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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1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羊皮、奶酒、禾木蜂蜜、马鞍、哈萨克绣毯、戈壁玉石等。马匹租赁。牧民出租马匹给游客在喀纳斯村较为常见，每户村民可在有剩余劳动力时，带上1－2匹马参与马匹租赁。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虽耗费一定的人力、畜力和时间，但对于缺乏参与资本和能力的大多数牧民来说却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入。纪念品摊位。在新村停车场、喀纳斯湖边平台上、神仙湾的斜坡上分布有村民及周边乡民们的摊位，出售松子、酸奶、奶疙瘩、羊皮及方便面、帽子、水、披肩等游客较常用的物品。酒吧。酒吧主要分布在新村，约3－4家，少数小餐馆在晚上也充当酒吧角色。游客、村民都会光顾，主要售卖啤酒及花生等小食。家庭旅馆和餐馆。虽然景区管委会已经在2005年禁止喀纳斯村的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仍有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民房经营家庭旅馆，也有少部分村民出租民房给外来经营者经营餐馆或家庭旅馆。餐饮供给包括揪片子、大盘鸡、烤羊肉等新疆特色食品。住宿设施相对简单，大多为多人间，床铺密度大，仅部分房间提供电视。
3．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社区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社区旅游参与相伴而生。为便于厘清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本文将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86年)，未参与时的非商业化期。此阶段村民并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此时喀纳斯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到喀纳斯来的外地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喀纳斯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以狩猎游牧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农业、养殖业，没有针对旅游的商业。第二阶段(1986—1996年)，个别参与的低度商业化期。此时为喀纳斯旅游发展早期，村内旅游接待为政府主导型，设施比较少且大多简陋，层次较低。在旅游旺季，餐馆旅馆等接待设施常常供不应求。此阶段，极个别村民开始自行开发家庭旅馆和餐馆，也有具有远见的外来经营户进入并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总体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极少，旅游商业化处于萌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6年)，无序参与的过度商业化期。此阶段为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喀纳斯景区的游客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游客需要，政府鼓励全社会大办旅游业。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经营家庭旅馆、民族风味餐馆或者家访等旅游商业活动中。由于旅游较传统畜牧业能取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形成了“家家都有旅店、餐厅”(受访者语)的情况。后来部分村民因自己经营效益不好，就在每年5月至9月的旅游季节将自家的房屋出租(售)给外来的经营户，获取租金，自己则继续从事传统的牧业。到2005年底，新老村共有130户人家将自家房屋出租给外来经营户①。
此阶段喀纳斯村中小餐馆、小旅馆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但也带来了社区的无序参与和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限制参与的商业化控制期。这一阶段，阿勒泰地委、行署根据《大喀纳斯旅游总体规划》，对景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06年7月正式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并赋予该管委会“景区政府”的所有权限。之后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着手对喀纳斯村过度商业化进行整治，禁止喀纳斯村开展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期间关停经营房屋153户，拆除床位3490张，绝大部分从事旅游住宿、旅游餐饮的外来经营户离开喀纳斯村，到贾登峪接待中心继续开展旅游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这一阶段，喀纳斯村内旅游商业大幅减少。至2009年，新老村仅极少数村民自主经营或出租房屋给他人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老村沿线分布家访、超市、旅游纪念品店共20家左右;新村公路沿线及停车场附近分布十几个摊位和少数几家小餐馆、超市和酒吧;湖边平台上和神仙湾等地也建立起有序的固定摊位。至此，喀纳斯社区商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文将对喀纳斯社区的商业化治理措施和效果予以进一步分析。
二、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
1．政府对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措施。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导展开的。为了控制下湖口区生态环境、旅游发展秩序及服务水平，保证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从2006年起，喀纳斯管委会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首先，提出了近期内禁止喀纳斯村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也禁止出租房屋给外来经营者做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管委会在积极使用强力行政治理这根“大棒”来对喀纳斯村进行治理外，还加上“胡萝卜”———房屋补贴，来弥补喀纳斯村牧民因不能出租房屋或者餐饮接待而失去的收入。该补贴方案是对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中此前从事房屋租赁的牧民进行的经济补偿。其补偿期限为2006年到2010年，总额为220万元，主要参照牧民原出租房屋的收入高低及房屋大小等标准分年进行补偿。同时，管委会还定期到喀纳斯村村民家中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私自接待游客者，管委会人员会将游客劝走，并对村民进行批评教育，如果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则对该村民当年的房屋补贴进行一定的扣除。但由于仍有不少游客希望能跟喀纳斯湖有亲密接触而愿意选择住在紧邻下湖口的村中，近些年开始有村民违规经营或出租房屋经营家庭旅馆。这也成为当前政府管制的一个难点。其次，为了防止经营家访者之间内部削价等恶性竞争，管委会对家访的数量进行控制，经营家访者需要提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才能经营。同时，在管委会的倡议下，由村民自行组织成立马队，并选出村民做马队长，负责马队的管理工作。马匹租赁服务和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此外，村委向在景区内摆摊售卖纪念品的村民收取一定费用，并用这些费用在湖边平台和其他区域修建少量固定摊位给村民售卖奶疙瘩、酸奶、遮阳帽、披风等给游客。
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及困境。以管委会为主体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有一定效果，却也面临一些问题。从家访经营治理来看，经营户数得以控制。老村家访维持在10家左右，但家访仍以外来经营者为主，竞争激烈，高额回扣使得经营者收益微薄;且家访中本地人参与较少，一些社区居民对当前村内的家访及其族群文化的真实性存在意见和看法。从马匹租赁治理来看，马队的成立规范了马匹租赁服务，居民参与经营的积极性普遍较高。马匹租赁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从商店和纪念品摊位治理来看，商业及商品经营空间及产品范围得以控制。村民们都积极利用旅游纪念品摊位获得经济收益。但也有因不符合经营空间和范围规定的经营受到管制，这类经营者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家庭旅馆和餐馆经营的管制是当前政府旅游商业化治理中最大的难点。一些村民对房屋补贴政策存在看法，如补贴金额多少的问题:2005年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取得的收入就有305．38万元，高于220万元的补贴，不少村民认为补贴远远少于租赁房屋收入①;也有村民认为房屋补贴的发放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情况②。而针对“禁止喀纳斯村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这一规定，喀纳斯村民的反应并非只是停留口头，他们尝试通过上访、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方式来迫使管委会取消规定，并于2007年将自己的意见通过政协委员别田•夏哈拜在自治区政协大会上提出，要求政府准许本地人参与旅游，最终该提案由阿勒泰地区行署办公室作出回应。总之，禁止村民从事旅游住宿接待的规定，使得喀纳斯本地牧民对当下的旅游开发政策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又影响着当今旅游管理政策在基层的实施。目前，部分存在抵触情绪的村民甚至暗地经营或出租房屋让他人经营家庭旅馆或餐馆，与管委会进行“住宿”游击战，在政府开展的专项检查中冲突也偶有发生。总体来看，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
3．旅游商业化治理成效不足的原因。社区治理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16］。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等，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17］。喀纳斯社区治理出现的问题，原因主要集中于事后治理导致的收益落差与难以弥合的心理差距、治理协商沟通机制缺乏、公共利益基础不扎实、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
(1)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难以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旅游收益落差。喀纳斯社区商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事后治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喀纳斯村的游客量持续增长，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量投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村民也自行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到90年代末开始进入旅游大发展时期，社区旅游也进入了商业化阶段。直到2006年前后，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管理部门开始对社区旅游商业化有所意识并进行整治。但旅游大发展期，外来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得村民获益颇多，并导致了居民对旅游收入的过高期望，即使未参与餐饮、住宿的居民也觉得钱“来得容易”。因此，当管理部门出台商业化治理措施，并通过强力行政手段推行如“住宿、餐饮禁令”等时，导致一些居民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引发他们的不满。虽然管委会也试图通过房屋补贴的形式给村民进行补偿，以缓和村民对这一规定的对抗，但如前所述，目前村民对房屋补贴金额和发放渠道及方式均存在一定看法。原本旅游收益较高的村民在村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使得不满情绪在社区内更容易扩散。地方政府对喀纳斯旅游区的管制措施对喀纳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旅游景区的规范化运作。但是，由于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直至不规范经营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才实施社区旅游管制政策，引发村民对治理的抵制。不少村民认为管制政策“剥夺了村民获取旅游收益”的权利，部分村民认为:“自从不允许家里接待游客后，收入就大幅度减少了”，并“希望管委会允许我们接待游客住宿”。社区主体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地方政府为长远发展而进行管制，两者之间缺乏社区治理的“共同利益”。
(2)社区治理主体协商机制缺失，各主体的意见不能及时沟通。由于不少村民经济利益在旅游管理部门一系列商业化治理措施之下缩减，他们开始渴望掌握社区发展的决策权，希望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18］，能对社区重大事务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但社区与旅游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如喀纳斯村就缺少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公共政策宣传栏，大量的消息通过个体口口相传，其中很难避免信息的漏损和变异。而旅游旺季管理部门工作压力大，其投入社区治理与沟通的人力不足，导致社区与管理部门之间产生隔阂。由于自身及外部的种种因素，致使基层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意见难以反馈到决策层，社区难以充分参与旅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当社区居民认为其参与旅游及受益的机会受到限制，他们就会对社区治理相关措施产生抵制情绪。如果没有合适的协商机制对其意见进行传导及处理，则很容易引发村民对直属政府层的不信任，并有可能产生越级“维权”行动。喀纳斯村民对政府管制措施表示不满，在其意见不能得到地方旅游管理部门有效的反馈和解决的情况下，向新疆政协递交《关于要求布尔津县喀纳斯本地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参加到旅游事业中展示本民族民俗风情开毡》提议，明确提出:反对管委会“不准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开毡房接待游客”，要求恢复牧民经营餐饮旅馆接待设施。他们强调，“我们只是想接待游客赚点钱，已经反映过很多遍，但还是不允许”，“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有人能帮我们老百姓说话”。原本为缓解下湖口区生态压力和保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措施及执行治理措施的管理部门被贴上“忽略社区民意”的标签，而村民们对“参与旅游权利”的定义，对已有的“租赁马匹、特色纪念品店、摊位及补贴”等多元收益方式避开不谈，仅聚焦于经营或出租房屋人经营餐饮和住宿，使得旅游管理部门和社区的矛盾凸显，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基础不牢，也面临更大阻力，政府管制成本大幅提升，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打了折扣。
(3)社区难以共担治理责任，无法为过度商业化负责。旅游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建筑保护近年来受到学界较多讨论。喀纳斯村传统图瓦民居在旅游商业化发展下从格局到内部装饰都发生很多改变，而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使得现代化更有条件嵌入到传统的图瓦村落中，这使得村民更看重经济利益，因此在享受现代生活和开展餐饮住宿方面，更多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能否过得舒适、经济收益是否能提高，但很少有村民会考虑这是否影响了村落的吸引力及景区的长远发展。对村民而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旅游商业化带来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成为给村民带来“美好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也因此对政府出台的某些限制过度商业化的治理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当前低层次的参与能力使得他们多关注自我的经济利益，而往往缺乏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照。而以管委会为代表的旅游管理者则更加注重于村落传统和环境的保护。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台政策禁止村内大范围经营餐饮和住宿，以保护村落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承载社区传统文化的家访项目及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如敖包节、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节)进行扶持和挖掘。前者是对喀纳斯村商业化的整治，其实施后，村内住宿和餐饮等商业设施数量大幅减少，村内过度商业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却对村民的经济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增加了商机，但其带给村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却远小于前者。由上可见，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与旅游开发者对村落传统元素的保留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两种立场在喀纳斯村社区旅游开发中互相交织，不断抗衡。社区治理中仍未形成针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共目标，各主体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而相对统一的社区发展目标的权责也未制度化，旅游商业化治理的合法性没有完全建立，“谁为旅游商业化负责”也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旅游商业化治理过程中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结论。社区治理是一个由社区范围内的不同公私行为主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法规以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16］、协调互动，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制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从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以管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主体缺位。管委会及在其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直接引导并限制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与内容。(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管委会主导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进行治理，采取清理喀纳斯村内家庭旅馆/餐馆、成立马队、规范家访、设立旅游纪念品摊点、对旅游纪念品商店等进行监管等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对喀纳斯村的商业化起到一定的控制和规范作用。但喀纳斯政府对已旅游商业化并广泛参与旅游的喀纳斯村的社区治理也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者反抗，导致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面临困境。(3)引起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为预先治理方案的缺失、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没有实现预先治理，而后期难以完全兼顾社区的经济诉求，导致社区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仍体现着中国式的“管制”特色，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性低，影响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缺少主体间的协商机制与平台，社区偏重个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使社区治理没有合作的基础，极大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此外，旅游发展和商业化治理中各利益主体立场不同，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社区治理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2
一、切实履行牵头单位作用，推进“进社区”活动的开展
按照省、德阳和广汉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七进”活动的安排部署，我局作为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七进”活动的牵头单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设和谐繁荣的四川经济强市的总体目标，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的评价体系标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安排，认真负责“进社区”活动的组织、宣传、动员、实施、督查等工作。相继制定并下发了《广汉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方案》（广民发〔2009〕83号），《关于报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社区”活动有关材料的通知》（广民发〔2009〕85号），关于印发《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活动考核细则的通知》（广民发〔2009〕105），《关于在全市社区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整洁迎“五一”攻关月的通知》（广民发〔2010〕14号）等文件，对全市“进社区”活动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使该项工作层层有组织、有领导、有机构、有措施、有考核、有落实。通过完善制度、狠抓落实，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搞好调查、突出重点，加强督查、确保实效等措施落实，实现了全民参与、强力推进，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活动蓬勃开展，社区环境卫生质量明显改变，社区形象明显提升。
二、环境综合治理“进机关”活动常抓不懈，建设优美整洁机关
按照市环境整治办的安排部署，我局成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机关”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宣传橱窗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坚持门前包“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容秩序”的三包到位，做到门前无垃圾、无乱堆、乱贴、乱画、随地吐痰、乱摆摊点、车辆乱停乱放、植物死缺等现象；办公室内做到和保持了地板、天花板、墙壁、门窗内无破损、无污迹、蜘蛛网，桌面、窗台无灰尘、办公用品摆放整齐，无乱吐、乱贴、乱画现象。全局干部职工坚持每周清扫责任区，积极参加全市安排的集中治理活动，对此项活动的常抓不懈，提高了全局干部职工的认识和参与自觉性，机关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三、存在的问题
经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各社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群众参与性不强。虽然群众对环境治理工作有一定的认知，但对“自家”环境搞得好，参与大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差。
（二）老小区的问题。老小区环卫设施缺乏、地下管网老化、路面破损，需投入资金多。但老小区居民物管费用缴纳低，与小区环境改造资金需用量矛盾突出，是影响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因素。如桂花小区、顺德小区。
（三）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如辖区内存在的建筑垃圾，社区无法清运；“牛皮癣”等反复出现，保洁工作难。
四、下一步打算
﹙一﹚继续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深入开展卫生和文明常识普及活动；
﹙二﹚随时监督检查。对各社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和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做到卫生不留死角；
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3
一、及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全年目标任务。
根据上级关于2009年的综治文件精神结合社区的实际，制定了《*社区2009综治工作计划》，明确了综治工作的全年目标任务，并通过和驻街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了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考核考评、奖惩责任等内容。对综治工作加以细化、量化，可操作性强，定期召开综治会议，分析社会治安形势，找出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建立应急处理方案，完善综治长效机制，规定凡是出现综治问题的和年终考评倒数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以确保全年目标的实现。
二、强化治安防范，大力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做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事关重大，深化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巩固创建安全文明的校园的成果，确保青少年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为做好校园周边安全整治工作，4月份成立学校安全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社区综治副主任*为整治小组组长，东街小学副校长*、职业技术学院保卫科科长*为副组长，社区其他工作人员为整治组成员。
在春季开展的这项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本资料来源于定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确定工作任务，整治重点，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布置，做到任务落实到人。
三、积极做好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预防和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社区十分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为排查调处一件矛盾纠纷，就是保一份安定，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成立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小组。5月11日在社区开展区级领导大接访活动，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同志就来到了*社区，来倾听广大老百姓的心声。不少群众前来向文部长反映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文部长都予以耐心解答。
这次开展的区级领导大接访活动，是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困难，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把大接访活动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
四、做好综治宣传工作，做好法律进社区宣传工作。*社区综治办根据街道综治办关于在三月大力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发动辖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全面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为此，*社区认真研究，周密部署，结合社区实际，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首先在居民中开展法制学习教育，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体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二是积极与辖区内学校联系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增强法制意识，为家庭、社会的安全打下了群众基础。三是在小区的宣传栏和主要出入口、过道处张贴宣传标语，达到家喻户晓。提高居民的法制观念，增强防范意识，共建平安社区。
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4
在IPM中，“综合”是采用几种治理措施共同处理一个问题的一种多学科方法。这样一种方法被认为是最环保、健全的、可行的长期战略措施。从一系列可能的治理策略中进行筛选以确保达到最佳的治理与合适地点相结合。这种治理方式越好、产生的副作用越少。因此要求有害生物治理者必须综合考虑环境、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征、生活史，生态学以及合理的治理措施及应用效果，实施方法简单可行，而且不能影响环境。另外，有害生物治理不强调依赖化学农药，而是依据一个地点和具体情况，采用以下至少两种以上方法进行综合治理。
栽培措施
导入农业IPM技术措施，特别是环境卫生，可有效控制城镇有害生物种群密度。
生物防治
不需要新的或更好的生物防治技术的发现，只需要治理者积极保护和鼓励自然存在的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
选择性农药
源于植物体的一些毒素，可作为诱饵，撒施剂、叶用性喷雾剂，使用分子遗传技术将可产生的植物毒素插入到植物体内。
化学农药
选择环境友好型、窄谱型、可选择的低毒性农药，剔除原始的、高影响的，缺乏与环境兼容的化学农药。
适时靶向施药
通过对病原菌、杂草、昆虫物候模型的建立，采用合适的定时喷药计划。以小面积防治代替大面积防治，不仅能降低农药使用量，还能保护已适宜的自然控制力。
对我国UIPM事业的借鉴
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5
一、思路明确，把综合治理工作高定位
坚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明确“抓稳定、抓治安，根本上就是抓经济、抓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创平安社区的意义和目标，建立了“以人为本、多管齐下、齐抓共管、综合防范”的工作思路。为此，我们把开展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区平安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平安社区“的创建对于塑造辖区形象、展示辖区魅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创建活动能不能形显著成效，首先要看认识，只有认识上有高度，行动上才有力度。本着这样的认识，我社区在领导高度重视下，做到“五个到位”：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由社区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社区工作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制定开展治安防范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探索新形式下治安工作新方法、新途径。认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防范工作的开展。二是认识到位。众所周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能否搞好关键是解决认识问题，尤其是领导的认识，我们正是充分认识开展综治工作的重要性，历来都将治安防范工作摆上支部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年度两个文明建设工作计划，逐步推进，不断实现新突破。三是责任到位。社区专门成立以书记负总责、警务区民警主抓、社区群防群治巡逻为骨干的治安防范队伍，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负责的工作网络。四是宣传到位。通过街道、社区干部及社区民警进家入户做工作。我们利用分发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印制的《安全防范必备手册》的机会，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激发社区群众共同参与治安防范的积极性。同时，结合开展“创建平安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经常性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定期刊登《安全防范365招》、《安全防范15招》和“四防”宣传。五是经费到位。在安全防范上我们舍得狠下血本，在社区主干道全面实现“亮灯工程”同时还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有效地提高了社区治安防范能力。
二、深化创安，把民心工程做强大
“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持为民服务。当前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平安。因此，开展创建安全社区活动是一项得人心、暖民心的防范工程。区委、街道在**年把我社区列入创“平安社区”示范点，作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建设整治就成为搞好治安防范工作的重点。社区内曾经入室盗窃比较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为彻底扭转治安混乱的不利局面，经规划研究，对社区进行了全面建设整治，实行专项整治。一是完善“物防”设施建设。针对社区原没有停车场所，出现机动车随意停放和被盗等实际情况，社区一方面多方筹集资金，建起停车场，最大限度的满足社区居民的停车需要；另一方面，加强对车场的整治，制定了社区《停车场人员值班守则》、《停车须知》等制度，并对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有效地减少了机动车被盗案件的发生。二是强化“技防”建设。在区政法委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投资1.8万，在辖区主要路口建起了以视频为主体的技防设施，对主要路段和部位实行24小时监控。配备了专职的巡逻队员，分两个时段进行巡逻，下午巡逻一次，大约2小时，第二次巡逻时间是晚上10点至凌晨5点。在巡逻方式上采取巡逻队员签到制度，还为巡逻队配备了与Xx派出所联网的无线电设备与全街所有联网的110、保安巡逻队和社区巡逻队联系，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主动权。
三、攻坚克难，在流动人口管理求突破
流动人口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运用简单的手段是难以奏效的。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收到显著的成效。社区有流动人口1360人，占社区总人口的36.8。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健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成立流动人口管理站，配备了专职的协管员。在管理上，首先加强对出租户的管理，对出租户实行等级管理，制定了10条的评分标准，实行10分考评制。同时还与出租户签定了《出租户管理责任书》实行一户一档，把出租户的所有资料扫描过录到电脑中，实行微机管理。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主要采取电脑管理，把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相片、身份证过录扫描到电脑。同时制作了“罗建社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操作平台”加强管理。
2.突出抓好流动人口管理的关键环节。我们在管理中，从流动人口流入一开始，就着力抓好四个关键环节、三个重点群落。“四个环节”是指登记、发证、清查和注销。流动人口来到我区后，必须到管理站登记、验证。保证做到“五个清楚”即流入时间、地点、原因、从业单位和现实表现清楚。对无婚育证的敦促补办，证件齐全的准予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等。并将资料输入电脑。流动人口离开时必须到管理站注销。对于“三个群落”即散居的流动人口群、用工单位流动人口群和“三无”流动人口群。对于散居的人口和用工单位流动人口群，我们同房屋出租户和用工单位签定目标责任书，实行连带责任制，促进形成管理工作的合力。实践中，我们把对出租户的管理作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途径。
3.不断完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措施。为了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长效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始终坚持“四个结合”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1）管理与清查相结合。（2）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我们把服务保障工作推向前沿，利用挂图、图片、宣传资料进行计划生育教育，为流动人口进行环检、孕检，免费提供避孕药具。（3）管理与教育相结合。采取图片展览、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形象直观的教育，增强遵纪守法意识。（4）管理与检查相结合。为了总结经验，及时发现解决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四、众志成城，把治安防范体系筑牢固
综合治理的根本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为了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群众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为工作目标。从强化社区警务工作，着力提高驾驭社会治安综合能力着眼，立足社区实际，在警务配置、民警职责、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重要内容进行探索和实践。充分利用110这一广大人民群众信赖的品牌，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五、超前防范，把治本之策做深入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综合治理的治本之策。社区成立以来，积极以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重点，大力倡导社区干部学法、懂法、用法。通过组织开展综治“宣传周”“宣传月”活动，编写宣传资料、户外挂牌、宣传栏等广泛宣传综合治理，使群众家喻户晓。加强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社区民警和社区组成帮教小组，从思想上引导、生活上关心帮教对象。确保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可能的刑释解教人员不漏管、不失控。目前社区内3名两劳释放人员都能安心工作。因地制宜地做好闲散青少年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鼓励他们通过自学和其他途径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为就业创造条件。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我们配合家庭做好重点帮教，避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大力开展创建“无毒害社区”和“社区青少年远离”活动，最大限度降低的危害。同时，为了增强活动的实效性，社区设立了治安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全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罪。
六、突出满意，把综治队伍抓过硬
加强综治队伍建设，着力提高队伍素质。为了确保综治队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复杂情况下都能经受住考验，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斗志。在开展“三个代表”教育的基础上，依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对综治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新时期综治工作法规和要求，使开展综治工作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组织综治人员广泛开展调研活动，先后对流动人口管理、深化创安活动、辖区治安环境等方面进行调研。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抓住责任制这个“龙头”。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关键在于领导高度重视，责任到人，为了保证综治工作人员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措施上切实加强对综治工作的实施，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做到领导个人责任与工作人员责任相结合，牵头领导责任与协作领导责任相结合，总体领导责任与分管领导责任相结合，使综治领导责任制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使一张责任书，将维护稳定的千斤重担分解到每个综治工作人员的肩上，形成了人人有责任、个个有压力的良好局面。
---发挥“综合”这个优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各种力量、各种手段的综合。社区治安状况良好，人民群众满意，这是坚持社会治安社会治，综合治理综合抓的结果。街道始终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致富、治安一起抓，做到“三个综合”即在力量上综合、手段上综合、工作上综合。并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综合治理工作。
---夯实基础这个关键。综合治安工作的重点在基层，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在基层。为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通过“五个加强“（加强台帐管理，做到整齐规划；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综治业务能力；加强信息反馈，保持情况畅通；加强分类指导，注重解决问题；加强检查验收，总结推广经验）使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一件一件落到实处。
社区治理问题及措施范文6
【关键词】 精准扶贫 移民搬迁 “社区工厂” 识别 考核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搬迁是指在生态脆弱区或贫困地区防范自然灾害和解决贫困共生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扶贫开发“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7月，陕西省政府正式通过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年―2020年）》，计划从2011年起用10年时间，搬迁移民60万户240万人。在该项政策背景下，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正式启动了陕南百万移民搬迁工程。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农民生活条件的提高等成效显著，但如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对移民搬迁政策绩效提出了挑战。从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各个主体角度来看，移民搬迁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成为困扰精准扶贫有效实施的最大障碍。李博、左婷认为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1]。二是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和社会融入成为移民的生存难题。付少平、赵晓峰认为目前移民工程的实施来看，普遍面临着移民后失业、再贫困，生计能力下降，生计不可持续的问题[2]。姚蓉认为搬迁移民融入迁入地的过程涉及移民文化观念、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转变，对多数移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3]。三是企业的产业基础薄弱，移民就业渠道狭窄。何得桂、李卓认为陕南移民搬迁工程仍处于“重安置轻保障”的阶段，企业的后续产业发展薄弱，安置点周边带动就业的项目较少，难以为移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4]。
为解决移民搬迁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陕西省平利县在实践中坚持一手推进移民搬迁，一手发展“社区工厂”，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就业推进移民搬迁和精准扶贫的新路子[5]。“社区工厂”可以被定义为：在平利县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内创办工厂，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社区，带动社区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助推脱贫的组织方式。“社区工厂”实现了政府、企业与搬迁贫困群众共建共赢，成功探索出一条“就业式精准扶贫”新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发展，平利县的搬迁移民工作和“社区工厂”的运作在扶贫方面已初具成效。截止2016年，全县先后建成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130个，搬迁贫困群众4.8万人，建设农村社区75个，创办各类“社区工厂”41家，其中电子元件加工厂18家，手套、棉鞋等加工厂7家，其他行业16家，吸纳群众就近就业3000人以上（搬迁群众1800人、贫困群众600人）年创造产值1.8亿元以上，先后帮助2500余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基于安置搬迁移民建立起来的“社区工厂”，进一步结合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导向，在地区精准扶贫模式创新中树立了典范。本文将从精准扶贫所涵盖的四个维度出发，立足于治理理论，剖析“社区工厂”的现状与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以期能为其他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二、精准扶贫政策下的“社区工厂”现状分析
1. 精准扶贫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是一场涉及到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贫困治理，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框架之下，包含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几大要素。本文在厘清精准扶贫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工厂”模式目前在对接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存在的现状问题。（如图1所示）
2. 精准扶贫下的“社区工厂”现状
精准扶贫是由政府推出的一项基本政策，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积极探索地方精准扶贫新模式。“社区工厂”是平利县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型的精准扶贫模式，从“社区工厂”构建至今，分别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四个方面有效帮助当地进行精准扶贫。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平利县政府和“社区工厂”相互协作、不断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但是，不够成熟的新型扶贫模式依然存在很多题有待解决，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社区工厂”参与精准扶贫的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
（1）“社区工厂”立足精准识别，建立扶贫基础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起点和基础。平利县围绕“发展社区工厂带动脱贫一批”的总体要求，深入移民搬迁中的贫困对象，“社区工厂”目前已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现在岗就业1000余人，累计吸纳在册贫困人口就业172户529人。搭建了工厂发展与贫困群众就业的桥梁纽带，实现“社区工厂”与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与互惠双赢。
从扶贫对象识别方式的精准来看，因为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和贫困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而“社区工厂”下的贫困户都是经过了政府的筛选评价过程，在“社区工厂”的需求与政府责任的联动之下，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贫困户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情况、收入水平、致贫原因等方面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促进并建立了一套多元化、多层次、自主性的贫困评价体系，有效的推进了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从扶贫对象的识别流程来看，“社区工厂”的贫困户对象都是由相应的扶贫部门选派干部队伍入村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切实掌握第一手扶贫资料之后，并根据扶贫资料对各村贫困户建档立案。根据贫困状况登记入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户档案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确保了识别过程公开公正，规范透明。
当然，目前“社区工厂”在精准识别对象方面依然存在弊端，目前在确定的贫困户的过程中依然以物质条件为评价依据，这种识别方式没有考虑到部分群众存在的精神贫困状况，可能出现将有些精神贫困对象排除在外的情况。
（2）“社区工厂”创新精准帮扶，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中心和关键。“社区工厂”模式在不断发展中从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等精准帮扶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精准扶贫项目安排上，“社区工厂”坚持方针，安排精准、因地制宜。坚持总部建在园区，车间办在社区，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能人引领、基地孵化、连锁推进”的思路，以针织品加工、机电配件加工、传统手加工等为重点，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外出能人返乡创业，促进贫困群众积极就业实现脱贫。
在精准扶贫资金使用上，针对“社区工厂”里工作的贫困户，由政府提供资金、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脱贫。此外，政府还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为社区工厂提供厂房并设有专项资金提供无息贷款，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工厂”的扶贫力度。
在措施到户的精准上，“社区工厂”到村到户，力求因镇施法、因户施策。如该县三阳镇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社区工厂”产品销售就成了一大难题。为此，该镇积极帮扶企业谋销路，引进农村淘宝项目，创办了电商孵化园，建起电子商务服务站，率先开拓“社区工厂+电商”模式，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社区工厂”的发展，实现了助力脱贫。
不断另辟蹊径“社区工厂”结合精准帮扶政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断进行动力机制和结构变革，将精准扶贫融入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发展理念之中。但是，在精准帮扶的过程中，除了要营造产业建设、资金投入、措施到户等外在扶贫环境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贫困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水平的提高，增强受助者的自主脱贫能力，从而提升教育的反贫困绩效，而“社区工厂”的扶贫效果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层面，文化娱乐设施不够完善，企业文化尚未建立，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贫困依然精准扶贫今后要探索的难题。
（3）“社区工厂”健全精准管理，促进扶贫开发
精准管理是指扶贫过程的合理化、有效化和可持续化。在阳光操作管理方面，“社区工厂”项目作为一个扶贫环节，促进了政府将扶贫资金直接用于被扶贫对象，简化了扶贫资金的发放流程，提高了扶贫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得“社区工厂”一定程度上对扶贫项目资金起着较好的监督作用。
在组织结构管理方面，扶贫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在多元扶贫主体之下，“社区工厂”与政府建立了积极的合作，在平利县成立了社区工厂办公室，有效的建立交流机制，加强了“社区工厂”与政府间沟通协调，推动扶贫主体间的资源、信息共享，加快形成主体间协调融合、责任共担的合作意识，形成合力共同扶贫。
（4）“社区工厂”强化精准考核，落实扶贫工作
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保障和优化。在突出考核导向，以发展成效促进扶贫方面，平利县各镇成立了“社区工厂”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后备干部包抓机制，始终坚持“社区工厂”与脱贫攻坚融合发展。
在考核扶贫成果方面，当地政府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扶贫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权重。一方面，当地政府将“社区工厂”带动的经济效益考核放在首位，对扶贫项目开发绩效进行重点考核，平利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平利县2016年度社区工厂建设考核评选办法》，将2016年社区工厂发展工作纳入扶贫工作考核中。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强化精准指导，在社会各界的调研交流中，县政府与专家学者、其他地方政府加强合作，计划在平利“社区工厂”成立“社区大学”，培养提升社区人的素养。
但是，对于“社区工厂”的考核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政府和“社区工厂”方面，“社区工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与政府之间的考核责任主体，发展过程中考核指标的制定、执行和推动目标实现以及事后分析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在“社区工厂”与贫困群众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员工对于绩效考核不够重视，工厂对于生产管理指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标准，贫困群众缺乏参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核方式和过程与精准考核战略目标的脱节。
三、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有效发挥，需要良好的精准扶贫机制的支撑，更离不开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拓宽脱贫空间和激发脱贫活力。因此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是精准扶贫推进工作的重点。本文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框架下，对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精准识别：更新识别技术，建立多维识别体系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精准识别工作。首先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政府应在现有建档立卡基础上，突破以年人均收入为贫困户识别的单一指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贫困人口进行分级、分类识别管理，着力攻克例如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等大数据技术的核心问题，完善云计算平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6]
其次是建立多维度的识别体系。政府应构建贫困人口识别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数据化的贫困人口信息库和多维度的精准识别体系。在“社区工厂”模式中，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应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协作。政府应拓宽政策传达沟通渠道和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深入了解贫困户的信息，贫困户通过申请评议建立起“社区工厂”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在技术更新下使政府瞄准贫困对象，将贫困户有效识别出来。
2. 精准帮扶：加强扶贫专业化队伍建设，实现高效脱贫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专业化队伍的建设为活力，促进精准帮扶的措施到户精准和因村派人精准。一是健全^域内精准扶贫机构，配备专业化的扶贫队伍。政府在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管理人员的合作基础上，建立专业化的扶贫队伍，完善各地区的扶贫机构，实现基层扶贫工作的效力。二是提高扶贫队伍定向帮扶水平，增强脱贫致富责任人制度。贫困地区的专业化扶贫队伍能够为贫困群众提供有益指导，为贫困地区制定合理科学的脱贫措施及项目，促进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社区工厂”模式可同高校、科研机构、公司等第三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其人才、知识、资本为“社区工厂”注入活力，提高“社区工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带动脱贫能力高效发展。
3. 精准考核：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提升扶贫绩效水平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扶贫绩效考核为保证力，对贫困户和政府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将各项扶贫政策、工作落实到位。一是建立起扶贫效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对政府扶贫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在政府扶贫工作中，政策的落实、项目的安排、资金的使用等都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应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激发地方政府的扶贫积极性。二是建立贫困户的退出标准体系和脱贫户生计特征动态监测体系，适时帮扶，巩固脱贫成果，解决漏贫、返贫、“被脱贫”等“三贫”难题，加强对贫困户的信息系统的动态监测。“社区工厂”模式应加强对贫困户和政府扶贫工作以及企业管理的动态监测，完善政府在“社区工厂”工作中的考核指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实现政府、贫困群众、企业的三方共赢，全面提高精准扶贫绩效。
四、结论
“社区工厂”不仅仅是移民搬迁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成为一种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新型模式。基于以上论述，我国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优化路径应在精准扶贫的核心影响因素基础上，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促进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在精准识别上，“社区工厂”准确定位了现有的扶贫对象，深入探究其贫困原因，制定精准脱贫措施，未来，“社区工厂”应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精准帮扶上，“社区工厂”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实现了“社区工厂”辐射区域物质条件的改善，让贫困户看到了新希望和新发展路径，“社区工厂”及有关部门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授人以渔”途径，实现搬迁困难群众“助人自助”。在精准管理上，“社区工厂”有效实现了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扶贫合作，在探索过程中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如何让群众以及更多的主体活跃在脱贫的大舞台上，实现更好更快精准扶贫是“社区工厂”模式的未来探索的重点。
综上，各地在开展精准扶贫有关活动时，应更加注重精准落实落地，即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实施扶贫；更加注重综合施策，在扶贫时，应当考虑到贫困户自身以及政府实力的各个方面；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通过激励、发掘贫困户、到村干部等的能力、潜力，推动贫困户自主脱贫；更加注重脱贫质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扶贫绩效的考核应当尽可能数量化，定期化，设计专门的考核机制，敦促有关人员积极实施扶贫。
参考文献：
[1] 李博，左婷.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25- 29.
[2]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8- 13.
[3] 姚蓉.试论陕南避灾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J].新西部，2014，（27）：25- 27.
[4] 何得桂，李卓.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的价值与困境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13，（03）：73-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