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增长要素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1
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1.对国家要素结构的影响。在国家的要素构成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国家要素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由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要素结构中，各个要素的比例以及要素的总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下，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尽心更直接投资。由于经济增长会使得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得到更新，所以要素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这就会使国家的要素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结合直接投资的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要素结构。例如，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时，由于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更好的刺激了相互投资。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结构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的调整。不同的要素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的。可以说，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规划时，除了要对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考量，还要将要素结构纳进考虑的范畴。在要素流动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对于要素的流入国来说，因为流入了高端要素，所以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对于要素的流出国来说，资源不断的流向高端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2
如何夯实南宁市工业经济基础，拉长“短腿”成为南宁市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南宁市工业经济现状
（一）工业经济发展迅速，轻重工业结构不断优化
1．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更有差距。从下表可看出，2005年至2009年南宁市工业发展迅速，2009年工业总产值比2005年增加了684．84亿元，增长了2．4倍，2008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达到1050．6亿元。五年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4倍，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4倍。工业总产值增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同期的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工业“短腿”不断拉长，成为经济增大的一大推动力（见表1）。
但是与发达城市相比，南宁市工业与其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南宁市工业总产值为1069．01亿元，全国省会城市排位20位。而同期广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为7109．18亿元，为南宁的6．65倍，长沙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190．25亿元，为南宁的2．05倍，武汉市的工业总产值为3141．50亿元，为南宁的2．94倍，杭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为4103．89亿元，为南宁的3．84倍。
2．轻重工业比例不断优化。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比例不断优化，从下表可看出，改革开放后1990年到1995年轻重工业比重变化最大，轻工业的比重由69．64％下降到58．29％，重工业比重由30．36％上升到41．71％，浮动了11．35个百分点。2004年至2005年轻重工业的变化幅度也比较大，轻工业由56．36％下降到51．16％，重工业由43．64％上升到48．84％，浮动了5．2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轻工业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下面的曲线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见表2）。
（二）大中型企业不断涌现，企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1．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工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南宁市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2006年南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743家，2010年已达到1303家，增长了75．37％。2006年南宁市拥有大中型企业只有67家，2009年已经增长到103家，增长速度相当快。南宁市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逐年上升，2006年南宁市拥有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05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13％，2010年南宁市拥有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已达299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95％，5年间，南宁市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增长了184．76％，所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上升了8．82个百分比（见表3）。
近年来，南宁市的重点产业实力不断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2008年南宁市农产品加工、机械与装备制造、铝加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化工、建材、造纸与纸制品等8个重点产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7．48％。亿元企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极，2008年，193家亿元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11．53亿元，增长28．2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1．4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3．16％，拉动全市工业增长20．1个百分点。
2．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总体有所提高。
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45．53亿元，同比增长16．11％；实现利润33．99亿元，增长14．29％；实现利税总额89．7亿元，增长19．67％，其中税金55．71亿元，增长21．51％。全员劳动生产率195128元/人，增长1．6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92．76％，比上年提高0．95个百分点。
（三）工业技术进步加快，特色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南宁市对工业发展做出了一些调整，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逐年加大。2008年，南宁市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62．66亿元，工业投资中，技术改造完成124．57亿元，占76．58％，全市制造业完成技术改造投资115．56亿元，占全部技术改造投资81．12％。2008年，南宁市整个铝加工行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就达10．01亿。
近年来，南宁市已经形成食品、铝加工与机械、造纸、精细化工、生物工程与制造、电子信息六大重点产业为主较为完整的并具相当规模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以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为主的新兴产业群。与此同时，南宁市已经拥有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广发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4家大型企业；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广西宾阳永凯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5家利税总额超亿元企业，其中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卷烟分厂2008年利税总额已达297346万元。
南宁市工业企业底子薄起步晚，这是南宁市工业企业的弱势，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其优势所在。
如果南宁市可以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吸取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南宁市的工业将有飞跃式的发展。
二、制约因素分析
（一）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虚高度化
1．南宁市工业化率低，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
从下表可以看出2000年南宁市的工业化率非常低，只有22．83％，低于广西工业化率7．44个百分点，相比比较全国57．6％的工业化率更是低了34．27个百分点。到2009年，南宁市的工业化率增长了10．83个百分点，达到33．66％，但是仍落后于广西3．53个百分点，落后全国6．48个百分点。工业化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广西是一个工业欠发达地区，南宁市的工业化率还达不到广西的平均水平，可见南宁市的工业落后程度，而与全国水平相比，南宁市的差距就更大了（见表4）。
南宁市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够，2000年南宁市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8．87％，到2009年也只达到25．74％，上升了16．87个百分点，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但也只有38．22％。与同为西部省会城市的成都相比，2009年成都市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6．30％，比南宁高了20．56个百分点，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南宁的差距就更大了（见表5）。
2．产业结构虚高度化。南宁市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并不是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而是呈现一种虚高度化的态势。
从1992年以来，南宁市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三次产业的排名由一、二、三变为三、二、一，这表明南宁市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从下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从1950年到2000年，以十年为一跨度，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由最低时的24．53％增加到53．20％，但是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却从最高时的49．26％跌至30．28％，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以第二产业的高度充分发展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处于一种虚高度化的状态（见表6）。
南宁市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三产业的高利润促使投资偏向第三产业，工业投资相对减少，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又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以2009年为例，工业投资为241．51亿元，第三产业投资为780．67亿元，为工业的3．23倍。
（二）产业集聚不明显
1．产业集群力度不够。南宁工业企业总体规模小，大企业少，2007年南宁市80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4家，占0．5％，中型企业71家，占8．8％，小型企业732家，占90．7％，小型企业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量大面广的小型企业普遍规模不大，2007年732家小型企业实现工业总值3778148万元，只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6．47％。从企业的发展来看，许多中小企业都是一些全能企业，企业产品结构基本雷同，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普遍经济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
南宁市工业企业主要以生产加工一般的资源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另外，南宁市工业企业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内普遍存在“小、散、乱”的布局特点，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扁平化的问题。产业和企业难以达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产业集聚也就很难实现。
2．支柱产业不强，主导企业不优。南宁市的食品、铝加工与机械、造纸、精细化工、生物工程与制造、电子信息六大重点产业中，在全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企业少之又少。下表列举出南宁六大行业的龙头企业，除了南南铝业、玉柴专用汽车公司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知名度、综合竞争力都不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不强、规模不大，直接影响着这一产业的规模效应的实现，无法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结构中主力军和生力军的作用。
南宁市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
2007年全市807家规模以上企业，亏损企业162家，亏损率达20．07％，4家大型企业，亏损率为0，71家中型企业亏损数为11家，亏损率为14．29％，732家小型企业亏损数为151家，亏损率为20．63％。
南宁市的上市公司的营业情况也能说明南宁市企业的经营情况。2008年，注册地在南宁市的7家上市公司总资产318．41亿元，占广西上市公司的42．88％、总股本33．31亿股，占广西上市公司的31．89％，年底总市值170．68亿元，占广西上市公司的35．38％。2008年有五家公司实现盈利，2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亏损率达29％。
（三）招商引资力度不够
南宁作为一个产业项目和产业资源都相对薄弱的城市，只有通过引进项目和资金，才能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另外，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引进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南宁市的招商引资工作仍需大力加强。
1．招商引资力度不够，直接利用外资数量有限。从表8可以看出，南宁市的外商投资金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与西部招商引资大市相比，南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金额还是项目都较少（见表7）。
2．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引资存在“两多一少”的问题，即企业投资考察多，在谈项目多，真正签约落实的项目少。2008年南宁市共签订工业投资项目合同149个，亿元以上项目29个，合同引进资金223亿元，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12亿元，到位率只有5．38％。
（四）工业企业融资难和用地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融资问题仍然是瓶颈。目前，南宁市工业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是制约项目推进的瓶颈之一。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困难，90％以上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不足，贷款满足率不足20％。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状况依然突出，全年技术改造贷款到位资金仅占当年到位资金4．74％。融资渠道有限，现有国有银行很少对有中小企业项目固定资产贷款业务，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只是短期的流动资金贷款。
2．工业用地难仍然较为普遍。第一，土地储备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工业园区都没有进行土地储备或者土地储备较少，土地供给远不能满足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二，部分开发区存在土地利用粗放等问题。第三，用地指标及其有限。南宁市建设用地指标中真正用于工业项目的农转建设用地指标比例较低，工业项目农转用地指标严重不足。
（五）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南宁市是全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集中的地区，但是南宁市在人才培训，人才队伍构成和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南宁的高校办学层次低。2009年，南宁市共有普通高等院校30所，南宁市共有在校生25．76万人。南宁市有研究生培养单位6个，南宁市共有在校研究生1．13万人。第二，人才层次不高，高级专家、高层次人才少。截止到2007年底，南宁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1．1万人。从学历层次上看，引进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才只占2．75％。从职称层次上看，副高级以上人才只占3．69％。
人才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强大的战略资源，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而南宁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高层次人才的缺失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制约着南宁市人才队伍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对策研究
（一）全方位的开放政策
1．全方位的人才政策。
（1）人才与劳动力市场开放应从改革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对本市需要的非本市户籍人口在就业招工、子女入学、购买住房等方面的政策。
对具有较高素质、能带资金到南宁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应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南宁落户。
（2）重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统筹南宁市内众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和产学研工作，并加强同市外、区外、境外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校）的合作与协作；针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学科和课程的设置；在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内建设实训基地等等。
（3）创造机会和条件，努力提升现有人才的素质能力。首先，从政府方面来看，政府不仅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培训，还应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基层工作经验。
其次，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应更新观念，注重对现有人才的培养，以多种方式提升现有人才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
（4）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工作。南宁本土培养和拥有的高层次人才非常有限，南宁市应千方百计在引进人才上下功夫。
可建立高层次人才创业园，以吸引南宁外流的高层次人才的回归；进一步提高引进人才的待遇和补贴；在户籍、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人才政策贯彻到非公有制领域，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引进人才的力度；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对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外，还应侧重对具有一技之长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2．进一步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基本条件。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南宁调查队对全市4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南宁市投资环境满意度居全区首位。但是，南宁市在投资硬环境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除了继续完善投资硬环境，南宁市还要在投资软环境方面下功夫。
第一，简化行政管理机构和审批管理手续，提高办事效能。
第二，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南宁市为优化投资环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增加优惠政策的透明度。第三，营造良好的亲商氛围，形成“合作共赢”的理念。第四，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用政策优势和完善合理的投资法律法规来吸引客商。第五，培育基础产业，完善配套服务，提高中间产品的本地供应能力。第六，进一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南宁市应加大资金投入，积极联合各企业，共同推动南宁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要注重对信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和上下游产业项目的建设。
在招商方式方面，应根据新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对外招商方式，采取网络招商、品牌招商、委托招商、专业队招商等多种方式，广泛利用网络、媒介、中介等途径，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契机，搭建招商平台，实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大项目的拉动作用。
（二）培育产业集群产业是发展的基础，要不断提高产业聚集能力，解决好目前南宁市存在的结构扁平化的问题，培育南宁市的产业集聚和龙头，提高南宁市的综合实力，应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
1．依托龙头企业，加大力度培育优势产业链。南宁市应依托内源型项目生成和外源型项目的引进，扶持、做大一批龙头企业，加强上下游配套企业的生成，促进相关产业项目的集聚。此外，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本地中小企业根据自身特点主动融入到相关产业链中，增强优势产业上下游的配套能力。并通过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扶持重点项目和推动产业链形成。
2．增进企业协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南宁市的龙头大企业应带动其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合作、契约、参股等形式，把部分生产经营环节转移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也应围绕区内优势大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为大企业提品加工、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服务，促进“配套集群”的形成，增强本地配套能力。
3．以区域特色为依托，着力培育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南宁已经初步显现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制药产业，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消费品工业，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等等优势产业。
培育特色产业群的关键是产业的专业化整合问题，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大力推行产业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在短期内快速形成气候，打造区域性特色品牌。
4．以特色工业园为重要载体，提高产业的聚集水平。园区管理部门应着力引导已有同类企业进入产业园。另外，在项目引进和开发上也应注意特色性、系统性、集聚性，将新生企业引进产业园。形成同类企业有机结合的集群发展，增强产业聚集能力，推动集群发展优化升级。从而达到深化分工，加强合作协作，增强竞争能力的目的。
（三）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
南宁市尚处于资源集聚阶段，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0．22亿元，与国内重点城市比较，除北京因奥运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9．3％以外，上海、广州等中国特大型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仅为10％左右，表明南宁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单一，要推动南宁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合理高效利用资源。要通过经济、行政和立法等多种途径，降低对产生高污染的资源的消耗强度。大力推广节约成本，降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与占用量，包括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保护耕地，节约用水等。
2．产学研相结合，改造传统产品，培育高科技产品。
科学技术是提高经济效率、降低污染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只有不断加速科技进步，才能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
南宁市应结合支柱产业战略，不断提高科技三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3．提升高等院校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南宁市要主动联合、帮助高等学校加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努力构建科技自主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或企业联合建设研究开发院、科技研发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促进产学研结合点前移。
4．多种举措促使科技成果转化。首先，市、县（区）、开发区政府要给予科技成果转化以实际的资金支持。另外，要建设一批符合南宁产业发展需要、开放性社会化的共性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建设一批示范性大中型企业中试基地，加强企业中试基地与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
最后，发挥工业园区在科技成果中的作用，努力将园区建设成为南宁市科技、企业的孵化基地。
5．加强科技服务和创新平台建设。依托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的协作，建设面向社会、资源共享的创新技术平台；依托现有质量检测机构，建设公共检测平台；依托现有科技信息情报机构建设专业化的科技信息平台；依托行业协会及行业技术中心等机构，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四）着力于解决工业发展瓶颈问题
1．拓宽融资渠道。
（1）加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首先，政府主导，担保机构积极介入，主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
其次，还应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模式，做好中小企业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2）创新投融资方式。可尝试国有资产存量置换方式增加财政投入。如在基础设施领域采取BOT方式，TOT方式融资，以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作抵押向社会发放转换债券。同时，加大对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贷款比例，促进民间私人投资。
（3）积极利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争取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资金支持。加大与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系，以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
2．切实解决工业企业用地难问题。
首先，集约利用土地，提高用地效率，要求能建多层不建单层。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3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资源环境；Commoner模型；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给资源环境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江苏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必然成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过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得出了江苏省近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现状，借此探索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 江苏省资源环境分析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为标志，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江苏省人口保持极为缓慢增长的同时，其能源消耗量却大大的提高了，当然这也为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好处，由图1可知，江苏省的不变价GDP连年大幅增长，从2005年的18272.12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49964.15亿元，每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10%。
由此可见，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工业碳排放量严重、工业“三废”排放严重等问题。尽管近年来对江苏各地的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使得部分资源环境有所好转，但先天环境条件不足，加上长期以来的污染和破坏，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由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长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1年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原来的3911.67万吨增长到4847.30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较为稳定且呈缓慢减少的趋势，由2005年的131.2万吨减少为2014年的87.02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也大幅减少，从2005年的29.6亿吨到2014年的20.49亿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相较于前两种工业“三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却连年增长，从2005年的5757万吨到2013年的11443.77万吨，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认为环境质量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人口增长因素，它主要由人口总规模进行反映；（2）经济增长因素，主要由人均产值进行反映；（3）技术进步因素，主要由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进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一人口×（产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产量），具体表示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总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边第一项表示经济规模效应，第二项表示人口增长效应，第三项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1）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会有三种结果：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正值，则表明该要素增加了环境压力；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负值，则表明该要素减少了环境压力，有利于协调发展；如果某要素对环境的效应为零，则表明该要素不产生环境压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对数权重平均分解法（LMDI）对上述三种要素进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会产生残差，而且乘法和加法两种分解形式易于转换，选择任何一种都是无差异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体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经济规模效应，P表示人口增长效应，C表示技术进步效应。
（3）
（4）
式（3）中，为污染排放从年的变化，为年的污染排放量，为O年的污染排放量。为经济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人口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变化对污染排放变化的效应值。
根据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将式（3）右边的各项表示为：（5）（6）（7）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2005～2014年时间段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业三废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工业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的数据，根据表1的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转化系数计算而得。GDP根据《江苏统计年鉴》中的不变价转换指数转换为2005年不变价GDP。
4 资源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离不开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类各项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程度中，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技术进步是影响资源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着重从上述三个因素来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研究。
根据前文所获得的数据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的贡献量，具体结果见表2。
4.1 经济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主要困难和突出矛盾。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苏省经济规模增长效应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见经济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消耗量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
4.2 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
人口的增长必然要求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才能维持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界限。图1表明，江苏省人口总量控制得相当不错，但是人口的增长贡献了均值为8589.79万吨环境污染。可见，人口规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苏省的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它并非主导作用。
4.3 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效应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负值，表明在这九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减缓了江苏省的资源环境压力，该时期的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来说属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别是在2013、2014年，技术进步效应分别达到-318539.20万吨及-34784.71万吨，说明这两个时期技术进步效应对改善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主导型作用。
5 结论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4
关键词：劳动力；资本要素；河南经济；贡献
一、引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河南市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河南经济不仅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正在实习由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向以新兴工业为经济主体的重大转变。河南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大经济体。
近年来，河南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总量快速扩张的阶段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主要由二三产业拉动。受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制约和制度约束相对缺失的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废弃物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等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资源高消耗的依赖性还比较大。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各要素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目的是分析河南在投资政策上应对措施，为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效运用投资资金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索洛（1956）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均资本存量与技术外生条件下，经济将以固定速度均衡增长。根据索洛模型，储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无法提高长期的均衡增长率。查理―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说明了资本、劳动、技术以及管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面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
二、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一）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虑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穷尽其全部要素。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从宏观总量出发，做定量分析。因此只考虑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因素：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科技进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A（t）LαKβμ.式中Y是工业总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投入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做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做单位），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济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
①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力的。②αβ
（三）模型的构建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为了数据出了力的方便，首先将原模型线性化，两边取对数：
lnY=lnA0+λt+αlnK+βlnL+μ
其次两边关于t求导数得：
1YdYdt=λ+α1KdKdt+β1LdLdt+dμdt
其中，1YdYdt=ΔYY=y 1KdKdt=ΔKK=k
1LdLdt=ΔLL=l dμdt=μ*
其中，y、k、l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年增长率，μ*表示随机干扰项，从而将最终的理论模型确定为：y=λ+αk+βl+μ*
这样就能通过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将产出增长率与资金投入增长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联系起来，并且产出增长率是资金投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线性函数。本文通过参数估计确定α和β的值，进而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求出各要素的贡献率。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Ek=aky×100%
劳动投入贡献率：El=βly×100%
三、河南省历年来固定资产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数据的收集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要取得各要素数据。用GDP来测度经济发展情况。其中产出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指数计算、劳动投入增长率按照现成的从业人数统计资料计算、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采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的投资额，然后计算增长率。具体数据如下表：
（二）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F检验：F=11.41，相伴概率为0.000495，所以认为F检验是通过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入有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所有通过F检验。
（2）t检验：对于常数项、α和β的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000、0.0005、0.6759，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说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劳动增长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根据以上检验可知模型估计合理，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y=8.198+0.138k+0.286l
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产出将增长0.286%；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出将平均增加0.138%。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显著的。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要注重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根据上文介绍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公式，可以估算历年来河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下表：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投入要素贡献率长期以来处于较高值，而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有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力要素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从而生产同样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减少的结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并保证正常的投资秩序，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促进河南省GDP增长的主要方式。（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晓婧，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分析[J]，中国市场，2013（41）.
[2] 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56-60.
[3] 石贤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1（4）：76-78.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5
关键词：林业经济；要素投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业系统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基本利益，吸纳更多优良人才的加入林业经济建设中来。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6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新经济地理学；状态空间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The Research about Urban-rural Income Gap， Fact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YANG Meng-yua， YANG Fangb
（a.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from the rational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till exists despite the economy getting better. Assuming that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agents， it discuss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factor mobilit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vement in above both el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by the method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nally，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it builds state-space model to testif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elements flow and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time-lag effect and time-variation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gap， and the gap have an impac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slowing down. Based on above， it is feasibl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factors， deep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jus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olicy of land transfer， activate the rural factor markets， and ensure the rural economy growth.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economic growth； factor mobil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ate space model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经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要素流动日益加快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政策倾斜等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突出。十报告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准确解析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充分发挥城乡优势、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前提，对全面深化改革和统筹城乡具有重要意义。
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以劳动力要素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但Hayashi和Prescott（2008）承认了在“马尔萨斯”和“索罗”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任务，即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障碍的过渡阶段。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要素积累作用，但是忽略了要素流动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幼文等，2013）。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看，存在一个向心力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向心力就像“黑洞”一样吸引的要素和厂商向中心集聚。假定经济主体均是理性的，消费时追求多样的产品选择；农村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倾向于从农村流转至城市；政府除经济职能外，还具有社会职能；资本流动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要素在空间流动过程中存在运输成本。基于上述假定，试图将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三者纳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逻辑起点，着眼于城镇经济增长，以农村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和城市资本要素比较优势为前提，忽略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入。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促进中东西部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性作用。因此，经验分析部分将选取重庆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有关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不断丰富。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Perssson & Tabellini（1994）3和Knack & Keefer（1997）4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则越低；同时存在相反观点，如：K.Forbes（1998）5。另外，Barro（2000）6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之间存在某一阀值，低于此阀值时负相关，反之；二是经济增长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国内研究总体上延续了国际趋势，地区差异形成原因方面，陈钊、万广华、陆铭（2010）7认为差距的形成在于垄断行业。定量研究方面，吕炜、储德银（2011）8研究表明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但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中西部则相反。另外，国内学者对倒“U”曲线对中国的适用性展开了实证研究，王小鲁、樊纲（2005）9则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趋势在数学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从现实角度看很难确切证实；陈宗胜、高玉伟（2012）0提出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阶梯形”上升，但上升趋势已趋缓。刘田（2013）[11]认为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倒“U”型，但未给出理论证据。
现有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成因时，多专注于单一方面的联系，缺乏多维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在区域、产业、部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转移，直接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因此，将要素流动纳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演化视角，注重分析空间演化结果，对三者的关联性进行探讨实为必要，以区别于现有研究。
2 理论分析
2.1 经济主体行为假定
借鉴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田新民（2009）12建立的三部门分析模型，本文拟建立由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与生产率较低的农村两区域组成的两区域模型，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和政府部门构成经济主体。政府部门的目标为追求总收益最大化。假设城市和农村两区域的就业条件等环境变量恒定和各经济主体理性，农村劳动者为实现收入最大化，选择迁移至城市，城市劳动者则要与政府转移支付意愿达成一致。
假设农村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为 ，为实现收入最大化，将满足以下假设： ，其中 为二值选择变量， 为选择函数， 为农村劳动者收入， 为城市劳动者平均工资，与劳动者边际产出相等。 为农村劳动者迁移的预期成本，农村劳动者收入最大化选择行为可描述为：
（1）
政府行为可描述为：
（2）
其中 为城市经济效率指数， 为城市部门聚集系数， 为城市最适人口规模，由自然条件 和人口承载力 决定， 与 为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可见，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迁移成本，一般而言，短期内迁移成本假定为常数，那么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则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意愿越强。政府在对待城乡二元关系中，以GDP增长为目标。城市劳动者收入由市场决定，实现集体收入最大化，需要政府支持，当集体意愿足够强烈且与政府目标一致时才能实现。
2.2 城乡收入差距、户籍松动与劳动力流动
泰尔T指数既考虑了收入占比变化，又考虑了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因此用“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差距更加合理。设定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农村人均收入 ，城镇人均收入 ，则人均收入为 ，城镇化率 ，农村人口比重 。根据泰尔T指数的定义：
（3）
（4）
令（4）=0，得：
（5）
令 ，则
， （6）
推导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倒“U”型关系 。
假设条件下，若农民“农转非”后，收入为 ，转变前泰尔T指数为：
（7）
转变后泰尔T指数为：
（8）
实践中，“农转非”并非一视同仁，反而具有门槛。如重庆2010年对户籍准入要求是：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购买成套商品住房，或投资新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因此，户籍松动拉大了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难得出 。由城乡人均收入比与泰尔T指数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时的一致性，可得出：
（9）
由（9）可知，城乡人口比与城乡人均收入比值决定临界值的大小，城镇人口越多或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大，临界值越小。当y大于转入城镇以后人均收入的某个值时，城乡差距会扩大；而该值随着转入城镇人口比例的扩大而逐渐减小，即“农转非”过程中需要的y越来越小，更多农村人口将转移至城市；反之，如果y小于该值时，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
2.3 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
从空间演化上看，城乡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成为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初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城市聚集人口越来越多，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要素流动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构成的向心力导致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城乡差异引起要素向城市集中，加强了向心力作用，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则进一步强化要素集聚，引起规模效应，加大城乡发展差异，其中政府支出偏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经济增长驱动力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将通过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中间环节促进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引起要素集聚，促进社会投资和消费，应对要素集聚的负影响，政府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支出也随之增加，外资也会因为要素集聚带来的廉价劳动力而增加。
因此，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给定，城市向心力作用将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其他外生作用将使集聚作用进一步加强，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生活和生产成本逐渐上升，产生离心力，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技术进步不能控制成本，产业不能及时升级或转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的较为强烈，当达到某一峰值后放缓，峰值取决于城市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具有典型的门槛特征。
3 经验分析
3.1 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节将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计量检验，重庆直辖（1997）后行政区划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直辖前（1993～1996）的数据按照现有重庆行政区进行了整合，截至2013年共21年。模型Ⅱ的数据则直接采用了自然年份为1985-2012年共28年的数据，以下分别了分析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指标设定、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见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2。
3.2 相关结论验证
3.2.1 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的初步检验
（10）
R2= 0.701，SE= 0.024，DW=0.538
进行残差的LM检验后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序列相关。为此采用AR（1）模型，以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变量来表示未纳入模型的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估计结果 为：
（11）
R2= 0.847，SE= 0.018
LM检验及上述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证明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平方项的系数为负，结果稳健。
3.2.2 模型1：城乡收入差距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检验
传统经典回归模型与ARIMA模型，虽有良好的分析与预测效果，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状态空间模型一般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及长期收入等，不仅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能，而且能够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系统的优点是将不可观测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预测的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计量结果。一般而言：
设 为包含k个经济变量的 维可观测向量，这些变量与 维向量 有关， 被称为状态变量，则量测方程为：
（12）
T为样本长度，xt为 矩阵，dt为 向量，ut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的连续不相关的扰动向量，即 。不可观测的 可表示为：
（13）
表示 矩阵， 为 向量， 为 矩阵， 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Qt，即 ，假定 满足AR（1）或随机游走过程，具体视模型的拟合程度而定。
Philips-Perron test检验表明，原数据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在二阶差分时，1%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各变量归于I（2）单整，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为：
量测方程：
状态方程：
方程最终估计稳定结果如表3：
根据SV1、SV2、SV3在考察期内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997年直辖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政府经济参与度三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1994～1999年，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变化率均为负，表明直辖第3年，变量才开始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则验证了影响的时滞性；2000～2007年，表明重庆直辖后制度优越性逐步显现，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三个变量弹性陡升，变化率为正，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2007年达到峰值，其中土地城镇化率作用最为明显，说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表现形式。期间，政府经济参与度变化率为正，说明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城镇发展； 2008～2012年，2007年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三个因素对拉大城乡差距的作用迅速降低，土地城镇化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逐渐凸显，表明户籍改革作用明显；而政府经济参与度的影响弹性基本保持平稳，但弹性为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偏向城镇的财政支出政策更有利于重庆经济增长。总体来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发展看似呈现矛盾的局面时，从近20年的人口、土地及财政支出指标看出，重庆直辖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2008年开始略有缩小趋势，但并不明显，政策有待改进。
3.2.3 模型2：门槛效应验证
STR模型是门槛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回归参数发生缓慢的变化，符合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特征。具体方程为：
（15）
（16）
（17）
其中 为解释变量的矩阵， 为P+1阶列向量， ， 阶列向量， 。T为转换函数， ，是关于 的函数， ，为平滑参数，表示模型一个状态从另一个状态的调整平滑性； 为转移变量， 为门限参数，是决定模型动态变化发生的位置参数， 为模型的线性与非线性部分。
对（16）而言，K=1（LSTR1），当 趋于负无穷时，转移函数T=0，方程变为 ，当 趋于无穷时，转移函数T=1，方程变为 ，也就是说，随着 变化，方程在两个极值之间平滑的变化。K=2（LSTR2）时，转化函数T达最小值，方程中的参数围绕着 对称变化，当 趋于无穷或0时，转换函数为常数，此时方程为线性模型。因此，STR模型可以有效的表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单调关系或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的动态特征。
为了确定自回归部分的滞后阶数，分别选取响应变量PGDP的滞后项1-3，RD为0-2阶，共9种组合，从最高开始依次根据检验结果的AIC、SIC准则及变量的t、DW值来选取，检验如表4所示：
注：表中变量对应的三个数字从上到依次为系数，标准误差，P值。
表4可以看出，lnPGDP滞后3阶与lnrd滞后1阶的条件下，SIC与SC之和最小，其他参数也较为理想。所以确定该模型的最终解释变量为lnPGDP_1、lnPGDP_2、lnPGDP_3、lnRD、lnRD_1。由此平滑转换模型STR的AR部分可记为：
已经确定了STR模型的线性部分AR模型的滞后阶数，但二者之间是否在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模型参数检验，得以下方程：
（19）
设原假设为H0： ，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原序列是非线性，否则为非线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确定转换函数后，函数的选择依赖于以下三个序贯检验：H04： ；H03： ； H02： ；
检验结果如表5：
根据上表的检验结果，当转换函数为Trend时，接受线性函数假设的P值为2.8919e-02，小于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上，检验拒绝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线性关系的假设，而接受呈非线性关系的备择假设。在F4、F3、F2中，F3的P值为1.0754e-01，故转换函数为LSTR1。
在对STR模型进行估计时，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c、 值，必先在一定范围内随机赋值，然后带入LSTR1模型中，使其残差最小。本文构造的 ，c [0，36]（c一般在转移函数序列的0.15到0.85之间），步长均为0.0003，构造一个二维空间，依次取遍二维空间上的值，并计算残差，使其最小值为c、 的初始值。用二维格点搜索法取得的平滑参数（ ）与位置参数c的初始结果，如表6：
从表6可看出，c、 初值及区间内的最小残差平方和。Terasvirta（2004）指出如果c、 的初始估计值在构造的区间范围内，则可以作为模型进一步优化的基础，否则不能作为非线性优化的初始值。由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及格点搜索的平面图（如图1、图2）可知，c、 在所构造的平面内，可用于模型估计的初始值。
图1 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
图2 格点搜索的平面图
确定平滑参数与位置参数后，利用递归方法可求出方程（15）中的各参数。表7显示模型的相关参数合意，符合经济理论，表明从长期看来，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位置参数落在了构造区间内，说明构建的非线性关系符合解释要求。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位置参数时，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系数为0.6507；当经济增长率高于位置参数时，促进效应减小，系数为0.4538。平滑转移参数为215.4283，说明转换速度快。此外，转移函数的拐点出现在位置参数为23.7586处，从拐点两端看，分布较为对称，见图3。
图3 STR模型的区制转换时间序列图
综上，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但很明显这种作用在放缓，具有非线性转换特征（门槛值为位置参数23.7586，2004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0.65变为0.45），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重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已经减弱。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4.1 研究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城镇化之间长期存在倒“U”型关系；特别是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显示，户籍改革推动下的人口城镇化初期会缩小城乡差距，但当达“临界值”时将出现逆转，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门槛特征。
经验分析表明：重庆自1997年直辖以来，人口城镇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更加注重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支撑作用，政府参与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城镇空间功能局限性逐渐显现。总体而言，改革对重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仍有改善空间，应该认识到以保障民生为导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明显，但土地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趋于平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断演变，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方式、结构以及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生活成本会发生相应变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形成进城务工者收入分配不合理、城镇就业不稳定甚至乡村衰落等问题。
4.2 政策含义
