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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1
关键词：中国金融国际金融转型路径
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金融转型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些变化已经并正在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金融领域来看，全球银行业发生着深刻变化，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此，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新形势，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监管变革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整合。中国必须抓住全球金融转型的机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颈性难题，坚决踏上金融转型之路，以期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完善期）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变革进入市场金融体系框架的调整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显著特点是形成“一行三会”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的保险市场。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责，并负责协调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工作，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调整运行的时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期，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发展模式再创新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度调整和寻找解决方法，积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结构调整的挑战。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危机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机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9年无疑是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金融逐步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在，维护金融稳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三、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当主要矛盾和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积聚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更多地体现出经济社会成熟发展的特征、成功的运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管理理念等不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会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从中国参与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及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参与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这是中国金融转型路径达到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虽然总的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我国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既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
但是必须看到，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已开始日益凸显，阻碍着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亟待进一步解决。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内部效率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衡量金融体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规模的扩张，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布局、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固有的问题，阻碍了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从而难以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经济转型以“渐进”而闻名，金融转型更为渐进。但是这种过甚的渐进，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效率，客观上要求提升金融转型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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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2
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法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再到被普遍认同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经济法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法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后所产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保证，纵观中国经济法的历史，从萌芽到基本建构起自己的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
1978—1992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法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这时的经济法主要在于移植和借鉴国外的经济立法，当时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方面的规范，为应对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还不十分明确，加上对法制的需求也不强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还不具备经济法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2.逐步走向成熟阶段
1992年至今，是我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于我国多年的计划传统过浓，所以要通过经济法律的形式逐渐削弱经济中的计划成分，提升市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不是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济法的产生是源于市场失灵，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也为经济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立法实践基础。
二、我国经济法取得的主要成就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法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涉及各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1.宏观调控方面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部分，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后盾，也是国家运用计划、税收、货币、产业、价格等手段行使经济调控职能的法律保证。这方面的法律已经有：《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审计法》、《统计法》、《会计法》、《城市规划法》、《价格法》等。
2.市场规制方面
市场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维护市场秩序井然的行为，主要致力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功能。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计量法》、《标准化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反洗钱法》等。
3.企业组织方面
为了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要严格规范各市场主体的地位。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主体，国家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建立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规定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体应承担的责任。这方面的法律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乡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企业破产法》等。
4.资源能源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过度从自然界索取，滥用资源、能源，目前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和人民的正常生活。为此，通过经济立法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尤为重要。这些法律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
三、进一步加强经济法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法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环节建设。
1.继续完善立法
完善经济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本土资源，借鉴他山之石，尽可能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投资法、工资法、国有资产法、循环经济法、食品安全法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以适应实际经济活动的需要。
2.改进和加强执法
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的依据、权限和程序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要逐步建立严格的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责任制和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过程追究制，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行为，以增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的规范性、民主性和有效性。
3.积极构建经济法治系统工程
从社会公共性出发，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现代经济法就是由政府推进的市场经济法治模式。政府推进的市场经济法治可以而且应当构成系统工程。解决经济领域的具体法律问题，比如定价、征税、放贷、罚款、应急、救市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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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紫烜.经济法（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作者简介
廖虹（1976—），女，南昌理工学院。
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3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两次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我认为，过去30年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即从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工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具体时间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从体制上看，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也不断得到强化；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二、当前浙江经济转型面临的新趋势新特征
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二是伴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开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这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我省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快速升级。四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浙江自身发展趋势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决定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势。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高速增长赖以依托的要素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低成本要素资源不仅是浙江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构成区域经济低成本扩张和价格市场竞争力的核心，然而在今天却难以继续以原有的方式支撑经济发展；第二，长期以来支撑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产业和低端产品，不仅难以适应当前的宏观需求结构，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涨以及国际贸易磨擦日益递增的趋势下，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出现“被全球化”、“被边缘化”倾向；第三，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框架的建立，原有的区域性体制优势已不复存在，然而，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第四，发展的协调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如果说，在以往的发展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增长优先”、“增量发展”的话，随着全省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集中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展的协调性上，在关注经济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等等。
上述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预示着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每一次经济转型，始于困惑与挑战，成于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把握主动。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毫无疑问，在新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在这些趋势和特征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哪些趋势和特征是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哪些趋势或特征是需要避免、化解或努力转变的。
三、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转型的主题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应该说，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加快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根据浙江发展的现实，要加快经济转型，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第二，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是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从而为我省创业创新提供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第三，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动淘汰一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空间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公事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4
一、微观企业层面：有进有退，多元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逐步呈现出多元、有序的格局，从经营规模、参与的领域，到所有制形态等，这种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一张企业组织生态网络。而在这个生态系统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以混合经济形态出现的股份公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将决定该系统中所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哪些企业会续存发展？哪些企业将被淘汰出局？这些问题将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在上述大背景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微观层面，即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内涵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于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企业生态系统中找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位置，做好市场定位，以产权重组为核心，集中资源，通过各种途径，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对那些资不抵债，转型困难，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无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其选择就是破产，退出市场。即使是目前盈利的国有企业，也要分门别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使那些依靠政府保护或垄断而自身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退出”，要不改行，要不合并，甚至停产。
实际上，从理论分析来看，“进”、“退”范围的确定和选择应该以“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为前提，因为进退的实质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工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进退顺利实施，有效实现多元构建，政府必须首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非国有资本愿意从事并且能够从事的行业，政府应该果断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国有资本从中抽出来（这实际上即对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然后再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非国有资本不愿和不能经营的非竞争性行业（而这显然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其次，在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其“退出”、 “进入”的主体是政府，而不可能是企业的职工或企业负责人。这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且还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客观需要。因为，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深层改革问题，关系到工人、企业负责人乃至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进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为主体，实行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而不能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那样，由基层单位充当首要行动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
总之，企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采取有进有退的方式，但应以缩减数量空间的退出为主，进行结构调整。要符合企业组织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多元构建，灵活布局。这是因为，一方面，量大面广的国有企业加大了监管成本，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还会导致腐败；再次，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只有在国有经济的企业层面展开系统的多元构建，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全国市场。
二、中观产业层面：战略集中，优化配置
在企业层面来看，国有经济以退为主的有进有退的改革，必然在产业层面带来国有经济以集中为主要表现的调整与重新布局。实际上，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人，国务院国资委也是这么要求的，提出了四个集中：一是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三是国有资本要向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行业集中；四是国有资本要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这四个集中要求体现了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集中要把握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原则，政治利益的原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在产业选择上要优先集中到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经济利益的原则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与市场前景的产业。
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其目的是要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理清产权属性，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利和责任；二是加快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和产权交易的法制规范，并严肃贯彻执行；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的流动机制，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的产权交易平台，保证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四是继续探索构建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利，充分发挥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快培育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六是在政企分离后，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序制衡的可靠的公司治理结构。
可以看到，随着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的存在形态正在从“国企实体”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政企分离取得一定成效，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角色逐渐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其管理的着重点也从“管理企业”转变到“管理资产”上来，这为产业层面国有经济的有效集中和优化配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产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败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因素以外，根本还取决于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三、宏观国民经济层面：全局利益，和谐发展
从整个改革的历程来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方式逐渐从体制外深入体制内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并且事实证明其制度安排表现得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改革的力量必然突破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渗透到国有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整个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那么，从宏观国民经济层面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就要以国民经济全局利益为导向，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系，而是要服从全局利益，突出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和谐发展，共筑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造福民生的混合经济体制。
另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国有经济集中分布的状况各有其特点。这说明国有经济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应该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问题。由于私人资本规模有限，即使是搞股份制来建设这些项目都来不及。而从服务面来看，这些产业又是整个国有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此，世界各国国有经济最早出现在从事铁路、邮电、港口、发电等领域。在经济起飞阶段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间资本能力的提高，一些发达国家的此类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私有化。到这一阶段，出于解决技术改造等问题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有经济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钢铁、汽车、造船、重化工业等基础工业领域。而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有资本则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科研、教育等领域。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继续进行国有化，但政府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则一直在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国家投资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上。这就要求从宏观国民经济总体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有经济的微观退出和产业集中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有梯度、有顺序地进行。
站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调整，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国有经济的调整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全民利益，而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当前阶段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平等待遇，强调两者和谐发展观，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而非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关系。落实这种观念的关键就是要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要清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定，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降低其进入的门槛。尤其要加快推进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同时要清除在资本、金融、人才等市场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营造有利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社会环境。
国有经济改革的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还要求在实践中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要避免短期化倾向和简单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到位。
四、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5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集约增长方式浙江经济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1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1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1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2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3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1、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1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展”3个历史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3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1“定理”进行的。）。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展。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1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1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1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2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3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4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5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2、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1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1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1个缺乏统1意志和统1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1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1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2）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3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1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3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1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3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3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1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3个最重要的特征：1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2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3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3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1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3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3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3、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1）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1。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度稀缺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例如，1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1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1，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1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1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1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1次新的制度创新。
（2）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1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1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3方实施合约是1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3.改善文教设施和商贸环境。近年来，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楼、广场、绿地等城市“硬件”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对文化、教育、信息等“软环境”建设却有所忽视。实际上，为了留住本地的厂商、吸引外地厂商，“软环境”的改善较之“硬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应当对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6
宏观经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也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作为其中重要指导方，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受到计算机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克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