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1
关于国家的起源，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是契约论和掠夺论。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在国家没有成立之前，契约是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但是这种协议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而且也不具有稳定性。所以产生了国家这个组织，通过国家的力量和强制手段保证契约的实施。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或集团的人，国家的作用是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在诺斯看来，国家既有契约的属性，也有掠夺的属性，因此他折中这两种国家起源的理论，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中平等地分配就形成契约型国家，若不平等分配，便产生掠夺性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在此基础上，诺斯在1981年提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这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
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家行为分析
国有企业在我国具有双重的地位，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应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即产权明确;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政企分开。另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要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战略部署的责任;(2)国有企业肩负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3)国有企业肩负着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4)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大的特殊任务。鉴于国有企业的双重地位，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一方面要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在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过程时又面临着来自利益集团和自身的利益损失的阻碍，这就造成了国家行为的矛盾，可以理解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家行为的诺斯悖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中政企关系不明确。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又会出现所有者虚位的现象，造成经营权侵蚀所有权的结果。为了防止这样的结果，所有者只好加强监督，结果又回到了政企不分的老路子。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存在两难的悖论。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企业承包制改革失利就是这个原因：承包制中，国有资产在经济关系上处于所有者虚位，企业的管理权在承包方的厂长手中，但是国家仍然对经营成果负责。结果是双方对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都缺乏自主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极大浪费。如果给管理者很大的权限，又会使得管理者实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另外，承包经营者与国家之间是共享利润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产权关系变得更为模糊，国家和企业在分享利益时，企业侵蚀国家的利益在所难免，由此引发国有企业成员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二，软政权的存在阻碍了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软政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得挑战》一书中提出来的。指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制定的法律，规范，制度，条例等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他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进行权钱交易。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这种软政权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主要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想方设法的创租 寻租以谋求私利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中。我国这种正式约束的软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阻碍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中新技术的采用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就意味着每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相应增多，随着资本总额的增长，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递增，可变资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递减，从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减少。这个理论是个一般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借鉴意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如果国有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产能，必然会使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轻则造成国家安置失业人员的压力，重则会引起社会矛盾并危害社会稳定。这种新技术的采用和国有企业肩负的稳定社会和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是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旧的经济结构。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2
关键词：全球性经济危机 国有企业 博弈论模型－“工资奖金制度”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把全世界拖进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各种经济体参与的国际竞争，使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许多外贸为主的民营企业开始调整市场结构，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各企业开始纷纷招聘开拓各种国际市场的专门人才。经济危机使中国的企业终于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相对于很多幡然醒悟后手忙脚乱的中国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早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以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为例，在企业黄金发展时期，每年要接受200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生。然而，1998年，随着东亚经济危机的冲击，企业的往日辉煌早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大量流失，企业处于低谷，仅1年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就流失高达200多人。很显然，在全国范围内遭遇相似的国有企业不在少数。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还陷在由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人才断层的窘境里而错过了随后而来的大好的发展机遇。惨重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关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就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们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当今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因为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等市场应变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高的贡献率。
虽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充分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和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目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时就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人才储备，这又是为什么呢?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一样，国有企业的人才储备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人才的认识不足第二，人才的新老接替跟不上；第三，人才的不均及配置的不合理；第四，竞争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第五，起点较低，有些企业眼光较低满足现状；第六，高素质人才留不住，员工和管理层整体素质不高。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人才储备的问题，以下我们将应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博弈模型一“工资奖金制度”模型来说明。这个模型是1981年由Lazear和Rosen提出的。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大概是这样的：
1，1个雇主有两个雇员。雇员i(i=1，2)的产出函数为yi=ei+εi，其中ei为雇员i的努力水平，而εi为随机扰动。假设雇员付出努力有负效用，负效用是e的函数g(e)，且g(e)满足g’(e)>0，g''(e)>0。扰动项ε1，ε2服从分布密度为f(ε)，均值为0的概率分布中独立抽取。
2，雇主根据两雇员的业绩好坏发给二者不同的工资，业绩好则得到较高工资，业绩一般则只能得到较低工资ω1。
3，两雇员在已知雇主宣布工资奖金制度的情况下，同时独立选择各自的工作努力程度ei，且ei≥0。
通过分析，雇员的得益为u(w,e)=w-g(e)，其中g(e)>0。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得益为y1+y2-Wh-W1。用逆推归纳法，先考虑第二阶段雇员的选择。对任意风险中性雇员来说，每个雇员的纳什均衡策略，就是给定对方的选择，自己选择的努力程度一定要使自己的期望最大化。对任意i，ei必须是下列最大问题的解：
对以上式子进行分析可知，奖金的额度越大，即Wh-W1较大，会提高雇员的努力程度ei。另一方面，如果奖励不变，即Wh-W1固定，而对产出的扰动因素的影响扩大，也就是竞争的结果更多取决于“运气”而不是雇员的努力，那么雇员就会觉得努力是不值得的，就会选择较小的e*。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很好的处理薪酬问题，那么即使能够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也不能发挥人才的全部效用。这对人力资源实际上就是严重的浪费。
根据上式，雇员实际选择的努力也可能是解e1=e2=0。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工资、奖金水平太低，而付出的努力负效用又很大即工作很辛苦，或者其它地方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因此，企业必须科学地制定员工的工资水平。这不是企业的负责人拍脑袋的结果――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是非常普遍的，也从侧面说明了管理层整体素质不高。企业制定工资奖金水平既要保证员工愿意加人该企业的工作又要保证企业的利益最大化。由上可得企业决定的工资率是有低限约束的，即“参与约束”。
wh+w1=2g(e*)+2Ua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3
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丹尼尔・格罗斯和托马斯-梅耶建议欧洲组建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好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据他们的设计，EMF将由经济和财政实力最弱的成员国出资，具有比IMF更严苛的政策条件，同时也将预设一个针对债务违约的清算机制。
从经济、金融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提议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实施，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欧洲更应该把希腊送到IMF那儿去，求得一套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而不是继续把它呵护在欧洲范围内。
要想成功借由外部援助解决某国的金融危机，就要平衡好融资和调整之间的关系。应该有充足的外来资金，防止流动性危机恶化为偿什性危机。如果出现偿付问题，应该有足够的资金来遏制风险蔓延至其他国家。此外，还应有充分的调整措施，纠正深层次的问题，做好应对未来危机的准备。
格罗斯和梅耶认为，欧洲将比IMF更善于平衡上述关系。最近的一个类似例子是1997年日本建议组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出组建AMF的初衷是为了将重心由IMF主张的倾向于调整，转向倾向于融资。EMF与AMF的方向则正相反。关于EMF的这一提议存在严重缺陷，其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成员国就EMF条约达成共识需要时间。正如AMF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作用一样，EMF也不会有助于解除希腊对欧洲货币同盟的威胁。格罗斯和梅耶的建议只会吸引那些对道德风险极度紧张的人，却分散了人们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
其次，姑且不论可行性，如果EMF对经济和金融的条件要求过于苛刻，欧元区借款国就可能“投奔”IMF。过去的30年间，欧盟成员国遇到问题往往向布鲁塞尔求助，正是因为欧盟的援助会更重视融资而不是调整。若EMF不允许IMF插手欧元区的事务，那么欧元区各国在IMF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就应该化零为整，它们的集体投票权比重也应当降低，这正是欧元区国家一直以来抗拒的。另一种可能是，欧元区各国会在IMF凑足票数，以确保IMF的条件比EMF更为严苛。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怪异之举。
第三，根据格罗斯和梅耶的构想，EMF应通过市场借贷，也就是赋予EMF举债的权利，而不是由财政状况良好的强势经济体提供显性的担保。另一个途径是，EMF的资金将来源于违反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的成员国。以去年秋欧盟委员会的20lO年预测为基准，从公共债务存量来看，一半国家违反了规定；从赤字比率看，全部国家应缴纳罚款。最初《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曾规定对赤字超限的罚款，但这在当时政治上不可行。难道现在就变得可行了吗?
第四，格罗斯和梅耶建议在EMF条例中纳入针对国家违约的处理方案，主要是在偿还债务时确定一个“折让”的比例。这一方案以某国之前的财政“挥霍度”为指标，它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元区的借贷成本。格罗斯和梅耶以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与之类比，但是“第11章”并不适用于政治管辖，因为政治管辖本身就受到对政治决策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格罗斯和梅耶认为EMF优于IMF的重要原因正是前者有这样的机制。二位大概忘了，早在2001年，时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安妮・克鲁格就曾提出建设一个不这么大胆的“债务重组机制”(SDRM)。但这个提议很快就流产了，部分原因是它不适用于国内市场发行的债务。即使在当时，欧洲人也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欧洲货币同盟是“欧盟工程”的大胆拓展，其目的是在没有政治体制关联的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货币合作关系。但希腊对“欧盟工程”的威胁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金融上的，最后才是经济上的。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法，“欧盟工程”将有夭折的危险。但找到这一方案的可能性极其渺茫。除非希腊能从欧元区邻国――更好还是从IMF------~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欧洲将违背“鲍威尔原则”，也就是即处理危机时，需要采取绝对强势的手段遏制其蔓延。的确，希腊危机是一场经济危机，但这是最次要的。无论如何，希腊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都躲不过调整的苦痛。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4
【关键词】融资 中小企业 金融租赁 民间借贷
一、中小企业的现状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不景气和增长放缓，中国也不能幸免，很多企业就倒在了这次的危机之下。
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再次引起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我国的企业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外贸出口，形势最为严峻，很多企业又处于倒闭的关口。但是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全球都没有大规模的救市政策，而且国内还一直在执行货币紧缩的政策，这个对国内濒临倒闭的企业或者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噩耗，因为一个企业如果在最艰难、最需要钱的时候无法获得融资，即使能避免倒闭，也会长时间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
从上可见融资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在国内，国有大型企业永远是银行的宠儿，无论企业情况如何，都能从银行拿到贷款，就算银行已经无钱可贷，政府也会出手相救，绝不会看着企业倒闭。但是中小企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银行总是希望中小企业能去他那存钱，但是要银行提供贷款就非常困难了，贷款的门槛太高了，很多企业根本无法满足条件，在目前货币紧缩的政策下，更是很难获得贷款。
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有很多，本文主要针对原因之一的融资难的问题，讲解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二、为什么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讲，中小企业很多都偷漏税、制度不规范，还有很多公司拖欠员工工资、不给员工交社保，反正问题一大堆，这种公司倒闭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大家看一下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2010年3月份的一番讲话，就能知道中小企业有多么重要。他说：“中小企业的位置很重要，按照现行的划分办法，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数量的99%。它的经济总量占60%，它上缴的利税占50%，特别是它的就业人数占80%。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关系到就业的问题，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些数据来看，如果大批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将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引起更大的问题，所以中小企业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三、怎样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一）融资概念的分析
融资即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理财行为。
从概念上来分析，融资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系：（1）企业自身的状况；（2）融资的方式和渠道；（3）投资者和债权人。企业自身的状况是指企业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决定了可以融资的金额；融资的方式和渠道是指通过什么市场进行融资，决定了融资的操作方法；投资者和债权人是指提供资金的对象，决定了投资回报率的期望。我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针对上面三个内容分别制定的。
（二）企业自身状况问题的解决
企业自身状况在目前的阶段下，靠企业自身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主要还是要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来实现。为什么要讲从政策层面去解决呢，因为在国内，通过从上而下的政策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简单易行的。前面讲了，企业自身的状况决定了可以融资的金额，有些企业一直都无法获得贷款或者只能获得很少的贷款，但是只要政策做了调整，马上就能改变这种状况。政策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操作。
1.改变对银行的监管指标
改变监管指标，也就是在指标的监管上，对中小企业的放贷进行宽松的考核机制，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金额。
2.减少税收负担
减少税收就是要对中小企业减少税费的收取额度，减少企业的负担，可以说是帮企业融资的最简单的方案，而且这种融资对企业来说无任何压力。
一直以来，税负问题都是国内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费负担重，近半利润都上缴。税负不仅仅包括正常的税收，还包括其他一些非正式费用。税和费的种类非常多，经统计发现，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要缴纳、承受多种税费或“隐性”负担：首先是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其次是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然后还有相关部门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费用，比如集贸市场收的卫生费，这类收费有些定价没有规范，经常收得很高，但还不能不交。所以中国中小企业税负高应是不争的事实，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不如少收费，将钱留给企业自己支配。
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制定相关的政策。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决定从2012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据通知，对小型微型企业暂免征收的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包括，企业注册登记费、税务发票工本费、海关监管手续费、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以及农机监理费等22项收费。
上面介绍了从政策层面的调整来缓解企业融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还是不够的。如果从商业银行性质的角度衡量，小微企业贷款的增加肯定是要打个折扣的。据《新金融观察报》调查，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透露，虽然该行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但小微企业方面的业务做得很少。“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我们行的标准是看主营业务收入，其营业收入的1/10被视为最大的放贷额度。其中，营收大于50亿元的为中型以上企业，10亿—50亿元之间的为小型企业，小于10亿元的为微型企业。”很明显，这种划分标准与工信部关于中小企业的划分文件存在差异。某上市城商行人士也称，“我们是城商行，主要做营业收入在300万—500万元之间的客群，营收在300万元以下的企业就不做了。可以说，我们做中小企业业务，但不做微型企业。这种企业太小，风险太大了。”
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调整还不到位吗，应该不完全是，至少与以前相比，支持是大大增强了。诸如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允许发行小微企业贷款金融债、差异化资本监管等政策，都是一些过去很少见的突破。但即使是这样，商业银行也只是在表面上喊喊口号。多位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人士表示，国家提出要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也有自己的考量，“银行毕竟不是慈善公益机构，它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每一分贷款放出去，都得保证有收益回报。”而从更微观的角度观察，银行普遍实行信贷员信贷责任追究制度，小微企业出现问题的概率的确要远远高于大中型企业，尤其在经济下滑时更为脆弱，存活年限也短，这些都给中小贷款增加难度。
所以在现有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方式的体系下，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调整来解决企业融资难是不够的，还要其他途径来共同解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融资方式和渠道的问题。
（三）融资方法和渠道问题的解决
融资方法和渠道问题的解决需要靠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就是要创造出更多的融资产品，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以银行贷款为主逐步迁移到其他的融资渠道中。下面列举了几个应该大力发展的融资渠道。
1.新三板扩容
新三板扩容说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正式实施。如果新三板扩容（扩大中关村的试点范围、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将覆盖武汉、上海、西安等地的全国近百个国家级高科技园区以及工业园区，将能够解决一批有发展潜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2.设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银行
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区域性银行需要大力发展，社区银行由于只服务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小企业和居民，资产规模过大反而会增加成本，导致规模不经济。所以我国的银行不能一味求大，从提供金融服务的角度看，小银行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社区银行在审批企业和家庭客户贷款时，不仅要看相关客户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数据，而且还会考虑社区内这些作为邻居的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庭历史与家庭构成、日常的开销特征等个性化的因素。社区银行客户的范围非常集中，它克服了大银行与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更易于了解客户收入变动、支出状况等有一定保密色彩的个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银行在放贷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这样的信息优势，使得社区银行可以为客户办理贷款，甚至是信用贷款，但又能较好地防范自身所面对的信用风险。
3.发展金融租赁
金融租赁是由承租人选设备，出租人（租赁公司）出资购买，并出租给承租人，租赁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使用权归承租人，租赁期满承租人可选择留购设备；租赁期内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折旧由承租人计提。金融租赁在我国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个人觉得金融租赁的产品不多。而且现在的金融租赁产品基本只针对交通运输工具和大型的设备，很多中小企业对这些产品基本上没有需求，而开发中小企业普片都有需求的产品，正是金融租赁需要大力发展的内容。
4.小微企业金融债
最后来看最近被银行青睐的小微企业金融债，由于很多银行的存贷比接近了监管的红线，所以小微企业金融债成了抢手货。很多股份制银行已经提交了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项金融债申请。
以上方法可以解决融资金额和融资渠道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融资对象，企业能到哪去找融资对象，是否只能找银行。下面来看一下融资对象的问题解决。
四、投资者和债权人问题的解决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还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获取，除了银行，基本没有其他的融资对象，但是前面也讲了，现有体系的银行是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所以还需要扩大融资对象的范围。
（一）民间借贷合法化
讲到扩大融资对象，大家很容易就想到民间借贷，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融资对象。人们手上的钱，存在银行的利率赶不上CPI的增幅，每年都在贬值，而且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家又没有花钱意愿。为了不让钱贬值，只能拿去投资，但是目前股市、房市全部萎靡不振，对其他的投资方式又不了解，所以民间借贷便成了最好的投资产品。由于民间借贷一直没有监管，当出了问题之后，后果就非常严重，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纷纷出现问题。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民间借贷的确是融资对象的极大补充，所以这种方式需要监管层进行引导，引导它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封杀。
（二）建立融资平台
建立第三方融资平台，类似于电子商务网站一样，需要融资的企业和想要投资的个人都可以在平台上信息，只要双方都认可投资的回报，就可以达成合作协议，当然，这其中还需要做一定的风险控制。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公司是红岭创投，这家公司专门建立了一个交易平台网站，网站对投资方提供资金担保，在撮合交易的同时收取手续费以获得收入。投资者只要认为资金有保障，就会很容易的将钱拿来这里投资，因为相比银行，这里的利率会高很多。一旦融资的对象不再以银行为主，市场上的资金必然会增加，融资的问题将会肯定会得到缓解。
五、总结
前文中列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实际上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肯定会比前文讲的多很多。但是所有的方法都不会超出政策调整、金融创新和扩大融资对象三个层次，只要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方案解决融资概念中的三个关键点，即融资金额、融资渠道和融资对象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冯静生.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现实意义与建议[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7（02）.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信用评级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世纪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更是得到了彰显。信用是整个市场经济的保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解决信用的不对称迫在眉睫，而资信评级恰恰是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产生的，顺理成章，我国的资信评级行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需要信用评级的保障。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书中有一句名言：“切记，信用就是金钱”。现代经济实质上就是信用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得到完善的同时商业欺诈、债务拖欠、合同违约等信用缺失的现象却是层出不穷。黑心棉、毒奶粉、瘦肉精、注水猪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字眼，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国是否已经步入了信用经济的边缘。在加入WTO后，我们迅速跻身世界主流经济之中，没有良好的信用立足于世界经济，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命运。所以，资信评级行业需要为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信用是金融市场的基石。企业发展过程中进行外部融资是注入新鲜血液焕发生命活力的重要渠道。而外部融资无非有两种途径：发行权益类证券和对外负债，而这两种形式也正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力军。无论是哪种形式，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是企业的偿债能力，逆向思维，也就是企业的违约率，正向思维，就是企业的资信评级。
信贷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大都来源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借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信贷市场的发展。“树大招风”，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大，信贷风险当然也是与日俱增。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程度，以及借贷者的信用等级无一例外都构成了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在不断的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但未免会有很多捉襟见肘的时候，所以，这时独立的第三方经济体—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这个问题上会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债券市场的迅速扩张。虽然说，债券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在我国的起步较晚，但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债券等的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逐步改变了我国一直依赖于银行直接融资的局面。所以，债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不同信用质量的经济主体都会出现在市场上。为了最大限度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又汲取了很大的动力。
三、资信评估行业在国外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虽然，资信评估行业20世纪初就在美国出现，但其真正的发展是得力于经济危机的爆发。
“20世界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极大地提高了资信评级机构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根据Hickman(1958)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1年间，大批美国公司破产，债券违约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但令人可喜的是，在这些债券违约公司的名单中，被评级机构评定为高级别的债权却很少违约，这就用不争的事实向投资者和管理当局证明了资信评级可以很有力的为投资者提供风险防范，降低风险交易成本。自此，资信评级机构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的“宠儿”。
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给了资信评级行业一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机会。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之后，各种资信评级机构争相建立。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又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而在本次危机中，资信评级机构的表现却远远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被信用评级机构确定为信用评级很高机构，却发生了严重的债券违约现象。比如：当时著名的“滨州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案件”，在其发生之前，资信评级机构给他的商业票据的资信评级是最高级别，，但是事实却让世人大跌眼镜。因此，经过这次危机，一些徒有虚名的资信评级机构被市场所淘汰，人们也开始有选择的接受那些客观、公正的机构的评级结果。也正是这个时期，1975年，美国证监会将当时的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公司确定为全国认可的评级机构，从而奠定了其如今的全球垄断地位。
我国资信评级的现状
一、评级信用知名度和可信度低
我国资信评级行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行业龙头崭露头角：以中诚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联合资信和上海新世纪为代表的一些独立评级机构已初步奠定了领先地位，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表现出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仍然很让人担忧。一个简单的例子：最新的由新华财经有限公司（新华财经）和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新华远东中国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首个引用国际标准评估中国企业信贷风险”的评级机构，其评级总监钟汶权曾表示，新华远东在评级过程中曾以传真方式知会了所有参评公司，但收到的回复却少之又少。而且经有关记者采访后报道，近10家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表示听说过有评级一事，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已经“榜上有名”，而其它公司则表示 “好像还没听说过这回事”。
二、监管机制不健全
05年之前，我国资信评级行业的发展是举步维艰，其盈利水平相对于其支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06年之后，由于国家放宽了对证券等债券市场产品的发行限制，我国的资信评级行业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有效地监管机制却几乎是空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是目前我国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门规范。这虽为信用评级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关于信用评级的专项法律或规章仍处于真空状态。仅有《证券法》中对证券评级机构以及证券评级人员作了一些规定，但由于不是专项法规，所以针对性不强，约束力更是鞭长莫及。
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6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理论的历史脉络视角分析了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依此探讨了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升值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政策建议。自发状态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总是偏低，它决定了生产过剩是经济的常态；过度刺激出口和金融创新能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也会加剧供需矛盾并对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或者引发其他宏观经济问题；只有继续主动调节企业的收入分配，才能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实现经济均衡增长。
关键词：企业收入分配 宏观经济效应 经济均衡增长
问题的提出
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随后一百多年里，斯密所提出的理论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微观经济理论。总体来说，微观经济理论是在最大化的假设条件下，通过边际分析和供需均衡分析，得出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也能够决定合理的价格，即完美市场理论，如图1所示。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得微观经济理论所推崇的完美市场受到人们的质疑。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经济理论，试图解释和摆脱经济危机，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针对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总是处于供过应求的状态，继而导致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因此，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有效需求水平，实现供需均衡，继而实现充分就业。面对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经济“滞胀”现象，有效需求理论变得束手无策，而各种新兴的学派及其理论则应运而生。供给主义学派认为，在总供给曲线垂直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总需求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同比例上升，对经济的增长起不了作用。政府只有通过调控措施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抑制通货膨胀。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施“单一规则”，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使得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同步增长，以保证价格稳定和高就业水平。还有其他各种经济理论如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也都独树一帜。总之，如图2所示，宏观经济理论是依据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即AD-AS模型，通过政府对财政领域包括税收、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和货币领域包括货币供应、利率等的调控，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继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又尽量避免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理论。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从所有制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机理和解决方法，提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改革生产关系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可以看出，经济理论总是针对经济问题而存在和发展，它是经济理论基本的发展规律。图3揭示了主流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指引着世界经济不断前行，然而，经济问题依旧存在，各国周期性的经济问题以及伴随着的大量失业时有发生。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等问题都有待解决。以往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主要探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是否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而很少探讨收入分配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企业这一经济体中最为核心的主体及其收入分配这一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通过分析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来解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内在的联系，并依此探讨上述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政策建议。
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企业是一个宏观经济体最为核心的主体。一方面，企业是产品和劳务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企业是收入产生的主要来源。企业收入分配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一方面，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由企业的投资生产来决定，继而由企业投资生产积极性来决定，最终由企业从所能得到的收入来决定，这使得企业的收入分配决定了社会的总供给；另一方面，收入决定了支付能力，这使得企业的收入分配决定了经济体中各个群体的支付能力，继而决定了各个群体的有效需求水平，最终决定了经济体的整体有效需求水平。企业的收入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更关系到经济效率，同时决定了总供给和有效需求，继而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在一个由许多企业所组成的宏观经济体中，企业提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在扣除投入成本后的部分会以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配，员工以工资的形式获得他们所分配到的收入，企业以利润的形式获得他们所分配到的收入，一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对应了一定的收入分配比例。不同的收入分配比例会产生不同的宏观经济效应，使得整个宏观经济体处于不同的运行状态。收入分配比例过低会导致经济过剩，收入分配比例过高则会导致经济短缺。
（一）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过剩
自发状态下，生产资料由企业家提供，企业提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在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配会由企业家来主导。对于员工来说，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该工资水平能够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总是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到能提供最高工资水平的企业工作；对于企业家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总是会使自己尽可能地分配更多的收入。两方面的博弈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最终保持在能满足员工基本生活的水平上，这种工资水平就对应了一个很低的收入分配比例。在这一分配比例下，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会出现不足。一方面，企业家分配到了企业收入中的大部分，这会激励他们继续进行企业投资并扩大生产，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企业家的收入也大幅增加，支付能力也相应大幅增加。但是，作为自然人，企业家的消费需求是有限的，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也只占极少部分，这就使得企业家为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需求局限在了其有限的消费需求上。另一方面，员工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有着很旺盛的消费需求，然而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却始终只能得到满足自身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因而支付能力也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员工为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需求局限在了他们有限的支付能力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供给而言出现不足，产生生产过剩的矛盾。这种矛盾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便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问题，大量企业因产品销售困难导致生产难以持续，企业库存产品堆积如山，失业就会增加，社会大多数成员因为缺乏支付能力而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
（二）宏观经济中的生产短缺
企业的收入分配如果受到外界因素的干预，使得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相对于自发状态下大幅提高，即企业家得到的收入大幅降低而员工得到的收入大幅提高，这可使得经济陷入短缺的困境。受外界因素的强制干预，如果企业家分配的收入大幅降低，企业家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将会受到严重打击，生产投资也会大幅缩减。一方面，企业家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厂房、设备和资金，这些资本都包含着隐性成本即企业家原本可以用这些资本去进行其他投资而可以获得的收入。企业家用这些资本进行企业投资，无形之中就放弃了那部分原本可以获得的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开创企业到经营企业，从产品的生产到产品的销售，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还要为企业的投资承担风险。企业家投资的积极性并不是由实际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期望收入决定的，因为投资总会伴随风险，投资所能产生的实际收入投资前并不能确定，投资前所能确定的只是根据风险水平确定的期望收入。如果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大幅提高，那么企业家的期望收入将会大幅减少甚至可能为负，这样由期望收入决定的投资积极性就会极大地受到打击甚至失去投资动机，企业家会减少生产甚至退出生产，使得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大幅减少。而与此同时，员工由于收入分配比例的提高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支付能力也得到增强，加之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有着很旺盛的消费需求，这样就使得员工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旺盛的有效需求。这样必然使得整个社会不断减少的供给相对于旺盛的有效需求而言出现不足，产生生产短缺的矛盾。这种矛盾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便会造成生产短缺的经济问题，企业不断缩减生产，整个社会的产品和劳务出现匮乏，整个社会对产品和劳务又有着较强的需求，并且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可是却无法得到满足。
（三）经济常态与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自发状态下，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总是偏低，它决定了生产过剩是经济的常态。在生产过剩的状态下，过度刺激出口和金融创新能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从长期来看，它们也会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并使其以一种破坏力更大的形式爆发出来或者引发其他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场金融体系的危机，但实质上是美国房地产经济在过剩的状态下由过度金融创新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在整个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发状态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总是偏低，它决定了生产过剩是经济的常态，美国房地产经济亦是如此。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同时也是在利益的诱导下，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房地产次级贷款，给那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提供住房贷款，同时又帮助贷款银行将这些等级不高的贷款打包成资产支持证券并衍生出更多资产，然后出售给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银行、基金、商业银行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机构。这样，在金融的促进作用下，就形成了一条规模极其庞大的信用链条，而这一切又全建立在房地产经济这一薄弱的基本面上。短期内，次级贷款一方面能帮助没有支付能力的购房者购房，另一方面能促进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更多房产，这将很大程度上缓解房地产的供需矛盾，同时也促进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以及资产支持证券及其衍生证券这些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然而，长期内，这只会使房地产经济过剩的矛盾进一步的积聚，并以一种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危机形式爆发出来。贷款购房者不仅要归还本金，还要归还利息，这将使得他们原本就不足的支付能力更加脆弱，并使得房地产经济原本就不足的有效需求被进一步地削弱。同时，在次贷的拉动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不断开发地产，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原本就已过剩的供给状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供需矛盾不断积聚。由于以资产支持证券及其衍生证券形式存在的巨额财富遍布全球，美国房地产经济供需矛盾如果爆发，经济如果陷入危机，那么这些财富将随之缩水，这将造成全球财富的损失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问题。积聚已久的危机最终被美联储连续多次调高利息变为现实。
中国长期以来都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内需不足的状态保持经济增长会大力刺激出口；同时，产品和劳务在国内找不到销路，企业也会竭力争取出口。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出口会不断增长。由于内需不足，进口偏少。这造成了长期性的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的压力。另外，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并考虑到结售汇制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长。199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516.2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持续增长到了8188.7亿美元，在2011年3月份则突破了3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规模使得资产缩水问题日益突出。如果构成外汇储备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那么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财富也将随之缩水，由于规模巨大，这种账面损失也会较大。经过出口的长期刺激，国内经济逐渐形成了出口型的增长模式，它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失衡，给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在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内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的拉动，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减少，那么国内经济也将随之受到影响。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容易受到汇率的影响。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8.11左右，而到2011年底已经升值到6.33附近，升值幅度超过20%，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将通过影响出口继而影响到整个国内经济的增长。
经济均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根据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分析，经济的运行状态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图4所示，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的状态中，既没有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经济过剩，又没有因为有效需求过剩而出现经济短缺，企业积极生产，经济稳定增长。令此时的收入分配比例为Mf，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偏低，小于Mf，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将出现不足，产生过剩的经济困境；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偏高，大于Mf，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将出现过剩，产生短缺的经济困境。
继续主动调节企业收入分配是实现经济均衡增长最根本的方式。自发状态下，企业收入比例总是偏低，经济自发地走向过剩。此时，可以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来改变经济过剩的状态。随着企业收入分配的提高，员工收入增加，支付能力也会增强，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也将增加，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可以顺利地找到销路。对于企业家而言，初始提高收入分配比例时，他们的收入会随之下降，然而随着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企业销售产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企业家收入又会随之提高，这也将促进企业家进行投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过剩状态逐渐得到扭转，同时又不会因为挫伤企业家投资积极性而造成产出的下降，从而实现经济由过剩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良性转移。如果收入分配比例的不断提高使其超过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比例，经济就会陷入到短缺的困境中。一方面，员工的收入随着分配比例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也将随之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过剩状况的逐步缓解，企业家收入由企业整体收入提高而提高的部分已经无法再弥补由收入分配比例提高而降低的部分，企业家的收入最终会不断减少，投资生产的积极性也会不断受挫并因此而减少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会不断减少。两个方面共同的作用最终将使得经济出现短缺。此时，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就应该降低，使得经济回到均衡增长的状态之中。
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常态下，企业家提高自己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只能提高少数员工的支付能力，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显得微不足道，企业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难以增加，企业的整体收入难以提高，这样企业家的收入并不会因收入分配比例的提高而提高，最终导致企业家不会提高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因此，从企业家的角度而言，经济难以从生产过剩的困境中自发地摆脱出来。政府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部门，可以依据所掌握的宏观经济信息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状态，并根据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动调节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处于过剩或短缺中的经济施以与之状态相反的作用力，使得经济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同时又不至于陷入生产短缺的泥潭，最终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创新和刺激出口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就可以化解房地产经济的供需矛盾，继而避免金融对供需矛盾的积聚作用，最终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继续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增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付能力，继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就可以逐步改变贸易顺差的负面效应，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从长期来看，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继而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由出口型增长模式向内需型增长模式的良性转变，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并为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打好基础，最终实现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均衡增长。
参考文献
1.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内需和外需[J].管理世界，2010（6）
2.齐美东，闫春英.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1（6）
3.郑秉文.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4.刘福寿.金融危机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经济学动态，2010（9）
5.刘明远.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美国次贷危机[J].研究，2008（11）
6.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
7.斯密，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2
8.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