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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范文1
关键词：三农政策；缺陷；弥补
中国的农村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经济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相比非常低下，中国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少的可怜（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1/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屏障之一，若不加以解决，中国的小康社会将难以实现。目前尽管影响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因素较多，但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策错位和缺陷较大，不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一、“三农”上的财政政策缺陷
（一）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支农支出比重逐年下降
1950～1994年，国家直接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2733亿元（不包括正常收费、“三提五统”、“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等），同期向农业投入5346亿元，同期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取得大约20100亿元，加减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7亿元，合计占农业gdp的25.5%.另据资料显示，1979～200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6～1.8万亿元）、农村储蓄流失（550～600亿元）、土地资源直接损失（1.7～2万亿元）三项使农民为此付出了约3.4～3.9万亿元。由此可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是贡献最大的区域，农业是贡献最大的产业，农民是贡献最大的群体。中国“三农”积累受到盘剥，而对“三农”的反哺却很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测算，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支持量只有2%，而许多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农业支持水平很高，1996～1998年，美国的农业支持量为9.5%、欧共体为25%、日本为41%、加拿大为15%，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达到了34%.1978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2000年则降为7.75%（见表1）。如果把本来属于教育事业费的部分剔除，这一比例还会降低。2000年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支援农村支出为249.11亿元，仅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2.7%.
表1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5 1999 2000 数额(亿元) 150.66 149.95 153.62 307.84 347.57 376.02 574.93 1085.8 1231.54 比重(%) 13.43 12.2 7.66 9.98 10.26 10.05 8.43 8.23 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农民直接受益的支出较少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60%左右，教育支出和农业科技支出较少。2001年国家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19.38%，2001年国民经济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牧渔业仅占2.93%，其中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各行业总额的0.36%.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比重较大，农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况且水利、生态建设的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全部统计在农业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并且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多采用有偿的方式，增加了还款的负担。200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预算拨款仅占全部经费的65.7%，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和学杂费收入三项占35.3%.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负担的比例分别占2%、11%、9%.若把乡镇上缴县级财政的收入计算在内，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民素质提高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制约了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民素质低已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科技经济和信息社会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中国的农业已开始从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生产收益，维持农业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种类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将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农业的转型，科技进步是必要条件。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远低于对非农的科技投入。“七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7亿元增长到3.11亿元，年均增长2.8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5%：“八五”期间财政的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从2.93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0.47%，同期整个科技三项费年均增长13.2%.1979～1996年间，农业科技三项费占整个科技三项费的比重由5.35%下降到2.88%.1996年我国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10，也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1/3.目前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0.2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在较少农业科技投资的条件下，投资结构又不尽合理，资源开发技术投资多于生态环保技术投资，基础研究投资多于应用研究投资。每年约有3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0%～80%.由于农业科技应用成本高于预期收入，加之农民资金短缺，农业信贷风险高而信贷支持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机制不灵活，经费严重短缺，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等，导致农业科技含量低，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制约了农民的增收。
（三）财政补贴方式不合理，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
总体上来说，一个国家农业支持水平与支持力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对通过财政预算支持农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是，从农业支持来源或者承担者来说，可能是纳税人，也可能是消费者。因此，除了财政预算途径支持农业外，还可以通过价格支持由消费者承担的方式对农业的支持，即实施农业补贴。通过价格干预实现农业补贴是很多国家支持农业的主要方式。以农业生产者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其一，通过财政预算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费用承担者是纳税人；其二，通过政府干预价格，使农产品销售价格对农业生产者有利，一般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由纳税人负担，也可以通过放开农产品的销售价由消费者承担。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式的选择上总体趋于削弱价格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但目前价格干预仍然是这些国家实现农业补贴的重要途径。1999～2001年间，oecd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韩国由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干预而实现的农业补贴占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9%、36%、90%、95%.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60%来自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每吨谷物的补贴为55美元。我国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是在流通环节，价格干预补贴农业生产者为负数，农业生产者受益较少，基本上是消费者受益。目前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约1/3是农产品政策补贴（粮价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仅这1/3支出还多数是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最终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足50%.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54号的数据显示，如果收购粮食一年内销售不出去，政府保护收购的补贴支出与农民受益之比为5：1；如果连续三年销售不出去，其比例上升到15：1.由此可见，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投资不足，财政补贴方式不当，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影响了农民的增收速度。
（四）农业税制显失公平，农业和农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是在经济发展落后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下设计的税制，从建立时基本上就是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为目的。随着农业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转移到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工业很快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但农业税制仍未改变，只是税收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折征代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重新审视农业税制，农业税制与现代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大相径庭，农业税收的超额负担（农民的相对负担过重和对农业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税率为7%，附加为20%，合计税负为8.4%，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扣除额，农民税负明显偏高。如果把农民上缴的税费看成是个人所得税的话，农民税负远远高于城镇居民的税负，城乡名义负担相差4倍以上。若从农民缴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税费、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综合计算，农业的宏观负担率（农业上缴的收入/农业gdp）约为25%～30%，而财政预算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则在20%以下。农业税是一种四不象的税收。其一，城镇工商税收中的流转税收以商品销售额和非商品营业额（货币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按农业总收入征税，农业总收入按常年产量核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无论是否实现销售，取得货币收入，都要按核定的常年产量折算成货币缴税。其二，城镇的所得税收，主要是以纯货币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农业税是以未扣除任何成本费用的总收益为征税对象。城镇所得税所得额的计算通常是取得的货币收入，工厂的库存商品在未销售之前，既不征收流转税，也不征收所得税。农业总收益的计算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实物收入，并且主要是实物收入。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即使放在家中，没有取得货币收入，也要计算总收益缴纳农业税。
二、财政政策缺陷的弥补
（一）增加支农资金的绝对量，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一规定为增加农业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情况下，关键是各级政府预算必须遵守《农业法》的规定，一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确保农业支出的法定增长；二是科学界定农业支出的范围，把农业直接受益的支出列入财政支农的统计范围，剔除其他与农业非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超出农业本身受益的支出，使农业支出和农民增收紧密的挂起钩来。三是把各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农口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增加预算资金总量，做大支农资金总量，在遵循法定农业支出比例的基础上，增加支农支出的绝对量。同时应加快支农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防止和杜绝转移支付下的支农资金层层截留改变用途的现象，确保支农资金的实际使用量；全面实施支农支出的政府采购制度，节约支农资金，相对增加支农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管理效率。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支出效益
在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上，一是大力压缩农业支出中的养人支出，增加农业建设支出。二是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支出，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出，健全农村社会服务化体系并将之落到实处。据测算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11.87元，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5.31元；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三是增加增强农民增收本领的农村教育支出，包括义务教育和农民培训教育，改善农村的教育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我国农村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通过教育途径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速度非常慢。另外，“十五”计划纲要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来说，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培训经费；对企业来说，可通过没有成本的社会招聘和极少的培训费用解决人员素质提高问题，而对农村而言，农民只能固定在土地上，农民的继续教育是一个空白，除了落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外，农民素质的提高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支出，使更多的农民在素质上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符合从事非农产业的需要。据测算政府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四是逐步实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民市民待遇，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加生产投入，形成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在wto规则的“绿箱政策”下，最大限度的对农业实施补贴政策
借鉴国际经验，必须加快农业补贴方式的改革。一是明确农业补贴的重点，减少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生产环节的补贴。二是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三是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和流通环节减少下来的补贴中的一部分，转投到政府对农业的一般服务领域，加强农业的公共品的供给。四是把财政的直接农业补贴与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补贴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财政预算途径由承担的补贴方式与非财政预算途径由消费者承担的补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五是按市场规则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保护粮食价格。
（四）改革农业税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税收体系
在税收上，要赋予农村的城市税收待遇，赋予农业的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待遇，赋予农民的市民税收待遇。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占2.17万亿财政收入的5%左右，政府已决定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体来说：1.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产品增值税。一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把农产品作为商品，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使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农业盈利水平，让农民在追求增加货币收入的目标中，自动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经营行为和自发调整组织形式，参与整个社会的竞争，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效果。农民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了销售收入，才具备了纳税义务，缴纳商品税。这就解决了农民口粮、农民自己储备粮、农产品作为深加工原料储备，尚未实现货币收入就缴纳税收的不合理问题。二是符合现代财政收入的形式要求。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是货币、实物、劳役，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形式只有货币一种形式。农产品只有实现了销售，取得了货币收入，才能上缴财政收入，这就解决了农民尚未取得货币收入，却要将农产品折算成货币交纳农业税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农民无钱缴税而不得不拖交和抗交税款的问题。三是符合税制公平原则。农业与工业都是生产有形商品的产业，实行商品课税，是市场经济下产业税制公平具体体现。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开征与其他生产经营者相同的税种，也是税制公平的客观要求。应当指出，对农产品课征增值税时，不是以农户为纳税人，而是以生产并销售农产品，有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和不同盈利水平，制定不同增值税率的同时，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低税率、减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我国目前应把粮食生产和流通放在首要的位置，实施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供给，稳定社会生活。
2.取消农业税，开征农业纯收益所得税，按照从农业生产取得的货币收入扣除经营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计算征收所得税，体现了有所得交税，无所得不交税，所得的多多交税，所得的少少交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非农的经营所得理应按现行所得税制征税。鉴于农业收益水平低和农产品变现难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可对农业纯收益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或实行高起征点（或免征额）的比例税率，并且税率应低于非农所得税税率，以便体现产业间的税收公平原则。对农业纯收益征收所得税，应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区分开来。对于规模化经营、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农业企业性质的单位实行企业所得税，对于单干的农民和农户实行个人所得税制。从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农民将被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之外，这体现了城乡居民税收上的公平，同时也体现了农民非农收益和农业收益之间的税收公平。目前对农民外出务工收益可按城镇职工收益征税办法进行税收管理，对务农纯收益可借鉴国外的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3.取消农业税，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从其征收方式上看具有土地资源税的性质，更象地租。但是农业税的计税土地面积通常是种植土地面积（不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和不在册的土地—开荒造田），并且按常年产量征税，这与规范的土地税相比差距较大。从农业税的计税依据看具有混合税制的性质，既包括种植业的收入，也包括非种植业的农业其他项目的折算收入；既包括农业增值收入，也包括农业企业所得收入和农民个人所得收入。实施农业土地税制就是对农业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同时，对农业用地开征土地使用税。我国已对非农业用地开征了土地使用税，农业用地属于减免范围。取消农业税，对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产养殖用地等分类分级分档征收土地使用税，符合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一是谁占用谁交税，征税对象明显易查，征收成本低。二是计税土地范围扩大，税源稳定，有利于财政收入。三是随着土地用途的改变和土地面积的核实，有效的解决现行农业税有税无地和有地无税的不合理状况。四是对农业用地实行较低的税额，有利于保护农业土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实施，土地的集中和收益水平的提高，土地使用税将成为重要的资源税或财产税，我国的税收体系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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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范文2
第一，衡量城市化速度有不同统计口径。数字反映的只是符号经济，所以仅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户籍改革的“补数”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不意味着城市化的新进展，只是对现状换了一种认识方法。如果相对“淡化”城市化指标，有利于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城乡矛盾，更多地理解市场原则和借助市场力量。推进城市化切莫倒果为因――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带动城市化，而不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而耗费资源去发展什么。
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判断，有几组常用比较参数。一是所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率的关系，如人均GNP或工业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对比；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如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比；三是一些微观变量和人口的关系，如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或近年人口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对比。如果要定指标，最好将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城市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此外无甚意义。90年代中期有人测算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50%，[lii]这就像测算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一样，高归高，何益之有？我国的农业劳力比重1998年达49.8%，近年还有回升趋势，这才是需要关注的。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另一方面，以占世界40%的农民养活着7%的非农民。[liii]用这个标准观察，能发现“城市规模之争”实际上是“市场主体之争”。
由市场配置资源尽管已经写进一系列文件，但是劳动力市场远未放开，最常见的是城市对“农民盲目流动”的封堵。本来农民流动目的性极强――生存和温饱。他们要养家糊口而非公费旅游，盲目不起。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尽人皆知，官员百姓均熟视无睹。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仅广州市目前聚集了240多万民工，超过1992年“卖户口”时全国17个省的农转非总和[liv]。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如果肯承认农民是市场主体，政策选择至少在确定方向时并不困难。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代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智识发展来决定”。他还说到，“个人进行迁移的权利的确十分宝贵，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使个人和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极大地增进着人类的福利。”[lv]看来有必要辨清，“盲目性”是不是发生在农民对面。
第二，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具有双重目标，实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总相一致，需要选准重点、协调主次关系。目标之一是利用城市辐射力量拉动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个目标是靠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力。虽然后一个目标更紧迫，但是以往重点推进的“县改市”、“乡改镇”明显侧重于前一个目标。然而，依靠行政建制来密切城乡关系与市场经济取向不合。改后的辐射效果且不论，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市管市、市管县”带来的弊病是城市变得大而无当，基本聚合功能降低。现在最大“城市”达12000多平方公里，而有些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人口不足20万。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多数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城郊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1990年代以来全国耕地锐减与县改市、乡改镇很难说没有关联。是将城市建设导向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还是放任粗放式的扩张，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政府主导的大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由于替代了企业行为，同样带来大量土地浪费。城市和郊区土地的价值长期低估，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扭曲城乡经济关系。而且，以辐射辖区的形式带动郊县人口城市化，势必加重地方保护，排斥外地人，居住地和就业地分离引发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本地农民用耕地换来城镇户口以后，主要靠城市租金而不是劳动力资本致富，这种“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修补原先的封闭体系。仍然在强化行政力量的同时压抑市场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等概念重新审视。
第三，改革以来，虽有少数新兴城市出现，却不足以牵动局面。许多经济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外来工的城市，没有也不愿发挥城市吸纳移民的功能。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每年奖励性的户口指标不足百名。城门20年未能打开，“等你等成了坚持……”为城市耗尽青春的农民工极少有迁居城市机会。农村青壮劳力“暂住”城市打工挣钱，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回乡定居，生育更多的“打工仔”，“流动人口”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局面下农村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直到现在我国每年新增1200万人口，不知这样的局面能坚持多久。
只有允许青年农民工结婚后定居城市，才是真正的转折。农民没出路，国家不会安康；城市不生长，经济无法繁荣。
居民是城市主体，不是负担。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仅从消费者角色来看，能聚合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同样是一种经济资源，居民被政府“养活”的观念已经过时；增加一个城市居民，财政每年要多拿出上万元钱的说法，离事实更远。多数公共服务的价格早已经“按成本定价”和“多元化投资”，而且公共服务收费价格近年涨势居前。大笔财政补贴如果用在服务单位的经营性亏损上，与居民增量并无干系。况且，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是聚居民之财，谋居民之利；“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口增长必然扩大税基。还应明确：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之所以被称为公共产品，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非排他性。一条道路，一套电缆，并不因使用者增多而加大成本，所以规模出效益。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何陈旧，公共服务为何总是紧缺，应该找准原因。
减少制度上的城市保护后，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会有一种自然调节机制起作用。此外，只有减少“城市租金”，才可能使就业与定居地一致，疏通城市人口流出渠道。为此，要培育城乡制度贯通机制。城市的难题要靠农村解决，农村的难题也要靠城市解决。例如，农村计划生育不能只用惩戒手段，应有奖励性的利益诱导机制，放宽属于独生子女的农村青年移居城市的限制，就是可以操作的政策选择。再例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租赁、开发荒山荒地，可以使城市资金、人口流向农村。
第四，长期的城乡壁垒积累起巨大势能，很多人担心“打开城门”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才能稳妥地提高迁移进度呢？积极的办法只有靠培育新兴城市来分流大城市压力。
使新兴城市实现人口扩容，调整政策很重要，目前条件下同样重要的是建立政府动机。虽然“卖户口”、“卖商品房”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那样会将城市门槛抬得过高，农民照样得跳龙门，而且这种方式会加剧农村的通货紧缩。可以尝试的办法，一是引入行政激励因素：将城市的建成区（含近郊）作为基准来界定城市，“市管县”改为“县管市”和“县含市”。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扩大，相应提高城市建制级别。二是对沿海地少人多的省份，按城市吸纳人口数量相应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调减农田保护面积，不再要求城市粮食自给。同时，尝试在西部用土地吸引移民和通过政府扶持培育生态建设型城市。简单说，一是用级别换人口；二是用土地换人口。
城市规模受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水资源条件、气侯条件等客观限制，一些有经济潜质的城市不宜规模太大，这个宏观远见只能由政府承担。规模筹划应全国一盘棋，不宜层层搞规划。而且应当重视科技潜力，例如在计算水资源约束时，要考虑到科技节水能力，否则我国北方很难找到适于扩展的城市。
第五，“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lvi]城市的生长由经济活动提供营养。所以，应当主要靠市场来“育”而不是政府来“抓”。目前多数政府文件都赋予城市化以带动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意义，但涉及实际措施方面容易重“城”而轻“市”，所拟划的举措往往是：“加强规划管理”，“加快基础建设”，“抓紧实施城市形象工程”等。这样的“积极推进”如果操持不当，很有可能阻碍城市化的真实进程。一是规划建设“过热”，产生沉重成本，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相应减少。近两年，广场热、草坪热、亮丽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蔓延。[lvii]如果都像大连市那样，使城市形象与经济社会同步前进，切实从居民需要出发投资美化城市，当然值得。但是许多城市经济并不景气，却多营不急之务。靠负债和摊派搞花架子，必然撑不下去，损失和浪费将堆成如山坏帐。二是政府行为替代了许多本应属于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越俎代庖把高昂成本转嫁给企业，企业成本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此带来的变相和隐性涨价，会抑制居民购买力，使经济患上外热内寒的虚症。例如城市政府规划建设的各种“一条街”，替代了市场发育过程和多样性规律，伴随着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带有明显统制经济特征。还有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的空壳市场现象和大城市的烂尾楼现象，许多起因于政府行为，是说不明白的巨额“学费”。三是超越实际条件的社会规制过多，会降低政府效能，容易产生制度租金。统制经济的病根就是，它要规划和控制一切活动，却很少去管理控制者。现实中的“生事经济”和“收费行政”的危害亟需警惕，它使各种规制越来越严，越来越多，使政府行为失范。现在几乎找不到不附加收费的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而审批、罚款是所有行政部门偏好的手段。可见，一个不应忽视的政策内容是多下力量保护好处于弱势地位、易受组织行为伤害的微观经济主体。
总之，城市首先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载体，不必都是行政中枢；就业机会是人口迁移的理由而不是障碍；小城镇是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大城市所占比重上升是规律现象。当前，应当加快制度创新，完善政策环境，规范政府行为，疏通农民造城和进城渠道。认清和发挥城市的社会稳定器、经济加速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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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刘海波吴静《天凉好个秋――一个非经济学人对经济的困惑》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10.22
[iii]《中国改革报》2000.10.25
[iv]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v]《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九五”时期农村和城镇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46％和0.66％；预计“十五”期间分别是1.75％和0.74％。
[vi]《中国统计年鉴1995》；《农业经济问题》1994年第2期第19页
[vii]《中国统计信息报》1988.12.5“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用工’1949万人，占职工人数10.8％
[viii]《人民日报》1994.2.3；《经济日报》1994.2.4数字是：乡镇企业80％在自然村，7％在行政村，12％在乡镇，1％在县城。
[ix]《人民日报》1997.8.27；《中国信息报》1998.11.4
[x]《中国财经报》1995.11.23
[xi]《中国信息报》1998.1.14另：1997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改委等11部门有一个抽样调查说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1.04万人（《改革》2000年第3期夏小林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
[xii]《人民日报》1995.7.9
[xiii]《中国城市年鉴》1999
[xiv]《理论广角》1998第10期
[xv]《中国青年报》1994.3.10
[xvi]《光明日报》1998.11.11国有企业职工年人均成本14901元，外来工7600元。
[xvii]《经济日报》2000.2.1
[xviii]见《读书》2000年第5期陆学艺文
[xix]《经济学动态》1994.第5期第3页
[xx]《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5.15
[xxi]《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王茂林《聚集式发展：湖南及中西部城市化的战略抉择》
[xxii]《经济参考报》2000.8.9
[xxiii]
[xxiv]《万科周刊》2000.8.21
[xxv]2000年《城市发展世纪论坛》高级研讨会山西省长刘振华发言
[xxvi]《亚太经济时报》2000.6.10
[xxvii]《经济日报》2000.9.3：“山东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光明日报》2000.12.8“浙江省《关于加快推进浙江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
[xxviii]《人民日报》2000.10.19
[xxix]《城市学讲座》第4页
[xxx]《超大城市》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7.9
[xxxi]《参考消息》2000.4.26
[xxxii]《国际统计年鉴》1999
[xxxiii]《参考消息》1994.5.9
[xxxiv]《参考消息》1996.7.1
[xxxv]《参考消息》1998.5.5
[xxxvi]《经济文献信息》1993.第10期“每增加一名工人需1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和6000元配套建设资金，而且城市显性失业率3％隐性失业率15％－25％，不可能将1.5亿农村剩余劳力吸收完毕。
[xxxvii]《九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第291页“2000年以前如转移3.5亿新增人口和农村人口，即使新建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也需350个，约需资金2万亿至3万亿元。”作者认为超出国力范围。
[xxxviii]《经济研究参考》2000第71期（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关于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报告》
[xxxix]《中国经济时报》1998.7.8徐祥临文《也论启动农村市场》
[xl]《经济日报》1994.2.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庆五文
[xli]《青年报》1994.3.17辜胜阻文
[xlii]《学习与实践》1996年第8期辜胜阻成德宁文《城镇化：世纪之交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xliii]《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第2期刘福垣文《启动住宅市场的几项建议》
[xliv]《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71期
[xlv]《农业经济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刘纯彬文《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之我见》
[xlvi]廖丹清《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全面发展》载《经济参考报》1994.11.22
[xlvii]苏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遭遇新制约》《经济学消息报》1999.1.15
[xlviii]柯美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取向》载《经济学动态》1994第5期
[xlix]《改革》2000年第2期夏小林王小鲁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
[l]《中国经济导报》2000.11.25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报告
[li]《中国改革报》2000年11月15日天择经济研究所“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研讨会”部分专家意见。
[lii]《国际经济评论》1996.2转引自《理论广角》1996.4－5
[liii]李成贵：《中国粮食问题症结》载《宏观经济管理》1998第5期
[liv]《北京青年报》1995.5.17：1992年17个省办理200万农转非，收取100多亿元。
[lv]《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范文3
关键词:农村金融体系;信贷供给主体;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6-0024-03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信贷供给主体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信贷供给主体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商业性金融,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二类是带有准官方性质的合作金融机构;第三类是国家的带有产业扶持和赈济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第四类是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
(一)商业性金融出于资金逐利性的特质,纷纷撤离农村市场
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融资行为,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信用评估成本、风险控制成本、网点设置成本等的制约。对于大金融机构而言,当其面对大量分散的农户的时候,其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它难以对如此众多而分散的客户群体进行信用评估和甄别工作,因此贷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由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金融存在这些特殊的自然、经济及制度属性,这些地区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显著高于城市金融,规模效益显著低于城市金融,导致金融市场的盈利潜力显著偏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性,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退出市场。
就网点设置成本而言,与有限的预期收益、较小的有效客户总量相比,国有商业性银行在农村地区遍布网点的代价太高,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基本原则。这些特征,决定了国有商业性银行难以成为解决农户投资需求的主导性的金融机构。
商业性金融服务其消费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即只有条件好、抗风险能力强、经营前景优良、信用等级高的客户才能获得。显然,只有当整个农村地区进入城镇化、产业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后,农村商业性金融的自发形成与进入才是顺理成章的。
(二)带有准官方性质的合作金融机构不具备合作制的特点,有商业化的发展倾向
合作金融机构在国外一般属于民间性的互助和合作金融机构,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逐步地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性质转变为准国家性(或准政府性)的金融机构,国家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增强。从日常运营、管理制度、业务结构来看,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更像是一个官办金融和商业金融的混合体。在农村信用社中,社员的权利普遍受到忽视,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各级政府的介入太多,农村信用社承担的行政性和政策性义务过多。同时,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商业化倾向开始出现并得到加强,导致合作金融投向农业的生产性融资呈下降趋势,农户的资金需求难以满足。
另一方面,农村合作金融不具备合作制的特点。在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虽然有些改制后的金融机构也称合作金融组织,但农民被边缘化的现象,已使其开始远离农民,并很难真正反映农民的意愿。比如一些地区的信用社在增资扩股中,农民不愿意入和入不进去被边缘化的倾向十分突出。
(三)国家的带有产业扶持和赈济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难以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
由于农业具有弱势产业的性质,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一般都设立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和流通性融资。我国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大部分用于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安全。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生产性长期投资的不足,但是从农户的资金需求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则政策性金融对满足农户投资需求效果甚微,其主要原因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要目标对象并不是农户,单个农户很难或根本不可能通过政策性金融体系获得生产性资金。由于政策性金融针对农户融资的有限性,决定了农村政策性金融不可能是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的主要途径。
(四)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策歧视和行政管制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自发、内生的便利融资方式,其产生、发展与繁荣具有浓厚的传统渊源,在人类古老社会早已存在。各种互助会(或简称“会”)、私人钱庄、储贷协会、基金会、典当行等,都是这些民间金融组织的变体。民间金融机构由于内生于农村社区,因此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它了解当地农村社区的资金需求,了解农户的资金实力和信用状况,在客户甄别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由于其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能够较好满足分散经营的农户的融资需求。然而民间金融机构却一直处于艰难的生存状态,外部的制度环境对民间金融机构一直是不利的。就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民间金融机构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村融资功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二、当前农村金融不同信贷供给主体协调发展的关系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能力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基本没有政府补贴的条件下,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按照商业可持续经营的原则,在内部,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完善公司治理、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外部,要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对这些机构形成正向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些经营不善、没有活力和资不抵债的农村金融机构必须从市场退出,同时,应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参股或组建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健康的激励机制会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努力提供更广泛的贷款、存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产品,努力争取广泛的客户群。其结果是农户和企业得到更为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目的。
我国目前没有或很少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需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也不意味着我国不能产生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条件下农户要规避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着强烈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有其制度和经济基础。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世界各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商业性金融的有益补充,甚至在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合作金融还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
政策性金融作为弥补金融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至今仍有存在的必要。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政策性金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金融萎缩是一种趋势,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运作也是一种规律。过去总认为,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必须完全分开,政策性金融必须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现在看来未必如此。通过财政有限补贴、公开招标和商业化运作,政策性金融也可以办成一种完全基于资源和市场机制运作的金融模式。
在我国,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存是一个普遍现象。正规金融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民间金融则包含亲戚和朋友借贷、信贷协会、商业信用、私人放贷者等。调查显示,目前在我国农村民间金融非常普遍,在有些地区覆盖50%左右的农户。民间金融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能够甄别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监督借款人对贷款的使用。民间金融还有交易成本优势,小巧灵活,操作简便,信贷合同简单,缓解了抵押担保约束。这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制约,导致民间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各具优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两者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应该更多地看到两者的互补性,努力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易合作。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中,要充分重视民间金融组织的培育,利用正规金融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行为。
三、构建我国开放的、多元化的、多主体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坚持农村金融组织的多样性,构建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民间金融分工协作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
总体来看,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往往只拥有同质的、最基本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客观上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括民间金融的存在,作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的有益补充,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二)充分发挥商业金融在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主体作用
具体而言,各国有商业银行应合理设置农村金融网点,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相关的金融服务;鼓励外国资本、民间资本成立相应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应增加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小企业发展的信贷业务,增加开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中长期贷款业务;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快改革进程,扩大储蓄资金返流农村的覆盖面。
(三)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培育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是明确产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要根据不同地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改革,对经济发达地区,改制为商业性金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以当地农户为服务对象的农村信用社,可以按照合作原则改造为规范的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应该积极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和思想,引导农民组建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
(四)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强化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服务“三农”的支持力度
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当前农业发展银行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做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积极拓展现有业务: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二是支持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力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同时,要积极推动农业银行改革工作,鼓励农业银行在确保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此外,要进一步增强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服务功能,通过协议存款、债券交易、小额质押贷款等业务产品创新,直接为“三农”提供资金支持,保障农村生产和消费。
(五)重视农村民间金融的作用,积极引导其健康发展
一是转变观念,对民间金融变“堵”为“疏”,采取多种手段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法律上引导,让民间融资规范化;从舆论上开导,让民间融资阳光化;从政策上疏导,让民间融资理性化。二是加强监管,定期监测民间借贷发展态势,规范民间借贷的操作行为。三是加快立法,完善民间借贷政策法规,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四是建立利率定价机制,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息”投机行为。五是成立相应的协会组织,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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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磊:《农信社改革模式需要改革》,《财经》2004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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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范文4
尽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推广工作落后、农业贡献率低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农业发展。成果转化作为科技管理的重要环节，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农业科研创新与农业推广等问题。为此，在梳理现有文献基础上，从科技活动链条出发，重点讨论科技市场上经济主体发育，从而识别与总结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一般规律与特征，结合国内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试图对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综述
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推广等方面研究相比，现有文献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并不是非常丰富，辛翔飞和王济民(2010)，赵路叶子等(2010)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这里主要围绕科技成果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率判断与其背后原因探讨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总结。
(一)农业科技成果数量
200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业科技论坛释放出如下信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确认的农业类科技成果5万多项，获国家和部门奖励的科技成果9485项，其中国家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2008项。”
根据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中的检索(2011年12月16日的检索记录)，共有农业类成果记录81400条，其中获得计划支持共17013条。
根据2010年的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2010年全国登记的科技成果以应用技术类成果为主，共登记应用技术成果37029项，基础理论成果3288项，软科学成果1791项。登记的基础理论成果属于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的占10.47%，登记的应用技术成果农业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为14.77%。
专利往往按照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来划分，或者按照IPC分类统计(生活需要、作业/运输、化学/冶金、纺织/造纸、固定建筑物、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物理、电学)，还没有专门的农业领域专利统计。根据《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2010年)》，“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18.03%，其中农业发明专利年均增长18.14%，分别比“十五”期间高出4.35和3.99个百分点。
其他来源方面，比如农业部科技司统计报告中指出，我国每年通过省部级鉴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近6000～7000项；比如国家科技成果库，收录了省、部级科技成果管理机构认定的科技成果和各单位自荐科技成果，但没有专门的农业领域内科技成果的统计。由此可见，我国还没有针对农业科技成果提供专门统计，背后原因可能于农业科技涉及多个部门密切相关，更重要原因可能与我国对科技成果本身认识存在模糊，缺少相对能够被接受的定义与统计口径。
(二)科技成果转化率
在讨论农业科技转化文献中基本上能够达成的共识：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相对较低，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转化率。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便是“据农业部科技司统计表明，我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差甚远。”①另外就是最新，“‘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没有标准、统一的计算方法，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现有文献也没有对此作出努力，只是散落在新闻或者官方报告中(见表1)。理论上而言，计算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简单，但是分子与分母的确定依赖于如何确定何为科技成果与何为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
(三)科技成果转化较低的症结
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文献中，这类文献最为丰富，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从投入角度来讨论。其中最为有利的证据是“发达国家研究开发、中试熟化、推广应用科技投入的比例一般为1∶10∶100'”；而国内，中央财政每年用于农业科技的支出不足农业财政支出的1%，其中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不到农业科技支出5%。这类论述则是汗牛充栋。第二，从成果供需层面开展。主要从农户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科技成果需求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农户经营规模小、农民总体文化素质较低、从事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低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对科技有效需求的强度；同时，从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探讨成果质量、结构、流通渠道和管理(顾焕章和张景顺，1997；朱玉春和霍学喜，1999；等)。第三，集中于科研管理角度。当然这也不单单农业领域面临类似问题，主要集中在项目立项、申请和成果验收，缺乏市场化机制、科学成果登记制度、成果信息等良好制度安排。第四，聚焦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外部环境。比如，产学研合作机制、资本市场发育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因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背后原因认识不同，相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自然也就不同。
显然，现有研究推动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但是，当前研究仍然是沿袭传统思维，农业科技成果无偿提供给农民使用，没有把农业科技成果准确界定为一种商品或服务，企业和农户仍然倾向于认为农业科技供给是中央政府的工作，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中仍旧是政府唱主角。另外，在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规律与特征时，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一个更高维度去认识科技成果的理论框架，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境在于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不足。理由有两个方面：第一，认为科研和生产脱节，而且其中与科研的选题和立项有很大的关系，专家的论证决定了客体选题和立项，而与实际需求有较大距离；第二，在成果奖励和科技人员的绩效评价方面，比较重视论文，追求国外学术文章发表(SCI、EI或者其他)或者国内核心期刊论文，然而论文本身对解决实际问题关注不够。针对这种认识，需要作出诠释：重新认识农业科技成果供给。一般来说，供给是指厂商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供应的商品量。供给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者愿意出售，二是生产者有供给能力。对于农业科技成果而言，主要供给方有高校、 科研机构、相关科技企业，由于国内农业研发活动集中在公共部门或研究单位，尽管产出丰硕成果，但是一直被视为公共品，以免费形式提供农民使用。这种农业成果提供方式本身就不是市场化行为，更多是公共物品供给。另外，供需问题是在良好的市场发育情况表现出来，那接下来问题是如何发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其中经济主体本身又是如何培育起来，政府这个特殊的经济主体应当扮演什么样角色?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这也是至今无法给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准确定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些问题需要从市场发育角度去认识，已有理论框架便是分工与专业化。
二、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来认识科技成果转化
(一)科技链的勾勒与判断
科学技术活动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③(如图一所示，下页)。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是为增加知识的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一般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大家往往把基础研究理解为增进已有的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并增进其运用，以便发明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对于基础研究定义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如“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没有特定期望结果的研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基础研究是科学共同体自己的事情”等。这些经典表述均显示基础研究是科学家自主进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尽管新时期OECD、英国和美国对于基础研究的认识都体现了基础研究新的价值判断和战略定位，应用目标虽然不是基础研究的最初预设，但已内化为基础研究的重要属性，政府资助往往使得基础研究与社会问题之间距离日益缩短(丁大尉和高璐，2011)。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与应用研究相比，在基础研究中，科学家往往聚焦于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距离实用价值有较远的距离。应用研究往往被定义为：主要针对某以特定的目的或目标，旨在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用途，或者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要是扩大科学技术知识，而试验发展则是开辟新的应用即为获得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新系统、新服务以及对已有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与研究与试验不同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不具有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新成分，旨在使试验发展的成果用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具体到科技服务就更容易理解，主要是推广示范与科技服务。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科技链中各个科研活动分工不同，不论遗传育种、农业机械，还是生物产业发展，都涉及到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还有技术开发研究，既是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也是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这本身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
既然科研活动存在这样一个客观规律，那意味着科技管理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另外，科技与产业结合既要遵循着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着这个规律。如果上述判断正确，这里至少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推断：
第一，基础研究的近期目标显然不是成果转化，而是顺利进入下一个环节——应用研究。这将给人们提供一些启示：如果部分高校或科研机构定位于基础研究，就不应当简单指责短期内他们对科技创新贡献有限，不应当认为农业科技成果无法惠及于农户就低估其研究价值。只是分工不同，他们的定位就是基础理论贡献，不应当把其计入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分母，计算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分母只能是试验发展这个环节的产出。
图一 科技活动示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品，如果现有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就需要识别问题的真正根源：是因为试验发展层面的产出属于残次品或质量不高，至少是成熟度不够的商品，无法进入成果转化环节；还是因为成果转化环节的缺乏中试平台、吸收技术与转化能力有限，无法把现有成果顺利通过熟化，进入到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去。显然，背后的不同原因决定了不同政策干预。
第三，在现有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方面存在较大问题，认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农业生产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经营规模小，应用新技术后，往往达不到规模效益，从而影响到农民对技术成果采纳的兴趣，尤其是对那些综合性强、需系列配套和区域连片应用的技术成果，其有效需求更低。这其中的错误在于把农业科技成果需求简单理解为农户需求，认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对象是农村和农民，这是片面和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广大农户是农业技术推广对象。
从市场发育来看，应通过技术市场实现和增加以科技成果为主的技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使技术生产者为此所付出的劳动得以补偿，也就是实现技术商品的价值。也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技术商品的有效转移，技术成果在生产实际中得到使用，科技与产业实现了有机结合，在这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最后，在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农业推广机构、政府各个经济主体，分工不断细化、明确，专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就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理论上而言，市场信号应当通过科技链条传递给科研机构与高校；而科研机构与高校应当在科技成果市场发育与农业发展的变化中，既需要遵循科技发展基本规律，也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根据市场需求信号，为市场提供适用技术创新与服务。
基于以上的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出，转化之后才是农业推广。讨论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需要识别整个科技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科技成转化是否在科技活动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上投入有限
从1982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科技计划和相关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研究开发活动，促 进了科研成果的广泛应用。其中，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主要有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等。其中，最为接近应用与生产的只有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农业部和中国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项目与跨越计划。实际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是目前国家财政支持农业、水利、林业等科技成果进入生产的前期性开发、中试、熟化环节的唯一引导性资金。
由于科技投入涉及到多个部门，还没有较为统一的口径，这里仅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中“农、林、牧渔业小计”，来表示农业领域内的投入，并试图描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个环节上的科技投入。从图二来看，2002-2009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5.7%，应用研究所占的比例25%，试验研究所占的比例接近70%。仅从这个统计资料来看，2009年农林牧渔业的R&D投入约为70亿元，其中试验发展经费接近50亿元。不过，如考虑其他部门的科技投入，农业领域内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可能相对更高些。2001-2009年农业成果转化投入方面，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5.5亿元，平均每年不到3亿元，在整个国家科技农业总投入中不足5%。显然，这样的投入水平与之前各种来源的农业科技成果待转化需求相比，科技成果转化投入有限。
图二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R&D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资料限制，这里无法针对应用环节上成果质量作出准确判断，而只能认为：和现有研究成果数量相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上投入有限，不足以支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
三、企业层面科技需求：纵向一体化还是产学研合作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企业应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内现有政策一直积极努力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第一步应该是，企业需要成为科技成果需求的重要主体。一般来说，可以把需求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购买和能够购买的商品量。有购买欲望，而且有支付能力，这两个条件缺一都不构成需求。目前，全国已经建立起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试点)36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300多个，市县级农业科技园区3000多个。另外，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快速发展阶段，表2(见下页)显示，我国涉农企业，仅农副食品加工业工业就有2.56万个，2010年食品制造业工业和饮料制造业工业的企业数目分别是9152个和6371个，如果对规模以上的涉农企业初步加总，2010年大约有10万个，1995年曾达到11.8万个。当前，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国内外涉农企业竞争异常激烈，涉农企业对科技成果有着强烈需求。
不过，当前企业并没有成为科技研发主体。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4年末，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④中开展科技活动的有32924个，占11.9%。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⑤的企业所占比重为38.4%，小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占9.0%。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有48637个，占11.6%；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有27278个，占6.5%。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37.1%，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24.9%。尽管缺乏对涉农行业更为详细的资料判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涉农企业研发投入有限。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涉农企业(行业)的投入强度，农副食品加工业(0.17%)、食品制造业(0.34%)、饮料制造业(0.59%)、烟草制造业(0.22%)、纺织业(0.29%)均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0.61)，由此可见，大量企业距离成为研发主体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中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科技创新意识淡薄。根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十二五’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资料，超过5成以上的企业认为本企业在国内存在优势，并在国外同行业也处于相对优势。可是，回到市场开放的现实中来，当聚焦于中国种业、大豆压榨、畜产品加工、牛奶、终端零售的市场竞争时，就会清楚发现，跨国公司在农产品市场上拥有支配性占有份额，这些公司集农业服务、收储、物流、深加工、农业生产资料、生物能源等多个环节，建立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涉农企业科技进步的意识不强，或者说市场竞争意识不够强，许多企业仍旧停留在粗放式发展，缺乏依靠与利用科技、发展与创新科技的意识。第二，研发能力弱。调研样本的企业发展水平较好，但是企业员工中从事研发的比例基本不超过15%，而且这些研发人员分布在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以及推广等整个科研活动上。由于企业技术力量薄弱，人员科技素质不高，对新技术不易掌握，对科技的吸纳能力不足。
理论上而言，企业是创新主体，可以选择自主研发，实现纵向一体化，或者选择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和研发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获取技术支持与服务。以国外的经验来看，长期的研发合作是厂商与研究机构实现双赢的较好形式。从现实来看，我国涉农企业并没有成为研发主体，那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呢?首先，自身规模较小情况下，既没有能力独立开展科技创新，获取外部科技成果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其次，大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见表3，下页)，每个行业负债比例都在10%左右，甚至更多比例的企业经营粗放，无力进行科技投入。众所周知，涉农行业利润率相对较低，如果考虑到涉农企业内跨国公司运转良好的事实，那么，国内大量企业的利润就更低。最后，如前面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的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品，根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资料清楚看到企业研发经费90%以上配置在试验与发展上，而不是试验发展的产品上。由于缺少企业层面的成果转化资料，但从一些官方资料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断。根据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统计资料，2001-2008年期间，专项累计投入22.5亿元，共支持立项3784项，引导其他社会资金投入140亿元，由于科技转化项 目主要面向企业，所以，即使140亿元全部是企业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平均每年也不到20亿元，以每年10万家规模以上涉农企业为例，每年仅安排2万元开展成果转化，这与国内大量涉农企业成果需求相比仍旧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成熟度不够，或者试验发展环节上产品较少，迫切需要企业加大对试验发展这个环节的投入，研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
四、未来选择与行动
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科技成果颇丰，因此，眼下大量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迫在眉睫。分析发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的中间环节，应当起着承上启下之关键作用，但是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相对较少，而且企业也没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研发主体，当前科技体制仍旧有进一步理顺与完善空间。针对当前大量待转化科技成果、成果转化投入较少、企业仍旧没有成为研发主体、科技与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的现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应用开发成果促进计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与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其他科技计划有机衔接，形成农业科技成果动态跟踪和评价制度，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先进性和实效性。主要目的是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发展潜力及市场竞争力等技术产品，经过进一步研发计划推动，更进一步进行技术验证及产业化的效益评估，鼓励涉农企业广泛积极投入参与，并有效地将此类技术产品，落实到产业上之应用。真正做到针对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中试熟化，缩短科研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的距离，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其中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摸排目前重大计划中被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根据成熟度、本土性、创新性、国际市场竞争力及发展潜力认真评估，加强分类整理与管理，筛选一批条件成熟、待转化农业科技成果；二是通过公开招标，积极吸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科技成果进一步开发，技术开发导向的计划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参与，但成效不宜单一篇数来衡量；三是抓紧制定应用科技成果鉴定与评价办法。
开展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解放思想，科学、准确评价现有重大项目科研成果。毫无置疑，科学需要进一步分工，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不能混为一谈，重大科研项目也需要二次开发或中试试验，进一步挖掘其市场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产业化与市场化才能彰显其基础性价值、攻关价值和制高点价值。
(二)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计划
第一，在农业科研成果密集地的高校或科研机构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管理单位(农业科技成果促进处，或类似单位)，隶属于科研院(处)，专门负责学校研发成果的管理与推广。这样，农业科研重镇就会基本形成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业科技转移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其中，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以产业服务导向为主(部分基础研究除外)，只要是本单位研究人员均可以提出申请，寻求授权移转及商品化机会；农业科技转移平台以学校服务导向为主，而产学研合作平台介于产学服务及学校务服二者之间，更加联系科技与产业。产学研工作重点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转移。第二，采取绩效管理模式，设定研发人员、促进中心和所属单位的各自获取收益比例，既能为农业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积累项目资金，又能极大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第三，如部分成果转移与转化需要申请支持，比如，申请专利需要申请专利费用、领证、维护以及其他费用，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针对发明专利申请、技术转移、研发成果推广活动经费等给予支持，每项费用设定最高限值。第四，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大、促进产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平台给予奖励。
为有效促进以上工作，在比较国内外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可以借鉴美国《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国家合作研究法》等，加快“技术转移机构认定办法”、“科技市场准入办法”、“农业技术经营人才管理办法”、“促进农业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的办法”等相关法规建设。
(三)培养与发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
第一，建立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准入制度；第二，培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交易主体，政府应从制度建设方面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技术市场准入制度和统一的行业管理机构，促进中介机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重点打造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中试平台。农业科技成果中试平台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依托重点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中试平台，相当于科技成果的延伸与拓展；依托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中试平台，解决区域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依托大型涉农企业建立中试平台，为特定产品或产业建立中试平台。
(四)联合财政、经贸、农业和银行跨部门整合推动
毫无疑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加大转化资金的投入力度，期望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有效地带动地方财政、金融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投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其中，未来政策可以对成立了研发机构、而且研发投资占销售收入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在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给予适当优惠。
(五)加强农业科技成果基本管理工作
一方面，科技管理部门成立农业科技应用成果登记与评价机构，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评价与鉴定，评估科研创新与支撑能力，识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明确未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向与重点，有利于整合优势资源，提高农业科技转化效率。另一方面，每年总结区域性关键技术、行业关键技术需求、整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态、农业科技成果推广需求、农民科技需求等，并且把农业科技成果需求与农业应用技术项目支持资金分配联系起来，确保农业科技应用研究项目支持市场化、切实反映企业和农户科技需求。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思考与判断》。
注释：
①参见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委员《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科技支撑能力》的发言。
②王济民主持课题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测算出“十一五”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参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iae.org.cn/xinwendt/2011/11xw35.htm)。
③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方面研究较为丰富，最为经典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OECD相关研究报告，国家统计局围绕科技统计工作针对相关概念提供较为清晰判断，详细内容请参见《科技统计工作手册》。
农业经济研究报告范文5
【关键词】 无形资产； 边界限定； 知识产权； 智力资本
一、引言：资本在全球的第三次扩张激发了无形资产的活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又一次走出国门，实现全球的第三次扩张①。与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末以电力的发明和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标志的两次资本扩张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以电子计算机、激光、生物技术等先进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它的第三次扩张。这一次的资本扩张不是用坚船利炮和武力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而是充分依靠知识资产、知识产权、市场资产、人力资源和组织资产等无形资本实现扩张，无形资产紧密配合有形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价值创造，其扩张的速度和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超过了前两次资本扩张。如微软、可口可乐等就是典型的例证。但问题是，什么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与相关资产的边界如何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本身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外延又有哪些延伸？无形资产到底是如何为企业价值进行贡献等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无形资产的边界予以限定，并对相关概念的关系予以厘清。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由于其质的规定性，都有相应的内涵和外延，以保持该事物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如果某事物的外延过小，无疑不利于对该事物的全面认识和把握；相反，如果事物的外延过大甚至无限大，势必侵犯其他相关领域，甚至异化为另一事物。目前，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既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又存在限定范围过窄的问题。因此，科学而合理地界定无形资产的边界，维护无形资产的严谨性与严肃性，对无形资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法学、经济学、会计学对无形资产内涵的初步界定
无形资产作为财产的一种类型，最早源自法学对财产的研究②。奴隶社会的罗马法把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在罗马法的条文中，尚无“无形财产”的明确规定，但是从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Gaius）所著的《盖尤斯法学原理》（Institutes of Gaius）一书中，已经出现“无形财产”的雏形。该书第一次把民法分为“人法”、“财产法”、“债法”三个部分，在财产法中，则明确地把财产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两部分。在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上，盖尤斯认为，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与有形的不动产及动产都不同，既不能凭借时效取得，也不能通过传统的买卖方式取得③。1890年，美国法院通过审理明尼苏达铁路委员会减低铁路运费一案时，宣布这是一种“财产剥夺”行为，虽然所剥夺的不是有形体的财产，但它是无形的财产――规定价格的权利。通过这次宣判，美国最高法院赋予“财产”这一概念以新的涵义，即在原先那些“有形”财产的意义上，增加了“无形”财产的意义。于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无形资产”概念被司法实践所承认，以后在一系列其它经济纠纷案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经济学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更多侧重把无形资产作为一类生产要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而并不关心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尽管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把国民所有的有用能力当作资本的思想，马歇尔（Marshall）和费雪（Fisher）进一步把知识也纳入资产的范畴，即无形资产，但无形资产真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则是随着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而被明确。所以，经济学家把无形资产纳入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当今社会财富和经济的增长主要受无形资产的驱动，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葛家澍，杜兴强，2004）④。
无形资产概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受到会计和资产评估活动的推动。作为反映和计量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成果的工具，会计不仅关注无形资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功能发挥和价值贡献，而且关注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关于无形资产概念的定义，早期主要借助于列举无形资产的内容。如美国会计学家哈特菲尔德1927年就提出：无形资产的涵义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商标、专营权及其他类似的资产。然而，列举无形资产的各项内容的这种定义方法既没有说明无形资产的特征，也没有表述无形资产的本质，就连哈特菲尔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国旅美学者杨汝梅（众先）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专著《无形资产论》（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es）中，把无形资产定义为，特定企业所具有额外收益能力之表示，无形资产的价值，依据企业盈利之剩余，将其超过之数，依照相当利率，化为资产的价值是也。⑤这一定义揭示了无形资产能为其主体带来超额收益能力的本质特征。以后的定义大多以此为基础，对无形资产的内涵和范围进行拓展。
三、经济发展与无形资产边界的动态演变
前已述及，对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法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此有不同的界定，但都是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通过关注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有形资产，后者则列举实际运用中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虽然无形资产这一术语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学科和学者出于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目的，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经济学提供了关于资产的广义解释，强调资产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表现为一定时点的财富存量，由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权利构成，并着眼于资产的内在经济价值，强调其能为主体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迈克尔・波特将无形资产称为“高等生产要素”和“特殊生产要素”，认为相比属于“通常生产要素”和“一般生产要素”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更具决定意义。有形资产如何利用以及利用的成效，取决于企业无形资产积累和开发利用的状况，受到无形资产的制约⑥。Romer（1986），Lucas（1988）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与实物资产边际报酬递减特征不同，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外部性往往使得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巴鲁・列弗在所著的《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一书中指出，将成本效益原理用于无形资产的分析就是无形资产的经济学涵义，无形资产和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一样都是遵循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均衡经济学规律，并把无形资产分为发明创造（创新活动）型无形资产、组织资本型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型无形资产⑦。
尽管会计学的理论大多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但与经济学从生产要素观点理解无形资产不同，会计学领域更多的是从资产的定义出发来理解无形资产内涵。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将“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或个人拥有并具有价值的有形的财产或无形的权利。资产之所以对拥有它的主体有用，或是因为它是未来事业的源泉，或是由于它可以用于取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无形资产作为资产的一种类型，也同样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未来收益性特征。受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功能影响，会计学关于无形资产的理解和认识，更强调其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美国著名会计学专家西德尼・戴维森（1983）在其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中认为：无形资产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常常用实例来解释，无形资产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专营权以及其它类似的财产。⑧A.Nikolai和D.Bazley（1991）在其《中级会计学》中指出：有形资产是以可以看到和触摸的物质实体为特征的。然而，无形资产是不具物质实体却一般从法定或合同权利中形成的资产。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为使用而拥有而不是为投资而拥有，它们都有大于一年的寿命，它们都依据其可以为拥有者带来的收益而确定其价值，它们都将在其收益获得期内被消耗掉⑨。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无形资产定义为：用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出租或管理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无形资产应满足可辨认性、对资源的控制性和未来经济利益性。其中，强调可辨认性旨在区别于商誉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无形资产指没有物质实体的经济资源，其价值是由其占有权及其他未来利益所决定的；但货币性资源（如现金、应收账款和投资等）不认为是无形资产。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的前身）将无形资产归类为一项特定资产，并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可确指（Identifiable）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Unidentifiable）无形资产两类。凡是具有专门名称，可单独取得、转让或出售的无形资产，称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等；那些不可辨认、不可单独取得，离开企业整体就不复存在的无形资产，称为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商誉。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商誉和无形资产》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指无实物形态、性质上属于非货币性的固定资产。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商誉等。《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2000）进一步把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通常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和商誉等⑾。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则把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因商誉的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可辨认性，不在无形资产准则中规范。⑿
再从相邻的资产评估学来看，资产评估侧重于强调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而并不注重其取得成本是否可确指。《国际评估准则评估指南―无形资产》指出，无形资产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一种资产。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但为其拥有者获取了权益和特权，而且通常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该评估准则还根据无形资产产生的来源，把无形资产分为权利类（Rights）、关系（Relationships）类、组合类无形资产（Grouped Intangibles）、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等四大类无形资产。权利类无形资产是由书面或非书面契约的条款产生的，对于契约方具有经济利益，如供货合同、销售合同以及其它的特许授权；关系类无形资产通常是非契约性的，能短期存在但对于关系方具有巨大的价值，如员工的组合、与顾客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分销商的关系等；组合类无形资产是指从无形资产总体价值中减去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后所剩余的部分。与组合类无形资产相关的有顾客光顾率、超额收入和剩余价值等，组合类无形资产通常被称为商誉；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通常受法律保护，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如品牌名称和商号、著作权，专利权，商标，商业秘密或非专利技术等。
我国财政部2001年7月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与会计准则基本一致，认为，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它可分为可确指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前者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后者是指商誉。但这一定义仅给出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范围的一般框架，而对非专利技术、特许权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资产评估学与会计学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也略有差别。比如：会计学主要是以企业主体为调整对象，强调无形资产的持有主体为企业，而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的主体既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企业以外的其他主体，因此特别强调特定主体所控制。
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对无形资产的经济含义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无形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受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和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不仅凸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而且不断产生新型的无形资产，例如现代企业竞合关系、虚拟经营及网络化发展，使得客户关系、供销网络等成为获得超额盈利能力的重要要素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无形资产关注和研究的深入，社会法律规范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过去无法满足无形资产定义要求的无形资源能够被特定经济主体固化和控制，过去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被独立确认并计量。例如，《专利法》、《商标法》的颁布，使得专利、商标从商誉中分离出来，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计算机、通信系统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网络系统具有了独立确指的条件。
四、无形资产的边界拓展及具体存在形式的界定
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演变分析表明，人们对无形资产内涵的理解已达成共识，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则更具动态性。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的界定，大多采用分类列举方式。虽然列举方式无法穷尽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扩展及其变化趋势，并对传统会计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的完善起到促进和修正作用。王广庆（2004）指出，目前我国无形资产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过窄，应当拓展无形资产内容⒁。马德林、朱元午（2005）对近两年我国无形资产研究做了总结评述后指出，目前国内对传统无形资产会计研究基本的结论之一就是无形资产范围应当扩大⒂。
唐雪松（1999）认为，知识经济对于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计量范围和计量基础两方面。一方面，知识经济导致无形资产种类和数量急剧扩大，使得目前的无形资产计量范围受到冲击。具体来说，无形资产的范围将扩充到知识资本的范畴，包括市场资产如企业品牌、长期客户关系等，知识产权如专利权，人力资产如员工业务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资产如企业文化、融资关系等⒃。另一方面，是无形资产计量基础的选择。为此，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看重内在经济价值，强调资产为企业能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偏于资产计量的产出价值基础。而会计学家则更偏重于资产的实际计量价值，认为形成无形资产的交易或事项所依据的金额是无形资产计量的基础，偏于投入价值基础。
吉全贵（2001）将无形资产按性质分为五类⒄：一是智力成果及应用类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管理诀窍、现代电子信息网络等。该类无形资产的共同特征都是开发智力获得的成果并将其应用于生产经营等经济实践。二是特种权利类无形资产。特种权利，是指政府或某种人（如组织、企业、企业集团等）特别授予享受这些特权利益主体的各种特种权利和优惠条件。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外汇管制放松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特许经营权等。三是组织关系类无形资产。主要是指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其他国家、地区、往来经济单位所形成的良好经济关系网络。该种经济关系网络多是由于长期合作而形成的工作默契关系，也有的是通过合约加以规定的。属于此类的无形资产主要有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决策专家网、采购网络、销售网络及其与其他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稳定而协调的经济关系，企业内部稳定与和谐的组织和人事关系。四是信誉类无形资产。是指特定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和优异成绩而赢得社会、同行、客户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如驰名商标、获得的各种奖牌、荣誉证书，长期形成的一定的知名度。应该指出的是，商誉不是一种单纯性质的无形资产，不能简单地将其包括在信誉类，它是企业形象的综合代表。五是其他类无形资产。指以上四类无法包括但又具备无形资产特征的其他各种经济资源。
汤湘希（1997，2004）认为，无形资产应是不具有实物形态，却能为企业长期带来收益的法律或契约所赋予的特殊权利、超收益能力的资本化价值以及有关特殊经济资源的集合。此种定义强调特殊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例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⒅，并进一步引入知识资本、人力资源等理论把无形资产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⒆。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核算体系中包括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等，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主要是知识产权，而且其使用价值可以由多个主体使用和重复使用；边缘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更类似于固定资产，其使用价值只能是单一主体使用，或使用价值具有独占性；组合无形资产，其表现形态为商誉，按照目前一般公认的会计理论，商誉是超额利润的价值表示，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其表现形态是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技能和知识进行整合而获得的能力，它与商誉的共同点都是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
喻晓宏等（2005）把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类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等三类⒇。市场类无形资产，指一个企业通过其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联的无形资产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的总和，包括品牌的信誉（如企业品牌、服务品牌），与客户的关系（如销售网、分销渠道、长期客户），合同（如特许经营权协定、专利使用权协定、经常性合同等）；有助于生产、销售的资格认证（如IS09000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信用等级评定等类似项目）。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和科学实验等创新过程中所发明创造的高新技术和技术诀窍而形成的精神产品的一种产权形式，包括专利权、版权、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指企业管理层在组织、协调、管理、沟通等方面存在的优势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如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法、信息技术交流、网络工作系统、融资关系等要素。
孙艳霞（2006）将无形资产划分为人力型无形资产、智力型无形资产、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等四类（21）。人力型无形资产，指有利于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和员工素质提高的无形资产。如员工教育状况、业务技能、创新精神、对知识的运用能力等。智力型无形资产，指人们通过智力劳动形成成果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权、电脑软件等。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指企业与市场、顾客之间形成的无形资产。如市场营销网络、顾客忠诚度等。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组织、管理、协调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将带来未来经济利益超额增收。如企业管理方法、资本运营能力。
我国台湾学者大多将无形资产等同于智慧资本，认为智慧资本是一种隐藏在企业内部、无形但却能创造价值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四类（22）。
上述研究表明，无形资产的边界在逐步拓展。其具体存在形式与范围，除了专利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特许权（专营权）等这些国际公认的经典无形资产外，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而出现一些新兴的无形资产。尽管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角度而言，囿于传统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则，许多在经济学上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会计学中则因无法计量和记录而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诸如良好的企业形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公共关系网络、企业的营销网络等等，但是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开发出一些新型的计量模式，如斯堪的那维亚智力资本模型，智力资本计分板、平衡计分卡等，这些模式用以反映和揭示新型的、日益重要的无形资产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计上的这一难题。
总的看来，从会计学的角度而言，扩展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已是大势所趋，在现有的会计理论框架下，除经典无形资产外，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顾客资产应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予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同时，使法学、经济学、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质的规定性具有相同的边界限定。
五、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基于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欧盟2003年的关于无形资产计量和报告实践的研究报告中关于无形资产存在形式的调查问卷为指导，设计了相关问卷进行实地调研。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01份，回收率约为67%，其中有效问卷195份。调查对象既有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又有会计和评估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其工作与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实践高度相关。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效问卷的具体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23）。
我们根据无形资产的广义定义，列举了一些我国当前会计准则未予以确认的无形资产。被调查对象认为诸如品牌、各种资质、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应被纳入无形资产范畴，其认同度和相应的比例如表2所示。
从表2的调查结果可知，被调查者中有84.08%的人认为无形资产中应包括广告、品牌、顾客名册、分销渠道等营销类无形资产，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资质类和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72.64%；再次为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64.68%；第四为人力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4.23%；第五为组织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2.74%；最后是生产运作类无形资产，占到了45.77%。
上述结果反映，实践中对营销类无形资产的认识比较一致，且该类无形资产在我国企业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尽管当前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对各种生产资质、认证、许可证等不作为无形资产给予确认，但调查中该类无形资产的认可率比较高。
对人力资本类、生产运作类和组织资本类的无形资产应纳入无形资产，其认同度还较低（不足60%），说明我国企业当前在人力资本和生产运作控制体系方面的重视不够。在国外有关无形资产的研究文献中，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已成为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分析，这类无形资产被选择的比例并不很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无形资产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或者难以被企业所控制。比如集合劳动力，非竞争协议等，在我国商业实践中尽管已出现相关的诉讼案例，却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从实地调查的总体结果来看，无形资产边界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客观上也要求会计上扩大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
六、与无形资产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与无形资产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些资产或资本越来越成为企业营运的生产要素或价值贡献的主体，它们与无形资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济学和会计学的角度而言，资产（Assets）与资本（Capital）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就一般的表述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产是能够为主体带来收益的资源。但多数学者在研究无形资产、智力资本、人力资产等相关范畴时，未将“资产”、“资本”与“资源”等概念严格区分，而是经常混用，有的称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智力资本或智力资产、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等。从其本质来看，无论采用何种称谓，所使用的都是资产的“收益”属性概念。本文在此也不过多地区分“资产”或“资本”，也是强调其“收益”的性质。
（一）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
智力资本理论来源于知识管理，故不少学者将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等同于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智力资本的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1969年首次提出，经过日本学者弘之伊丹（1980年）、美国学者戴维・提斯（1986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1994年）、沙利文（1998年）等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独特的资产，没有其他的公司具备和它完全一样的技能、能力、知识、创新成果、知识体系、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等。斯图尔特将知识资本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Capital）和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简称H－S－C结构。沙利文将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人力资本、客户资本、股东资本、文化资本、关系资本、组织资本、结构资本、流程资本和经济资本（沙利文，2002）。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余绪缨教授把智力资产分为隐性智力资产和显性智力资产两大类。显性的智力资产，还可大致地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个体化的由人才的超常才智物化在某种物质性载体如书稿、光盘、实物中的显性智力资产，如版权、专利权、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等。另一类是组织化的由较长期的集体经营而形成的独特优势。包括市场资产、基础性结构资产和企业文化。虽然不同学者对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要素上划分有所差异，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基本一致。
（二）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明瑟尔、加里・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F・H・哈比森等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舒尔茨（Schultz，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其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时间和身体状况，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生产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简而言之，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的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知识与健康水平，是企业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代表企业解决问题的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以潜含的、未编码的形式附着于员工个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员工个人对其自身人力资本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人力资本经过编码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即正式注册的企业技术、专利、品牌和商标等时，员工个人便失去了对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韩经纶，2002）。一般认为，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当然也有学者如谭劲松（2001）等认为，智力资本其实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主要指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科技人才和具备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家身上所体现的资本，它并不等于人力资本。这里，智力资本体现的是狭义的概念。
（三）无形资产与知识产权
相对而言，作为法律概念的知识产权得到的共识则较多。知识产权源于18世纪的法国，1791年法国第一部专利法起草人德布孚拉首先使用“工业产权”一词来概括精神财产专有权，后来比利时法学界把一切来自智力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刘春田在其著作《知识产权》中认为，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统称。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囊括无形资产的全部，两者不能简单地等同。
简而言之，上述相关资产的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汤湘希（2004）认为，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源是对无形资产的发展和继承。它们的内容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交叉。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具有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长期使用的没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交叉之处在于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无实质性差异，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
二是相关概念具有等效的关系。于玉林（2005）认为，在学术界，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人力资源和无形资本、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等几个概念，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内容进行研究而经常出现的，在会计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无形资产或无形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的概念，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智力资产和智力资本的概念。它们是同义词，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都是相同的。
三是知识资产是无形资产的延伸关系。黄申（2006）以法学的视角，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对无形资产与知识资产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用知识资产代替无形资产这一概念更能体现无形资产的本质。
可以说，无形资产涵盖了智力资本，而广义的智力资本又涵盖了人力资本，狭义上智力资本又只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包容性特征。
当世界经济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产业发展形态也随之由资本密集型（以物质资本为主体）向劳动密集型（以人力资本为主体）发展，进一步过渡到知识密集型（以智力资本为主体）。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智力资本，都是从本质上表达无形资产的内涵，它们都是企业形成无形资产的源泉。企业只有重视人力资本或者智力资本的投入，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无形资产，提高自身竞争力。
七、基本研究结论
无形资产，因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而得名，但并非所有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都可界定为无形资产。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结论：
（一）无形资产从其历史发展演进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和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
其中，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体系中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边缘无形资产，是指具有无形资产的某些特性，但不具有无形资产的典型特征的资产，且多来源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行政许可。包括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如专营权、各种政府授予的资质、采矿权、取水权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组合无形资产，即商誉。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不再涵盖商誉，但并不否认商誉的无形资产性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资产，它是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经协同作用而产生的合力。包括前已述及的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多种资源。在会计处理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将其价值予以量化和与其他资产的贡献予以分割（24）。
（二）无形资产的边界必须进行合理的限定
既不能囿于现行会计准则偏窄的限定，也不能任其“泛化”。在现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将人力资产、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进行会计确认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在会计上也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经济学、管理学和资产评估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的边界应适当统一，即无形资产内涵应具有同一性。从涵盖的关系上可界定为：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智慧之本）>知识产权>人力资产（源）>市场资产>组织资产。即是说，无形资产中最核心的是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或称智慧之本），知识资产中受法律保护的部分形成知识产权，未形成知识产权的部分则衍生为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组织资产等。
（三）应改进现行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内容
之所以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对无形资产这一相同的命题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是因为受制于现行财务会计体系的约束。尤其是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主要是仅从会计角度而言的可计量的无形资产存量信息，其信息含量和传递的信号并不完全具有相关性。为此，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彩色”（25）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无形资产会计信息含量应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核心层。在会计报表列报时充分披露符合所有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
第二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目前可靠性尚嫌不足，但符合部分会计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如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
第三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那些目前尚不完全符合资产的可定义性而具备其它信息特征的无形资产信息。比如，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及其投入概况等。
第四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所有无法进入以上三个层次的其它相关无形资产项目。由于只要求具备相关性，所以其披露方法可以灵活，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反映出该部分资产的状态。
总之，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是无形资产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上述的梳理与总结，并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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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aufmann，L.and Schneider，Y. Intangibles：A Synthesis Of 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Vol. 5 No. 3. 2004.
注：
① 马传兵：经济全球化与无形资本的扩张，《理论前沿》2003年第2期。
② 参见王海粟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形资产减值测度研究”研究报告，2006。
③ B.尼古拉斯（Nieholas）著：《罗马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67年牛津英文版，第105－123页，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论》，第40－第4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葛家澍、杜兴强：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综述与探讨（上），《财会通讯》，2004（9）：10－12。
⑤ 杨汝梅著，施仁夫译：《无形资产论》，立信出版社（1926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杨汝梅先生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将商誉等同于无形资产，并未对无形资产进行准确定义。
⑥ 转引自施本植：无形资产：不可等闲视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巴鲁・列弗著：《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⑧ Sidney Davidson：Handbook of Accounting，Third Editi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
⑨ A.Nikolai and D.Bazley：Intermediate Accounting，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Boston，1991。
⑩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1998年10月1日。
⑾ 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是我国相关会计规范的一种显著特征，能否将土地使用权界定为无形资产，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土地使用权并不具有一般无形资产的主要特征，我们将其界定为“边缘无形资产”。参见汪海粟、王同律、汤湘希：《国有无形资产资本化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等有关著述。
⑿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⒀ 随着人们对无形资产认识的加深，“关系、人力、制度以及“综合协同力”作为新时代的无形资产要素，已经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不可缺少的能量源。参见：谢志华、郑职权：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与实现，载《会计之友》，2006年第20期。
⒁ 王广庆：对我国无形资产准则的一些思考，《会计研究》，2004年第5期。
⒂ 马德林、朱元午：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中的问题与改进，《会计研究》，2005年4期。
⒃ 唐雪松：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会计研究》，1999年第2期。
⒄ 吉全贵：论无形资产范畴，《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期。
⒅ 汤湘希：论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第1期。
⒆ 汤湘希：无形资产会计研究的误区及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财会通讯》，2004年第7期。
⒇ 晓宏等：对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性质与内容的探讨，《企业技术开发》，2005年第5期，第84页。
（21） 孙艳霞：无形资产的范围界定及其计量，《科技咨询导报》，2006年第2期。
（22） 参见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台湾智慧资本的发展概况”，2007海峡两岸现代会计论坛演讲稿以及施志成：“智慧资本、智慧资本附加值与企业绩效之整合分析――以台湾资讯电子业为例”《2006 TOYOTA管理论文奖得奖论文集》（2006）。
（23） 具体调查过程与详细结果分析，可参阅王海粟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形资产减值测度研究”研究报告，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