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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1
关键词：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 马克思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2
关键词：资本批判理论；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3
【关键词】经济危机 传统媒体 数字化 多元化 核心竞争力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还在继续,有预言说此次危机将可能持续几年之久,其影响已远远超过战后数次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传媒业已经和即将受到何种影响,中国传媒业的对策和出路何在,是当前学界和业界普遍关心并讨论热烈的话题。限于篇幅和为了使论述更有针对性,本文重点讨论经济危机对中国传统媒体的影响及中国传统媒体的对策和出路。
一、经济危机下,中国传统媒体压力重重。
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深远而且广泛,全球金融业、房地产业、商业、文化产业都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传媒业在此次危机中也遭遇了空前的挫伤,尤其是传统报纸媒体在这场危机中可谓是伤痕累累:报业股价大幅下挫,几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广告收入继续保持负增长并呈加剧趋势;许多报业集团不得不采取减薪、裁员等手段以降低经营成本;一些报纸开始出现变卖资产、停刊、转网、申请破产保护等情况。
经济危机对中国传媒业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显现并不断扩大,中国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受众流失。近几年来,伴随网络、手机、便携式阅读器等新媒体的出现,中国传统媒体,特别是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传统媒体的读者群流失严重。而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一流失过程。据《2008年全国报纸印刷量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报纸印刷总印量为1594亿印张,较2007年减少了2.45%,而这也是自1993年以来中国报纸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①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报业市场订阅数、零售数也呈下降趋势,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这一趋势有增无减,且速度加快,与此同时,一些电视媒体的收视率、点击率也出现下降。
广告收入锐减。广告收入是传媒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广告资源受国民经济的波动和循环的影响非常大,经济情况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带来广告收入的相应变化。2009年以来,经济危机对中国广告业的影响逐渐显现,广告收入呈现下降趋势。受经济危机影响,一些企业大幅度减少了它们的广告开支,其中对传媒广告业影响最大的是汽车、房地产、通讯和商业零售业。以房地产为例,其广告投放增长率在2008年第二季度是59%,但到了该年第三季度下滑至-4%,而到了2009年1月份,房地产广告投放量进一步萎缩,增长率为-22%。②伴随这些行业广告投放的大幅削减,传媒广告收入出现震荡,下降趋势明显。有研究数据显示,2009年1月除电视媒体外的各类媒介(报纸、杂志、广播、户外)的广告花费同比都在下降,环比也基本处于下降趋势。
再融资能力受阻。传媒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并且需要不断追加资本,这使得融资成为世界传媒业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中国传媒业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政府投入,产业化时间不长,加之具有较深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传媒业的融资渠道更加有限,融资能力相对较弱。
二、导致中国传统媒体困境的深层原因
经济危机下,中国传统媒体压力重重,但冷静下来思考,其实这些压力和困难早就存在,只是当前的经济危机放大加剧了这样一些困难。
1、新媒体的冲击
目前中国传媒业处于一个新旧媒体共存共生、此消彼长的时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传播中的主角之一,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冲击。这首先体现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受众的有力争夺上。传统媒体因为成本负担较重、优势不明显等原因,其受众正在逐渐萎缩;而新媒体倚仗它的便捷、及时、交互等优点,正逐渐成为受众,特别是年青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来源。据统计,至2009年1月,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已达3亿,网络的渗透率接近25%,并且还在不断扩散。手机上网用户在2008年也已达1.176亿人。③另外,伴随2009年年初3G牌照的发放,中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动力将更为强劲。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还体现在它们不断蚕食着传统媒体的广告资源。据美国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7年,美国报纸印刷广告收入累计下降了15%以上,而自有统计数据的2003年开始,各报纸网站的广告收入却在逐年增加,至2008年5年间增幅超过了160%。④尽管中国传统媒体因受行政垄断等保护,所受到的来自新媒体的冲击相比较而言要小得多,但近年的相关数据也显示,网络等新兴媒体分流了传统媒体重要的广告资源。
2、过度依赖广告收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广告收入为主,其他经营方式为辅的产业化运作模式。在中国传媒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统计,广告收入大致占到了中国传媒业总收入的70%-90%,在有些媒体甚至高达98%以上,而发行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比例则相对很小,资源补偿呈现严重的单一化倾向。
经济危机波及之下,传媒广告业必然受到严重影响,而伴随广告收入的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整个传媒产业的摇摆与重创,这一问题在美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影响力的《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太阳时报》在经济危机中纷纷申请破产保护,等等。
3、同质化竞争严重
目前,中国传媒市场基本上还处在早期竞争阶段,而媒体经营层面的创新招数几乎殆尽,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且趋于同质化,传媒在内容服务和营销手段上越来越“大同小异”,不少报纸缺乏特色,电视频道栏目重复,克隆成风,媒体普遍缺乏好的产品和服务。
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背后其实是传媒内容创意的不足,文化市场中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全面的关注,产品定位及功能单一,未能形成传媒品牌和核心竞争力。随着传媒业走向“消费者导向阶段”,竞争将直接体现为对受众的争夺和挽留,受众满意与否是衡量媒体发展的重要指标,核心受众、核心内容、核心人才是中国传统媒体走出同质化竞争困局,提升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三、经济危机下,中国传统媒体的出路
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中国传统媒体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寻求突破呢?根据当前形势和以往经验,加速转型是传统媒体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唯一抉择。
1、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是传统传媒转型的重要内容,近几年中国传统传媒,特别是报业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全国大概有300家以上的报社和关联产业单位加盟了“报业数字化实验室”,这对于整个传媒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但是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建一个网站,究其实质是要构建起内容的多介质平台,让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时代能够适应互联网的传播规律从而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在以往的数字化转型中,很多传统媒体纷纷建立媒体网站,以为这就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其实它们大多只是报纸的电子版而已,有的甚至成为了传统媒体的负担。
此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会迫使很多传统媒体改变对数字化转型的简单看法,放弃原有思路,更深层次地去思考数字化转型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间,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间的并购整合、强强联手将是大势所趋。
2、多元化转型
多元化又称多角化,是指企业同时经营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发展战略。多元化经营是企业增加收益机会,减少市场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过分倚重广告的单一化收入格局使中国传统传媒业具有极高的市场风险,另外,广告占一个国家GDP的百分比是有限的,一般在3%左右,尽管目前我国广告市场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但在众多的竞争者争夺之下,早晚会出现饱和。多元化战略是中国传统媒体突破单一化收入格局,寻求产业长久发展之道的必然选择。
其实,当代世界传媒业正在走向“大传媒”产业,运作以传媒产品为主,包括跨媒介、音像出版、网络播放权等,再衍生出如主题公园、书籍玩具等后传媒产品。时代华纳、迪士尼等媒体巨头的发展,正是通过以传媒产品为核心的大传媒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整合,逐渐形成跨领域、跨行业、跨媒介、跨地区的综合传媒集团。中国要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大传媒”产业,必须建构传媒产业的商业运营新模式,重视塑造品牌及产业链,真正提高我国传媒整合产业价值链的能力。
目前中国传媒多元化经营主要采取兼并、收购、控股等方式进行,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经营来拓宽延伸现有产业价值链。随着产业价值链的拓宽延伸,尤其是后传媒产品的开发,传媒业的盈利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游戏、影视等都是传媒业可以拓展的领域。
3、提高传统媒体核心竞争力,注重品牌等非财富资本的经营
核心竞争力直接关系到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在传统媒体数字化和多元化转型过程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关键。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它有着强大的内容制作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在经济危机和新媒体的双重夹击下,只有把传统媒体的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才有可能保住传统媒体现有的资源,引领传统媒体走出危机。而在多元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媒体也应对自身优势和特长了然于心,而不能盲目扩张,不能搞“泛多元化”,不然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给自己增加包袱。
在打造传媒核心竞争力过程当中,尤其要重视品牌等非财富资本的经营,而这恰恰是中国传媒业长期以来比较忽视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体现为品牌的竞争。中国传媒业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品牌建设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知名品牌。但从整体而言,中国传媒品牌的实力仍然很弱,至今我们都还没有世界知名的传媒品牌。在同质化竞争日益突出的今天,品牌战略理应成为传媒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
经济危机恶化了中国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真正制约中国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与矛盾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经济危机只是让问题和矛盾更明显、更突出,中国传统媒体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成功地实现数字化和多元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核心竞争力始终是个关键。■
参考文献
①②蔺玉红,《报业转型 是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下唯一抉择》,《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
③陈刚,《经济危机下传媒发展的破局策略》,《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2期
④李乾韬,《美国报业破产警示:报纸广告年增速仅3%》,《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20日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4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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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5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虚拟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宏观调控
一、美国遭遇危机之不可避免
在对美国金融危机起因的思考和分析中，人们基本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即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后果。
危机出现以后，华盛顿高层一方面大手笔的展开政府救市计划，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奥巴马政府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缺失，这的确符合美国的实际。20世纪末，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进一步推进。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来代替，但也导致了银行、保险、证券部门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流通完全出于自由放任的状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松懈只是美国金融危机缘起的直接因素，而深层的原因则是美国的根本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私有体制下，所有制的设计都是为资本服务的，把自由资本奉为圭臬，维护资本的逐利本能，唯资本是从，最终只能被资本的贪婪吞没。事实表明，即使美国政府危机中和危机后会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制度有所调整，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主义做主的美国，根本制度的软肋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
在实体经济资本的循环运动中，资本所有者一方面因为商品资本的实现首先需要生产资本的增值，而不得不关注生产过程；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本向商品资本的转换依赖市场交换，市场是资本增值的终结点和最后实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交换的过程。金融资本出现以后，金融资本的运动过程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它的增值无需生产只需交换。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资本就已经是虚拟化的资本。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正因如此，利用虚拟资本的投资逐渐成为资本获得增值的捷径。
美国经济运行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创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心，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在信息网络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虚拟资本的循环速度加快，覆盖的范围也更大。因为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所以在高速的循环运动中，产生的资本增值泡沫也就越来越多。
美国是资本所有制的国家，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政府是由垄断资本支撑起来的，总统是由大财团赞助支持才选举上去的，国会的议员也是各大财团声音、意愿的表达者。在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垄断寡头手中拥有着巨大资本，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进一步自由化，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提高了虚拟资本迅速流动的技术平台，可以想象这一切怎样刺激起资本所有者无度的贪婪和任意的搜刮；由垄断资本支撑的政府，在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虽然也会从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秩序的维护出发，但对私有制的维护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坚持是其坚守的底线，这又为资本无度逐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保障。因此，危机的本质在与资本的贪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维护下资本扩张驱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美国政府牵头、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参与了政府救市行为，这使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为一股社会主义新浪潮再度出现。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两者一经建立则保持相对稳定，现实的经济制度又通常以调整的具体体制和政策来维护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私有制和自由主义仍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制度。至于体制和政策层面，由于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和西方各主要国家都会对其有重大调整，例如，他们又会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理论的权衡利弊中寻求解决方案，重建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体系等，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会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要从根本上取代基本制度核心层面的价值观，改变其性质。因为在所有的救市方案的实施中，看不到对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丝毫损坏。
二、中国规避危机的制度优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经济今天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自身根本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受美国金融危机效应的冲击。金融海啸并未发生是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3）披露，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接近70万亿元，自2008年起，每年增长率均超过15%。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占比重55%，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占比重15%，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等）占比重30%。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重创是海外市场萎缩所导致对外贸易总额的急速下跌，从而使一大批以对外贸易为主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带来企业破产或因为经营困难而缩小生产规模，企业裁员或减薪；社会上待业人数增加，社会消费不足等，因此，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上。客观地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凡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想要完全避免危机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原发性的，是被波及所致。尤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认为，一切摆脱经济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放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本点上。
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
首先，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当公有制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主要部分时，私有资本的贪婪无度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的主宰。
其次，中国保持了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经济危机爆发后，针对国家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的情况，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扎稳打，积极应对，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采取了若干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冲突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中国入世以后，对一些领域的国际化速度仍然比较谨慎，例如金融领域，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国际接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
最后，中国政府四万亿的投入不需要用来填补类似美国的金融缺口，而是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培育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拉动内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还会继续，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凭借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智慧，能够规避更大的风险，并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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