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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1
总结东鹏这三十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四个字：“激情”和“梦想”。何新明认为有梦想才有追求。“做人、做企业都是—样的，你必须有一个目标才有动力，有梦想才有动力，你才想办法去达到你想像的这种目标。企业，我们追求百年企业，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全体员工努力朝这个方面去冲。”何新明说。
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
对于东鹏这样“反常规”的发展，东鹏董事长何新明先生说，面对如此低迷的陶瓷市场，正是促发“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的触点，东鹏坚持深耕市场、品牌，逆势中不仅没有受其影响，反而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实际上，成立40周年以来，东鹏就—直紧扣市场，紧随消费需求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卖产品到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的发展过程。
在产品方面，东鹏除了不断升级产品质量，还积极塑造、传递“陶瓷文化”。在服务方面，不断提升服务水准，优化“阳光天使”服务内容，今年还创新性地建立了“鹏友汇俱乐部”。在品牌营销方面，东鹏也是不遗余力，如在全国范围巡演了多场“东鹏音乐之旅”演唱会，与天津卫视合作制作《幸福到家》节目等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2012年市场形势严峻，但东鹏危中求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为业界树立了_一个务实而进取、一个摆脱市场运势而有着内生增长的行业标杆，东鹏把握市场和塑造品牌的举措正为行业突围提供了范本。
国际化品牌目标
何新明从来都是有宏大目标的，“我的目标是把东鹏打造成国际化品牌。”何新明说道。
2012年7月4日，东鹏的意大利瓷砖高端品牌REx的首家专卖店在西安开业了，终端呈现出“综合宙+水晶宫+REX”的模式，市场由一裂变为三。作为国内陶瓷行业知名的大品牌，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为何会选择同是走高端市场的国外品牌？何新明很坦诚地表示这是东鹏向国际化品牌迈进的重要一步。
他认为必须要承认，目前中国陶瓷产业的水平与意大利的顶尖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在设计，以及精致度方面。而与REx的合作，将有助于东鹏更多的了解意大利陶瓷产业及和国际陶瓷产业的发展，以及陶瓷生产、设计、营销等方面的理念。他认为，早先进入国际市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对国外的了解太少。
在国际化道路上，东鹏曾经历一个先进后退的过程。早在2006年，东鹏就第一次尝试了走国际化，东鹏选择了与意大利当地的公司进行合作，注册成立了欧洲东鹏公司，并在意大利等市场推出东鹏自主品牌展厅和专卖店，打算以意大利为中心，在欧洲每个国家乃至全球都建立展厅，最终实现品牌销售。2010年，东鹏再次迈出了国际化的脚步，将广告语从“缔造灵性空间”变为“世界之美”，为第二次进军国际市场做准备。而REX，则是东鹏在继广告语之后又—举措。
在品牌的国际化方面，何新明表现得很执着：“在品牌规划里，真正要做强做大，最终还是要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并不是关起门来可以完成的，而是首先得打开门去了解国际，要与国外的客户和同行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目前东鹏已经在美、英、德、意、法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国际商标，出口占整个销售额的15％。何新明认为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内、外销比例8：2，所以接下来他将在出口上加大力度。
但众所周知，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影响，尤其是欧洲，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仍在持续深化中；国内日益严峻的反倾销和宏观经济调控下，市场也是“哀鸿遍野，泣声犹在”，从目前的形势看，并非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好时机。然而何新明认为，企业不能因为外部环境而停止脚步，应该考虑的是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看到明天。“所以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就要部署好我们的广告和我们的店，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就能够把握先机走出去。”
参与公益慈善联盟
何新明认为，企业与社会就像是一对好朋友，只索取不付出，关系肯定不能长久，所以，东鹏一直进行着慈善活动。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2
[关键词]通货膨胀；工业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与研究在学术界被称为“探索增长之谜”。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1957年索洛（Solow）创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启了揭示“增长之谜”的伟大探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经济运行效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测算特别是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972年～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与“保增长”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影响关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3
>> 财政收入超速增长：一个新的解释 浅论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建议 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地方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现象的成因探析 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须防治理风险 我国财政收入超速增长思考 藏富于民需防财政收入超速 财政收入增长为何超过经济的增长 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思考 冷静对待地方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 中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前7个月澳门财政收入同比增长逾二成 我国一季度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解读 试论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的关系 内蒙古财政收入高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 新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内蒙古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这种推断是基于两个“惯例”，可靠性很强：一是我国财政历来都是能够完成预算的，不论预算数比上年决算数大多少，从来就没有完不成预算指标的时候；二是 “收支相等略有结余” 是我国多年来坚持的预算原则，地方财政不能有赤字，也不能有太多的结余，不论收入多少，年末都是要支拨出去的，在账面上保持一个小额的结余，如果收入预算指标完成，支出指标亦须完成，如此算来，财政还真是必须突击花掉这2万亿的资金。
上述可见，从我国预算资金管理制度看，是不应该出现年末突击花钱问题的，但从财政活动情况看还真存在年末有大量的资金被从财政拨付出去。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本文以为，“空转”应该是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主因。从操作过程看，“空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入到国库，二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弄出国库。对于财政工作人员来说，把钱入到国库容易，弄出国库则就难了。在现行的制度下，有支出名义、预算指标、用款计划、接收单位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空转”是一个假戏真做的事情，既费周折又可拖延，往往平日里一拖再拖，到年末不得不完成“空转”这个下半场规定动作的时候再集中精力弄虚作假，以免年终结余过大，同时也须“迎接”新的“空转”收入，及时消化“空转”进来的资金，故而出现年末收支两旺的“财政繁荣”景象。
近年来，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在第四季度开始好转、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报道常见于报端，不论在之前是以“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还是“中国经济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来开端，到了第四季度都会好起来，财政开始增收，尤其是12月份的财政收入占比很高，远远超出了正常经济规律。这种经济年年都会在第四季度反弹、财政收入在第四季度大幅增收、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热烈场面，与普通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一定程度地证实了“空转”问题的存在。
三、“空转”的成因及其社会风险
（一）“空转”的成因
财政收入“空转”，表面上看是财政收入不实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行为。深层次分析则不难发现，财政收入“空转”是财政收入最大化冲动和财源不足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地方政府行为约束不力的必然结果，也是由现行的官员考核、任免、升迁等功利化标准造成的。
1.“空转”与地方官员升职冲动高度相关，成为一些地方官员虚增政绩的秘密武器
“空税”盛行的利益驱动有二：一是官员政绩。官员政绩越大，晋升机会越多。二是眼前利益。凭借“空税”增加财政收入，比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见效快，省事省力，至于财政欠账则是后任的事情，况且为后任留下包袱还可以突显本届官员的行政能力，“空转”便成为官员制造政绩的秘密武器。官员的升职冲动会引起多级财政收入不实：一是用“空税”虚增本级财政收入，二是推虚上级财政收入基数，三是通过对下级下达指令的方法，拉虚下级财政。如要求下级达到某一指标，在真实财力无法满足时，下级只能以“空转”交差。
“空税”制造的财政收入政绩对地方官员的重要程度，从其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重视程度上可见一斑。图4是以2012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依据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突出程度，我们将其分为极不显著、不显著、一般、显著和极显著五个等级。结果显示，在31个省份中， 58%的省份为极显著，29%的省份为显著，一般和不显著的省份各有3%，有7%的省份为极不显著，即有87%的地区以极显著或显著的方式宣传其财政收入政绩，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态度。
展示财政收入增长政绩的位置，并不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序言部分；我们将展示位置分为极显著、显著、一般、不显著和极不显著五个等级。
2.官员的保职冲动也是“空转”的重要推动力量
受政绩基数的影响，虚假财政收入有很强的自我繁殖性，只要出现了就很难自行消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规模只能越来越大。因此，即使是没有升职冲动的官员，一旦他承继了一个有“空转”前科的位置，为保证达到或略超前任的政绩基数，也会“沉默而努力”地继续推动“空转”，把财政泡沫越做越大。
3.“空转”与多年来的税收指标化管理高度相关
政府向财政税务机关下达收入指标、上级向下级下达收入指标的管理方式，往往是出于官员的政绩考量而并不考虑地方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地方的税务任务繁重，最后只能以“空转”来应付差事。尤其是历史上财政上缴基数一直较高的东北地区，其“空转”的历史长，累积的问题也多。
4.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力是“空转”问题的本因
“空转”是一项私密性很强的地方政府行为，我们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方式都没有把抑制财政收入泡沫纳入监督和约束的范围，在对官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中，也没有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列入审计范围，没有把官员行为对地方经济的长远影响纳入考核。即，地方官员在制造财政收入泡沫时便捷又安全，收益可观成本却为零，致使“空转”不断地漫延盛行。从深层原因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非程序化安排，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过度追求和对政府行为没有约束的结构性缺陷而导致的非理，是“空转”问题的本因，也是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问题的本因。
（二）财政泡沫的社会风险
与同期GDP、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极不利于社会稳定，易引起社会风险。
1.刺激民众的“税痛”感
“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的名言，说明税收之于纳税人有切肤之痛；“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是西方国家所致力的减轻“税痛”的目标；而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恰好相反，竟用虚假财政收入来刺激民众的“税痛”，并诱发纳税人与政府间的矛盾，需要高度关注。生活中我们常用“打肿脸充胖子”来批讽那些为炫耀而暗自忍痛受苦的人，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痛的是炫耀者自己，为虚假财政收入而痛的却是观者——纳税人，他们以为自己真的缴了那么多的税而痛苦，无端地增加了国民对政府的抱怨。连吃财政饭的人也认为政府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还不肯提高工资是很不对的，因为固定的薪水正在因物价上涨而缩水；面对各地财政在突击花钱的报道，百姓也在抱怨何不解决一下实际的民生问题。
2.基层组织机构濒于瘫痪
如果“空转”仅限于能够全部留归本级政府的收入项目，是不会造成额外经济负担的，后果也比较可控。但越是基层政府，不参与分成的收入越少，因此，乡（镇）政府是最早因“空转”而出现巨额亏空的政府。随着“空税”规模的扩大，和中央与地方、省以下政府分成的收入项目增多，如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共享等，“空转”的可选项目也越来越小。一旦选择了与上级共享或分成的项目，本级把实实在在的资金交给上级，上级把虚假收入当作实际收入而安排了支出，致使该级政府无法弥补“空税”缺口而债台高筑、经费紧张、拖欠工资，最终影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我们的调研显示，许多乡（镇）政府在依靠上级对农村的各级专项转移支付维持运转，诸如水利补贴、农产品加工与促销补贴等，都被挪用于干部工资和政府机构运转经费，无法真正全部用于发展农业。一些乡（镇）政府为避免被问到“何时才能发工资”之类的问题，长期不肯召开干部会议，遇有事项则由党委书记向负责干部单独传达，严重制约了基层政权作用的正常发挥。
3.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
如果从地方政府自身承受能力出发，“空转”项目以非税收入和不参与上级分成的税收项目为主，但日积月累下去，财政收入结构会变得比较畸形。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财政收入“好看”，越来越多的县、市级政府卷入了以与上级分成的财政收入为“空转”项目的浪潮中，因“空转”而“失血”的政府级次越来越高，财政收支的实际缺口规模越来越大，地方实际可支配财力越来越少，越来越依赖通过政府公司借款等方式举借债务的融资路径，累积了更多的地方财政风险，值得关注。据透露，某知名城市政府贷款的利息支出每天约1亿元，虽然许多利息是可以资本化到公共工程的成本中去，但与其仅600多亿元的年财政收入相比，风险依然很大，需要警惕。
四、对策建议
“空税”带来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而高额的奖励和依据收入虚假增长幅度提拔使用干部的做法，令此风气愈演愈烈，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尽快刹住。因此，治理目标应是还原地方财政收入业绩，消除财政收入泡沫，并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使其回归理性。
（一）加强监管，夯实财政收入
夯实财政收入，还原政绩的办法有三：第一，可以比照GDP增长率由国家统计局核实的办法，实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由中央核定。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牵头，国家统计局和审计署配合，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查实核定。我国实行地方GDP由国家统计局核定以来，地方自行报告的GDP增长数字越来越“靠谱”，泡沫越来越少。第二，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让上级更客观地评价干部。各级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中，要在报告中客观地反映本地的财政收入，指出“空税”等收入不实问题，使上级领导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便于领导正确决策。第三，在干部任用上，要对干部有一个全面的考察，不能只看财政收入这一项指标。既要看官员的当前政绩，又要看潜在政绩，要引导干部树立通过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观念，而不是弄虚作假。
（二）劝阻地方高调宣传财政收入政绩的行为，降低民众的“税痛”感
近年来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等数字排列公布，财政收入指标明显地高于其他收入指标，并在报告的显著位置做高调宣传，极易刺痛纳税人的“税痛”神经。我们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其定位是政府即是服务员又是保姆，“两会”就是服务型政府在向主人、向纳税人汇报其工作的一种仪式，因此，应遵循保姆向主人汇报工作以做了哪些事情为主而不是强调自己挣了多少钱的一般规则，建议淡化财政收入政绩宣传，劝阻地方的高调宣传行为，尽量减少对民众“税痛”神经的刺激。
（三）改变财政收入的指标化管理的做法，适当降低税收增长指标
税收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是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收入、发生纳税行为后缴纳的税收款额。但我国却存在把结果当目标的问题，许多地方把税收计划当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以至于到了需要用“空税”充数的程度，这需要我们反思和校正。西方财税理论认为，税收是纳税人向政府支付的特别“费用”，亦即保姆费，在达到相同社会管理效果的前提下，当然是费用越低越好。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税的社会，但绝不是多多益善、税收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水平。因此，要改变一些地方将财政收入作为指令性指标管理的做法，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将其税收收入增长目标与GDP增长速度结合起来考察，不能严重脱离GDP增长而独自增长。
（四）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除了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效力外，还须深化体制改革，依赖法治手段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控制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手段、程序及责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内充分、积极地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政协机构的监督作用，建立高效敏感的非理预警机制，及时觉察在萌芽阶段的非理并予以制止，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回归。
参考文献：
[1] 曹海娟，胡怡建，冯苏苇.城市转型期影响上海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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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4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易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的农民成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着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30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
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竟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30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
“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5
近几年来，珠三角悄然实现了弯道超车，无论是自主创新能力、民间创富能力，还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都比长三角的表现更优。
为什么？长三角不是国家钦定的老大哥吗，无论是政策优势、人才优势，还是地缘优势，都比之珠三角更优。珠三角反超的秘密是什么？
1、珠三角在衰落？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坊间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世纪初看滨海，新时代看长江流域”。
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区域经济的地位变迁——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区，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地位不再如此前那般重要。而长三角或者说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区域，正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真的如此吗？为此，我们试图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从2000年以来的经济走势。我们选取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最高的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座城市与上海、苏州和无锡这三座长三角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对比。
为什么长三角地区选择上海、苏州和无锡，而不是杭州、南京或是其他城市？
原因有二：
一是地缘关系带来的经济联系。从地图上看，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出发，一路西行到无锡市人民政府只有139公里，如果道路通畅的话大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达。地理要素使得上海和苏州、无锡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星期日工程师”——即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到苏南乡镇企业走穴的工程师，再到高铁时代在沪宁线上奔走的上班族，这是区域内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二是这三个城市的面积和人口与珠江三角洲四座城市大致相当。统计数据显示，在2014年，“沪苏锡”的面积为19616.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4134.79万人；“广深”经济带的面积为15693.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3955.31万人。从人口和面积来看，这两个地区具有可比较性。
那么，这两个地区的表现如何？从经济总量来看，这两个地区的全年经济总量大致在45000到46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速也都保持在7%-9%之间。
不过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是，在2000-2013年这十多年间，长三角经济带的经济总量一直遥遥领先珠三角经济带，但是长三角的领先优势在逐渐被缩小，继而在2014年被珠三角经济带超越。这和我们传统上认为经济重心正在向北移动的趋势不相符合。数据显示，2014年珠三角四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6193.31亿元，约占到广东全省GDP的70%，已经超过北京和上海的GDP总和。其中广东经济的龙头——广州和深圳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前五位，而低调的佛山依靠其制造业重镇的地位亦紧追青岛、大连等副省级城市。
我们也可以从两大经济带在我国经济总量的占比中看到一个有趣现象，两大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2000-2005年间逐年走高，随后又双双下降。但是珠三角经济带在2012年已经止住下降趋势开始反弹，并超过了长三角经济带。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在最近两年中将长三角抛在身后？为此我们以苏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2、深圳是怎么跑赢苏州的？
下面我们将视角聚焦在两个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苏州和深圳，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特殊的地方政府。众所周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一直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苏州也不简单。在80年代，苏州的乡镇企业是“苏南模式”的杰出代表，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该园区是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重要国际项目。自1997年至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由新加坡政府负责管理。苏州工业园区因其特殊的管理机制，成为苏州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阵地。而苏州也从该工业园区的管理中获得技术外溢，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
从两个城市的基本情况来看，苏州与深圳的人口体量相近，分别为1059.1万人和1077.89万人，但是苏州的地理面积却是深圳的四倍多。2014年，苏州和深圳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760.89亿元和16001.98亿元，列全国第7和第4位，已分别相当于吉林省和江西省的GDP总量，两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两个城市的经济都在1992年后迎来爆发式增长，特别是深圳。1979年深圳的GDP仅为1.96亿元，到1996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并实现对苏州的超越。随后，两地GDP总量的差距逐渐拉开。
有很多人将深圳的经济增长奇迹归功于其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特区特殊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逐渐丧失(此处的特殊经济地位主要指的是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而各地方政府，比如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更是提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零地价”、“三免两减”等。而深圳却在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丧失后一直保持对苏州的领先优势，这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
先来看看两地的产业结构，两地的产业结构从一开始就并不相同。深圳的第三产业比例一直高于苏州——1992年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48.7%。而直到2013年，苏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才达到45.7%，此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57.3%。
为什么深圳的第三产业会比较高，而苏州第二产业的比重高？尽管通常来说，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会更高些。早在2010年，OECD国家的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大都超过60%。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比苏州更为发达？恐怕不能这么认为。一个更为恰当的解释是，深圳的地域面积较小，第二产业需要大规模的产房面积，而这正是它所欠缺的，因此深圳的经济增量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苏州则恰恰相反，它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以建设厂房，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这一点也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上得到了验证——2014年，苏州全年使用外资达81.2亿美元，而深圳只有58.05亿美元。
其实，分析这两个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更好的办法是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入手。根据2014年的数据，苏州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约为深圳的2.3倍。深圳目前已经是国内唯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低于20%的城市(2014年只有17%)，但是苏州的这个比重还维持在45%高位。苏州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意味着在城市发展阶段确实落后深圳一步。在两个城市人口体量相当的条件下，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苏州高出20%，说明深圳市民比苏州市民有着更强的支付能力，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数据，那就是深圳的出口总额远高于苏州。在通常印象中，像苏州这样有着较高外商投资的城市应该会有更大的出口，为什么反而是深圳高于苏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深圳是港口城市而苏州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港口城市的很多出口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本地区，还会有周边区域——深圳作为华南最大的港口城市，因此其出口额高于苏州也是情理之中。
3、苏州的发展为什么缺乏后劲？
“苏南模式”一度风行天下。苏州更是“苏南模式”的代表——即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也被学界称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典型。
苏州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我国大部分城市发展的“放大版”——由政府吸引外资在本区域投资设厂，先后建立了数个国家级、省级工业园区，利用该区域低廉的人力与土地等资源生产出口产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也将“地方政府公司化”运用到了极致——政府利用土地资源与外商资本联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还在延续该种思路。
这种模式一度非常成功，苏州经济更是在承接日本、台湾等产业转移的条件下快速实现了飞跃，一时令全国侧目。台资知名企业明基、华硕和大批日资企业陆续入驻苏州工业园区。但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的冲击下，受到重挫——苏州近三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均低于2%。
苏州的经济数据也体现了这种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外商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导致出口总额较低，而低廉的人力成本使劳动力无法分享苏州的经济增长成果。近年来，苏州一直是我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其人均可分配收入增长缓慢。如果我们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指标，上海的比重达到了48%，但是苏州只有33%。
低廉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苏州经济增长的要素优势，但这一优势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大环境下也摇摇欲坠。今年上半年，苏州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依然面临“招工难”的困境。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上涨。
一边是外需萎缩导致订单量下降，另一边是不断要求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苏州经济已经开始遭遇转型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苏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已经跌入收缩区间。那么苏州应该如何在未来可能的外资企业外迁潮来临之前完成产业的升级转型？苏州的困惑实际上也是中国很多东部城市的困惑——企业用工成本升高、外需不足，或许可以看看深圳的经验。
4、深圳如何从“山寨”走向“创新”?
深圳经济同样是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深圳快速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已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此前，富士康一直是深圳第一出口大户，曾有媒体报道深圳富士康2010年的出口额已达到480亿美元，就业人数达到40万人。尽管富士康能够给深圳带来庞大的增加值，但始终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下端。随着用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逐渐向土地和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内地搬迁，如河南郑州、山西太原和晋城等地。但富士康的出走并未如很多人预期那般给深圳带来GDP的地震。相反，深圳本地企业的迅速发展填补了富士康走后带来的空白。
为什么深圳能够成功实现转型？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虽然深圳是我国特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城市，但是深圳的创新能力却令人侧目，丝毫不逊于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拥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关于我国发明专利授权的统计数据，深圳拥有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大的两家国内企业——华为和中兴，同时也是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一的城市，甚至高于上海市和山东省。
也正因为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深圳市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附加值。为什么一个缺乏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会拥有这么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成为了创新的主角，而且所有的发明专利都是瞄准市场需求，因此深圳的创新也更有效率。
5、珠三角强势反超的秘密
从1995年开始，中央政府就提出经济要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粗放型的本意即是通过要素投入来获得经济增长，而集约型则是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这个转型并不成功。2008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开始并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腾笼换鸟”，即便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对“腾笼换鸟”持怀疑态度，认为过早的转型可能会把旧的鸟赶走，但是却无法吸引新的鸟。但深圳的转型告诉我们，只要方式得法，腾笼换鸟并非不可能。
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6
关键词：流通产业；组织结构；市场绩效；结构优化创新
一、我国流通产业组织的现状
(一)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现状。市场结构指某个产业的市场垄断或竞争程度。度量市场的垄断程度，主要看市场集中度，而影响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有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产品差别化等。我们从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三个方面来考察当前中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状况。
1、流通产业集中度稳定增长。市场集中度的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指标是集中率，它是指某个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如产量、销售额、职工人数、资本额等)占整个市场的份额，也称市场占有率，它反映产业中若干个最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支配程度。例如，CR4即该产业前4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针对流通产业的具体特征，我们采用CR100即流通产业前100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来度量流通产业的市场集中度。2004年中国零售企业前100家实现销售收入5517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9.2％。2005年连锁百强销售规模达到7076亿元，连锁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首次突破10％，提高到10.5％。2005年百强中，外资企业18家，比2004年增加6家。销售规模总额1439亿元，占百强总销售规模的20％。如包括境外上市、国外资金注入内资企业等则上榜企业27家，销售总额2619亿元，占连锁百强总销售规模的37％。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卖场业态。百家快速消费品零售企业中，以大卖场为主的10家外资企业店铺数为475家，占总店数的1.6％，但实现销售额937亿元，占总销售额的23％。2006年全国商业企业百强榜销售规模达7685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1.4％。从对我国零售百强的集中度分析，可看出我国流通产业目前属于竞争型市场，产业的集中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00年4％增长到2006年的11.4％，增长速度较快。
2、流通企业规模经济分析。规模经济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所带来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一个产业中长期均衡的企业数目就会变少，从而导致市场集中程度提高。将我国流通企业规模经济与美国流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2005年我国排名首位的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额720亿元，而沃尔玛2004年销售2882亿美元，是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的30多倍。虽然我国零售企业的规模都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但与世界一流零售企业相比，规模还是太小。在国内外流通企业规模的比较中发现，我国流通企业可在更大的规模上获得规模经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将促进我国流通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流通产业市场进一步集中。
(二)流通业市场绩效分析
1、流通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小。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以来我国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波动较大，1992年以来相对稳定。我国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最高的1988年才10.80％，且近10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2、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我们利用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2004年的GDP数量，计算出他们的增量，从而求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看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GDP的贡献率是非常低的，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达15％以上。
3、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低下。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可从流通企业的商品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率、销售税金及附加率几个指标反映出来。利用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和批发贸易企业主要财务指标1998～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到表1和表2：
从上表可看出我国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且有持续下降趋势。相反，成本费用率呈稳定上升趋势，而销售税金及附加率则更低，也呈下降趋势，批发贸易企业经济效益更差，且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这充分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另外，对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的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进行比较，可看出批发业中内资企业销售利润率3.9％，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年4.8％，更低于外商投资企业年6.3％，低于批发业总体以及批零贸易业总体的4.1％。在零售业中，内资企业销售利润率4.3％，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7.2％，但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年1.8％，高于零售业总体的4.2％和批零贸易业总体的4.1％。
4、商品流通产出弹性较小。商品流通产出弹性指的是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商品流通增长率之比，反映的是当商品流通产出变动1％时国民经济产出的变动的百分率。对中国1978年至2003年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的数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处理后。
检验表明，所有系数t的值均大于2，表明各项系数完全符合显著性检验的要求，拟合优度很好。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中，批发零售餐饮业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是6.27％，即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0627％；此外，工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4525％；农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3023％。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1250％，可见，中国商品流通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次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差距较大。商品流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太小。二、流通产业组织优化的政策选择
(一)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这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实行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催化和发展一批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条件和前提。为此，一是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不仅针对垄断企业，而且针对形成垄断的行为，当前特别要对由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形成的垄断加以限制。二是清理现有行业法规。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及新老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对现有法规进行一次大清理，特别要撤消和废除一些阻碍竞争和制造垄断的法规。三是为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入规则，同时要有保证实施法规的执法和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和一些重要法规执行管理部门应实行平直领导，排除层层干预。
(二)制定适度市场壁垒政策。为遏制过度竞争，政府应提高进入市场的行业标准。这既可控制商业规模盲目扩张，又能提高其规模质量。建立政府对新建大中型流通企业的审批制度，确保大型商业企业的数量与购买力水平与消费结构及城市规模相适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按照流通企业数量适度、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和结构合理的原则，作出相应的中长期规划，通过规划并配合有关政策来引导商业网点的合理发展；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同时政府亟需制定企业进入或退出政策，促进产业集中度的稳定上升，这样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使用才具有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