监管一般要求与上海特殊监管要求之间的关系,以适应IFC发展的内在要求。该监管模式将率先与国际监管模式接轨,重在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国际标准的实行。综合的或统一的上海金融监管局可下设银行、保险和证券部门,以进行日常的监管工作。
其次,上海应积极推进以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审计制度的建设。
(三)渐进实现上海全球IFC的目标
2005年11月,伦敦市政当局(Corporation ofLondon,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IFC建设方面,“亚洲的未来在中国,上海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进出中国的资本规模的急剧增加将为此提供保证”。这意味着上海有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全球统治力的IFC。上海发展成为全球IFC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上海要实现全球IFC的目标,还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上海距离真正建成全球IFC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渐进实现。从国际视角看,对照国际上通行的IFC指标体系,依据国际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判断,上海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环境应达到基本完善,包括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
第二,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应达到与国际基本接轨。除极少数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外,绝大部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制度要与国际完全接轨。
第三,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以上。上海金融市场从中介经营机构到投资者、融资者的对外开放程度都要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要显著增强。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汇率制度的弹性逐步加大。
第四,上海金融市场的品种与创新应至少达到国际中等水平。上海金融市场要形成基本完整的品种布局,做到各大类品种基本完整、小品种较为丰富。同时,金融产品创新活力(包括模仿类创新和自主类创新)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第五,金融专业人才的聚集,尤其是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上海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但缺乏比较高级的、会做产品、会进行风险控制的人员。从质量水平来讲,上海缺乏通晓国际惯例、娴熟运用金融工具、精通国际语言的高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
第六,金融市场的规模要有量级上的提高。金融市场的规模决定了资产的流动性,是金融中心发挥价格发现、投融资功能并进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依靠,也奠定了IFC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基石。上海IFC功能与世界上主要IFC相比,明显存在规模过小、能级不足的巨大差距。比如上海一年的外汇交易量不及香港一天的交易量,不及伦敦一天交易量的三分之一。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3
[摘要]本文在整合国内外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特点,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三大传导机制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进行路径研究,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积极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同时考虑到对应分析的静态性特点,为客观地描述传导程度的动态变化,人为设定了三个时间段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作为危机影响前期,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作为影响中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作为影响后期。在三个时间段内构建模型对比10个行业与5个传导因素的对应关系。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应急管理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历史经验教训
从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信贷危机。2007年2月,美国第二大次贷机构“新世纪”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并在同年4月宣布破产,美国次贷危机随之付出水面。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次贷风险全面暴露,大量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濒临破产,对冲基金被迫清盘,投资银行宣布亏损和倒闭,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目前,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从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直接源于资本市场创新过度、信用过滥导致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但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政策和金融监管缺位也有直接关系。从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其影响远远超出预期。
危机正在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市场蔓延,通过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信心扩散等传导机制,迅速扩散到新兴国家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一些国家新美元升值、资本外逃、出廓产品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经济面临大幅下滑风险。
由于危机重挫了发展的信心和有效需求,全球贸易流动性危机已经出现。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多次重大金融危机,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银行危机、1990年日本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尽管成因不同,结果各异,但是我们仍能通过比较,发现其中带有共性的特点与经验教训:资金使用成本过于低廉、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和开放的步伐,是导致投资过度,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膨胀的主要原因。尽管当前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衍生性金融产品而显得更为复杂,但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共同的,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政权更迭频繁,严重破坏和偏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道。
历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建立一套更为全面、安全、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另外,由政府驻缅主导并介入危机应对是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当政府处理的态度越明确,或是应变速度越快时,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社会成本的负担也会愈小。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及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压力也相应明显增大。
(一)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已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是出口形势相当严峻;二是消费快速增长难度加大;三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四是一些重要经济运行指标明显回落。
(二)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维护和谐稳定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部分沿海企业关停、倒闭程序不规范,监管措施不到位,导致工人工资和劳工权益无法获得保障,各地出现多起由此引发的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可能继续恶化,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逐步显现。随着经济困难的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凸现的可能性也将增大,同时,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炒作热点敏感问题,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本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首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工业生产、外贸出口增幅下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回落。由于首都经济服务主导性和总部经济的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四)本市由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增多。
1.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引发的失业人员无序流动和管理问题需要高度关注。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化,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将会逐步从沿海地区向本市传导,占本市企业总量95%以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裁员的压力,此外,对农民工的需求可能减少,容易造成农民工大量返乡和无序流动,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2.股市、房市波动较大导致的社会恐慌情绪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心理预期的变化影响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公众对金融危机的恐惧不断放大,并在下跌的股市、房市中不断得到印证,这种恐慌可能迅速地传播和扩赛,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
3.不断上升的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社会安全时间有所抬头值得重视,近期,因劳资纠纷导致的劳工聚集和威胁跳楼、跳塔事件频发,特别是在外来劳工使用较多的建筑、安装等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处置不当,容易损害政府形象,很可能引发新的不稳定。
4.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可能导致安全生产形势高度紧张。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本市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地铁建设加上大规模政策性保障住房、水电气热等城市重点项目建设,今后几年的开工和在建项目将会大幅增加,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三、金融危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启示
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我们应灭且跟踪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深入研判本市可能遇到的新情况和新困难,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提高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强化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和控制,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导,全面加强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统筹与领导力度。
(二)建立经济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强化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1.加强经济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统筹协调力度。我们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自为战,贻误战机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更为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以便能够将全市的经济危机管理和应对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例的轨道中。
2.加强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推进危机应对工作的制度化。进一步制度或完善相关配套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制度,提高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和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三)建立经济运行的风险管理和综合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预警工作。金融危机通常都有先兆,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我们可以充分完善和利用奥运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方法与成果,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
(四)坚持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并重的原则,做好金融危机期间的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一是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对劳资纠纷监管,做好因企业破产欠薪引发的应急准备工作。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引导合理有序流动,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进一步加大改善民生的投资力度,消除金融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调动各方面参与首都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公众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信心。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本质是金融市场的一场信用危机。因此,重振民众、企业的信心,防止恐慌心理加剧,是摆脱金融困境的关键所在。同志指出: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对此,我们要加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应对危机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危机、改善民生和解决群众“三最”问题等方面所作工作的宣传力度,真正的化外患危机为内强之机,化短期之危为长期之机,化传统发展方式之危为现展模式之机,为建设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宜居的首善之区营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3] 曹远征,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贷风波的分析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11期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5
从金融市场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混乱造成的影响。何帆、张明(2007)认为利率提高和房价下滑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从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各种花样翻新的贷款品种的证券化以及人为高估的信用评级。
2金融监管不力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对全球推广过程中日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马克思危机理论中,马克思通过贴切实际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以及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紧密联系,从而得出货币和金融危机的理论。而且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金融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和爆发,使它的许多特点都表现出来,这些都在无形中为马克思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条件。他在研究自己所处时代金融危机的同时,还顺势寻找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之前的金融危机展开阐述,阐明了能够造成金融危机的实际条件,及其本质、发生机制、与生产过剩危机的关系、在经济周期中的表现等,从而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危机思想。建立的金融危机思想,其出发点就是货币理论。由于货币和商品产生对立,且一定要进行互换的情况在价值形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马克思表示这种情况下在资本运动的过程中出现货币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概率会很大。第一,买卖商品时期相互分离就包含危机的可能性。商品在买卖过程中,被分成了卖和买两个阶段,这样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处于分离环境下。在这样的环境下,商品和货币之间的转变就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进而导致兑现价值和生产商品时出现间断等危机,所谓危机就是让两种既相干又单独的个体被迫合并在一起。第二,商品买卖中货币与商品的时间分歧随着信用机构的不断改革发展而被逐步放大。纵然信用代表的是优良品质,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虽然统一货币具备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并可以通过信用实现,但如果其中某一个企业在支付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促使在很多点上终止了社会支付链条,并且涉及信用机构或其他企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在发展,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就无法规避,由于构成人们经济、社会活动的就是货币和商品,且二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机。马克思曾在其金融危机理论里指出“:万一劳动的社会性质体现在商品的货币存在上,进而使其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生产的物品,那么不可回避的就要面对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或者独立的货币危机[3]。”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生产范围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由资本的本性造成的,并导致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通常情况下,生产过剩的危机和银行信用的危机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两种类型。马克思认为,资金链条的中断表示出现了货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债务不能变更为现实货币,货币也不能用商品转换,所以导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以及引起商品贬值,信用货币亏损的状况最终导致工厂和银行的破产。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特征论述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突然性金融危机总是毫无征兆的出现,没有人会想到它会到来。马克思根据十九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常明确地说出“:所以,在崩溃之前,营业都是一如既往,没什么突发状况……在崩溃即将来临之际,营业都是像平时一样,甚至比平时的生意还要好。”[4](2)传递性在危机比较广泛的时候,所有国家的支付差额,特别是商业发达的国家,都存在逆差,这样的情况是按照支付的序列,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时间段像排炮一样的发生;而且,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拿英国做一个比喻,如果英国爆发危机,那么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一样的危机,这是马克思以前的观点。马克思对危机的根本原因作出解释“:所有危机的根源,都是群众不能进行更多的消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但资本主义生产却无视这一问题,盲目的进行大量生产,生产量应该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的。”[6]经济危机出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够与生产量过多。然而,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理解这一观点。对于局部意义上单纯因投机而产生的金融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这些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
金融危机的表现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
”,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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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