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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1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6] 刘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法律问题研究［J］．南方论刊 ．2011（5）．
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2
摘要：当前，刑民交错问题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衔接民事判决与刑事立案的问题亟待解决，实践中涉及非法集资的民间借贷合同对已执行部分可将超过集资参与人本金的部分予以追缴，对刑民交错问题，刑事事诉讼的进行并不妨碍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认可。
关键词：刑民交错；民间借贷；刑事程序；合同效力
一、法院的民事判决与刑事立案衔接难题
法院民事判决和刑事立案衔接难。有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进入刑事程序前，部分债权人对债务人己经提起了民事诉讼，被刑事立案后，如果法院还未对之前的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对于该种类型的案件，一般会遵循先先刑后民的原则，而且提起民事诉讼的借贷关系等案件会纳入刑事诉讼中一起处理。但是在法院己经作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如何处理存在争议，各地方法院也有不同的处理。有的地方是将判决涉及的借贷案件排除在刑事程序外，而有的地方则将其一并纳入刑事程序。2014年3月25日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明确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但仍然回避了已执行案件的处理，此时对民事判决如何处理，是否应撤销并追回被执行财产？这仍是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的难点。
二、对已执行完部分财产的刑民衔接及建议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刑事、民事案件互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意见》参照其规定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作了明确。强调在同一法律事实下，刑事案件应当优先于民事案件，对于公检法正在侦办的非法集资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检法在侦办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法院。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面情况处理。
实践中，部分集资参与人在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立案前或者刑事诉讼过程中，以经济纠纷特别是借贷纠纷为由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返还集资款项，部分案件民事判决生效后，涉案财物被强制执行。上述情况导致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基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交叉，既不利于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容易侵害其他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意见》规定，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国家法律对于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所持的态度，通过上述的规定，对于集资参与人所得的利息、回报等应当予以追缴，以及对于集资参与人的财物返还以本金为限，这都充分说明，立法者对于构成犯罪的非法集资案件所涉及的借贷合同的效力的态度是否定的。对于合同效力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无论是《意见》还是之前颁布的解释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并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于案发前，已执行案件也应当借鉴上述该《意见》的处理，对于这类通过执行返还集资参与人的财产，应当做出类似的处理，如果集资参与人执行到的财物少于本金的，则应当将该判决并执行完的案件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如果执行到的财物超过集资参与人本金数额的，则超过的部分应当予以追缴，并作为集资财产用于返还其他集资参与人的本金或者依法追缴。
三、非法集资案件中刑民案件的交错问题
实务中，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关系一直交错不清，即单一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集合的民间借贷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这里也就涉及到单一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与集合的民间借贷的效力问题。非法集资犯罪尤其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借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合同关系，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其产生的民事权利本身应受民法保护的，也即该行为有效。当这种自由损害到在社会公共利益及市场秩序时，国家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适度干涉与调整，在刑法中规定了非法集资类罪名。该行为具有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无效，因而应当认定各组成该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无效的。一前一后民间借贷关系的有效与无效的冲突，其实质是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解决法律冲突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选择不同，故如何在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与非法集资罪所保护的金融秩序法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妥善处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与借贷合同民事案件的核心与关键。
民法是私法，关注私权的保护。而刑法是公法，关注刑法规范法益的保护。如果我们以刑法保护的法益为优先价值选择，即认定借贷合同为无效，则集资参与人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果我们以民法所保护的私权为优先价值选择，就会放任这种侵害社会公众秩序和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更多的社会公众受到损害。从这一点，刑民交叉产生的矛盾似乎具有不可调和性。如何实现二者“法益”的最大化？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事借贷行为，往往只要进入非法集资范围就一律予以否定，然后全部纳入刑事处理程序。这种单一的处理方式，不仅增加了司法成本，而且抹杀了市场经济中“利益―风险”的对应均衡机制，造成实质上当事人权利保护失衡。故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应采取更加理性、多样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类型债务，以实现意思自治与非法集资的制度交融。就此议题来说，其关键在于非法集资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意思自治的民法效果作何评判，以及意思自治在何种情况下构成对非法集资罪的法律排除。最终归结为一点，即惩罚和保护如何平衡的问题。①
从民间资本的发展趋势看，民间借贷市场资本日渐活跃，广大民众手中的闲散资金有投资的欲望，而广大中小企业又有吸收资金的市场需求，从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良方之一。同时，民家借贷市场的活跃，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鼓励民间借贷的发生具有其必要性。
因而，我认为，认可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相关部门也在推进相关司法解释及具体操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这需要建立在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法规做出进一步明确，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建立在更为完善的监督机制的前提条件下的，如果只是空谈对那一部分的效力认定为有效，或者将那一部分排除在非法集资范围之外，操作性不高，且认定标准较为抽象复杂，不具有实践操作性，且对于证据的收集及认定也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刑事诉讼的处理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债权人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韩耀元、吴峤滨.“《关于办理非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人民检察》，2014.（9）：33
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3
一、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风险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中，因额度不大，老百姓都比较喜欢现金交易，不愿意走银行转账，又没有债之担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拿出一张不是很规范的欠条，在发生不能正常还款的情况时，有些事实根本就说不清楚，查证也很难，甚至诉到法院，给法院审理案件时也带去很大的麻烦，据法院不完全统计，90%的民g借贷案件都是这个情况，没有担保，证据单一，不容易查实。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过，一些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被允许，当然不能以此为营利手段，确实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来融资，才认定为有效。这里如何判定两公司之间的借贷是否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这个度的把握就很重要，同时要把握出借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如果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不是用于生产经营，而是转贷牟利的，这些都会造成合同的无效。
二、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理论与条件
现在社会人们遇到纠纷时，多数人会采取诉讼、仲裁、协商调解等手段来解决，虽然这能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作用，但却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才能达到目的，而且它们是在纠纷发生之后才启动的程序，事实上，许多纠纷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阶段，公证恰恰有这种作用。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两部法律的两条规定，是公证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另外，司法部的《公证程序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及中国公证协会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都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做了规范。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为：1.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3.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4.《公证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公证的作用及程序
当前，对于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当事人申请时，就已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对违约的后果即强制执行做出了承诺，这样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然后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无须再经过诉讼或者仲裁程序，达到与诉讼相同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来说也比较便捷，节省了时间和财力，有利于纠纷的及时了断。同时，债权文书经过公证后，债务人更加明确了不履行债务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加强履约的责任心，有助于防止纠纷的发生。
在实际操作中，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主要分两个步骤：
1.当事人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涉及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文书，担保人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担保人也应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公证员对各方当事人的资格、债权文书的内容、债务人是否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进行审查，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公证员对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事实以及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等情况进行审查核实，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执行证书。
四、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中应注意的问题
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会导致执行证书的使用效力，也会影响公证的公信力。
1.对借贷双方身份及履约能力的审查。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应审查放贷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对借款方的还款能力，抵押的财产，担保的措施等进行审查，确保一旦借款人无法顺利履约时，有可执行的财产，能够顺利收回出借的资金。
2.对借贷合同的审查。借贷合同要采用书面的形式，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担保人）要明确承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自愿放弃抗辩权。合同内容要合法，谨防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谨防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谨防借款人借款用于赌博、诈骗、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3.利率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的受法律保护，超过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对于年利率24%到36%之间的部分属于自然之债。
4.债权转让的问题。债权人将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受让人持原公证书、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人同意转让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如有必要，可以在合同中加以明确。
5.出具执行证书前的核实问题。借贷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时的核实方式及举证期限，如果核实地址发生变更，需在一定时间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公证处及另一方，以便公证处核实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如被核实方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回复，或者提出异议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则视其同意债权人向公证处提出的债权人已完全履行合同的证据和债务人违约的主张。对于核实方式，建议采用信函核实与电话核实两种方式相结合，信函核实的宜采用国家邮政机构寄送的方式；电话核实宜以录像、录音的方式对核实过程予以保全。
五、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价值及建议
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4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
作为金融借贷的一种弥补手段,民间借贷现象盛行。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很多纠纷,这些案件诉至法院判决后,往往有大量进入执行程序。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中,我们往往能读到这样一句“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欠款及利息(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及罚息标准计算)”,也即是本文要探讨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问题。那么,在执行程序中,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法律依据又有哪些呢?
一、《民诉法》的规定及其立法本意
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依据该条规定,只要民间借贷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说得到法院判决的认可,那么迟延履行债务者要在迟延履行期间内加倍支付债务利息。因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本意在于对迟延履行债务的人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惩罚。由此,法院在执行时,也应本着这种立法初衷出发,对迟延履行金钱债务的被执行人予以加倍执行,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二、有关执行《批复》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此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对应为修改后的《民诉法》的第二百五十三条。依据该条得出的计算公式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笔者以为该规定不妥。
审判实践中发现,民间借贷大多数约定的利息都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而该条《批复》中,用“一刀切”的方式定死了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于实践中的情况大相径庭。比如,若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时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2.5倍,该案后因纠纷诉至法院并进入执行程序,若依照《批复》来计算迟延履行期间,那么申请人岂不是将得到比约定更少的利息?如果这是这样的话,那么,被申请人则巴不得迟延履行,因为那样可以支付更少的利息。结果反倒是,法律纵容了被申请人,纵容了迟延履行的不诚信的行为。这明显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因此是不可取的。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回到适用法律、法规来处理。
然而,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那又该如何来区分适用情形呢?
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该条解释很明确,民间借贷中,只要约定的利息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李旭的四倍,即可获得法院判决的支持。结合《民诉法》意见第二百五十三条,法院执行中,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息四倍范围以内的,其“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该约定利息(小于等于银行同类贷款利息四倍的)×2。
此外,有些民间借贷未约定利息、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利息低于银行同类贷款利息的。为符合立法精神,体现惩罚功能,其执行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银行同类贷款利息×2。
四、小结
综上,法院执行工作中,对于金钱债务“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如下:
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5
关键词：间间借贷：立法目标；法律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69-05
民间借贷作为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在国外的研究中被称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未对民间借贷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对民间借贷概念的界定是相对正规金融而言的，是指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需说明的是，此定义并非从合法与非法的角度来阐释的，因为有些非正规金融活动按照现行法律是非法的，但是也有很多非正规金融是合法的。如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下的民间私人借贷。
民间借贷的兴起是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既定的背景下，政府、正规金融机构、各种经济成份的经营主体、社会公众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这种变革背后所体现的是社会转型期人的自利动机与原有制度约束之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一、民间借贷立法目标的反思
我国的金融体制与制度设计至今都没有充分考虑民间自由融资的客观需要，而是以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为中心。通过建立并控制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确保把居民与企业资金集中在国有金融体系内，保持对金融体系的有效控制机制，来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金融法律的立法目标及其制度设计首先并不在于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是阻止市场性的金融活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使银行部门实际上成为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之间输送资金的管道，为国家按照自己的偏好配置金融资产提供了便利。而民间借贷的兴起，无疑分散了国家对资金的垄断与调控能力。所以，为了维持这种体制性的需要，现行金融法规、政策均严格控制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和业务活动。纵观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变迁，总和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否相对应，在民间借贷发展较好的时期对其管制相对较少，一旦出现问题就严厉打击，体现为以行政管理为主线，刑事惩罚为辅佐的基本思路。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业已证实，这种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与管制并未促进国有经济的同比例增长。反而是民营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支持对民间借贷进行管制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金融安全论。按照这一观点，民间借贷活动具有运营不规范、高利率、高风险等缺陷，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所以，为了国家的金融安全，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与稳定金融秩序的考虑，有必要对其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这也成为我国对民间借贷政策与法规十分谨慎甚至保守的理由之一。这种观点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意识是我国几千年来对民间借贷的历史偏见。但是，热情激愤的批评无利于我们探寻民间借贷兴起背后隐藏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首先。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利率高低的确定不是以我们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的，而是由借贷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契约执行环境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的。民间借贷高利率的形成与对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所导致的交易风险与成本加大不无关系。其次，民间借贷运营的不规范。同样与金融管制政策的不稳定有关。正是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借贷双方难以有稳定的交易规则，民间借贷总是随着行政管理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转变经营策略来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加大了这种信用活动的金融风险。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放弃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应将重点放在保障交易自由、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等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建立与完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来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目标。
二、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的构建
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民间借贷的兴起同样蕴含着人们对法治理念的追求。法治理念强调法律至上，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对公权力的限制来实现对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价值目标的追求。而法的价值表达了法律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对于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均有指导作用。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构建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基础。具体而言，民间借贷法律的价值体系不仅指价值的组成，也包括组成价值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
在法律上，自由首先意味着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和实施一定的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又必须与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相一致。因为自由存在着被侵犯和滥用的双重可能性，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来保障自由免受侵犯与滥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国家强制力属性可为其提供保障。而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首先意味着民间借贷主体具有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非法的阻碍，特别是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其次，交易自由、营业自由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事情，如果那样就会导致人与人行为的冲突，其结果是大家都无自由可言。所以，通过对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设定可以保护民间借贷自由权利在依法行使时受到法律保护、在滥用时受到法律惩处。只有从法律上确定民间借贷自由权利行使的范围，才能把原本混乱的秩序变得井井有条，实现真正的自由。当然，自由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还要受到其生活的物质条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绝不能成为忽视甚至否定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理由。
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确立还具有消除因权力寻租所导致的腐败的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是在自由交易基础上的价格形成机制，但在金融管制背景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则主要依靠政府公权力的人为分配。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存在很多弊端，面临如何对其控制的金融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府并非具有完全理性，会由于集体有限理性的存在而产生政府失灵，会导致干预的非效率、公共政策的失效以及权力寻租与腐败等。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来安排的，此时政府官员手中管制经济的权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各种利益主体为了获取资金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于是腐败便产生了。这种权力寻租活动在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越严格时会愈加严重，如在证券与银行等严格管制的市场。由于证券市场事实上存在着的金融管制，并非所有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企业均能进入，最终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管制部门手中，企业为获得上市融资的有限名额就会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积极活动。于是权钱交易就会发生了。在银行的借贷市场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出于所有制和风险的考虑，一般会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各类非
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支持却极其有限。于是民营企业为取得所需的资金，要么转向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要么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贿赂等非法方式从证券、银行等正规金融市场来获取资金。“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越多，产生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大。甚至某些机构或官员通过主动设租来牟取非法利益，导致权钱交易，腐败滋生。金融市场的权力寻租不仅会引起权力腐败，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收入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营业自由有助于克服因权力寻租所导致的腐败现象。通过资金需求双方的自由交易与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把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消除因金融管制产生的种种弊端。但前提是民间借贷的自由价值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否则自由的实现及其现实意义就无从谈起。首先，要确认市场主体拥有自由权利，对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营业自由从法律制度上予以确认。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主体享有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交易得以发生的前提，对民间借贷的过严管制不仅限制了融资双方按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的自由。也是对公民财产自由处分权利的漠视。如果让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那么适应各类大中小型企业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与机构就会如雨后春笋出现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其次，应当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政府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能范围区分开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应该是一种“需要国家干预”时的适度干预，若干预超出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界限就会导致“租金”的存在和“寻租活动”的出现。要限制金融市场的寻租活动就必须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政府，政府所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法律制度来保障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
(二)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
效率一词最初源于经济学，基本含义是指投入与产出间的比例关系。法律的效率价值包括经济效率价值与社会效率价值两方面。经济效率价值是说一项法律制度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则其必然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法律，而社会效率价值是说该法律制度能够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权力运行的合法高效。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也可以从上述两方面展开，其经济效率价值指通过法律所提供的稳定规则，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提高效率；社会效率价值指通过对合法权利的界定与公权力运行的限定能够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
效率是经济和法律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市场经济存在着风险，法律的本质是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稳定的信息，使人们容易预测其行为的结果，对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作合理的预期，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使当事人能预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以选择合理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博弈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提高经济效率。虽然制定法律制度需要成本，但其费用要远低于没有法律制度时双方交易的费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规则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人们运用法律制度来稳定交易规则的经济动因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稳定的交易制度，同样可以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如果对同样性质的交易者使用不同的规则或者没有稳定的规则，不仅会导致规则的模糊，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无序。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交易价格过高(在借贷关系中表现为利率较高)与没有稳定的法律制度供给不无关系。首先，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在每次交易时都要经过博弈的过程来重新达成交易规则，把精力浪费在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其次，由于没有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调整的法律规则，故不能形成稳定的交易规则，导致其交易风险加大价格上升。所以。如果从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界限并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那么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降低，利率也会回落到合理水平。
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提供还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力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既是公民其他权利得以行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市场经济法治不可动摇的前提。但我国对待民间借贷的态度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政策的原则性和随意性特点决定了难以为民间融资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宪法确立的对公民合法财产和权利进行保护的基本条款。民间借贷――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使用资金的权利――产生发展的法律根据，从根本上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也是阻止或防止公权力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政府的首要职责应当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不是不合理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更不是与公民争夺利益――垄断金融市场，排斥民间借贷。对民间借贷主体权利的确认可以把目前鱼龙混杂的民间借贷市场与机构加以规范，通过明确民间借贷成立的条件、权利义务和业务范围等，使符合规定的主体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此外，确立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还具有打破垄断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我国金融市场的垄断源于政府的特许，由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形成融资市场的垄断。金融垄断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与我国金融企业竞争力的降低，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而民间借贷的存在，会对当前正规金融形成压力，促使正规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内部变革，从而增加竞争、提高效率，有效的消除垄断的危害，增进社会福利。
(三)民间借贷法律的秩序价值
确立民间借贷的秩序价值的意义在于理顺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设定公权力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的权力与责任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稳定有序。
由于对民间借贷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法为交易双方提供有力的保障，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权利救济，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时常出现。民间借贷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常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导致相关主体不会(同时也不敢)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市场竞争中，而是采取一种侥幸心理来获取利润，结果就可能会使某些经济主体不考虑长远发展而目光短浅，不守信用，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而政府的不当干预与管理手段的简单化，会侵害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导致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管理难以走出混乱――管制――萧条――放松――混乱的恶性循环。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机构对民间借贷过分干预的不恰当管制政策以及对民间借贷合法权利的漠视，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此外，由于在立法上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法律界限不清，在司法上存在着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也会带来诸多问题，导致金
融秩序的混乱。如司法实践中多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判定合法与否的依据，但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往往很难认定，必须要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而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司法机关在审判中很难有一致标准作为判案的依据，导致同样的行为有不同的审判结果，最终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秩序。因此，我们首先应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从法律上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使交易双方能够行使其合法权利并履行其应尽义务，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其次，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设定政府在金融市场享有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使其成为维护交易自由、防止不正当竞争、惩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有效力量，以弥补市场缺陷。
(四)民间借贷法律的正义价值
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而对民间借贷的许多歧视性规定则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这种崇高理想，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公正。
虽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民间借贷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受到的管制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如可以集中金融资源来优先发展某些产业等。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再用以往的制度来调整金融领域就是对民间借贷的不公平对待。也会阻碍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人世后，民间借贷不能享受与外资金融机构同等的待遇。因此，消除对民间借贷的不公平对待，以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刻不容缓。我们知道，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通过对社会各种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来实现正义，即对正义的初次分配；二是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解决来实现正义，即对正义的再次分配。实现途径包括把指导分配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力、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所以，民间借贷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首先要给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同等的对待，消除歧视，赋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同样的权利，以实现对正义的初次分配。其次，在民间借贷受到不公平遭遇时，能够获得法律救济，以实现对正义的再次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别，而不应根据所谓的内资外资、国有民有的不同进行差别对待。在金融市场中，凡是国有资本和外资能够进入的领域就应该对民营资本放开，并在民间借贷受到不法侵害时给予同等的保护，真正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五)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民间借贷的法律程序范文6
关键词：民间借贷、借贷纠纷、对策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财产的增多，作为一种古老的、长期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的融资手段的民间借贷迅速膨胀，有效地调剂了居民、私营企业和个体商户之间的资金的周转问题。但是，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随意性特征明显，而且又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约束管理，所以，近年来关于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多。
二、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造成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普及度较高的法律。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约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相关的监管也不完善。
其次，民营企业为代表中小企业的经营中存在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相对低下，盈利能力差，资金偿还能力差等，所以以银行为主要代表的金融机构难以对其注入资金。中小企业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只能另辟蹊径，民间借贷的存在，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条件。近年来，由于民间融资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俨然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由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为了追求利润，对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视而不见，盲目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借款人正是抓住出借人的逐利心理，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出借人的身上，从而使借出的资金无法收回。而出借人对于资金的追偿，经常采取“武力”催债的方式，这些严重的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也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因之一。当前民间融资利率一般高于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当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收取的利率更是高，有的甚至是利滚利，与高利贷性质相同，这无疑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有时甚至超出了资金借入方的承受能力。当借出的资金无法收回时，资金的供给方无法实现其预期的利润，资金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前，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相关的法律，比如《担保法》、《物权法》等了解不清，在办理借贷时不清楚相关的步骤，以及抵押担保等的手续。很多情况下，办理借贷时，安全意识缺乏，没有签订正式的履约合同，大多数就一张欠条，诸多关键问题诸如利息、期限、担保等都未做约定。当借贷及时结清时，一张欠条方可，可是，当资金无法及时结清时，纠纷就会出现，由于缺乏可靠的合同等，使举证非常困难。
三、建议和对策
（1）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原因。所以，制定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完整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方式融资的融资主体、融资规模、融资期限、融资利率等进行适当规定，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律法规规范的范围之内，使民间借贷行为按规定操作，减少纠纷。其次，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政府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实行规范化管理，在借贷关系中充当公证人的角色，要求借贷双方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保证民间借贷的透明公正，由政府监督其履约的状况，使民间借贷由单纯的依靠借贷双方的信用转变成依靠法律和相关监管部门，以确保民间自由借贷的健康有序进行。
（2）加强放贷前的审核工作。因为中小企业是民间借贷的主体，在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前，对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尽行详尽的调查，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在放贷之后，应定期对借款者的资信状况和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后续跟踪，一旦发现企业出现异常，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要求借款者提前还贷，或者重新选取质量稳定的抵押物。
（3）民间借贷的资金供给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为借款人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时，往往收取的是比一般金融机构高出许多的利率，这无疑使成本风险增加，有时甚至达到高利贷的水平，所以，要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核力度，对是否是高利贷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对民间借贷的利率给予一定的浮动空间的限制。
（4）加强对公民法律知识的教育。教育他们树立风险意识，对《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知识进行宣传，在出借款项时要求贷款方提供担保，最好要求借款人找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来对其进行还款保证，必要时可以让借款人以存款、房产等个人财产作抵押，完善担保或抵押手续，这样即使借款人出现赖帐或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时，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物权或抵押权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避免损失。在双方就贷款达成一致意见时，要订立规范的合同，就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重要内容，在合同中详细陈述。
参考文献：
[1]朱峻宏，《民间借贷：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商场现代化，2010.7
[2]黎燕，《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几点思考》，金融与经济，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