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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1
资产证券化作为近4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重要一项的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自2005年我国开始试点以来，资产证券化业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无论是业务规模还是业务模式、基础资产类型、产品种类都得到了全面的开展。新一届政府强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资产证券化无疑是盘活存量和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2015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并加大试点规模，简化审批流程。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又上了新的一个台阶，参与主体和产品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种类和结构创新也日趋丰富。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二是证监会主导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三是由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资产支持票据。三种模式下，基础资产、特殊目的机构（SPV）、产品交易、法律法规、监管环境等均有所不同，丰富了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种类和规模，也对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资产证券化不同于以往的以法人信用作为融资基础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它是以资产自身的信用作为融资基础，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目的机构（SPV）将拟证券化的资产隔离出来，同发起人的信用隔离，不受发起人和其他机构的影响。资产证券化业务有两个重要的要求，一是破产隔离，二是真实出售。特殊目的机构的重要功能便是起到破产隔离的作用，使资产自身的信用同发起人和其他机构的法人信用相隔离，不受其影响。真实出售要求被证券化的资产要真实地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资产相关的收益和风险要转移给特殊目的机构，发起人不能再保留相关的权利，如回购资产、担保资产质量和收益等，从而使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完全依赖于被证券化的资产。
资产证券化是舶来品，我国三种资产证券化结构基本上都是沿用美国的模式和交易架构，即发起人将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委托交易安排商、资产服务商、证券承销商、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进行交易架设计、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产品评级等工作。这种交易架构和模式经过30年的实践发展逐步成熟，但笔者认为，该交易架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过分强调特殊目的机构（SPV）破产隔离的法律功能忽视了其作为交易主体的作用。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有两项主要的功能和作用，一是破产隔离功能，使资产独立于发起人;二是交易主体功能，特殊目的机构是发起人的交易对手，受让拟证券化的产，相应地具有了资产议价和监督资产质量的职能。但在已有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中，更多的只是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功能而忽视了其交易主体的功能，将特殊目的机构的大部分功能都强制委托给其他中介机构，弱化了特殊目的机构对资产质量的监管功能和效果。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主要都是在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破产隔离、风险隔离功能，对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了防止证券化的资产受到发起人、特殊目的机构、发起人债权人等相关机构的破产影响，特殊目的机构一般采用信托或公司的形式。公司形式下，特殊目的公司不能负债、没有员工等，一切可能招致特殊目的公司破产风险的可能性都被消除了，因此，特殊目的公司被称为“纸面公司”（paper company），更多的是一种法律概念，体现它的破产隔离功能，而其作为交易主体的功能则被大大弱化和忽视。作为发起人的交易对手，特殊目的机构需要受让发起人的资产，理所当然更应该具有鉴别资产质量和风险、商讨交易价格、谈判交易条件、管理资产等的权利。而在现行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下，特殊目的机构的交易主体资格被忽视和剥夺了，其职能被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取而代之，如发起人管理证券化的资产;交易安排商负责证券化架构的设计，包括资产的类型、规模、价格、产品利率等;承销商负责证券化产品的承销。特殊目的机构相关的职责被委托给各类服务商，交易主体职极为弱化。
加大了道德风险。在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和特殊目的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发起人作为资产出售方，具有资产质量和价值方面的信息优势，面临“逆向选择”的风险：存在隐瞒资产质量，以次充好，高价出售低质量资产的动机。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功能，忽视了特殊目的机构交易主体的功能，弱化了其对资产质量和价值的判断及监督能力，加剧了“逆向选择”现象，同时也加大了道德风险。在资产证券化结构中，特殊目的机构将诸多的功能都委托给其他中介机构，如交易安排商、承销商、评级机构等，特殊目的机构与其他参与者之间是委托关系，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如发起人在把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的同时，往往又承担着服务商的角色，负责资产的管理，如收取利息、报告财产状况、维护资产质量等，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发起人存在隐瞒资产质量或不能勤勉尽责进行资产的管理服务。其他的服务商如交易安排机构、承销机构、评级机构同样存在着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不仅自身无法勤勉尽责，也起不到监督发起人的作用。例如，资产证券化中信用评级的作用在于揭示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依据。然而，信用评级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不仅取决于评级机构的权威性、评级方法的科学性、信息的完备性等多重因素，还受到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的影响。在信用评级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评级机构为了争夺客户、抢占市场，存在降低评级标准和职业道德的情形，导致发行人的“信用采购”行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费用越低、评级结果越高，才能获得评级的业务机会。
资产证券化中的道德风险存在于各个方面，根本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架构，过分强调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功能，极大的消减和弱化了其作为交易主体的功能。目前的资产交易模式可以形象的描述为：两个人进行二手车交易，买车人被剥夺了选择车辆的权利，众多的中介方替他进行车辆选择、价格谈判、付款条件等事宜，最后由他付款，其中的道德风险是难免的。金融危机后，资产证券化监管的重大改革之一便是防范道德风险，要求增加发起人持有一定比例的次级证券，防范发起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该项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发起人和投资者（特殊目的机构发行证券的持有人）的利益达到激励相容，降低道德风险。但有理由相信，二者之间永远不会完美统一，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发起人想将资产卖个高价，投资者想低价购买资产获得高收益，道德风险永远存在。
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缺陷。2008年的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之一，资产证券化结构中的缺陷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通过对资产证券化的反思，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入池资产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未经充分评估和筛选;产品本身被复杂化和过度包装，信息披露不完全导致风险定价机制失效;交易结构过度利用杠杆，导致违约偿付链条较早断裂;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资本计提不充足;缺乏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资产证券化的顺周期性估计不足;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可以看出，上述大部分原因和资产证券化结构的缺陷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特殊目的机构交易主体功能的虚化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资产证券化重要的风险根源。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强了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资本计提标准和范围，加大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和加大信息披露。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要求发起人持有不低于5%的次级证券，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发起人的道德风险。上述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但如果不对资产证券化结构的核心缺陷进行改进和完善，在重启资产证券化后，风险将会依然会存在和集聚。
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存在的特殊问题
非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SPV存在法律瑕疵。我国的三种资产证券化模式在特殊目的机构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别，一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模式，该模式以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二是证监会主导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该模式采用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三是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导的资产支持票据，该模式并没有明确规定特殊目的机构类型，部分发起人采用账户隔离的方式进行资产的破产隔离。从特殊目的机构隔离资产的功能和效果来看，三种模式存在依次递减的趋势。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有着较强的法律法规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明确了规定了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财产，与受托人资产相隔离，不作为受托人的破产财产。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也是国际上常用的方式，在我国也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因此最为规范。相比而言，券商专项资管计划以《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作为主要的依据，规定券商和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项下的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的财产，不受受托人的影响。而该《规定》仅属于部门规章，在法律层级上尚有所欠缺。如果出现纠纷，能否达到破产隔离的效果仍存在一定的怀疑。此外，《规定》在资产转移后仍对发起人设置了很多的限定要求，如规定业务经营可能对专项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始权益人应当有持续经营能力，无重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应当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提供合理的支持，为基础资产产生预期现金流提供必要的保障等。上述规定对原始权益人（发起人）提出诸多的限制性条件，在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后，仍然同发起人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资产是否独立、是否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是否以资产自身的信用进行融资就存在疑问。另外，如果要求原始权益人为基础资产产生预期现金流提供必要的保障，也让人对资产证券化的效果生疑，是在进行抵押融资还是资产证券化？同样，而在资产支持票据中，采用了在发起人处设立独立账户进行隔离资产，效果更差，无法确定被证券化资产能否与发起人的资产相互隔离。在有的资产支持票据业务中，发起人将资产支持票据获得的资金作为负债计入表内，作为发起人的负债处理，其实质就是抵押融资，而非所谓的以资产信用融资的资产证券化。
特殊目的机构设置中的法律瑕疵会导致资产证券化业务存在诸多的风险隐患，可能集聚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就如同美国的安然事件一样，看似进行了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将资产移出表外，同时并不加记负债，改善了资产负债状况，但它们本质上仍是企业的负债，只不过隐性地存在于表外。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不断扩大，隐性负债也不断积聚，最终会导致风险，并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向金融市场进行传递。
尽管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具有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仍存在其他多种特殊目的机构类型，其原因还在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行政壁垒。根据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信托公司目前受到银监会的监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受证监会的监管，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则主导着资产支持票据市场。在条块分割的行政监管体制下，金融机构分别另辟新径，尝试各自监管体系下的特殊目的机构类型，并不都采用信托的模式，导致了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被割裂和不完善的局面。
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殊目的机构交易主体作用更加虚化。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虽然有着相对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也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主要由大中型银行发起，这些银行资产规模巨大，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主体的信托公司与其相比，体量较小，难以真正发挥银行的交易对手的作用，交易主体的功能极为弱化。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控制了整个交易架构，包括资产的选择、证券化参与方的选择（信托公司、承销机构、评级机构）、费用的分配等。由于资产规模的不匹配和地位的不对等，发起银行掌握了信托公司能否作为特殊目的机构的选择权，信托公司为了争取资产证券化业务，纷纷采取降低受托报酬甚至无偿担任特殊目的机构，无法发挥交易主体的作用，难以起到鉴别信贷资产、监督资产管理人（通常为发起银行）的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他中介机构如承销机构、评级机构名义上是同信托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受信托公司的聘请，但实际上哪家机构能参与资产证券化却主要由发起银行来决定。他们不但难以尽职尽责为特殊目的机构服务，准确鉴别资产质量和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为发起人服务，道德风险更加突出。
可能引发的问题。在非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由于特殊目的机构的设置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能否实现破产隔离和真实出售存在疑问。而在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中，由于发起人是大中型银行，它们主导了资产证券化的各个方面，容易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投资者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发起行的声誉作为投资决策依据，难以作为风险的真正承担主体。如果资产证券化失败或者出现基础资产质量下降，投资收益无法实现或者出现亏损的情况，投资者能否真正承担风险值得怀疑。从前期我国资产管理市场中发生的一些风险案例来看，很多风险最终向银行进行传递，而资产证券化中，如果仅将信托公司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和通道，不需承担交易主体责任，一旦发生风险，向银行的传递性可能性会更大，从而也会导致对资产证券化目的和效果的质疑。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探索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模式和道路。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实践中，特殊目的机构的设置解决了将资产从发起人处进行隔离的功能，却忽视了特殊目的机构作为交易主体的职责，使得证券化环节存在众多的道德风险，不断积累最后导致系统性风险。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应充分考虑特殊目的机构作为“破产隔离”和交易主体的双重属性，根据我国的法律环境，将二者结合，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随着我国信贷证券化试点的扩大以及逐步常规化，非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也如火如荼的开展，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
建议
一是打破监管部门之间的壁垒，统一规定信托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殊目的机构，降低资产证券化结构的法律风险。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性质和效力、信托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均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信托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特殊目的机构具有最高的法律保障基础，也是最适合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中的载体。因此，建议打破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不再由各监管部门在各自的监管范围内另行批准各种名目的特殊目的机构载体，降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风险，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顺利开展。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2
信托业终于迎来10万亿时刻。
11月5日，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67家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10万亿大关，达到10.13万亿元。
但是，如此规模的数字并不能让信托从业者们感到兴奋，相反，他们有种难言的尴尬。
因为第三季度的数字同样表明，信托资产的季度环比增速连续放缓的迹象已经很明显：2013年一季度的环比增速为16.87%，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18.2%。今年二季度的环比增速大幅下降至8.30%，三季度进一步跌至7.16%。就增速而言，信托已经风光不再，这让信托业的未来变得愈发不确定。
从三季报可以看到，陕国投（000563.SZ）、安信信托（600816.SH）、爱建信托（600643.SH）和经纬纺机（000666.SZ）旗下的中融信托这4家信托公司盈利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其中，安信信托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仅增长0.90%，为2.99亿元，而陕国投的业绩更是惨淡。仅就今年第三季度业绩来看，陕国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0.45亿元，同比下降49.75%。？而从经纬纺机三季报可见，中融信托在三季度亦没有了往日的生猛。数据显示，该公司三季度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达10.21亿元，同比下滑20%，而在今年上半年，这项指标同比增速曾高达50%以上。
全国共有67个信托公司，或许这4家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能代表全部，却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今整个信托行业所面临的难题。
“真正的大资管时代已经来临，现在信托制度不仅仅被信托公司所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所有公司都可以利用信托红利。除了传统的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资管，还有期货资管、基金资管和私募股权等。”一位第三方理财公司中层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其实，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相关监管机构逐步放开资产管理市场，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基金子公司、商业银行相继进军资产管理领域，与信托公司展开直接竞争。
信托既有的资管方优势已经在慢慢消失。事实上，信托产品发行的增速和产品收益近几个月以来，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华宝证券统计显示，今年9月已公布发行的集合理财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666.7亿元，环比下降9.5%，同比下降17.3%；合计发行信托产品376只，环比下降3.3%，同比下降7.2%。
而收益方面，9月集合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为8.77%，较8月下降0.07个百分点，是继7月份以来的持续下跌。现在很多资管产品的预期收益高于信托产品，这对信托来说竞争压力空前。
在很多信托从业者看来，10万亿拐点来了，2014年资产管理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惨烈，而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信托业需要找到突围之路，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转型。
“在这样的外界环境变化过程中，迫使信托公司要进行差异化定位和思考。信托行业所要做的是依据各个信托公司所掌握的不同方式，在许多差异化道路上找准定位，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一条道路。” 兴业国际信托副总裁司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三条路引领信托业转型
在所有金融行业共同争食资产管理这块大蛋糕的背景下，信托公司该如何差异化发展？
“信托公司差异化发展的基础，还是应该从信托公司现有的禀赋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来谈这个问题。”司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司斌还认为，信托行业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成长，锻造出了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极强的创新能力，当信托公司拥有的牌照和渠道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加快创新会给信托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提及信托公司的转型定位，司斌解释，从目前各家信托公司的实践来看，信托公司的转型定位主要有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和综合服务三个大的方向。
所谓资产管理，即以产品为中心，对资产进行管理和运用，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司斌进一步解释，资产管理的核心在于产品驱动，信托公司应提高主动管理能力。
“尤其是现阶段的产品体系仍有大力探索的空间。在推进去杠杆化、盘活金融资源的存量上，资产证券化是非常有力的工具，同时这也是信托制度的特殊优势。”司斌说。
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道，司斌所言是希望信托公司担任起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人”角色，比如在医疗养老产业里推出健康产业基金，甚至借力土地政策改革之机推出土地流转信托等。信托公司在产品端上的创新能力非常强，通过产品创新，可以把这个市场的蛋糕逐渐做大。
但也有人并不看好，一上市信托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信托转型看着很美，资产管理说易行难呀！如果信托高层和项目经理真愿意做点主动管理的真正投资项目，机会并不难找。可在现有管理和考核机制下，有几个人愿意等到若干年后去拿那并不确定的投资收益分成？”
他担忧，信托公司不会有这样的耐心去等，习惯了做短平快业务的信托公司很难转型。
财富管理则是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分析客户财务状况和风险偏好发掘其财富管理需求，制定财富管理目标和计划，平衡资产和负债，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保值、增值和转移等。
充分利用保持了10年之久的刚性兑付所换来的信任，以及这1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的渠道和客户资源，是信托未来定位发展财富管理的基础。
综合服务则是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的结合。对此，司斌认为，“信托公司必须高度重视建立稳定的客户关系，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加客户的黏性，而综合服务是全面布局信托业务发展的各个方向和领域，在资本实力、专业团队建设、营销能力、资源整合方面拥有突出的综合能力。”
司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种业务的发展除了符合信托的传统优势，也恰逢其时，是大有可为的。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3
近两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在重启后保持稳健的发展形势并呈现出越来越快速的发展态势，但总体而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介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从金融市场发展、法律法规与制度及市场参与各方的角度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发展；金融市场
0 引言
资产证券化是近40年来最重要的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其发展也非常迅速，资产证券化程度对于现代金融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前景非常广阔。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研究日益显得重要。
1 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历程与现状
1.1 2005年以前的探索与实践
相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学者开始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理论的探索和研究。1992年，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发行了“三亚地产投资券”。1996～2002年，间断性地有几起离岸证券化的案例，如1996年，珠海市大道有限公司以过路费为基础资产在美国成功发行了2亿美元的债券。
1.2 2005年开始的试点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停滞
2004年1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化证券化品种”。2005年，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由多部门组成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相关配套法规与制度也随之出台。随后，中国建设银行30.19亿元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国家开发银行41.77亿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顺利发行。2006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呈现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截止2006年底，资产证券化产品累计发行规模达471.51亿元。至2008年11月，我国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总额约为668亿元。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出于谨慎暂停资产证券化第二批试点，至2011年，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进入停滞阶段。
1.3 2011年以后的重启及发展
2011年，国务院同意继续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2012年5月，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式重启。随后共6家金融机构发行了总计228.5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2013 年3月，证监会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将原始权益人扩大至金融机构，将信贷资产纳入基础资产。2013年，共有10家银行和企业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达到231.71亿元，比2012年增加7.29亿元，增幅3.25%。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推进，2014年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有望大幅度增长。
2 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2.1相对不发达的金融市场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表明，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资产证券化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也在不断地推进。但从目前状况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还有一定差距。
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结构失衡、创新乏力、金融监管不完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割裂、对外开放水平低等问题。投资和融资的渠道相对单一，企业外部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13年，我国企业通过债券融资额仅占社会总额的10.4%，由此可见，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在我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资本市场与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划上等号的。而作为资本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固定收益债券市场发展明显不足，这就大大限制了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大量与之相适应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正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而产生的约束。金融市场与资产证券化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2.2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及税收制度不够健全
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配套法规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历程较短，不够完善，对于支持及约束资产证券化工作的全面开展，仍有很多缺陷。
自2005年以来，相关部门推出了多部与资产证券化对应的法规制度，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出台，大大促进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从2005年到2008年的快速发展。但法律适用范围较窄，层级不高，并且可能存在与高层级法律的冲突，如出现纠纷，各市场参与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仍将面临较大风险。没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对资产证券化的内在基本要素及其运作模式和流程进行专门的规定，并对诸如证券化资产范围、真实出售以及资产转移登记等具体问题进行详细规定，资产证券化始终缺少较高层级法律的支持。
其它相关法规也对资产证券化有着重大的影响，如《证券法》、《会计法》、《税收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而要使这些法律针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完善修订，则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同时，在具体针对资产证券化实务处理的过程中，我国相关会计及税收制度处于几近空白的状况。
2.3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
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直接影响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并具有决定性作用。从2005年至今的情况来看，我国主要是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银行，但实际上更多的融资需求却是来自一些规模较小，但成长性较好的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能力较高，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必然是由国有大型银行首先推行。这种错位，使得发起方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意愿并不是很强。
我国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数量与质量都有待提高。投资银行业务长期集中于首次公开发行（IPO），对资产证券化热情相对较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托公司等机构同样地缺少对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与准备，相关的人才培养也很欠缺。另外，至今国内仍然缺少有影响力的评级机构。
从以往情况看，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二级市场不活跃。这使得资产证券化分散风险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流动性的缺失导致风险仍然较集中，投资者因而对这种创新金融产品也持更谨慎的态度，相应的投资需求依然不能得到满足。
3 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建议
3.1在新形势下继续探索与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截至2014年6月，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77.63万亿元，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有巨大的潜力。即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资产证券化有着诸多的联系，但不可否认资产证券化在一定条件下能较好地解决信贷资产流动性的问题，同时把聚集的风险进行分散。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资产证券化有其内在的缺陷。过于复杂的结构及监管的不到位等多种原因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已经有了美国的经验教训，我国在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产品设计及监管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改造及创新尝试，如前期不允许发行层级较多结构复杂的产品、建立更好的信息披露机制等。资产证券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发挥其优势，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其在我国的发展，最终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反过来又会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市场环境基础。
3.2不断完善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与制度
发展资产证券化必然要求建立起与之适应的完善的法规与制度，从根本上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使各项工作的进行有规可依，各方的利益得到法律保障。如果没有配套法规与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市场各方参与主体无规可依，难以或者盲目开展相关业务，最终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制度还比较欠缺，但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一方面逐步制订新的法规，如制订《资产证券法》等，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修订原有的相关法规，如针对资产证券化修订或补充《公司法》、《会计法》、《信托法》、《税法》、《证券法》等。
3.3引导资产证券化市场参与各方积极研究及开展相关工作
现阶段，我国以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主，在实践中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并不十分强。自2013年以来，在我国资金面相对不宽松的背景下，可引导商业银行将特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出售，如个人住房贷款等，以此盘活存量，增加市场流动性。而针对房价不断上涨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可引导商业银行尝试将部分住房贷款证券化出售，以此分散积聚在金融业中的风险。除集中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外，我国也可同时大力发展其它资产支持的证券化产品，如大型基建项目的资产证券化。引导及鼓励除银行外的其它大型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资产证券化中，使发行市场进一步壮大。鼓励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更多的尝试与发展。培养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建立活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的二级市场，提交产品的流动性，使资产证券化增加流动性及风险分散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增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逐步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中。
4 结论
资产证券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衡量金融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金融市场不够成熟，相关法规制度不完善，各市场参与主体存在各种问题的情况，因此，我国在新形势下，应确立继续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方向，在新形势下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应停步不前错失机遇，也不能大步跨进盲目发展引发风险。同时，我国在现阶段应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注重引导资产证券化市场各参与主体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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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峦刘忠燕.资产证券化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6.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4
从早期的住房贷款、租赁款、汽车贷款，到后来的信用卡应收账款、物业费债权，再到现在的蚂蚁小贷、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已经越来越多样化了。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蚂蚁花呗交出首份成绩单：支付交易笔数达6048万笔;占支付宝交易总量的8.5%。作为一款配备消费额度的支付产品，蚂蚁花呗对接的是蚂蚁小贷，这6048万笔消费放贷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的。
自去年底由审核制转为备案制以来，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迅猛发展。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个季度的发行总额达到人民币2494亿元。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已位居亚洲之首。
在国务院“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的大背景下，资产证券化对于深化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随着政策窗口的打开以及市场的不断成熟，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在内涵、模式上或将有更大的创新。
由于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法律欠缺，整个场内资产证券化尽管规模增幅相对可观，但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整个利率下行周期中，其基础资产收益开始下降，半路杀出来的公司债让参与者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场外资产证券化的兴起收紧了市场空间。 创新不断
所谓资产证券化，通俗来说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现金流收入的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出售以获取融资，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早在2011年，蚂蚁小贷（当时叫“阿里小贷”）就开始资产证券化的探索，是国内最早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小贷公司。截至现在，蚂蚁小贷已经成功发行近200期资产证券化计划。
据蚂蚁花呗产品负责人郝颖透露，通过资产证券化运作，蚂蚁小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余额已超400亿元人民币，不仅帮助100多万小微企业实现融资，也支撑了蚂蚁花呗用户的消费信贷需求。
粗略估算，蚂蚁花呗至少帮助整体支付系统成功率提升了2个-3个百分点，而每一个百分点的提升，意味着至少可以促进1.3亿元的消费。
证券化给互联网金融平台带来的效果不言而喻。除了扩大信用杠杆之外，通过向金融市场输出金融产品，从而打造了一种互联网金融的资产输出模式。
无独有偶，京东白条的ABS日前由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完毕，并于10月28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成为资本市场第一个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的资产证券化项目。
根据发行方案，“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京东白条应收账款”债权，融资总额为8亿元。在目前资产配置荒的情况下，京东白条ABS火爆，一日售罄。
与此前蚂蚁小贷资产证券化项目不同，这次京东金融的基础资产并非是针对企业的小贷资产，而是针对个人消费金融的京东白条，也就是C端的分期付款和赊销。
资产证券化首单融资8亿元，虽然对京东来说金额不大，但相当于打通了融资渠道。“通过资产证券化，互联网机构便有了造血功能。”京东白条ABS项目负责人郝延山告诉《财经》记者，京东后续将有更多的项目在交易所挂牌。
在业内人士看来，京东金融此次在白条资产证券化上的尝试，对整个互联网金融市场都具有标杆意义。这或将激发更多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融资。据《财经》记者了解，达飞金融、趣分期、分期乐以及多家P2P平台均已开始试水类资产证券化业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后，很多P2P企业出于风险控制考量以及优良资产的缺乏，纷纷寻求业务转型或升级，而证券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选择。
随着互联网金融领域竞争的逐渐白热化，资产证券化正在成为互联网巨头之间对接和开辟资本市场的重要工具。而通过互联网，资产证券化在内涵、模式上均有较大的创新和发展。无论是在基础资产汇集、破产隔离、增信评级、发行与交易等各个环节都呈现与传统资产证券化不同的特点。 政策放宽
与美国相比，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时间不长。自2005年开始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但2009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试点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1年才恢复试点。2013年国务院决定扩大试点工作。
作为新金融的一个切入点，在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背景下，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盘活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带动GDP增长。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资产证券化的政策窗口不断打开。
去年11月20日和21日，银监会和证监会先后颁布《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标志着中国资产证券化正式开启备案制时代。
此前，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从项目实施到最终发行，往往要经历五个月以上的时间，有的产品的“初始起算日”与发行日相距八个月之久，池内部分贷款已经到期的情况也不少见。
而在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行政审批取消之前，券商上报资产证券化产品方案往往要经过材料补正、两轮意见反馈等多个环节，从申请材料到产品获批，多数产品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落地。
信贷类和企业类ABS备案制的双双落地，资产证券化的市场空间开始被打开。
随着发行流程的加快和信息披露的提高，中国资产证券化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2512.66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为920.55亿元。这使得中国跃居为亚太区最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新发行市场。
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对银行而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第二类，对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而言的企业资产证券化（ABS）;第三类，对保险公司而言，多为资产支持票据。
而与之相应的，国内资产证券化有三个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包括新三板以及券商OTC柜台市场）和私募（场外）市场。其中前两者可以统称为公募市场，也是主流的ABS市场。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在已经发行的7000亿元左右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中，以商业银行为主，汽车金融、资产管理、金融租赁为辅的金融机构发起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超过5000亿元，占比大概是四分之三，绝大多数是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的资产证券化不到1500亿元，是以交易所市场发行为主。
在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动力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但是中国金融银行业一枝独大的局面，决定了在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原动力和主要的发起人。目前，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出表动力不足。中小商业银行虽然需求强烈，但空间不大。博人金融CEO宋光辉告诉《财经》记者。
从国际经验看，保险资金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最主要的投资者。由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与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期限短、收益率低，保险资金实际投资占比很少。201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共289亿元，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0.25%。
今年8月25日，保监会印发《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管资产支持计划业务进入常态发展阶段。资料显示，自2013年4月保险资产支持计划试点业务启动，截至目前，全行业有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业务试点，共注册22单计划，累计注册规模812.22亿元。
“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监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制度相对比较成熟，监管规定也比较细。证监会在机构、责任划分方面规定较宽松，保监会的监管规定介于这两者之间。目前基础资产没有公布负面清单，创新空间比证监会要宽。”接近保监会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机构抢滩
面对资产证券化的蓝海，券商、信托、基金子公司等机构纷纷迅速布局。
不同机构展开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各有侧重：就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而言，业务体量最大的主体是券商，基金子公司刚刚开始发力。而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受托机构全部为信托公司。
目前，以券商、基金子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SPV（特殊目的载体）的资产证券化，无论是发行数量和金额上，占比仍较小。申银万国预计，未来企业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证券化有望齐头并进。
对券商、基金子公司来说，规模更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很难涉足，只能以承销商的身份参加。据悉，此前证监会曾专门研究券商、基金子公司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可行性，但后不了了之。
“整个ABS的大头是银行，但是目前银行没有很强的动力出表，这是现实情况。企业ABS占比相对较低，但竞争异常惨烈。”嘉实资本副总经理王艺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其实，整个企业ABS规模之所以偏小，是因为现在最有可能大规模展开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BT项目不在范围”。王艺军说。
事实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BT项目作为基础资产的企业ABS项目，其基础资产现金流稳定，收益率亦相对较高。地方政府透过ABS将大型基建项目转让出去，引入社会资金亦符合政策导向。但监管担心银行将这部分资产出手后，又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融资规模，导致地方债务大举扩张。
基金子公司集中发力资产证券化业务主要是基于其数十万亿的市场空间以及传统通道业务的萎缩。
今年10月16日，嘉实节能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设立，这也是国内首单央企环保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王艺军告诉《财经》记者，自2012年开展私募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尝试，嘉实资本已在债权、收益权、商业地产等多个领域展开布局。
富诚海富通董事总经理、ABS项目负责人翁江告诉《财经》记者，公司很看好资产证券化业务，已将ABS作为公司的战略核心。截至目前，富诚海富通累计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达35亿元，在所有基金子公司中排名第二。细分到租赁行业ABS产品上，管理规模在全市场亦位列前三。
“不同于传统资产管理业务，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更多投行的经验和积累，券商更有优势。”王艺军告诉《财经》记者，在资源积累方面，券商有更多项目经验沉淀，比如此前承销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的项目更容易转化或衍生出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先天优势。
不过，在王艺军看来，资产证券化的市场蛋糕本身十分大，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给基金子公司去弥补这块短板。 监管挑战
其实，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比较成熟，已成为其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品种，尽管在次贷危机后有所下降，但目前占比为25.35%，相较而言，国内的资产证券化占固定收益的比重不到5%，仅为2.7%。可谓刚刚起步，潜力巨大。
“虽然前景广阔，但眼下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流动性问题，这一直是资产证券化的痼疾。”宋光辉说。
据Wind资讯统计，2014年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交易为16.06亿元，且主要集中在证监会监管的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仅占全年债券总交易量的0.004%。
目前发行规模最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集中在银行间市场，投资者主体仍然是银行业机构，往往都是持有到期，基本没有流动性。
“从根本上看，还是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优势地位太强，其它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发展相对不足，整个机构投资者的群体不够丰富和多元化，影响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流动性。”宋光辉说。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相当复杂，其创立、发行、交易各个环节涉及到不同的监管部门。但现在的多头监管体制使得资产证券化发行成本大大提高，也造成了资源错配。与此同时，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起、审批和运作操作过程中，信息分散在各个监管部门，造成了发行主体在监管部门当中套利。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曾撰文建议，各监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增强合作，尽早实现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互联互通，使资产证券化的供需两端都得到有效释放。这样既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又能使各类投资者方便参与两个市场的投资，从而增强流动性。
在李剑阁看来，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挑战。
“其实，不只是监管体制，整个制度的顶层设计以及法律环境的完善都是必须的。现在国内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规层级太低，法律效力不高，制约业务发展。”保监会资金部罗桂连博士在一次论坛中称。
罗桂连建议，应该推动研究制定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等基本法规，明确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主体地位，解决资产独立、破产隔离等关键法律问题，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法规政策。在他看来，立法是资产证券化制度建设的核心，从国外的经验看，立法亦能够对资产证券化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资产证券化相关的税收政策也应进一步明确。
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近期表示，有关部门应参照国内外资产证券化税收体系，结合中国税收法律环境，明确企业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给其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同等税收优惠政策。
正是由于制度设计尚不完善、法律欠缺，所以尽管公募ABS市场的政策利好不断，整个交易所场内资产证券化规模经过初期的增幅后开始放缓，与此同时，场外私募资产证券化已经稳步发展。
与公募ABS相比，私募类ABS门槛低、流程快、效率高，入池资产的范围也更加广阔。事实上，很多机构、地方金融交易所已经开始了私募ABS的探索。平安集团旗下的陆金所做的信用卡应收帐款资产证券化，已然很成规模。
郝延山亦告诉《财经》记者，京东后续相关项目可能会考虑以私募的方式来做。“与公募相比，私募发行时间较短、结构设计灵活。”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大宗个性化交易、定价复杂的特点，更适合在监管成本较低、适合一对一询价的场外市场发行。在发达国家，高度灵活的场外市场才是资产证券化发行的主要场所。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5
[摘 要] 同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和保险存在着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关系，在信托、保险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一方面信托未作为保险投资渠道而得到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保险业面临着拓宽资金运用渠道的当务之急。应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促进保险资金运用多元化，加速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根据保险资金的性质特点和运用原则，灵活设计信托产品，为信托赢得资金来源；根据信托业发展需要，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开辟新的保险市场，推动保险服务创新；加强信托、保险金融服务融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一、从信托业、保险业的职能看，信托业和保险业存在着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关系
目前，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成熟、商业信用乃至货币信用的发展，以及分工的日益精细繁复，信托得到了蓬勃发展。保险公司既是风险保障的提供者，又是金融资产的管理者。在创新和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各金融机构业务全能化、综合化，积极开发新产品，信托适应性强，灵活多样，富于弹性，保险公司管理着全球40％的投资资产，保险和信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美国的信托业经历了起源于保险业，后逐步推广发展成为商业银行兼营信托业为主的信托模式的发展历程，目前金融信托业已成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信托机构可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员。在美国，保险公司是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上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并通过本身的风险管理的专业能力，以抵押贷款信用保险为资产证券化增强信用。美国的保险公司通过创立或加入共同基金、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等多种信托方式拓展投资渠道，如投资不动产信托（REIT）不向美国联邦当局交纳所得税，同时必须将其收入的90％分配给股东，美国许多州也对REIT豁免交纳州所得税，REIT与债券、股票的相关性均很低，有利于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日本1996年的金融改革取消了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信托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允许寿险、财产险以及保险业和其它金融业相互渗透，取消保险公司资产运用限制，放宽保险商品设计限制，废除养老金“532”资产运用限制，放宽证券投资信托资产运用限制，人寿保险公司可以作为形成财产基金信托的受托人，日本已经进入了“信托时代”，信托的金融功能和财务管理功能均得以充分发挥，信托业务蓬勃发展。英国的投资型保险是将终身险、养老险、定期险及年金金额与投资信托基金的市价连接起来，英国寿险公司通过与既有的投资信托公司合作、与既有的投资信托基金的管理公司合作，共同创设投资信托基金，自行创设投资信托公司自行管理等方式进入单位连接保险市场。由于英国是投资信托的发祥地，投资型保险顺利发展，投资型保险保费占总寿险保费比例达到50％。
三、加强信托保险的互动发展是中国信托业、保险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初步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国资本共同参与的保险市场体系，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可运用的资金不断增加。截止2003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达8 739亿元，预计到“十五”期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步拓宽，如允许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的回购、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大额协议存款等。根据保监会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保费收人为3 880.4亿元，截止2003年6月底，银行存款为3 576.3亿元，国债投资为1 262.5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为365.8亿元，资产总额达7782.6亿元。由于保险投资体制不完善，资金运用率普遍偏低。从现有的保险投资结构来看，目前保险资金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保险资金运用额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国债，其它为投资证券投资基金、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而银行存款中人民币大额协议存款占72.1％，由于协议存款的利率大幅度下调，使保险业的资金收益下降。由于受资本市场的影响，保险业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是负21.3％，从而使保险业的资金运用率由2001年的4.3％下降到2002年的3.14％。在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如何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在保证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资金盈利能力的问题。
与证券市场低迷形成对比的是，不断涌现的信托产品相继掀起了购买热潮。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实施，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市场定位将逐渐廓清。信托投资公司将回归本业，作为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专业化的、综合性的资产管理机构，适应社会对外部财产管理制度的强烈要求，基于委托人的信任广泛开展受托理财活动。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国家有关法律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等。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可以接受为了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公益信托等。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时，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等方式进行。信托公司受托理财的信托财产，除了现金、动产、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等有形资产，还包括物权、债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信托法》、（管理办法）为信托业的重塑和市场化经营提供了很宽的业务边界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托投资公司在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背景下，事实上成为国内唯一准许在金融市场和实业领域同时投资的金融机构，根据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之间的热点灵活改变投资方向，具有国内其它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行业优势，从而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凭借其专业优势推出各具特色的信托产品，集合社会资本，投资经济建设，开创了以信托计划为金融工具投资城市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的新通道，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良好的流通性、安全、稳健等特点，从而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追捧。
进入2003年，随着股市行情的变化，面向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信托计划纷纷面世。信托产品的设计反映出信托公司具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能够根据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之间的热点转化，灵活地改变投资方向的优势。根据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的追踪统计，自2002年7月18日至2004年1月末，已推出的集合信托产品达255个，总规模约为252.62亿元。广泛涉及城市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管理层收购、证券投资、外汇、不良资产的处置、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等，信托产品的开发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信托创新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亮点。
由于信托公司在办理信托业务过程中，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它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保险业聚集的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巨额保险基金成为信托公司营销的重点。然而，与银行、证券、保险并列成为现代金融体系四大支柱的信托业还远未作为保险的投资渠道加以重视和利用。金融业内部加强协调和沟通，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加强信托、保险的合作，在合作中优化资源配置，进行优势互补，是信托业和保险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四、加强信托、保险合作的思路
（一）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促进保险资金运用多元化，加速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
投资管理已成为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经营的重要环节，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新（保险法）对原有资金运用的禁止性规定作了适当修改，授权国务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其它资金运用作出具体规定。应充分认识信托具有功能齐全、手段灵活、综合性强的特点，可以连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为信托资产提供金融服务的作用，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利用信托的桥梁和管道作用，利用信托的专业理财优势，投资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打通保险资金运用于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众多领域的通道。
（二）根据保险资金的性质、特点与运用原则，灵活设计信托产品，为信托赢得保险资金来源
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职能、融通资金职能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之必然要运用保险基金。保险基金是保险公司专门用来履行保险合同所规定的赔偿或给付义务的专项资金。由于保险资金的筹集和支付受保险契约的制约，所以保险基金在履行经济损失和给付义务方面就具有保证性、及时性和条件性的特点。保险资金不仅要保证其专用性，而且还必须具有随时处于备付状态的变现能力。保险基金的性质、特点与构成决定了保险基金的运用原则，保险基金的运用更注重安全性和流动性，以保证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信托公司利用保险资金开发信托产品时，必须增强流动性、安全性的设计，利用银行、证券、网络等渠道提供交易、转让、质押贷款等流动性平台，在强调本金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低风险下的较高回报，吸引大规模的保险资金为信托赢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范文6
年岁交接之际,银监会在10天内两度发文,直指银行表外融资,严控“失踪信贷”。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2009年12月底,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113]号文件)(以下简称“113号文”)。
“113号文”对于“双买断”式信贷资产转让明确叫停。这一方式因能让转让信贷同时从转出方和转入方“出表”,一直被商业银行广为采用,常用来规避监管考核。
其具体操作模式为:在即期签订一份买断合同的同时,签订一份远期回购合同。由于双方同时拥有两个合同文本,无论转出方还是转入方,均可拿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合同应对监管,从而使信贷资产从双方的资产表上“失踪”,使央行信贷规模统计失真。
而在此前约10天,银监会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111]号文件)(以下简称“111号文”),对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进行管控。此前,这一业务同样是商业银行转让信贷资产、将表内融资“表外化”的通道。
穆迪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末,中国信贷转让总规模至少8000多亿元。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09年会甚于2008年。
挤压表外融资通道
无论“111号文”,还是“113号文”,银监会用意明确:严控表内融资表外化,防范“信贷失踪”。
“113号文”规定,信贷资产转让应遵循真实性出售原则,禁止非真实转移。要求“转出方自身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采取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
“113号文”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论是转出还是转入,均应按照有关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地向监管机构报送相关数据信息。
商业银行人士认为,这两条要求对于当前的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将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必须真实出表,且被纳入监管透视之下,其业务操作成本和操作难度将大大增加,这可能让此前盛行的“双买断”式转让戛然而止。
同时,“113号文”和“111号文”,都对银信合作的信贷资产理财业务予以严格规范。而信贷资产类理财,正是此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的第二大通道。
“113号文”指出,信贷资产理财类产品必须向客户充分披露信贷资产风险收益特征和五级分类状况;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应符合整体性原则,投资的信贷资产应包括全部未偿还本金和应收利息。
此前,“111号文”要求,银信合作的信贷资产理财产品必须遵循信托公司资产自主管理原则、信托公司资产真实持有原则、信托公司资产来源独立原则。
商业银行人士认为,上述条款的综合释放,将使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通道大幅收窄。
信贷转让冲动
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银监会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1%以上、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0%以上、要求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并对信贷规模进行一定约束之后,为达到监管要求,信贷资产转让业务风生水起。
这导致银行的信贷规模不断通过“资产转让”而扩张。业内人士估计,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真实新增贷款可能在10万亿元以上。
一家股份制银行山西分行公司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说,2009年该分行通过信贷类理财产品转让出去的贷款,大概有20亿元;占该分行2009年新增贷款总额的30%左右,占其贷款余额的10%。
而与2009年相比,2010年受制于信贷总规模的下降,商业银行资产转让的动力依然强劲。
摩根大通银行及金融研究部副总裁陈舜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2010年银行不担心项目,但担心贷款额度。打包卖出2009年贷款利率较低的资产,在2010年更高的利率环境下增长更多贷款,自然成为部分银行的选择。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证实了这一说法。他透露,该分行在2009年的新增信贷达到70亿元,但2010年的分配额只有30多亿元。信贷资产转让,正是该行在2010年的工作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