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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特征范文1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
第一，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为体制构建的指导方针。首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进行，以特色主义为指导；其次，要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把握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提高我国的行政管理水平。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首先，坚持党的领导能够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构建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其次，坚持依法治国的要求能够促进我国形成和谐的法律社会，为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有利于使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得以贯彻执行。
第三，促进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首先，遵循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能够更好地维系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其次，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途径
第一，进行集中改革，抓住改革的重点。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随着规律而循序渐进。进行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建构，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将管理为主的体制转为服务为主的管理体制；也需要政府转变管理的形式，由盈利转向福利；还需要政府由虚假的态度转变为实干；更需要政府将利己的目标转变为奉献。通过四个转变，能够加快我国构建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构建体制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划，并且逐步开展和深入发展。首先，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能够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从而使政府更具影响力，其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也更有实施力度；其次，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需要有法律作为保障，从而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最后，健全监督机制，使行政管理体制在执行阶段能够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维护政府工作的公正廉明。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打破陈旧的思想观念，对其进行适时调整。首先，打破陈旧的模式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其体制构建一定要符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实情；其次，摒弃传统思想中一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发展的思想，重新注入新的鲜活思想；再次，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使政府树立新的形象；最后，积极争取新的合作，以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更好完善。
第四，构建行政管理管理体制要注重创新的促进作用。首先，以人民的满意程度去衡量政府相关人员的政绩，得民心的领导者势必会有更好的政绩，更加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其次，用科学的手段加强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执行，科技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而行政管理体制中加入科技创新的因素，也能够促进其体制的更好完善；最后，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政府工作人员是为民服务的服务者，所以他们素质的提高，可以使行政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为民服务。
第五，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从而提高政府人员的工作效率。首先，用科学的手段加强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第二，制定和完善行政执法体系的标准；第三，健全行政管理的运行程序。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重点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2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人格特征
1 前言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收费制度的改革，贫困生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不仅面临着经济和生活的压力，而且也产生了一系列心理问题，作为社会高层次人才，他们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社会上给予了贫困生一定程度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但个性的不同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和利用度也不同。文章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角度进行探讨，试图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采用分层随机的方法抽取陕西理工学院1～3年级获得贫困补助的学生125名，非贫困生120名，其中在贫困生当中男生87人，女生48人；非贫困生中男生56人，女生64人。文科贫困生60人，理科贫困生651人；文科非贫困生60人，理科非贫困生60人。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份，回收率为98％。
2．2 工具与方法①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等3个维度以及支持总分。②采用王征宇翻译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有9个因子，按5个等级评分。③采用陈仲庚等翻译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E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量表测量神经质维度，也称情绪性；P量表测量精神质维度；L量表主要测量被试的掩饰性。对被试进行集体施测，答题前给予统一指导语。资料统计采用SPSS11.5完成。
3 结果
3．1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心理健康量表(SCL－90)测量结果
表1显示，贫困生SCL－90总均分、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的因子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
3．2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社会支持各维度比较见表2。
表2显示，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客观支持维度得分无差异，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得分差异显著。
3．3 贫困生社会支持与SCL－90各因子相关分析见表3。
表3显示，对贫困生而言，SCL－90各因子和社会支持量表的3个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并且大部分指标间相关显著。
3．4 贫困生社会支持与个性各维度相关分析见表4。
由表4可见，无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生，EPQ人格维度中，除L维度(掩饰性)外，E维度(内外向)、N维度(情绪性)和P维度(精神质)与社会支持4项指标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E维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而N和P维度与社会支持各项指标呈显著的负相关。
4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说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非贫困生差。造成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有来自社会、教育和家庭的，也有来自贫困生本身的个性特点，但贫困生的“贫困”加重了贫困生的心理症状，加速了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形成。①焦虑、抑郁和精神病性的原因。贫困生的家庭负担都很重，思想压力大，精神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为生活费、学费焦虑。每学期开学，贫困生的家庭都无法提供其足够的生活费、学费，使得贫困生的学习、生活没有稳定可靠的保证。为家庭焦虑，贫困生的各种各样的家庭困境，干扰着其学习和生活。他们或是担心家中的欠债是否增多，或是不放心父母多病的身体，以至于害怕家中再发生意外的不幸。另外，由于贫困生的上学费用要靠家长或自己借债供给，将来要靠他们自己的薪水偿还。面对目前社会就业压力的紧迫性，心中常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无穷无尽的忧虑，害怕毕业后还不起债、成不了家、生活不幸福、事业不顺利，对未来没有信心，平时情绪抑郁消沉，神情恍惚，多愁善感。养育之恩无法报答的焦虑。②自卑心理的原因。家庭的经济条件差，常常使贫困生有种自卑感。这种感觉一方面来源于贫困生对“没钱”的困窘较为强烈和现实，将金钱等物质条件看得过重；不能正确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学校园里的“拜金主义”、“攀比风”等不良风气也常困扰着贫困生。如一名贫困生所说：每每看到周围条件好的同学出手阔绰时，更觉得自己的寒酸和低人一等。③人际关系敏感的原因。作为贫困生，经济上的窘迫是他们不愿提及的，也是最怕同学怜悯和看不起的隐痛。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贫困生的内心尤为敏感。对涉及到与自己相联系的事情，总会引起强烈的情绪、情感反应，甚至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处于“多心”的状态，内心设防很多，贫困生内心的这种敏感，既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更使其变得脆弱而易受挫折。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证实，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问题越多；反之亦然。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一方面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这种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认。社会支持最表测量显示贫困生在客观支持上的得分并不低于非贫困生，但在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的得分低于非贫困生，这表明贫困大学生对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满意程度不高，不善于支配和利用周围的各种支持源。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的原因，大学生是一个高智商的群体，他们的自我期望值高，自尊心很强，他们把自尊和平等看得非常重要，往往把社会或学校对他们的帮助误解为对他们人格上的侮辱，他们从心理上就设置了屏障，拒绝接受帮助。所以他们从主观上感受不到这种帮助的好处，自然部分社会或学校的帮助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给贫困生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外，还要增强贫困生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性，以提高主观支持的程度，同时还要引导贫困生在获得社会支持的时候，积极争取和接纳这些支持，而不是回避、拒绝集体和他人的关心。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3
（1）公司环境治理对环境绩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会的受托责任的机制下，董事会必需承担经济、道德和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董事会必须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要时时刻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环境绩效代表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已为公司董事会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应加大环境投资的力度以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期望，如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从社会道德方面，董事会应对其公司的道德行为负责。董事会应建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已形成的道德标准深入到公司各部门及员工之中。由于环境保护属于董事会的道德责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责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会加大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监督的力度。公司的环境投资决策包括在环境战略监管之中。在环境战略监管方面（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环境资本支出的规模无论大小，对重污染公司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公司应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加大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
（2）公司环境治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公司治理监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会在其经济责任下对公司投资的监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投资决策，如并购，重组等。公司治理对公司的研发支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与公司并购相比，研发支出与环境资本支出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方面。对此，学术界争论最大的是公司过度的治理是否会减少其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司治理都会限制其研发投资力度。例如，董事会的构成和规模及董事的薪酬会影响研发的投资力度，此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公司研发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会也监督着经理层以削减研发投资来谋取利益的不当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正相关。
2研究方法
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环保部公布的16类重污染行业，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本文还搜集了相关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作分析、参考之用。通过对这些重污染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年报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具有多样性。
2.2实证模型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环境资本支出力度t=（环境治理机制t，环境效果t-1或t-2，经济特征t或t-1，规模t，行业t）。在实证模型中，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环境治理机制以及环境效果和财务指标有关。因变量为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自变量为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效果、经济特征、公司规模和公司所属行业。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计量环境治理机制：第一，社会责任（环境）董事委员会的存在；第二，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层对公司环境治理的影响，该公式将董事会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层级的治理纳入到分析变量中。而由于环境资本支出受公司的规模及该公司所属行业的影响较大，故公司的规模及其所属行业的变量也包括在该公式中。
2.3变量计量及数据来源
表1总结了各个环境变量的计量指标。本文中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公司2012年环境资本支出总额与资产增加总额之比来确定，环境资本支出总额数据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本支出额或者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或资金使用情况中有关环境投资数据。对于环境治理机制，通过公司是否设有一个具备明确环保要求与措施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备环境意识的董事人数来确定。董事的环境意识指董事成员具备环境专业知识背景或曾在环境部门任职，任何在环境部门任职或具有环境专业知识的董事都为公司增强了环境意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可以通过查阅2012年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报告中有关董事会成员构成资料取得。关于环境治理的弱势则以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为量度。
我国环保部于2008年对部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强制披露要求，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该变量描述了三种情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强制）披露或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层级反映。同时，还体现在公司环境违规和环境罚款方面。各地区环保部门会定期公布公司环境违规以及被行政罚款的信息。本文从2012年各地区环保部门官网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该数据。公司对其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作为实证模型中计量环境效果的重要变量。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级、环境违规企业数以及环境处罚代表了实证模型中环境效果这个变量。最后，财务控制变量的计量。本文选取公司期末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现金流量的增长通过环境资本支出投资的前两年现金流量的增长来计量，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特征，同时行业指标变量也包括在该模型中。
3研究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关于环境资本支出、环境治理、财务控制变量方面的统计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资本支出的中值达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样本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平均值为7.22%。环境治理机制方面，平均有51%的样本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11%的董事会成员具备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环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样本公司环境治理不力，10.1%违反环境法规，并且每1,000,000元销售额中有1.79元环境方面的罚款支出。在经济特征方面，样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总资产为303624万元，每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7%，现金流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平均现金流量增长率为1.64%）。此外，该样本涉及十六种行业类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药（15.8%）行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3.2变量分析
本文假设环境治理机制与环境资本支出力度呈正相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机制所涉及的变量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与未设有该机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的投资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环境意识(p<0.348)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此，此处大胆假设，环委会才是对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治理机制；环境效果涉及的变量中，样本公司中环保意识较淡的公司(p<0.000)和环境罚款较多的公司(p<0.084)在未来年度将会加大其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投资力度以避免因环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亏损；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与公司违反环境法规的次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p<0.149)；当然，公司的经济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流量的增长与规模较大的环境资本支出有一定的联系(p<0.006)；盈利较多的公司投资在环境资本支出上的资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具有较新资产的公司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环境效果和公司的经济特征所决定，而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设立有一定影响外，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的影响却很小。
（1）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
此处假设环境委员会的存在能够加大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为该假设提供了相关论据。公司治理文献都表明董事会下委员会的特征对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结果及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我们猜测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特征也可能影响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通过对样本中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进行分析，本文提出了与环委会相关的两个因素：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规模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一方面，从公司的构成结构中可知，董事委员会的规模反应了其在公司中的权利及影响力。Goh(2009)提出规模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内部控制不足的及时性补救上往往比规模小的委员会更能成功。这就足以表明规模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在与环境有关的决策上更有发言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环境资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Larcker等人(2007)认为该种会议实际上是表明董事会监控力度的一种方式。因此，当涉及到环境事项时，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频繁的会议能够加大公司对其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在此，本文使用这两个变量来替换实证模型中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变量以探究委员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对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不太显著(p<0.066)；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会议次数这个变量也与公司环境支出的力度没有联系(p<0.363)。而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和具有环保意识的董事(p<0.037)这两个因素却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显著正相关。因此，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便成为了公司一项重要的治理机制，它能决定其它机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这些分析结果支持了公司环境治理能够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观点，同时表明董事会已经意识到承担自身的环境责任以及实施好相关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确保已建立的环境规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条件。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环境效果对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也有着影响。以环境资本支出的年份为时点，一年前的环境弱势行为(p<0.029)和两年前的环境违规行为(p<0.028)与公司环境资本支出的投资力度相关，这与之前的分析相符。而两年前的环境罚款却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强度呈负相关的关系(p<0.068)。关于公司经济特征方面的探究结果则与先前的回归分析相类似（不包括盈利这个变量，该变量在表4中已确认为非重要变量）。总体上说，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了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如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环境效果及经济特征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设有环境委员会的公司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
该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环境治理和环境战略的相互作用为重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确定了公司委员会的存在和具备环境意识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够被归纳单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结果正如表5A中所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载（即环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释方差百分比。两个变量的载荷（因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总体上达到预想结果，全都超过0.40（委员会=0.761；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0.505）。环境资本支出包括强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这给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层难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环境战略上投资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选择，从这方面来讲，公司进行环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即公司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备积极环境战略的公司与在环境战略上消极被动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环境资本支出方面投资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公司的环境战略，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治理对环境资本支出的影响，本文考虑了环境战略和环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个时期的战略都属于公司机密，难以为外部预测和察觉，公司环境战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环境效果中涉及的变量来代替环境战略因子中本应涉及的变量。正如表5B显示的那样，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结合成一个独特的因子，而这个因子就代表着公司环境战略因子。环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承载在同一个因子中，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其中环境的治理不力变量的载荷为0.755，违规行为变量的载荷为0.807，罚款变量的载荷为0.523。
4结语
本文探讨了公司环境治理对其环境资本支出力度的影响。文中已经说明，从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治理时，环境资本支出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应属于与公司经济、社会和道德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据此，本文提出该假设：以环保和利益相关者责任为目的的公司环境治理机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资金比例。对所有样本公司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环境治理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影响其环境资本支出。总之，由于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的存在，公司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环境资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环境）委员会时，该委员会的规模以及具有环境意识的董事等因素与环境资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关。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意识到了他们肩上担负着的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责任，同时运用环境治理机制来确保已有的环保法规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董事通过监督具有战略性的投资决策实现了其经济责任。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4
【关键词】 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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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钟高，王锴，章铁生. 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5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层级治理 多维度治理
复杂性社会呼唤复杂性治理
霍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已经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①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了霍金的预言，复杂性特征更加显著。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知识储备。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叫做复杂性科学。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起步，到20世纪末期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提出，复杂性分析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6
《纲要》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为我国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了行动指南，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大数据提升全民数据意识、发展数据文化、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数据优势。相较以往，此次发展的目标更明确，内容更全面。《纲要》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大数据不等同于海量数据的集合，而是可被利用的海量数据集合。同时，大数据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数据可以创造价值。根据已有的数据发现联系是大数据能够创造价值的基础。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报告《大数据 大影响》宣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叫数据资产，它的价值赛过黄金。当前，大数据已经在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服务、零售制造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第二，大数据推动数据共享开放。大数据时代政府需和各个社会组织、社会主体合理共享，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之上，发挥各自的发展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数据的共享开放可以让政府少管一些事情，节省很多的人力，同时也能解决大部分公共事务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大数据可以预测未来。大数据是以分析大量数据的相关性为基础进行预测，这是大数据不同于海量数据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掌握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科学的预测，才能做出正确的预判。当前，大数据可以对人们的需求、灾害、犯罪的发生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有了大数据作为支撑，各类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将更为精准有效。
二、大数据对社会治理环境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政府面临的社会环境将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方法也会更加多样。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①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将更加开放，并且将更为深刻地遭遇到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②社会治理的方法将更加统一高效，大数据将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权力将会进一步收回，交由社会组织配置；③社会环境的变化将更加全面和系统，政府将在更加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催生了大数据的生成。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发展趋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治理环境和治理方法这两个方面，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大数据使社会治理环境变得空前开放和自由，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变要求政府必须树立开放的社会治理理念。首先，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查询数据的途径已经不再只依赖官方网站，这样就倒逼着政府必须实现真正的开放和透明。其次，在大数据时代，公民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非常简单且易于搜集，过去带有较强政治性的参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公民参与，这种参与会为政府的下一个决策进行引导。最后，大数据拓展了社会治理的范围，并使社会治理更为精准化。由于信息的双向交流，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模式从以往的方格化演变为网络化，从而使政策制定更为人性化。政府要掌握、整合和协同各种类型的基层数据，建立服务型政府。
其二，大数据有助于形成统一高效多样的社会治理方法，使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实现精细化和科学化。首先，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理念的影响是包容，大数据里的数据类型非常多，而且来自方方面面，政府需要将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去包容和协同。其次，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关注相关关系。换句话说，现在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再次，大数据时代似的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和高效。大数据促使社会治理更加及时，因为大数据有助于政府实时甚至预先了解发生的问题，做到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同时，大数据会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和节约，可以极大地节约相关部门和公民本人的时间及精力。大数据还促使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比如让更多人群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最后，在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将面临着更大的约束，尤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为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构建一个真正的电子政务平台和应用体系，又要应用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云治理。云治理只是一个手段，最终要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三、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治理风险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法都在发生改变，社??治理的主体也更为多元化，大数据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数据安全挑战。在大数据里，人们的活动都能被看到和记录，人们已经没有隐私了，因此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非常重要。其次是大数据的技术性风险，这类风险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政府应尽快适应大数据带来的新的治理环境，转变角色定位，制定有助于大数据发展的制度规则，引导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体系。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运用的基础。标准体系应包含大数据生成、发展及的数据标准格式，便于数据的无缝隙统筹整合，使原本散落在各部门的数据信息整合起来，打破“信息孤岛”状态。
第二，建立防范风险的制度。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规制的保障。大数据时代下，挖掘商业价值和保护个人隐私的矛盾日益凸显，技术性风险也不再是人为可控的。因此，建立数据资源的应用规则，界定数据资源的归属，限制数据资源的使用范围，用制度将技术风险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三，调整社会治理结构。这是政府适应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环境的前提。大数据时代使社会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各主体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可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众包、众筹等方式的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参与公共服务；鼓励社会组织承接城市公共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会服务方案进行设计与评估，凝聚大众智慧，形成内外结合、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让政府的治理结构有效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网格化结构中。
四、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研究的趋势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影响下，社会治理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为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治理方式提出挑战。这些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主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遇。
首先，在构建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上，云治理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运用云治理的手段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要梳理云治理的概念体系，它的前提是什么、它成不成立；二是要分析云治理的价值选择，它是否真正符合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否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社会需要的方向；三是要研究云治理的现实应用，它能在哪些方面应用，怎么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