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1
布伦纳对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的解释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围绕布伦纳的争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长机制》中，反驳了布伦纳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将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观点。阿格利埃塔认为：“布伦纳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的历史。他的书虽然也涉及了德国和日本，但主要还是以对美国的分析来阐述他的全球观点。”[2]米歇尔•阿格利埃塔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现了以小见大的问题。本•法因等人则从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认为“布伦纳的理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1）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理论分析体现的是亚当•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的本质；2）布伦纳忽视了货币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视了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3]
二、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与发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三、结语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2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3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美国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现。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大规模的危机。两次危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危机发生的状况以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处，它们都是美国经济自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尚未演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的经济危机，但危机的规模、危机波及的范围、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两次危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是一片繁荣景象，1923--1930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翻了4倍，1925--1929年间股价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技术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源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贷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为危机埋下了隐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又开始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大量偿还不起贷款的人出现，房贷公司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引发一系列金融事件，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两次危机背景的相似之处
虽然两次危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却有相似之处：一是在两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都处于繁荣的状态中，经济表面呈现出投资增加、生产扩大、股价上涨的局面。二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着经济比例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问题，这些矛盾的积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三是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发展，助长了危机的发生。
二、危机发生的状况比较
1 两次危机发生的基本状况及特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始于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萧条。造成社会中下层的恐慌。由于其表现出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萧条”和“大恐慌”。在整个危机中，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46.2％，贸易总额下降了70％，出现了极高的失业率，大量的生产设备遭到破坏；与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价格的暴跌，大量的农畜产品被废弃，众多的贫农、中农走向破产，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业人数达1300多万，至少14万家企业倒闭。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美国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内一周损失100亿美元。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创下了空前纪录，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失业人数达到5 000万左右。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前导。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剧烈下挫，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倒闭。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呈现出明显特点：一是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金融业务相互交织、债务关系相互关联、链条不断扩大延展、风险交叉传递，一旦债务链断裂，就会不断出现连锁反应，并逐级放大，形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二是由于金融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又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各有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主要发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商品的供给规模严重超过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发生于虚拟经济领域，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2 两次危机状况的共同特征。虽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次危机发生的状况有相异之处，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机的传导速度极快，危机一经爆发迅速传导至相关经济领域，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各行业的衰退；二是危机的波及范围极广，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至欧洲、亚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三是危机的破坏性较大，危机发生后，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产迅速萎缩，产值下降，失业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力下降，造成经济下滑；四是危机的延续时间较长，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救助，以刺激经济，摆脱衰退。
三、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基础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者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相对过剩。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2 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它通过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资本的纸制副本并不创造价值。虚拟资本实际上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给持有者带来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虚幻的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的虚拟性不易被人们察觉，但是，一旦有价证券的价格暴跌，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时，其资本的虚拟性就会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的运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最终将催生泡沫经济。
(二)两次危机成因的相通之处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4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走势 内需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39；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1-06
一、引言
2008年8月前，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势头，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次贷危机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统一的认识。不少乐观人士认为中国将幸免于难，更有甚者放言全球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将“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仍将危机定位于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延伸，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明显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
随着事态的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激烈的经济刺激和拯救计划。我国政策当局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108个基点的利率下调、引导汇率适度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及研议中的税制改革，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密集推出，几乎囊括了政府可动用的所有政策手段，而且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些拯救措施是否得力有效?世界经济前景如何?中国能否率先走出危机阴影?这些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者和权威的研究机构相继发表了悲观的评价和预测，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格林斯潘就曾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将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格林斯潘表态的一反常态，相信他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理据。其实具有经济学洞察力和经济史观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和深入分析都会发现，目前的宏观形势真正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下面我们就此提出几个判断、一些对策以及几点评论，并给出基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符合学理的分析。
二、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席卷全球的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极大地伤害了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的经济，从其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耐用品订单数、失业人数、房地产成交量等主要宏观指标已经达到了十多年来最差的数字，而这还只是开始。难以计数的金融机构坏账已经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金融机构倒闭、大幅度裁员已初露端倪。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将进一步地影响实体经济，使得已经疲弱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危机将日益显示它的破坏力。从已获得及预估的经济增长数据来看(见图1)，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于这场灾难，因而这场危机理应被定位为全球性危机。 br>
剥离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索洛(Solow)增长模型则为我们探寻危机的根源提供了的线索。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产出在长期而言唯一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即：在经济达到稳态(steady state)时，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回顾1992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景气，无非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计算机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如数控机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其次，发达国家资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结合，利用了剩余生产要素，深化了全球的分工体系。而后者又以网络IT技术为承载平台。最后，美、日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尤以为拯救网络泡沫破灭而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为直接)和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客观上助长了投机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过度活跃，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双重泡沫。必须认识到，新技术自1998年以来已经没有飞跃的进展，而其它经济增长要素也基本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于是，在全球没有出现新的增长点以前，无法想象会有一轮新的经济景气。虚拟经济的泡沫也在预期逆转的情况下，瞬间破灭，并对实体经济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据此概括出十几年来这样的一幅世界经济全景：
“在计算机技术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出现十余年的持续增长。持续的经济景气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并演化为盲目乐观。盲目乐观在低利率和宽松监管环境下使得大家更乐于接受和炒作金融市场上的高风险创新，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引发了泡沫。
当增长源泉逐渐枯竭时，没有实体部门支撑的虚拟经济泡沫迟早必然破灭；并且经济景气时间越长，人们越乐观，泡沫的积累就越大，泡沫破灭的爆发就越猛烈，危害就越强。于是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出现。”
我们可以证明，由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旧有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因此，它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周期发展的必然。那么，各国应对危机自救的经济刺激计划或政策，是否会迅速见效使得经济走出低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危机可以视为经济周期中低谷的一种极端爆发形式；如果襞平经济周期的政策真的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那么就不会再存在经济周期了。而现实刚好相反。再考虑到增长源泉枯竭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找到新的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以前，本轮危机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不大可能在短期走出低谷。
三、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种认识是，这场次贷风暴直接影响美国、其次是日本、再次是欧洲，而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这种看法未免太乐观了。次贷对我们的影响使得我们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大幅缩水，从已有的数据来源上看，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是――3700多亿美元美国两房债券，7400亿美元美国国债，2000亿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2000多亿美元次级债，1000多亿美元现金或欧元资产，共计1.9万多亿美元。现在去掉2000多亿美元美国次级债与很难保证的3700多亿两房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以未平仓价格计算只有1.4万亿美元左右。加之美元不断贬值，它代表的实际财富价值更是在不断流失。
间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由于美国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每况愈下，美元不断贬值，出口需求日益疲弱。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打击，已经有相当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日常经营出现了困难。这对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沿海省份的影响尤其显著，并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民工的下岗失业，潜伏了大量的社会隐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对所有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的影响是一致的，中国不可能是例外。(2)逐渐显现的全球流动性紧张会加剧中国资本市场的困难，减少可获得的FDI。已有一些外资机构开始变卖、减持在华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随着危机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外来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那种希望中国经济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论调，只会是美好
的愿望。
四、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局：外因与内因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从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后继乏力的态势。2月份GPI创出8.7％的涨幅新高以后，通货膨胀成为了首要矛盾。在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以后，5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出现了CPI的回落，直至8月份令人意外地达到了4.9％。然而PPI却一路走高，8月份已经达到了10.1％。创出了12年来的新高，展现出与CPI倒挂的态势(图2所展示的消费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对比关系可以基本反映上述状况)。从理论上来说，PPI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CPI上来，然而之所以会出现二者倒挂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干预使得定价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国内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也限制了PPI对CPI的推动。PPI与CPI不断加大的差距直接蚕食企业利润，许多中小型企业因高企的成本而陷入严重的困难，倒闭破产也越来越多。
从表1、表2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次贷危机导致预期美元贬值，热钱流入并内生地增加了我国货币供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表1和表2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证据。
以上只是外部原因。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在次贷危机和成本推动的通胀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出口为导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系。(2)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也不再会出现。(3)于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出来：在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减缓。形成上述判断的一个有力佐证是：用各种技术估算的中国各行业TFP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持续回落。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增长的态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经济增长受到阻滞是或早或晚的事，只是这种必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出现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五、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走势
近代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严重摧毁了生产力。上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关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使其一蹶不振，被称为是“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年苦心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多年之后才逐渐恢复。此外，俄罗斯经济危机、网络科技泡沫的破裂给投资者的伤害，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图2和图3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10年的时间；期间表现较好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达25％的失业率。
应该认识到，历史上的一些危机解决模式已经不再有出现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想象再出现一场战争。因此如何尽快从危机走向复苏，在我们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只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电子、网络科技带来的这一轮经济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现有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基本耗尽其潜力。从国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产业调整决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也许是痛苦的过程。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经济将经历较长的一段困难时期。这还是基于我们能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上，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处理不当，则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陷入更长时期的经济萧条。
六、危机的应对策略
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很可能是痛苦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来减轻这种痛苦，这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指定相应对策。从短期来看，理论上我们可以合理采用一些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来减少或者平均化危机过程中不良影响，从而避免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剧烈的经济震荡。在这里我们强调要“合理’’地运用，因为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从来就没有熨平经济周期，相反还存在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同时在中长期，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必须得到改善，而宏观调控政策是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此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变才是我们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
基于上面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应对措施来减少(而不是解决)我们即将要面临的痛苦。
1 短期对策。
短期而言，危机中的市场动荡不可避免，这种动荡既是经济下行的要求也是非理的后果。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合理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或者政策搭配来缓解这种冲击。
(1)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应该平衡短期目标和长远影响，并具有前瞻性。应做好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支出方向上应对症下药，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长远发展动力的培育留足准备。应对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政策倾斜，以确保危机下的社会安定与和谐。此外，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不必要的对体制改革的冲击。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掌握好分寸，并重视监管。确保放大的贷款真正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吹大资产泡沫。
(3)汇率和贸易政策应以稳定局面为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出口企业度过目前的难关。
(4)此外，稳定经济其他措施，例如工资指数化、保值储蓄等都值得研究。
2 中期对策。
如前所述，要在中期内尽快走出危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1)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消费需求为重点。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不可能再在危机环境中持续下去的，那么为了保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以缓解其它社会问题的手段只剩下了刺激内需。从最近的数据上看，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不足40％，这十分畸形，但也提供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空间。中国的市场容量是其它经济体难以企及的，这也是我们重振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但它也是老大难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提高消费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
(2)完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机制和调控机制，预防泡沫的产生。
(3)汲取巨额外汇储备损失的教训，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通过资本帐户开放和汇率自由化，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到国际货币体系中“铸币税”的特权，也可以为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取到更多的话事权。
(4)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合作，重新获得一些组织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以获得新的增长点。
(5)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科学地、逐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已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其战略是正确的。
3 长期对策。
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科技的进步。然而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耗费巨大，政府在推动
技术创新的运动中应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风险创投机制的完善也是有益的补充。基础性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在超长期才能显现，但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其投人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这些项目的推动，依然需要政府引导、立足制度改革和完善。
七、对当前经济学界流行观点的质疑
上述内容是笔者对此次经济危机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些基本看法。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当前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对当前一些流行观点提出质疑。
首先，在赞赏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改革付出的代价。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震荡，是否可以有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模式呢?这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含义及其批评》一文中，笔者已经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具有预期的静态性、行为的短期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的特征，这种改革方式本身急需改革。
其次，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新生产技术的应用，因此，笔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尽管目前美国遭受的危机影响最大，但是凭借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储备、领先优势和优越的创新机制仍然有可能先于其它国家走上复兴的道路，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因此，那些对此次危机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论调似乎不切实际。
最后，我们已经论证，我国以高投资拉动的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维系。因此，目前国家和地方以投资拉动内需的政策值得商榷。也许出于社会稳定等非经济目的的需要，这种做法尚可以讨论。但从经济学上看，在目前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的情况下，高投资的长期效应一定不尽人意。具体说来，从近期出台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来看，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吸纳就业会起到不错的效果，但是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防备。按照经验来看，政府投资的大量上马，必然会对社会私人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并且在权责不明、监管缺位的情势下，很可能会重演盲目、一窝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寻租问题。而4万亿的投资支出可能还不足以确保“保八”任务的完成。据估算，地方财政还将配套3万亿左右投资，而这个数字只有一成至三成的来源有保障。其余还要依靠银行贷款。如果投资的效益、质量得不到保障，可以预计的是我们财政辛苦挣来的家底必将不保，而且银行系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就为我们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我们遗憾地发现，与民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没有在这次方案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这些中、长期发展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因此，在这个刺激方案的操作上，财政政策依然显得“短视”，市场经济方向的理念甚至可能有所倒退。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指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和我们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是不谋而合的，但我们还应更加重视长期增长因素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过分担忧和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踏实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合理的政策方案设计才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is Time is Different：A panoramic View 0f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3882，2008
[2]Carmen M，Reinhart，Kenneth S，Rogoff，The Aftermath 0f Financial Crises[Working Paper][Z]，NBER working pa―per 14656，2009
[3]郑京海等，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J]，经济学季刊，2008，(3)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5
很多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上说是全球经济过度失衡引发的。我个人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失衡并不是危机真正的根源。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人类逐利的本性加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必然造成局部或更大市场的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从而造成大大小小的经济金融危机。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会加重这种局面，最后形成全球性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东西方阵营长时间的经济对抗和经济分割，使得两大阵营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出现了巨大反差，这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今天经济失衡的影响，这也是其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当今经济失衡的重要背景。
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重建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冷战使全球经济增长受到了限制，20世纪60年代末“滞胀”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拉美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推动改革开放，为发达国家资本和产能的转移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其解决了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效化解了可能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也推动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此后2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一批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后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冷战”导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经济极度失衡的局面得以缓解。但在推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产能和货币投放也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放大和积累，为危机积蓄了更大的能量，最终爆发了全球危机和经济衰退。
今天，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已经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期。
第一，全球分工的格局。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国际分工格局已由过去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单相、垂直的分工向目前双向的、水平分工发展，由此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
第二，记账清算模式的发展。当今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往来的清算中，现钞的清算日趋萎缩，而大量的则是通过清算机构进行记账清算，记账清算和信用派生使货币发生裂变，很容易造成货币的过度投放，导致流动性过剩，催生过度负债和过度金融创新，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其中，记账清算产生的外币储备自动倍增流动性的机理值得高度关注。在记账清算过程中，国际储备货币的实物并没有真正转移，只是通过银行以债权债务增减的记账方式转移了货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货币持有者的资金量并没有减少，却增加了外汇储备国家的流动性，这会倍增全球的流动性。
第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战以来，美元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变成了纯粹的信用货币，使投放不受实物的价值约束。国际贸易失去了自动调节重回平衡的机制，这也加深了全球的经济失衡。
第四，政府救市。每次面对危机，政府都会采取措施进行救市，而各种救市的措施本质上都是扩大投放，从局部和短期来说，这确实有利于避免经济社会严重动荡带来的后果，但实际结果却是扩大投放容易，收缩投放很难面对消费刚性和争取选民的需要，各国政府在危机过后都很难实施收缩性货币政策。从全球和历史角度来看，这往往使危机的根源难以根除。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加强全球的治理，第一，主要经济体需要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甚至要推动体制机制和生活方式的改革。第二，需要全球统一控制货币的过度投放。一是加强货币总量的控制，现在各种监管的重点都落到了金融机构身上，但是对货币总量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合理的界限，货币总量不控制好的话，问题会继续发生。二是合理控制一下央行的外汇储备。建议正确界定央行外汇储备作为货币投放储备物的合理界限，并加以有效控制。第三，经济增长不能单靠增发货币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还需要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和政府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市场进行自我新陈代谢，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避免大而不能倒，才能实现经济真正增长，加快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的建设。第四，发挥IMF、G20等平台的国际治理作用。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范文6
记得 5年前，本科生是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带着初出校园的热情和那份初入职场的喜悦，拿着手里那份经过反复修改的精装版简历奔走于各种招聘会之中，那时候的学校品牌成了应届生们竞争的主要砝码。现如今，取而代之的是硕士、博士们开始占领职场。
其实除了应届毕业生，那些有着工作经验的人在再次进入职场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总有人会抱怨，现在的工作分工越来越细，工作越来越专，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难。确实是，很多的职位设置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适应每个应聘者的万金油特质。
这种就业的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我想一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二是国家的劳动政策规范，增加了企业的用工风险；三是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整。
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海外人员回流，从而使得高端竞争重心下移，这一情况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挑战。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将在2009年进一步显现，沿海地区的经济形势将出现多种不可预见的变化，预计将会有大批外企倒闭、迁移和收缩，从而大幅度地减少求职者的就业空间；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国内经济放缓，国内中小企业也面临缩减规模甚至倒闭的威胁；2009年新增劳动力和毕业生数字仍不断上升，总体就业岗位减少，就业人数不断上升，就业矛盾仍十分突出。
求职者就业难，按道理来讲企业招聘的时候可挑选余地应该很大，那么对于企业的 HR来讲，在成千上万的候选人当中为企业挑选一个合适的候选人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企业不仅仅会关注候选人的工作经历、自身的性格特征，他们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候选人所能给企业带来的隐性价值，比如候选人是不是可以利用其以前的人际关系网为企业推荐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以节省招聘成本和用工风险等等。
对于目前的社会现状，薪资也早已不是企业吸引人才的唯一关键性问题，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职位，开始关注自己今后的发展平台，开始关注企业的发展。企业也开始打出各种各样的员工培养激励计划吸引求职者。
求职者就业难，企业招聘难，难道就业和招聘就真的是两条永远也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吗？从这次的经济风暴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到波及的都是那些中高端的职位，这些职位在企业多处于管理层，其实对于企业来讲，管理层的波动在经济风暴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经济的动荡必然会导致企业人力的调整。有很多人担心经济危机会给企业乃至于整个社会带来可怕的变故，2009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令人担忧。
但我并不这么看，经济危机对于那些本来就处在生死边缘的企业确实是雪上加霜，但这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规律的一种充分体现。其实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着实是一个吸纳优秀人才的大好时机。如果我们避而不谈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问题，单单从就业和招聘的矛盾说起，其实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对企业和求职者来讲，这种矛盾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并不了解彼此，企业不了解现在求职者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足够吸引优秀的求职者选择企业的职位，不同层级的求职者在就业中除了薪资更看重的是什么；而求职者应该更多地做好自我评估，所谓知己知彼，即更深层次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求职过程中，更多地选择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的职位，并在工作过程中做到自身优势发挥的最大化。但是这些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平台，一种可以让求职者和企业HR真正对话的平台，让企业的 HR和求职者真正可以面对面地平等对话，不管是以网络的形式还是用论坛的形式都可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