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1
关键词：环境污染；治理；发展；路径
1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现状分析
据某些国际环保组织以及经济团体和专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当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同期GDP的1%至2%左右，才能在发展的同时对环境污染也控制得当。为使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同期环境投资成本应占同期GDP的3%至4%。纵观世界各国情况，以发达国家为例，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其GDP总值普遍在3%至5%。但是反观我国，2000年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比刚刚超过1%，目前约占2%左右，虽然比例增加，但是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明显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不足，环境治理投资占比GDP总值偏低，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也仅仅是控制环境恶化，并不能达到治理和改善环境污染的水平。
2 我国环保投资结构分析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方法，我国的环境保护投资结构主要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工业污染源投资。燃气工程建设、供热设备、给排水工程建设、景观工程和环境卫生五个方面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资主要针对的项目方向；工业污染控制投资主要针对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物、噪声等等。
3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情况分析
一直以恚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明显较为薄弱，并且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化迅速扩张，这都与如今的建设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纵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发展，城市环境基础设置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资金投入量、占环保投资总额比例都是最好的印证。
4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情况分析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是主要来治理工业企业已经生成的污染，尤其现在形成的区域化污染严重，对重点污染企业也要加强整治，要将废水、废气、废物、噪音等等多项污染情况重视起来，这关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雾霾天气的持续恶化，再加上海洋污染问题的严重影响，在这样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前，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应该逐渐作为核心领域置身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之中。但是，当前的情况来说，由于预算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等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我国环境污染投资方面仍然存在弊端，难以达到应该有的效果。
一定程度而言，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同时，建设生产投资固然将减少，那么经济发展速度将减慢，因此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资金挪用、挤占的情况比比皆是，资金用来增添设备、人头费，增加产量，增加经济增长步伐，却忽视了对污染的重视和治理。
此外，我国现行的官员考核晋升制度中，往往大多数是以经济利益、经济发展、形象工程等等为基准，缺乏有效科学的监督管理机制，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环境问题。
事实情况而言，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很大程度上能够节约资源、能源，也促使企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也增加了环保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效遏制环境问题对今后企业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真正的从社会角度出发，提升环境水平和社会效益。
5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措施及路径分析
5.1 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使用方向
5.1.1 适当调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重心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业，平衡环境污染控制投资的各个方面是关键。多年来，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远远高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其所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重过大是环境污染难以遏制的又一重要隐患。建议环境污染控制投资倾斜到工业污染方面，加强和保障环境污染控制设施在资本投资方面的正常运行。此外，要积极鼓励清洁生产，鼓励和促进企业产品从材料选择、工艺设计、技术创新、生产管理等等多个方面综合提升，尽可能消除在生产前和生产过程中的工业污染，实现源头治理和过程管理。
5.1.2 优化环境污染治理经费预算项目，健全投资决策的可行性论证
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要逐步进行缩减，在环境污染治理经费方面要逐步清除与环境不相关的城市供热、燃气、建设工程等部分项目，鼓励增加对环境污染有直接影响的项目内容，如：医疗废弃物处置、危险物品处置等，同时尽量增加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对污染治理设施高效运转提供有效保障，剔除环境治理中的不合理投资。在投资决策方面要具有科学性，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
5.2 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使用效益
5.2.1 完善有关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法规、公众环境污染治理消费法律法规、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确保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法律法规等，同时培养一大批素质好、执法强的人才队伍，保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工作的顺利进行。
5.2.2 建立环境污染治理开支账户，实行专款专用
环境治理的地位要逐步的与教育、工业、科技等看齐，并且不断加强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与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开支账户范围要囊括以下几个方面：污染治理、污染控制、环境污染检测、环境评价、审计等。账户的设立，能够更加清楚的记录资金的动态，避免挪用或挤占。
5.2.3 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技术含量
积极鼓励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的更新换代，增加这两方面的资金投入，对新药剂、新材料的开发资金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新设备的检验以及推广要及时，对污染防治的核心科技要积极推广，先进企业对污染治理技术、设备、措施的应用情况要多加宣传，营造环境治理的积极氛围，培养综合性高科技专业人才，有效提升环境治理设施技术含量。
5.3 构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双联动机制
5.3.1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预算编制
环境污染治理的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必然，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要做好资金投入的引导工作，环境治理法内容修改方面要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内容，做实“环境污染治理”科目，将环境财政体系尽快建立起来，环境污染治理经费增长机制要积极建立起来并且保证长期稳定，构建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与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双联动机制：将政府当年财政收入向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方面做出支持和倾斜，各级财政预算中关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要保证其增长幅度与财政总支出保持一定比例，保证环境污染治理的经费支出，同时满足当前环境污染治理需求，使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能够进行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5.3.2 改革与环境污染治理相关的税费制度
扩大排污费用征收范围，对于排污费的收取标准方面要逐步提高，排污费制定时可以以环境治理费用为标准并高于环境治理费用，以此间接的达到对环境污染预防的最终目的。将以往污染补贴形式改为资金上缴政府进行统一管理支配，避免资金截留、挤占。对治理污染设施加速折旧，鼓励环保设备生产企业并进行政策性优惠。完善税费制度，试推行城市垃圾税、水污染税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推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经济发展双赢。
参考文献
[1]翟春宝.关于贵州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分析与思考[J].环保科技，2011（04）.
[2]郑志侠，翟亚男，刘鹏，等.安徽省“十一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分析与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2013（04）.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2
关键词：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应用
从当前形势来看，环境污染已经逐步演变成能够影响社会及经济发展进程的弊端性问题，一旦任由该问题继续发展，不仅社会进步会出现停滞状态，经济建设目标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环境污染与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直接关联，为了促使其发展结构更加稳固，就需要将环境保护纳入到重点优化范畴中，促使经济建设于生态环境保护能够协调发展，环境监测作为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关键点，对其应用进行研究及讨论也就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就从环境监测的理论性研究入手，对其应用作出了细化阐述。
一、环境监测的理论性阐述
环境监测实际上就是以科学技术方法为依托，对目标环境的质量及污染情况进行检测，在对其参数进行研究及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对现阶段的生态环境指标进行评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参数不仅能够当前环境状态的衡量提供科学依据，更能为后续环境发展方向及趋势进行预判，因此也可以说环境监测本身具有先见性意义。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如果过于盲目的开展各项工作，将会直接导致其治理目标发生偏移，并且缺少环境监测的治理工作也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充分利用环境监测技术，才能对目标环境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综合衡量，与此同时，还可以对环境污染治理能效及后续环境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因此也可以说，环境监测能够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的提升夯实基础。
在通常情况下，环境监测的侧重点是人为污染，该类污染问题主要来自于生活及生产过程，在应用环境监测后就能够根据污染现状及特点，对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衡量，而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也能够得到精准反映，这样就能够为相关部门开展治理工作、制定治理流程及规范提供参考依据。环境监测的涵盖面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的覆盖范围普遍较广，因此无论是基本环境监测，还是噪声及地质灾害监测等，都是污染治理中的重点项目。环境监测能效的发挥程度与应用的技术及设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只有应用技术及设备与实际需求高度符合，监测数据才能更加精准，环境污染状况才能真实反映出来，这就能够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参考依据。
二、环境监测在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目前的环境监测和治理技术对于污染物的采样和分析还不够系统，对于不同的污染物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和采样方式，但目前环境监测的标准还较为缺乏且不够统一。在环境治理方面，我国与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滞后性，目前应用的环境治理技术还较为传统，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不足，在遇到新型污染物时，不能提出有效的监测方案和治理措施。
目前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与我国实际的环境状况不能完全适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污染指标滞后严重；二是监测项目缺乏针对性。受到经费和人员等多方面的限制，我国环境监测的频次还不高，对实际的环境质量及污染情况不能准确和完整的反映出来，在环境监测与质量方面，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判定都处于被动的情况。目前我国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污染要素实施监测，但对有害物质的监测还不够系统，且缺乏对一定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整体监测。
1. 环境监测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不断进步
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内容十分复杂，而随着环境污染的状况的不断加剧，污染治理的内容变得更加的复杂。环境监测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环境监测主导着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方向。环境监测可以有效地排除掉对环境污染治理十分不利的因素，使得污染治理目标更加的明确、重点更加突出，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进而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比如，通过环境监测手段可以掌握住第一手的环境污染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不断改进污染治理的手段与方式，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完善。
2. 环境监测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详尽的资料
环境污染治理内容也十分的繁杂，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不断提速，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不论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容如何变化，其前提都要求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部门掌握住第一手准确、翔实的数据资料，而这些数据的获得就依赖于环境监测工作。比如，要对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情况进行治理并制定出相应的空气污染对策，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对当地的空气污染情况进行监测，从而得出一个详尽的数据，进而对空气污染的原因、分类等进行详细的分析，为空气污染治理对策的制定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也是环境污染治理中相关标准制定的前提。标准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前提，只有明确了相关的标准，才能为下一步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而环境监测则为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准确的目标、方向、宗旨及具体的环节，总之，环境监测为相关环境污染治理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 环境监测可以准确反馈污染治理成果
在采取环境污染治理措施以后，对环境将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会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污染的现状，则通过环境监测的数据结果来体现，环境监测的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环境污染治理的结果，相关环境污染治理部门可以依据此数据对污染治理的成效进行科学的评价。比如，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通过各种空气环境监测手段得到的数据，就可以对这些空气污染治理措施的成效进行综合的评价，相关部门可以对现有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进行综合评估，以决定下一步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及相应的改进措施，对城市空气污染就会有一个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的综合治理方案，有利于城市空气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类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不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理，则不久的将来，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如何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就成为了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环境监测作为污染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目前环境监测在污染治理中的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怡.关于海洋污染的环境监测及治理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24）.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3
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治理废水投资额与GDP的相关分析中可以得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和治理废水投资额均不足，其占GDP的比重偏小，整体低于1%和0．1%;2008年和2009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增幅均小于同期GDP增幅，而除2011年外，其余年份的治理废水投资增幅均低于同期GDP增幅，这在宏观上解释了伴随着工业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带来严重的工业污染，但这些污染的治理又不能适应或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原因。
2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结构较为合理
从工业污染的产生量来看，在统计期间工业废水产生量最高，高于工业废气产生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能较好地解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用在治理废水上的投资整体高于治理工业废气和治理固体废物的投资。但随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和治理废水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重的不断降低，用于治理废水投资的力度大大减小。这对水污染旧账的偿还极为不利，也很难解决现阶段以能源、冶金、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引起的高污染、高排放等环境问题和饮用水安全问题。
3单位GDP水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改善
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2006－2011年期间，福建省治理废水投资和单位GDP治理废水投资整体呈下降趋势，对应的是工业废水排放量整体的上升。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单位GDP治理废水投资和废水排放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那么，提高单位GDP水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缩减工业废水排放量，改善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
4水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福建省2006－2011年期间，废水排放达标率保持在97%以上，全省12条主要水系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要求的比例从92．5%增加到95．2%，9个设区城市的30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从99%增加到99．7%［1］。这反映了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取得较好成效，但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福建废水排放达标量整体增长源于治理废水设施处理能力的提高，如若同时增加单位GDP治理废水投资，那么水污染治理投资的成效将会更好。
5制定水污染治理投资规划
对福建省今后的环保投资工作来讲，应加大对水污染治理投资的力度，重视水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除了制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体规划，还应针对水污染的治理制定详细的规划，对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规模、结构、效率以及水污染治理的设施设备等作出具体的要求，设定具体的目标，并建立健全预算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具体来讲，首先要建立水污染治理投资与GDP的联动机制，增加水污染治理投资额，提高其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和环保投资额的比重及其占GDP的比重，保证水污染治理投资增幅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增幅和同期GDP增幅的相对协调性和稳定性，从投资数量上确保治理水污染的需求得以实现;其次，引入BOT(建设—经营—转让)环保投融资新模式，拓宽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渠道，利用商业性融资手段，充分调动民间资本进入环保投资领域的积极性。再次，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改善水污染治理投资经营管理的方式，进而提高投资的效率［2］。最后，界定和落实各相关主体的环境保护事权，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全面提高收费水平，一方面要扩大排污收费覆盖面，另一方面要将收费标准提高到不低于污染治理成本的水平，真正实现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付费［3］。
6发展生态生产力和实施过程治理投资相结合，实现“治标”到“治本”的转变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4
关键词 环境污染；治理；清洁生产
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3-0126-02
1 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污染治理中的二次污染问题
1.1.1垃圾焚烧中的二次污染
现在对垃圾的处理主要采用焚烧的方法，但在焚烧的过程当中由于燃烧不充分，操作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往往会产生多种有害气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这种有害气体主要包含污染性较强的二噁英，氯化物等，会对环境以及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1.1.2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二次污染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现在的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主要采取吸收法，具体就是将废弃气体中存在的二氧化硫，含氮污染物，硫化氢等有毒物质用吸收装置收集到吸收瓶内，然后使用能与之发生反应的物质进行后期处理，从而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这种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用于气体吸收的物质用量难以把握和控制，造成浪费和污染，同样会出现二次污染的情况。
1.1.3污水处理中的二次污染
现行的污水处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污水处理厂对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进行物化和生化处理，将废水转化为污泥的形式进行排放。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通常被当做田地和农舍的肥料使用，因此，污泥中所含的铬，铅，铜，锌等重金属就会随着污泥渗入土壤，随着污泥肥料使用量的增加，土壤中所含的重金属污染物也会随之增加。更严重的是，随着径流及降雨过程这些污染物会由地表进去地下，对地下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1.2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技术落后。我国目前的污染治理技术较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污染治理企业技术不过关，设备资源匮乏，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治理效果难以保证；
2）人员因素的影响。往往环境治理工作者存在信心不足，对环境治理工作认识不清晰，监管力度不够，对相关技术掌握不充分等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治理过程中问题的产生；
3）资金问题。资金的储备不充分以及分配不合理也是导致环境治理工作产生问题的原因。
2“清洁生产”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样，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也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当今的经济背景下，落实“清洁生产”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
所谓“清洁生产”是指本质上区别于末端治理，从源头着眼，将污染治理融入生产环节的技术手段。
2.1清洁生产的强调重点
1）清洁的能源。从最基础的能源方面入手，开发利用无污染的再生能源，并结合新技术合理利用现有的常规能源；
2）清洁的生产过程。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采取先进的管理措施，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原料，并引进利用率高、中间废料产出较少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模式。减少污染，提高效率；
3）清洁的产品。对所产出的产品进行严格的控制，坚决不允许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产品产生，对不能达到要求的产品回收利用，即节约能源又减少污染。
2.2“清洁生产”技术的实际应用
首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时期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因此解决此问题必然要采取新模式（可持续发展）来进行。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全方位进行改革，如社会、经济、文化等，无论从哪方面开始改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离不开科学技术。
其次，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体现为：节约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材料和能源，选择无污染、无危害的原料进行生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生产废料的排放。和以往的污染治理模式仅仅局限于后处理的思维方式不同，“清洁生产”是将问题的解决摆放在生产过程之前，针对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积极的前期准备，防患于未然，将可能导致环境危害控制在萌芽之中，从根本上杜绝环境污染。
再次，“清洁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并减少产品从原料的选择到产品的出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污染。一方面，对所需资源统筹利用，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另一方面，减少废物的排放，促进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实施“清洁生产”策略时，环境工作者起着主导作用。环境工作者应做到以下几点：1）信心十足。秉承可持续发展理论寻找改善环境新方法；2）清楚认识“清洁生产”策略，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3）环保工作者要将自己的工作范围拓展开来。环保工作者不仅要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正确实施“清洁生产”策略，还要采用宣传和教育等方式来培养全公民保护环境意识。
2.3施行“清洁生产”技术的重要意义
“清洁生产”技术是一种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全新理念。将整体预防的治理思想应用于产品的生产与服务过程中。区别于末端治理的陈旧思想，从根源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传统的治理方法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所以，应从全新的角度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行“清洁生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3结论
在技术性和创新行层出不穷的当下，”清洁生产”成为了历史的选择。总而言之，在环境治理中推行”清洁生产”将为国内乃至国际领域中环境问题提供全新的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柯紫霞，金永平，陈进红.农业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探讨[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8（6）.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5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环境污染治理情况范文6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剧；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对跨界水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造成跨界水污染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个省级、市级和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制度下，倾向于将努力投入到能够带来政绩的经济增长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这使得水污染治理规制不能有效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车”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将成本外部化。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因此，强化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规制，实现全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的能力，改变地方政府仅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选择倾向。
1文献综述
d’Arge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1]，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上，认为不同地方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区域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手段[2][3]。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Maler首次将博弈论引入到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对欧洲各国酸性物质沉积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治理环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国的单边支付，并模拟测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净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联邦跨界污染控制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认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领导者时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而当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领导者时，中央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并通过欧盟的环境政策设计实施验证了结论的科学性[5]。Barcena-ruiz对跨界环境污染税征收的顺序和两个同级政府作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博弈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跨界污染较小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互补的，同时征税时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能够获得福利，但先征税的领导者获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较大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替代的，先征税的领导者政府能够获得福利，每个政府都会努力避免成为税收的追随者[6]。Yanase运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双寡头国际环境污染博弈策略，认为严格的环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国公司的竞争力，会产生静态的“租金转移”效益，而国外也会享受到全球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即免费搭便车，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环境政策水平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产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8]。
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马中和吴健认为法律政策和权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没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激励是跨行政区环保难见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总结[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对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国界四个层次的单边和多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条约进行了评估和比较，为构建跨界水污染冲突的协商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1]。此外，还有学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为例对污染成因、解决途径等进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都集中在理论分析、政策建议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础上，分析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并推出待检验命题，随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主要水库和湖泊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对多个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离社会最优选择的状况进行理论阐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边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排放超标污染物，在缺乏激励约束条件下，必然使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假设总共有 个同质地区参与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动，第 地区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为 ，因此，总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为 ，在整个排污量一定的条件下， 越大，水资源质量越好。令 为第 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区的效用都取决于本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体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进一步假设第 地区的效用函数为 ，该效用函数满足： ， ， ， ，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各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即存在 是 的减函数。
（10）式表明，整体帕累托最优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要大于个体最优的纳什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即各个地区如果从最大化本地区效用出发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会小于从集体效益出发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时由（10）式也可以看出，两种投入之间的差距随着参与地区个数 的增加而增大，这也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水资源的公共性来看，集体最优也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所有参与地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现，最终造成各个地方政府在有限资源下无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区利益，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减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将水污染会治理成本转嫁给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水库和湖泊周边的地方政府数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离希望的社会最优越远，水资源质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假设每个地区的预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是有很大差异的，经济发达地区的预算投入要远远大于落后地区的预算投入。Olson通过两人博弈认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搭便车[15]，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现阶段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小，而落后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大，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这时的博弈可能变成一种“智猪博弈”。
3 实证分析
以我国水库和湖泊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经验分析地方政府数量对水质的影响，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3.1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
3.1.1模型设定
式中， 表示水库和湖泊，在现实中，跨界水污染还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为样本，这是因为跨界的河流较长，水质难以平均，同时又包含多个支流，行政区难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难题在于上下游之间的协调，行政区数量对其影响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的水质状况；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周边的行政区数量，该变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在选取时，主要选取周边的县级和市级行政单位数量，每一个水库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级行政单位多数为1个，最多有两个，其统计分析意义不大，因此不对省级行政单位对水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表示影响水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水库和湖泊周边行政单位的GDP、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口状况、以及水域面积等变量； 为随机项。
3.1.2水库和湖泊水质状况
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淡水环境分析部分中，共给出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其中，Ⅰ-Ⅲ类水质的比例为61.3%、Ⅳ-Ⅴ类水质的比例为27.4%，劣Ⅴ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11.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具体状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异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总体上来看水库的水质要好于湖泊的水质，水库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92.59%；而湖泊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40.63%；而三湖水质都在Ⅲ类以下。因此，本文为考虑水库和湖泊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总体展开进行回归分析后，再对水库和湖泊进行分类回归。
3.1.3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通过62个水库和湖泊的地图可以得到相关周边地区的市级、县级（区）的数量，然后对行政单位的控制变量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具体数值，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水域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环保部监测数据。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2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水库和湖泊周边的行政单位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恶化水质状况，市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2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14和0.107。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07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43和0.513，但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对水库水质的影响要低于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周边的GDP以及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会显著加剧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别是对湖泊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水质处于“两难”状态，也即经济增长会加剧水污染，保证水质也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农村人口数量对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市人口数量对总体水质和湖泊水质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会随之增加，同时因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增加生产污水的排放，这加剧了流域水质的恶化；水域面积的增加能够缓解水污染状况，这是因为水域面积越大，其自净能力越高，能够相应的降低水污染。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两方面的行为选择，通过构建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个地方政府间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为，认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个体纳什均衡最优小于整体帕累托最优，偏离程度随地方政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湖泊和水库数据对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显示，随着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同时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随后进一步从水资源治理外部性、政绩考评制度和水资源保护监管和惩罚制度等方面对造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减轻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引发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两种方式，环境资源作为典型的公共资源，必须要有专门的主体对其利用进行协调和约束，中央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责无旁贷，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道德规范外，更应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协调好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本文在制度规范方面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倾向，增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政绩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当中央政府以GDP为绩效考核核心时，地方政府必然为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的生态效益以满足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环境保护资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绩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在人事权和财权方面实际上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使得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会主动要求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同时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环保部门不经请示就对企业的排污进行检查，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也极易造成的寻租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尝试将环境规制部门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
第三，明确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体系权限。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而地方的水利部门也拥有同等的权力，他们会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考虑水资源的管理，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环境保护的低效率。因此，应改变多部门分别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管理的现状，中央政府可以尝试将环境保护和监管相关负责机构从原有的国土部、农业部和林业部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成立由国务院主管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副总理负责、由环保部统一管理的环境保护和监管体系。
第四，明确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宗旨和规范，加强环境规制的考核力度和违规惩罚威慑力，中央政府的监管和考核威慑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中国环境保护违规惩罚威慑力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二是环境违规惩罚执行不严。这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惩罚环境违规行为的承诺性，一些对地方生态环境破坏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一部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都极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官员惩罚的威慑力。只有当中央政府加大监管和惩罚的威慑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地方政府才会做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选择。
第五，建立专门的合作组织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众的理解能力，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来约束环境责任规避行为。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渠道和长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D'arge R C. On the Economics of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J]. In Mills， E.（ed），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Walker G B.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s[J].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09， 33（1）： 91-92.
[3] Scheumann W， Alker M. Cooperation on Africa’s Transboundary Aquifers-conceptual Ideas[J].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9， 54（4）：793-802.
[4] Maler K G. The Acid Rain Game [J].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89， 36： 231-252.
[5] Silva E D， Caplan， A J.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Control in Federal Syste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 34（2）： 173-186.
[6] Bárcena-Ruiz J C.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First-mover Advantages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6， 35（1）： 19-39.
[7] Yanase A. Global Environment and Dynamic Gam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Duopoly[J].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97（2）： 121-140.
[8] Zhao L， Qian Y， Huang R， et al. Model of Transfer Tax on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s River Basin[J].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2012， 40（3）： 218-222.
[9] 马中，吴健. 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J].环境保护，2004，（3）： 13-15.
[10] 易志斌.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以跨界水污染为例[J]. 城市问题， 2010，（1）： 74-77.
[11] 汪小勇，万玉秋，姜文等.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25-29.
[12] 虞锡君.太湖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危害、成因及其防治[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18（1）： 171-179.
[13] 孙冬营，王慧敏，牛文娟.基于图模型的流域跨界水污染冲突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4）： 455-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