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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趋势范文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多样化趋势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区域化发展，区域金融核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实际，本文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区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现金支出、城市贷款支出、城市现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业的增加比重。区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当区域金融中心指标的数据波动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存在问题下，应当及时进行沟通。例如，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1]，用公式表达是：FIR=F/W[2]，依据这一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标准，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不同的金融运算着力点，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结合以上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究，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结合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文献，同时应用FIR=F/W的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得到数据分析表，如表1[3]。结合表1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地区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广州市的FIR值分别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别为：4.3、4.5、4.8、5.4、6.3。从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整体经济规划的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广州市的经济增增长区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与广州、上海市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金融相关数据分析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性联系。
（一）综合指标分析
结合表1中数据，对2012―2016年国内部分区域城市FIR值进行综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单一的数据分析，从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可知：FIR=F/W。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4，广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0，这与区域间的综合发展整体重心不同存在相应的联系，广州、上海市的金融发展具有优势，发展信息的畅通性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使区域金融相关率的综合变化性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区域金融中心数据分析和整体结构的变化之间具有直接性联系。从表1中数据来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关率都呈现整体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区域内部金融资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关联。一方面，现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个地区的金融资金变化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流动变化下，使城市金融运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经济交易的收益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与城市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例如，从表1中数据分析来看，北、上、广、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分别为2.1、2.4、2.6、2.0。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领域的逐步形式，给我国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
（三）贷款余额分析
贷款余额分析，也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必然性选择。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两者在数据变化上增长比重相差0.3，两地的流动人口较多，信贷应用主要是房地产、购物等，贷款形式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经济的增长趋势，从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结构划分，促进现代资源的综合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收入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步稳定，区域金融领域的行业机构逐步增加，多重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发挥良好调节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率的数据变化为，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当区域经济内部金融机构的自我调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时，则区域金融中心的数值变化稳定性也得到相应提升。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2
［摘 要］随着品牌的发展，品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品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品牌发展的不同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区应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品牌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关键词］品牌价值；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品牌；品牌建设；资源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梯度推进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培育了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发展却相对缓慢，品牌的发展也比较滞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各地区品牌发展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就要重视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把区域品牌价值建设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一个拳头项目，打造优势品牌行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然后通过产业间关联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二、 相关研究文献
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买方市场的形成，品牌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关于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的探讨，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Porter指出国家的成功不是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族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族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对消费者的影响，他们认为消费者对不同区域的同一种产品的品质期望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品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过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区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区域品牌研究的新发展方向，认为跨区域品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跨区域品牌发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场上美国全球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差异，他们认为区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够影响品牌的资产价值[4]。国外对品牌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国外从品牌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的相关文献却比较少，大部分只是从市场营销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国内关于品牌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夏曾玉通过考察“温州现象”来检验区域品牌建设的好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不过他研究的只是一个微观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观方面的代表性[5]。杨晓光提出品牌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规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品牌的地区差异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他还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品牌价值建设进行分析，对进一步的研究区域品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6]。高杰、彭红霞认为地域品牌是一定区域内众多企业品牌的精华浓缩和提炼，能够显著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重点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识别、搭载、集聚、刺激等经济效应[7]。肖志明以品牌带动为视角研究区域经济的增长问题，通过研究晋江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现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启示[8]。胡志刚、孙曰瑶提出了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并指出要积极发挥品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9]。
总体来说,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品牌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品牌对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这主要表现为缺乏从空间角度对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论层次；缺乏利用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品牌发展状况和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分析。
三、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因为模型中数据的考察期相对较短，相同地区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条件变化不会太大，差别也不会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从截面和时间两个层面来体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相对于只是利用截面数据或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来说，面板数据具有更多的优点。与截面数据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控制了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所导致的OLS估计的偏差，从而使得模型的设定更加合理，模型参数的样本估计量更加准确。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扩大了样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限性[10]。同时，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综合使用能够显著降低缺省变量导致问题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同时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们的分析采用基于线性回归的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为1×k向量，βi为k ×1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预期品牌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对这一预期进行实证检验。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标i代表相应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边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个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方程中BV代表各省区的品牌价值的总量，采用品牌价值可以将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测算品牌的经济绩效。ξ是误差项。
为了避免变量数据的剧烈波动，减少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上述公式进行自然对数的处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构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数据取自2005―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品牌价值（BV）的数据取自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国最具价值的500个品牌。
对品牌的评估，世界品牌实验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经济适用法”。通过对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判断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通过运用EVA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 同时，世界品牌实验室运用具有世界领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品牌对收益的贡献程度，通过数理分析的方法客观地预测企业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趋势以及品牌贡献在未来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过对市场、行业竞争环境的风险分析，计算出品牌的当前价值。品牌价值＝E×BI×S，其中E为调整后的年业务收益，它是通过对包括当年在内的前三年的营业收益和未来两年的预测收益施以不同权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为品牌附加值指数，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得出的品牌对当前收入的贡献程度，表现为品牌附加值占业务收益的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对品牌附加值在经济附加值中的比例计算； S为品牌强度系数。
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品牌价值（BV）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分析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采用2004―2009年东部11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中部7个省份和西部10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和品牌价值的数据，其中东部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8个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价值的数据，因此未将其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下面三个图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品牌价值（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
图1 东部地区2004―2009年的品牌价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11个省市的品牌价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北京市品牌的发展最为迅猛，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北京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为北京是许多垄断行业的总部所在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集团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拥有的品牌数量就比较多。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的品牌发展虽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资的带动作用下，自主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省市，而上海曾经是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由于遭到国外品牌和浙江、广东等地区的新生品牌的强有力的竞争，因此导致上海的自主品牌价值缩水。相对来说，天津、河北、辽宁、海南品牌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东部地区整体的增长态势。整个东部地区的品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雄厚的实力，截至2009年整个东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是31372.25亿元，年平均值2582.07亿元，品牌价值的基数是比较大的。
由图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发展比较迅速，但因为它们品牌的发展相对滞后，品牌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品牌价值总量仍然比较小。吉林省品牌的发展相对较早，基础相对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来说也比较雄厚，但是从2005年开始吉林省品牌价值的增速却明显放缓。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品牌价值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品牌建设基本没有太大的进展。2009年中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为2914.3亿元，年平均值为364.29亿元，品牌的发展远远小于东部地区。
由图3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发展态势良好，增速明显，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长速度最快，品牌价值也最高，远远超过中西部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发展相当好。广西、重庆、贵州的发展在整个西部地区处于中等层次，而陕西、甘肃、宁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却几乎没有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整个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年均值达到295.37亿元。
综合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建设的整体情况可知：东部地区品牌的基数最大，品牌数量最多，品牌发展得最好，但区域内部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比较平衡，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基数太小，发展速度缓慢；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等省份的发展速度虽然比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发展比较滞后，且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致使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总体来说，东中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品牌价值量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
四、 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东部选取11个省市、中部选取8个省，西部选取10个省市自治区，对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为了克服单一的单位根检验所带来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分别对LN(PERGDP)和LN(BV)进行单位根检验。
（一） 东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先对东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的水平值经过以上四种检验方法检验以后发现，数据是不平稳的。而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的一阶差分值经过以上四种方法检验以后，结果都表现为没有单位根，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数据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选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以LN(PERGDP)为因变量对东部地区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见下页）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品牌的创建方面已拥有雄厚的实力。东部地区品牌价值高，拥有众多的知名品牌，该地区品牌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品牌已经成为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品牌的价值和数量与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二） 中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中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3的结果说明中部地区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没有单位根，数据是平稳，可以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以LN(PERGDP)为因变量的中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这表明品牌可以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发展要滞后于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品牌价值量相对比较低，这样就难以提高区域生产的集约化经营，也难以转变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导致新生的品牌发展也比较缓慢，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弱于东部发达地区。
（三） 西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西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见下页）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同，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位根，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这表明数据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为因变量对西部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见下页）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6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变动1%，人均GDP就变动0.40%。西部地区品牌对人均GDP的作用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仍然比较显著。这是因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但是四川凭借白酒产业、内蒙古凭借乳制品创立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带动作用，进而对西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品牌发展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本一致，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第一，对我国500强品牌的地区分布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品牌价值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有较大的相关性。区域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与区域的竞争力紧密相关。一个区域拥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越能占据优势，所以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的竞争，而会更多地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品牌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二，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品牌无论是对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的带动作用更是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的绝对值都比较小，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品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也就小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东中西部品牌价值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实施品牌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东部地区要保持目前的品牌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强品牌的建设，提升品牌的价值，凭借优势的品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树立品牌意识，在发展当前品牌的情况下，积极培育新的品牌，大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品牌创建方面，企业要加大对品牌的创新投入，只有通过产品生产工艺的创新、设计开发的创新和在生产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出能够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品牌产品；同时，企业要通过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对品牌进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增强名牌企业的实力从而打造区域经济的优势品牌。
其次，区域品牌的创建要突出区域的特色。每个区域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定位，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创建区域独特的优势品牌。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从而形成本地化的产业品牌，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效仿的，并且这种特色产业能够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不同的区域在空间、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各个区域所具有的优势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要利用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依托高科技人才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继续利用外资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区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比较小，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要低于东部地区，但是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却非常丰富，因此中西部地区要依托本地区的特色，积极延伸资源性产业的产业链，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创建优势的区域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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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3
关键词：进出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3-0096―05
一、引言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在古典与新古典时期，主要有亚当・斯密提出的“剩余物品出口”学说，罗伯特逊(D．H．Robert-son)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马克卢普(F．Machlup)和哈罗德(R．F．Harrod)等人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20世纪80年代后，以罗默(Romer)、史格斯罗姆(Segerstrom，P．)、格罗斯曼(Grossman，G．)和克鲁格曼(Krugman，PaulR．)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将这一研究推向新的。他们把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与模型。这些研究表明：对外贸易能够通过商品出口、要素流人、创新刺激、技术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等途径，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区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对区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就变得日趋重要。
二、总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择与说明
本文选用湖南省1993―2004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见表1)。
样本数据的选择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数据的典型性、样本数据的有效性。本文把样本空间选择为1993―2004年，一方面是因为1994年及其后的汇率变动相对平稳，便于纵向比较；另一方面是由于湖南的地区生产总值在1993年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大关，这使得分析更加有意义。
(二)货物进出口总量与湖南经济增长总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1．回归模型。文章仅分析货物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因此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
设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为y，依次设进口、出口和净出口为X，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a十bX
2．相关性分析与检验。借助上述模型，采用表1中1994―2004年的总量数据(为便于比较而放弃了1999年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如表2：
总量角度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净出口也可以在5％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湖南，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三个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甚至是净出口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只是显著性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总量检验的只值相对较小。而熊子平等人在2001年利用我国1985―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大于0．95)，两者相较说明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在湖南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③
三、增量分析
(一)货物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
1．分析工具的选择。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同样可以表达为“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因此，当净出口(或出口等)为正时，会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拉动作用，反之，则有负面的拉动(或说阻碍)作用。这个作用可以用“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两个指标来评价。其中：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的增量÷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量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x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对增幅
2．湖南货物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
表中Y表示折成美元价之后的地区经济增量(GDP增量)，Yi为当地经济的当年增长率；AX为当年货物出口增量，XG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XL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M为当年货物进口增量，MG为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ML为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N为当年货物净出口增量，NG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L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可见，在样本检测区间1994―2004年内，除少数年份如1994、1997、2000、2004年之外，大部分年份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MG、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AML均分别大于当年的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XG、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XL。
与此同时，表3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湖南货物进出口的增长趋势并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得也不明显且缺乏稳定性。
(二)货物进出口增量与湖南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采用表3的增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
增量角度回归检验的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在1％和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线性正相关。
可见，增量检验的结果与总量检验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④
鉴于检验区间内检验量的不规则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不妨对不规则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的2000―2004年样本区间进行再检验，⑤结果如表5：
同样，设定检验的显著性水平a=5％，查F分布表可知F1-a(1，n-2)：F0.95(1，3)=10．1，因为出口、进口以及净进口的F值均小于10．1，所以显著性水平a=5％接受H0，认为回归效果不显著，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线性正相关。
再次检验的结果与表4的检验结果一致，但与总量检验的结果(表2)是矛盾的。
不过，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说明，进出口的不稳定、波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丁相关性检验的结论，⑥这也可以说明进出口的不稳定、波动式的发展导致了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可确定性。也就是说，湖南货物进出口缺乏稳定的支撑平台，如稳定的产出、强势的晶牌、国外市场对湖南产品的稳定需求等等，因而受世界市场偶然性因素如价格变动、临时性贸易壁垒等的影响较大。其实，进口额、出口额、净出口额的增量等指标在表3中所体现出来的不规则的波动也印证着这个结论。
同时，总量回归和增量回归检验的结果都说明：在湖南，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如表2和表4所示：进口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强于出口)。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出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持续扩张，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应持续调整、改善。一般而言，出口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较内需产业高，随着出口不断扩张，资本与人力资源不断流人出口产业，促使资源重新分配，提高总体资源生产力，并带动整体经济持续繁荣。但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应该是由一国长期供给潜力来确定的，市场需求及其制约仅作为一个短期因素。[1]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是从增加供给的角度表现出来。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减少进口限制，注重生产资料尤其是先进设备的进口，合理控制生活资料的进口，国民经济增长率中有20％左右是扩大进口带来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扩大进口也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2]这主要是因为进口产品能够填补国内或区域内供给空缺从而增加民间投资和消费，提升后两者的结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迫使产业结构状态服从短缺约束资源使用效率的“木桶原理”，造成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状态，约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这种状态将得到有效的调整，必然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3]对湖南货物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四、结构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湖南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稳定的作用机制。为了找到有效的作用途径，对湖南货物进出口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结构分析是必要的。
笔者选取2001―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情况，分别从高附加值产品的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和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作出了结构分析(见表6)：
结构分析表明：
1．进口增长速度大于出口增长速度，特别是2003--2004年间的进口呈现出一个较大的放量增长态势。考虑到考察区间湖南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态势(年增长在9．0％及以上)，可以再次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
2．2004年货物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显示：(1)高新技术产品表现虽然活跃，但是因受制于初始量较小的缘故，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且其进口量远大于出口量。这说明湖南出口产品的层次结构不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严重偏少(2004午还只占出口总额1．9％)，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量不大，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2)机电产品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大，说明湖南机电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竞争力。(3)前述两类产品的进口量均大于出口量，说明湖南的相关产业尚处于技术积累期(即重视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发展本区域经济的阶段)。
3．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表明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较好，一直处于不断的稳定上升之中。而国有贸易和集体贸易的占比在2001―2004年间分别是75．34％、70．34％、67．4％和62．80％，是逐年下降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总量回归结果表明：湖南生产总值(GDP)与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但总量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全国检验值，这说明，湖南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影响虽然存在，但相对较小，促进的力度不大。
2．增量回归结果表明：湖南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额与进出口增长额、进口增长额、出口增长额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线性正相关；进出口贸易增长不稳定、波动性较大，由此导致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可确定性；间接表明：湖南货物进出口缺乏稳定的支撑平台。
3．虽然总量与增量回归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但两种检验的R值非常小，这表明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湖南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或说明货物进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不大。
4．无论总量还是增量的分析都表明：湖南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强于出口，因而湖南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的作用。
5．对贸易结构的分析表明：湖南对外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尽管机电产品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仍主要依赖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量不大。
(二)政策建议
调整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加大对出口部门发展的支持力度。实行进口、出口并重的积极贸易政策。利用产业的梯度转移机遇，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和升级。调整产业政策，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净化外资企业发展环境。出台配套政策降低外向型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位为亿元人民币；汇价为当年100美元兑换100单位人民币的中间汇率。(2)为了不影响分析结论，故假定1993年的年均汇价与1994―2004年年均汇价的平均值(831．98)相同。
②表中的数据由Eview3．1计算和整理而得。
②相关性表现不强的检验结果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一或本身构成一个反例，否定了“对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与一国(地区)经济存在强相关”这个结论；一或说明在检验的样本空间之内，这种强相关关系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考虑到湖南的数据只是中国整体数据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之统计数据的获得性相对较差，故取后一种结论。
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统计量的不适，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属于“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即便如此，笔者也倾向于采用增量进行相关性的检验，认为增量更能解释经济增长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⑤通过对相应数据进行处理，减少其波动，再进行检验，可以发理其相关性表现得更加优良。这可以说明检验数据本身波动幅度也是影响相关检验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⑥显然，在设定的检验区间(1994―2004)内，抽出进出口贸易增长不稳定的区间(1994―1999)后，相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⑦数据来源于
参考文献：
[1]刘学武．投资、消费、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畏：1989～1999年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0，(9)．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4
【关键词】转型；经济增长；经济体制；途径
一、引言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施行，标志着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区。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的重大举措，也是把大关中的发展提升到了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加以推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007年达到3765亿元，占西北地区的28.6%。战略区位重要。经济区处于我国内陆中心，多条铁路、公路、航线、管线在此交汇，是全国交通的重要枢纽和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科教实力雄厚。拥有8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科研院所、100多万科技人才。工业基础良好。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21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5个和大学科技园区3个，是国家国防军工基地、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重要装备制造业聚集地。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关天经济区经济发展必须以经济转型来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就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就是指：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就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
二、关天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体制和机制分析
增长方式是指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的一个经济系统在所处发展阶段上的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统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效益的增长。鉴于关天经济区人口相对集中、资源相对短缺的现状，实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可能取得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势所必然。从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热议话题，关天经济区作为新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前期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一定显著地成绩，但仍有些许的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高浪费，低效率”，这也势必要求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要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纵观以往的发展过程，关天经济区是以政府投资主导，采取了一种靠铺新摊子，用高投入支持高速度增长率的方式，虽然GDP在过去的十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上述战略的作用已发挥到极致，很难解决当前面临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当然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因素。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关天经济区地处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至今还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当然，计划经济的选择有其必然的历史性，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其作用明显，值得肯定。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重速度而轻效率的弊端表现得很突出，以至于影响到了地区甚至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经济思想观念的转变就是：一要消除经济增长的GDP论，刻意的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思想。二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应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三要区别对待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树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思想。因此，关天经济区从上到下要树立市场经济思想观念，科学发展。配合相应的制度制定和政策措施建立，且要落实执行，以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推动经济区主流思想观念的转变。
2、深化改革，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创新和体制设计，依靠制度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企业自然演进和政府推动相互统一的新机制，一是培育发展企业市场主体能动作用，依法保护其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形成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企业经营机制。二是加强市场统一建设，完善市场规则，强化市场管理，促进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在主体市场机制的约束调节下，改善投资和运营行为符合企业自身长期利益的需求，从而达到市场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变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为间接干预，完善经济区政府调控主导，市场调控企业的协同机制。四是发挥关天经济区科技资源优势，促进技术的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五是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及人才的合理流动。
3、以机制化建设为依托，促进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效机制建设
机制在科学领域内就是指做事的方式与方法，但更为确切的说应该是制度和方法，或者制度化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关天经济区经济运行及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和协调，应该具有一套制度化的方式、方法。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机制化的建设，形成一套有利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长效机制。关天经济区经济增长是政府以投资的为主推动，决定其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发展缺少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限制了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发展缓慢，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创新宏观调控，合理利用政府投资和政策调节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体系的调节，引导企业主体调整自身投资方向和增长方式。从而达到市场与政府调节的有机结合。
三、途径选择
1、选择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范围
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影响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长速度是否适当。增长速度太快，带来市场需求的急增，为了满足市场的新增需求，企业通常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能力，以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而把本该用于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改进生产效率的资金投入转移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之上，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通胀压力，引发经济波动，制约经济质量的提高；增长速度过低，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的收益不足于促进技术改造。经济效益更是无从谈起。关天经济区经济增长速度的范围应结合现实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增长快慢应取决于经济区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容量。（2）以带动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为目标，而不是原有结构和技术上的数量增长。（3）以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取做好的效用为标准。保持资源利用和效益增长的一致性，实现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杜绝以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超过实际的短期高速度发展行为。
2、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普及职业教育，促进技术进步，推广科技成果
索罗的经济增长理论，突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通过教育可以实现人力资本是内生积累和增长。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促进技术进步，那么人力资本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劳动力受教育每增加1年，GDP就增加0.9%，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各国政府都认为，增加教育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国家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天经济区人口集中，人力资本资源丰富，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型的技术工人，以提高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分别是：15%、24%、33%，与发达国家的60%—70%的贡献率相比，差距明显。关天经济区应充分依靠地区内丰裕的科技资源优势，完善科技信息市场的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向商品的快速转化。科研院校、基地的技术进步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5
【关键词】FDI 区域经济增长 长期增长效应
一、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研究,以钟昌标(2000)、魏后凯(2002)等为代表。钟昌标(2000)利用1988―1998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五省市的经济数据,得出FDI与GDP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变弱的结论。魏后凯(2002)构造区域经济生产函数,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而在西部落后地区中不具有显著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安辉(2002)的研究显示在经济发达的省份,FDI对经济的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与其相反,贺敬之、孙云(2005)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比东部更明显。
通过引入对滞后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长期经济效应的分析,钟昌标(2000)得出结论即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明显比滞后一年的影响(长期经济效应)更为重要,中、西部地区情况也确实表明长期经济效应更明显。而张盛林、吴海鹰(2005)认为西部地区FDI的外溢相应在两年之后开始明显显现,但短期需求拉动的作用仍然比较明显。徐晓虹(2006)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有着乐观的看法,超前两年的区域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越当年的区域FDI的促进作用。
二、FDI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
对1990―2004年的15年间,中国三大地区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流入总量情况进行统计(地区总量由地区内各省市年流入量的加总构成),基本情况如图1。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不均匀。90年代初外国直接投资刚刚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时,这种地区差距表现得就很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虽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量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东部地区的FDI流入量至2007年时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总量的近七八倍。可以设想FDI在促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相同。
三、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1、基本模型的建立
假设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各个省市的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成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
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Q= kLαC1-α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C表示资本投入量;k是常数;0
在研究FDI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度时,我们将资本划分为FDI和国内投资额两部分。用K代表国内投资额(亿元),F代表外国直接投资(亿元),L代表劳动力人数(万人),则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GDP=AKαFβLr(1)
公式1为非线性模型,对公式1求对数化为线性模型,可得:
1nGDP=1nA+α1nK+β1nF+ r1nL(2)
即:1nGDP=C+α1nK+β1nF+ r1nL(3)
上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代表了制度及技术进步等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因素对GDP的影响,系数α、β、r分别是国内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及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
2、1990―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在短期经济效应验证中,本文利用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各个省市的流量作为变量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量的增长作用,利用公式3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
由表1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模型的相关度R2和调整后的R2为0.97左右,拟合性良好,F值均在0.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均具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大体可以解释GDP变化的97%以上。
从本文的三个模型中各要素投入系数看,三大地区对GDP增长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国内资本,其次是劳动力投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影响具有很大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FDI对区域GDP的贡献率较大,地区FDI每增长1%,GDP增长达0.097%,中部地区为0.037%,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为0.019%。
(2)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GDP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验证。为了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滞后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归纳到生产函数,模型在公式3的基础上引入变量F(-2),代表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变量。以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促进作用。区域经济生产模型为:
1nGDP=C+α1nK+β11nF+β21nF(-2)+ r1nL(4)
利用公式4对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外资当年的影响比滞后两年的影响更为重要,但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弹性系数分别为0.083和0.063。中部地区加入了滞后因素后的情况也类似,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和滞后两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2和0.039,差别较小。从本文的模型看出,外国直接投资的短期效应都更为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并没有较大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及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并未达到实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的要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即溢出效应不能充分的发挥。
西部地区的区域生产模型在加入滞后变量后,F与GDP的相关关系未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F(-2)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1的检验。但F(-2)并未成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说明即使是长期经济效应在西部地区也并不明显。
四、分析与总结
首先,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我国应加大对中部、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和政策支持力度,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弥补中西部资金需求的缺口,促进中西部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和谐发展。
其次,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非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在FDI大规模流入的东部地区,还是在FDI流量和存量均较低的西部地区,其经济促进作用均低于国内资本的作用,并且低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我国也应当重视对国内投资及劳动力的改进,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最后,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较之短期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虽对三大区域内不同省份的滞后效应具有显著性,但是影响小,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更要重视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使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凸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 贺敬芝、孙云: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2005(11).
经济增长趋势范文6
一、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概况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状况
1、失业率高于全球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矛盾成为困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失业率以2000年为分水岭，其前后表现出两个特征：
(1)2DOO年前，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情况严重。从1993―1999年发达国家平均失业率约7.7％，几乎高于同期全球失业率两个百分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发达国家持续多年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较为少见。70年代末，德国、法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失业率不到5％。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改变。1996年，欧盟15国中失业人数从1980年的950万人，急剧上升至1.900万人，失业率高达11％左右。其中，西班牙为22.2％，法国为12.1％，德国8.8％，英国8.2％。在这十年间，只有美国经历了一个持续稳定的黄金发展时期，其失业率一路下行，从1992年的7.5％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4.O％的低水平。
(2)进入21世纪，经济开始复失业状况得到一定缓解。为了抑制过高的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西欧各国纷纷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相继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失业率有所降低，到2005年其平均失业率和全球平均数相同，都为6.4％。尤其是英国的就业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失业率从1997年7.2％，下降到2005年的4.8％，低于其他八国集团成员国，更低于欧盟平均8.0％的失业率的水平。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的就业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2003年6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8.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预测，除非欧元区12国进一步放开劳动力市场，否则，今后5年里，欧元区失业率将只会稍有下降，到2008年时约降到7.5％。2003年到2008年，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将达8.25％。而这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预计只有5.5％。日本的失业率2005年下降到4.4％，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3.9％和3.5％，这在OECD国家中已属较低水平。
2、欧洲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严重
把欧洲各国失业率和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较，可以发现，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失业率也是居于高位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负相关的关系较弱。如德国，在1995―1997年间，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变动方向竟然一致，即经济增长率由1995年的1，7％下降到1996年的0.8％，而此时失业率竟然没有升高，反而下降了4.1个百分点，1997年经济增长率上涨了0.7个百分点，失业率也随之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就业人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两者的弱相关性说明欧洲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创造上，总失业中重要的且不断增大的部分属结构性失业，因此即使在经济活动较高的时期，也不可能把失业者吸收到劳动力市场上来。主要是由于西欧各国没有像美国一样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机会，及时加快主导部门从以物质生产向以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转变，造成不能给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部门的下岗员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就三次产业而言，美国服务业在1991―1997年间服务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达到就业人数的52％，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迅猛发展，1996年美国经济创造的260万个就业岗位中，知识密集型务业就占了240万个，约占92％。而同期西欧各国第二产业的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如德国，1994年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8％，第三产业为60％，与美国相比，低1个百分点。就发展高新技术而言，1996年西欧各国高新技术的产值占国民生产净值的份额还不到10％，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净值的份额已达1／3左右。正是由于没能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对国内产业结构及时进行调整，使西欧发达国家不但经济增长乏力，而且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
此外，在发达国家，长期没有找到工作的失业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的难度加大，并且一些地区还存在着男女就业不平等问题。由此可见，虽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很高，市场机制运作机制已较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也很灵活，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就业问题的困扰。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状况
1、公开失业状况表现不均衡
对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来的失业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升高的情形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状况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一些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就业形势恶化，甚至出现了就业危机，如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人失业，2002年失业率超过了20％；而另有一些地区的失业率稳定地保持在较低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失业率，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了更清楚的看清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状况，其中，世界平均失业率在6％左右，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失业率基本上低于全球失业率，尤其是东亚地区一直保持全球失业率最低，2006年失业率仅为3.6％。与此相对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全球失业率，中东和北非是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其值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17.9％后有所下降，到2006年为12.2％，但仍居全球失业率榜首。
造成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及起伏不定，严重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劳动力快速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远赶不上劳动人口增加的速度。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1996―2006年间，就业率增加了26.7％，但同时，劳动人口也增加了30.1％。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往往导致低效率的企业破产倒闭，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但诸如失业保障、劳动力市场完善，再就业培训等配套改革未能到位，导致大量工人被抛向市场，失业人口急剧增加，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2、就业质量亟待提高
就业包括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就业数量反映的是有多少劳动者能够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获得相应的收入；而就业质量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发展中国家就业质量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业者劳动时间较长。尽管东亚地区已经连续5年GDP增长率超过8％，但是，在就业质量方面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显著改善。就业人员平均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地区都长，甚至有些国家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而发达国家一般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
其次，贫困就业者所占比例较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06年，超过五分之四的就业者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不能养家糊口，有二分之一的就业者每天收入才1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贫困工作人数比以前有所降低，但是2006年仍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
再者，非农就业者的就业方式主要是非正规就业。发展中国家非农就业者仍然集中在低生产率、低工资，尤其是在服务业的非正规岗位上，仅亚洲目前就有10亿以上的劳动大军在生产率低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上工作，占全部劳工人数的61。9％，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根据2005年国际劳工局的分析，非正规就业者所占比例最大的地区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秘鲁，几乎接近就业总体的60％，即使在非正规就业者较少的地区，其比例也高达30％以上，如哥斯达黎加为41.8％，巴拿马为41.6％，乌拉圭为37.7％；分析还指出，在2000到2004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都增加了。
最后，就业者权利缺乏保障。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工人、雇主和政府的三方对话机制，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劳动法规还不健全，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设立，使就业者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造成许多就业者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法定的劳工假期和超时工作且工资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
(三)转型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状况
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失业问题就成为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最为头痛性问题。
1、失业率持续在高位徘徊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转型国家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平均失业率一直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在2000年时达到顶峰13.5％，竟比全球失业率高了7.4个百分点。随着转型国家内需的增长，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在9％以上。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状况最为严重，在许多转型国家，2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2倍。主要原因是青年人所学到的技能和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不匹配，并且许多公司不太愿意提供在职培训。转型国家长期的高失业率引发了移民，许多在经济调整中失业的工人和准备就业的年青人移民到西方国家寻找就业机会，尤其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转型国家，如保加利亚。大量技能工人和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将减弱转型国家经济长期发展。
2、就业方式和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转型国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正规部门就业率的下降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率上升。如在罗马尼亚，1990―1999年有着工资和奖金的正规就业者的比例从75.1％下降到57.8％。同时，许多企业为增加竞争力，把以前由企业自主运营的研发、运输、餐饮、培训等副业都剥离出来，促使服务业迅速发展，吸纳了许多劳动力。服务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范围广泛，既有需要较强专业性和给予高报酬的工作，如金融领域关于商业服务和个人账户管理等，也有在稳定性、安全性、报酬和工作条件等方面较差的工作，如物流、家政服务等。服务业成为经济中最重要的就业部门，在许多国家其就业比重超过了50％(如表2)，吸纳了大量国有企业排放的成员。
3、劳动就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尽管经济转型国家在增加就业数量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但是有一个劳动就业指标要比过去十年有了明显提高，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雇佣的劳动力)，是继东亚之后，全世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
地区，以平均每年3.2％的速度增长。只是这种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者，而是主要转化为工人们工资的增加。如俄罗斯，在1998―2001年间，实际i产出增长了8.8％，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4％，工资水平增加了4.2％，但是，就业量才增加了0.9％；更有一些转型国家，如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等国的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就业人数却是负增长。
二、世界劳动就业发展趋势
(一)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低就业趋势
我们曾经一直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也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与高失业并存，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增加，却使职业变得更加不稳定，失业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从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了10％，2006年的全球失业人数和平均失业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失业人数比2005年增加了340万人，平均失业率为6.3％，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由此可见，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提供更多的就业，即使是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有限就业岗位，也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人口的需求。这种低就业的经济增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2007年全球就业报告中，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就指出，如何将生产力转化成就业岗位、如何创造更多的收入适当的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发展和经济战略进行改革，制定新的相关政策以促进就业。
(二)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加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和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增长，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全球化进程势如破竹。可以预见未来全球化趋势会继续进行，并且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推动者，以全球化的方式来创造和转移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劳动力市场更趋一体化。
以下因素决定了将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各国将继续进行全球性生产。首先，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和灵活的使用。就业机会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就业。其次，生产的全球化不再局限于制造领域，同样扩展到服务领域，表明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将实现全球化。再者，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与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投资。更重要的是，资本追逐利润如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肥美的地方而居一样，将不断推动着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向薪资低、税收优惠的地区转移，以通过生产的全球化来降低生产成本；也不断推动着全球产业的大整合，使每个国家都成为国际产业网络中的某个环节。如果以上趋势继续，将会对全球货物和服务生产产生巨大影响。所有的经济体都会从全球生产中获得益处。它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和就业环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不仅使本国经济受惠，还将对其他经济体的服务和物质产品的需求增加。比如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而使全球经济受益。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不仅表现在随着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全球配置，还表现在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大化，移民在劳动队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成百万的劳动者到他国去寻找薪资更高、更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自愿的，还有的是由于国内战乱、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在过去20年里，一些欧洲大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和美国，入境移民显著增加，入境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目前接近15％，相当于进口占GDP的比例。移民总体来说有利于移入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对移出国的影响就比较复杂。一方面，移民者的汇款和带回来的知识，以及减弱国内就业压力是积极的，另一方面，高知识、高技能的年青劳动者的流出削弱国家的发展实力。
此外，一国劳动就业状况不仅受本国经济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它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这种趋势将使各国政府在劳动就业问题面前更显被动和无奈。例如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仅使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失业水平不同程度地提高，甚至连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就业都受到了影响。
总之，全球自由贸易和产业整合，不仅使全球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加快全球经济增长，也使全球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参与全球经济市场的南北美洲、西欧、日本、东亚四小龙以及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总人口约为25亿；但是到2000年，除了古巴和朝鲜之外，世界60亿人口几乎全部被融入全球资本生产市场，这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强大整合推动作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也更加激烈，就业机会成为各国在制订贸易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逐渐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全球化浪潮中，全球经济竞争主要是就业岗位的竞争。这就呼唤制订一个“更加透明、清晰和公正”的国际性框架来规范全球性的劳动就业市场，以保证全球化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平分配。
(三)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比重逐渐提高
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迅速提高，逐步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并且技能水平越高，就业报酬和就业环境就越好。无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与高技能者的劳动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就业职业结构转向高技能岗位。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有技能部门的劳动力比重迅速上升，约增长了45％，而无技能部门的劳动力比重是缓慢上升，仅增加了约8％。这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占先进经济体国家GDP的比重也有不同的变化，其中，有技能部门的比例是稳中略有上升，大约比1980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无技能部门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与1980年相比，下降接近10个百分点。再进一步分析有技能部门内部，拥有技能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就业数量方面，右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高技能部门就业数量急剧上升，比20年前上升了50％，而低技能部门的就业数量急速下降，比1980年减少了约15％，表明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劳动力收入份额方面，两部门变化方向依然不同，但变化幅度比较小，高技能部门所占比例是略有上升，低技能部门是略有下降，在1995年之后，两者的差距扩大之势比较明显，高技能人才拥有较高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有限，以上分析是针对不同技能部门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以及在总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重，而不是不同技能劳动者本身的收入份额和就业比例。由于缺少有关技能和非技能工人工资的跨国数据，不能计算全部劳动力中不同技能劳动力所占份额及其劳动力报酬。只能根据一个部门技能工人占该部门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将《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三修订版)的18个部门分为两大类，即技能部门和非技能部门。或是进一步细划分为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部门。虽然这种分类方法比较粗糙，不能反映出同一部门内部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之间的变化，但是其变化趋势也可反映出不同技能者总体的劳动就业趋势。
总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具有高学历和有着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多，他们更容易获得报酬好的工作机会，而对无技术或非熟练工人的需求逐渐减少，他们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获得微薄的收入。
(四)产业结构转换迅速，服务业就业比重加大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是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到2006年，全世界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农业领域，达到了42.1％，使服务业成为对净就业创造贡献最大的部门。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贸易、运输、通信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促使很多服务活动，从农业以及在更大程度上从它们以前所属的工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经济活动；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加深，也促使服务业部门澎湃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