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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1
1、理清知识脉络，构建知识体系
高三政治二轮复习应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将知识点串成一条线，在线条的基础上，建立知识面，最后构建知识体系。广东高考《经济生活》一共有82个考点，分布在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政治生活》一共有51个考点，分布在行为主体国家、公民、政府、人大、党、政协、民族与宗教、国际社会中。《哲学生活》一共有77个考点，分布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一般理论知识中。《文化生活》一共有42个知识点，分布在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文化与文化、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下面以《经济生活》为例构建知识体系：（见下图）
2、抓住核心概念，突出重点知识
高三政治二轮复习时间紧，任务重，知识点讲解不可能像一轮复习一样，面面俱到。因此在二轮复习时要抓住核心概念，突出重点知识。综观近三年广东高考试题，《经济生活》主要涉及价格、消费、财政、收入分配公平、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等考点。《政治生活》关于公民、政府、人大、党等行为主体的考查。《文化生活》涉及文化的作用、文化的特点、文化交流、文化创新、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等知识。《哲学生活》覆盖了哲学的四大部分，即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近三年广东高考出现频率较高的是《经济生活》第四单元，《政治生活》第二单元，《文化生活》第二单元，《哲学生活》第二、第三单元。（见下表）
3、整合模块知识、关注知识渗透
近三年广东高考试题的主观题均有两道大题，每道题目涉及两个必修模块知识。2010年高考和2011年高考中，第一道大题考查《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知识。第二道大题考查《文化生活》和《哲学生活》知识。并且是经济部分的材料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文化部分的材料用《哲学生活》知识分析。2012年高考实行《经济生活》与《哲学生活》组合，《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组合。经济部分的材料用《哲学生活》分析，文化部分的材料用《政治生活》分析。可见模块之间的知识渗透与整合非常重要。
在二轮复习时要整合模块知识，关注知识渗透。《经济生活》中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作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府履行职能，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济生活》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在《哲学生活》中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政治生活》中完善四大政治制度，在《哲学生活》中就是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文化生活》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府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生活》中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在《哲学生活》中就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政治生活》中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党以人为本，在《哲学生活》中就是人民群众的观点，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应站在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
4、注重答题规范、提高答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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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 语言学 哲学 文化 政治 跨学科
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各个民族和语系，语言学都被看作是一门领先学科，语言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媒介，很多问题的处理及解决都离不开语言，它必然会对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的著作中提到，语言学研究不能是单一的语言研究，而是应该重点关注语言运用这个实践，打破限制，扩大视野，从不同视角和其他学科因素加以探讨。现如今，随着地球村的发展，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这种作用就更加显现，他必须和其他学科共存。由此可见，现代语言的运用已不再是简单交流手段和沟通工具，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也不再是单一的语言基础研究，而是应该更加注重其研究的深度及其跨学科的研究，从而拓宽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这对语言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及运用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 哲学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的差异决定着语言使用的不同。语言哲学体系这一思想是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哲学思想应该融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只要是语言能表达的东西，都可成为哲学加以研究的对象，这标志着语言哲学这一跨学科的诞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具体的使用中，这一思想被很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的跨学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从分析哲学来看英语语言现象的研究涉及范围非常之大，单从一个单纯或者一个句子就可以作很多视角的分析，我们在研究分析哲学的时候也要涉及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因为语言的研究是在哲学思维引导下的各种社会知识和心理知识的综合性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关键所在就是对不同语言包含的哲学观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大部分，第一是对跨语言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中存在理解偏差研究，第二部分是对英语语言学中的修饰哲学和语言艺术进行研究。从现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也是非常多，不断有新的点成为研究的课题。
二、 文化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我们对语言学的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有学者认为语言学是人为学科中的先进学科。在西方看来语言学的研究与文化相结合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情，在我国的学术界看来成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国的研究方向应该向价值观念、社会观念方向努力研究，英语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很多学者认为是由随机组合约定俗成的，但是在少部分学者看来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约定俗成的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文化结构和内在的规律性，基于这方面的研究才是现代英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在做语言跨文化交流的时候不能望文生义，一定要特殊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做研究，另外在某些词汇中也隐含着文化信息，有些是属于文化禁忌类的，虽然禁忌语会随之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关于性别、修养、场合等我们一定要重视。
三、政治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其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古代的欧洲，由于罗马的强大，拉丁语成为了欧洲的通用语。现如今美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英语便成为了世界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与政治的天然关系让英语成为世界的交流符号。在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英语语言学研究应该加以加强。
一方面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探讨英语在政治语言中的应用，英语不仅可以体现个人的思想，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思想和心理习惯。从国家的名字和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英语语言学研究正是通过政治语言现象了解该国的政治理念和以后政策的发展方向。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是不同的，因此政治语言学研究有期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英语语言的研究，可以探究该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政策主张。外交语言的表述有其独特的方式，而且政治英语有着很宽的涉及面。在政治辞令中有很多的模糊语言，并且在很多时间受到环境的影响。通常看来用灵活和委婉的语言来回避或者是掩饰某种话题。外交礼节在英语语言学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部分，特别在英国有人专门对首相那种晦涩难懂的辞令编撰辞典以帮助普通的民众理解首相的观点。所以我们单纯在词汇、语法和篇章上作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英语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不断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英语语言学，形成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英语语言学的研究是开放和多维的，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人文社会也要和技术科学相联系，只有这样英语语言学研究才有更加有活力。
参考文献：
[2]曹凤静.英语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及前景展望[J].海外英语. 2014（04）.
[3]胡敏.发展思维能力 提高科学素质――论英语语言学教学与学生素质培养的关系[J].孝感学院学报.2010（02）.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3
【关键词】电影文化 电影批评 多元文化
电影既是一门独立、完整而成熟的艺术，也是一门积极影响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文化研究反映人文科学对电影的影响。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和评论家让・路易・博特利提倡的把精神分析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电影理论，英国电影研究者劳拉・马维尔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女权主义结合而成的女权主义电影理论都是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的新形态。
一、电影文化批评阶段
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编写的《电影通史》介绍1962年以前的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的开端，以及当前时代及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电影、动画片、新的技术和新的浪潮。萨杜尔是第一个介绍中国电影的西方人。法国制片人罗伯特・布莱松的《关于电影机的笔记》反思了技术及其哲学与美学的含义。美国女性主义电影文化批评学者劳拉・穆尔维在《银幕》发表杂志《视觉和叙事性电影》，成为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献，作者对好莱坞影片中的男性主义美学实质予以揭示，标志着女性电影理论从形象批评进入心理分析与符号学批评的更深层次。穆尔维《视觉和叙事性电影的反思》又提出女性观看者的性质问题以及位于叙事中心的女性角色对认同作用的影响问题。加拿大当代电影理论家比尔・尼柯尔斯等主编的《电影与方法》汇集50篇理论家、电影批评家和电影制作者关于总体思考、结构主义与现象家、政治因素、流派、女权主义、作者理论等文章。
法国电影文化理论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进入文化理论思潮的路径中取得巨大成绩。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电影》第一卷《运动――影像》与第二卷《时间――影像》提出影像、运动与物质的同一性以及运动中能容许并存不同层次的时间性。进入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开始走向文化研究阶段，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安・卡普兰的《女性主义与电影》汇集1973年以来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文章，在更广泛语境中，关注社会角色、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同性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美国理论家斯图尔特・M・卡明斯基等的《美国电视类型》用当代文学的哲学分析工具和电影分析检视美国电视类别。
加拿大电影研究与通俗文化教授巴里・基思・格兰特的《电影类型读者》（共三卷）汇集最新电影理论与类型。新西兰保罗・克拉克的《中国电影：1949年以来的文化与政治》论述中国电影制作者、观众与政党的关系塑造了中国电影文化史。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对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康斯坦斯・彭利的《女性主义与电影理论》汇集15篇文章，分别结合创作者与文本论述女性话语、性别差异、女性在电影中的地位等。
二、多元文化理论与批评对话
21世纪以来，电影理论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到受西方与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意识形态批评，从受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电影叙事学理论到回归社会视野的文化研究，电影文化更加关注宗教、政治、经济、阶级、性别、种族等，进入多媒体新技术的“后电影时代”。美国达纳学院宗教系教授约翰・莱登的《电影作为宗教：神话、道德与仪式》论述流行电影在文化中的宗教功能，电影可以提供认识这个世界和价值观的方法。英国文化研究者菲利普・辛普森、安德鲁・厄特森与卡伦・谢泼德森的《电影理论：媒体与文化研究的批评概念》共四卷按时间顺序介绍电影研究中的批评与理论概念。
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珍妮・迈克白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书写电影中的女性》建构一种理论语言、文本中的女性视角与文化研究、种族、民族与后殖民主义、心理分析修正与同性恋理论。美国电影学者玛丽亚・普拉马乔里与汤姆・沃利斯的《电影：批评导论》历史地梳理与分析电影批评关注的叙述形式、布景、电影相片、实践技术、声音、流派、电影与文化、意识形态、性别等15个专题。美国哲学教授托马斯・马藤贝格与安格拉・柯伦的《电影哲学：文本与读本导论》涉及电影理论、电影本质、电影作者、叙事者、情感、社会批评与电影形式等问题。保罗・戈姆利的《新暴力电影：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种族与影响》以《落水狗》《陌生的日子》《拳击俱乐部》《黑客帝国》等电影作为个案研究，阐释上世纪90年代冲击“白色好莱坞电影”的新美国电影。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富兰克林的《政治与电影：美国电影的政治文化》结合电影传媒与美国故事、工业与偏见、电影审查与法律等内容与批评，阐述美国商业电影是政治的，反映美国电影在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英国电影学者罗纳德・伯根的《电影》《电影书》将电影当作世界上最流行的艺术媒介与跨文化跨艺术，探讨各类电影、导演风格、电影制作、电影价值等。帕梅拉・格雷斯的《宗教电影：基督教教义与圣徒文学》阐述从默片到当下宗教电影的历史、文化与批评背景。美国哲学家哈里・本肖夫与肖恩・格里芬的《美国电影：电影里表现的种族、阶级、性别与性》结合新电影文本全面概述在表现种族、阶级、性别中起作用的工业、社会文化和审美因素。美国哲学教授里查德・富默顿与戴安・杰斯科的《通过电影介绍哲学：关键文本、讨论和电影选萃》结合50部古典和当代流行电影阐释古典与当代哲学文本，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效的介绍哲学的途径，收入文章涉及哲学领域包括道德、宗教哲学、哲学思想、自由意志、决定论、感知与时间哲学等。
结语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电影成为高科技、高成本、高收益、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在视觉文化狂欢的时代背景中，电影由文化艺术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电影文化研究也转向消解国家、民族、阶级与性别之路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439.
[2]李幼燕.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1.
[3]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C].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4
关键词：抗战时期 云南高等教育 教育哲学观 互动 转向
因研究查阅资料之故，有幸拜读了学者任祥2012年出版于商务印书馆的《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一书，作者选取云南这一特定区域，基于抗战日战争这一时代背景，通过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间维度，运用多种研究分析方法，在教育思想、制度、实践等方面通过内迁高校与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其中有很多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实践转向论述不谋而合的观点，引发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1 高等教育理念层缺失适宜的哲学体系
“每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他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在西方几百年的大学发展史上，有两种独立或交替支撑其发展的哲学观，一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教育为国家服务。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研习和传承高深学问的地方称之为“大学”，那么中国大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而言，在我国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属典型的近代社会的“舶来品”。以后，“西学东渐”和近代工业兴起促使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产生发展，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为肇始，我国高等教育移植西方传承千年的大学组织模式和运行体系实施本土化的内生发展。这种外发内生型的高等教育演进，直接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缺乏适宜的哲学体系支撑，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起伏发展”和“无序变革”，另一方面则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及实践的相对缺失。
2 高校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观的凸显
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华夏大地形成相当规模。然1937年的战火纷扰，使大批高校不得不迁移至后方办学。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其实质在于时期云南高等教育在同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存续运营并带动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战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之所以有战时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关键就在于战时联大等一批高校长途跋涉的内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华中武昌大学等内迁高校之所以选址云南，既与战时中、东部地区不断变化的战局形势相关，也与当局对“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思想的坚持和倡导密不可分。与这种思想相印证的正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它强调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发展外，还负有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担当，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保存民族文化之血脉，实质上就是保存国家建设的智力根脉。也正是如此，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各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在学生人数与专业上有所增加，办学实力也大幅提升，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战火，但涅槃重生，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培贤育才，为促进战争胜利和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哲学观转向的典型
就历史而言，从西汉时期最早的太学、国子监开始，教育在我国被限定于“开启民智”的认识论思想范畴之内，长期被认定为 “上施下效，养子以为善”的社会活动，在较大层面上倾向于追求受教育者的文化自觉与心智圆满，教育与国家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论的哲学观导入剥离局面。这一情形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延续，及至隋唐，“学而优则仕”这一鼓励读书人做官、为国效力的科举制度诞生，首次完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从认识论到政治论的微弱转向。自此以后，以认识论为主导，兼附零星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长期传续。
社会历史的变迁轨迹一再表明，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往往孕育着文化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夏商到民国，中华民族虽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跌宕，但从未有过如同1937年以来的民族危机。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多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独有情怀，并未成为中国文教事业的哲学支撑和价值导向。然而，“”所引发的急剧社会变革，带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在高等教育存废问题上，深层的哲学思考成为时不我待的政治议题。“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作为一种与时代议题所契合的哲学观被正式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首当其冲便是国家意志所主导的高等学校内迁，故而有了西南联大的组建、华中武昌大学、中法大学等一批高校的迁滇；其次便是民众层面上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贷学金制度、奖学金制度、社会捐资助学等举措均在这一时期得以勃兴，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明显加深。作者任祥在书中辟专章论述“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的改造”，明确提出“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历史，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内迁高校与云南本土文明的互动史”的观点，并着力就内迁高校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全面佐证了教育除增进个人智识之外，还有着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哲学思考。
4 高校内迁驱动“政治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云南发展
教育实践是教育哲学在人类主观能动性上的体现。在政治论哲学的指引下，以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的实践为肇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被重新审视、修正和确立，西南联大全面融入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华中武昌大学在云南边陲的大理首开少数民族学生招生政策倾斜之先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深度融合、与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各种先修班、师资养成所、培训班在云南全面开花，文教空气空前清新，落后观念变革加快，民主风气和诉求传播加速，经济和社会被改造力度加大。毋庸置疑，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此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复员北返，为延续云南本土教育的发展，答谢云南在战时高等教育与本土互动中的支持与贡献，既有成建制的诸如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留驻云南，也有诸如杨武之、罗庸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战后云南的高等教育发展中献智献力。这一切又使得云南的高等教育在战后既呈现出本土的自主发展，又有了外生延展的力量，一种全新的，以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全面移入具体的教育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层面上逐步步入与西方国家相似的运行轨迹，“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
5 结语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不但为我们呈现了战火连绵的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更展现了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价值取向与使命的选择以及对国家政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今天，社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认识亦日趋成熟，在认识论、政治论、实用论、工具论等多元哲学的交融下，教育兼具自然和双重属性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广泛纳入高等教育实践。诚如作者任祥所言：“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多元交互中，人们各取所需，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旭，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3.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5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职能
中图分类号：F4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6-0013-01
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78年初版以来，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学者所精心研读。本书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是从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提出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由于中美两国的社会性差异，文化、地域等的不同，布鲁贝克基于美国学者的视野得出的研究观点并不能完全移植到我国，但他的观点对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科学家都认为大学有三大职能：传授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一直受到人们的认同，而服务社会却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议。布鲁贝克从哲学的高度讨论大学的使命：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提出大学要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教育必须保证他的精力集中于自己本质核心的、且经过时间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求知”的使命；持政治论的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大学应该对社会的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通过教学、科研、服务成为社会生活和民主进步的力量，承担起改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后者还强调，如果知识和思想不能使人们产生社会行动，那么他们就是无效的。大学追求知识不仅仅是目的，更是一种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手段。
但这种服务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即如何在保持自由和为社会服务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大学可以在忠于知识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并观察结果。笔者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 职能，应该通过知识创新、研究成果和所培养的人才来服务社会。
一、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大量的一线创新人才，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不仅需要探索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并且必须将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培养创新型人才并使之实现价值、发挥才能的长效机制。纵览国内外培养优秀创新型人才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需要以理想为动力，知识做基础，制度成保障。其中，“立德树人”则是确保这个培养体系良性循环的思想基础。“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作为培养青年人才的主战场，大学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德育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断改革创新，加强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大学德育工作的本质所在和内涵之义，而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和基本要求。大学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德育工作，做好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高度凝练了大学德育工作的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大学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学生的思想情况，寻求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及新渠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增强德育工作的创新能力和影响力，提高德育工作的亲和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科技服务职能
作为社会的一个机构，大学必然对社会的发展承担相应的职责。大学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但大学又具有独立的发展机理，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首先必须顺应大学自身的发展需要，有助于发挥大学的优势作用和提升大学的办学实力。鉴于大学的自身特征，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更应注重知识的沉淀、潜能的挖掘和创新思想的培育，应该做到努力构建科研转化机制、积极提升理念引领作用、主动把握前瞻社会问题，为提高所在地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层次、经济发展层次、全面提升所在地区和社会的整体素质不懈奋斗。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每年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大学中，理所当然希望大学每年也能为地方经济建设产生更多的效益。现在各地方政府也正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在这个宏伟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希望大学充分发挥人才力量雄厚、知识储备丰富的优势，参与进来，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腾飞，为地方经济做更大的贡献。在这过程中大学将自己掌握的科技知识成果融入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这些高深知识理论也将进一步得到升华结出累累硕果。可以预见，如果那所大学不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建设，那么以后它将会被社会所遗忘。
三、政治服务职能
大学的政治服务职能在于推动政治的发展，而不是直接介入政治为政治提供服务。大学的政治服务职能并不是体现在直接参政，而是培养人才和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大学应该发挥大学“思想库”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来为政治服务。政治是一门软科学，它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思维和智慧，优质的人才是政治发展的保障。
四、文化传承和创新职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传承文化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创新文化是大学的崇高使命。高等教育与文化发展之间具有着互动的、双向的密切联系，高等教育对文化传承和创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要进一步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就应当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就应当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就应当处理好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引领的关系，就应当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文化进一步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承担起应尽之责。
参考文献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6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