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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1
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同时它们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这就使得它们对发达国家需求的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敏感。例如1996年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而这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90年代转为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亚洲经济无疑是一次重击。
（2）“泡沫经济”也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原因。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房地产的巨额收入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这个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因此，亚洲经济工业化进程被缩短，货币化程度过高，多余的货币没有实际的劳务和商品作为依托。
（3）国际游资的参与是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当时，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资基金在亚洲兴风作浪，使得一部分资金从亚洲撤出，造成这些国家货币的巨大压力，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2、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创造了大量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打包出售，并通过投资银行对其进行证券化，卖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投资者。这不仅使银行将资金回收，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还使得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串在一起，同时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使风险不断放大。
（2）信用风险管理不严格。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假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会持续增长，因此，发放贷款时就不考虑借款人的信誉。但是，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是有波动的。在对信用风险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呆坏账，甚至是银行破产。
（3）房地产市场扭曲繁荣。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共降息25次。持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行业火爆，很多投资家也将资金转移到这个产业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大。自2004年中期开始，发地产价格下跌，贷款位于率增加，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成为全球性危机。
3、综合比较异同点
通过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资本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资作为基础。另外，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时由国际游资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
三、两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与研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出现。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将风险转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投资者以盈利性为目标，危机就会产生。我们应该加强对危机的研究，认识到其利弊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风险，推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们必须把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2、虚拟经济要有实体经济作依托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都属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实体经济作为依托，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极易引发泡沫危机，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但缺乏金融监管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泡沫的产生和积累，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过松。由此看出，无论是经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加强一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加强，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我国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会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企业资金所有权的特点是资金大部分不是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而这些业务很有可能对企业的债权人和整个经济造成损害。我国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得金融监管问题。
4、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间的互帮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为世界一份子的责任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导致一国的危机蔓延至全球。这也是次贷危机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风险评估机构，表面上它们有利于风险控制，实际上关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问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危机蔓延到我国，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其他国家商量，采取措施来缓解危机，恢复本国投资者以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为维护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国际经济观察，2009，（12）.
2.张.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
3.秦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比较国发展—兼谈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国发展，2009，（8）.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2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非凡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治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治理手段受到严重的挑战，非凡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假如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假如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假如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治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猜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预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答应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答应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假如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假如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治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治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预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熟悉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预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心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预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3
近几个月来，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公布的经济数字大多向好。香港第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数据显示，在经济增长加快之余，通胀亦渐趋温和。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幅，从第一季度的2.9% 升至第二季度的3.3%。另以本地生产总值（内含平减物价指数）计算，通胀由第一季度的1.4%，回落至第二季度0.7%。
分项数据更显示，大部分经济领域皆对第二季度经济带来支持，反映整体经济增长动力日趋稳固。本地消费增长维持于4.2%的理想水平，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开支亦显著回升，因为不明朗因素消退带动商业投资重拾升势，抵销了建筑开支萎缩的影响。总体而言，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上升6.9%，扭转了第一季度3.3%的跌幅。净出口则继续拖累经济增长减慢，导致经济增长减缓0.5个百分点。
亚洲金融危机
卷土重来的机会甚微
本地经济增长加快，难免让人以为环球经济正不断改善，但其实情况未必如此。最近，因为区内资金流向出现显著变化，资金外流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出现经常账及财政双重赤字的国家尤其明显。自5月下旬以后，市场逐渐相信美联储将会退市，亦即削减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导致部分区内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外汇市场波动引发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忧虑。巴西和印度均已采取措施应对，先后宣布调高利率，以遏止资金外流的情况及捍卫当地货币的币值。
不少投资者忧虑近期区内资金外流的情况，将演变成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系统性危机。然而，我们认为时下与当年的情况迥异，故对区内中期经济前景仍保持审慎乐观：
其一，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结在于多个亚洲国家的经济过热。当时投资者憧憬区内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及具有后发优势，外来资金大量涌入区内各国；反观当下，区内经济仅以温和步伐复苏，投资增长只贴近本地经济所需。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盟多国的经常账已连年赤字，这与当下的状况大相径庭；
其二，固定汇率机制是触发及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而目前大部分亚洲货币不再与美元挂钩，因此区内国家能够避免本币估值过高的问题。纵然货币贬值短期内难免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却能有效改变对外融资状况，并长远促进出口、带动经济复苏；
其三，区内融资困难的情况并不普遍。不少亚洲国家的经常账仍见盈余，财政结余亦处于合理水平；
其四，过去10年，区内宏观经济状况较以往稳定。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新兴亚洲国家对外来资金的依赖程度已大幅下降，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跌至50%以下。随着私人机构货币错配的问题得以纾缓，本币贬值所带来的冲击，远比亚洲金融危机为轻。
迄今市场对区内货币的反应不一。亚洲工业国家的货币，如韩元及新台币等未受太大考验，表现远胜于区内其他货币——这显示需要按不同情况评估各国经济的重要性。现在不少亚洲国家，毕竟已具备更成熟的条件抵御冲击。换言之，新兴亚洲国家经常账收支恶化的程度及范围，不足以引发如1997年般的国际收支危机。
复苏可望持续，惟步伐蹒跚
近期，美国、欧洲、日本及内地的采购经理指数均见上扬，亚洲国家可望因先进国家的需求回升而受惠。亚洲各国最新公布的7月份出口数据与我们的分析相符，反映区内贸易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其中香港7月份出口货值更上升10.6%。尤以输往美国（2.9%）及欧盟（6.7%）的出口增长显著，初步显示先进国家的需求回稳。基于美国及欧洲经济活动将渐趋活跃的判断，我们对香港的外贸前景审慎乐观，并维持本年出口增长的4%预测不变。
当然，香港经济前景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走向。值得留意的是，零售销售增长在第三季度始见放缓。零售销售总额增幅由6月的14.7%，急降至7月的 9.5%。同月访港旅客数据，亦显示市场人士不宜对零售业短期前景过于乐观。
我们估算，商业投资于下半年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于企业现金流改善及库存下降，我们认为商业投资开支将于2013年下半年稳步上升。综合各项因素而言，我们维持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3%预测不变，意味下半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低于过往平均水平。通胀方面，总体需求疲弱，以及上半年租金温和上升的滞后效应逐渐浮现，将有助遏止通胀上升。我们预测，香港2013年全年的平均通胀率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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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2]刘颂根，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5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顿共识加诸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诅咒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IMF一贯秉持的信条，这是由位于华盛顿的地球上最显赫的三个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浇灌的一株圣草。它坚信自由主义的市场调控是对付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同意和接受这些政策主张，往往成为任何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从IMF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
颠覆的声音总来自于体系内部，1998年1月，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大学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把金融自由化当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手段;它将私人化视为比促进公平竞争更重要的目标，结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寻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财富而非创造新财富);它依赖少数政策工具(如宏观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短期目标(如GDP增长)，而忽视健康与教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公平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的发展目标”——这是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概念。“”版权所有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6
亚洲金融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业表现如此出色,可以从亚洲历史中思考分析。对于亚洲来说,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道分水岭。当时,亚洲金融业已经经历了2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从而纵容了松懈的借贷和草率的投资行为。当外来投资(当时仍然数额巨大)趋缓且政府无力支撑本国货币时,亚洲地区开始见证到一场巨大的崩溃。
这一次亚洲能够成功地走出风暴,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1990年那场深刻而严峻的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几条至关重要的教训,它们决意不再重蹈覆辙。从那时起,亚洲就未雨绸缪,为抵挡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所以,当其他地区面对冲击措手不及时,亚洲却是胸有成竹、有备而战。
举例而言,自1997年以来,亚洲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对财政纪律的重视度增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也得到提升。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前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亚洲经济体累积的负债水平。事实证明这一点非常关键,它确保了由债务引发的西方世界危机没有传播到东方。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教训,就是各国政府需要按照适合内需的步伐前进,逐步放松对本国金融行业的监管。1997年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过快地放松监管,导致泡沫增长。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而近期出现的危机表明,亚洲经济体已经走出了1997〜199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监管环境更加稳健。
众所周知,对于政府出手干预使亚洲经济免于承受更严重衰退的做法,很多人都表示赞赏。的确,亚洲各国政府均坚决地支持本国经济,为此公布了规模和范围不等、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激励政策,包括推动内需、降低利率、稳定货币以及终止贷款配额。亚洲各国能够推出这一系列措施,应归功于它们由于相对较低的公债水平、高外汇储备以及健康的外债结余而拥有的坚挺财务实力。
亚洲银行业硕果累累
然而,在亚洲强有力的危机对应措施中,也许最被忽视却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当地银行与西方同行相比的状况。在亚洲,我们完全看不到预期中的银行利润下滑。例如,在2008年,亚洲银行业的利润总额比全球银行业的利润总额高出27%(全球很多银行出现亏损,导致全球利润总额走低),而亚洲银行资产仅占全球银行资产总额的14%,一级资本的份额仅为17%。相比之下,拥有全球大部分银行资产的欧洲银行业所遭受的亏损,相当于全球银行业利润总额的14%。美国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它在全球市场的资产份额为20%,亏损却相当于全球利润总额的80%。
这些数据虽然只能说明近期金融危机的概况,但是在思考并对比1990年所发生的事件与本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表现时,它们就成为谜底的关键部分了。有目共睹的是,亚洲银行业表现抢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看到多家外资银行抽身,导致当地企业信贷短缺,而亚洲本地银行(它们同样是受害者)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本地需求。但是这一次,亚洲的形势迥然不同。亚洲本地银行的财务实力大大增强,并向本国企业提供了更强力的支持。它们现已因此而主导国内市场,除在城邦国家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外,外资银行在亚洲各国家或地区所占市场份额几乎不足10%。在继续前进和进行扩展方面,中国的银行业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显著,包括证券上市、国际银行收购战略性股权以及经济强劲的增长。中国银行业已经跻身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列。
立足本地是关键
虽然机遇众多,但银行业将要承受的影响也很大。一旦企业开始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其银行业务需求会有重大改变。起初,当企业业务限于工厂进行出口生产时,基本的借贷和一般的跨境交易服务(主要是基本现金、贸易融资和外汇)已经足够。但如同渣打银行已经在遍布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1.7万家分支机构中所看到的,由于企业运营更加本地化,渣打银行需要提供具备充分本国货币能力的国内交易服务,而且由于企业开始在本国而非国际层面开展对冲、基金和结构交易,还要提供更具增值性的服务。
“立足本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可能认为区域性银行的资源少于“大型银行”,因而境况更堪忧,但是规模固然重要,分支机构数量和本地整合水平同样不可忽视。考虑到多变的监管措施及其影响、截然不同的体系、语言和本地运营要求所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尤为真切。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打造本地业务,并使其具备足以抗衡亚洲本地银行的技能。渣打银行在亚洲的经营历史已经有150多年之久,根据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我们相信一家银行要取得成功,必须根据本地需求开展业务,并且在多个小型市场同时提供一致。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渣打银行的亚洲全球产品团队的经营方式,即在所有市场管理具备多语种系统的标准化平台。有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其他银行必须同样改变经营重点,在主要国家变得更加本地化或者找到一家可以为其做到这一点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