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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1
学校社会工作和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既有契合点，又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相通之处体现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本质上的差别说明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空间，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关键词】
学校社会工作；高职院校学生工作
一、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理念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学生工作管理与教育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哲学，有明确的主流政治价值取向，其哲学前提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其特征是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和公民道德素质教育等，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学科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
学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加之本身又是一门社会工作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是在社会工作学的基础上，吸纳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其特征是以服务为目的，没有主流的政治价值取向，强调服务的个体，帮助学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所秉持的是“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明确的把以工作对象为中心作为实践的原则，既关注普遍学生的共同需要，也注重特殊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差别，但两者的共性是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都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肯定，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范围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范围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学生，其工作内容主要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事务管理与服务以及学生成长发展辅导三方面的工作。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各自又涵盖许多内容。高职教育的学生工作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成长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内容很难成体系。在学生工作的实践中，在学校院一级在三方面工作上都有比较明确的分工，然而到了系部一级往往是前线的学生工作者一人就要负责全部的相关工作，即使有一些分工，往往由于内容繁杂，工作职责的相互交叉，人员的限制等原因，经常分工不明确。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范围
学校社会工作对象是全体学生、家长，学校教职工以及社区，具体而言，其工作内容主要有：
第一，针对学生的特殊需要，纠正其偏差行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第二，针对学生的一般需要。“对学生进行学习、生活、心理和就业辅导，通过专业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心智结构，”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关系协调，“即协调学生、学校、社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挖掘和整合社区的优势资源，力求取得社会的支持，搭建学校与社区、家庭沟通协作的桥梁，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学生工作主要是管理和教育学生，重管理轻服务；而学校社会工作则重点强调服务学生，如在人际关系方面，家庭问题，个人情绪方面以及社区环境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从工作对象来看，学生工作的工作对象范围较狭窄，而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范围较广；从工作内容来看，两者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又有区别，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比学生工作涉及的内容要更加深入，辐射范围更大。
三、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方法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方法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取向是教育取向，工作方法主要有面谈、劝告、协商，涉及的层面主要是教育及生涯规划。主要通过说服教育、劝说引导、关心感化和榜样示范等方法开展工作，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基本方法主要有说服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正面教育法等。与学校社会工作相比，传统的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在工作方式上突出表现为居高临下式，更显刚性。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
学校社会工作是以发展为工作取向，工作方法主要有个案、小组、社区和咨询的工作方法，涉及的层面是个人与社会及文化适应。“通过个案工作的方式，评估、处理不同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及个人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在小组工作中，注重发挥团队的作用促使学生在互动中成长，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克服困难，提高素质；”另外，学校社会工作者会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帮助学生协调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学校社会工作者也为家长、学校的管理和服务部门提供咨询服务，使他们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基本状况，加强学生与家长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调学生与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都具有实践性的要求，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工作通常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模式、统一标准，采取强硬、约束性的方法管理学生，不够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差异和个性化的需求。而学校社会工作则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权力，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不过，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终极价值，都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为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从工作内容来看，学生工作是向全体学生提供激励，主要解决的是由于动机不足而导致的一般、普遍性的共性问题，而学校社会工作是向全体学生，学校以及社区提供服务，尤其是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及社会适应等方面困惑的学生，针对的是由于个体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一些特殊性需要的个别化问题而提供的差异化的服务，两者的主要服务对象都是学生。从工作方法看，两者的工作方法和技巧，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之上即相信人有自我完善、自我改善的潜能，在工作技巧上也有共通性。因此，学校社会工作和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既有契合点，又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相通之处体现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本质上的差别说明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空间，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参考文献：
[1]韩伟：高校学校社会工作研究浅析[J].科教导刊，2011，（3）：58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 失范；青少年越轨；一般紧张理论；本土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1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矫正青少年越轨的‘紧张理论’研究”（08JC840008）
〔作者简介〕翟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在我国，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犯罪学两个领域。社会学对越轨的研究更多的是介绍西方越轨理论，或者单独分析某一个越轨现象，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不容乐观。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1999－2011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标题含有“越轨”的研究文献，其数量为100篇，13年间平均每年不足10篇，而对于犯罪学，其学科发展状况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冲击下，作为应答性的产物，犯罪学才慢慢地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仍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没有自己的专业槽，没有真正发挥对实践的引领作用。”〔1〕而此时，一些影响较大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却频频发生，如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张超抢劫碎尸案、药加鑫交通肇事杀人案等恶性犯罪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各方争议，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均受过良好教育，案发前均没有不良前科，但是却都采取了极端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恶性事件为什么会频频发生？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事人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公众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迫切需要加紧梳理现今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论脉络，追踪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拓宽我国青少年越轨研究的本土化视角。
一、越轨理论发展的脉络：从失范到紧张
回顾整个西方学术界有关越轨理论发展的历程，首先离不开涂尔干的贡献。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通过对自杀这一越轨行为进行类型分析，创造性地提出，除了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以外，还有第三种类型的自杀即“反常的自杀”（也有翻译为失范型自杀）：“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因为繁荣的机遇也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的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2〕，这一类型的自杀所特有的形式是“恼怒和厌恶，继发性的变化则是强烈地指责一般的生活以及强烈地指责某一个人（杀人－自杀）”〔3〕。在书中，“自杀”这一社会现象，是涂尔干研究的切入角度，通过说明“失范型”自杀和其他自杀类型的区别，涂尔干展示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在熟练运用严谨分析方法的同时，法国人特有的发散性思维散见于文字段落间， “社会反常状态”亦即“失范”的描述，属于一种较为抽象、含混、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带有一点点隐喻意味的说明，只言片语，间杂于文字之间，但恰恰是这些只言片语，却为后来有关越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理论空间。
第一个敏锐抓住这个思想火花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1938年，默顿以“社会结构与失范”为题，运用系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了引发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4〕，默顿选取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两个要素――文化认可的目标和可接受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指出社会结构对实现目标手段的限制，导致一部分群体会以越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默顿并没有对失范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在正文中“anomie”出现的次数也只有3次，但默顿首次将越轨、失范以及后来理论发展中涉及到的压力、紧张等几个较为重要的范畴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研究框架里面，并使得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向实证层面转化的方向更加清晰，从而引发了在社会学领域研究越轨行为（失范）的热潮。奥尔伯特・科恩在1965年提出：“默顿的‘社会结构与失范’提出了关于越轨行为的一般化理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剩下来的任务是进一步的分类、吸收、概念化以及整合了”〔5〕，其兴奋之情溢于文字之间。这说明，当时主流的研究方向或者思路是：遵循默顿的整体框架，继续寻找有关越轨行为的一般性理论。正是在这个思路的引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越轨理论经历了短暂的兴盛，除了亚文化理论以外，标签理论、差异交往理论、控制理论等纷纷出炉。其中，理查德・A克劳沃德（Richard ACloward）和洛依德・E欧林（Lloyd E. Ohlin）这两位学者提出的亚文化理论首先得到了政策应用。该理论同意奥尔伯特・科恩关于大多数失足青少年都来自较低的工人阶级的说法，但他们认为，“危险”最大的男孩是那些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并被鼓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努力争取到一个中产阶级前途的男孩。当这些男孩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特别容易产生越轨行为。〔6〕也正是克劳沃德和欧林的著作，引起了当时美国司法部长的注意，他们被请求协助制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政策。结果是，政府通过了《1961年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法案》，该法案的理论基础是由他们制定的一整套综合行动计划，并且成为林德・约翰逊总统“反贫穷战争”的理论基础〔7〕，此刻，有关越轨的研究从理论到应用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而，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最终获得可见的成果好像只是：为没有就业机会的人们增加致富机会的尝试遭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抵制，这项计划最终没有获得成功”〔8〕，这对整个越轨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1969年，赫希（Hirschi）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将科恩、克劳沃德等人的理论重新命名为“紧张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将越轨行为的原因均归结为紧张。〔9〕从此，对紧张的研究开始成为越轨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从1980年代始，在美国开始兴起以罗伯特・阿格纽为代表的一般紧张理论（GST），并逐步成为理论发展的新主流。
二、一般紧张理论（GST）的方法论转向
罗伯特・阿格纽的论文《失范和成功：目标对失范的影响研究》是初步涉及紧张研究的尝试，主要研究内容是对成功目标和失范间关系的检验。数据来自1973年哈里斯民意调查，涉及样本3001份。通过对指标的提取和分析，阿格纽认为成功取向和越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可以很容易解释为：随着成功取向的提高，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10〕在随后的分析中，阿格纽指出，这一发现带来的重要涵义是：首先，在最普通的意义上，研究支持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要求，即认为应该注意到目标差异性在失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其次，失范受成功目标的影响，但成功目标不依赖于社会阶级而独立存在。默顿的理论认为，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缺少实现成功目标的手段，因而更容易发生越轨行为，而其他研究者却发现这种阶级间的差异仅仅只是比较轻微，因而默顿的越轨理论是错误的。阿格纽根据研究发现认为，默顿的“越轨”理论不必要放弃，只需要做修正，应将着眼点集中在成功目标的差异上。 阿格纽还认为，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理解其他学者有关失范的一些发现以及涂尔干失范论述中有关无限制欲望的阐述。〔11〕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对默顿理论的修正。如果回顾整个有关越轨的理论进展，涂尔干在整个越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方向性的，他提出了研究的原则：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12〕。然而从哪里入手，却是默顿的贡献。默顿将涂尔干有关越轨的理论具体化到“文化目标和实现目标手段”之间的断裂。默顿所指的文化目标是唯一的或者是一元的，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目标，因为所属阶级的不同，导致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差别。这一视角是符合涂尔干的设想的，无论是文化还是越轨行为背后所附属的阶级特性，均属于社会现象的视角，是一个宏观的视角。罗伯特・阿格纽对默顿的修正，是将默顿原有的唯一的文化目标修改为多样的不同目标，即目标差异性，而且恰恰是目标的差异性而不是阶级的差异性，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差异性。这时，理论的隐含根基和默顿不一样了，阶级的差异性更多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而个人选择目标的差异性则倾向于个人的属性。一般紧张理论（GST）将更多的焦点集中于个人因素上了，虽然罗伯特・阿格纽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修正，但其实是一种根本性转向，是从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变，开始从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向个人主义取向转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罗伯特・阿格纽的研究策略是：选取可能和越轨行为有关的某个单一因素，进一步拓展越轨研究的领域。这些因素有：体罚、自主性、相貌。通过体罚和青少年越轨的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惩罚方式，一是间断性惩罚，二是前后不一致的要求。这两种惩罚方式会对越轨行为的产生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只有当父母亲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体罚才能有效降低越轨行为的产生，反之则会促进越轨行为的产生。另外，体罚的结果可能会引发儿童的神经质。〔13〕通过相貌对青少年人格即行为的影响研究，阿格纽发现（1984年），相貌对越轨行为有明显的负效应，而对分数、自我概念、幸福程度和期望具有正效应。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个体，将会获得略微高一点的分数，发展更加正向的自我观念，更加幸福，拥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对自我发展的更高需求，越轨行为也更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外表不具有吸引力的个人会发展出负面的品质，并在社会交往行为、孤独、愤怒、挫折、诚实和善良等价值观方面不具有明显作用。〔14〕通过自主性和青少年越轨的研究，阿格纽发现，对自主性的需求和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在其中，有关紧张的数据显得特别引人注目。〔15〕该项研究使阿格纽开始意识到紧张这一变量在青少年越轨研究中的重要性。
1985年，罗伯特・阿格纽首次提出了经过修正的紧张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已有的紧张理论基于的假设认为，挫折来源于目标寻求过程中的障碍。然而，对于个人来说，罗伯特・阿格纽认为，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特定的目标，还包括避免出现痛苦或者令人厌恶的情境。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避免痛苦的努力也可能遇到障碍，从而使青少年产生挫折，造成青少年的紧张，可能导致青少年尝试非法逃避或者因为愤怒而发生越轨。这两种障碍有时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某个青少年在学校里面经常被老师批评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挫折感，因为他没有办法躲避这种批评，或者经常性批评会妨碍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假设，罗伯特・阿格纽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设立了青少年越轨行为模型（见图1）。厌恶性环境、社会控制、亚文化越轨三种主要因素导致青少年越轨的产生，这三种因素互相影响。其中，厌恶性环境会产生一个中介变量――愤怒，导致青少年越轨。〔16〕
图1 修订的紧张理论路径模型
归纳上述阿格纽的观点，假如社会认同的目标是追求某种利益，那么默顿的越轨指的是，在“趋利”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产生了挫折感。而阿格纽所指的不仅仅是趋利还包括“避害”，或单独遇到障碍或同时遇到障碍，从而产生了挫折感。对青少年的越轨行为而言，默顿所言的越轨，没有说明在青少年眼中的周围环境是安全的还是有害的，而阿格纽则加入了这一研究变量，研究的结论则是：青少年躲避遭遇到的苦痛时遇到的障碍是引发其越轨行为的主要诱因。这一结论在中国文化情境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林冲的“逼上梁山”，常见的俗语“被逼无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等，均类似于阿格纽所言的“避害所遇到的障碍引发越轨行为”这一情境。
关于紧张理论的修订发表以后，阿格纽所做的工作是围绕这一理论开展一系列研究，一般紧张理论（GST）正式形成。阿格纽认为，一般紧张理论是在其他有关紧张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犯罪/越轨研究的纲要。和其他理论相比，紧张理论明确关注和他人的负面关系――这一关系是越轨青少年本人所不愿意面对的（见表1）。在面对不愿接受的负向关系时，青少年会产生紧张，其类型是：1.无法达正向的价值目标；2.移除已经获得的正向价值刺激物；3.负向刺激物的出现。
表1 紧张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区别
社会关系类型青少年越轨的原因
社会控制理论重要关系的缺乏不受控制，从而发生越轨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其他越轨青少年的正向关系将越轨行为接受为正当行为
紧张理论与他人的负面关系负面关系产生的负面情绪（通常表现为愤怒）及其他相关情绪所产生的压力
阿格纽认为，当紧张出现时，青少年会形成不同应对策略，这些不同的应对策略相互影响，导致最终一部分人会发生越轨行为。应对策略分别是：1.认知应对策略：忽视/降低负向的重要性、结果的正向放大/负向缩小、责任承担；2.行为应对策略：结果的正向放大/负向缩小、报复行为；3.情绪应对策略：药物的使用、身体锻炼、深呼吸技巧、协商、生物反馈与放松治疗。
究竟采纳哪种应对方式？阿格纽认为首先需要分析影响应对方式选择的约束性因素，包括：个人初始的目标/价值观/认同、个人应对的资源、传统的社会支持、越轨方式的约束性因素、宏观层面因素等变量。其次，还需要分析个人越轨倾向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有的性情、已有的学习历史、青少年的信仰、青少年对负面情境的归因等几个方面。〔17〕根据阿格纽的上述分析，可以制作出一般紧张理论研究视角的整体逻辑框架（见图2），在此逻辑框架内，可对其中每一要素进行测量，并最终用于越轨/非越轨的预测。
三、青少年越轨行为本土化研究视角
西方理论界在越轨行为研究上呈现的总体特征是：从中观走向微观，从理论架构走向理论与经验测量相结合。而国内已有研究在涉及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原因探讨时，大都从 “家庭、学校、社区”三方面进行讨论，展现的是一幅三个互相独立、彼此没有逻辑关联的越轨发生路径。其不足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作为越轨主体（研究中心）的青少年本身，其所思和所为没有在这一路径中得以体现。二是影响越轨原因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因素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从家庭结构对越轨行为影响的角度考虑，不同类型的病态家庭结构（如三角缠、倒三角等）和越轨行为的关系等，从来没有被纳入到越轨行为研究的框架里。因此，综合西方有关青少年越轨理论以及围绕理论开展的经验性研究，我国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视角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环境研究。针对越轨行为发生时行为者本人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引发行为越轨者个人挫折和苦痛的环境研究。这一环境研究的涉及面既包括越轨者个人的群体环境，如朋辈群体环境、学校（场所）环境，也包括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地域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个社会环境是一个正负环境的综合体，既包括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发展和舒缓压力的正环境，也包括促进青少年压力增加的负环境，正负环境的综合体形成了对青少年个体实际压力大小和越轨行为可能性的评定。
2.社会控制与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 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社会控制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社会控制力越强，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控制力越弱，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如果从紧张理论角度引入个体愤怒这个变量，就会发现社会控制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会体现在个体的愤怒以及愤怒的转移上。社会控制力度越大，青少年累积的愤怒越多，就越有可能导致愤怒的转移，在其他方面出现更多的越轨行为。因而，对社会控制力的测量，以及适度控制力的把握和理解，将是这一研究域的重点和难点。
3.青少年紧张越轨发生路径研究。在青少年越轨发生初期，存在着一个个体的紧张状态。然而，个体的紧张状态并不一定会导致越轨行为发生，在从个体紧张到越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谱。对这个连续谱上发生的关键事件的分析，将会剖开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从个体越轨的细节入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到越轨行为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初步的划分可以解释为紧张刺激物越轨行为这一连续发生的过程。在这一连续谱过程中，关键路径节点的发现和挖掘，将会使得研究的意义更加深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加深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解，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未来青少年越轨行为预防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4. 青少年越轨的次文化团体研究。次文化团体，也称为亚文化团体，是社会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次文化团体假定在青少年中存在着有别于一般团体的团体氛围，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很多情况下是受到次文化团体成员不适当的诱导产生的，实际上这个次文化团体本身就往往处于暴力的中心。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可以从次文化团体对越轨青少年的影响程度以及次文化团体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预防作用两方面，开展次文化团体与青少年越轨行为之间的相关因素探讨。
5．越轨青少年及其重要他人的心理状态研究。重要他人一般指的是对青少年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个人，通常是青少年的父母、亲属或者青少年自己认可，能直接影响青少年行为选择的他人。青少年和重要他人在互动中的心理状态，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紧张与越轨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双方心理状态的测量，需要建立系列的测量量表和数据分析库，因而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6．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越轨的矫正社会工作研究。针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频频发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开始介入和矫正青少年的越轨行为。经过若干年发展，我国现有矫正社会工作已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矫正工作模式。如上海的“专职社工预防模式”、杭州的“志愿者预防模式”、郑州的“社区文化预防模式”、武汉的“预警系统预防模式”等。从矫正工作未来发展趋势看，上述模式都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从矫正社会工作实务角度去研究如何矫正和改善青少年现有行为状态，将有着较大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的空间。因而，我们除了学会一些基本知识外，在涉及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介入策略时，还有待于继续总结和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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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obert S. Agnew,Success and Anomie: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Goals on Anomi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21, No. 1 (Winter, 1980), pp.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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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民族关系；公共事务管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59-05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 高永久（196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GAO Yong-jiu
Abstract： Ethnic relation is the important public social relationship in multi-ethnic country，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fun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is a basis and premise of innovation to accurate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management practice，management mechanism， management methods comprise its structural framing，and its content is also discussed. Meanwhile，it is essential for profound understand about its connotation to take note of peculia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levels of nationality concept and levels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民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里的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使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和内容，是实践和创新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公共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公共、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
公共事务中的“公共”一词，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其着眼点在于集体而非个人，强调某一或某些问题是为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所普遍共有或普遍关心的。具体来说，“（私）是指一种‘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状态，是在个人中心取向前提下所具有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而‘公’则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以及在这种趋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指向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强调私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中不仅包含着收入、就业、住房等实际利益的维度，也涵盖了部分程序性的内容，如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公共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所谓“公共事务”被界定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2]。广义上来说，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一方面这些利益的表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的满足则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化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等。从狭义角度看，公共事务就是指在狭义的社会领域中，公共部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此，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种，即与民族关系相联系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基本属性上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所谓非竞争性，主要是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同于市场消费商品的非营利性特征，它们的提供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于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任何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都不会降低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所谓非排他性，则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得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市场商品那样将消费对象限定于某一特殊群体，并构成阶级（阶层）区分的外显标志。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边界和力量差异十分清晰，各方面发展力量相对占优势的民族相对于发展较弱的民族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发展力量占优势的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持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排斥这些民族，使其不能顺利享有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努力保护和帮助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一面。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管理学和行政学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共事务管理下了许多定义。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往往从政府职能角度着眼，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3]。简单来讲，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政府“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4]。进一步讲，公共事务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的活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事务涉及整个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第二，主要内容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核心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决定了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5]。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往往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出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为第三部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公民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国家和政府为了调和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领域加以规范和监管[6]。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7]。由此，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规范有关社会事务，即政府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二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8]。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概念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事务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近似于“社会管理”概念，是指作为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9]。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与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管理来进行支撑；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现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环境和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公共事务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10]。具体来讲，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而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些主体通过综合决策建立起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人民福祉，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扩大。
总体来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各民族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和诚信。可以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主体不仅需要政府作为管理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协调。
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分析和理解公共事务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指政府、事业团体等组织为了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和协调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维护民族间的公平与诚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社会学两大学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则是民族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分支，是管理学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是对民族学与管理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是充分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含义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谁来管理”是在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第二，“管理什么”是从管理内容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内容不等于政府管理的全部，也不等于民族事务管理的全部。由于对政府和民族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理论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扩展为政府管理或者民族事务管理，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使趋于泛化；二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缩小为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忽略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比较狭窄。第三，“如何管理”是从管理手段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多民族社会中，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控制手段[11]，但是更多地还是有赖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灵魂。
具体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对民族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二是民族社会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民族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逐渐为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趋势。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广泛，且实践性和实用性都较强，而且，由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而使其充满了挑战性，要求在从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三、民族关系中的
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文化事业建设、民族宗教事务、国防建设、外事管理等内容。从狭义角度理解公共事务，即从狭义的社会领域出发探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事务。目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这一方面会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阻碍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会因民族间的对比而催生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事件，给民族关系的和睦蒙上一层阴影。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务。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成员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物质与文化福祉，更有益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巩固社会和谐安定的局面。三是少数民族就业事务。劳动就业是少数民族成员获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体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劳动就业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和相互理解。四是民族基本住房和社区建设事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社区一方面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其思维与行动提供资源、情境和规则；另一方面，又是构成社会之“器官”，是社会影响个人的中介”[12]。基于社区的这种中观性质，加强民族社区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既是保障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理顺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需要。五是民族社会组织事务。民族社会组织是各民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建立起来的利益表达组织，在表达本民族利益诉求、争取本民族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要发挥民族社会组织在调整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规范组织建设和行为，化解民族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误解，防止组织的私利化转向。六是民族宗教事务。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多信仰宗教。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宗教通过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它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宗教会对社会稳定起到负面的制约作用”[13]。由此可知，妥善做好民族关系中的宗教事务，是理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之一。七是民族工作与民族社会工作事务。“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地区工作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及民族人士工作的总称，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事务等多方面内容”[14]；而“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5]，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责任主体，前者单纯是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工作，而后者则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作互补。八是民族人口工作事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口流动不仅扩大了民族间的互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更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16]。然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17]。九是民族社会公共治安事务。“社会治安作为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是与其他诸多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综合性公共产品，它覆盖全社会，以其他许多公共产品为基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18]。
四、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具体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四个方面。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是指公共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调整和理顺民族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既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在根本的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本质特征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既受社会制度和时展的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式、途径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相应地，民族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也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但实质上维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利益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出发，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问题，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普遍需要的活动。简单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就是要以制度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管理理念不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表达民族社会利益诉求、协调民族社会矛盾、规范民族社会组织、维持民族社会秩序等领域。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民族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也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领域。在追求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导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管理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和建设民族社区、管理和扩展民族社会组织、管理和深化民族社会工作、管理和创新民族人口工作、管理和强化民族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公共部门）之间以及责任主体与服务对象（公共部门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通常管理理念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并不断促进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应地，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有赖于由一系列组织和机制组成的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民族关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具有民族性的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协调民族利益关系。在稳定、秩序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更多地倾向于民族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民族关系危机管理和民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内容。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社团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民族社区管理体制和民族社会工作体制。从体制构成内容上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民族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民族工作体制[20]。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段是指在管理和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理念的落实、实践的展开和体制的运行，最终都会有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是公共部门在管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时通常采用的手段。在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同时也要及时吸取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充和应用新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五、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
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含义
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必须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主要源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具有四重含义[21]。第一重含义是指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此种意义上，部分文献和研究者试图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民族概念①。第二重含义是指少数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群体，民族教育、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等术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民族概念。第三重含义是指国家境内的全体居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些生活在同一国家内、接受同一政府管辖的人们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第四重含义是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形式。中文中民族含义的层次性要求人们在分析具体民族现象时，根据需要来选取适当的含义。民族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概念的层次性，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含义也具有四重含义。在本文中，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重含义的层次上来界定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也需要认识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巩固；56个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形成的共同因素越来越多，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高，自觉性在逐渐增强。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不和谐因素[22]。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难度；中华文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又提供了精神纽带[23]。
（在该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秦伟江、刘海兵、郝龙、杨建超、张杰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开始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并翻译为“民族群体”、“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后来，借鉴台湾、香港学界的译法，大陆学者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目前“族群”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对ethnic group最为流行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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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4
徐麦
2010年新员工入职培训第二小组
组长：徐麦
组员：汪志钦 蒋乐 皮江涛
2010年的夏天特别炎热，每个在家等候报到通知的应届毕业生的心如被骄阳炙烤一样，焦躁而急迫。终于在一个收获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接到了报到的通知，开始了我们的入职培训。为期一周的黄石地区2010年新员工入职培训在今天告一段落。因为参与了很多，所以我们认识了很多；因为思考了很多，所以我们收获了很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下是我关于本次培训的一些小小体会。
我想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心态的转变。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们，或许还沉浸在象牙塔的浓厚氛围中，对于公司，对于社会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幼稚，是这样一个我们极力否认却又在内心不得不承认的形容词。在本次培训前，或许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人的心态都很浮躁，觉得我们刚从大学校园走出来，没什么好学的，直接参加工作会更务实一些，这样的培训无非是走走过场，装装样子，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可是由彭工讲的第一节课绩效管理就让我们大开眼界，如醍醐灌顶般惊醒了我们，也惊喜了我们。用心，守时，静音，分享的课堂公约，让我们学会了理解和尊重；办法总比问题多一个，让我们学会了承担和思考；“目标清晰，伤口不痛”的例子，让我们学会了瞄准目标，贯彻到底；“爱若与布若”的故事；让我们学会了干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干事更为有效……突然明白了杨主任为什么告诫我们学校里面学到的只是工作中的30%，因为专业知识只是工作的基础，我们将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学习终身。成功只是一种态度，心态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变。
第二项收获我想应该是通过本次培训我们充分的意识到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安全第一的工作习惯。经过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可以说，没有电，社会寸步难行。调通中心的王工通过对省内，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三次重大电力事故，让我们了解了我们工作对于社会安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而变电中心的李工，通过翔实的事例，向我们阐述了安全生产的必要性。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李工的开场白，“今天我给各位所讲的一切以及安全守则上的每一条每一句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写成的。”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安全生产的警钟长鸣。
第三项收获是对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对企业的历史有了初步的感知，对员工和公司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黄石供电公司自1964年创办至今，经过了几代供电人的心血铸就，实现了黄石电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发展历程，为黄石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56年共同警醒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思量，56年共同历练着栉雨沐风、春华秋实的慎行。向前辈致敬！最为吸引我们的就是公司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让即使是新人的我们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员工的成长与公司的成长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对于我们而言，黄石供电公司既是我们的就业机会，又是我们充分展现自我价值的大舞台。刚出校门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希望到XX单位去”，经过本次的培训，我想我们更应该说的一句话是，“公司的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感谢人力资源部的杨主任，彭工，李工，施工；感谢培训中心的黄老师；感谢变电中心的李工，调通中心的王工，卫生所的陶所长，还有今天上午才给我们上过课的袁老师。同时一并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本次培训的领导和同事，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关爱，也感谢你们提供了如此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在社会这所大学里面迅速的成长。
突然想起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整天因为对校园生活的怀念与对社会工作的抵制心理中黯然伤神时，一位室友对我说的一句话，“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是的，年轻就是最好的资本，一张充满希望的蓝图正在慢慢展开。我必将以饱满的热情，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严谨的作风投入到即将开始的工作和学习中去，为黄石的电网建设，为黄石供电公司的发展，略尽一点绵薄之力。
关于岗前培训学习后的感受
组名 FLCZ
成员 费建伟 林秋华 成哲锐 周成文 经过这次培训,让我们对业绩管理这个专业词语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我们这些刚刚步入社会学习工科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头一次听说.短短一天半的学习,不能说我们能完全理解业绩管理的重要性,但对于业绩管理的概念、目的和原则以及它的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一天的时候，彭工对我们进行了分组，采取小组比赛的形式来学习业绩管理。一方面能够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另一方面能增加我们的学习积极性。通过每个小组写口号提出了目标量化的理念。随后他又通过布诺和爱诺的故事跟我们讲解了干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干事的区别。得出在生活中要正确的干事，做一个有心的人。接着对业绩管理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所谓业绩管理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和方式对员工及组织业绩进行管理,是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关键，同时通过业绩管理，实现员工业绩的改善和组织业绩的提升，最终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业绩管理通过对员工的考核来激励员工从而改善组织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员工能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员工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让员工能干正确的事,以及正确的干事。
业绩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现有绩效的考核、评价，对员工的表现进行肯定和激励，同时通过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和提高员工及组织效能，使企业最终获取竞争优势，不仅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同时创造超额绩效。注重考评与激励的联动，现实结果与未来改善的结合是业绩管理的核心原则。
业绩管理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很难想象，一个企业没有业绩管理会是什么样子，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个正在进行业绩管理的企业突然失去了业绩管理会是什么样子。
在讲解的过程中，彭工还提出了非常6 1的理念，也就是设置目标、明确标准、提供方法、设施考核、执行奖惩、促进改善形成一个循环。而实现这个循环的核心就是持续沟通。
经过一天半的绩效管理的学习，我明白了绩效管理是一把双刃剑，恰当地运用可以激发员工的斗志，加强团队的凝聚力，但一旦运用不得当，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三个和尚”在经历了没有水的痛苦后，认识到现阶段发挥团队的力量更重要。
第二天下午学习了安全规程，电力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因为它是与高压电打交道就决定了从事此行业就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所以加深对安全规程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只有短短半天的学习却使我受益匪浅，学到不少电力行业的安全规程，为以后更好的工作做好铺垫！
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学习了紧急救护，早上的时候陶老师先从医学的角度对人体是如何运作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介绍几种常见的电击伤以及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然后就进入正题讲述当我们遇到实际情况时的处理办法。下午我们就开始了实际训练，我看见每个都在很努力的在实施抢救。这使我很感动，我体会到我们肩负的责任与义务。
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学习了黄石电网的发展史。通过对黄石电网发展的学习，加深了对企业的认识与了解。了解到从最初的很简陋和艰苦的条件到现在的比较完善的体系和比较好的条件，是经过很多不断地的努力的。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5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公务员的专业化水平是决定政府工作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经指出,“现代劳动生产力之所以得到提高的关键，也就是人的技能、灵巧性和判断力提高的关键，来源于劳动分工”。现代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分工，使人们能够集中精力，高度专业化，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技能、灵巧性和判断力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
一位早期系统研究“专业职业化”的社会学家卡尔—桑德斯认为：“所谓专业是指一群人在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专业是一种需要特殊智力来培养和完成的职业，其目的在于提供专门性的服务”。1933年，布兰德斯(brandeis)提出：“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为了从事这一职业，必要的上岗前的训练以智能为特质，包括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
1948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公布了关于“专业”的八条评判标准：(1)专业实践属于高度的心智活动；(2)具有特殊的知识领域；(3)受过专门的职业训练；(4)经常不断地在职进修；(5)视工作为终身从事的事业；(6)行业内部自主制定规范标准；(7)以服务社会为最高目的；(8)设有健全的专业组织。此后，利伯曼在1956年、曾荣光在1984年也分别提出了有关专业的特征、核心及衍生特质。
由此，专业的主要特征包括：工作实践以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为基础；工作过程需要心智和判断力；工作需要自。其它特征还包括：工作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掌握工具方法；从业资格不易获得；强调服务社会。所以，与一般工作者相比，专业工作者更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学习高深学问和专门知识。
应该指出，专业化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是specialization；而中文里常说的职业，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是occupation，指从事一定的工作职业的人，可以包括专业人员、也可以不包括专业人员。professionalization则指的是专业技术职业化的一种现象，与职业有区别。中文里的职业化，实际应该是这个的意思——将专业的工作能力变成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职业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基础。要是咬文嚼字，职业化的过程可以翻译为professionalizationofanoccupation或makinganoccupationmorespecialized（将一个职业专业化）；或相反，occupationalizationofaprofession（或将一个专业职业化）。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暂不用职业化，而是用专业化这个词。
专业化指的是一种需要长时间训练和学习做基础、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或工作领域。它需要从业者对这个领域有系统的知识和精熟的技能。［7］这种知识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具体工作事务方面的技能和判断力，一个是对整个行业的认识和是非辨别力。当然，这种能力包括在原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能力。
现代文献中对专业化的定义还包括由专业化协会提供考试和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准，公认的行业道德准则（比如说，救死扶伤是从医者的最高行为准则，保护顾客隐私是律师职业和银行业的重要工作原则等等）。传统上，医生、律师、法官、工程师、教师、牧师等都是终身从事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20世纪以来，公司经理、市政经理、大学校长、银行家、设计师、药剂师、护士、会计、图书馆员、社会工作者、电脑软件师，包括职业政治家等等，也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职业范畴。
一般来说，专业化的标识包括：专业规范（职业组织本身的一些对自我进行约束的规范条例），工作范畴的相对自主性（职业标准由职业化协会制定），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有对职业发展和行为的影响，有行业发展史（包括专业化人员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有行业本身的礼仪程序等等。他们在社会上有得到承认的合法性。从业人员不以工作单位而以行业为工作范畴，专业化程度高，在行业内流动性强。
专业化(或专业工作职业化)是一种高度的社会分工的结果，有利于社会专业人才的成长、发展、流动和发挥才能，也减少了他们在工作更换过程中时间、技能、工作业绩方面的交易损失。同时，还减少了社会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的认证成本。
二、公务员的专业化
中国在近年来的改革过程中，对专业人才依靠
行政性评估，如由部委行政机构评估不同专业的专家,或用并非一个专业但级别较高的人员评估另一个专业的人员。比较典型的是用图书管理人员为检索方便发明的科学索引指数(sci)或社会科学索引指数(ssci）作为权威指标,而不是参考指标,评估不同专业的学者的科研能力，专业人才上岗后需要很长的熟悉工作业务的时间等等，都是社会专业化水平不高的表现。这个过程在美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中，也曾经出现。
一个常常引起混淆的问题是：公务员能否算是专业人员呢？回答是，他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公务员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是一种职业的总称。在这个职业里,有的专业化要求高，有的不高；有的是辅助工作人员,有的是决策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政府工作包罗万象，需要许许多多的专业来支撑。比如说，它要求的专业人员包括建筑师、律师、会计师、药剂师、化学检验师、电脑工程师（软件、硬件、专门的应用软件包等）……这些专业人员的专业能力需要他们的专业组织和同行来认证。随着职务的升迁，有一部分人成为本专业的业务骨干和领军人物，界定专业领域、领导发展、进行业务把关；有一部分人会进入组织的管理层，需要学习管理知识，成为职业管理人员；有一部分人会纵向发展，获取另外的专业知识（比如说，建筑师学习会计，成为会计师）。
这样，他们的职业进步轨道就有所不同。第一部分在专业方面进步，不断升级，如从建筑方面的助理工程师升到高级工程师。但这个升级不应该成为他进入别的行业的资格。就是说，不能横向认证。高级建筑工程师还不能被接受为合格的高级电脑工程师，也不能被认为是高级市政管理人员，或会计师。要进入那些领域，他还需要努力学习，获得那些领域的重新认证。比如说得到管理学位、会计学位或相关的证书，获取他的新的专业资格。所以说，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一个人拥有数种专业能力，数种专业认证，是常有的事情。它保障的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运行的高效性，主要的学习过程在进入工作岗位前就基本完成。前面提到的职业经理人、职业市政高管（市政经理），或职业政治家都属现代的专业范畴。职业经理人强调的是组织、人事、财务和协调工作能力，职业政治家强调的意识形态忠诚度、群众工作和政治操作能力。在现代社会，他们都需要有专业训练、行业经验互动和多年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
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够、社会分工不细、专业化水准不高的条件下，人才的专业要求较低，跨行业流动比较容易和可能。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分工越细，对人才的专业化要求就越高，专才的价值才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跨行业流动就比较困难。即便是我们常说的“通才”，也必须要是一定业务范围内的通才。比如说，用一个只懂得农业的人才去管理导弹制造，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用一个聪明的懂得农业的人去管理导弹制作，虽然说不是没有可能成功，但中间他需要花费的学习时间太长，会使他管理的队伍很长时间没有方向，难有作为，自然不如选择一个已经对导弹制作有所了解的人，最好是一个了解本行业，并且处于前沿的专家，一上任就有方向，有措施，有步骤，知道到哪儿去找有潜力的干部和助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如果他从事的是导弹制造的管理工作,就必须有导弹工程和管理人员的两种证书；如果是在导弹制导部门从事人事或后期工作,可以不需导弹工程的训练,但需要有人事或管理工作的训练。政治官员的工作属于另一个轨道,在业务决策方面需要得到专家支持,或分出哪一部分是专业决策,哪一部分是政治决策,责任各有不同。这是科学决策和问责制度基础。
在革命的年代或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人才奇缺，将有一定能力和教育水平的人选入岗位就已实属不易。现代政府出现的初始阶段，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用高中、大学或研究生学历作为一种认证方式，再加上公务员考核，就可以算是专业化的标识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公共管理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和介入也必须不断增强，这才提出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问题。管农的、管工的、管医的、管交通的、管教育的、管工程的、管组织的，都必须对其工作领域同时代最先进的知识水平和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有所了解，而这个认知，又只有同行业的专家们最有发言权，这就是公务员的专业认证问题。也就是说，未来对有专业知识的许多公务员的考核，不应仅仅是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考核问题，还有领导和组织部门对这个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的了解程度问题。他们既要得到其工作部门管理机构的欣赏，又要得到他们同行的专业组织的评估和认证，这才是干部队伍专业化的真实涵义。
中国近年来许多干部回炉进学校拿学位，是对这一趋势的一个朦胧的理解，但其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专业学习不专门，专业认证不专业。良好的、社会可信度高的专业协会和认证机构并没有诞生或管理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如果专业学习不专门、专业认证不权威，它与事实上的非专业/非职业化就没有什么区别。
三、公务员专业化的管理
传统的公务员管理中，专业概念模糊,对专业协会的管理水平也不高,管理人才过度频繁地跨行业调动，增加了跨行业工作学习的成本，减缓了公务员上岗后立即展开工作的时间效率，影响行业内的不断学习，不利于人才的专业化发展，违反现代社会靠有效分工获取效率的基本准则。举例来说，一个现代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管理，与一个城市的管理非常的不同，除非有意识地推行相应的科技成果转让，让大学的科技成果找到好的实践场地，将大学校长提拔作为市长或市政经理就不是一个好的职业进步。市政管理、大学管理或是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
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需要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才能和奉献精神来从事。不科学地迫使专业人员在不恰当的时机改换职业轨道，造成的是人才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的高效运转。
中国过去有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的就是社会分工的重要和社会必须对社会分工的尊重。人尽所能，都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只是在封建社会的管理过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反而将社会分工发展这一重要原则给替代了，造成在专业分工和发展上不孜孜追求，难得精益求精，在仕途道路上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根据莫石的观点，专业化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服务不再是传统的服务性的工作，而是管理精英启动变革和领导社会发展的工作。［10］新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和速度，不再单单由某一个政府的机构来确定，而是通过这个行业里的精英分子、精英组织与社会权利机构的互动来决定。在现代社会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社会的专业化也有它自己特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又未尝不是社会发展的契机。比如说，专业化社会管理能够克服过去官僚机构不民主、拍脑袋决策或少数官员说了算的管理倾向，提高专业监督和有专业能力的公众参与的水平。当然，这个公众参与还是有局限性的，取决于专家的影响力。所以说，专/职业行会能否很好地代表普通大众的利益还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民主议政的难题。但是，如果努力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的整体认知判断力，提高信息透明度，民主议政的能力只会比以前更好。
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也会使公务员问责方式复杂化，需要明确是对行政组织问责还是对专业行会的道德要求问责。但这一复杂性正好提高了社会制衡，是约束官僚组织行为的一个有效措施。另外，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专业人员流动的能力，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换专业和行业的流动性。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得到的是更高程度的分工。有毅力和决心的专业人士，还是可以通过自身学习努力，获得跨行业认证。否则，他们就不应该进入他们想进但没有能力进入的行业。
专业精英对行业的垄断影响力是否会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是社会专业化过程中最有分量的一个考虑。但是，它并不比过去更差。过去进入社会精英层的必要条件是阶级、财富和聪明才智，而专业化的社会里成为社会精英的条件是教育成就、专业化水平。关键之处是如何进行不同行业专家之间的协调。这就是专业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诞生的条件。专业管理通常也称为职业管理，职业管理的诞生，又进而形成专门家和职业管理人员之间的紧张形势。对于这个问题，莫石曾提出在工作设计上，让职业管理人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工作忙碌(比如说,管政治工作的有自己的工作范畴,不清闲,也不与市场的专业市政管理工作或建筑总工程师的日常专业工作相交叉)，同时设定职业管理人员与专门家两种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和成功的标准，在组织里鼓励团队合作和协调精神等等方法来解决。
进行职业和岗位设计，定义不同的成功标识，有效管理专业协会及其专业功能，有利于提高社会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发展效率，也可以帮助克服官本位现象，鼓励人才各尽所能，加快中国的管理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现代文明水平。同时，这也符合现代社会的人人平等、各尽所能、高效发展、共同富足的人文精神。因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要用合理的制度和人才升迁机制，鼓励最好的专业人员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以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高星级酒店；男性气质；性别；绅士；广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42-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0
引言
在传统的性角色理论中，男性被定义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在上处于主动地位等的形象。学者普遍认为，“男人”不只是一种性别，更应是一种社会角色和责任。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男人被界定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和社会道义的承担者。但随着“花样美男”时代的到来，这种认知也遭受巨大冲击――与阳刚之气迥然不同的妩媚妖艳更受众人的追捧，愈来愈多的男性形象开始变得女性化、异质化。这种与传统男性认识的背离也引发了社会对男性身份的焦虑和认同的担忧。社会媒体充斥着对男性及“男性危机”的焦虑[1]，并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学术著作的产生，以寻求社会科学关于所谓“男性危机”的见解[2-3]。学者首先否定和批判了基于“生理性别”理论的传统男性认识论，并指出了性别认同的历史和地理特殊性，有关性别的社会建构论开始显现。学者指出，性别及性别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不同的环境塑造着不同的性别气质。
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诸如酒店、社工等服务性行业中的男性职员的性别身份依然是被社会大众所诟病的对象，高星级酒店等服务空间被认为是承载“男性身份危机”的场所。因此，本研究以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为研究对象，援引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中有关“男性气质”与“性别认同”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诸如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和后现代消费空间是如何规训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的，男性气质在这样的空间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重塑。研究尝试建构微空间男性气质研究的框架，建立国内地理学男性气质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并补充与完善西方语境下男性气质研究理论，同时也为国内酒店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1 研究回顾
虽然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男性气质”的概念尚无一致定义，但关于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研究却早已开始，并经历了从生理学模式到人类学模式再到社会学模式[4]的漫长演变。且随着地理学有关性别研究的介入，男性气质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社会建构模式”（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时代。学者逐渐将空间理论引入男性气质的研究中，提出男人不是生来的，而是创造的，男性很积极地构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论断。由此，男性气质的定义也由聚焦于性/性别生理系统发展到强调男性气质的历史性和地理性差异（空间性）上来[5]，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男性气质的时空演变过程。
早期地理学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男性气质空间属性的解释及对性别气质多元化的解读。男性气质既具有时间性，又具有空间性[5]，它是多元化的、多样的、因空间而异的[5-6]，同时又是不稳定和矛盾的，而不是统一的和单一模式的男性气质[7-8]。它是“依据适合一个人的性范畴态度以及活动规范化的概念来管理这个人行为的一种活 动”[9]。而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onell在《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一书中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4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这些类型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式，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社会性别秩序中主流的男性气质模式，以及其相关的实践和关系等[10]。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城市地理对性别研究的深入，使得男性气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和走向。研究不再将男性气质固封于某一种既定的特性和本质框架之下，而是聚焦于更多元的男性气质内涵，论证不同的男性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社会性地建构具有历史和空间特色的男性气质，并进一步指出，空间环境决定了男性气质的特点[11]。因此，有关城市男性气质的研究则见证了男性气质研究由固封的性别气质研究向男性身份与认同解读的转变。
西方有关服务业男性性别气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那些跨入非传统男性行业工作中男性的身份和气质问题，如医护业[12-14]、社会工作[15-16]、酒店餐 饮[17-19]等。学者指出，男性从事女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会对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有着不同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这些带有严重女性色彩的服务性工作，男性职员也被要求学习温顺、顺从、同情心等“女性化”的技能[20-22]，而这会把他们建构成女性化的职员[23]；其次，服务性工作通常被社会主流话语归为是一种“苦活、脏活”[24]，而且面临着待遇不高，地位低下[23-25]的困境，因而被认为是不适合男性的工作[26]。因此，Williams指出，在非传统男性职业中工作的男性，经常被冠以不是男子汉的诟病，同时，他们自身也表示让自我与他人确信他们也是男子汉实属困难[27]。因此，学者指出，比之传统岗位上的男性，在非传 统岗位上的男性趋向于表现出较少的男性性别 类型[28-29]。
可见，性别研究作为国外人文地理学跨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话题，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国内有关性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30-31]，关于男性及男性气质的探讨比较少。不可否认，对男性气质进行空间性解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城市高星级酒店作为极具男权色彩的消费空间，其典型服务性使得其内的男性职员受到来自多方话语的身体压迫及气质影响，为有关男性气质的微空间解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因此，本研究以广州城市高星级酒店为案例，从男性气质社会建构理论视角来探究微空间下男性气质的建构与演变，以期丰富和推动有关服务业男性气质研究，也为转型期有关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误解和偏见予以学术上的纠正。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地
研究选取广州市高星级（四星及以上级别）酒店为案例地。广州是中国最先开放的城市之一，也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服务业十分发达，且思想开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广东省星级酒店名录，截至2015年1月，广州共有白金五星酒店1家，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41家。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广州市的3家国际品牌酒店（海航威斯汀酒店、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和2家本土酒店（广州恒大酒店、白天鹅酒店）共5家五星级酒店的职员作为调研样本。本研究选择以上案例地主要是兼顾国内和国际品牌酒店和可进入性及资料收集的便利性等，研究尽力做到样本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以便全面反映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性别建构的过程。高星级酒店作为舶来品，其所建构的“绅士化”空间对本土文化语境下男性的传统气质有着剧烈的冲击和影响；同时，高星级酒店作为浓缩的社会，其多元的工作内容需要有男性职员的参与。因此，高星级酒店不仅仅具有非传统男性行业的普适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研究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对研究中所选的5家五星级酒店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于2015年4月至5月进行了相应的补充调研。调研内容主要有酒店实地考察、非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数据，并与访谈者建立网络好友关系，并在访谈后收集与访谈者相关的网络博客信息等二手资料。同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不仅局限于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同时还涵盖了女性职员，以及酒店消费者等酒店内活动的多元主体，他们均与酒店男性职员有较为深入的社会互动，不仅对酒店男性职员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对酒店男性职员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共访谈了酒店男性职员20人22人次（表1）和女性职员10人13人次，另外，还访谈了10位具有丰富酒店消费经历的顾客，他（她）们在酒店平均每年消费的时间为30天（含）以上。女性职员和酒店消费者根据访谈时间顺序，分别编码为：F-1、F-2……F-10与C-1、C-2、……、C-10。在以上的访谈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个体深度访谈（包括3人次的网络访谈）和小组焦点访谈。此外，还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样本酒店的相关规章制度、员工手册、职员博客、网络信息、影像视频、图片等文本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尽可能全面研究酒店男性职员的空间规训与性别气质之间的互动关系。
3 研究内容
3.1 职业规训：酒店工作要求与职员男性气质建构
众所周知，高星级酒店不仅具备着豪华、昂贵的硬件设施，同时需要有高品质的服务与服务人员保证这种豪华与高雅的文化氛围。因此，由外而内地构建酒店员工礼仪、形象，对于提高酒店的产品质量及品牌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32]。所以，酒店为员工制定了一套详细的约束和规训办法，并以员工手册、各类规范书等具体文本信息，以及岗位培训、早会、交流等管理活动展开，最终具化到职员日常工作实践当中。
3.1.1 管理制度约束与男性气质塑造
酒店为自己的职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规章制度，对职员的仪容仪表、行为动作、工作态度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以实现对酒店男性职员言行、举止、态度、衣着等个体行为方面的掌控，将男性职员建构成正式、整洁、绅士的外在形象。在访谈酒店里前厅部、餐饮部等一线部门的基层职员时，提到最多的就是酒店对职员仪容仪表、着装打扮的要求等。如广州某五星级酒店员工手册第4章第10节关于“个人仪表”的规定：所有员工都代表酒店形象，因此整洁端庄的个人仪表对于建立良好的宾客关系至关重要。员工应随时保持干净整齐的形象，并遵守以下的行为准则：
[个人卫生：＼&员工必须每天刷牙，保持口腔及呼吸口气的清洁＼&内衣：＼&内衣的图案或颜色不得透出制服外＼&袜：＼&男员工：暗色的短袜
女员工：自然色的没有走线或没有洞的丝袜＼&制服/上班着装：＼&制服/上班着装保持干净、得体，并着装整齐，不得有洞，纽扣掉落或松垮衬衫、外套应扣上纽扣，衣袖不得卷起＼&＼&……＼&指甲：＼&指甲修剪整齐，保持清洁，涂自然色的指甲油＼&首饰：＼&除了样式简洁的手表、结婚戒指和女员工的小耳环外，不得在穿着制服时佩带其他珠宝等首饰
女员工：每个耳朵上只可戴一个耳环，且不可以戴悬垂式的耳环
男员工：不可戴耳环＼&]
――广州某高星级酒店规章制度节选
规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微观权力，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除了规章制度之外，还需要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发挥其效用[33]。由于酒店的规章制度影响作用往往是暂时性的、易变的，酒店还会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强化酒店对职员的规训力度和效果。“入职之后都会有培训的……告诉你怎么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的不好会有什么结果什么处罚等，都会具体和你说明，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在培训中啊，工作中啊，一点点形成的……”（访谈者M-10）。酒店的培训、早会、例会等为酒店提供了监视、裁决以及检查男性职员的机会和具体方法。这种监视往往是隐性的，如通过职员早会中的工作盘问、经验分享等，以实现对男性职员工作的掌控和监视。同时，酒店往往会利用例会等活动进行对职员的奖惩和规范化裁决：通过将个人表现纳入一定的整体空间中，并根据规范化的标准对个体行为进行精确评估，标出差距，通过具有“矫正性”的规训权力针对性地对身体进行惩罚和奖励[34]，以达到对男性职员的规训作用。“有忘记弄头发，试过几次，有几次就是不想弄；但是早会前大家看到都会相互提醒，而且进入工作区域了就会弄的很好，就不会很随意……”（访谈者M-17）。
因此，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在酒店管理制度约束下，不仅要求仪容仪表方面必须衣冠得体、干净整洁；同时个人行为必须举止大方，无不良嗜好；对客态度上也需具备礼貌谦和，稳重文雅的气质，表现出酒店男性所特有的良好修养，塑造酒店男性职员的“绅士化”形象。
3.1.2 日常工作实践与男性气质塑造
管理制度约束只是酒店对男性职员身份和形象规训的开始，而酒店工作对男性职员的塑造作用更多的是灌注在职员日常的工作当中。酒店的工作相对其他行业来说，具有工作时间长、不定时、职责多变、工作琐碎复杂、需要处理不同的需求和服务等特性[35]。一般在刚开始的时候，男性职员在酒店服务工作中的表现会逊于女性职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工作经验的累积，男性也慢慢表现出仔细、耐心、温和、健谈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能力方面，相对来说，细心、细节方面不会有女性做得那么细……（和之前比）和客人的沟通会好一些，会流畅很多，见得多，对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洞察力性格方面，刚开始内敛，然后会变得放得开”（访谈者M-2）。
酒店工作强调的是具体的服务，而这种具体的服务进一步挑战了男性职员一些传统的男性自我表达方式[36]。因为酒店服务除了需要酒店职员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外，还需要他们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如“微笑服务”等[37]。因此，酒店关于职员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集中在对客服务的态度方面。诸如卑屈、温顺等“女性化”的态度往往能够更好地被消费者所接纳而被高度赞许[26]，因此，处于这种温顺和顺从所支配的环境中，男性职员需要学习一些女性化的技能[21-22，38]。如男性职员也被要求以温柔和谦卑的态度面对顾客。“我们会要求员工（工作中）保持微笑，而且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对客人说话的分贝都有要求，还有说话的语气什么的……如果偶尔遇到不讲理的客人，都是要求不能直接顶撞客人，员工先道歉解决，不行就找领导……”（访谈者F-8）。除此之外，“容忍和委屈”是酒店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酒店客人很多时候比较敏感和挑剔，员工随时可能受到客人的抱怨和指责，压抑和伪装的情绪给酒店员工带来较大的压力[37]。“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土豪，但是他会觉得他是客人，可以从这些客人的行为中看到mind（思想），他们的思考模式就是，认为我给了钱，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访谈者M-7）。由于受到酒店规章制度的约束，酒店男性职员即使在遇到消费者无理取闹的情况，也必须仍然保持礼貌、谦逊的态度。“投诉一般都是直接和员工抱怨，员工处理不了就会找领导……遇到投诉（我们要）先道歉，所有的岗位都是一样的，然后找办法解决”（访谈者M-5）。但是“有时候会有冲突，因为有时候可能，男性处理问题，客人一骂他，可能自尊心比较强吧，就会受打击吧，就会有：你来这里用餐，你把自己当什么，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这样的想法，但不会说……”（访谈者M-14）。因此，与传统男性冲动、攻击、极力捍卫自己权力的表现不同，酒店男性职员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采取隐忍、退步、主动放弃的行为和决策。随着时间的流逝，男性职员这种被动的态度逐渐转化为自我的一种无意识地约束，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
综上可知，酒店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层次、目标组合而成一种特殊的技术手段与权力类型，来实现对男性职员的规范化训练[33]。与传统男性所表现的粗狂、大气、自我的性质不同，酒店男性职员被要求尽力做到温顺、乖巧，以及情绪管理和顺从等，在外在形象与表现方面逐渐从“被动的绅士”演变成“主动的绅士”，身心合一的实现酒店的目标“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a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an（我们是为绅士淑女服务的绅士和淑女）”（访谈者M-19）。
3.2 “他者”规训：“他者”作用与职员男性气质建构
酒店男性职员不仅受到来自酒店的规训作用，同时也受到来自酒店空间中“他者1”的规训，包括女性同事、上层管理者、其他男性同事以及酒店消费者等。这些“他者”的存在，对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将主要从酒店职员（女性同事、上层管理者）以及酒店消费者两个层面探究“他者”对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建构的影响作用。
3.2.1 职员之间的协商与作用
国外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在讨论服务业及其他女性工作对男性气质影响的时候，往往只集中在工作本身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和建构作用，而忽略了女性同事以及其他层级职员对男性职员性别气质建构的影响。地理学研究强调空间权力关系对男性身份的塑造作用，而女性及其他层级职员作为空间关系中最重要的他者，对酒店男性职员的发展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协调和确认作用。
（1）女性职员的凝视和影响作用
酒店行业作为典型的服务性行业，特别是高星级酒店，目前职员的性别比例仍然是女多男少。在酒店和餐饮方面，女性的比例达到59%，而男性的比例只有41%，而国内酒店业女性所占比例则超过60%[39-40]。诸如服务员等岗位女性的比例更是高达77%[41]。因此，酒店男性职员首先面临着与众多女性职员和谐共事的任务和压力。而由于受父权制度或思想的压迫，男性被灌输了主动承担繁重棘手的劳动和保护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酒店中虽然女性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但限于生理因素，工作上诸多事情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男性职员。这种男女互动关系促进了男性职员对自我男性身体（体能）的认可和男性身份的认同，再现作为男人所具有的“威武”“阳刚”的男性气质。如：“女生放不下面子的就会让男人去做”“比如客人点睿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会不好意思，就会推男生去做”（访谈者F-5），以及“像酒吧等部门，或者是晚上值班呀，查房呀，男生都有绝对的优势的……女生就比较危险嘛，所以都会叫上男生帮忙……”（访谈者F-7）等。因此，虽然男性职员处于酒店工作空间的空间管制之下，但女性职员的依赖及自我生理优势，使得男性职员在一个小的场域内，提供了建构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可能。
此外，由于受女性同事存在的影响，以及日常生活交互、团队工作任务协作等其他诸方面的压力，男性也会在语言风格、做事态度等行为上做出相应调整，通过弱化支配性气质来达到与女性职员的协同共存。正如Galbraith所说，男性可能会接受一种“转型”的男性气质，而在这种男性气质中，一些传统的男性标准和价值，如野心可能会继续维持，但是传统的性别界限就会被抵制[42]。酒店男性一方面通过身体和硬气展现自我作为男性所独具的刚性、支配性的气质，一方面迫于工作和环境的压力而调节自己的特质，与女性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如“语言风格上可能会稍作调整，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可能会留意自己的沟通风格，跟他们讲的时候会事先考虑如何表达一件事情……”（访谈者M-6），“不能说是女性化或者娘吧，可以说更斯文一点……”（访谈者M-12）。
（2）不同层级职员之间的协商与作用
由于特殊的职员等级制度，酒店不仅有严谨的职位区别，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同一职位也会划分出不同的职员等级，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不同的权力。同时，酒店还存在着不同等级不同职位职员共事于同一空间、从事相同工作的现象。“（我们）也会做擦桌子、收拾餐具的事情；如果是很忙，什么都要做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客人愉快的用餐，如果员工忙不过来，上级都不帮忙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访谈者M-12）。
因此，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层男性职员在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内也加强对自我言语及行为的约束作用，这首先体现在日常的言语交流中。“说话啊，玩手机啊什么的都有……肯定不会那么死板嘛，只要不被经理看到就行……”，“（平时休息的时候）就各种聊啊，吐槽这吐槽那，也会聊老大，但是聊的不多，隔墙有耳嘛……”（访谈者M-11）。
可以看出，由于工作和生活空间中有上级权力的介入，以及隐性监视的存在，使得基层男性职员原本的行为言语受到干预和破坏，进而使得其变得更加谨慎和细心。可以说，上级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层男性职员不得不表现出男性气质中的从属性――服从和沉默。当然，这种不同层级之间支配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在酒店等级森严的工作空间下总是相对的，相对于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性，则有下级对上级的从属性。
因此，酒店男性职员不同层级间相互影响其男性气质的建构。一方面，基层男性职员在上级职员权力和隐性监视的作用下，不断完成自我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建构；另一方面，酒店高层职员基于对基层职员的行为示范效应，不断认同与强化自我男性气质的支配性特质。
3.2.2 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和消费倾向的影响
酒店作为典型的服务性行业，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高星级酒店的消费者市场定位为社会精英人士，其对酒店男性职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消费实践的显性影响作用
高星级酒店的服务对象往往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他们的服务要求更加细分和专业。这就要求男性职员不仅具备良好的工作心态，更要求酒店男性职员的自我内涵塑造与社会知识养成。“当然你如果会英语就更好，可以和他们（外国消费者）飙英语，不会的话就只能用手势简单交流了……如果遇到好的客人的话，他也会教你说（英语）……”（访谈者M-11）。同时，酒店职员在与此类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在有意无意中进行自我知识的生产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酒店复杂的服务环境和内容提供了酒店男性职员多样的社会知识习得的机会，丰富了个人社会认知以及交际能力。所以，纵然酒店男性职员平均文化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但是却拥有着较高的社会见识和素养，酒店男性也呈现出“素养高、见识广”的男性气质状态。“这一行做久了，和客人之间的沟通，会更好一点……会比以前流畅很多……长时间的话，见得多，对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聊几句就会知道客人大概什么性格，就可以聊不同的话题，自己在沟通方面和交流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对人的方面了解的比较多一点，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见到……”（访谈者M-14）。
对于酒店男性职员而言，社会知识习得可以说是酒店消费者对男性职员的正面作用。有些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向作用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建构，但这种反向作用往往起到正面作用。“因为酒店有时候，在中国这个服务环境下，来的客人很多都不是温文尔雅的，有些是傲慢粗暴无理，如果服务员没有足够的忍耐力，很容易就控制不住，明明是他错了，他还是要指责某个职员有问题……不过，我们一般都会控制自己”（访谈者M-12）。
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高星级酒店的消费者往往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力，而在这种话语权力驱使下的个人行为及性格品质也会带入酒店空间，而消费者的这种本位主义思想以及对权力的极度追求，又与酒店的规章制度或管理支持一起，迫使酒店男性职员选择从属性的行为表现，以从属、顺从的性别身份和行为参与酒店实践过程中。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酒店男性职员向社会精英靠近的素养与能力，实现酒店男性职员从“形式美的绅士”逐渐演变成“内涵美的绅士”。
（2）消费实践的隐性影响作用
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强调商品的重要性，而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其主要提供的消费商品就是服务，因此服务的质量问题及与之对应的酒店职员的服务管理问题，成为酒店建设的重点内容。由此可知，高星级酒店消费者往往更注重服务的质量，有着更高的服务要求等。而高星级酒店消费者除了会基于高规格的服务要求给予酒店男性职员直接的身体互动和行为塑造外，消费者对酒店男性职员的作用往往可以延续到更深的隐性层面，即直接参与酒店职员的管理。
高星级酒店消费者除了在消费现场与酒店男性职员存在互动以外，往往会以意见卡、消费体验等形式记录下消费过程中的体会以及更详细的要求，而这种意见卡、消费体验等，酒店则会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并由酒店某一部门（如前厅部）负责记录、收集，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转交给人事部门，由人事部门负责统一整理、提交数据库等。而这些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对酒店职员的投诉、批判及感谢等内容，会构成酒店对职员奖励和惩罚的依据。“客人投诉服务不够好，当然大多时候是针对某个员工，然后给张warning单（黄单），下次长记性就好啦”（访谈者F-4），员工也会接受来自管理层职员的批评或惩罚，进而做出调整和改进，“但如果同类投诉较多，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就涉及管理模式的问题……”（访谈者M-8），进而会从规章或制度入手，从根本上对职员产生影响；而与之相反，消费者的反馈同样会有对员工的感谢与褒奖，“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们酒店集团下的一家酒店住宿，把她的iPad落下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在一次和员工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然后那个员工就记下了，然后真的就找到了，而且打电话给这个人，给她寄过去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集团酒店每次都会拿这个案例出来分享……”（访谈者F-7）。由于酒店的惩罚或奖励均会记录在册，同时会以会议、通报或通知的形式被周围其他职员同事所了解，因此，这种后期的、偶然的惩罚或奖励实践，往往会给予酒店男性职员更大的影响作用。消费者的这种隐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作用，促使酒店男性职员，进行“全方面的绅士化”建构。
3.3 自我规训：酒店男性职员的自我主动建构作用
3.3.1 基层男性职员的身体实践与酒店男性气质建构
酒店基层职员作为酒店工作空间中权力最弱的主体，受到来自酒店规章制度、上级管理者及消费者等多重压力。而在这样的权力空间和制度规训下，基层男性职员一方面主动或被动接受着酒店空间权力对其身体、性别气质的规训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会基于自我需要积极地将自己与周围环境进行融合，从而加速自我男性气质的建构。
（1）高品质物理环境下的自我约束
酒店基层男职员除了受到酒店规章制度等直接的有形规范作用外，同时还受到酒店整个工作空间环境的无形规训作用。高星级酒店豪华的硬件设施与弥漫于内的高雅人文气息，给予工作于此的职员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影响。差异和变化是理解文化身份的关键[43]，同时，文化身份也具有一定的空间政治意义[44]。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即在不同空间，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启动不同的身份[45]。酒店职员通过对酒店空间的凝视和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反身建构于自我的身体之上，进而积极地将自我与酒店空间产生联系，积极主动地重构自己的酒店男性形象与身份认同。如：“你想你在这样高逼格（规格）的环境下工作，那你这个人肯定要先正派起来，表现得像一个绅士，这样才能对得起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访谈者M-1）。
（2）主客关系环境中的我者身份完善
酒店男性职员虽然在与消费者消费互动过程中被凝视并被动地进行自我身份建构，但同时也会根据自我对消费者这一主客关系中最重要的他者产生凝视作用，从而选择性地对自我进行启发和生产。消费者消费与接受服务的过程，也是被酒店男性职员凝视的过程。这进一步使得消费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话题以及内容等也会对男性职员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如：“那个客人会和他（男职员）聊篮球聊NBA，而且还特别喜欢跟他说一些自己的经历，说一些大道理，教他怎么做人啊……”（访谈者M-6）。“第一次操作的时候特别紧张，手一直在抖，反而客人叫我不要紧张……有的外国人还会教你说外语……”（访谈者M-3）。这种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与交流往往会对酒店职员的工作及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酒店工作因为其高度的流动性而被社会主流话语认为是暂时性、过渡性的职业选择。虽然酒店工作被冠以各种不平等的标签，但事业的发展仍然是酒店男性为表达作为一个“男人”的有效途径。因此，酒店男性职员会通过对自己身体的改造而积极地将自己塑造为酒店需要型人才。如：“能够晋升当然主要是工作能力，可能我在工作上会比他更细心，比如客人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做个记录……大概就是这样咯，肯定是谁做得好谁上去……”（访谈者M-2）。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基层男性职员往往会更好地将自己融入酒店的制度和文化中，积极满足酒店对男性职员的气质要求，自我主动建构酒店式的绅士化气质，在与客人互动过程中，更多地从顾客角度出发，牺牲自我传统男性的霸权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更加约束自己，进而表现出从属性的绅士化气质。
3.3.2 高层管理职员权力实践与身份表达
相对于酒店基层男性职员（主管及以下），酒店高层男性职员除了具备基本的酒店男性形象以外，如礼貌、绅士、温和等气质，同时也因为拥有着更多的空间权力，而呈现出不同于基层男性职员的支配性绅士化气质。
（1）高层男性职员酒店尺度支配性绅士化气质的建构
基于高星级酒店空间权利的严重分化，高层男性职员因为职位差异而享有充分的酒店空间支配权及话语权。如对空间布置、陈设、硬件设施等的管理和决策权，对下属职员的选择、奖惩等管理权，对公司层面建设的决策权等。而支配性的主要产生动因便在于此，主体凭借在阶级关系中的文化动力或权力来声称和拥有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6]。虽然并不是说拥有机构权力或大笔财富的人便具有绝对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话语权力给予酒店男性管理层职员以支配性男性气质形构的基础和动因，如酒店高层职员通过开发自己的管理风格来重塑空间的惯习，对酒店空间及下属职员宣誓自己的权威性――男性气质获得支配性的标志 [46]。“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比如我们之前那个经理……说做什么改变什么政策就照他的意思进行……”（访谈者M-7），“对员工宿舍，我都希望像军人一样，我们会检查员工宿舍……我们给他们的解释就是，你们在公司里面下了班，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家，你在家里面到处脏不拉叽，这会影响到工作的行为和习惯……”（访谈者M-6）。
对职员的控制是酒店高层男性管理者展现自我权力和权威性的一种有效手段，而除此之外，其工作中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高层级的职员之间的对话、行业间的专家交流等，都有效构建了高层职员的权威性和支配性。“遇到投诉一般都是我们先道歉，然后如果权限允许的话就按客人要求满足他就行了，如果客人不满意或者什么的，那就要找领班啊主管啊，或者是经理出来，一般经理出来，客人就不会那么嚣张，情绪就会好一点……”（访谈者M-15）。酒店高层男性职员在与基层职员和消费者互动时，一方面建构了自己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又示范和强化了酒店男性职员绅士化的内涵。“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顾客，都要表现出彬彬有礼……我们的言行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非常重要，是留住员工和留住顾客的根本……”（访谈 者M-8）。
（2）高层男性职员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表达
酒店高层男性职员不仅仅在酒店尺度积极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酒店的管理者和代表人，也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如酒店的发展规划、市场战略、人力资源模式等，不仅仅需要在酒店尺度进行设计，更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进行有效的社会互动。“我们需要有敏捷的思维定位我们的客户群，还需要告诉我们的客户，酒店的品位是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酒店管理者亲自出马，例如主办一些活动，或者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外面更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形象”（访谈者M-13）。“酒店中的高管是很受欢迎的，他们都很绅士，我们所接触的一些酒管高人，都是魅力四射的，风度翩翩的……”（访谈者C-3）。
除此之外，酒店高层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更多的是表现在不同酒店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或重要消费者的接待之上。如，代表所在酒店进行酒店业界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学习，在此过程中，酒店高层男性职员的言行举止往往决定了外界“他者”对自我酒店的感知和认同。“在国内行业中，有过一些次数，有代表过酒店出去分享。在和人家交流的时候，都是行业的人与事……每个酒店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更多的是凸显一个酒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提升它，如何保持它。这一点上，我们酒店在过往的具体事件中，有自己的哲学……”（访谈者M-6）。
可见，酒店高层男性职员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的商业交流中，如社会活动、校园招聘、校企合作、培训讲座等，通过自我的行为展演，宣示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与酒店特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国内社会日趋凸显的男性身份危机以及新时代男性社会责任和意义转变的现实背景，以及国外人文地理视角下的建构主义男性气质理论背景，以广州市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对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酒店男性职员的男性气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对其酒店男性气质的建构、协商和展演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发现：
（1）酒店男性职员通过管理制度约束、具体的日常工作实践等职业规训，逐渐从“被动的绅士”演变成“主动的绅士”。
（2）酒店男性职员通过与女性及其他层级职员之间的空间互动，以及消费者的显性与隐性引导等“他者”规训，逐渐从“形式美的绅士”蜕变成“内涵美的绅士”，实现“全面的绅士化”建构。
（3）酒店基层男性职员通过酒店物质与人文空间的自我约束与自我发展，完成了从属性绅士化气质的建构。酒店高层男性职员通过酒店尺度与超越酒店尺度两个层面的自我权力和自我行为展演，实现了支配性绅士化气质的表达。
酒店男性职员在职业规训、“他者”规训以及自我规训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具有酒店特性的“绅士化男性气质”。研究认为，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建构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既有来自酒店方面的制度与环境影响，也有来自其他同事、消费者等“他者”的作用，同时还有自我的积极建构作用。酒店男性职员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表现出外在西装革履、整洁干净，内在温柔、礼貌、幽默、见多识广的形象气质，建构了具有酒店特色的绅士化男性气质。研究呼应了男性气质身份政治[7]的结论，认为男性气质是多元的、发展的，而非固定的、单一的，不同的空间环境下会造就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
此外，学者关于其他服务性行业，如医护业、社会志愿者等的研究指出，这些职业因为带有女性化色彩，会将工作于内的男性职员建构成女性化的职员[20-23]。本研究通过对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研究指出，诸如温柔、顺从等传统被认为是女性特质的属性，在酒店中被酒店男性职员内化为自我绅士化的一面，相对于其他男性，酒店男性职员表达出礼貌、谦让、热情、细心、有内涵、善交际等酒店男性气质。因此，本研究也进一步回应了地理学有关男性气质研究的男性身份研究取向，明确“如何成为男人”更多受到所处微观环境的影响与 作用。
西方地理学者在对男性气质进行分析的同时，虽然指出了男性气质的多元性、不稳定性等[5，7-8]，但仍然将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固化的、一维的性别气质进行分析，而没有深入探析某一类男性气质的具体构成。本研究通过对酒店男性职员在酒店空间中的性别气质研究指出，男性气质的多元性不仅在于主体不同而呈现不同气质类型，同时，同一主体在同一空间下也会受到空间规训呈现动态的气质建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从职业规训到“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逐渐演变的，形成从被动到主动，从形式到内容的自我内化过程。该结论补充了男性气质建构的内涵，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投影于空间的动态建构过程（图1）。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对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酒店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员流失率高，人员缺口比较大，高素质人才难以获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酒店自身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以及社会对酒店岗位的诟病[47]，本研究结论有助于纠正社会对酒店岗位的误解，同时为酒店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更加细化（如按照性别、地域、学历、年龄等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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